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國際貿易法律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論文關鍵詞 轉基因食品 國際貿易 法律管制 風險防范

食品安全問題是關系到人類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問題，貿易的全球化帶來食品的供應鏈從一國國內擴展至全球，風險問題隨之增加。隨著民眾科學知識的增加及營養和健康意識的不斷提高，也越來越關注食品的安全。轉基因食品的出現以及其國際貿易的蓬勃開展，其又與人權、環境等問題相掛鉤，各國政府對其的不同態度和不同貿易政策，使得轉基因食品貿易在國際層面上展開了新一輪的探討。

一、關于轉基因食品

通過導入外源基因對生物體的某一或某些性狀進行改良的技術被稱為基因修飾技術，使用該技術獲得的含外源基因的生物體被稱為轉基因生物（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GMO），包括轉基因植物、轉基因動物和轉基因微生物。通常將來源于上述的轉基因生物及其衍生產品的食品稱為轉基因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s，GMF）。目前轉基因食品有90%以上為轉基因植物及其衍生產品，主要包括：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轉基因番茄、轉基因油菜、轉基因馬鈴薯等。

（二）美國

由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美國農業部（USDA）和美國環保局（EPA）負責檢測、評價和監督轉基因食品。作為GMF生產大國和出口貿易利益國，其要求嚴格以科學為基礎制定規則并對消費者提供信息，反對以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對轉基因食品貿易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只要GMF通過新成分、過敏原、營養成分和毒性等常規檢驗，證明其與傳統食品在化學成分上并無實質差異，即符合“實質等同原則”，可準予上市銷售。采取自愿標識原則，由美國的生產商自愿決定是否進行轉基因標識，不限制使用轉基因標識或者非轉基因標識，但使用非轉基因標識就要保證這種標識的正確性，不能誤導消費者。另外，FDA在《來源于新的植物不同性的食品的政策聲明》中同時規定，在轉基因技術對食品產生實質改變時，要求對轉基因食品強制標識，這也表明美國對轉基因食品中已經明確的健康風險的充分關注。

目前美國的立法也體現出自由貿易與嚴格管制的折中趨向：加利福尼亞州首先提出了要求轉基因食品得到標識的“37號加州立法提案”，然而受到轉基因利益派的強烈抵制于2012年11月被駁回。但此后，2013年5月至6月間，美國佛蒙特州、康涅狄格州、緬因州相繼通過了轉基因標識法案。雖然只是小范圍內的地區性立法，但不乏進一步影響美聯邦立法的可能性。

（三）中國

我國雖然作為產糧大國，但是國內有很大一部分糧食的生產供不應求，只能在國際市場上尋求資源配置以填補國內缺口。以大豆一項為例，國內的產能僅為1300～1400萬噸，而每年需求量超過7000萬噸，嚴重依賴進口，而美國、巴西、阿根廷等向我國出口的大豆60%以上為轉基因大豆。我國的轉基因技術起步較晚、對于風險的管理和應變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國內近發的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故使得我國的食品安全保障面臨嚴峻的形勢。因此對GMF持謹慎態度，目前施行的主要規則有：

2001年《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該條例主要規定防范農業轉基因生物對人類、動植物以及生態環境構成的危險或潛在風險。2002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將農業轉基因生物依風險程度的不同劃分四個等級進行管理。2004年《進出境轉基因產品檢驗檢疫管理辦法》、新修訂的《農業轉基因生物進口安全管理辦法》，并在《農業轉基因生物標識管理辦法》中規定強制要求對轉基因產品進行標識。2007年的《農業轉基因生物標簽的標識》、在《食品標識管理規定》中要求屬于GMF或者含有法定轉基因原料的，應當在食品標識中注明。在《新資源食品管理辦法》將轉基因食品列入新資源食品中一并加以規定，放寬了強制標識的要求，但仍未規定標識的最低限值。2009年施行的《食品安全法》適用于GMF，并專章規定風險監測和評估，且以此作為采取管理措施的前提。

四、因不同貿易政策導致的國際貿易爭端

對轉基因食品貿易采取不同措施，折射出相關國家的立法政策的不同價值考量：以美、加為代表的貿易利益國，即邁阿密集團，鼓勵轉基因食品貿易自由化，反對對轉基因食品貿易施加限制或禁止的措施。然而，歐盟集團卻以保護環境及人類健康利益為目的，加之轉基因技術實力相對落后，為防范轉基因食品安全風險的不確定性的不利后果，對GMF采取嚴格的市場準入措施，即便是已經在歐盟境內獲得銷售許可的轉基因產品，也允許歐盟成員國在一定情況下，采取臨時限制或者禁止其在境內銷售的措施。

這一舉措導致了美等國出口利益的受挫，美、加、阿三國認為歐盟的行為嚴重違反了WTO自由貿易的原則，雙方磋商未果的情況下，2003年將該爭議訴諸WTO爭端解決機構裁決，這被稱為關于轉基因食品貿易爭端第一案。對三個案子合并審理后，2006年11月，專家小組做出了最終報告，裁定歐盟對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對其出口的轉基因農產品所采取的限制或禁止銷售措施違反了SPS協定項下其應當承擔的條約義務，損害了方的利益，要求其予以糾正。最終，2008年1月14，歐盟與美國達成協議，并于2009年7月15日和2010年3月19日分別與加拿大、阿根廷達成爭端解決方案，并同意在雙方間就相關問題進行雙邊對話。

縱觀此案，無論雙方是對于適用SPS協定或者是多邊環境條約《卡特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爭議，還是歐盟的相關措施是否違反SPS協定項下義務的爭議，其實暗含著對風險防范原則適用的分歧，即其適用于規制轉基因食品貿易的適當性問題。風險防范原則指如果一項活動可能會對環境或人類健康造成嚴重或不可逆的損害威脅時，一國可以對其采取預防性措施，即便此項活動的風險缺乏科學確定性。自其70年代從德國國內法提出以來，對國際環境法甚至對其他國家國內環境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此，我們無意討論風險防范原則是否已經成為一項國際習慣法原則，但不能忽視其給我們在考慮或處理貿易與環境、公共健康之間關系時所提供的路徑意義。

正是由于風險防范原則允許在沒有確定科學證據的前提下對貿易采取禁止或限制措施，所以其存在被濫用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可能性。如何規范其適用的條件成為了亟待解決的問題。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2000年2月的《關于風險防范原則的公報》的四個目的之一便是避免無保障的求助于風險防范原則，將其當作變相的保護主義形式。在盡可能充分的科學評估基礎上，當符合以下幾點要求時，可以援引風險防范原則進行風險管理：要求相稱和審查行動或不行動的收益和代價，即要求考慮風險對環境、人類或動植物健康的影響與選擇的保護水平是否相稱，采取風險防范措施可能帶來的收益和代價之間應達致平衡；其次要求非歧視和一致，即除非客觀情況要求這樣，否則不能對類似情況不同處理，對不同情況相同方式處理，避免其可能會對國際貿易產生的沖突；最后要求考察科學發展。?日前，歐盟委員會就其在環境保護和食品安全領域適用風險防范原則的一系列問題與美國代表團進行溝通以其達成國際共識亦體現了上述的精神。

五、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