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2-28 15:48:5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銀行業市場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自由銀行；市場約束；選擇條款
一、 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放松銀行業的管制，這種趨勢更多的是管制機構面對市場力量束手無策的結果。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深入，銀行業的穩定顯得日趨重要。近年來，頻繁爆發的銀行危機給相關各國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促使經濟學家和管制者尋找更有效的方式來控制銀行的冒險。經濟學家本質上并沒有提出前所未有的新思路，而是向依靠市場約束的原始方式回歸。2004年6月，國際清算銀行公布的“新巴塞爾協議”明確將市場約束作為新的監管框架的三個支柱之一，標志著主要工業化國家對市場約束的作用已經取得了廣泛共識。
19世紀，自由銀行業在世界各地廣泛存在，這些銀行在沒有政府監管的環境下發展，由市場機制約束銀行的風險控制。1884年之前的蘇格蘭、南北戰爭之前的美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和中國清朝，自由銀行都獲得了廣泛發展。其中，蘇格蘭的銀行業一直被認為是自由銀行業的成功案例，關于自由銀行業的研究為當代政策制定者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自由銀行制度一直是眾多研究用來解析銀行業市場約束問題的鑰匙。
關于自由銀行業（free banking）沒有十分明確定義，通常指19世紀左右出現的相對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銀行體系。schuler（1992）的觀點具有代表性，“自由銀行”意味一個銀行系統有競爭性的銀行券發行，低的進入的法律障礙，銀行儲備不受中央控制等，很難說增加限制和相對自由就使銀行體系不自由。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過蘇格蘭的自由銀行業為案例，在自由銀行時期相對無政府管制的條件下，考察市場約束發揮作用的機制和效果，從而得出一些經驗和啟示。
二、 蘇格蘭自由銀行業良好的穩定性
蘇格蘭第一家銀行是蘇格蘭銀行（bank of scotland），蘇格蘭銀行1695年從蘇格蘭議會獲得執照，這個執照授權1716年以前在蘇格蘭壟斷發行銀行券。1727年，蘇格蘭皇家銀行銀行成立，兩家主要銀行的競爭導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創新。1746年，不列顛亞麻公司獲得執照，建立銀行目的是為了促進亞麻貿易。這三家主要的銀行是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存在，其它中小銀行都是無限責任公司。1844年，議會通過peel′s banking act的法案，該法案不再允許自由進入和限制私人發行銀行券。從此，蘇格蘭銀行業結束了自由銀行時代。
通過ayr銀行倒閉的事件，可以來說明蘇格蘭銀行體系的穩定。雖然這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最嚴重的倒閉事件，但是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沒有受到影響。ayr銀行的管理者過度擴張貸款業務，導致銀行最終在1772年6月25日倒閉。只有13家小的私有銀行由于受到傳染而倒閉，17家有資格發行銀行券大銀行沒有倒閉，這些顯示清算機制有效的約束整個蘇格蘭銀行系統（white，1984）。公眾沒有受到倒閉的損失，所有債權人最終都受到了全部賠償，蘇格蘭銀行和皇家銀行以票面價格接受ayr銀行券，通過這一舉措來吸引更多存款，讓他們的銀行券更多的流通。
white（1984）進一步提出了蘇格蘭銀行體系比英格蘭更加穩定的證據，在1809年~1830年期間兩國銀行倒閉率的比較，蘇格蘭是年平均0.4%，而英格蘭是1.81%。估計公眾的相對損失，蘇格蘭的銀行到1841年的損失總計32000英鎊，相比較的倫敦的銀行損失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對于white的研究引起了許多的質疑，例如sechrest（1988）指出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情況差別不大，從1772年~1830年這一個更長時期來看，蘇格蘭地區的銀行倒閉的比例是1.33%，而英格蘭地區是1.41%或是1.81%。
對于蘇格蘭自由銀行穩定性的考察，不僅局限于對倒閉及其損失的考察，效率的改進和企業家才能的提高等都有利于穩定性的改進。歷史經驗表明自由銀行系統是有效率和很先進的，競爭鍛煉了銀行家的企業家技能和促進創新的意愿，給發展分支行提供了激勵，從而使銀行能夠獲得規模經濟（dowd，1992）。
三、 蘇格蘭銀行業早期市場約束——銀行券決斗
在自由銀行時期，銀行自由發行銀行券，銀行通過多種方式來爭取讓人們使用自己發行的銀行券。如果某一銀行擴大了發行規模，同時也就限制競爭對手銀行券的發行規模，被稱為銀行券決斗（note duels）。銀行盡力將他們的銀行券向公眾發行的規模擴大，讓公眾盡可能長時間持有。銀行的盈利直接與銀行券的發行規模和公眾持有時間有關，公眾持有銀行券，就等于將金銀等硬通貨使用權轉交給銀行，銀行可以利用黃金硬通貨等來進行投資等來獲利。
銀行可以雇用人員來專門收集競爭對手的銀行券，他們將同時要求銀行券兌付黃金，從而造成競爭對手流動性的困難，這些人被稱為“銀行券采集者”（note pickers）。為了讓市場參與者更多的持有銀行券，就必須讓市場參與者確信銀行安全、穩健，這種競爭方式有效的促使銀行體系持有充足的儲備，從而保持公眾對銀行券兌付的信心，防止要求大量銀行券兌付造成的流動性問題。因此，kroszner（1995）認為銀行券決斗是銀行業市場約束產生的一個重要渠道。
蘇格蘭皇家銀行（the royal bank of scotland）成立之后，很快就采取這種方式來蘇格蘭銀行（the bank of scotland）進行競爭，使得蘇格蘭銀行流動性方面嚴重的困難，不得不中止兌付數個星期。蘇格蘭銀行擺脫困境，在發行的銀行券合約中加入選擇條款，即如果存款人選擇同意延遲六個月提款，銀行將支付5%的年利率給存款人。由于選擇條款的出現，“銀行券決斗”沒有迫使蘇格蘭銀行退出市場，反而導致了雙方的兩敗俱傷，同時激發了一系列金融創新來規避不利后果。因此，各銀行放棄了這種效果不佳的競爭方式，蘇格蘭的銀行業進入了近一個世紀的良性自由競爭時期。
四、 蘇格蘭銀行業市場約束獨特機制——選擇條款
選擇條款（option clause）就是銀行向銀行券持有者提出的一個延遲兌付的選擇，如果持有者同意延遲一定期限進行兌付，持有人將獲得相應的補償。這類 “選擇條款”有兩個顯著特征：規定延遲兌付的最大期限和向銀行券持有人支付的補償利率，兩項都在合約中專門注明。更長延遲期限使銀行有更多時間補充儲備，但會被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銀行和銀行券持有人必須權衡延遲期限和懲罰利率的成本收益。
選擇條款在上文提到的蘇格蘭銀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銀行券決斗中出現，是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重要金融創新。選擇條款盛行時期是在1730年~1765年，蘇格蘭在這30多年內建立的多個新銀行，所有銀行券發行銀行都采用選擇條款。
在自由放任的情況下，選擇條款能夠長期存在顯然對于雙方都有利。gherity（1995）提出三個命題：（1）選擇條款對蘇格蘭防止擠兌至關重要；（2）防止擠兌是推動蘇格蘭銀行采取選擇條款的目的；（3）選擇條款被公眾沒有歧視的接受，選擇條款消除了“銀行券決斗”的無效率，從而解決了自由銀行體系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對于銀行來說，選擇條款保護了流動性，減少銀行保持過多儲備來而造成的損失。公眾偏好選擇條款的原因是選擇條款增加他們對銀行資產索償權，還可以減少公眾對預期銀行擠兌的壓力，使銀行擠兌更少發生或破壞性更小。
white（1984），schuler（1992）和selgin（1988）等眾多研究都指出選擇條款在蘇格蘭歷史中積極的作用。dowd（1988）研究卻顯示選擇條款對銀行穩定的作用不明顯。同時，選擇條款存在著潛在不利方面，銀行不但可以采用選擇條款來保護暫時的無流動性，還可以用來掩蓋無清償力，從而可能導致在延遲兌付期間進一步擴大損失。gorton（1984）解釋中止兌付條款的激勵相容問題時指出，只有能夠存款人區分銀行缺乏流動性而不是無清償力，采用這項條款才能對銀行控制風險形成有效激勵。
五、 結論與啟示
蘇格蘭自由銀行時期的市場環境排除了管制約束影響，能夠全面反映市場約束機制及其績效。雖然對蘇格蘭銀行業的穩定性的研究存在著一些爭論，當今的銀行業與自由銀行時期的蘇格蘭銀行業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這些并不影響本文研究的結論和政策主張。本文研究結論在于：在自由放任的環境中，銀行體系存在內生的自我穩定機制。銀行能夠通過自身的制度創新（如選擇條款）來解決面臨的問題，市場參與者利用契約方式優化資源配置正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的特征。雖然銀行業存在著一些與一般產業相區別的明顯特征，高的杠桿比率與合約非對稱資產負債結構使銀行體系存在脆弱性，但并不意味市場約束機制無法有效發揮自我穩定作用，而必須由政府管制約束來替代（例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
長期以來，中國對銀行的管制職責幾乎完全由政府來履行，銀行的債權人確信政府能夠對他們的資產安全提供完全的擔保，市場相關利益各方對銀行的財務狀況和潛在的風險漠不關心。蘇格蘭自由銀行的案例帶來的啟示在于：適度的放松中國銀行業的管制，可以逐步培育市場參與各方的風險防范意識，增加市場參與者通過市場方式化解風險的能力。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全面的對外開放，中國銀行業正向市場導向的運營模式轉變，市場約束對維護銀行業穩定的作用日益重要，更大限度的發揮市場約束的作用對轉型時期中國銀行業健康、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dowd，kevin．option clauses and the stability of a laissez—faire monetary system．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1988，（1）：319-333．
關鍵詞：市場結構；銀行業；高管薪酬；股票薪酬
中圖分類號：1727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9-0114-07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企業CEO的薪酬具有四個特點：水平更高、增長更快、更多地使用股票薪酬(stock-based compensation)、高管薪酬與中層經理人員的差距更大。Abowd和Kaplan的研究發現，1996年，對于相同規模企業，美國CEO的總薪酬是其英國同行的1，9倍，德國的2.5倍，日本的3.1倍。在增長速度方面，1984―1996年期間，對于年銷售收入2―5億美元的企業，各國CEO薪酬增加的幅度分別為：美國1.1倍，英國0.9倍，德國0.3倍(關于日本的數據缺失)。在薪酬結構上，根據Murphy的統計，美國企業更喜歡使用股票薪酬，英國CEO的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不及美國CEO的一半，而德、日兩國則基本上不使用股票薪酬。另外，Abowd和Bognanno發現，雖然相對于其他OECD國家，美國的CEO享有更高的薪酬，但是這種“紅利”卻僅限于高層管理人員，中下層經理的薪酬與其他國家大致相當。Abowd和Kaplan利用1996年的數據，發現在美國企業中，CEO的薪酬大約為制造部門經理薪酬的17倍，而這一比值在其他幾國分別為：英國12倍、日本8倍、德國4倍。
為什么在這些國家之間，CEO的薪酬會呈現出如此明顯的差異?特別是，美英兩國在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結構、金融體系等方面都比較接近，為什么它們在高管薪酬的水平和結構上卻有這么大的差異?
近年來，企業高管的薪酬問題也成為我國學界和民間所關注的一大熱點，針對中國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決定因素以及高管薪酬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等方面，中國經濟學者做出了較多的分析。本文希望通過對高管薪酬的國際比較，對理解國內高管薪酬提供一些參考。同時，考察銀行業市場結構與企業高管薪酬之間的關系，對于我們理解金融體系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價值。
一、理論、假說和計量方法
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影響是通過市場結構對銀行的信息傳遞能力的影響來實現的。
1.兩種信號情形下的薪酬結構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高管的努力水平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財務業績，二是公司的股市業績(股價表現)。除了高管的努力之外，財務指標和股票價格各自也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其他管理人員的配合、市場條件的變化將會影響到企業的財務業績，而投資者預期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等因素也會對企業的股票價格產生沖擊。
由于財務指標和股市表現都包含了有關CEO努力程度的信息，而它們的決定因素又不完全相同，根據Holmstrom的著名原理，為了使企業對CEO的激勵達到最佳的效果，CEO的薪酬應該與這兩種指標都掛上鉤。與財務指標掛鉤的薪酬一般采取紅利的方式，它與固定工資統稱為“貨幣薪酬”；與股價掛鉤的薪酬一般采取受限制股票或股票期權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說的“股票薪酬”。并且，某種指標所含的噪聲越大，企業對該指標的倚重就越少，而對另一種指標的倚重就越多。這樣，CEO薪酬對高噪聲指標的敏感度就較小，而對低噪聲指標的敏感度就較大。
2.銀行業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影響
對于企業的經營狀況，銀行擁有與企業(董事會)不同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通過某些途徑傳遞給后者。企業利用這些信息，可以剔除財務指標中所含噪聲的干擾，更為有效地對其進行解讀，這樣，企業對股價信號的依賴減少，從而使高管薪酬對于股市業績的敏感性減弱。
由于我們考察的是上市公司，這些公司要么是大企業，要么是風險較高的創新型企業，所以，對其提供貸款的銀行一般也是大銀行。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低，大銀行的規模就越小，其信息來源就越窄，在信息收集和處理上的投入就越小(假設信息收集和處理在一定范圍內規模報酬遞增)，因此掌握的企業信息和行業信息(包括貸款企業的上下游企業和同行企業)就越少。在信息傳輸渠道給定的情況下，企業董事會從銀行得到的信息就越少，高管薪酬對于股市業績的敏感性就越強。在股市持續上漲的情況下，由于薪酬結構調整的時滯(薪酬的調整有成本，相當于“菜單成本”)，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高，總薪酬的水平和增長速度也就越高。
3.假說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有以下三個假說：
假說1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就越低；反之則就高。
假說2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反之則就高。
假說3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高管總薪酬的增長幅度就越小；反之則就大。
根據Homstrom以及Lazear和Rosen的理論，對于中下層經理的激勵，通過企業內部同一層級的經理之間的業績比較就能夠較好地實現，基本上不需要和同行業的其他企業進行比較，更不需要考慮股價信號。所以，銀行的信息傳遞對企業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基本上沒有影響。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各國企業的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基本上差距不大。根據前面對高管薪酬的討論，我們有以下假說：
假說4在股票市場持續上漲的時期，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越高，企業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越小；反之則越大。
4.計量方法
影響企業CEO的薪酬的其他因素還有很多，比如企業規模、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產業特征以及投資項目的特征、資本結構和債務結構以及CEO本身的個人特征等等。而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則可能包括市場的規模(國家的大小)、經濟發展的階段以及政府的管制等等。因此，決定CEO薪酬的結構和水平的因素基本上都是微觀層面的，而決定銀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大都是宏觀層面的，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與影響企業CEO薪酬的其他因素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也就是說，在我們的計量分析中，關鍵解釋變量――銀行業市場結構基本上不存在內生性問題。因此，在后面的計量分析中，我們使用OLS方法。
二、數據
1.數據來源
CEO薪酬的國別數據全部來自于文獻；銀行業市場結構數據則來自于Bankscope數據庫。
CEO薪酬數據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薪酬結構和總薪酬水平。該數據引自Murphy的論文，涵蓋了23個國家或地區，包括1997年各國企業的CEO的總薪酬水平和股票薪酬(主要是股票期權計劃)在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在這23個國家中，有11個是發達的歐美國家，另外包括2個大洋洲國家、5個東亞國家(地區)、4個拉美國家和1個非洲國家。這些薪酬數據均按當年的匯率計算，所調查企業的規模大體相當，年銷售收入都在2，5億美元左右。在Murphv的原文中，薪酬結構是用圖形表示的，我們將其轉換成了數值，所以存在一定的誤差。但是，這種誤差對于我們所進行的跨國比較不會有實質性的影響。(2)總薪酬增長率。該數據來自Abowd和Kaplan的論文，包括10個OECD國家在1984年和1996年的CEO總薪酬，所含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在2―5億美元之間(以1998年的購買力平價計算)。(3)CEO和中層管理人員之間的薪酬差異。這一數據仍然來自Abowd和Kaplan的論文，一共包括12個OECD國家。薪酬差異表示為CEO平均薪酬除以生產主管平均薪酬之后所得到的比值。同薪酬結構數據一樣，在Abowd和Kaplan的原文中，薪酬差異數據同樣是用圖形表示的，我們將其轉換成了數值形式。
我們主要關注1997年各國排名前五位的銀行在貸款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用“R5”表示，下同)。在我們進行比較的23個國家中，有一些小國(比如新西蘭和新加坡)，對這些國家，也許用R3能夠更為有效地刻畫其市場集中化的程度。但是對于美國這樣的大國，用R10可能更好。為了兼顧各國的規模，我們選擇介于二者之間的R5。
2.數據描述
表1對數據進行了詳盡的描述。總的來說，盡管企業的規模大體相同，但是各國之間在CEO薪酬上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在總薪酬方面，美國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次是巴西、香港和新加坡，相比之下，英國、德國、日本和瑞典等國CEO的薪酬就要低得多。這一現象與其他文獻的發現是一致的，比如，Conyon和Murphy發現，在控制了企業規模和產業等因素之后，美國企業CEO的現金薪酬和總薪酬分別比其英國同行高45％和190％。
在薪酬結構方面，各國之間的差異甚至更為懸殊。美國企業CEO的股票薪酬在總薪酬中的份額達到了28％，英國17％位列第二，而在德國、日本、瑞典等7個國家，CEO的股票薪酬所占的份額全都為0。在其他國家，比如澳大利亞、瑞士和意大利，股票薪酬所占的比例也很低。
在總薪酬的增長速度方面，1984―1996年這12年間，美國企業CEO的總薪酬增長了109％，英國企業也增長了92％，遠遠高于其他8個國家。增長速度最低的是瑞士和德國，分別只有29％和27％。這些數字如果轉換為年增長率，則美國企業是6％，而德國企業只有2％。
在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上，美國最高，為16.3倍，其次是英國和加拿大，他們的差距也都超過了10倍。差距最小的是比利時和瑞典，都只有3.5倍。德國和荷蘭也很低，都沒超過5倍。而日本則以7.6倍的水平居于中間位置。
在銀行業的市場結構方面，各國之間的差異也很大。市場最為集中的是瑞典，其最大的5家銀行在貸款市場所占的份額(R5)達到了96％。其次是新西蘭和瑞士，他們的R5指標也都超過了90％。德國、比利時等國的銀行業也比較集中。銀行業最為分散的是美國，其R5只達到25％，遠遠低于其他國家。
三、銀行業市場結構對企業CEO薪酬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1.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水平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圖1是以比表示的銀行業市場結構和CEO薪酬水平的散點圖，橫軸表示銀行業市場集中度，縱軸表示總薪酬。從圖1來看，銀行貸款的市場集中度與企業CEO薪酬水平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回歸結果是：
其中，括號中為標準誤差(下同)。從式(1)看，銀行業市場集中度對企業高管的薪酬水平有負向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
有大量的文獻發現，公司的所有權結構和董事會結構對高管薪酬有著重要的影響。東亞國家在這兩個方面都與其他國家有著較大的差異。Claessens等人發現，在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馬來西亞的企業中，存在著普遍的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企業的最終控制權都比較集中，因此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程度不是很大。這一現象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股東更容易監督高管，因此高管所得到的租金就比較少，這種情況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況下的低；另一方面，在這種由家族控制的集中所有權下，也容易出現大股東侵犯小股東利益的現象，由于家族成員占據著企業的高管職位，這種侵犯可能通過提高高管的薪酬水平來實現，這種情況下，高管的薪酬就比一般情況下高。除此之外，在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三個國家，企業要受到政府強有力的控制，這對于高管的薪酬也會有很大的影響。Prowse發現，在另外一個東亞國家日本，大量的企業由財團控制，這些企業的CEO薪酬要比獨立企業低得多。
考慮到以上因素的影響，我們將這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排除掉。剩下18個國家的散點圖見圖1(b)，其回歸結果如下：從回歸結果來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的薪酬水平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前五位銀行所占的貸款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各國CEO的總薪酬平均減少1，339％。如果某國CEO的平均薪酬與23國的平均水平持平(46.2萬美元)，那么，其銀行業市場集中度R5每上升1個百分點，該國CEO的平均薪酬將減少0.6萬美元。另外，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之后，僅R5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8個國家之間CEO薪酬水平差異的57.6％，這說明銀行業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薪酬水平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假說1在這里得到了支持。
2.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結構的國際差異的解釋
在圖2中，縱軸是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的比例。總體來說，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和薪酬結構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下面是回歸結果：
從式(3)可以看出，銀行業市場結構對CEO薪酬結構的影響在統計上并不顯著。同前面一樣，其原因可能是除了銀行業的市場結構以外，還存在影響企業CEO薪酬結構的其他重要因素，由于我們沒有控制這些因素，所以估計出來的結果就是有偏的。
同薪酬水平一樣，薪酬結構也會受到企業的
所有權結構的影響。正如前面所說，在韓國、新加坡、香港和馬來西亞的企業中，存在著普遍的家族控制，企業的最終控制權都比較集中。另外，在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對企業有強力的行政干預。而在另一個東亞國家日本，1997年5月以前，法律禁止企業對高管實行股票期權計劃。
考慮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將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排除。剩下18個國家的散點圖見圖2(b)，其回歸結果為：
從回歸結果來看，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有著顯著的負向影響。前五位銀行所占的貸款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股票薪酬在CEO總薪酬中所占有的比例平均減少0.295個百分點。同時，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以后，R5解釋了這18個國家之間CEO薪酬結構差異的50％，這說明銀行業
4.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關系
圖4是12個OECD國家的CEO和生產主管(MO)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散點圖，回歸的結果為：市場集中度對企業CEO薪酬結構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假說2在這里得到了支持。
3.CEO薪酬增長率與銀行貸款市場集中度的關系
在圖3中，縱軸是CEO總薪酬在1984―1996年間的增長幅度(12年間總的增長幅度，而不是年增長率)，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回歸結果如下：
從式(6)我們可以看出，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對CEO薪酬增幅有著顯著的影響。前五位銀行在貸款總額中所占的份額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CEO薪酬在1984―1996年的增幅平均降低1.124個百分點。另外，在控制了企業規模之后，僅僅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0個國家之間CEO薪酬增幅差異的80％。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一致，但是其擬合優度如此之高，則出乎我們的意料。
由式(7)可以看出，CEO與生產主管(MO)的薪酬比與銀行貸款的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銀行業市場集中度Rs每上升1個百分點，將導致薪酬比平均減小13.264個百分點。僅銀行業市場集中度這一個變量，就可以解釋這12個國家之間CEO和中層管理人員薪酬比的差異的55％。這一結果與我們的預期一致。
這主要是由于在銀行業的市場結構集中的國家，銀行的信息傳遞能力強，企業CEO的薪酬對股價的敏感性低，在股市上漲時期所得到的貼水(premium)就少，所以CEO和中層管理人員的薪酬差距就小。
四、總結
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潛在沖擊
盈利受到明顯影響
利率市場化對銀行業盈利的沖擊不可小視。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實行分業經營，存貸款業務是銀行的主營業務，利息收入是銀行業收入的主要來源。從資產負債表來看，存貸款分別是銀行業負債方和資產方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末，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達到133.62萬億元，其中貸款67.29萬億元，占總資產的50.36%。總負債124.95萬億元，其中存款94.31萬億元，占總負債的75.48%。從損益表來看，利息收入占據了營業收入的大頭。2012年，16家上市銀行營業收入25962億元，其中利息收入為20367億元，占營業收入的78.45%（見圖1、圖2）。
盡管近年來各銀行紛紛加快轉型步伐，通過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提高理財、投行、資金、托管、咨詢等新興業務比重，并嘗試通過并購、新設等方式逐步進入保險、基金、信托、金融租賃等新領域，但由于分業經營的格局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我國銀行很難像西方同業那樣擺脫對存貸款業務的完全依賴，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情況還將存在。
在目前資金供應總體偏緊、存款爭奪戰十分激烈的局面下，如果存貸款利率完全放開，預計存款利率將明顯上升，凈息差、凈利差繼續收窄，對銀行業的盈利形成較大沖擊（見圖3）。以2012年情況為例，6月8日、7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其中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由3.5%下降到3%，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6.56%下降到6%。同時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下限調整為基準利率的0.7倍。政策出臺以后，大部分商業銀行采取了存款利率“一浮到頂”的策略，國有大型銀行也紛紛上浮了存款利率。從2012年的16家上市銀行情況來看，有12家銀行凈利差比2011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這是2012年上市銀行利潤增速普遍低于前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風險偏好有所改變
利率市場化可能導致銀行業在客戶定位上由低收益、低風險客戶向高收益、高風險客戶轉移。近年來，金融脫媒的現象日益明顯，大中型企業紛紛轉向直接融資市場獲取資金，貸款需求快速下降，貸款議價能力明顯提升，導致銀行在大型客戶領域的收益有所降低。2012年全社會融資總量15.76萬億元，其中新增人民幣貸款僅占52.1%，比2002年下降39.8個百分點，而新增企業融資比重從2002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4.3%（見圖4）。
銀行業在傳統盈利模式受到挑戰的背景下，被迫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從主要服務于大型客戶向以中小企業、小微企業客戶為主轉移。截至2012年底，全國小微企業貸款（包括小型微型企業貸款、個體工商戶貸款和小微企業主貸款）余額為14.77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21.95%，比年初增加2.43萬億元，增速19.73%，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4.09個百分點。中小企業、小微企業規模小，風險大，融資渠道狹窄，在與銀行的談判中處于弱勢地位，必須承擔更高的融資成本。銀行則通過客戶定位的下移，大幅提高了貸款收益率。據統計，目前銀行對中小企業發放貸款的利率普遍在基準利率上浮10%～30%之間。
客戶定位下移的現象有可能加大銀行的經營風險。在銀行與企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貸款領域的“逆向選擇”現象很可能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借款者比銀行了解更多關于借款者的信譽、擔保條件、項目的風險與收益，往往具有信息優勢。銀行為了消除這些不利影響，通過提高貸款利率水平來降低可能面臨的信貸風險。這使得那些經營正常、業績優良的企業由于不愿意支付高出市場水平的利率而選擇退出借貸市場。相反，那些經營業績不好的企業，往往是愿意支付較高利率的風險偏好者，因而更易獲得銀行的信貸資金。這為銀行業的穩健經營埋下了隱患。
破產概率加大
利率市場化加大了銀行的破產概率。從世界各國推行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來看，伴隨而來的往往是部分銀行的兼并重組甚至破產。規模小、風險管理能力差、客戶基礎薄弱的銀行在利率市場化過程中由于競爭力差，出現存款流失，被迫采取激進的存款定價策略和客戶開發策略，經營成本急劇上升，出現虧損，甚至導致破產。
以美國為例，1970年開始放松對10萬美元以上、90天以內大額存款的利率管制，正式啟動利率市場化改革。1980年美聯儲正式解除利率管制，通過《解除存款機構管制與貨幣管理法案》，決定從1980年起，用6年時間逐步放棄Q條款（美國《1933年銀行法》中的第Q項，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對定期存款也規定了最高利率上限。編者注）。1986年取消NOW（Negotiable Order of Withdrawal，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利率上限后，美聯儲對所有定期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貸款利率的限制均被取消，實現了利率水平的市場自由化。在此期間，美國銀行業破產數量明顯上升，1980～1992年的十年間，美國總共有2252家銀行破產，平均每年達到225家。與利率市場化之前的1951～1970年相比（期間破產銀行為75家），年均破產數量上升了60倍（見圖5）。
利率風險管理難度提高
利率市場化將導致銀行業的利率風險明顯加大。利率變動給銀行財務狀況帶來風險，并改變銀行的凈利息收入和其他利率敏感性收入，從而影響銀行收益，同時還將影響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工具的內在價值。因此，按照審慎原則對利率風險加以有效管理，對于銀行的安全與穩健相當重要，利率風險管理將成為銀行核心競爭力的一部分。
利率市場化全面推開以后，利率變動幅度加大，變動頻率加快，不同銀行間的利率產生明顯差異。利率動態調整將成為銀行日常經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銀行業的定價管理能力、市場反應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銀行來說，利率風險主要表現在重新定價風險、收益率曲線風險、基準風險和期權性風險。由于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業務中到期日與重新定價存在時間差，利率變動將給銀行的收入和內在經濟價值帶來意外波動。例如，如果銀行以短期存款作為固定利率長期貸款的融資來源，一旦利率上升，銀行就將面臨由此帶來的未來收入的減少與內在價值的降低。
我國銀行業由于長期嚴格執行基準利率，自主定價的動力和意識較差，對于利率風險管理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也缺乏相關的經驗和人才。必須足夠重視利率市場化后出現的利率風險。
存在的瓶頸
回顧“十一五”期間，我國利率市場化進展不快是不爭的事實。這既與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發展的整體考慮有關，我國銀行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也決定了利率市場化無法一蹴而就，只能慎重進行。
一是利率能否真正發揮信號作用還有待觀察。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加快了利率市場化步伐，兩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擴大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現在看來，通過利率調節資金供求關系的效果不明顯。實踐中，大企業特別是央企在與銀行的博弈中占據絕對優勢，很多享受7折利率。與此同時，貸款利率差別化也不明顯，盡管人民銀行在2013年7月取消了7折貸款利率下限，但其效果還有待觀察。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為例，前些年個人首套房貸基本上各家銀行都是一律7折，后來調整到8.5折，目前才逐漸有了一些定價上的差異，但離按照風險與收益匹配原則開展差異化定價還相去甚遠。周小川曾經指出：“實際上金融企業并不是特別地愿意自己對住房抵押貸款定價。”這既和商業銀行風險識別水平亟待提高有關，也與利率發揮信號作用的外部環境不健全密不可分。
二是金融市場競爭環境有待改善。一方面，國有大型銀行仍然享受了大量顯性和隱形的政府扶持，很多財政存款和大型國企存款指定存在國有大型銀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出于“父愛主義”，對地方控股的中小銀行給予了諸多關照。這使得各家銀行并未處于同一條起跑線。存款利率放開以后，國有大行憑借隱形政府信用和網點數量多、吸存成本低的優勢，具備存款利率上浮的條件，必將吸引更多的存款資金。這將很大程度上改變現有的銀行業競爭格局。
三是存款保險等配套機制還不健全。根據各國經驗，存貸款利率市場化必將導致金融機構發展的逐漸分化乃至優勝劣汰，破產銀行的數量勢將呈上升趨勢。我國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銀行破產以后，存款人的利益將得不到任何保護和補償。如何處理問題金融機構、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由此看來，存貸款利率市場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外部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貿然啟動不但收不到期望效果，反而會導致嚴重后果，乃至影響整個金融業的穩定。這也是我國對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慎之又慎的根本原因。
完善配套政策
從現實情況來看，這項改革既勢在必行，但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又只能穩步前行。需要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為利率市場化提供良好環境，避免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受到太大影響。在現行環境下，應先期采取以下幾項配套措施，為利率市場化創造良好外部條件：
一是逐步放開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商業銀行進入投行、保險、基金、金融租賃、信托等更廣闊的金融領域，逐步實現收入結構從單一依賴利息收入向收入多元化轉移，減緩息差縮小以后對銀行業產生的巨大沖擊。
二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各存款機構作為投保人按一定存款比例向存款保險機構繳納保險費，建立存款保險準備金，當成員機構發生經營危機或面臨破產倒閉時，由存款保險機構向其提供財務救助或直接向存款人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從而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銀行信用，穩定金融秩序。
三是構建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減少政府對銀行的不合理干預，為全體銀行處于公平的競爭起跑線上提供制度保障。
四是放開替代性金融產品的價格。在放開存貸款利率的同時，其他一系列上下游產品和替代產品的定價權也同時交由市場決定。
五是建立健全自律性競爭秩序，防止惡性競爭。要通過市場監管、行業自律等手段，盡量避免商業銀行特別是資金來源有限的中小商業銀行之間爆發存款大戰，造成“雙輸”的局面。與此同時，加強對普通公眾的風險教育，提高存款人的風險意識。
六是培育市場化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借鑒美國“華爾街日報優惠貸款利率”（WSJ Prime Rate）的模式，探索由銀行業協會牽頭，大型銀行主導，中小銀行共同參與，在充分協調、考慮市場供求的基礎上建立不同期限的存貸款基準利率，對存貸款利率起到有效的標桿作用，引導各家銀行科學穩健地制訂本行利率政策。
加強應對措施
利率是資金的價格，是反映市場資金供求狀況、衡量金融產品收益率的重要指標。從經營行為上看，利率市場化是商業銀行能按照市場資金供求狀況，自主決定其存、貸款利率。
一、利率市場化是經濟改革不斷深化的必然趨勢
在現代經濟中，市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通過貨幣采表現，貨幣流向引導資源的流向。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實物系統的絕大部分商品和勞務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已經大大提高，消費者因此享受了比改革前多得多的實惠。但是貨幣資金的價格即利率的形成機制雖然近幾年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總體上遠遠不如商品和勞務價格具有競爭性，因而由資金引導的資源配置效率仍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資金的利用效率還有待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有待發揮。我們知道，經濟運行的實物系統與貨幣系統之間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在實物系統價格絕大部分已經實現市場化的條件下，貨幣系統的資金價格即利率客觀上也有了市場化的需要。利率市場化是經濟市場化的必然要求。
通過利率市場化來理順金融商品的價格體系，提高利率的敏感性和彈性，恢復利率杠桿應有的作用，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運行的必然趨勢。利率市場化的直接結果之一就是傳統優質客戶貸款利率下降；為提高資產收益率，銀行貸款經營重心需要向愿意承擔較高利率的一般貸款客戶傾斜。從一般客戶中識別出具有良好成長性的客戶，與其建立長期穩定的業務合作關系將是今后貸款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商業銀行必須對現行信貸經營思路進行調整，以風險調整后的資本收益率為標準分析存貸款業務和客戶價值，實施以經營效益為核心的收益導向戰略。筆者認為，利率市場化使貸款利率成為貸款市場競爭的關鍵因素，貸款定價過高會在同業競爭中處于劣勢甚至失去市場，貸款定價太低可能使競爭到的貸款業務無利可圖或虧損。借鑒國外經驗，建立科學的貸款定價機制，是商業銀行應對利率市場化的迫切需要。在信貸管理流程中，明確信貸營銷、信貸風險評估、授信批準和貸款定價、貸款組合管理等不同環節的權力和責任，根據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等不同風險因素的控制要求，整合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工具是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銀行提高信貸經營管理能力的客觀需要。推進利率市場化，有利于促進商業銀行完善自我約束能力。
二、實行利率市場化的有關因素
目前，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經進入實質階段，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利率市場化的步伐會逐步加快。
（一）貨幣市場利率奠定了利率市場化的基礎。在金融市場機制較完善的國家，貨幣市場不但具有短期資金融通、提供資金便利的功能，更為重要的是，它是中央銀行利用間接調控手段實施和啟動貨幣政策的支點，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重要場所。貨幣市場所包含的重要子市場——同業拆借市場、票據貼現市場、國債回購市場和短期國債買賣市場等所形成的短期利率（或統稱為貨幣市場利率）一般具有較強的聯動性，貨幣市場利率通過影響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金頭寸和融資成本來影響資本市場資金的供求和價格。因而，貨幣市場利率也是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結合點。與此同時，在國債市場規模足夠大的國家，央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窗口有效地控制貨幣市場利率，從而影響和控制整個資金市場的利率，并及時反映或影響資金市場的資金供給和價格水平。因而，貨幣當局的政策意向可通過基準利率影響整個貨幣市場利率，通過貨幣市場又傳遞到資本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
（二）貨幣市場的發展為利率市場化基準利率的選擇指明了方向。國債回購利率和同業拆借利率是較理想的基準利率對象。從目前金融市場狀況看，由于各金融機構規模、信譽程度差別巨大，造成信用拆借利率波動巨大，風險較大。比較來說，由于債券回購是一種以債券為質押的融資方式，金融機構之間債券回購的利率差異不大，且略低于信用拆借利率，安全性要高于同業拆借。從近年發展看，交易量已遠遠大于同業拆借市場，因而國債回購利率較之同業拆借利率更能全面反映資金市場供求關系，是選擇和培育基準利率的關鍵。
（三）公開市場業務已成為央行干預利率的突破口。隨著貨幣市場交易規模的不斷增大，1998年以來，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的力度不斷加大，不斷通過調節基礎貨幣的增長來實現貨幣供應量目標，并穩定貨幣市場短期利率水平。央行公開市場操作利率與拆借和回購利率的關聯程度不斷增強，貨幣市場的利率逐步趨于合理。近年來，貨幣市場利率對央行公開市場業務變動的敏感性增強，從操作實踐看，商業銀行開始對央行的政策操作做出靈敏反應，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已經初步具備了調控基礎貨幣總量和貨幣市場利率的能力。
三、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的影響
對國內銀行而言，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不亞于《商業銀行法》實施。前者賦予商業銀行市場進入的權力，后者賦予商業銀行自由定價的權力，銀行要與存款人和借款人進行利率談判，國有商業銀行的市場地位更加弱化，實現由準政府機構向金融服務企業的職能回歸。顯而易見，利率市場化對傳統的信貸經營模式提出了挑戰，外國銀行的大規模進入也將使同業競爭更加激烈，中資商業銀行如果不能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調整信貸經營管理模式，將在今后的市場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其一，利率市場化將引起銀行利率風險的擴大。利率變化對銀行是有利還是不利主要是看資產和負債對利率的敏感程度，但是不管利率上升還是下降，利率缺口必然伴隨著利率風險。進一步說，利率變動的風險要求銀行能夠對其進行控制，而銀行控制風險能力的強弱又產生了對利率的控制風險。其二，利率市場化將導致銀行傳統主導業務的萎縮和非利差型業務的發展。利率市場化以后，銀行為爭奪存款，存款利率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上漲，而為了爭奪優質客戶，其貸款利率又會趨于下降，銀行傳統主導業務的比重將會逐漸下降。與此同時，必然會有大量的新型金融產品出現，那些不受利率波動影響和不占用銀行自身資金的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將獲得較快的發展。其三，利率市場化將加大銀行的競爭壓力，導致市場份額的重新分割。銀行間的競爭不再局限于對客戶資源的簡單爭奪，而是擴展到存款、貸款以及相關的中間業務領域。銀行的實力、信譽、存貸款利率報價水平、金融產品與服務創新能力將成為銀行競爭的關鍵。
此外，利率市場化還將導致銀行管理模式由原來的被動型轉向主動型。利率市場化以后，銀行在資金的籌集以及運用上可以充分發揮主動性。在籌資方面，可以通過預測市場趨勢，建立負債組合，加大主動負債的比例，對總負債利率水平進行控制并及時調整。在資金運用方面，可以建立盈利資金組合來確定收益水平，在資金負債期限、利率匹配的基礎上，在金融市場上通過衍生產品來抵補利率風險。
四、商業銀行應對利率市場化的策略
（一）穩健經營的發展戰略
在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商業銀行基本的經營戰略應是穩健經營，實現有質量的規模擴張和效益的不斷增加。要從簡單的“存款立行”向“效益立行”觀念轉變，從粗放經營向有質量的集約經營轉移，進一步完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資金管理、風險管理等體系，從簡單的信貸規模管理的傳統中走出來，提高經營的自我約束力。商業銀行在制訂資金價格時，一方面要進行盈虧平衡點測算，目標利潤倒逼計算貸款利率。另一方面要具體分析貸款客戶的財務狀況，綜合考慮客戶對商業銀行的貢獻度和潛在風險因素，根據不同貸款收益水平和風險額度確定不同的貸款利率，確保貸款投放的安全和利潤最大化，最終實現穩健經營。
（二）建立科學預測、快速靈活的應對戰略
在利率市場化以后，商業銀行對利率管理工作復雜了。對利率要有敏感性分析，對利率的市場變化、波動要有預測，根據預測和變化及時進行利率調整，制訂相應的資金價格和產品價格。商業銀行內部要有專門人員研究利率市場變化問題。要有對市場利率變化的預測能力、分析能力，快速反應能力，同時，及時落實到商業銀行經營過程中。
（三）加強風險防范
在利率市場化以后，為了防范風險，商業銀行應選擇更為有效的辦法和途徑。由于習慣了利率管制，我國各商業銀行缺乏利率風險管理的經驗和辦法，大部分銀行沒有利率風險防范和管理技術方面的意識和技能，極易因利率風險管理防范不力而造成收益損失。所以，我國利率市場化以后，商業銀行要對利率風險引起重視。加強利率風險管理，建立防范利率風險機制，比如借鑒外國銀行的經驗，建立相應的存款保險體系，減少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利率風險。
（四）實施業務創新、緩解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沖擊和負面影響
一是為金融制度創新準備條件，從全球范圍看，金融業的混業經營是發展的必然趨勢。商業銀行自身雖不能進行金融制度創新，不能決定是否實行混業經營，但是可以在經營活動中通過擴大與證券、保險業的合作范圍，共享網絡信息資源等途徑，為證券、銀行、保險的混業經營創造條件。二是加強金融業務創新及金融工具創新，比如為特定客戶量身定做的業務，諸如投資咨詢、網上虛擬銀行、財務顧問等。
利率市場化不可避免地會對商業銀行現有的經營策略、運作模式帶來一些負面效應，為了緩解沖擊和影響，應注意以下工作：
1.引入以VAR為核心的風險管理機制。在銀行內部建立資金中心，制訂資金價格，分析資金來源的利率水平與期限，確定貸款利率和轉移資金利率。通過不同的利率水映政策導向，降低總體風險水平。將銀行多余的資金運用在資本市場中，獲取短期收益，彌補資金來源與運用中的期限缺口。通過金融市場調整負債結構，增加主動型負債比重，使資金中心成為利率調節的閥門，控制綜合成本，轉嫁銀行內部不能消化的現實及潛在風險。
2.建立利率預測模型，強化對利率走勢的分析。商業銀行應建立市場利率信息收集、反饋和分析系統，建立并利用利率預測模型，對利率的走向進行科學有效的分析。
關鍵詞：商業銀行；貴金屬交易；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2-0109-02
隨著近幾年金價的起伏，社會公眾對黃金的投資興趣也在逐步提升，特別是金價從2011年9月的高點至今，已經下降了30%，眾多的中國投資者感覺黃金的投資機會已到，便出現投資者在市場上大量購進黃金飾品的局面。實際上在進行投資黃金的各種形式中，黃金飾品的保值增值能力相對較差，相比通過商業銀行直接購買實物黃金或者交易紙黃金等方式逐漸興起，這種對貴金屬領域的關注也為中國貴金屬市場創造了發展條件和空間，而商業銀行作為聯系投資者與交易所的紐帶也因此通過貴金屬交易開創出新的業務及利潤點。
一、中國商業銀行貴金屬交易的現狀
上海黃金交易所自建立至今，已度過11個年頭，就近幾年的黃金交易量可以看出，前十名機構中商業銀行占有很大比重，2011年前十名中有8個席位來自商業銀行，2012年也有一半以上。這些銀行進行的貴金屬交易主要呈現了如下幾個特點：第一，交易量增長迅猛。近年來，由于貴金屬大牛市行情吸引投資者積極做多，新加入的投資者絡繹不絕，商業銀行上海黃金交易所開展的個人貴金屬業務呈現出客戶量暴增的趨勢。第二，業務不斷創新。中國商業銀行在進行貴金屬業務的過程中，為迎合客戶的不同需求，不斷創新，研發和推出新產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貴金屬市場，也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渠道。第三，提供多渠道服務。商業銀行為了進一步滿足客戶的需求，方便客戶進行貴金屬的相關業務，不斷拓寬服務渠道，目前已經形成集網上交易、電話交易、手機交易、柜臺交易為一體的服務體系。第四，成為商業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自20世紀80年代，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在商業銀行的存貸款業務發展趨于穩定的同時，各大銀行都在尋找新的盈利機會，開拓新業務，大力發展表外業務。而近幾年金價銀價大漲，也為商業銀行進行貴金屬業務提供了良好契機，目前各大商業銀行的貴金屬業務規模在不斷擴大，貴金屬業務已經成為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新增長點。
二、商業銀行貴金屬業務中存在的問題
貴金屬市場的建立以及商業銀行貴金屬業務的迅猛擴張，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貴金屬行業的發展，但與此同時在運作中也暴露出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如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必定會影響中國貴金屬市場穩定的發展。
（一）業務創新增加交易風險
隨著前兩年黃金、白銀價格的攀升，商業銀行的貴金屬業務量急劇加大。然而各家銀行在增加客戶量及貴金屬業務創新多樣化的同時，也同樣使得交易風險在逐漸加大。
對于實物黃金及銀行業務而言，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相對較小，然而對于黃金期貨、期權等貴金屬交易產品，則大大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因為這類業務往往伴隨著高的杠桿系數，一旦投資者把握不好貴金屬市場行情，其發生的風險損失畢竟會影響到銀行及銀行體系，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在商業銀行熱衷于貴金屬市場這一朝陽領域時，應該更多地關注伴其而生的交易風險。
（二）缺乏交易的安全性、穩定性
隨著銀行貴金屬交易規模的擴大，貴金屬交易系統故障頻發。民生銀行和工商銀行都曾出現過由于系統問題導致客戶貴金屬交易損失的現象，這說明了中國目前，不論是國有的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在進行貴金屬交易時都存在著交易系統安全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必定會使投資者對銀行的信心受到影響，從而抑制貴金屬市場的發展。
（三）商業銀行開戶不規范
貴金屬交易本身蘊藏著很大交易風險，這就要求進入貴金屬交易市場的客戶具備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通過商業銀行操作的客戶，其風險承受能力往往是由商業銀行進行風險測評，測評通過后才可開戶交易。但目前由于商業銀行處于客戶源及中間業務收入的考慮，有的銀行只是以風險測評為形式，沒有實際執行，而有的銀行甚至根本不進行風險測評，直接為客戶辦理開戶手續。這種商業銀行開戶不規范的行為普遍存在，對于投資者來說，對于貴金屬交易市場而言，都是極其不負責任的一種做法，必定會引發交易糾紛。
三、解決商業銀行貴金屬業務運作問題的建議和措施
（一）健全交易所運作，吸引資質好的商業銀行
目前上海黃金交易所按照傳統模式運作已十多年，基本形成規模，而剛剛成立的天津黃金交易所則尚處于起步階段，并且其建立之初便使用特殊的做市商制度，這對于中國開放不久的貴金屬市場而言充滿了機遇與挑戰。這樣的一個試點基地，必定會為中國貴金屬市場的完善提供豐富的經驗，但我們也應看到這個特殊的市場需要國家、行業、社會多方的關注，從其運作的各個領域進行健全和完善，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公司和機構進入市場參與交易。在公司和機構當中，不難發現，商業銀行的資信和規模都是不容忽視的，由此交易所的規范健全發展，可以吸引到優質會員，這樣才能得到更大的發展。
（二）國家應該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
貴金屬市場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在中國盡管發展時間不長，但發展速度很快，然而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套與這個飛速擴張的市場相匹配的法律法規體系。截至目前，中國貴金屬交易主要依照的法律法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中國人民銀行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198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金銀管理條例》、2005年12月12日央行制定的《黃金制品進出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很少有專門針對當前的貴金屬交易的，因此，國家應盡快制定并出臺相應針對貴金屬市場運作的相關法律法規，以保障貴金屬市場健康、持續的發展。
（三）完善銀行交易系統，提升交易安全性
民生銀行和工商銀行的交易系統故障導致的客戶損失，不得不讓相關部分關注目前銀行交易系統的穩定性。要提高系統安全性及穩定性其實可以借鑒股票市場的相關交易系統。
眾所周知，股票交易通常采取網上交易，主要是通過證券公司提供的交易客戶端來完成的，其穩定性和安全性已經得到證明，而目前中國大部分商業銀行則主要利用網上銀行來完成貴金屬交易，其穩定性會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因此商業銀行可以借鑒開發相應交易客戶端來提升交易系統的穩定性。目前深發展已經率先推出了“客戶端買賣工具”專門為客戶開通獨立的投資渠道，“炒金”的便捷性越來越接近于“炒股”，這也是深發展推出貴金屬T+D業務最大的優勢，那么其他銀行也應該盡快推出和使用專門的交易客戶端以滿足客戶的需求。保障交易系統的安全穩定性。
（四）貴金屬交易人才的培養
中國的貴金屬市場起步較晚，導致貴金屬交易領域的人才稀缺，商業銀行作為重要的市場參與者，更應加大對其從業人員的培養。目前貴金屬市場的職業資格標準已基本形成，貴金屬分析師及貴金屬交易師的培訓認定工作也已初具規模，當前應該做的就是盡快在全國范圍內推進貴金屬行業人才的培養，從從業人員入手，培養出適應貴金屬市場發展的、具有職業理論知識及實踐操作能力的專業人才，以促進貴金屬市場運作的規范化。
（五）投資者加深對貴金屬市場的了解
股票市場的低迷及貴金屬價格大幅上漲致使很多投資者將資金從股市轉入貴金屬市場，但對于這些投資者而言，大部分是對貴金屬領域獲知甚少的。這些投資者剛剛接觸黃金投資，往往對市場行情了解不深，基礎知識掌握不夠，再加上黃金價格的影響因素更具國際化，其交易方式的多樣性有別與股票交易等，因此投資者在進入貴金屬市場時需要補充相關知識，充分識別市場的相關風險后再進行投資。就剛剛接觸黃金投資的投資者，建議先從現貨交易入手，例如黃金定投、紙黃金等產品比較適合，投資者只需開戶，就可以通過該行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及網點柜面等多個渠道便捷地進行現貨買賣，獲取差價收益并享受優惠的手續費，當對貴金屬投資有了一定知識和經驗積累后再做黃金期貨、期權等。
近年來，國內貴金屬投資需求逐年遞增，對于市場結構的完善和發展要求也越來越迫切。對于銀行業，貴金屬市場是的尚待開發的利潤寶地。因此商業銀行發展貴金屬業務不論是對銀行本身還是對貴金屬市場都有著重要意義，其發展空間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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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市場約束；監管；有效性
JEL分類號:E42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1)10-0061-06
一、文獻回顧及研究思路
Bliss and nannery(2000)認為市場約束由監督和影響兩個環節構成。監督主要體現于投資者觀測銀行風險.并將判斷結果體現于證券價格上。影響主要體現為銀行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采取調整行為以扭轉不利局面。這是Flannery等(1996)提出的識別和控制兩個部分觀點的進一步延續和深化。張強、余桂榮(2006)提出市場約束的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市場監控存在，即利益相關者能正確理解銀行風險特征的變化并將這些評價考慮進銀行的債券價格或存貸款利率等因素中去；二是市場影響存在，即債券價格及存貸款利率變化使銀行管理者做出反應，采取措施來減輕和改善銀行經營環境的不利變化。本文主要從“監控”機制和“影響”機制兩個角度來分析市場約束力。
國外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研究銀行風險與存款利息率的關系。Martinez Pefia andSchrnuklerf2001)發現存款人從冒險的銀行中提款或要求更高的利率。Hannan and Hanweck(1988)等人發現，未受保險的大額存單利率反映了銀行風險z。由于我國利率市場尚未完全開放，因而本文未對此分析。二是研究銀行風險與存款增長之間的關系，存款利率固定時，存款人將存款從風險高的銀行轉移到風險低的銀行。Manfinez Pefa和Schmucler(20011發現銀行存款與滯后風險變量指標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2004)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國家的利率對風險的敏感性顯著，而存款增長率對銀行風險的敏感性卻不顯著。。該分析方法可判知我國存款人對銀行風險的敏感性，因而作為本文重點之一。三是研究銀行風險與其次級債券定價之間的關系。Flannery和Sorescu(1996)，Jagtiani，Kaufman，andLemieuxfl9991，Morgan和Sironi(2000，).De Young etal.(20011等的實證研究，都發現了次級債券收益與銀行風險有較強相關性。由于我國銀行的次級債券品種較為單一，交易和流通不夠活躍，缺乏實證分析的數據基礎，因而本文不展開分析。
同內有關實證研究的文獻較少。何問陶和鄧可斌(2004)用計量模型估算了資本充足率的變化對我國上市銀行收益率的影響，認為這種影響力不明顯。張正平、何文廣(2005)分別從銀行存款的實際利息支出和銀行存款增長兩個方面測算銀行對風險的敏感性，經實證分析我國14家銀行市場約束力的情況，得出我國銀行的市場約束力非常微弱的研究結論。
本文認為.市場約束的監督和影響的機制分別側重于微觀和宏觀層面。存款人和次級債持有人的市場約束機制反映了“監控”機制，這些更多地體現于微觀層面。而銀行對市場作出的反應機制則更加復雜，除非在擠兌等極端情形下，一般在大多數條件下，銀行面對的是廣大的市場參與者，所采取的行動往往也基于綜合權衡評價市場的整體反應，而非對單一相關利益者的評價做出反應。因此，“影響”機制更多體現于宏觀層面。國內外學者對“影響”機制的研究大多從銀行的公司治理角度人手.根據銀行公司治理狀況來判斷銀行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這一分析思路的優點是從根本上解決銀行激勵和約束機制不足問題，以及是否存在敏銳反應市場信號的可能性。但缺點是難以從整體上以實證研究證據來判斷銀行對市場的反應程度。這大概是目前尚未見到國內外有關實證分析銀行反應程度的原因。
若從宏觀角度評估市場約束的“影響”機制，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銀行面對眾多紛紜復雜的市場參與者或銀行的利益相關者，又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后者與經濟周期波動、經濟政策等諸多因素有關，特別是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動蕩，市場情況變化很快。因此，在分析銀行的證券價格波動因素時，很難區分銀行利益相關者的“貢獻度”和市場環境因素的“貢獻度”究竟各占多大比重。換言之，很難判斷銀行對市場的反應是出于對利益相關者的考量還是對市場變動因素的考慮。
本文認為，由于銀行利益相關者和市場環境因素的復雜性，從單一角度分析“影響”機制會存在片面性。況且，銀行利益相關者的行動在相當程度上是受市場環境因素影響的，而非單純出于對銀行風險狀況的判斷。同時，從另一角度看，銀行利益相關者的判斷和舉措本身也是市場綜合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市場約束的“影響”機制更應從宏觀角度進行分析.本文因而還首次嘗試從宏觀視角實證分析市場約束的“影響”機制。
二、我國存款人市場約束情況分析
(一)模型設計
本研究基于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2004)的研究方法，通過檢驗銀行存款增長率與銀行風險變量間的關聯度來考察我國銀行業存款人市場約束力情況，即選擇存款增速作為代表性指標。基本思路是通過計算模型中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和相關程度來描述市場約束狀況。初步設立的基本模型為:
根據一般理論，市場約束導致高風險的銀行吸收的存款相對較少。本文采取滯后一期的風險變量，選取了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風險資產利潤率、資產流動性比例、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存貸款比例、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占各項存款比重、賬面投資收益/虧損率、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等共9個指標，來衡量上期的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信貸風險等存量風險，分別對應的系數為β1-β9。根據金融理論，一般認為資本充足率越高，銀行的股權人權益受保障程度越高:不良率越高，銀行的信貸風險越高；風險資產利潤率越高，銀行風險資產的回報越高；資產流動性越高，銀行流動性狀況越好；超額備付金率越高，反映銀行主動愿意控制流動性風險的意愿更強烈:存貸比越高，會增加銀行流動性風險；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占各項存款比重高，反映銀行存款集中度風險較高；賬面投資收益率越高，表明銀行市場風險越低；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越高，銀行貸款集中度風險越大。據上述分析，若市場約束發揮作用，β2、β6、β7、β9的系數符號應當為負，β1、β3、β4、β5、β8的
符號應當為正。
共分3種情形分別進行回歸，第一種情形是將全部樣本數據進行回歸，第二種情形是對5家大型銀行的數據進行回歸，第三種情形是對12家中小銀行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
(二)數據分析和檢驗結果
選取樣本銀行17家，其中:大型銀行5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小銀行12家(中信銀行、中國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恒豐銀行、浙商銀行、渤海銀行)；具體數據的樣本期限為2007年一2009年各季度，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非現場監管數據系統，凡是存在調整情況的數據均以調整后的數據為準。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樣本不同于國內其他學者，選取了三四年內的季度數據，而非采用8-10年的銀行年度數據，其主要理由:一是國內學者選取年度數據主要受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一般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相應的各期，但筆者認為最近幾年我國商業銀行股權改革和上市流通(目前已有16家銀行上市)，對銀行經營管理、資產負債管理、信息披露管理等都產生巨大影響，況且市場條件也發生巨大的變化，用年份跨度過長的數據作分析難以真實反映銀行業市場約束力的近況，從貼近描述銀行業市場約束的最新、最真實狀況角度出發，本文選擇了權威部門的統計數據。二是數據的可比性非常重要。張正平、何文廣(2005)研究中說明“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導致我們的數據在具體內容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也許問題更大的是關于流動資產項目中所包括的內容并不完全相同”。我國銀行監管的非現場監管指標近10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主要源于國際銀行監管理念的快速發展和國內銀行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測量水平的不斷提高。若采取不同統計口徑的數據，對實證研究的結果可信度產生很大影響，為此，筆者考慮選取2007年-2009年的季度數據最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這個區間的數據統計口徑完全一致。因此.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可比性、容量夠大、更反映銀行市場約束的現狀等因素，筆者選取了近四年的季度數據.同時，樣本銀行數據明顯增多，達17家。
現將各家銀行用數字代號表示，1-5為大型銀行，6-17為中小銀行。依據樣本，建立PANEL DATA，并使用statal0進行回歸參數估計。
估計結果顯示，模型在情形l、情形3下擬合程度良好，方程整體回歸較為顯著；在情形2下擬合程度較差，整體明顯遜色。表明中小銀行的存款增長率對風險變量較為敏感，而大型銀行存款增長率對風險變量的反應大都不夠顯著。
在情形1下，資本充足率變量、不良貸款率變量、風險資產利潤率變量、資產流動性比例變量、存貸款比例變量都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資產流動性比例變量在3種情形下都取得了與預期符號相同的估計系數，且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存款人比較重視商業銀行的資產流動性比例指標反映的流動性風險。資本充足率變量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在情形2中估計系數符號為負，表明大型銀行資本充足率不具備風險信號甄別作用，這與現實中，國家對大型銀行注資、控股、隱性擔保，削弱了存款人對大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指標的關注度的情況是吻合的。但不良貸款率變量、風險資產利潤率變量、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占各項存款比重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與預期相反，表明這些指標難以成為風險信號。一方面可能因為貸款五級分類在具體操作上還是存在主觀因素，降低了銀行之間的可比性，風險資產的計算存在類似問題；另一方面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比例變量在三種情形下，估計系數符號均與預期相反，且不顯著，可能因為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對于一家銀行存款增速會產生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既可能作為風險指標降低存款增速，也可能由于最大十家定期存款對銀行存款影響較大，該占比變量指標上升是因為這十家存款增長快形成的，由此導致兩者同向變動。此外，超額備付金率變量、賬面投資收益率變量、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變量都取得了預期的系數符號，且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說明這三個指標對存款人有一定的風險信號甄別作用，但可能指標仍存在局限性。超額備付金率可能隨著近些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較為頻繁的調整而削弱了其觀測價值:銀行的市場投資收益受金融市場大幅波動而存在不確定性，且不是銀行的主營業務，因而指標的關注度有限: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隨著近些年中國銀監會力推銀團貸款，以及一些貸款轉讓交易的大量出現，削弱了該指標的參考價值。
在情形2下，所有變量系數都不顯著，說明大型銀行的存款增長率對其風險變量指標的敏感性較差，這與大型銀行因擁有較多的隱性存款擔保而削弱了市場約束機制作用有關。
在情形3下，方程的擬合程度和解釋能力均高于情形2.說明中小銀行存款增長率受市場約束影響較大，這與中小銀行擁有較少的國家隱性存款擔保有關。資本充足率變量、資產流動性比例變量都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風險資產利潤率變量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不過，不良貸款率變量、超額備付金率變量、存貸款比例變量、最大十家存款客戶定期存款比例變量、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例變量等指標的估計系數與預期相反。由于中小銀行網點較少.吸收存款能力遠遜于大型銀行，因而其存貸比普遍大于大型銀行存貸比，況且，該變量偏離監管要求(75％)的幅度一般不大，不像一些外資銀行大幅偏離現象，該指標對于中小銀行風險甄別功能弱化。其他幾項指標局限性同上，不再贅述。
(三)主要結論
(1)在多數情形下，我國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雖然較弱。但還是顯著存在的，特別是資產流動性比例變量指標，風險甄別功能較強，這與張正平、何廣文(2005)的研究結論不太一致，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本文在樣本選取、風險變量選取上均有較大差異。本文的樣本銀行數量更多、數據更新、數據可比性強、樣本容量更大，方程的擬合程度和變量系數顯著性更高，因而結論的可信度更高。
(2)理論觀點認為我國大型銀行由國家注資、股改上市，受隱性擔保影響，其市場約束要比中小銀行差，實證結果也驗證了這一觀點。
(3)在風險變量中，資產流動性比例變量的估計結果最為理想，說明存款人較為關心銀行的流動性風險，這與銀行的高負債特性、流動性風險變化快等因素有關。也可能與該指標較容易獲取和觀測有關。資本充足率變量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在情形2中符號與預期相反，表明該指標可用來顯著區分大型銀行和中小銀行的市場約束力的差異，這與何問陶和鄧可斌(2004)的實證結果也存在差異。
三、宏觀視角的市場約束機制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計
我們建立以下的計量經濟學模型，來考察“影響”機制。
式中，Y1為被解釋變量、X為解釋變量向量，t代
表不同時期，Xt是宏觀經濟變量的向量，ε1為殘差項。
根據一般理論，基礎貨幣的擴張效應來自于銀行放貸的貸款乘數，若經濟形勢趨好，社會將擴大固定資產投資，企業會擴大生產規模，銀行會放松銀根，傾向于大量投放貸款，以取得較好的收益回報。若經濟形勢走壞，全社會將縮小投資規模，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或投資難以收回形成壞賬，銀行將收緊銀根，收縮貸款規模，否則將面臨不良貸款大幅上升，市場約束機制對銀行產生作用。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較快變化，銀行能否及時調整經營管理策略，主動控制貸款規模和增長速度，就反映了銀行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因此，本模型的被解釋變量，選取全社會金融機構匯總的貸款增長速度；解釋變量選取了CPI環比、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環比、1年定期存款利率、MO/存款余額等5個指標，來衡量市場宏觀經濟形勢，分別對應的系數為β1-β5。一般認為，前三個指標能反映宏觀經濟走勢；定期1年存款利率反映了政策對中長期宏觀經濟形勢的態度；M腑款余額反映了公眾相對于存款而持有現金的偏好。如果存款人認為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上升了，那么就可能在根本不考慮具體某家銀行基本經營狀況和風險狀況的情況下取出存款，流通中現金相對銀行體系存款的比值會相應上升。經濟持續增長一般伴隨溫和的通貨膨脹，為此1年定期存款利率應上調，以避免實際利率為負數。根據上述分析，若市場約束發揮作用，良的系數符號應當為負，β1、β2、β3、β4的符號應當為正。變量的具體解釋及其作用方向，見表4
我們共分3種模型分別進行回歸。第一種情形是將全部樣本數據進行回歸，第二種情形是對1997
2006年的數據進行回歸，第三種情形是對2007年――2010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這樣分期的原因在于: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對全球金融經濟產生了較大沖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形成全球金融危機。這兩次重大金融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對銀行而言，這意味著市場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使得我們有機會來考察銀行在特殊市場條件下的反應程度。
(二)數據分析和檢驗結果
選取樣本為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具體數據的樣本選定為1997年1月-2010年10月各月份的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統計年鑒》各期和wind資訊。依據樣本，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并使用StatalO進行回歸參數估計。
估計結果顯示(見表5)，在情形1、情形3下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好，方程整體回歸系數較為顯著。在情形2下，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差。由此可見，我國銀行業在2007-2010年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較為顯著.整體上銀行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呈現加強的趨勢。而1997年-2006年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長率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不夠顯著。
在情形1下，M0/存款余額的變量(dep)通過了1％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宏觀經濟景氣一致指數變量(pro)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CPI環比變量(epi)接近通過10％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宏觀經濟景氣一致指數變量(pr0)在情形1和情形3下都通過了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但其估計系數符號與預期相反，這可能與數據選擇的時期有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企業家判斷危機很快能夠結束，經濟探底回升，因而預期向好。這導致該變量上升。但銀行作為遭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最直接的機構，對經濟形勢的預期要比企業家悲觀得多，因而該指標變量對銀行業貸款增長率解釋呈現負相關，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表明銀行經營管理的審慎態度趨強。M0/款余額的變量(dep)在情形1和情形3分別通過了1％和5％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在情形1.系數的符號與預期相同，但情形3與預期相反。這可能是由于Mo受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很大，特別在金融危機后我國為刺激低迷的經濟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該指標反映公眾對銀行體系風險判斷的作用，況且在政府隱性擔保的作用下，可能公眾預期銀行業發生全面危機的概率很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環比變量(exp)的估計系數在情形1和情形3下其符號都與預期相反，且不顯著。這可能與我國特定的消費需求結構有關聯。由于醫療教育保障制度不夠健全，以及受住房消費的擠出效應.我國現有的居民消費主要用于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因而這種消費存在較大的剛性。因此，消費品零售總額環比變量指標或許不能很好地反映宏觀經濟形勢對銀行經營管理的態度的影響。
在情形2下，模型的所有變量系數都不顯著，說明1997年一2006年期間銀行的貸款增長率對其宏觀經濟變量指標的敏感性較差，這可能與當時銀行市場化程度不強有關。
在情形3下，方程的擬合程度和解釋能力均高于情形2，說明近些年我國銀行監管的深化和股改上市等舉措，提高了銀行對宏觀經濟數據和風險因素的敏感性。但各變量估計系數與預期差異較大，可能因為變量主要反映公眾消費領域物價、消費量和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等情況，缺少企業因素變量情況的考量，同時，我國銀行貸款增長受國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影響較大。
(三)主要結論
(1)近些年，我國銀行業對市場信號的敏感性和反應程度趨強，尤其是金融危機后審慎態度趨強，這與現實中隨著我國風險監管和審慎監管的加強，銀行風險防范意識明顯增強的情況是一致的。市場約束的“影響”機制還是弱性存在的。
(2)從宏觀變量的估計系數情況看，我國銀行業貸款增長率受選取的解釋變量以外的因素影響可能較大，包括受國家對經濟的刺激力度、調控政策等因素影響，因而選取的宏觀變量在解釋性方面仍顯不足。
(3)在實證分析中我們采取了不同時期區間分段估算，優點在于可以對銀行市場約束的“影響”機制效果對比分析，缺點是數據的收集和變量選擇受到一些限制，如GDP即使采用季度數據也只有較少的觀察值，因而未采用。這些缺憾，有待于在今后完善。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市場約束對監管有效性的影響
本文實證研究表明，我國銀行業具有一定市場約束力，存款人會在一定程度上關注銀行風險，銀行對市場信號的反應程度和風險意識趨于增強，表明我國銀行監管“管法人、管風險、管內控、提高透明度”已見成效。同時，也應看到，市場約束對銀行監管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我國市場約束力整體上還是較弱，對監管有效性產生一些影響。
(1)我國市場約束力弱，銀行機構規模的擴張受到其經營狀況等因素制約較少，容易誘發粗放式經營，且難以為監管當局提供充分有效的市場信號來監管決策參考。如在城市商業銀行異地設立分支機構問
題上，有關市場競爭和風險變化等市場信號仍不明確。
(2)銀行的整體反應程度較弱，表明銀行體系可能還是存在一定的道德風險，銀行往往過于關注搶占市場份額、追求利潤增長而忽視風險，容易造成與監管的目標背離。
(3)存款人容易產生逆向選擇，可能會把資金投向違規吸儲的銀行，給各種非法吸儲活動以機會。存款人市場約束力較弱，表明存款人對違規銀行的攬儲行為缺乏鑒別力，因相信政府會保護存款人利益，在選擇存款機構時產生道德風險。
(4)市場約束弱導致過度依賴官方監管來控制風險，這必然帶來監管成本的上升，也會增加銀行的執行成本。
(二)政策建議
為了進一步增強監管有效性，有必要提高銀行業的市場約束力。
(1)審慎建立金融安全網。應縮小國家隱性擔保的范圍，審慎運用央行的最后貸款人制度和設計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因為這可能會增加銀行的道德風險、降低市場約束力。國外有研究表明，設計不當的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可能增大一國發生銀行危機的概率。因此有必要謹慎設計和看待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等有關金融安全網的制度建設。
(2)在銀行監管指標上除了關注資本充足率，還應當重點監測資產流動性比率，市場之所以關注該指標，可能與資本難以測算而流動性問題則難以隱瞞有關，后者能夠更好地反映銀行的清償能力。這對于我國中小型銀行，尤其是村鎮銀行等監管具有參考意義。
(3)加強信息披露，應在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的同時，加大對銀行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合規性檢查；此外，還應將市場信息與監管機構掌握的監管信息結合起來，以縮短監管認識和行動的時滯，對銀行風險狀況和條件的變化作出更加準確的判斷和預測。
(4)正確看待官方監管和市場約束的關系，加強兩者的協調和互補作用。官方監管應考慮加強有關市場制度的建設，為市場約束發揮作用創造條件；并關注有關銀行創新業務的市場反應和市場信號，發揮市場對其風險的約束作用。
(5)發揮社會中介機構的作用。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可增強社會對銀行風險狀況的監督力度，并引導公眾對銀行披露信息的理解和判斷。
當前，跨國金融機構在華經營性機構及業務代表機構的數量不斷增多，布點的范圍逐步擴大，參股步伐加快，且多數逼近政策上限，表現出在華擴張與滲透的強烈欲望。
外資和中小商業銀行的快速發展共同加劇了金融市場的競爭，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受到較大沖擊，市場份額被侵蝕，資產集中度在1995至2005年10年間下降了15.83個百分點。整體看，外資銀行資產份額尚小，只占1.8%，但從局部看，發達中心城市的外資市場份額已達較高程度，如上海已超過10%，且有繼續提高的趨勢。另外，業務的結構性影響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如外資銀行的國際結算和外匯信貸份額已高達40%和19%。由于外資參股（低于25%時）的間接影響并不計入外資份額，市場侵蝕程度實際被低估。人民幣業務開放提速后，已成為中外銀行競爭的新領域，全面競爭的時代已經來臨。
跨國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改革和市場體系構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首先，外國戰略投資者積極參與我國銀行業的戰略重組和市場化改造，在整合資源、擴充資本、改善治理結構、調整業務方向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中、建、工三大行的成功股改標志著銀行業的市場發育日趨成熟。其次，外資在更大程度上加速了銀行業的國際化，表現為股權、人員、業務、產品、規則和市場的國際化，構建開放性的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最后，外資銀行以長江、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經濟圈為核心并向周邊地區輻射，這種相對集中的區域布局，助推了上海、深圳、北京等地區金融機構的密集化，有利于逐步形成國際性金融中心，提高我國金融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
利用外部動力推動銀行業改革也有不利之處。外資控制力的上升、市場的國際化便利了國際游資的無序流動，加劇了市場動蕩，影響金融穩定；外資銀行集中在發達經濟地區瓜分優質客戶，可能會削弱中資銀行的傳統盈利基礎；外資收購國有、集體資產，還會遇到合理定價與資產流失等問題。
外資銀行對融資效率的影響表現在多個方面。一是外資競爭主體和新型競爭機制導致更為激烈的競爭。二是外方參股股東的加入有利于改善治理結構，強化內部管理，充分調動各方面資源，降低管理成本、費用，提高經營效率。三是外資直接彌補進口企業和外匯指定銀行的外匯缺口，融資成本降低，不僅可為許多重大建設項目、技術引進或重要商品的進口提供寶貴外匯資源，還能為中資銀行的貿易融資提供頭寸支持。四是外資銀行對“三資”企業、優質民營和中小企業傾斜，不僅直接提升融資效率，還對中資銀行的融資觀念、行為產生示范效應。五是引進融資方式，推動創新，降低融資門檻。福費廷、保理、銀團貸款、備用信用證等有力地推動了商業銀行本外幣融資業務的發展。結構性融資模式突破了傳統的以固定資產抵押、第三方保證或信用方式為擔保方式的融資模式，擴展了流動資產（如應收賬款、存貨）、貨權（包括信用證項下全套海運提單表示的未來貨權）等質押模式，融資觀念更新，體現出服務和風險控制的主動性。
金融產品引進與開發速度的加快是開放銀行業以來的又一大特征。據統計，外資銀行向國內推出的金融產品有一百多種，相當于國內銀行產品的三倍，業務創新活躍。首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匯業務率先全面放開，推動國際票據、國際保理、離岸金融等新業務的迅速發展。其次，外資銀行基于混業傳統，在國內極力推崇零售、網銀、理財和中間業務，帶動國內商業銀行向綜合化經營戰略轉型。中資銀行為彌補自身缺陷，突破約束，加強了與同業包括與外資銀行的合作和重組的步伐，開發新產品或實現產品的交叉銷售。再次，利率市場化、匯率彈性化及競爭加劇的背景，促使銀行追求收益高、風險大的產品或業務，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如期權、期貨、掉期、遠期交易等。最后，為適應經濟國際化，滿足企業、跨國公司“走出去”的新需求，外資、離岸銀行的境內外、離在岸聯動模式以更靈活的方式向居民和非居民提供金融服務。背對背信用證、在岸擔保離岸授信、境外外匯質押境內融資、轉開信用證和保函都是典型的內外聯動模式。
產品豐富，經營綜合化、國際化是金融發展的重要表現，有利于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優化收入結構，扭轉過分依賴公司業務收入、利息收入的狀況，但上述趨勢也相應增大了市場風險、轉型風險和監管難度，文化沖突、駕馭能力有限將是混業經營、跨業兼并可能遇到的新問題。
為與國際接軌，根據世界貿易組織原則和國際慣例的基本精神，我國全面修改、制定了相關法規或制度，完善了法律體系，商業銀行的經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跨國銀行的進入使競爭環境更加復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開始形成。為適應新環境，各家銀行面臨著戰略、機制的調整，制度的更新，新型企業文化的培育以及業務流程的再造。
跨國銀行通過示范間接影響或通過股權控制、人事調整、輸入理念、改變發展戰略直接影響國內銀行業的制度體系和行為方式。與過去比較，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目標更加明確、對市場信號更加敏感、風險和價格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治理結構更加科學；管理扁平化、客戶高端化、服務個性化、營銷專業化、操作流程化；營銷觀念確立，客戶經理、產品經理和績效考核制度廣泛實施；國際競爭意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進一步增強。
非金融類跨國公司的影響
非金融類跨國公司主要通過市場需求影響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反映出銀行業市場結構與實體經濟結構的密切關聯。
銀行跨國經營的首選地往往是本國跨國公司密集或貿易集中的地區，遵循跟客法則。國外的實證分析表明，對外直接投資（FDI）與海外分支行資產增長額高度相關，盡管出口貿易對銀行國際化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不如對外直接投資來的大。我國學者的研究也顯示，跨國銀行隨著我國進出口總量和母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增加而加快進入中國，客戶追隨明顯。
經濟發展是金融發展的基礎，“三資”企業為銀行業增加了一大批特殊的客戶群，直接影響銀行業務的數量與結構。涉外企業本外幣業務的綜合化需求是商業銀行倡導本外幣整體營銷的內因。“三資”企業是銀行開展外匯業務的基本對象，其進出口業務的強勁增長帶動國際結算業務量的攀升，結算手續費、外匯匯兌收益成為中間業務的主要來源。跨國公司及其海外關聯公司、持有外國或我國港澳臺地區護照的自然人是離岸業務的基本客戶群。外企經營環境的優劣、業績的好壞直接影響了經辦銀行的經營環境、績效，這種關聯在外企集中的沿海發達省份、經濟中心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表現得更為明顯。人行營業部和國家外匯局的調研顯示，在北京的跨國公司總部的快速發展正深刻影響著北京金融業，總部的聚集效應帶來了金融需求，促進了北京金融業的發展。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跨國公司對國內某些企業或產業的沖擊還可能削弱國內銀行的傳統業務基礎，引發優質客戶或業務向外資銀行的轉移，其投資方向的變化所引起的產業結構調整還會給中資銀行帶來系統性風險。
關鍵字: 銀行業市場約束監管有效性影響
中圖分類號: F830.49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006-1770(2009)02-030-03
一、基于DKH模型的我國銀行業市場約束狀況實證分析
（一）DKH模型的基本概念及應用形式
一般來說，在存在市場約束的情況下，存款人將要求風險高的銀行支付更高的利率或者干脆取出存款。因此，銀行的融資成本和融資規模與它的風險狀況存在相關性，此即為存款人對銀行經營存在的市場約束。檢驗市場約束強度的實證方法主要是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模型，驗證風險較高的銀行是否支付了更高的存款利息或者存款增長的速度更慢，最有代表性的模型是Demirgü-Kunt和Huizinga（1999，2004）所設計的一系列模型。這些模型得到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被稱為DKH模型。
DKH模型的基本思路是，通過計算估計方程中自變量與因變量的相關性和相關程度來檢驗市場約束的存在程度。按照具體思路的不同，DKH模型主要有兩種應用形式：一是檢驗銀行利息支出水平與其風險狀況的關系，二是檢驗銀行存款的增長與其風險狀況的關系。
（二）對1998－2007年中國市場約束狀況的實證分析
應用DKH模型，從銀行支付的利息與其風險關系、銀行存款總量與其風險關系兩方面檢驗1998－2007年中國市場約束的情況。
1996年，我國開始放松利率管制，以后利率市場化步伐不斷加快。因此，利息支出水平、存款增長速度可以分別采用如下估計方程：
①利息支出水平= a+b1Profitt-1+b2Liquidityt-1+b3Equityt-1+ b4 Overheadt-11+et
②存款增長速度=a+b1Profitt-1+b2Liquidityt-1+b3Equityt-1+b4Overheadt-1+ b5Sizet-1+et
上式中：
Profitt-1＝利潤率＝稅前利潤/總資產
Liquidityt-1＝流動性比率＝流動資產/總資產
Equityt-1＝凈資產率＝(總資產－總負債)/總資產
Overheadt-1＝非利息支出比率＝（營業支出－利息支出）/總資產
Sizet-1＝資產規模＝總資產
所有變量均滯后一期（表示為t-1），在估計時，方程兩邊變量都取對數；選取樣本銀行10家，其中：大型銀行5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5家（中信銀行、招商銀行、中國民生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具體數據的樣本期為1998－2007年，數據來源于1998－2007年《中國金融年鑒》各期各行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因為所有數據都要取對數處理，所以，數值為負的數據一律剔除，再加上一些銀行報表提供格式的變化，個別數據不可得，最后，把可用的77組數據建立一個面板數據，采用全體的最小二乘法（Pooled-OLS）進行估計，計算結果分別如下：
表1提供的估計結果表明：利潤率系數為負，呈現出存在市場約束的跡象，說明存款者對銀行的盈利能力有較明顯關注，盈利能力強的銀行具有良好的增長前景，有實力開拓新業務、
表2提供的估計結果表明：流動性比率系數和股權比率系數都為負，只有利潤率系數為正，但是，利潤率系數的絕對值很小。因此，我國銀行除利潤率這一因素以外，其他風險因素與銀行存款增長速度之間的市場約束是基本不存在的。
上述實證研究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我國銀行監管體系中的市場約束力量在1998年以后有所進步，但從總體上看，市場約束力量仍然較為薄弱，存款人對銀行的風險變化反應不敏感。
二、我國銀行業市場約束不強的理論分析
1998年以后，隨著控制性銀行監管制度的逐步淡出，審慎監管制度的各項措施開始逐步實施，政府監管制度對市場約束的屏蔽作用減輕，社會公眾的市場參與意識和對銀行的外部監督意識才開始復蘇，市場約束力量才開始得以發育。但是，對中國來說，銀行自我約束能力和市場自身的缺陷極大地弱化了市場約束的作用。下面主要從信息披露和市場參與者激勵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 我國銀行業信息披露狀況對市場約束的制約
首先，會計制度和審計標準不完善導致信息質量不高。目前，我國銀行業推行的會計制度不僅與國際規范相比還存在許多過于寬松的作法，而且各類銀行之間也缺乏統一的規范，制約了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和可比性。同時，銀行從業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 從技術上對風險的具體測量、確認存在障礙, 對會計制度的理解也存在偏差, 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會計信息披露的質量。
其次，銀行缺乏準確和及時地公開披露信息的激勵。出于對銀行風險狀況的擔心等原因，我國政府和監管當局對銀行公開披露信息的強制性監管規定和法律制裁措施的力度不足，導致銀行缺乏準確、及時地公開披露信息的激勵。
再次，評級機構等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落后，難以提供公正、客觀的評級信息。我國評級機構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受資金規模、法律支持、人員素質等因素的制約，它對被評級對象還存在一定的利益依賴關系，沒有成為真正獨立的信息提供機構。
我國銀行業信息披露存在的上述問題，使市場參與者無法判斷銀行經營狀況的良莠，缺乏實施市場約束的決策依據，尤其是虛假、非充分性財務信息還會誤導市場參與者的判斷力，導致逆向選擇行為。
（二） 我國市場參與者激勵狀況對市場約束的制約
我國銀行體系以國有銀行為主體，而且無論是四大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抑或是城市商業銀行，各級政府一般都直接或間接地對其擁有絕對比例的所有權，這樣，存款者通常把銀行信用等同于政府信用，認為存款的安全性能夠得到充分保障。
謝平等( 2004)的研究發現，從近幾年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實踐看，國家事實上承擔了對銀行存款的保險責任，我國實行的是國家對個人進行“全額償付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所以，存款人沒有激勵去關心銀行的風險狀況，也沒有激勵去施加市場約束。
以上理論分析可見，我國銀行業的信息披露狀況和市場參與者實施市場約束的激勵都存在缺陷，構成了對市場約束的嚴重制約，致使銀行所受到的市場約束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三、市場約束狀況對中國銀行監管有效性的影響
市場約束對實現銀行監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補充作用，但我國銀行業所受到的市場約束力量相當有限，當前市場約束的欠缺對我國銀行監管有效性帶來較復雜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中國銀行業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張，在一定時期內易于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性。由于缺乏市場約束，銀行業負債規模的擴張不受其經營狀況的制約，這種寬松的市場環境為銀行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使中國在短時間內獲得了一個龐大的銀行體系。雖然這種銀行發展道路使銀行業的問題不斷累積，但是，市場約束的缺乏使問題易于被掩蓋。所以，在一定時期內易于維護銀行體系的穩定。當然，從長期來看，這種表面和暫時的穩定可能會面臨著在未來更嚴重銀行危機的威脅。
（二）銀行體系存在較為嚴重的道德風險，不利于銀行自我約束和政府監管發揮作用。市場約束力量的薄弱，銀行業發展缺乏來自市場壓力的淘汰和競爭機制，同時也是由于監管當局對問題銀行缺乏及時的市場退出或糾正措施的制度安排，銀行很容易產生過度承擔風險的激勵，致使銀行的違規行為屢禁不止。同時，由于道德風險，銀行業僅關心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如何滿足監管部門的監管要求，并不真正關心貸款的質量和安全性，國有資產是否保值和增值。這樣的結果自然背離了政府監管要求的初衷，使政府監管力量也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監管者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助長腐敗行為。市場約束的缺乏可以使銀行業的過度承擔風險行為不為公眾知曉，監管當局面臨市場壓力較小，容易產生道德風險，這樣問題銀行可以在監管當局的疏忽甚或庇護下繼續生存，加大了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同時過分依賴政府監管，會造成權力的膨脹，助長腐敗行為。
（四）存款人容易產生逆向選擇，給各種非法吸存活動可乘之機。由于利率受到管制，金融市場欠發達，在高利率回報的誘惑下，居民可能會把資金投向違規吸儲的機構。存款者對違規機構的賭博行為缺乏鑒別能力，或者認為即使出現問題，政府也會出手相救，保障本金安全，所以，往往在選擇存款機構時產生道德風險，造成非法集資泛濫。
（五）銀行體系更容易受到傳染風險的影響，加大了危機爆發的概率。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任何一個國家的銀行體系中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個別有問題的銀行機構，受預期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個別銀行的倒閉破產容易引發傳染性地銀行擠兌。如果公眾的行為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礎之上，就會減少因單個銀行破產而引發的恐慌性擠兌。
但是，在缺乏市場約束的環境中，存款人不能根據各主要銀行的清償力和經營活動對其進行區別對待，當銀行體系面臨沖擊時，由不對稱信息引起的問題會惡化，使得識別有用信息變得更加困難，這樣就造成這樣一個問題：在某些情況下，較小的沖擊就可能導致不穩定。因為無法進行區分和選擇，存款人只能選擇保護自身利益最后的手段，即將資金兌現或者轉換成其他政府擔保的金融工具，或者轉向海外，這樣，銀行的信用供給就會降低，銀行體系更容易受到傳染風險的影響，危機就更易于發生。
（六）造成昂貴的監管成本。我國銀行監管的成本之所以高昂，一方面是因為市場約束缺乏造成的道德風險，導致問題金融機構的退出成本擴大化；另一方面市場約束的缺乏導致過度依賴政府監管來控制風險，這必然帶來政府監管機構的擴張和人員的臃腫，既會增加監管的直接成本，又會增加銀行的執行成本。
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銀行業市場約束的薄弱對于銀行監管有效性產生了諸多制約因素，從總體上看，其負面影響要遠大于正面影響。本文旨在通過市場約束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從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兩方面為強化我國銀行業的市場約束力量、提高監管有效性提供依據。由于市場約束是市場力量主導型銀行監管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強化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約束將成為提高銀行監管有效性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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