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財稅政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一、財稅[2007]61號文的主要規定與應關注的問題

1、適用范圍：

1）適用企業：該文的日期2007年5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的日期是2007年3月16日，由于財稅[2007]61號的發文日期晚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的日期，因此財稅[2007]61號適用企業范圍是內外資企業，而不是某些人所謂的針對內資企業適用。

2）搬遷補償范圍：一是搬遷企業按規定標準從政府取得的搬遷補償收入；二是搬遷企業通過市場（招標、拍賣、掛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轉讓收入；但無論是何種情形，搬遷的原因都必須是“當地政府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原因”，也就是必須有政府搬遷文件或公告，搬遷協議和搬遷計劃，這也是主管稅務機關審核的重要內容。否則，搬遷企業所獲得的收入不能依照本文件進行稅務處理，而應當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規定的處理方法執行，即：搬遷收入加上各類拆遷固定資產的變賣收入、減除各類拆遷固定資產的折余價值和處置費用后的余額計入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

在實務中，“政府搬遷文件或公告”這個概念至關重要，因沒有明確定義，所以“政策性搬遷收入”的界定還有一些模糊之處。如果能符合此條件，所謂的“搬遷協議和搬遷計劃”比較容易滿足。

2、涉稅處理原則：

1）搬遷后的企業注銷的規定

搬遷企業沒有重置固定資產、技術改造或購置其他固定資產的計劃或立項報告，應將搬遷收入加上各類拆遷固定資產的變賣收入、減除各類拆遷固定資產的折余價值和處置費用后的余額計入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

在實務中，許多企業因搬遷而注銷，其搬遷收入按照企業所得稅規定計算應納稅所得額；

2）搬遷后的企業重建的規定

搬遷企業根據搬遷規則，用企業搬遷收入購置或建造與搬遷前相同或類似性質、用途的固定資產和土地（以下簡稱重置固定資產），以及進行技術改造或安置職工的，準予搬遷企業的搬遷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資產、技術改造和安置職工費用，其余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

企業因轉換生產經營方向等原因，沒有用上述搬遷收入進行重置固定資產或技術改造，而將搬遷收入用于購置其他固定資產或進行其他技術改造項目的，可在企業政策性搬遷收入中將相關成本扣除，其余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

搬遷企業利用政策性搬遷收入購置的固定資產，可以按照現行稅收規定計算折舊或攤銷，并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

搬遷企業從規劃搬遷第二年起的五年內，其取得的搬遷收入暫不計入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在五年期內完成搬遷的，企業搬遷收入按上述規定扣除相關成本費用后，其余額并入搬遷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繳納企業所得稅。

在實務中，很多企業可以購買與企業生產經營有關的固定資產，扣減補償收入至零或負數，然后再對外出售該固定資產，按照上述規定，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從而達到規避或者叫逃避所得稅的目的。實際上是雙重扣稅，這是政策性搬遷收入與非政策性搬遷收入的截然不同點；另外，企業取得的政策性搬遷收入，在五年期內完成搬遷的，企業搬遷收入按上述規定扣除相關成本費用后，其余額并入搬遷企業當年應納稅所得額，繳納企業所得稅，換句話說，如果搬遷收入是政策性搬遷收入，其納稅義務的發生時間可以遞延至第六年；

二、搬遷企業取得政策性搬遷收入的賬務處理：

根據[2005]123號文的規定，搬遷企業取得的政策性搬遷收入（屬于搬遷補償款范疇）時應記入“專項應付款-搬遷補償”，參考2006年版《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會計科目-專項應付款》相關規定，搬遷企業重置固定資產時，其支付的價款不需要核銷“專項應付款”，，這樣稅務和會計存在差異，需要進行應納稅所得額納稅調整。

企業在五年期內完成規劃搬遷的，按以下原則處理：

1）“專項應付款——搬遷補償”，如為“借”方余額，在完成規劃搬遷年度，結轉到“管理費用”。

2）“專項應付款——搬遷補償”，如為“貸”方余額，則作如下財務處理：借：“專項應付款——搬遷補償；貸：資本公積”。在稅務處理上將上述余額與重置相類似的固定資產和土地價值比較，如有余額計入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在所得稅申報表“其他納稅調增項目”反映，如無余額則不作稅務處理。

三、遷補償款的其他稅種涉稅處理

1、營業稅及其附加稅務處理規定

對于企業收到的拆遷補償款是否要交納營業稅，目前國家稅務總局的文件沒有明確規定，可以參考《廣東省地方稅務局關于舊城拆遷改造有關營業稅問題的批復》（粵地稅函「1999295號）規定，“為了支持城市改造建設，經請示國家稅務總局同意，凡經縣級以上政府批準，國土局及有關房地產管理部門發出公告，限期拆（搬）遷的地（路）段的，被拆遷戶取得的拆遷補償收入（包括貨幣、貨物或其他經濟利益）暫不征收營業稅。”；《福建省地方稅務局關于拆遷補償業務征收營業稅問題的通知》閩地稅發[2004]63號規定，“被拆遷單位和個人因拆遷取得的房屋（或土地）拆遷補償費及其他補助費或補償安置的房屋，除下列兩種情況外，均應征收營業稅。1、被拆遷單位和個人取得政府財政部門支付的房屋（或土地）拆遷補償費及其他補助費，暫免征收營業稅。2、被拆遷個人因自用普通住房拆遷，所取得的補償費或拆遷過程中發生的房屋等面積產權調換，暫免征收營業稅。”

結合上述文件，可知，搬遷企業取得政府財政部門支付的拆遷補償費及其他補助費，免收營業稅；搬遷企業通過市場（招標、拍賣、掛牌等形式）取得的土地轉讓收入，按“轉讓無形資產”征收營業稅；

2、土地增值稅稅務處理規定

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和《土地增值稅宣傳提綱》的相關規定，因國家建設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產，免征土地增值稅；因城市市政規劃、國家建設的需要而搬遷，由納稅人自行轉讓原房地產而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稅。因此，企業取得政策性搬遷收入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稅。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11條規定，符合上述免稅規定的單位和個人，須向房地產所在地稅務機關提出免稅申請，經稅務機關審核后，免予征收土地增值稅。但是此類情況下的免征應以原房地產所在地稅務機關的批文為準。如果尚未收到批文，則應視同房地產出售或轉讓，計提應交土地增值稅。

第2篇

（一）研發活動及產出狀況科技活動是R&D活動向技術創新的橋梁，企業的技術創新與科技活動息息相關。這里我們進一步對湖北省科技活動及產出情況進行分析。2013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3》統計顯示，湖北省的研究開發機構R&D人員占從業人員的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4個百分比，同時與東部發達的廣東省相差有6.2%。至于按資金來源R&D內部支出，可以看到政府資金的投入甚至要低于西部省份陜西省，但是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湖北省的企業資金及國外資金來源狀況也大致呈現出相似特點。在科技產出方面，但是專利轉讓收入較低，與江蘇省差距很大，發表的論文數量排名也是靠后的，這些就從反映出湖北省的投入產出效率并不是很高，還存在改善和提升的空間。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辦研發機構的情況來看，湖北省的數量很低，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與江蘇省、廣東省相比更是差距很大，需要加大企業辦研發機構的力度，增強企業的智力支持。應該來講，政府財稅政策的最優結果就是通過政策的引導，最終形成企業自身的持續的激勵技術創新機制。從湖北省的現狀來看，湖北省的企業離自身激勵機制還有很大的距離。

（二）新技術開發與引進狀況工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可通過技術開發，技術改造，設備以及先進工藝的技術引進來完成。所以對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情況進行分析也可以反應企業技術創新的狀況。此外，我們對比分析了各代表性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技術開發與引進狀況。結果顯示，湖北省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新產品開發項目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也低于江蘇省和廣東省，但是高于同期的陜西省和江西省；湖北省引進技術經費支出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相比江蘇和廣東兩省，卻不及二者的三分之一，差距很大；技術改造情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樣低于江蘇、廣東兩省，甚至不及江蘇省的七分之一。在購買國內技術經費支出方面，湖北省也呈現出與東部發達省份差距巨大的狀況。綜合來看，湖北省的技術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都處于第二梯隊水平，與國內發達省區相差很大，尤其在企業自主創新方面湖北省還要很大的進步，需要提高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逐漸擺脫依靠引進的現狀。技術創新本質還是企業的自主創新，引進外來技術和科技都是技術創新發展的漫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從無技術到引進技術，最后到擺脫對外依賴形成自身的獨特的技術創新，這樣的企業才會有持續的市場競爭力，才能在科技發展的經濟社會顯示出生命力，是企業技術創新的發展方向。湖北省企業現在自身的技術創新仍舊需要依靠外在的技術，自身的技術創新還需要得到支持和發展。

二、湖北省現行創新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在全面對比分析湖北省企業科技創新基礎上，我們將進一步對湖北省現行創新體系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剖析，這對于后續的改進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企業研發資金短缺資金是開展技術創新的前提，只有在資金上有了保障，企業才有可能去不斷研究新技術和新工藝，假若資金無法保障，企業技術創新只會陷入經費瓶頸。根據學者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狀況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傳統的大中小型企業、還是高科技企業，都把缺乏資金看成是影響技術創新活動順利開展諸因素中的首要障礙因素，這說明資金短缺問題在企業技術創新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從技術創新前提———R&D的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即R&D投入強度)也可以得到證實。據2013年的數據統計，湖北省R&D活動經費支出額占GDP的比例為1.81%，比我國的南部廣東、西部陜西、東部江蘇省分別低了0.51、0.33和0.7個百分點。企業技術創新的資金籌集渠道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政府財政撥款、企業自籌和引進外資。由于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高風險性（包括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生產風險和資金風險）和不確定性，再加上現代化技術創新的不斷推進，技術更新周期短，回報率不穩定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以及產權制度不的不完善，企業主動進行技術創新的積極性不高，尤其對于中小型企業來說技術創新具有很大的難度。在企業技術創新的四個過程（設想的提出、研究與發展、工程化和商業化）中，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所需資金額度相對較小但是風險性大，工程化是技術創新的關鍵階段，所需資金較多，籌集最困難，是技術創新商業化的一個大門檻，躍過這門檻，技術創新的商業化比較容易成功，反之則失敗。因此，目前企業R&D經費支出需要靠政府大力推進來進行引導，在這方面湖北省的研發投入與其經濟規模不相匹配，存在進一步加大投入的空間和財政能力。

（二）企業內人才缺乏，技術創新缺乏智力支持經濟的發展核心是科技，關鍵在人才；企業要進行技術創新必然離不開人才和智力支持。企業要在科技發展的今天具有強勁的競爭力，必須要有強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作為基礎。湖北省的勞動力資源具有一定的潛在優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3年的數據顯示，湖北省的高校數為122所，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8.77所，比江西、陜西省的分別多出34所和31所，為湖北省提供高素質人才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但是，湖北省從事R&D活動的人員占全省企業從業人數的比重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只相差0.4%，在相鄰的幾個省份R&D比重是比較高的，但是與發達地區的省份相比還是存在著差距。同時根據《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013）》各地區公有經濟企事業單位專業技術人員來看，湖北省的專業技術人員與最多的省份相差很大，這也說明湖北省企業內部人才缺乏，技術創新缺乏智力支持。

（三）技術信息和市場信息不靈通現代經濟社會同樣也是信息化社會，掌握了信息的主動權和優先權，那么在市場競爭中就有優勢。企業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擁有技術和市場信息就能較少技術創新的盲目性，可以以市場為導向，快速使技術研究成果實現商業化。根據《第二次湖北R&D資源清查主要數據公報》2009年全省高等院校共發表科技論文66517篇，出版著作2356種，全省高等院校共申請專利2401件，其中發明專利1511件，發明專利申請占全部專利申請的62.9%，全省高等院校獲得專利授權1326件，其中發明專利731件，占55.1，全省高等院校開展R&D項目研究26932項。但是，工業企業完成新產品產值1839.47億元，比廣東省8483.48億元相差很大；全年實現新產品銷售收入1811.69億元，是廣東省的21.8%，由此看來，湖北省企業對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的信息掌握的很少，研究的科技成果信息并沒有及時地傳送給企業，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聯系不是很緊，產學研有點脫節，給企業的技術創新帶來了信息的閉塞；由于地理位置和歷史原因以及地區經濟發展的程度不一，部分企業缺乏市場競爭的意識，湖北省企業相對于東部和沿海省份市場信息是相對落后的，給企業的技術創新帶來了阻礙。

（四）有關政策法規尚未完善，基礎設施和軟環境需改進企業的技術創新需要有法律法規提供法律性支持，同時離不開強有力的基礎設施和軟環境的推進。湖北省位于中部地區，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并不是很高，仍舊處于中游水平，在現代科技和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對于知識產權、技術創新的相關政策法律法規并不完善，加上經濟基礎的欠強勁支持，在基礎設施和軟環境上同樣是欠缺的。以湖北省的省會城市—武漢市為例，空氣污染指數在全國城市中是排名前列，而且武漢市的交通狀況也不很樂觀。盡管近年來武漢市地鐵的開通和運營，但是交通擁擠依舊是一個頭疼的問題。同時相關的研究機構的設備也不是很完善，典型的武漢市光谷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尚未形成高新技術集群效應。各個創新性企業之間聯系較少，阻礙了高新技術開發區的進一步發展，這就說明在基礎設施和軟環境方面是需要改進的。總的說來，由于湖北省企業技術創新在資金方面缺乏，相對應的財稅政策也不完善，人才引進和培養的政策也存有缺陷，同時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設施與東部發達地區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從相關的政策法規、技術創新的軟環境以及硬件設施角度來說，湖北省企業技術創新還是需要政策的引導。

三、破解湖北企業創新難題的財稅政策分析

根據國外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結合當前湖北省的經濟社會實情，本文對促進湖北省企業技術創新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大財政扶持力度，保證資金充足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法國為鼓勵風險投資資金支持企業的技術創新，成立了專門的風險創投基金，其啟動資金完全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形成，且享有適當的稅收優惠。新加坡主要采取財政直接投入、財政補貼等方式。新加坡對外國直接投資于當地的技術轉移給予財政補貼，當然符合相應條件的本國企業也可享受財政補貼，這就吸進了外來的技術和廣泛汲取本地企業的技術資源，形成更有力的后期技術創新。湖北省要加大對企業研發的財政支持力度，增加財政直接投入，提高R&D的投入強度，增加R&D活動經費，為企業的研究開發、科技活動以及成果的商業化提供資金的保障，不讓企業的R&D苦于經費不足而半途而廢。根據企業R&D經費的籌集來源可以看到政府需要在促進企業增加R&D經費中起引導性作用，利用財政的支持提高企業自籌和引進外資，從而從宏觀整體提高企業的研究發展支出水平，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在財政融投資方面，應該由傳統的由政府部門從財政撥款或通過發行債券等形式投融資轉變為政府政策性資金、引進外資和商業銀行的貸款等多種方式并行，比如利用地方性的商業銀行，針對于本省內的集資，為企業提供低息或者免息的貸款服務，增加財政的融投資，多樣化、寬口徑企業的技術創新的集資。建立研發基金、研發準備金制度，為企業初期的研發提供資金支持，保障企業技術研發的持續性。根據發達國家的普遍經驗，對企業技術創新項目，政府除提供企業利息優惠的貸款，還建立了相應的技術研發基金，給予企業技術創新必要的資金扶持。對于湖北省而言，可建立省級和市級的研發基金，每年從預算中撥一部分經費維持基金的運營。此外，研發基金還能為企業融資提供擔保，幫助其拓展融資渠道。還可允許研發設備加速折舊，進一步拓展加速折舊的設備范圍，對風險大、創新型及國際國家前沿的研究與開發用固定資產給予加速折舊的優惠政策。

（二）培養專業人才，重視人才，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激活人才管理機制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不僅要有理念的平臺,更需要擁有以勞動力素質決定的科技優勢。針對湖北省高校數量和學生數量眾多但是企業從事R&D人員很少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湖北省面臨著高精尖人才的流失的困境。面對我省大量人才流失的現狀，政府必須積極采取優化人才結構，在省內發展不同技術人才的高校，培養出適應市場需要的領導型和技術性人才。同時，建立和暢通政府與省內高校建立密切聯系，面對市場培養人才，健全人才市場體系等措施。此外，改善科技人才的生活待遇和工作環境,使地區人力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提高人才培養投入、逐步加大財政性教育投入的比重；通過多種途徑激勵各類型的技術人才進行創造，提高群體收入水平，避免技術人才的大量外流，激活技術型人才的創新活力。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確保科技創新主體的收益不受侵害，對企業創新主體、創新流程、成果轉化、產權歸屬、風險保障等相關內容做出明確規定，為企業技術創新保駕護航。

（三）加強“產學研”結合，促進信息網絡建設、加快信息的流通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政府會資助國內大學和國外研究機構建立合作研發關系，并資助科學家及工程師從研發機構進入企業任職，為企業技術創新不斷輸送人才。這實際上為湖北省的企業創新體系建設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解決湖北省技術信息和市場信息交流與反饋渠道不暢的問題，就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全省“產學研”的聯系。嘗試以市場配置的手段，將部分相應的科研院所推向市場，通過市場運作，使科研院所以市場為導向進行科研或技術開發研究，盡量避免出現盲目研究的情況。政府應該鼓勵企業通過資本運營，支持某些科研院所或者與高等院校進行長期合作，使其成為企業技術創新的基地，這樣有利于企業迅速獲得技術創新成果，也有利于全省科技體制改革,實現科技資源的優先配置。同時，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科研機構、金融機構、中介服務機構要加速各類信息網絡的建設，使企業利用現代通訊手段便捷地獲取技術及市場信息。

（四）利用政府采購制度增加需求政府采購作為一項政府干預經濟和拉動產品需求的政策工具，也應該在激勵企業技術創新中發揮其特有作用。合理利用政府采購制度，可以增加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品的有效需求量，從而引導企業更多研發創新性產品。采用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通過行政命令購買、直接市場購買和程序鼓勵消費三個手段向技術創新企業進行公共采購，創造和增加企業技術創新產品的市場需求，鼓勵企業的創新行為。這樣可以使企業的創新產品在市場開拓期有比較穩定的市場保證，同時也使企業的創新活動過程與市場有觀點的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對于湖北省而言，通過建立政府采購法律體系和專屬執行機構，建立多層次的采購監督體系，能夠確保政府的采購費用在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品上的高效使用。與此同時，通過完善政府的采購制度，直接采購省內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品，助力實現企業技術產業化生產的完成。此外，政府應當密切關注創新性企業的最新成果，大力支持創新產品，增加企業的需求量。在此基礎上，借助政府的信譽為創新產品打開市場，將創新產品最新推向市場；并通過政府推廣，促進創新產品的市場消化，加快企業技術創新轉換的速度。除了直接采購以外，政府還能對部分具有較好發展前景的創新產品實行公共技術采購，即通過財政投入，與企業簽訂一個未來交付的新技術訂單，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

（五）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提高企業的利潤率在稅收激勵政策方面，法國及新加坡等國家為湖北省提供了一種非常成功的示范。具體而言，法國在企業所得稅上，采取了諸如減免稅、加速折舊、虧損彌補、稅收抵免等一系列措施。新加坡則強調主要采取包括免稅、低稅、投資抵免、加速折舊及研發支出的加計扣除等方式，主要通過中長期的低稅和免稅政策、縮短折舊年限等途徑促進企業進行技術研究、設備更新、成果產業化。政府可以實施不同的稅收優惠政策，從企業創新的前期開發、科技活動到成果商業轉化等不同的階段激勵企業。為了降低風險，湖北省政府的財稅政策應對企業的創新研發予以支持。比如，可以考慮通過建立技術創新失敗補償機制，對于技術創新成果轉化失敗的企業，直接進行財政補貼。同時加大稅收減免力度，對用自己研發的技術生產產品的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優惠，如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允許投入的成本加計扣除和緩繳稅款等。同時對出讓技術供其他合作方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情形，可以進一步提高減免稅額度。此外，對于此階段購進的與成果轉化相關的產品、儀器等都應給予關稅、流轉稅優惠。對于企業在成果轉化階段發生的廣告費、業務宣傳費等，建議給予全額扣除；而對于其他與技術成果轉化相關的費用也可以采取當期全額扣除或者加計扣除的方式。在技術創新產品的銷售環節，政府也可以給予企業一定的所得稅減免，甚至可以分時段減免，讓這些研發性企業在產品推出市場前期可以實施較大的減免，而等產品得到市場的認可之后逐漸撤銷所得稅的優惠。最后，政府也要鼓勵企業創新產品的出口，并在出口政策方面對技術創新產品出口執行出口退稅。總而言之，從企業的創新想法的提出到最后成果轉化為市場上的產品，湖北省政府能夠在不同的階段針對高新技術研發類企業，給予不同類型和形式的稅收優惠。

第3篇

1994年，我國全面推行了以“分稅制”為核心的財政體制改革，進一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加大宏觀財政政策調控力度；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的利益分配矛盾漸漸浮出水面，地方財政為籌措預算外資金，積極“創收”，非稅收入再次成為政府除稅收之外的重要的財政收入，非稅收入使用和管理已成為財政監督管理不可逾越的溝坎，亟待研究加以解決。

一、當前我國非稅收入的現實問題

（一）非稅收入膨脹式增長，超越gdp和稅收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稅費結構變化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領域一個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規費等形式的預算外資金還本文由收集整理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說，政府不僅在收取以稅收為重要形式的規范性財政收入，而且預算外“收費”。

從另一角度看，近年來，在全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地位轉變，由原來的“拾遺補缺”轉變為“半壁江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近幾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財政”突飛猛進，這些地方政府財政中非稅收入占比已高達50-60%。

（二）非稅資金管理難度增大，財政監管職能被肢解，部分非稅收入游離于監管之外。非稅收入的執行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或者是相關的主管部門，由于票據使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涉及非稅收入部門一直是使用上級主管部門的印制票據收取非稅收入，財政部門盡管在程序上進行了審核，但仍沒有能力對它的后續工作和使用情況實施監督；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執行機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導致一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非稅收入大部分款項即使被納入到預算管理的范疇內，對于非稅收入審核、使用和管理也僅僅只是走馬觀花，流于形式，致使財政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最終導致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缺乏剛性的約束監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學規范的統一標準，分配體制不合理將使政府財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由于收費形成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缺乏統一規范的分配標準，導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甚至社會腐敗現象滋長泛濫，社會資源不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調整，造成地方資源的無序浪費，非稅資金長期游離于國庫之外，將嚴重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與中央財政和稅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馳，干擾了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對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帶來了消極作用，直接影響我國財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門，收費主體多元化，來源渠道復雜，執收環節多，收入來源不穩定。與國家稅收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等相比，非稅收入呈現于稅收收入的不同之處，首先非稅收入由于征收項目的選擇性，明顯具有零散性的特點；二是非稅收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征收，征收標準和征收環節各不相同，帶有明顯的行業性特點；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執行主體，其復雜性、多元性的特點較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復雜，有主管部門（單位）代收自繳，有的是由銀行代收，還有由財政機關征收；五是來源渠道不穩定，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某些臨時性和罰款項目, 突擊性和集中性特點明顯，導致這些非稅收入時高時低。

（五）法制不健全，監督缺乏約束力，未形成規范、完整和系統的法律法規。從法制化進程上看，非稅收入增長過快，管理艱難與執行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改革制度沒有最終形成。非稅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內容，包括立項、定標、征收、監管、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環節仍尋找不到能夠覆蓋全國范圍的統一、規范、系統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使非稅收入征管做到無章可循；同時，非稅收入征管和使用隨意性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監督，使得非稅收入管理難以規范，對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

二、非稅收入現實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全國財政收入結構比重中，稅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稅收入占比增長，必然導致費大于稅的現象出現，稅收與非稅收收入此種此消彼長現象，極有可能導致企業負擔變相增加，影響結構性減稅政策總體效果；同時，非稅收入征繳具有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持續在高位運行極有可能引發財政風險。

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非稅收入諸多問題，勢必導致一系列消極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一）侵犯稅基。稅收與非稅收入比例失衡呆滯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稅收入大部分成為地方財政（或部門）的利益，必然會分散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各種社會腐敗現象，增加了機構改革的難度。由于非稅收入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不僅助長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盲目基建，而且權利過于集中，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溫床，損壞了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三）制約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速度，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經濟秩序。稅費高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多過濫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加重了企業做大做強的成本。（四）削弱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從廣義上講，稅與費都是政府通過行使行政強制權無償征收。收費的隨意性和廣泛性，破壞稅法的嚴肅性，降低了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離于財政監督，無疑是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造成新的社會分配不公。

三、加強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征管的對策選擇

改革非稅收入，應當從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深化非稅收入改革，規范非稅征管要素，推進征管體系建設，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撐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進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標本兼治的綜合對策。

（一）完善和推進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從源頭起正本清源，還原稅收和規費之本來面目；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當的原則，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非稅收入體系，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消除地方財政過度依賴非稅收入理念；同時，改革和深化投融資體制，適度開放政府融資和舉債，推行資產證券化等，為政府培養后備財源支撐，阻斷政府利用新增收費項目籌資的思路。

（二）尋求非稅收入改革突破口，積極推動“費改稅”，這將涉及到部門、單位利益的重新調整。首先，對一些征繳相對穩定兼具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項目，推進“費改稅”改革試點，包括試點開征“社會保障稅”、“燃油稅”、“資源稅”和“遺產稅”等新稅種，拓寬地方政府財源渠道；其次，對于那些“費改稅”條件不成熟的，允許繼續保留收費項目，但必須納入預算資金統一管理。

（三）劃分經濟利益主體管理權限、明確收費范圍，理順分配渠道和分配關系。非稅收入實質仍然屬于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與稅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繳依據、服務范圍和對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過程、分配方式都與稅收有所不同等。因此，應當科學統一確定范圍，內容，標準、費率，尤其是要細化征收標準，減少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標準、任意擴大收取范圍，使征收各環節運行在陽光下，駛入規范化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

（四） 建立統一、規范和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

健全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包括一系列綜合管理內容，例如，實行“收支兩條線”，建全完整有效的征收管理辦法，統一審批管理權限，加強集中管理；建立目錄管理制度，推行收費目錄管理和收費公告制度，樹立民主預算理念，接受社會各界監督；統一票據管理制度，強化源頭管理，充分發揮收費票據的源頭控管作用；設置財政專戶，嚴防“小金庫”和“賬外賬”等現象滋生；推廣和實施非稅收入第三方監管，實行銀行代收制度，實現收繳單位與現金徹底脫離；統一預算編審制度，量入為出，合理安排使用費款，保證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發展的資金需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