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01 16: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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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杜審言; 杜甫;儒學傳統 ;詩學傳統 ;詩歌藝術;影響
眾所周知,杜甫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后人常常評價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集大成者”,這讓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審言的詩歌營養。現從家風、家學以及詩歌家法等方面來探討杜審言對杜甫詩歌創作的影響。
一、 家風、家學承襲
(一) 儒學傳統的影響
杜甫在《進鵰賦表》中說:“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個富有儒學傳統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學傳統可以追溯到他的遠祖杜預。杜預是晉代名臣兼名儒,并且還是《左傳》研究專家。杜甫曾在《祭遠祖當陽君文》中,稱頌先祖:“《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為仁!”。對于祖父杜審言,杜甫更是推崇備至:“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視于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于今而師之”[1]。杜甫對于儒學的信仰直接承杜審言而來。杜甫的《進雕賦序》言:“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審言,杜甫對杜審言的崇敬,加上主動的學習,使得杜審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潛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對儒學的信仰。
儒學傳統滲透到杜甫的詩歌創作中,形成了其詩歌思想感情層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達了“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說這只是盛唐時代背景下的詩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調的話,那么經歷了唐代社會由盛轉衰的歷史轉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敗與離亂。此刻他將原先入世的積極意識轉化成深沉內斂的憂患意識,這也符合儒家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精神主張。
面對國家危難,他痛吟“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而一旦大亂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淚,“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面對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這種情懷表現為一種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思想。杜甫的人道主義不同于孔丘、孟軻那樣儼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著一種利他主義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連夜雨”的悲慘境況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甫的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不僅體現在國家人民身上,還體現在自然界萬物中。杜甫曾說過“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鳥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這種親近自然,與自然為伍的情懷極大地豐富了他詩歌創作的題材范圍。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馬行》等等。“仁民愛物”的人道主義情懷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
無論前期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還是后來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都是根源于儒學傳統的歷史傳承。杜甫詩中滲透出來的那種悲天憫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來自于儒學的傳統涵養。清論批評家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言:“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見“仁民愛物、憂國憂民”的儒學品格才是杜甫詩歌催人淚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詩學傳統的影響
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和崔融、李嶠、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杜審言極負詩才,嘗與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杜審言的文才在當時文壇的確享有盛譽。宋之問曾評價其詩風:“惟靈昭昭,度越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曙,搖露氣于春林,其秉艷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諸子”的地位;另外陳子昂也曾云“杜司戶炳靈翰林,研機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余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合”,給予了杜審言詩歌的高度評價,充分肯定了杜審言的歷史地位。
杜審言的詩名多多少少給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贈蜀僧閭丘師兄》曾言:“吾祖詩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詩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見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詩學傳家的。杜甫在《壯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見他早年所學主要是詩賦與書法,受詩學傳統的影響。
從杜審言身上傳承下來的詩賦之學,影響到杜甫詩歌創作的表現手法。杜甫的一些詩,敘述夾議論,有“小雅”的因素,有賦的鋪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種“以文為詩”的特點。杜詩采散句入詩,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避免了近體詩因為格律束縛所造成的板滯。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啼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全詩將一種狂喜的心情展現得淋漓盡致,用一些口語化、通俗化的詞語,如“忽傳”“ 初聞”“ 卻看”“ 漫卷”,尾聯更是采用了流水對的方式,使詩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暢自然,毫不受律體的束縛。能夠將律詩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這是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為詩”不只是停留在詞句的散文化上,還表現為意興的有機結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藍田崔氏莊》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 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并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首聯詩人情感從悲秋—自寬—盡歡極盡轉折變化,才剛落筆就筆鋒急轉,為全詩奠定了悲中盡歡的基調:頷聯才敘寫了盡歡之貌,頸聯就以“藍水千落”“玉山高并”這樣的哀景起興,傳達出詩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聯則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變來反襯人的多變,現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這一細節動作將詩人心中強抑的惆悵之情托胸而出。眾所周知,“沉郁頓挫”是杜詩的主要風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養的體現,“頓挫”則是他詩歌感情表達的波浪起伏、反復低回,而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為詩”的詩歌句式與手法的表現方式。
杜甫所受的詩賦學傳統的影響,開啟了“以文為詩”詩歌表現手法的一種轉變,這是杜甫在詩學傳統影響之下的發展。杜甫在文學思想上主張:“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這里的“親風雅”就是杜甫詩學傳統的證明,而這里的“轉益多師”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審言。
二、 詩歌藝術手法的影響
(一)首先體現在詩歌的意蘊風格上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曾言:“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這表現了他的審美理想更傾向于壯美之境。而在杜審言現存的四十三首詩中,其中有一部分寫得氣魄宏大,營造出雄渾壯闊之境。杜甫《八哀詩》中就曾借大詩人李邕之口評價祖父的詩作:“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 其中“鯤鯨噴迢遞”的氣象,與杜甫所追求的“鯨魚掣海”的審美趣味相接近。
比較杜審言《登襄陽樓》與杜甫《登岳陽樓》可知,兩詩頷聯同是寫楚之地貌特點,杜審言的“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與杜甫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寫象,但后者氣勢更為龐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審言詩作于被貶流放之際,詩人通過楚山壯闊之景,來反襯他個人仕途失落的愴然情懷;而杜甫的心中始終裝著國家和人民,因此頷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寫象之外,更象征著國家的戰亂危機。所以較之前者,杜甫詩意境更為高遠雄渾,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從觀察角度上看,兩人都是由高處俯視,從構思方式上都是表現水勢的壯觀,很顯然前者是后者借鑒的范式。對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閎逸渾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謂一語中的地指出了審言在詩歌風格上對杜甫的影響。
(二)其次體現在詞句的吸收,句法的運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關于祖孫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論:“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有‘霧綰青條弱,風牽紫蘿長’,又‘寄語洛城風與月,明年春色倍還人’這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話風光更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脈蓋有家法矣。”楊萬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認為:“今觀必簡之詩,若‘牽風紫蔓長’, 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云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孫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這些都說明了杜甫在詩歌的遣詞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處。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詩外,還承襲了祖父詩歌的句法特點。比如杜審言的“霧綰青條弱,風牽紫蘿長”,將隱喻的因果關系倒置,不說霧籠柳絲,卻言柳絲綰霧;不說風拂藤蔓,卻言藤蔓牽風。 像這樣的關系倒置在杜甫的詩歌中也常常運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該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七》的“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也是把因果關系倒置。
不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運用,就連整體章法上也有相類的。如杜審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懷》:“明月高秋迥,愁人獨夜看。暫將弓并曲,翻與扇俱團。霧濯清輝苦,風飄月影寒。羅衣此一鑒,頓使別離難。”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閏中只獨看”,“看霧云鬟濕,清輝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詩句,在情境與意象上都很接近。對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讀其《和康五望月有懷》一首,有‘霧濯清輝苦,風飄素影寒’之語,尤于工部‘香霧云鬟’、‘清輝玉臂’一聯,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氣韻胎息,恍若符合者,開篇皆然。”很顯然,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體現在詩體上,尤其是五律的影響
杜審言在詩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對律詩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貢獻。杜審言極力追求近體詩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陳振孫就曾在《直齋書錄解題》中云“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側失眼為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還追求體勢的嚴整化。這在杜審言的五律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舊思欲沾巾。”全詩嚴整雄渾,句律精切,其頷聯“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僅對仗工穩,而且在用字講究,一個“出”和“渡”字既生動地描繪了客觀景象,又突出了主觀上吃驚的心理,表達了詩人見到早春的驚喜感。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將其推為“初唐五言律第一”。這種“體自整栗,語自雄麗,其氣象風格自在”[10]的五言律對杜甫五律的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說《登岳陽樓》,一個“坼”和“浮”字既寫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氣勢,又象征了國家大廈將傾的危機。此詩被胡應麟推為“盛唐五言律第一”,這樣看來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屬祖孫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詩在氣勢風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審言在聯章體與排律方面,給予杜甫的影響也是很大的。這一點許多學者已做了詳盡的闡述,這里就不再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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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杜甫；沉郁頓挫；詩史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為少陵野老，是唐代詩人，被后世尊稱為“詩圣”。杜甫一生命運坎坷，顛沛流離，一生作詩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詩作中包含著深刻的思想，熾烈的情感。這種對國家深摯的憂國憂民的情懷使得杜甫被稱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詩歌不僅有著史詩般的紀實性也體現著濃郁的“沉郁”美學風格和特色。杜甫主要的經典作品在唐代的安史之亂之后，即唐王朝有盛轉衰的拐點之后。他主要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的思想。他熱愛天下百姓，熱愛自己的祖國，有宏偉的抱負，堅持自己的信仰，愿意為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作出犧牲，有著憂國憂民的情愫和強烈的大愛于天下的情懷，表現在他的作品中，體現為沉郁頓挫的美學風格。沉郁指的是作品的主題和意蘊，內容所蘊藉的意味，指的是哀怨郁憤、充滿人生的悲涼感和歷史的蒼茫感的一種審美形態，它的文化內涵是儒家的仁。而頓挫指的是“法”，即組織作品的章法，即作品外在的形式和內在的組織架構等一些表達。歷數杜甫的作品，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又蘊含一些深刻的人生哲理；他的感情深沉憂郁、悲壯凝重；表達方式又含蓄蘊藉，深摯又曲折婉轉。杜甫對祖國前途有著深深的擔憂，對人民的疾苦有著深深的掛念，所以他的作品立意深遠宏大。杜甫時常將一腔深情選擇含蓄凝練的表達出來，先將感情蘊藉甚深甚濃，已蓄勢待發之時，受儒家的“仁”的思想的影響，又將感情及時遏制住，轉為婉轉低回的表達，因此杜甫感情蘊藉濃郁而表達頓挫。
一種審美風格的形成既有文化底蘊的傳承的原因也有具體國家社會的環境因素和藝術家個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原因，由很多因素相互摻雜融合形成。杜甫詩歌中的沉郁頓挫風格的形成也是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受著以儒家傳統文化內涵之核心的“仁”的價值觀的影響，受著歷經磨練的人生經歷的影響，也受著憂國濟世的抱負，善感的個人性格氣質，崇尚壯美的審美理想和個人的創作態度的影響。一、杜甫深受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的影響，這是影響杜甫人生態度的最主要因素。儒家文化或稱儒家哲學，它是一門關于處事態度的情感哲學，“仁”是它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仁”是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立足的依據，是人之所以是人的關鍵。這種對人的同情、關愛之情和對萬事萬物的悲憫情懷，體現在杜甫的詩作中，凝結成了典型的沉郁頓挫的美學風格，這種風格在杜甫的詩歌中俯拾皆是，表現為一種深沉，濃郁，郁結，哀怨，郁憤的情緒，體現為憂患的精神，樂道的精神。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種對出征在外的將士的關懷正是來自于杜甫對于百姓蒼生的大愛。二、杜甫的詩歌風格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個人經歷有關。杜甫經歷了國家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親歷國家的富庶強大到后來的國民生靈涂炭。他個人的人生也經歷了仕途的不得志和物質生活的由充盈到后來的窮困潦倒、寄人籬下這樣一種坎坷。在他的詩歌中不僅有著個人不得志的郁結，而且更包含著對對人民疾苦的深切關注，對民族命運的焦慮，對國家前途的憂愁，因此他的詩歌體現了濃郁的愛國主義情操和強烈的民族意識。
杜甫有著詩圣般的情懷，他心中飽含對天下萬物都有著關愛和同情，天地萬物都關乎生命關乎情感，都能引起對生命的感觸和對時間的理解。在杜甫的詩中能得到濃郁的情感體驗。通過對杜甫的沉郁風格內涵、形成原因、美學特征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杜甫的詩歌有著沉郁頓挫的藝術特點和風格，沉郁頓挫是以儒家文化為思想內涵，以含蓄蘊藉為特點，是一種哀怨郁憤的情感體驗，是由對人及世間萬物的愛而生發出的醇美，壯美，含蓄凝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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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甫的詩歌中，尤其是后期作品，高頻率出現的一個字就是“孤”。如在《登岳陽樓》《將曉二首》《孤雁》等諸多作品中作者有“老病有孤舟”“垂老孤帆在”“孤雁不飲啄”等這樣的詩句，為何詩人頻頻寫到“孤”，并以各種單只或單個的意象入詩，這很值得我們去沉思。
杜詩中的“孤”，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講，就是“寂寞”。當然，某些時候它在詩中的意思是“孤獨”，那是從字面的解釋來看。然而從更深層次來說，詩人不停地在詩中寫孤獨的雁，孤獨的船，其背后是“寂寞”在作祟。在這里，我們引入對二者的心理學解釋： “寂寞（Lonessless）指當我們的社會關系缺少某些重要特色時，一種主觀的不愉。”“寂寞是個人的內部感受。”而相對于相對于寂寞這種主觀感受，孤獨（Aloneness）則是“與他人隔離的客觀狀態”①。由上述兩個概念來看，我們可以輕松得出關于杜詩中的“孤”究竟是哪種狀態。詩人沒有離群索居，至少還與家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它不是一種“客觀狀態”，而稱之為“寂寞”，正是由于他的社會關系缺少了“某些重要特色”，這種重要特色的消失造成了他個人內心的不愉受。在古代文人的生活中，其社會關系不外乎交友、入仕，與家人、與故鄉的關系這幾種。從杜甫在西南一帶漂泊的時期來看，他生活中所缺少的正是其向往的故鄉與朝廷生活――想入朝而不得，想歸故鄉又無所依靠。他漂泊西南的一個原因就是投靠親友或親戚，所以與朋友的交往在其生活中是不缺乏的，因為攜家遷移，故與家人的關系也是不缺少的，他所欠缺的正是上述所言的故鄉與朝廷生活。“羅勃特?魏斯以個人所缺乏的特殊關系為基礎，而區分出兩種類型的寂寞，‘情緒型寂寞’乃由于沒有任何親密的人可以依附”，“‘社會型寂寞’則當個體缺乏社會整合感或缺乏尤由朋友或同事等網路所提供的團體歸屬感時便會發生”②。依據上述心理學的理論，我們可以把杜甫的寂寞定義為“社會性寂寞”，原因是“因孤獨而缺乏歸宿”。從這兒我們就可以解釋為何杜詩中頻繁出現“孤”這一詞匯了。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用一個詞匯來概括杜甫的這種心理狀態，即“歸屬意識”。這種意識來自于杜甫的內心世界，是潛在的，可能詩人本身并未意識到這種寂寞的感覺來源于他內心對于歸屬的渴求。它是一種心理狀態，在人離開他熟悉的環境和人群后便很容易產生，而杜甫長期作客西南，這一狀態在他身上體現得尤為鮮明突出，并在作品中表現出來。
詩人尋找歸屬的過程中有成功，有失敗。詩人并不只是尋找一種歸屬，人所需求的歸屬感有多種，依據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的需求。杜甫遠游西南，自始至終是攜家遠游，而不是像其他詩人那樣獨自遠游，這種情況說明詩人有對家庭生活的需求；他懷念故土，牽掛故鄉的弟、妹，說明他有對故鄉生活的需求；他念念不忘“長安”，在詩中反復提及君主和朝廷，說明他有對政治生活的需求。而且詩人在作品中提及自己時，標記的身份永遠是“客”，這不僅是一種事實，還包含詩人隱于詩歌的深沉而強烈的“歸屬意識”。下面針對詩人可實現的歸屬――即內心對家庭的依戀而在現實中得以實現這一方面展開論述。
杜詩中有很多關于家庭、妻子、兒女的描寫，這其中自然有儒家關注家庭、家庭觀念深重的原因在其中，但如果細讀這些作品，可以看出詩人不僅僅是出于傳統的儒家觀念而關心家庭，還有很多是出于情感的需求。比如他很多作品寫了對子女的關愛，對妻子的愧疚，這在唐代詩人中是不多見的。在安史之亂爆發的初期，杜甫為了追隨君王，不顧生命危險奔赴行在，也是在安頓好了一家老小之后。乾元詩人棄官攜家遷徙，從此幾乎不曾與家人分散過。當詩人不在家人身邊，尤其是在安史之亂爆發的動蕩時期，詩人寫下了很多關于家人的作品，如詩人被叛軍所俘，身陷長安，還在惦記著州的妻子和孩子，并創作了很多相關的作品，如《遣興》《一百五日夜對月》《憶幼安》《春望》《月夜》等，寫到“雙照淚痕干”的妻子、“聰慧與誰論”的孩子，內心充滿對妻子感激的“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等。這是戰亂中的杜甫和他的家人。
為了逃避戰亂，同時也為了生存，杜甫攜家在西南一帶不停地遷移。詩人說他的生活是“因人作遠游”（《秦州雜詩二十首》）的生活，這是因為杜甫棄官后沒有了經濟來源，為了生計，他只好去投靠那些可以給自己經濟支援的朋友們。戰亂時期生活艱難，詩人活得也并不瀟灑，所以他屢屢在詩中提及無米無錢，生活難以為繼，需要朋友或官員接濟。如《戲簡鄭廣文虔兼蘇司業源明》《佐還山后寄三首》《奉贈李八丈判官》等，詩中嘲諷自己如“窮轍鮒”“喪家狗”，多虧朋友接濟，生活才得以維持。他常常為討得一點酒錢、一點稻米、一點果蔬專門寫詩寄給朋友，雖然外表看來文雅，實質卻是如詩人所說的，如同“窮轍鮒”一樣，如“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已應舂得細，頗覺寄來遲”“堪聞霜薤日，重惠意如何”等。杜甫的這些努力歸根到底是為了經營和維持家庭。他愿意為了家人的溫飽放下尊嚴，所以我們在杜詩中從未看到詩人因拖家帶口而發出的任何不滿和怨恨，相反，詩人更多表達的是愧疚。他與家人同甘共苦而不愿離去的背后折射出詩人內心強烈的歸屬意識，這意味著一部分精神家園的存在。
在四川成都和夔州的一段時期，是詩人和他的家人生活相對平靜也相對閑適的。他苦心經營浣花草堂，學習管理百畝農田，去嚴武幕府做幕僚，從他的這些努力和堅持可以看出詩人所承擔起的對家庭責任。他的作品時時演繹家庭中的悲喜，這在唐代詩人中是不多見的。在成都幾年的生活，杜甫獲得了難得的快樂和滿足。而這種滿足幾乎全部來自于他的家庭。因為仕途無望，于政治上他幾乎無快樂可言，而他的家庭，讓他內疚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不少來自內心的安逸和幸福。而只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時候，他才會得到歸屬的滿足感。如《江村》《飛仙閣》《奉贈射洪李四丈》《自閬州領妻子卻赴蜀山行三首》《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等作品都是涉及家庭，并表達對家庭和妻子愧疚的作品，如“嘆息為妻子，我何隨汝曹”“飄飄愧老妻”等；當然也有歡愉之作，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做釣鉤”，讓人體會到家庭帶給杜甫的幸福感和滿足感；又如《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等，都可以看出杜甫對家人的關愛及他從中得到的滿足感。
注 釋：
①② David O.Sears，Jonathan L：Freedman，Letitia Anne Peplau，黃安邦譯、陳皎眉校訂：《社會心理學》（第五版），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1986年版，第356頁，第3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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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簡直受不了他了！結婚之前，我們相戀兩年。我本來有男朋友的，但他半路殺出，把我“搶”了過來。我之所以選擇現在的男友并不是他條件有多好，要說條件，他肯定不如我的前男友。我看中他對我的愛，他的求愛信是血書！他說小時候，母親有外遇和父親離婚了。他和自暴自棄的父親一起生活，他非常渴望得到真正的愛，直到遇到我，他的人生從此不同。
我這人有點兒傻，當初就被他不要命的追求感動了，和他結了婚。結婚剛一年，我就后悔了，他杜絕我和一切男人的接觸。下班稍晚，他就打無數個電話過來，如果不接，他就找到我的單位。此外我還發現他經常查看我的手機，看我QQ記錄。我們單位外出旅游，他堅決不許我去，為此我們大吵一頓，他第一次打了我。雖然后來他痛哭流涕地向我道歉，但我覺得他還是有些嫉妒過頭了。
不錯，我有時很喜歡他那么在乎我。但現在結婚后，我覺得自己沒有了人身自由，這么過下去只有無窮盡的爭吵。同事說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有個男人這么在乎我還抱怨，她們的老公都玩得不歸家，哪像我老公天天在家做好飯等我回去。我知道他對我很好，但他好得讓我無法接受了！有時我想，我簡直成了他的私人物品了！我真不知道該怎么做才好！
武昌 靜云
靜云：
嫉妒很像愛，但不是愛。你很喜歡有人非常愛你的感覺，而這種愛的感覺要足夠“刺激”才能讓你真正動心。這說明你對愛的感知度比較低，你對愛的態度是需要對方用一些比較極端的方式來證明，于是愛成了一場軍備競賽。其實，當面對兩個男人的角逐時，你把浪漫和刺激作為衡量的標準，最后當然是更瘋狂者贏得勝利。
對你而言，這場競爭已經告一段落，但對你老公而言，他的比賽遠未終止。因為他知道，你是被“爭取”過來的，如果有比他更厲害的角色，說不定你就會被“爭取”過去。于是他就“只能”繼續瘋狂下去，用嫉妒的行為來捍衛自己的既得利益。
這種嫉妒恐怕和他早年在親密關系中受到的創傷有關。那些常吃妻子醋的男人，你可以在他和母親的關系上找到根源。
也許因為他曾被父母嚴重“拋棄”過，當他重新面對親密關系時，他想要牢牢地控制住這個新的“父母”，以防自己再被拋棄。這是心理上的“刻舟求劍”，雖然現在的船已經不在原地了，但他還是忍不住要在現在的船上尋找答案。
關鍵詞：詩歌解讀 豐富性 考場命題 沖突
“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優秀的閱讀習慣和良好的閱讀積累對提高寫作能力確有裨益。“閱讀”為學生提供了相對自在的思維空間，他們品讀摘錄、思考交流，常常在無所依傍的環境中“無所畏懼”地解讀，所以往往能獨辟蹊徑。這些解讀根植于文本，或立足語言章法，或針對情節立意，或酌情拓展延伸。即使僅只針對文本內容一項，學生的解讀也能不拘一格，甚至獨樹一幟。
在自由的寫作訓練面前，這些“積極”的思考能無一例外地“迎合”考試要求，變成考場成就。但奇怪的是，這種“閱讀加評點”的開放式做法竟很難幫助學生提高“詩歌鑒賞”的考場得分。以對《滕王閣詩》的課堂解讀和考試為例：
考場命題：請賞析《滕王閣詩》的尾聯（4分）。
參考答案設置：尾聯以物是人非、江水滔滔依舊的對比，更進一步抒發了人生盛衰無常而宇宙永恒的感慨。
從答案的設置上看，手法（對比）、內容（“物是人非、江水滔滔”）、情感（人生盛衰無常而宇宙永恒）都是得分點。
學生心中沒有答案可以參考，他們的解讀“五花八門”。
學生閱讀賞析1：尾聯以設問的方式追問滕王去處，與前文滕王閣的盛況呼應并對比，以“長江自流”作答，看起來答非所問，其實這種悲觀與《赤壁賦》中“客人”問曹孟德“而今安在哉”的悲觀如出一轍。都源于生命的短暫無常，命運的無法捉摸。
學生閱讀賞析2：詩歌的尾聯完全沒有必要探討“滕王”的去處，因為答案顯而易見。滕王不可能和長江一樣永恒地存在下去。那么，像長江一樣永恒存在，就值得驕傲嗎？如詩中所寫，也不過是“空”自流而已。在王勃看來，生命短暫固然可嘆，但假如只能和長江一樣，在“空流”中自耗生命，恐怕后者更會叫他不能忍受。因此，作者在這里一方面感嘆時光易逝，一方面希望自我勉勵，希望自己能在有限的時間里建功立業。這也符合王勃年少自傲的經歷和性格。
學生閱讀賞析3：尾聯承接上文關于時空的聯想，進一步追問“大人物”的命運。作者追問的目的是什么，是悲觀地感嘆還是及時的自我勉勵，需要用全面的眼光來看待。《滕王閣詩》是《滕王閣序》的一部分，在《滕王閣序》中，有作者感懷身世的悲觀，也有懷才不遇但絕不自我放逐的豪情。
以上三個學生的解讀，也都是從手法、內容、情感三個方面對詩歌的尾聯進行的闡述。與參考答案相比較，手法上，有說對比的，但對“對比”這個手法的分析與參考答案并不完全一致，另外，對手法的分析還涉及到了參考答案不曾提及的“聯想”“呼應”“設問”等，至于對情感內容的闡述，也與參考答案不完全一致（有的包含了參考答案，有的則與參考答案幾乎沒有關聯）――有的同學甚至認為，所謂的“悲觀”只是表象，而“自我勉勵”、“及時奮發”才是作者要表達的真意。
這些解讀并沒有明顯的錯誤，學生們的思維也各有支點，能自圓其說，他們參考了王勃的身世，考慮了文章的構思，甚至剖析了“表里”的關系。但單從得分上看，顯然并不理想。
類似的“莫須有”的“豐富解讀”，在我開展的“古代詩歌自由讀”的課堂上時有發生。在我們讀蘇軾的《江城子?記夢》時，同學們對“淚”這一感情基調沒有爭議，但在具體解讀詩歌內容時卻各有各的妙招。
以“不思量，自難忘”為例：對“不”和“自”的兩種理解導致了兩種解讀，一是“不敢輕易想念，是因為（往事）太難忘記”，一是“不必刻意想念，自然難以忘卻（往日共處的時光）”。同樣是說“難忘”，卻有一正一反兩種解讀。
再如“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一句，學生在解讀“應不識”時，一種理解為“應該認不出”，另一種則認為是“應該不會結識”，這也就造成了兩種解讀：一是“即使現在見面，（妻子）看到我滿面滄桑，兩鬢斑白的模樣，也應該認不出了”，一是“即使回到從前初見的一刻，我應該不會再選擇結識你，那么也就不會有現在‘滿面滄桑，兩鬢斑白’的我獨自想念你”，同樣是表達自己的思念，解讀的方案小有差異。
都對！這是我的結論。
我們在總結學生答“詩歌鑒賞”題時，常常將學生不能得分的原因歸結為學生“沒看懂”，即未能揣摩出關鍵詞語的信息，未能把握住詩歌表達的情感。從上面的閱讀案例來看，詩歌本身精煉的語言給了讀者相當大的思維空間，學生從對語言的揣摩中把握作者的情感，很難說他們的哪一種理解是錯的。學生們“看懂”與否，在考場上的標準只有“參考答案”而已。
大量的思考和解讀在相對自由的寫作命題面前，發出了微妙的“正能量”，在“老態龍鐘”的詩歌鑒賞主觀題面前不僅沒有效力，“多心多情”的解讀方式甚至可能產生“副作用”。
以江蘇卷為例，詩歌鑒賞的高考命題方式大致可以分為情感主旨類、表達技巧類、語言風格類加上默寫，所選詩歌基本以唐詩（主要是律詩）宋詞為主，設計分值是10分（2014年調整為11分）。
我越來越覺得詩歌的命題并不能反映出“鑒賞詩歌”的實際需求。
首先，優秀的詩歌不論題材、體裁，都能體現漢語的詩性魅力。而古詩詞的“詩性”絕不等同于散文的詩性，所以僅僅提及所謂的表達方式、表現手法等表達技巧，是不足以體現詩歌的語言魅力的。翻看近年的詩歌鑒賞題，詩歌（尤其是唐宋詩詞）音韻的寬窄平仄在試卷上沒有體現，命題形式和散文小說幾乎沒有區分。學生在閱讀時把詩歌讀成散文，在品評時對音韻絕口不提，著實令人擔憂。
其次，既然是鑒賞，那么就該鑒出個“美丑”，賞出個“優劣”，但考場上的“鑒賞”都是“歌功頌德”的偽鑒賞，學生只是人云亦云的歌頌者。真正的鑒賞者，是像汪曾祺筆下的“葉三”，雖不明理論，但捧著一顆真心，品出百般“真”情。不少看起來“開放”的命題，其實也只是“假開放”：給出一句前人的經典評價，問學生是否同意并說明理由。誰都知道要想盡一切辦法往前人的評價上靠。前人的評價不過就是為作品“作注”，現在我們又來“為注作注”，這樣拾人牙慧，哪里是鑒賞之道？更培養不出偉大的讀者。
第三，很多同仁責備學生笨，沒有“看懂”詩歌內容。其實，對詩歌內容的解讀角度有許多種，解讀方式也不一而足。學生鑒賞詩歌不是警察探案，要讓學生寫出“不離譜”的答案，應該給出更多的背景內容、字詞解釋和作者信息。要讓學生將時間花在“鑒賞”上，而不是“理解”上。不應該讓詩歌鑒賞淪落為文言翻譯。
偉大的詩歌必須要與偉大的讀者相遇，當初創作的努力才能不被辜負。已經被界定為不可超越的詩歌盛世，實在不需要再多的錦上添花;已經在文學領域功成名就的詩人們，需要的恐怕也不是人云亦云的贊頌，而是理性地閱讀和批評。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起步的時候，社會基礎跟現在非常不一樣。我把那時候的社會基礎歸納為“四不怕”：第一是不怕苦，中國人那時非常能吃苦，不管是農村人進城打工，還是干部下海，工作條件很不好，照樣一天工作8個小時，一個星期工作七天。第二是不怕死，很多下礦井危險工作，農民工“前仆后繼”搶著干。第三是不怕毒，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在大學讀研的時候，有一次回安徽家鄉，當時農村很窮，我一位親戚在田里發現了一只被農藥毒死的鳥，高興得不得了，就把這只鳥帶回家，為我餞行，我說這是毒藥毒死的，不能吃。他說沒事，一個難得的葷菜，不吃白不吃。我們果然沒有被毒死。第四是不怕被蒙，那時大部分人沒讀過書，經常被信息誤導，人家怎么說怎么信，怎么講怎么聽，風風火火創業闖天下。 丁學良Ding Xueliang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這樣一個“四不怕”的社會基礎，是我們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起點。三十年來，我們一步一步地脫離這個“四不怕”。在這期間，中國將近4億人脫貧;城市吸納農村勞動力3.2億人;我們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都在擴張，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出境旅游的增長速度也是全球第一;中國還是互聯網的最大參與者與消費者，互聯網使用者世界第一，微博使用者可能也是第一。總而言之，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后，正在告別“四不怕”的社會基礎，現在的社會基礎完全變過來了，成了“四怕”――怕苦，怕死，怕毒，怕被蒙。
三十年間，中國社會取得了偉大的進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就是我們逐漸遠離“四不怕”，變得更加開放，更加富裕。20世紀后半葉的歷史告訴我們，管理一個既貧困又封閉的社會，很難;管理一個脫貧的逐漸開放的社會，更難。中國現在就是從很難進入到更難。
這不僅僅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舉個例子，俄羅斯最近很多人上街游行，抗議杜馬選舉作弊，他們中許多人就是普京執政的得益者，他們上街不是抗議貧困、不是抗議公平，而是抗議對他們的不尊重，這對轉型社會的執政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
中國過去三十年所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管理一個逐漸開放、逐漸進步、逐漸富裕的社會，管理者所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巨大，又在持續進步、持續開放的人群。不管現在遇到什么樣的社會挑戰，我們都要堅定不移地相信，過去三十多年走的基本方向是對的，我們絕對不能夠再回到三十多年以前的狀況。
如果中國政府能夠看清楚我們現在遇到的挑戰，是三十多年來不斷進步所帶來的正面的挑戰，如果我們端正心態，正確面對這樣一個日益進步的中國社會，那么，接下來我們會更加開放，更加理性地管理這個社會。中國模式也將由原來基于“四不怕”社會的發展模式，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一個以開放社會為基礎的新的發展模式，我稱之為中國模式的提升版，也就是說，中國模式將由初級階段邁向終極階段。
在這個升級版的中國模式中，如何界定政府的功能與邊界？我希望看到一個適度的政府。在某些領域，政府要起更大的作用，比如說社會治安方面，現在幾乎每過一段時間都會出現一個非常糟糕的安全事件，跟食品安全有關、跟兒童上學有關、跟污染有關、跟高鐵有關、跟交通事故有關，等等，接連不斷。在這些領域，政府起的作用遠遠不夠，需要繼續加強。但是在其他領域，政府應該變得更聰明，而不是更加野心勃勃。
統計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C829.22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3）04-0054-01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的統計制度與方法的改革不斷邁出大的新的步伐。如建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實行新的統計報表制度，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工業統計中應用抽樣調查方法……等等。但是，制度方法改革滯后、不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呼聲也始終不絕于耳，且日漸強烈。究其原因，除客觀因素外，主觀方面很大程度在于統計部門及廣大統計工作者沒有就改革的目標模式形成共識，以致不改不是，改也不是，怎么改都難合適；不同領導有不同思路，改過來又改回去。
人類進入21世紀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更加完善規范；中國的對外開放也將邁出新的實質性的更大步伐。確立面向21世紀的統計發展戰略，必須在統計制度與方法的改革方面提出簡單明確、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標模式，才能逐步解決目前的諸多問題與弊端，促進統計工作整體水平的提高，發展統計事業，使之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的四化建設。
當今發達國家的統計管理體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由政府統計部門負責如人口、資源等一些基本國情的統計，而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一些行業經營狀況的統計往往由業務主管部門負責，如美國、日本等；二是主要國情國力、經濟及社會發展情況的統計均由政府統計部門負責，其機構健全人員充足，其他部門基本不搞統計，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等。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介于二者之間，但有些政府統計部門在做的事情，業務主管部門也在做。數據既不完整又交叉重復，基層負擔沉重。
我們應該選擇哪一種模式呢？我認為無疑應選擇后者。因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需要對經濟及社會發展進行宏觀調控，需要沒有部門利益的統計部門提供客觀、公正、全面的統計信息。否則，統計數據有可能成為某些部門反映政績的工具，統計的整體功能難以發揮，數據質量也會受到影響。實際上，隨著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一些業務主管部門的職能正在弱化，很多下屬企業劃歸在地管理，也難以再行使統計職能。
實行終極在地統計，要解決三個問題。首先，明確極少數業務上垂直領導、財務上統一核算且經營范圍相對單一獨立、專業性較強的部門，可實行部門統計，全國及地區性數字以部門統計為準；其次，對絕大多數反映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情況、滿足領導和各界需要的統計工作，要逐步從雙軌制向單軌制過渡，主要依靠政府統計部門采集、加工、整理、提供統計資料，部門統計以滿足自身管理需要為目的，且范圍僅限于本系統內；第三，在政府統計系統，將統計對象按基本單位概念分解到街鄉，由基層統計部門按地域進行統計，逐級上報，既避免重和漏，又能完整反映地域經濟總況。那么，街鄉統計機構能否承受最基礎的工作任務呢？我以為有兩個前提：一是堅持一套表的唯一性；二是按企業規模區別對待。這將在下面加以論述。
反映各行業特點和宏觀微觀兩個層次管理需要的基本單位一套表制度。目前的基層單位一套表僅限于政府綜合統計部門執行，且還有部分對企業的調查如工業品出廠價格、施工價格、景氣調查等沒有納入。因此，完善健全規范一套表，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1完善政府統計部門的一套表。首先，要對現行的行業報表制度再進行細分，將服務業統計制度適當分解，并反映新興行業、文化產業、知識經濟的特點；其次，對不同行業的企業按規模區別對待，將一定規模以下企業的表式適當簡化形成簡表，有些行業甚至可設計一張表；第三，減少過時指標，不斷增加反映企業發展變化如重組轉制、多種經營、高新技術程度的指標；第四，將政府統計部門對基本單位進行的其他調查統統納入一套表制度，必要時可增設新的指標群，限定部分企業填報。
2以一套表制度為基礎，設計制訂不同行業企業的統計臺帳。使其既能與制度表式、指標相銜接，提高數據質量；又能滿足企業自身管理需要，成為提高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手段。
采取了以上的改革措施，國家統計報表制度基層表可能由“七加一”套變成十幾套甚至更多，報表表式、指標群及指標也會增加。但對基層單位而言，統計報表將只有一套，且沒有指標間的重復。不同規模企業填報不同部分報表和指標，政府統計部門和業務主管部門各取所需，匯總出各種不同分組的綜合資料。
為發展統計生產力，提高信息的可利用程度，更好地滿足多方面的需求，必須改革統計機構，使之與制度方法相適應，進而改進統計生產方式。在政府統計部門內部，按制度方法設計、信息采集處理、資料開發利用、后勤服務保障諸環節設置工作機構，規范工作流程，以實現設計統一配套、采集協調順暢、開發全面系統、保障有力及時。當然，最后一個職能將來有可能以社會化的方式實現。通過以上改革，力爭提高統計信息生產體系的效率和靈敏度，使其及時對社會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做出反映，滿足對統計信息的多方面、不同層次的需求，使之能最大程度地發揮社會效益。
建立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統計制度方法體系，并以相對穩定的狀態及時反映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就當前來看，明確方法制度改革的方向或者說朝著改革的目標模式邁進，尚存在諸多障礙。首先，人們對改革的理解和認識還難以一致，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統一思想需要一個過程；機構改革如果采取“一刀切”的辦法，有可能對統計機構產生較大沖擊，削弱統計隊伍，使其連目前的職能也難以勝任.盡管存在諸多障礙，但我們應努力克服困難，積極創造條件。首先，應在廣大統計工作者中開展廣泛的討論，認清各種不同模式的利與弊，統一看法，形成共識，使我們的統計方法制度一步步地接近理想的目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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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手翻閱陶老師的《做一個幸福的教師》，時時讓我們感受到的是做一個教師真的很幸福，而這種幸福的感受從何而來，來源于那一種長期的修身養性，來源于精神上不斷超越，超越自我，逐漸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不斷打造幸福的人生，陶老師將這種高尚的追求化為一種行動就是不斷地讀書，讀古人圣賢書，讀經典的文本，在古人經典的思想里遨游，做一個幸福的教師讀書體會。
陶老師說，“在我的記憶里，就一直沒有和書疏離過”“以書為伴，以讀為樂”“讓讀書成為生活的必需，甚至成了審美追求，特別是高品位的閱讀，甚至是背誦，幾乎沒有停止過。”陶老師特別注重了對孔子精神的研究，也正是因為數十年不斷地對經典作品的廣泛涉獵，潛心地鉆研，陶老師才具有了溫溫爾雅的大師一樣的儒家風范，除此之外，陶老師對自己所從事的編輯記者工作的熱愛，更是養成了一種優秀的品格，寵辱不驚，泰然自若。
這本書是陶老師的講演錄，共分三部分，分別是《讀書與教師生命成長》《打點幸福人生》《孔子的精神世界》。其中《打點幸福人生》主要是講人的自身修養，《孔子的精神世界》則主要是講陶老師幾十年研究《論語》的成果和心得。本文不作詳細介紹。我重點向大家介紹第一部分《讀書與教師生命成長》。這部分共分九講，分別是：第一講《讀書：教師生命成長的必需》；第二講《讀書走向：取法乎上》；第三講《誦讀內容：古今中外經典》；第四講《疏離浮躁，淡泊名利》；第五講《讀書教學相得益彰》；第六講《讀寫成為生命成長之雙翼》；第七講《讀書與思考同行》；第八講《經典誦讀的思考與行動》；第九講《終身幸福的文化之旅》。這九講按主要內容我把它歸納為三個大問題，即為什么要讀書？讀什么書？怎樣讀書？
陶老師認為讀書是教師生命成長的必需。我們都知道人的生命形式有兩種，即常態的肉體形式和內化的精神和心靈維度。大詩人臧克家說過“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就很好地詮釋了生命的這兩種形態。對于常態的生命來說，空氣、陽光、食物和水是必需的養料；而對于精神和心靈維度的生命來說，它需要的養料來自于讀書。用陶老師的話來說就是“因為我們教師肩負著一種特殊的歷史使命，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需要在精神和心靈層面涵養學生，通過對其潛能的開發，讓其擁有豐盈的知識與智慧，從而實現生命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