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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年逾80的魏素珍，沒有多少文化，沒想到自己能從農村住進北京城，沒想到自己也能到工廠里上班，更沒想到，到老了還打起了官司。

被邊緣化的老職工

魏素珍的老伴是個抗美援朝的老戰士，這是讓她很驕傲的事。隨了軍的魏素珍被安置在當時的軍辦企業五七工廠里，做些手工活兒，掙幾個生活費。日子就這樣滑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伴隨五七工廠的民，廠子效益急劇惡化，最終被另外一家民大型國有企業收購。

原本打著安安穩穩退休想法的魏素珍卻發現，五七工廠被收購，實際是為了那塊價值不菲的地皮，而她們這些原則上也要一并解決的職工卻坐了冷板凳。

當時被轉移過來的隨軍家屬基本都到了退休年齡。人到晚年，最迫切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和充分的醫療保障。由于沒有社會保險，企業也不管，她們無法辦理退休手續，下半輩子的一切都需要靠家庭承擔。

魏素珍越想越郁悶，她和其他28名姐妹認為應該找企業討個說法。29名老人的老伴兒自發組成“工作組”為她們代言，開始了與企業談判的艱難歷程。

2005年起，“工作組”多次揮師企業，結果連企業的大門都進不去。一條路不通，老人們另覓他途。從勞動部門，到區政府、市政府，直找到國資委，能想到的部門他們都找遍了，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一個人病倒了。另一個人接著上，其感覺好似戰場上的一場攻堅戰。只是這仗打得太過苦澀。

五年之后，在有關部門的協調下，魏素珍等29名老人與企業簽訂了協議書，根據協議約定，由企業按照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每月向老人們支付基本生活補助費，直到老人們被納入社會保險統籌范圍。此時，這群老人中最小的已經六十多歲，最大的已是耄耋之年。

只是魏素珍們沒高興多久。第二年，北京市調整了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但企業并沒有按照協議的約定給老人們調整。經過多方打聽，原來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每位已經達到年齡但無社會保障的老人，政府每月發放200元的社會救濟金。企業得到這個消息后，認為老人們既然已經獲得了200元的社會救濟金，企業就不應當再增加生活補助費。

魏素珍們又一次陷入了絕望之中。

三戰三捷終獲全勝

2009年春，四處尋求破解之道的“工作組”找到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付洪澤和原風鳴代表“工作組”抱著幾個大信封裝的案件材料，滿滿當當地擺滿了整張桌子。他們一坐下來，就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述著老伴兒們這幾年受的罪，點點細節都被他們一一道出來。

此時，承辦律師韓世春陷入沉思。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這無疑是一個勞動爭議案件。然而如果按照勞動糾紛處理，必然會涉及對歷史問題的糾纏，會涉及對責任的追究，等等，并且，還會涉及仲裁和訴訟等多個法律程序，案件結果將是撲朔迷離。可老人們等不起，更輸不起，輸了官司就輸了一切。

在上個世紀的經濟大變革中，企業改制帶來的職工安置問題是目前律師界遇到的政策性最強、情況最復雜、操作難度最大的一項工作。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人、一件事，而是一個有著強大復雜背景的群體性問題。

“如何才能斬斷和協議簽訂背景有關的所有羈絆?”面對分期分批送來的小山一樣的材料，韓世春一頁一頁地閱讀著。經過審慎分析，他決定以普通合同糾紛作為案件的切入點，多方求證、反復論證，最后將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企業單方面解除協議的條件是否成熟上。他認為，老人們享受的社會救濟金屬于社會保障的范疇，而不屬于社會保險的范圍，無疑在這里企業偷換了概念。

在確定了既定方案后，韓世春多次約見老人代表，將自己的辦案思路給老人們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精心準備法律文書、證據材料等等。考慮到老人們經濟困難，韓世春又及時提出了免交訴訟費的申請，在反復爭取下，人民法院最終接納了免交訴訟費的申請。

韓世春所在的義聯是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項目實施單位。根據《中央專項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項目實施與管理暫行辦法》，該項目的資金，屬于法律援助辦案專款，只能用于發放辦案補貼，因此義聯有機會獲得高于政府規定的辦案補貼。這為韓世春們參與法律援助事業鼓足了勁，也在處理此類中大大提高了辦案質量。

接下來的第一次開庭，老人們在維權的戰場上第一次取得大捷。然而，企業對判決不服提起上訴，二審判決維持一審的結果。結果企業非但不按照生效判決履行義務，還直接從發放的生活補助費中扣除了國家給的200元。

憤怒的老人們再次找到韓世春，請他伸出援手。韓世春幫助老人起草強制執行申請書，并反復與法院溝通。直到2010年6月，魏素珍和老姐妹們終于拿到了自己的養老錢。

一個案件，韓世春前前后后跟蹤了兩年，累計20多個工作日，而老人們在整個過程中享受到費用全免的待遇。如果沒有充足的經費做后盾，律師們很難有勇氣接下這個燙手的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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