發布時間：2023-06-29 16:33:5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危機的決定性階段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企業管理難度加大從宏觀角度來說，人民幣升值會沖擊出口；微觀角度來說，匯率的變動考驗著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能力。在國際貿易中，匯率時時刻刻的變動導致企業的盈利預期不穩定。為防范因匯率變動造成的損失，企業應進行匯率風險管理。若國際環境良好，兩種貨幣的匯率預期穩定，企業的風險管理成本會相應較低。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匯率穩定性下降，企業的風險管理成本會大大上升。QE3的發行導致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但是長期來看，QE3會造成資本市場的動蕩，美聯儲關于QE3的政策變動也會導致匯率的短期大幅波動，迫使企業加強風險管理，推高企業經營成本。而且，一旦風險管理出現問題，企業遭受的損失也會更大。
（二）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越來越有限，正如上文所說，如今出口對GDP有負貢獻率。QE3的沖擊帶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節點。經濟危機之后，人們深刻意識到了依賴市場需求的局限性。一旦國外經濟增速下滑，中國經濟就會受到很大沖擊，并且，對外貿易也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動的巨大影響。QE3的推出使得這一現象更為明顯。受此影響，中國應開始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集中力量拉動內需。人民幣升值造成的出口產品價格升高、競爭力下降是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部分無法抵御沖擊的生產低附加值產品、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將被淘汰，社會資源將被更多的應用于產生高附加值的企業。市場將發揮更加決定性的作用，企業會順勢而為，進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才能更好地發展，企業的發展才能更加健康可持續。危機倒逼改革。不論是經濟危機的爆發還是美聯儲的QE，都是對中國的考驗。經濟形勢良好的時候，人們容易安于現實，不求變革。因此，這次QE3帶來的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契機。認識到自身建設的不足，認識到下一步發展的方向，是比單純的追求經濟增長更加寶貴的財富。
（三）無端指責，但這會使我們在世界舞臺、國際政治外交上處于被動。國際輿論的壓力給中國的經濟發展造成了不理想的國際環境。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意識到，如果想繼續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的基準價格形成機制與浮動機制要進行全面改革，否則，中國的貨幣政策會被動跟隨量化寬松政策，中國經濟整體的穩定性、安全性、獨立性也會受到重大威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資本賬戶會逐漸開放，跨境資本流動會日趨自由，人民幣匯率改革也將被推上日程。受量化寬松的影響，人民幣的匯率改革料將進一步提速，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
二、結論與建議
（一）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在經濟危機、量化寬松推出的背景下，中國需要盡快調整經濟結構，重心向拉動內需轉移。中國的市場潛力巨大，尤其是農村市場。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引擎，是抵御外部經濟衰退對國內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良方。依賴外部需求在穩定性上遠不如依靠內需。經濟危機來臨時，穩定的內需是保證經濟繼續平穩高速增長的有利武器。只有內需旺盛，才能在別國出臺一系列政策時，保持本國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與獨立性。不論是量化寬松政策的推出還是退出，有了內需的保障，才能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出臺政策，掌握主動，而不是疲于應付。雖然經濟結構調整會帶來陣痛，但是結構調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舉措，只有拉動內需，鼓勵消費，減少對外部依賴，才能促進經濟持久平穩健康發展。對于企業來說，第一，應該盡快進行產業升級，擺脫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生產模式，轉變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生產方式，大幅提高產品的附加值；第二，應注重自身品牌的建設，學習國際經驗，打造核心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此外，以外貿為主的企業應提高自身的匯率風險管理能力，在進行有效危機管理的同時，降低危機管理成本，在國際環境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使損失最小化。對于政府來說，首先，應在適當時機，對遭受外貿損失的企業進行適當幫扶，幫助企業度過難關，同時督促企業進行產業升級。其次，應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減少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性，拉動內需。此外，政府應深化稅制改革，藏富于民；完善消費政策，保障消費者權益；繼續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縮小貧富差距。
（二）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經濟危機之時，央行在特殊情況下采取了特殊措施，將人民幣與美元硬掛鉤，2005年開始的匯改因此處于實際暫停階段。2010年重啟匯改，并將匯率浮動區間擴大到1%，體現出匯率改革的決心。匯率改革對于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而人民幣國際化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目前，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施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進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首先應把握其核心，即市場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化也應該是匯率改革的核心，在完善市場機制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逐步減少政府及央行的干預，由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第二，應建立完善的外匯交易市場基礎設施，多元化外匯交易產品，增加投資者的選擇，增強中國外匯市場的吸引力。第三，央行應在貨幣政策上擁有更大的自與更多的獨立性，進一步放寬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使基準匯率形成方式更加市場化。另外，在干預外匯市場時，央行應通過多種方式，保證干預手段的靈活性與市場化。深化匯率改革，加快完成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應列入我國的長期規劃。
要應對此次危機和創新周期的短期沖擊和長期挑戰，我國應當注重發揮國家體制和市場機制的各自長處，盡快推進技術和制度兩方面的先導性創新，立足現實，面向未來，通過穩定制造成本和結構升級優化來提高可貿易工業品部門的競爭優勢，通過新型城市化和服務業創新來擴大非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效應。借機調整我國產業結構，強化自主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一、“創造性破壞”和經濟長波、創新周期的內在機理
經濟長周期(長波)是與前蘇聯學者康德拉季耶夫相聯系的。他研究了資本主義國家價格和金融等變量，得出了經濟發展50―60年為一個大周期的“康氏長波”假設，并分析了蒸汽機推廣、鐵路繁榮、汽車與電力在1790年至20世紀初三個“康氏長波”中的作用。
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研究了長周期與技術創新的理論關系，指出創新是改變經濟結構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創新不斷地從內部使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地破壞舊結構，不斷地創造新結構；有價值的競爭不是價格競爭，而是新商品、新技術、新供應來源、新組合形式的競爭，也就是占有成本上或質量上決定性優勢的競爭。這種競爭打擊的不是現有企業的利潤邊際和產量，而是它們的基礎和它們的生命；每一次危機都蘊含下一次技術革新的可能，技術革新的結果可預期下一次波動和衰退。
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庫茨涅茲分析了不同的創新部門對經濟結構的推動意義，再次豐富了創新與長周期的關系。他認為，徹底擺脫危機的最好方法是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活動。
創新與長波假設雖然爭議不少，但其理論和實踐意義卻在爭論中不斷豐富。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依據技術創新理論與經濟波動的關系提出了“真實周期”理論，在邏輯演繹和數值模擬的基礎上，得出了技術創新的沖擊是導致周期波動的惟一因素等。199l年開始，格羅斯曼、赫爾普曼、阿基宏和豪威特等西方學者在新古典理論框架下，開始了把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思想納入增長理論并對其形式化的嘗試，研究了經濟增長與失業、市場結構與經濟增長、經濟波動與增長以及制度與經濟增長等廣泛的結構問題，認為不僅要關注技術創新，也要重視制度創新，從而形成了新古典熊彼特主義增長理論（或稱為熊彼特主義內生增長理論），在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二、技術創新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縱觀英、法、德、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其經濟增長方式從工業革命早期的粗放型至當今后工業時代集約型、創新型的轉變，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演化過程，技術創新活動主導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們把這個過程分為兩個時期：
（一）古典增長時期（工業化早期）
1、原始資本主義階段，時間約為1760―1860年。此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水力及蒸汽驅動的機械操作和專業化生產替代了工場手工勞動的生產方式；機械制造、鐵路及航運業成為經濟的創新部門；個體或合伙的工廠制成為新的生產組織方式。與早期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資源投入的農業經濟相比，此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新興工業部門吸納大量剩余的農業人口而獲得，因此增長方式為“勞動力投入驅動型”。
2、大工業資本主義階段，時間約為1860―1910年。主要特點是：重型機器替代了簡單機械，完全實現了社會化的大生產；國家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工業革命基本完成；鋼鐵、電氣、重型機械和化工成為新的經濟領漲部門；股份公司和泰勒制成為主要生產組織形式。此階段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工業部門的資本積累而獲得，經濟增長方式為“資本投入驅動型”。
（二）現代增長時期（工業化后期）
1、管理革命階段，時間約為1910―1970年。主要特點是隨著生產流水線的運用，大規模的精益生產與銷售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征；以汽車工業為核心，石油、民用消費及服務業成為經濟主導部門；教育、研發的投入大大增加；伴隨巨型企業的發展，福特制和管理層級成為流行的組織方式。由于兩權分離帶來的經理革命以及福特主義的盛行，生產效率大為提高，此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已從資本投入驅動逐漸轉向“管理創新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驅動型”。
2、知識創新階段，約從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主要特點是：隨著信息技術的興起，信息化和智能化成為生產方式的新特征；服務業、金融和高科技（電子、電信、生物工程和航空航天）是經濟的創新和領漲部門；對教育、研發以及與提高人的質量相關的投入增大。此階段的經濟增長方式演變為“知識創新帶來的生產效率提高驅動型”。
從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演進的過程，可清晰地看到：
第一，技術進步起了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當前其生產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70―80%），而市場激勵機制、企業家精神、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的根本性因素，上個世紀二戰后國家技術創新體系開始在其中發揮重要角色。
第二，經濟危機伴隨著近二百多年來工業化國家的增長史，在破壞原有生產體系的同時，又會催生新一輪的重大技術－組織－產業結構變遷。如早期工業化過程中1873年經濟危機是19世紀持續時間最長、打擊最為沉重的一次經濟危機，此階段汽車（1885年）等科技發明為下一個長周期打下了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間歇性危機中，固態電子元件和計算機的發明和先導性應用，為下個階段的信息技術革命打下了伏筆。在1980年代后的系列危機中，發達國家在掀起“網絡革命”的同時，又開始了新能源、基因工程等領域的探索。
第三，從技術創新的趨勢看，遵循“農業―工業―服務業”創新的變化過程，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和創新活動將主導未來經濟發展。
三、對我國的啟示
技術進步持續推動經濟周期性高漲和波動的內生經濟增長邏輯，已經成為經濟理論的共識。經濟危機的爆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清理機制”的作用，淘汰過剩的傳統產能和落后的企業，推動新的增長機制產生，激勵技術創新的出現，這就是“創造性破壞”的經濟意義所在。同時，對經濟長波和創新周期理論和史實的分析，還啟示我們：落后國家可以加入由先進國家發起的長波，通過“干中學”機制以及在技術與制度兩方面的先導性創新，來實現經濟趕超戰略。
各國處于不同的創新周期階段，后發國家往往處在模仿和擴散過程。導致價值鏈的國際再分工，大量制造業和低端服務業通過“外包”分給了發展中國家，同時通過品牌、知識產權、技術標準、金融、文化創意等更為牢固地控制了價值鏈的高端，全球價值向更有知識創新的國家集中，制造業國家則相應地處于價值鏈低端。未來的國際競爭，歸根到底是科技實力的競爭，而科技實力又取決于創新能力。
與一些先行國家不同，我國目前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活動和消費行為已出現，一些部門和地區正步入現代經濟增長階段的開端；但同時總體上仍面臨一系列“古典性質的”社會經濟矛盾，自然資源短缺，生態環境脆弱，農業人口過多。在資源可承受與環境可持續條件下，面臨著將社會大多數人口從落后的生產狀態轉移到現代生產方式中來的艱巨任務?！俺啊迸c“滯后”將成為很長一段時期的現象。
我國在技術創新方面基本上是處于干中學的“模仿”階段，依然是承接國際價值鏈的“外包”分工，這對于有如此眾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我國來說也是大的機遇，可以通過接受“外包”的方式加快農村勞動力進入現代部門，同時累積財富和技術水平。與此同時，我們經過建國后兩個30年的跨越式發展，模仿的技術水平，特別是制造業水平，在不斷逼近發達國家，因而模仿的收益正在不斷下降。我國應立足本國國情和發展階段，把握國際前沿趨勢，才能應對目前面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保障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面對工業化過程中的成本上升問題，應該通過穩定制造成本和工業結構升級優化，來維持和提高可貿易工業品部門的國際競爭優勢。
第二，面對勞動力過剩壓力，應通過新型城市化和服務業創新所帶來的勞動力轉移和就業創造效應，擴大非貿易品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應營造更有利于個人投資和創業的政策和社會環境，以更大程度地獲得因創新而帶來就業創造的“資本化效應”。
第三，制定服務業技術創新戰略。服務業的現代化和技術創新的根本是體制性的創新，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創意激勵等，這些是我國目前階段最為缺失的部分。在制定國家創新體系時，應積極將服務業技術創新納入到國家戰略中。
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我們積累下的很多風險都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逐漸化解，所以經濟增長對中國經濟乃至社會的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有錢可花，有事可做，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輪新的刺激政策，著力點又在什么領域？服務行業的發展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務行業的發展對投資的需求卻遠遠比不上基礎設施。
新一輪的改革不僅能夠帶來新的改革紅利，促進新的經濟增長，還可以矯正扭曲的經濟結構，并能夠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發展的長效機制。
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核心的十三中全會報告為保證十提出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確保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提供了具體的行動綱領。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改革來突破當前的經濟增長困境，使改革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許多累積風險需要經濟增長來化解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盡管經濟增長放緩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表現依然搶眼，在全球中的地位更加顯著。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在全球中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7年的27年中從2.19%上升到10.94%，而在2008年到2012年這短短的5年間，又加速上升到了14.92%。如果以現價計算的GDP規模來計算，這種加速趨勢更加明顯。中國的GDP總量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連續超過了德國和日本。
不論是GDP總量還是人均GDP水平，中國的增長速度無疑是驚人的，問題是這個速度還可以維持多久呢？是不是能夠保證我們實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呢？盡管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在全球依然令人翹首，但是從中國經濟自身的增長速度來看，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趨勢。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前，中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了10.02%，而在此后的5年中，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7.7%。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前景如何？是否由此出現持續的下降趨勢等問題成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話題。
誠然，只要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年能夠維持年均7.2%的增長率，就能夠實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標，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放松努力。我們即不能保證在國際經濟大環境的穩定，也不能想當然的認為可以輕松實現年均7.2%的增長率。
除了確保實現十提出的GDP翻一番的目標外，經濟增長對于中國來說還具有特別的意義和重要性。這是因為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中我們積累下的很多風險都需要通過經濟增長來逐漸化解，所以經濟增長對中國經濟乃至社會的穩定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當面臨外部經濟沖擊或經濟增長下滑的風險，中國政府都不得不把保持經濟增長率放在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當年在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沖擊下，我們提出的任務是保“七”，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們的提出的任務是保“八”。
長期維持穩定增長還需艱難調結構
如果說在短期內保增長雖然有困難，但是還有可能實現，但現在的問題是要長期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保證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必須克服一系列的頑疾，要進行很多艱難的經濟結構調整。
首先，從1978年開始，隨著投資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卻持續下降。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隨著力度空前的刺激政策的推出，投資比重上升和消費比重下降的局面變得更加明顯，以至于到2009年兩者幾乎相等。這意味著在過去30多年中，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資、創造更大的產能，而不是通過最終消費來實現的，因此這種靠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模式能夠維持多久，還具有多大的發展空間都是值得懷疑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盡管在工業化高速發展的階段也出現過投資比重上升的情況，但是持續時間一般不長。從二戰以后的數據看，美、日、歐國內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的水平上，而投資大體維持在20%以下，而且基本保持穩定，與中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另外，在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體制下，支持這些回收期很長的巨額投資背后的大量銀行貸款可能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不穩定性。
其次，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外需基礎上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貿易大國，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僅次于德國，在國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伴隨投資形成的巨額產能必然向海外尋找市場，對外開放使得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在不斷上升，到2007年已經接近70%。相比之下，號稱貿易立國的日本，其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大體僅為20—30%，比美國略高，再依靠出口來帶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變得非常有限。一旦國際經濟環境出現動蕩，特別是在當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不斷盛行的情況下，我國出口的增長已經受到明顯的抑制，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也必然受到影響。而就全球范圍內的大型經濟體而言，只有德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比中國略高，然而中德在出口產品結構、技術含量，以及價格彈性方面的差距是明顯的。因此，當同樣面臨金融危機沖擊的時候，德國的出口盡管也受到影響，但是下降程度明顯比中國要小，從而凸顯出中國對外貿易的脆弱性。從統計數據上看，中國的總出口與美國的貨物進口高度相關。而在危機以后，中歐貿易的聯動性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另外，中國的貿易條件在過去20年中持續處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國以進口資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增長模式也存在可持續性的疑問。在未來世界經濟持續不振的情況下，中國所面臨的貿易保護主義也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總之，經濟結構的失衡威脅到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對出口的高度依賴則增加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不確定性。在金融危機以后，這兩個問題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加劇了中國所面臨的長期挑戰。
關注經濟增長中的幾個問題
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我們還有必要關注以下幾點：
第一，盡管在過去30多年中，我們始終重視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毫無疑問，依靠科技來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還遠沒有發揮出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往改革本身所帶來的紅利已經開始下降，中國已經進入到了迫切需要轉變生產方式，依靠勞動生產率實現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的關鍵階段。顯然，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需要長期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未來幾年中，依靠科技能否實現年均7.2%的增長依然是一個具有很大挑戰的任務，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單純依靠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思路已經走到了盡頭。在全球范圍內，已經找不到那個國家的投資率高到幾乎與消費率相若，而且在經過近30多年的投資擴張以后，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以后，為了配合刺激政策的實施，整個商業銀行系統的新增貸款量在2009年明顯超過了正常水平，邊際資本產出率已經急劇下降，這不僅意味著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大幅度減弱，而且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斷上升。公共投資以基礎設施為主，雖然空間很大，但是回收期長，收益率低。而從銀行貸款的部門流向看，出于對貸款安全的擔心，危機后也經歷了從最先流向實體經濟部門到流向相對安全的居民住房貸款的轉變。但是這直接推動了房地產市場價格的上漲，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并最終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行業。而在2012年歐債危機壓力再度上升以后，擴大貸款的空間已經變小。
第三，有研究表明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貢獻明顯。然而，中國人口轉變進程要快于人們的認識。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2011年開始，15-59歲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就開始逐年遞減，同年扶養比開始上升。即使采用國際通用的15-64歲作為勞動年齡人口，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也達到了峰值。這意味著依靠勞動力投入來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馬上就要結束，要維持合意的經濟增長速度，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已經成為刻不容緩壓力和挑戰。
第四，在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和國際經濟治理的機制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如何在國內經濟政策與國際經濟政策之間進行取舍？如何判斷國際經濟形勢和開放經濟變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美國退出量化寬松使中國經濟再次面臨緊縮的壓力，我們還有多少可供選擇的政策？還有多少政策空間可以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呢？
我們可以看出，哈貝馬斯并沒有回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矛盾不可避免的會導致經濟危機。然而，在其社會學系統理論的分析視域下，經濟危機并不必然與階級斗爭相聯系，而且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階級統治的政治匿名化被社會匿名化所取代。哈貝馬斯盡管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但他否認資本主義社會通過革命而解體。他的結論是，“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他認為徹底變革經濟基礎的革命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逐步演化成一種改良的理論，而且他在改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了資本主義的辯護人。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
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p>
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睘榇?，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p>
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p>
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惫愸R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p>
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p>
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
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拔C”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F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1)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p>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
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2)加強文化建設，增強核心價值體系的凝聚力
哈貝馬斯為我們揭示了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危機轉換過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雖然與行政合理性危機同屬于政治危機傾向，但合法性危機并不是系統整合的危機，而是社會整合的危機。社會文化系統遭到破壞，社會規范價值體系遭到質疑，嚴重威脅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哈貝馬斯批評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行政行為對公共輿論的操縱，“政治系統承擔起規劃意識形態的任務……文化系統特別能抵制行政控制:意義從來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創造出來的。對符號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消耗掉虛擬的有效性規范力量。獲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對合法化的追求就會不戰自敗?！?/p>
認同是意義的來源，但現代文化產業與意識形態不但不能滿足意義生產的需要，而且還會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資源。行政行為對社會文化系統意義生產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滲透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導向取代了共同價值取向，傳統的意義資源和價值認同就會喪失。哈貝馬斯上述之見解固然有失偏頗，也誠然為我國文化建設提供了借鑒。直到近些年來，我們才意識到文化建設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目前整個文化確實導致了認同出現了危機。我國現在面臨著一種“文化失衡”現象:傳統的價值觀念與社會規范，在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的沖擊下，已經無法為社會發展提供必要道德規范與價值支撐，由此而產生的社會焦慮心理直接影響社會價值的認同與政治合法性的認同。這既是多年來只重經濟發展造成的必然結果，同時也與我們過去文化建設過分強調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文化強國，實現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大繁榮，同時強調，要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構建有利于文化繁榮發展的體制機制。一方面，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在全黨全社會形成統一指導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強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規范，以此來應對認同危機與合法化危機可能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必須規范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作用發揮，在文化建設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要把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與人民群眾現實訴求與精神需要結合起來，要防止自上而下政治說教，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并形成共識。“作為‘統一指導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的核心價值體系，必須在充分的民主協商、公共討論之后形成，必須是社會各階層在這種討論和協商之后形成的共識，而不是自上而下強加的圣旨。”
〔關鍵詞〕壟斷資本主義；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新特征；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F03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4）01-0037-05
隨著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持續深入發展，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和社會局勢動蕩不安，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面臨著深刻的變化和調整。探究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根源以及發展走向，離不開對資本主義本質、發展階段和特征的科學認識和把握。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和特征作準確判斷和剖析，我們就可以對資本主義危機根源及其走向有清醒的認識。當前，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給帝國主義概括了五個基本特征，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些特征有了新的發展和表現形式。
一、 跨國公司的大發展，生產和資本的進一步集中，生產的社會化、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 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加速，資本主義的生產和集中沖破了民族國家的地域界限。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使資本的國際運動從流通領域加速擴展到生產領域，使以產業資本的國際運動為核心的資本國際化最終形成。資本的全面國際化，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生產和資本進一步集中，在當今世界上，除了極少數新興的行業外，幾乎沒有哪個行業沒有寡頭、沒有壟斷，而且是全球寡頭、全球壟斷。瑞士蘇黎世聯邦技術學校的專家在對逾4.3萬家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后，認為全球近半數的財富掌控于147家彼此間存在著千絲萬縷聯系的跨國公司手中。參與該課題研究的瑞士學者詹姆斯?格拉特費爾德指出，這相當于不到1%的公司控制著整個網絡四成的財富。這其中大多數為金融機構，進入前20名榜單的就有巴克萊銀行、摩根大通銀行、高盛公司、美林公司、摩根士丹利、瑞士銀行、德意志銀行等?！?〕
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載體是巨型的跨國公司，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幾乎所有大的公司都是跨國性的，都以在全球的發展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它們都不僅尋求在國內的壟斷地位，而且尋求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這些巨型跨國公司壟斷了全球絕大部分市場份額，成為全球壟斷寡頭。這些巨型國際壟斷跨國公司，是當前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技術開發和技術轉讓以及其他服務為一體的最主要的經濟實體?？鐕就ㄟ^投資社會化、生產一體化、管理信息化和網絡化等，控制著全球的技術、資本、生產、銷售和市場，決定著整個世界經濟的導向和秩序。這些跨國公司一般具有實行全球戰略，規模龐大、實力雄厚，結構復雜、實行一體化管理，以一個行業為主、多元化經營等特征。由于實施多元化經營戰略，使現代壟斷組織對市場的壟斷是全方位的、全領域的。它由流通領域的壟斷，發展為生產和流通的一體化壟斷；由單一產品或部門的聯合，發展為許多產品或部門的聯合；由“橫向”的聯合或獨占，發展為“縱向”的聯合或獨占。
對于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列寧曾經指出，既然大企業變得十分龐大，并且根據對大量材料的精確估計，有計劃地組織原料的供應……那就看得很清楚，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生產的社會化，而決不是單純的“交織”?！?〕當代的跨國公司社會化、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成為有著高度組織計劃性的全球壟斷組織，與往日更不可同日而語。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大的跨國公司就幾乎控制了全球多數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如果它們被社會占有，就可以組織起全球性的生產，為人類利益服務，而不是為少數資本的利益服務。
[關鍵詞]船舶制造企業；生產周期；融資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071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8-0-02
0 引 言
海洋運輸業具有運輸方式便利、運輸成本便宜的優點，目前國際上貿易運輸中有90%的貿易交互采用海運的方式，因此，海洋貿易運輸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最為廣泛的運輸形式。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我國的遠洋運輸業已經躋身至世界前列，伴隨著我國的船舶制造業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世界造船市場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各個國家的實體經濟發生下滑，世界經濟貿易量急劇下降，進而對全球的海運業產生了巨大的危機，使波羅地海干散貨指數持續保底。伴隨著產生的就是全球范圍內造船廠市場需求的急速減少，一些船企瀕臨倒閉，受世界范圍內經濟環境的影響，我國船舶制造企業也面臨著“接單難、融資難、交船難”的問題。為了有效應對經濟危機對我國造船業形成的沖擊，促進我國船舶制造業穩定、健康發展，國務院陸續推出了《船舶工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并成立了中船產業投資基金，以實現緩解我國船舶制造業融資難的問題。但同時人們也要清楚認識到，金融危機對我國船舶制造業的滯后效應還沒有褪去，我國船企的生產經營環境仍十分嚴峻，融資困難的問題在短期內仍有待解決，因此，對我國船舶制造企業的融資問題進行研究尤為必要。
1 我國船舶制造企業的發展現狀
1.1 大型單件生產
船舶制造業與國內汽車、機電等制造業的生產模式存在明顯的不同，船舶制造企業往往會根據客戶的實際需求，對船舶進行定制生產。船舶制造企業會與客戶事先簽訂船舶建造合同，然后按照合同的中簽訂要求進行船舶的制造生產。船舶在制造的過程中與大批量生產的產品存在很大不同，各船舶之間的生產重復性和相似性較差，難易組織大批量生產，不具備規模生產的前提，因此船舶制造企業的生產模式屬于大型單件生產。
1.2 船舶建造周期長
船舶的生產制造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在進行船舶制造的過程中涉及大量的程序，且建造過程工藝復雜，建造所需要的時間較長。當原材料入庫之后仍需要經過預處理、裁剪、拼接、分段制、涂裝、分段預舫裝和船體合攏等步驟，且每個環節之間還需要有一定的時間緩沖，因此，船舶從建造開始到完成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1.3 資金需求量大
船舶的生產制造具有大型單件生產的特點，且耗時較長，因此，船舶制造企業對資金的需求量更為龐大。此外，船舶制造企業在基礎設施建造、制造技術研發等方面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對船企的融資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由于船舶制造企業都是按照船舶制造的進度進行收款，鑒于船舶制造周期較長的特點，因此，船廠的資金回籠速度相對較慢。
2 船舶制造企業融資現狀
2.1 融資需求增加
由于全球范圍內經濟危機對船舶制造業的沖擊，各國的船舶融資銀行都采取了流動性緊縮政策，對船舶制造業的融資規模進行了縮減，因此，船舶制造企業一方面面臨著訂單減少，一方面又要應對客戶對預付款比例的縮減，這些問題的存在，使船舶制造企業的生產資金缺口不斷增加。船舶制造行業屬于資金密集型產業，在建筑過程中需要占用大量的資金，在近年又面臨著船舶建造資金需求時點提前的問題。在現代的造船模式中，船廠需要按照要求進行平行作業，但同時為了滿足分段制作的完整性和涂層保護的最新要求，要求船廠要根據要求提前備貨投料。
2.2 融資環境惡化
一方面，船舶制造行業對融資的要求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全球范圍內船舶制造行業融資環境惡化。在金融危機爆發后，歐美地區大部分的船舶融資銀行陸續撤離船舶融資市場，部分仍進行船舶融資的銀行也大幅縮減了信貸的規模，且融資的條件較之前也更為苛刻，這些問題的存在使船舶企業融資能力下降。另外，航運市場在經濟危機下持續低迷，使船舶的價值發生了貶值，客戶手中的船舶合同變成負資產，加劇了船東進行撤單和棄船，進而導致金融機構加大對船舶制造業的風險意識。此外，國內為調控房地產市場，執行緊縮的貨幣政策，但同時使船舶制造行業受到了牽連，金融企業不斷壓縮信貸規模，為了提高授信條件，船企只能不斷增加抵押資產，以求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被認可的擔保以及更高的利率水平。
2.3 融資渠道不能滿足企業需求
目前，國內船舶制造行業的主要融資手段仍是銀行信貸，其他的融資渠道多受到客觀因素的限制，不能完全滿足船舶制造企業的融資需求。船企通常需要出具預付款保函才能從銀行中獲得融資，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部分融資銀行已經將船舶行業設為高危行業，因此很多船企不能按期開出保函，這就導致商務合同不能生效。此外，船舶制造企I的融資方式還包括政策性的銀行貸款，但這部分貸款對象多是大型的國有企業，中小型的民營企業難以獲得資源。政策性貸款還容易受到國家產業調整導向的影響，這也為船舶制造企業的持續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商業貸款是船舶制造企業常用的融資手段，但受到國家宏觀貨幣調整的影響，金融企業紛紛加大了對船舶行業信貸規模的控制。
3 船舶制造企業融資問題的對策
3.1 增加船舶制造企業內部資金的積累
資金是決定我國船舶制造企業長效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資金貫穿在船廠生產經營的全過程中，在目前國內船廠資金匱乏、融資困難的背景下，船廠更需要在生產經營的全過程中堅持科學發展觀，對船廠內的現有資金進行優化管理，促進船廠資金可以達到最大化的使用。在金融危機時期，船舶制造行業普遍內部資金缺乏，外部資金籌集困難，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對資金的合理掌控就顯得尤為重要，應制定健全的內部資金管理控制制度，嚴格控制資金的流出，對每一筆資金的流出都應建立嚴格的授權審批制度，以此保證船舶制造企業內部資金的控制效果和效率。此外，國內外船舶制造企業正不斷推進技術革新，可以通過加強技術和管理來減少船廠對資金的需求。
3.2 銀行擴大船舶制造企業融資渠道
為了有效緩解船舶制造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銀行機構應擴大對船舶制造行業的融資渠道。我國的銀行應增設對船舶行業的專業，針對目前船舶制造行業的特點，建立具有針對性的船企融資方式。目前，我國以商業為目的的投資銀行仍處在起步階段，因此，尚未形成專門從事船舶投資的銀行，只能通過國家的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混業經營的方式實現融資。目前，盡管我國金融機構都加大了對船舶制造行業的支持力度，但中小型船企流動資金貸款和預付款保函的獲得難度依然很大?？紤]到我國船舶制造行業的特點，金融機構應進一步加強與船舶專業結構的合作，實現對船舶融資項目評估體系的完善，在全國范圍內打造專業化的船舶制造行業融資業務，為船舶制造行業打開新的融資渠道。
3.3 政府應促使船舶制造企業直接融資
目前，政府雖出臺了相關政策幫扶船舶制造行業，但船企在建設和運營的過程中仍有大量的資金量需要填補，這部分缺口僅僅依靠船企內部的資金流不能滿足需求。這就需要船舶制造企業充分利用證券市場的資金，實現船廠資金的自由流通。因此，我國政府應采取相關措施支持其在證券市場上直接進行融資，鼓勵其利用創業板、l行債券等方式在證券市場進行直接融資，為我國船舶制造行業的融資提供便利。但同時船舶制造企業也需要不斷進行自身技術的升級，推進我國船舶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努力提高我國船舶制造業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以保證我國船企在證券市場上，可以依靠自身實力，利用證券市場資金進行直接融資。
4 結 語
船舶制造行業具有勞動力、技術和資金集中的特點，是一個產業關聯度很高的產業，對我國工業和制造業現代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促進我國國防科技的發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隨著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的爆發，船舶制造行業也面臨著融資困難的困境，為了促進我國船舶制造行業穩定健康發展，不僅需要船廠充分利用自身的內部積累，還應利用好各種融資工具，從多個渠道開拓融資資源。金融機構也應提升自身服務水平，與政府部門的相關政策相配合，共同幫助船舶行業渡過難關。
主要參考文獻
[1]蔡宇哀.船舶產業基金――船舶融資方式的創新[J].中國造船，2011（4）.
[2]陳勝.船舶融資：中國銀行業的機遇與挑戰[J].中國遠洋航務，2012（12）.
形而上的東西做得再扎實，也容易被普羅大眾所忽略，產生關聯不能立竿見影嘛。英國是個多樣性的社會，有關奧運會的聲音從來就不是單一的，也決不強求大家同一個夢想。從申辦之初，就有人叫囂說，倫敦不需要一屆奧運會，哪怕跨世紀舉辦三界這樣的殊榮實在誘人。申辦的當口，經濟危機的陰霾尚未籠罩世界，但英國人還是有見識的，從倫敦北行300多公里，就能瞻仰另一座名城曼徹斯特曾經為2002年英聯邦運動會建設的主體育場，如今它是藍色曼城俱樂部新的圣地。這樣一個近5萬個座位的宏大體育場，一年的運營費用就高達400萬英鎊，好在曼徹斯特市政府早早規劃將俱樂部租給了曼城俱樂部，每年從門票中分成獲利養活這頭“白象”。
倫敦人害怕“白象”出現在未來的日子中，因此將事關“遺產”的口號喊得山響，希望可以仿效曼徹斯特，找到飼養“白象”的合適對象?？墒牵瑫r至今日倫敦碗尚無托付，一切都要等到倫敦奧運會之后才能見分曉。
有關奧運的解讀與分享方式，人與人是不同的，反復算賬是其中既有意思也很痛苦的一種。任何一個奧運會承辦城市都至少有一本拿給世人看的賬本，一般都是加加減減略有盈余，估計倫敦也會如此。如果有機會重新走過倫敦承辦準備的7年歷程，你一定會發現“預算”之于這座城市所有奧運行為的決定性作用，沒有人敢跨越預算的紅線，小心翼翼地處理每一樁個案。英國人對于奧運籌備進程的表達也有自己固定的表達方式“按時間、按預算完成”，仔細品味一番，還是與我們有微妙的不同。
從2005年申辦至今，英國人幾次調高了預算，最終落位于93億英鎊，反對者指斥在如此困頓的經濟環境中投資于奧運會，英國國民如何受益。據說，1996年英國承辦歐洲杯后，普天同慶，因為這一賽事讓每個英國人平均受益169英鎊。百姓很務實，政府就要始終走在務實路線上，卡梅隆政府深諳此道。進入7月，卡梅隆先是向公眾消息說，倫敦奧運會能夠給英國帶來130億英鎊的直接收益，政府的天然使命就是要將“賽事成金”，注意此處的“金”，不是“金牌”的“金”，而是“金錢”的“金”。在唐寧街10號門前，奧運會開幕前，英國政府鋪下鮮紅的地毯，迎接中國和巴西兩個“金磚大國”派出的商界代表團，北京、倫敦、里約，奧運歷史時間軸線上相互交接使命的三座城市，除了共話奧運理想之外，英國政府希望中、巴可以將“金磚”留下，多為英國經濟做貢獻。奧運會期間，英國政府的22位部長級官員將穿梭在一個全球投資大會和17個經濟論壇上，標準的“奧運搭臺，經濟唱戲”。
在我們對于GDP越來越懷有復雜心情之時，這個指標依舊是最直觀的經濟指標之一，論及奧運對經濟的拉升作用，英國人也迷戀GDP。英格蘭銀行給出預測，奧運會會對今年第三季度的英國GDP拉升0.2％，并希望到今年最后一個季度時還能保持如此增幅，據說這一幅度與悉尼奧運會基本相同。0.2％，聽起來有些可憐，但這的確是可以牢牢抓住的奧運紅利。如果倫敦奧運會總計880萬張門票全部售出的話，對于經濟的拉升作用是0.1％。在80年不遇的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有增即是福啊。
全面深化改革意味著中國改革進入了2.0時代，改革如何，直接關系著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在提出的多達300個改革項目中，哪些可能成為“蝴蝶翅膀”？這些翅膀可能怎樣扇動、可能帶來怎么樣的效應？2014年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有關改革的任何舉措都會牽動各方敏感的神經。因為大趨勢是個集合體，所以是一種稀釋型的理性；而小趨勢則是當下的存在與選擇，直接影響或改變著大趨勢。正因為如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國務院參事夏斌等領銜國內30多位一流經濟學家共同打造的《小趨勢：中國經濟的關鍵變數》一書，不是如以往對“大趨勢”的關注，而是專注于2014年中國經濟和改革的“小趨勢”，首先從中國經濟改革、發展、市場、風險這4大焦點變數說起。
關于改革，專家們一致認為2014年將是穩中求進，靜待改革落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最重要的兩句話，一句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明確了改革的方向；另一句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給出了改革的具體路徑。資深財經媒體人、政經學人譚翊飛認為2014年的總體特征將是“政治上平穩，經濟上平緩，社會領域和往年相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將是財稅體制改革、司法和反腐體制改革和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包括資金價格、土地價格等的要素市場改革和包括產權制度、市場競爭制度、對外開放、宏觀調控等在內的基本市場體制改革；改革的方法論是“要盡快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否則就很難推進。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的預測，一些已經實現，如繼續下放審批權限、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批準成立民營銀行、匯率的日間交易區間從1%擴大至2%等，他預計未來幾個月將取得進展的改革領域還有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擴大非銀行融資、使用新規則的IPO、簡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政責任、擴大增值稅改革在服務業的試點、推出資源稅、擴大房產稅試點、繼續放開對資源價格的管控等。
關于發展，專家們一致認為2014年充滿著“減速發展的不確定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認為，金融通過放松管制拉高了杠桿，增加了總需求，穩定了經濟增長，但金融擴張難以對沖“結構性”減速，因此需要在債務調整、定義風險、統一監管、增加一次性資本補充和拉長債務期限的基礎上進行結構調整和機制轉變，以提高資本產出效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認為“經濟學”不刺激、去杠桿、搞改革已使經濟再平衡取得初步成效，經濟增長“新常態”能否形成關鍵要看結構改革的成效，當下的核心是金融體系市場化、地方政府去企業化、國有企業平等化。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經濟形勢室副主任杜飛輪認為2014年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總體偏弱，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強，風險隱患依然較多，但經濟發展的空間和潛力依然較大，全年經濟增長將維持在7.8%左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則認為2014年我國出口增長仍將停留在較低水平，消費增長基本平穩，投資增長存在下行壓力，經濟運行雖然會繼續穩定在7%-8%區間，但中位點可能略有下移。
關于市場，專家們一致認為改革會讓市場在2014年釋放新的活力。中國銀河證券首席總裁顧問左小蕾認為中國與發達國家修復經濟的市場調整不同，2014年仍將是政府主導、政策引導的結構調整，因此各級政府的執行力是否到位是關鍵；在中國已經全面進入改革2.0時代，不應再對國際形勢過度反應，停留在危機思維和使用危機刺激政策，恢復增長與結構調整應該同步進行。上海重陽投資公司總裁王慶通過數據比較，認為中國發展落后日本40年，落后韓國20年，現在經濟增速明顯下降、通脹率明顯上升，正在復制日本、韓國的經歷，經濟的生產結構、支出結構、收入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因此在投資市場，特別是A股市場2014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間，都將是系統性收斂，結構性發散，系統性機會不大，持續時間不長，結構性機會不多，結構性風險不少，但結構性機會持續時間較長。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預測2014 年中國GDP增速將降至7%的同時，認為體制和政策仍舊是中國經濟轉型的艱難挑戰，特別應該從知識、保護、保險和應對四個方面建設強有力的風險管理戰略。
關于風險，專家們憂慮的是“風險之巔能否跨越？”國務院參事、南開大學國家經濟研究院院長夏斌認為當前中國已存在事實上的經濟危機現象，現在危機之所以還未引爆，靠的是多發貨幣來掩蓋；地方平臺償債缺口、房地產泡沫、過剩的產能，三個系統性風險是相互聯系、互為傳導的，要防范市場預期的突然轉向，政府必須在穩住經濟局勢的同時，挖掘中國仍存在的相對較高的潛在增長因素，逐步消除泡沫。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甚至希望人們傾聽“冰山”碎裂的聲音，內部金融體系流動性繼續偏緊和外部的美聯儲QE退出將加劇“冰山”之險?？▋然鶉H和平基金會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黃育川認為中國在增長階段轉換期面臨的風險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特別需要防范社會風險，應盡快允許人口更容易更自由地流動；經濟刺激政策產生的產能過剩，極有可能導致在2014年中期發生減少生產，帶來就業危機，解決方案除了組織服務之外，更應消除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至于防控債務風險，辦法是改革預算體系，改革稅制，尤其是不同種類的所得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