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6: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技術創新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
二、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做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三、小結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越來越充分地肯定了技術創新對“比較優勢”的積極意義，無論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就國際貿易的雙方而言，國際貿易對各自的技術創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辨證地看，如果能就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作一長期分析的話，兩者之間顯然不僅具有一種互動效應，同時具有一種長期增長效應。因為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加上對當今世界經濟的整體增長而言，不僅需要各國獨立的技術創新，同時為了節約稀缺的世界經濟資源，需要各國盡可能地分享這種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而國際貿易正好能實現這種意圖。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在處理國際貿易與技術創新的關系問
題上，不僅需要做客觀的長期和短期經濟分析，同時也要充分地考慮到制度的、文化的、政治上的成本和收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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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創新分為產品創新及過程創新；新產品開發績效分為二大構面，分別為市場績效及產品績效；企業社會責不做維度上的劃分。平均數越高表示認同度越高；標準差越大表示看法越不一致。從表3結果分析可得知，以產品績效平均數最高2.8690，表示企業認為其在產品績效程度較認同。為了檢驗測驗結果的穩定性及一致性的程度。本研究采用Cronbach'sα系數作為測量信度的指標。由于本問卷技術創新的過程創新、新產品開發績效的產品績效的Cronbach'sα系數低于0.7標準值，故予以刪除。刪除后的Cronbach'sα系數皆達到標準值，其分別為0.832、0.875及0.708。本研究針對技術創新、新產品開發績效等變量的構面進行信度分析。
2.回歸分析
本研究將探討控制變量、自變量與因變量間的關聯性，其中控制變量是三年內最主要的創新產品開發屬于何種類型。分為兩類，分別為一般傳統商品與已取得有機認證商品、未取得認證商品；公司登記資本額分為1億元以下與1億元以上，將上述控制變量數據轉換成0與1虛擬變數。自變量為技術創新中的產品創新與過程創新；調節變量為企業社會責任，新產品開發績效中的市場績效和產品績效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與驗證假設。Model1為檢驗控制變量與新產品開發績效間的關系；Model2則加入技術創新的產品創新與過程創新兩構面，探討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Model3再加入企業社會責任中經濟責任干擾變量進行分析，探討與新產品開發績效的關系，借此分析結果來驗證本研究的假說，詳細分析結果如表5與表6所示。
3.各構面與市場績效的回歸分析
本部分主要探討技術創新與企業社會責任中兩干擾變量分別對市場績效的影響。由表5可得知，Model3的解釋變異量(調整后R平方)為0.336，F值為6.755，P值皆0.000，表示Model3達到顯著水平，各變量對市場績效有顯著影響；Model3加入企業社會責任的干擾變量后(調整后R平方)變化皆不大，由此可知加入干擾變量對原模型并無顯著的影響效果。從Model2可以看出產品創新對市場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值為0.475，p<0.001)，表示企業的產品創新能力提高同時也能提升市場績效；讓公司的獲利率、銷售額及市場占有率提升。根據以上分析，可驗證H1a成立。本部分主要探討技術創新與企業社會責任干擾變量分別對新產品績效的影響。由表6可得知，Model3的解釋變異量(調整后R平方)為0.235，F值為6.49，P值為0.000，表示Model3模型達到顯著水平，各變量對產品績效有顯著影響；Model3加入企業社會責任干擾變量后，(調整后R平方)變化不大，由此可知加入干擾變量對原模型并無顯著的影響效果。從Model2可以看出產品創新對產品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β值分別為0.475，p<0.01)，表示產品創新能力提高同時也能提升產品績效，從該項假說可以推論出企業的產品開發技術、包裝設計能力或推出產品的速度提高同時也能提升產品績效。根據以上分析，可驗證H1b成立。從Model3可以看出過程創新對產品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β值為-0.279，p<0.05)，由此可推論出企業在過程創新方面，企業嘗試不同作業程序、或引進能改善過程的新技術及設備，會花費不少成本，因此不會提升產品績效，反而會降低企業的產品績效。在Model2中為加入經濟責任的干擾變量探討與產品績效的關聯性，從Model2可以看出產品創新與經濟責任的交叉項無顯著關系；過程創新與經濟責任的交叉項有顯著正向影響(β值為0.107，p<0.01)，因此我們可以推論企業在過程創新中越有經濟責任的表現，其對產品績效即越好。
4.結論與建議
關鍵詞：技術創新；綠色施工；應用；分析
對于信息化而言，主要是作為現如今我國施工過程中的一個主要的推動力量，同時也是促進建筑企業標準以及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的方式，例如建筑信息化的模型技術在高速的發展，使其施工的可行性方案在計劃階段便可以得到相應的檢驗，有效的解決大型復雜工程中的一些技術難題，比如遠程監控的技術在工程施工中的應用，可以更好的去實現零距離的監控，同時也是可以減少施工企業的管理成本，對其工作效率進行提高。因此為了能夠做好綠色的施工，可以根據技術的創新從而促進綠色施工的管理思路發展，在推廣應用傳統的施工技術基礎上，從而提高企業的科學技術投入，并且提高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積極的去開展一些新型的節能環保技術的應用，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去實施施工的綠色化，并且帶動其也可以全面的提質增效。
1節水施工的創新方法分析
對于水資源而言，主要是影響我國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性的資源，根據相關的調查顯示可以得出，建筑施工過程中的用水成本大約占據了整個建筑的百分之零點二，所以在進行施工的過程中，減少水資源浪費問題可以有效的去提高項目自身的經濟性以及環境的效益。在建筑施工的過程中，其節水以及水資源的保護措施主要是包括了以下的幾個方面：一是可以采取基坑施工封閉降水的措施；二是需要合理的去規劃施工現場以及生活辦公區域的臨時用水設置。三是需要采用用水量的管理，同時也是需要能夠做到嚴格的去控制施工過程中的用水量。四是需要能夠提高施工現場的水資源利用率。五是在施工現場中，需要采取節水措施，并且對于生活用水而言，主要是可以采取節水型的器具。六是需要提高施工現場的安全用水管理，并且保證不污染地下水資源。對于一些處于在低洼地勢的工程項目而言，其基坑通常情況下會存在著滲水方面的情況，為了可以去滿足基坑的要求，必須要對其采取相應的措施，可以采取旋挖灌注樁止水帷幕的方式，做法需要先確定樁位以及注漿的孔位，并且打入鋼筋短棍從而去標注樁位，之后則是樁基就位，從而進行鉆孔和鋼筋籠的制作，安裝以及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這樣則是可以形成支護灌注樁，注漿孔內主要是通過注漿液管注漿液，使其能夠形成止水帷幕，然而鋼筋籠內也是需要設置相應的注漿管，這樣則是可以有效的去代替鋼筋籠對應主筋，支護的體現外側注漿孔和鋼筋籠上需要預留注漿管，從而同時進行注漿。然而灌注漿液主要是經過水泥漿和水玻璃和黃泥漿所組成，對于這些材料而言，其構成比主要是為一比零點四比一。而對于止水帷幕的做法則是可以有效的起到一個止水的效果，通過對水位進行觀測，可以有效的控制地下水，在這個基礎上能夠更好的去保證雨季施工時的質量，同時也是可以更好的去保證周圍建筑物以及基坑的整體安全，也是可以有效的避免對于地下水資源所帶來的破壞，保證其基坑和周圍建筑的安全，減少降水排水的工作量。此外在對一些建筑項目施工中，可以采取人工灑水的方式，并且也是可以采取多種方式的噴淋噴霧降塵的技術。首先在建筑工程中，對于施工平面圖進行布置中，需要設計相應的噴淋系統管路圖，并且施工過程中現場也是可以采取噴淋的措施從而降低施工現場的揚塵，分酒器施工的情況從而開啟系統的時間間隔。其次也是可以購買一些先進的抑塵的大炮噴霧機，同時也是需要根據施工現場的實際情況，并且可能會出現的揚塵等情況，從而去選擇噴霧機，可以靈活以及實施定向的噴霧降塵的措施。再次在塔吊以及鋼板張網上進行設置相應的噴淋以及噴霧系統，對其施工現場的揚塵進行全覆蓋，其技術難點主要是在塔吊的旋轉以及震動對其管路的要求也是較為嚴格的，對于這個特點而言，其采用耐高壓的絲扣或者是法蘭進行連接，同時采用柔性連接的技術，使其能夠有效的克服崩裂方面的問題。例如可以采取塔吊主要是采用QTZ-63，從而覆蓋半徑在六十米，其塔吊的高度則是在五十米，同時地面上主要是采用二次加壓泵的供水方式，伴隨著塔吊頂聲增加管路的長度，其水源主要是采用消防水池去收集相應的雨水，這樣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實現二次的利用，對于這種做法而言，經過工地進行使用驗證之后，其運行依然是正常的，并且效果也是較為理想的，對于揚塵也是存在著一個較為明顯的抑制作用，同時因為其水霧比較細小，并不會影響到工人的施工。最后為了可以更好的監測施工現場的實際揚塵情況，可以設置相應的二十四小時在線的揚塵監測的系統，從而可以實施全天候的揚塵監測，并且進行實施的數據傳輸，根據其監測所得到的數據，項目部的有關負責人則是可以適當的去開啟噴淋噴霧降塵系統。對于上述的一些節水措施而言，可以有效的避免傳統灑水方式導致出現的水資源浪費的問題，同時也是節水的一個重要舉措。
2節材技術的創新方法分析
對于節材的措施而言，主要是根據我國的循環經濟以及精益求精的一個思想去進行組織施工的活動，同時也是根據其減少資源浪費的一個思想，從而堅持做到資源減量化以及無害化的原則去精心組織施工。首先是需要提高材料的入庫管理工作，同時做到合理的去安排材料的采購工作和進場的時間等，并且有效的減少庫存。其次則是需要提高材料的過程控制工作，使其能夠有效的減少材料的二次搬運，同時技術的創新以及管理的提高模板腳手架的周轉次數。再次需要對結構材料的利用進行高度的重視，例如可以采取商品混凝土以及商品砂漿。最后需要多利用本地的材料，并且減少其材料運輸過程中的能源消耗。對于后澆帶的施工位置而言，并不需要配備單獨的支撐體系，等到梁板的混凝土強度能夠達到設計的要求之后，從而需要拆除梁板的混凝土，并不需要保留其后澆帶位置的一些支撐系統，在能夠達到設計的要求時間和基礎后，其主體的沉降區域也是逐漸平緩，在這個時候才可以進行的施工，同時也是可以采取次楞（方木）以及雙鋼管主楞，也是可以充分的利用對拉螺栓將其后澆帶的模板固定在后澆帶的位置上，但是在進行混凝土施工中，后澆帶的位置混凝土澆筑標高是要比混凝土的標高低三毫米到五毫米，然而后澆帶位置的混凝土強度在達到百分之百后才可以拆除懸吊的模板支撐體系。對于吊模支撐體系的安裝而言，其沿著平行在后澆帶方向安裝五十乘以七十毫米的方木次楞，其間距不可以大于二百毫米，也是沿著垂直在后澆帶的方向，在后澆帶得到上下鋪設相應的雙鋼管主楞，其間距不可以大于六百毫米，雙鋼管的主楞則是可以用于不小于十四毫米的對拉螺栓進行固定，同時沿著后澆帶的方向從而設置兩道，每一個距離后澆帶的邊部為二百毫米，其后澆帶梁的位置則是沿著平行在梁位需要設置兩道直徑在十四毫米的對拉螺栓，然而對于對拉螺栓而言，需要能夠加設相應的PVC套管。對于BIM技術而言，主要是可以應用到節材，并且安裝工程的分項比較多，其功能較為復雜，每一種管線的設計排布也是較為錯綜復雜的，在這種情況下將會避免不了管線的錯綜復雜，對于這種情況將會存在著管線重合，單純的根據其項目工程師以及施工人員進行檢驗圖紙中這一類的問題也是比較困難的，同時也是沒有辦法可以檢查立面或者是剖面，要是因為這種類型的問題導致返工，不僅僅會浪費材料，同時也將會導致出現一些沒有辦法可以修復的質量問題，所以對于BIM技術的利用具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通過對這種技術進行利用可以代替人工檢測所帶來的麻煩，同時工程項目部門也是可以組織BIM建模師從而收集各種專業的圖紙，從而能夠生成相應的三維模型，經過管路的碰撞檢測可以發現其錯誤點，此外工程師也是可以將其每一個錯誤點直接的反饋給施工每一個設計單位，協調設計人員去修改管路的位置，之后現場的施工人員依然是根據其修改完成的圖紙進行下料施工。
3結語
通過對上述的內容作出研究分析之后能夠得到，對于綠色施工的目標而言，主要是能夠實現環保以及節約，并且也是能夠滿足現如今全球的持續發展理念要求，同時國家對于施工企業的一個最為基本的要求。此外綠色的施工主要是作為一個全新的事業，必須要能夠認真的去做好策劃以及管理的工作，同時不斷的去提高科學技術的投入以及制度的建設工作，并且積極的去鼓勵以及踐行技術的創新工作，從而可以研究以及應用一些具有著良好環境以及經濟效益的綠色施工的技術，在這個基礎上可以更好的促進我國施工的綠色化，從而促進我國建筑行業可以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出基礎的保障。
作者:段浩 單位:貴州建工集團第八建筑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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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理論界對關于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稱謂不盡統一，含義也各有側重，本文根據國內外產業聯盟實踐，將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定義為：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組織機構自發聯合在一起，基于確保合作各方的市場，尋求新的規模、標準、機能或定位，應對共同的競爭者或將業務推向新領域等目的，為解決特定的產業共性問題而形成的一種聯合研發、利益共享、優勢互補、風險共擔的新型技術創新與產業推動組織。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本質，是以企業為主體、各類市場主體廣泛參與，通過資源共享和創新要素的優化組合并圍繞產業關鍵共性技術進行的協同創新，具有跨區域性、產權獨立以及正式的法律形式和特定產業目標等特征。在市場競爭環境日益復雜的情況下，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出現既是企業尋求自身快速發展的需要，也是各類市場主體聯合創新發展的產物。為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研究。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以其特有的穩定效應和持續創新效應，特別適合轉型時期的我國經濟組織形態。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可以作為我國現階段產業經濟組織形態的重要補充形式，與其他產業經濟組織共同推動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聯盟構建的重要環節是選擇伙伴，在聯盟中把朋友或者陌生人作為合作伙伴與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有關。影響高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聯盟伙伴選擇的重要因素有知識資源的互補性、文化相容性、相互信任持久性以及組織的柔性化。與其他類型聯盟的構建不同的是，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構建要體現和反映四個方面：體現特定的戰略目標，反映企業發展內在需要，聯盟組織開放發展，聯盟協議受法律約束和保護。影響技術創新聯盟績效的因素，主要體現在成員之間有效的知識轉移對于聯盟績效提高有重要影響，聯盟主體因素、聯盟情境因素和知識自身因素等，都會影響知識轉移績效。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分為產業鏈合作聯盟、技術攻關合作聯盟和技術標準合作聯盟三種類型，而從產業共性技術創新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聯盟的合作模型，可分為政府推動、行業協會主導、科研院所主導和龍頭企業主導四種模式。我國新材料企業能否通過建立技術創新聯盟組織，沖破自身資源局限的瓶頸，取得較好的發展，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雖然已有很多文獻對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作了探索和研究，然而研究重點停留在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內涵特征、聯盟構建、聯盟績效及聯盟分類等方面，缺乏對于把新材料產業和技術創新聯盟相結合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通過對我國新材料產業的發展狀況和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組成成員進行研究，構建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
二、我國新材料產業發展狀況
新材料產業作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基礎性產業，起步相對來說較晚，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發展迅速。近年來，我國新材料產業在產業規模、體系建設和技術進步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產值規模不斷擴大，技術水平穩步提升。我國新材料產業市場規模從2005年開始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6年新材料產業市場規模為3176億元。近年來，新材料產業進一步發展。2011年產業規模達到8140億元，2012年產業規模突破10000億元的大關，達到10278億元，2013年產業規模達到13600億元，作為基礎性產業的新材料能對其相關產業的市場規模產生幾何級數的發展，特別是在光伏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玻璃纖維及其復合材料等產業領域，國內的新材料企業依靠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使產業規模逐漸壯大，產品結構不斷完善。
2．依據區域條件形成了產業格局，部分地區出現了產業聚集。采取淘汰落后產能以及把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相關企業進行兼并與重組等措施，使新材料資源得到優化配置，新材料產業集中度得到提高。我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依托技術與人才、產業基礎及市場優勢，建立了一批高技術新材料骨干企業和產業化基地，新材料產業在一些地區呈現集群化發展趨勢。而我國中、西部地區依靠原有產業基礎和資源優勢，也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材料產業。新材料產業在我國初步形成了“東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發展”的區域格局。
3．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對外合作明顯加強。受到我國市場需求巨大和市場綜合開發優勢明顯這兩個因素的吸引，國際新材料企業重點向我國轉移新材料產業。國外的一些公司紛紛在中國設立獨資或者合資公司，不少跨國公司還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以占領我國新材料產業市場。國內一些新材料實力較強的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技術競爭水平和經濟實力，也充分依靠國際力量，不斷與新材料的跨國公司開展技術研發交流及市場開發合作。
4．關鍵材料保障能力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相關資料顯示，我國在某些領域所需的130種關鍵材料，其中的21種材料在國內幾乎沒有生產能力，要完全依靠進口；其中的70種材料雖然在國內可以生產，但在產量、性能和質量等方面無法滿足國內需求；只有其中的39種材料，由于其技術含量偏低才實現了國內自給。綜合我國新材料產業的上述發展狀況，發現我國新材料產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產業創新能力不足，甚至部分新材料產業領域出現有規模而無技術的局面。在產業格局、產業規模、產業體系建設基本完成的條件下，我國新材料產業發展的關鍵所在，應在于技術創新方面，而產業技術創新聯盟能夠成為帶動我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的突破口。
三、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
（一）技術創新聯盟對發展新材料產業的作用
1．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促進新材料產業的研發與合作。新材料產業是高新技術型產業，產業技術需要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單個的新材料企業，一般無力獨自進行技術開發。若依托產業技術創新聯盟，聯盟企業可以共同分攤研發投入，縮短研發周期，實現研發資源的互補和共享，共同解決產業共性技術問題。
2．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促進新材料產業市場間的合作。新材料產業的突出特點是，上中下游產業結合緊密，產業鏈較長，鏈上的企業或者產業聯動性強、互動作用明顯。在新材料的新產品推向市場初期，聯盟企業聯合開拓市場，可以降低高額的市場啟動費用，較快實現規模經濟效益。
3．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促進新材料產業集群的發展。技術創新聯盟往往成為產業發展的核心能力和聯動力，并由此形成產業集群。例如，2003年，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成立了中關村新材料產業聯盟，聯盟聚集了產業內最具代表性的企業、高校等各類成員，實現了資源的開放和高度共享，并制定了一系列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標準。該聯盟經過10年的高速發展，已成為北京市新材料產業集群的代名詞。中關村新材料產業技術聯盟的成功，說明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作為一種新型組織形式，已經成為材料產業創新集群發展的重要載體。
4．產業技術創新聯盟能提升新材料企業的專利競爭力。新材料企業之間核心資源一體化促進產業聯盟的形成。企業通過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優化組織資源并提升專利技術競爭力，提高新材料專利技術創新主體的素質，提升新材料產業專利技術的層次，推進新材料產業專利技術向核心技術的發展，鞏固新材料企業在專利申請中的優勢地位，緩解國外發明專利申請長期高于國內的局面。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對提升企業的專利競爭力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5．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促進新材料產業鏈的形成。新材料產業鏈的構成。新材料產業位于制造業產業鏈的上游，并且上游產業大多是冶金、化工和建材等基礎性原材料產業。而下游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幾乎全是新材料產業的應用性產業。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形成以后，形成上游原材料企業生產當中的技術創新，新材料企業加工當中的技術創新，下游企業主要應用領域的技術創新。依托完整的產業鏈在上中下游企業當中構造技術創新聯盟，處于技術創新聯盟產業鏈中的新材料企業，通過技術創新活動加強生產企業與上游原材料企業、以及下游應用環節用戶之間的緊密合作，成員企業技術創新資源得到共享，成員企業各自技術優勢得到發揮。
（二）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組成成員
同其他所有的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一樣，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組成成員是由政府、大學、科研機構、企業、金融機構和用戶組成。其中政府、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企業，是政策鏈、知識鏈和產業鏈的代表。這三條鏈相互作用，促進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績效的提高，從而推動整個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發展，如果其中某一個成員出現問題，將會制約整個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發展。在整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政府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與主體，肩負著營造有利于聯盟發展的政策環境、法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重任。政府制定政策法規、搭建公共平臺、引導技術創新活動，從而促進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壯大和發展。健康的政策環境是技術創新活動良性發展的保障，應該通過法律和制度來管理聯盟之間各主體之間的關系與行為。大學與科研機構是人才、技術等資源的搖籃，發揮著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作用。大學和科研機構充分利用自身知識密集的優勢，做好基礎學科研究，成為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活動中的主力軍之一，從另一方面來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是大學和科研機構進行相關知識產權轉移與研發成果轉化的重要平臺。新材料企業在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占據主體地位。為了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以及增加企業利潤，企業盡可能將自己具有優勢的生產與技術投入到聯盟中，并利用市場的預測功能為新材料產業的技術創新指明方向。對于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科研項目，企業更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并充分利用企業在基礎設備、工程技術和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優勢，以最快的速度研發出具有競爭力的新技術或新產品。金融機構是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必不可少的成員，金融機構向聯盟提供金融借貸服務，引導企業和大學把閑散的資金向產學研合作體系集聚，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為創新主體提供高效便捷的聯系通道，使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資本運作效率得到優化，實現風險共擔與收益共享。在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用戶能夠直接反饋市場的需求，并且能對企業實施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利潤和收益進行預先的判定。如果利潤和收益比較理想，用戶企業就會積極謀求與大學、科研機構的合作，并為其技術創新提供資金、人員和設備等。
四、我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發展模式
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是以提升產業創新能力為目的的一種技術創新型合作組織，是政產學研企合作的結果。新材料產業按照技術創新的難易程度，根據產業技術創新聯盟中主導力量的不同，制定出相應的聯盟模式。本文將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推演為政府推動型、學研驅動型和市場導向型三種類型模式。
（一）政府推動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
該模式適用于某些新材料產業中，一些市場前景不明朗、創新風險大的重大技術創新領域，新材料企業一般不會主動參與這類重大技術創新活動，政府要直接或間接介入并引導產業技術創新聯盟的形成。政府通過引導新材料企業，加大對重大技術創新過程的投入，促進企業在重大技術創新過程中占主體地位。在順應重大科技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政府針對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重大技術創新的需要，一方面建設科技信息服務平臺，推廣政產學研企對接，另一方面建設高校－企業－研發中心“三位一體”的合作平臺，實現新材料產業重大技術創新資源的優化，提高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綜合能力。在這種模式中，政府是聯盟中各成員之間的紐帶，它將聯盟中的新材料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緊密聯系起來，使其利用各自的優勢齊心協力完成技術創新聯盟的目標，這種合作不僅能給聯盟中的各成員帶來經濟效益，還能帶來社會效益。
（二）學研驅動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
該模式適用于新材料產業中某些科技含量較高的重點技術創新領域。新材料企業對一些重點技術存在科研需求，但企業自身無法獨立完成該類技術創新，而大學和科研機構（即學研）又有供給該類技術的能力，大學和科研機構若主動尋找合作研發伙伴，通過與企業合作，能夠完成該類重點技術創新活動。該模式中，大學和科研機構主要尋求的合作研發伙伴包括新材料企業、政府部門和金融機構等。大學和科研機構利用自身的人才優勢和良好的實驗條件，結合其他合作研發伙伴的資源，與新材料企業重點技術創新需求緊密聯系，幫助企業實現其無法獨立完成的重點技術創新。從這一模式看，大學和科研機構不但是重點技術創新的驅動力量，也是科技轉化為產品的推動者和科技產業化的實現者。尤其重要的是，該模式當中，大學和科研機構可以培養更多創新型人才，為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提供更高質量的人力資本，這些人力資本會給聯盟帶來新的知識和技術，把創新、開放的思想理念帶入到聯盟中。
（三）市場導向型新材料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模式
該模式適用范圍是，當新材料企業存在一般性技術創新需求或者技術創新難度一般的技術需求條件下，為了降低自身的技術開發成本和研發時間，希望與其它伙伴合作完成技術創新，這時候的新材料企業若主動尋找技術研發合作者，同時聯合政府部門，通過與合作伙伴、政府部門以及其它相關合作成員，合作完成一般性的技術創新。該模式當中要尋求的合作伙伴包括大學、科研機構、金融機構和同一產業內的相關企業。在這種模式中，符合市場需求的一般性技術創新要求，通過該模式，能夠以較短的時間開發技術，聯盟內部的企業可以互相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支持。該聯盟的技術創新因為直接面向市場，使得技術創新具有方向性，讓市場的反饋作用得到積極發揮。有一般性技術創新需求的新材料企業，要從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出發，按照市場經濟交易規則選擇自己所需要的合作伙伴，使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協同效應得到充分發揮。
五、結束語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在省級區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已是廣泛共識，學術界對這一事項的發展狀況及其區域間的差異展開了積極地探索。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是一個涵蓋多項指標范疇的綜合性概念。在測度區域間的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與差異情況時，我們需要設立一套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根據現有關于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成果，本文秉著對“創新能力”涵義的界定，兼顧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原則，設計了如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具體參見表1。這套指標體系包括創新基礎、創新投入、創新實施能力、創新產出能力以及創新環境利用能力共五個方面的一級指標，每個一級指標按其涵蓋內容設置二級指標，并利用熵值法計算出了相應指標的權重。
2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2.1研究方法眾多經濟統計分析方法中綜合評價法是較為廣泛運用的研究方法，而對研究對象指標值的差異評價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環節。熵值法能夠充分獲取原始數據信息，克服主觀選取指標的隨意性，因此這種方法是一種科學客觀地賦權的處理辦法，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統計學等各個領域。其主要原理是：利用熵值大小來測度已知指標數據的有效信息量并進一步計算出權重，也就是通過評價對象的指標差異程度來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如果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說明各評價對象的某項指標值差異較大，熵值較小，則表明該項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較大，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較多，其權重也相應較大；相反地，當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小，說明各評價對象的某項指標值差別較小，此時熵值較大，則反映了該項指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較少，在整個指標體系中，作用很小，該指標權重也相應較小。如果各評價指標的某項指標值完全一致時，此時熵值達到最大，這意味著該項指標可以從評價指標體系中剔除。該方法的具體核算過程為。
2.2數據說明在考慮符合國家戰略和便于企業理解的前提下，創新指標體系的設計應該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政府、相關中介機構等可以比較方便地開展客觀評價工作。選取的指標主要考慮便于收集、可量化、易于比較，通常采用國家統計局指標以及企業財務科目可產生的指標數據，較多采用比例指標等。本文以2012年我國31個省區為研究對象，數據信息來源于2013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火炬統計年鑒》等資料收集和整理我國省市自治區的2012年各項指標相關數據。本文所考察的變量指標是2012年的截面指標，所以未對相關指標進行價格平減處理，所涉及的價值量指標均采用現價計算方法。為了更為深入地研究我國省級區域間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揭示其在各方面的具體情況，我們根據綜合評價體系中一級指標進行排名，并對省市自治區指標分布的結構性特征詳細分析。
3企業創新技術能力及其區域差異
根據上述熵值法的具體過程計算了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企業創新能力各項指標權重（表1）以及各省市自治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排名得分（表2）。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各領域的權重可知，創新產出能力的權重最大，其次是創新環境利用能力，其余的創新能力按權重由大到小依次為：創新投入能力、創新基礎、創新實施能力。相比較而言，一些指標所體現的創新能力權重較多，說明指標在創新的投入和產出上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相應地對該創新領域的貢獻也越大。比如，在創新基礎條件指標體系中，貢獻較大的指標是“有研發能力的企業數”和“有R&D活動的企業數”，而創新實施能力中，各項指標貢獻度較為平均。通過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區域綜合得分與一級指標排名情況，可以看出，2012年東部沿海地區中的廣東、江蘇、、山東、上海等排名靠前，而西部地區的青海、排名靠后；從一級指標排名變化來看，四川和青海五項指標變化最大，陜西和指標變化最小；寧夏和安徽在創新礎方面上升較大，吉林在創新投入能力方面排名下降9位，福建省創新實施能力下降較大，貴州在創新產出方面進步較大，貴州和天津創新環境利用能力變化幅度較大。通過熵值法測算的指標權重，明晰了創新領域在綜合評價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客觀地證明了各項指標數據在整個評價指標體系中的貢獻比例，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重點領域仍在創新的產出與環境利用方面，相比之下創新實施活動能力仍顯不足。2006年，我國首次提出了以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和建設創新型的國家目標。同年，國務院國資委、科技部以及全國總工會決定開展評選國家創新型企業的活動，用以體現企業是自主創新、創新性國家主體的核心思想。我國政府制定的“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了“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重點支持和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聚集，加大政府科技資源扶植力度”。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區域間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協調狀態，創新之路依然任務艱巨。
4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聯盟合作博弈中，解的概念很多、也很復雜，而且很難找到一個像非合作博弈中具有納什均衡那樣具有核心地位的解概念。所以，基于合作博弈不同的角度，博弈論專家對特征不同的解概念進行了定義。以下是對合作博弈兩個解概念的簡單介紹。
1．1Shapley值。將博弈的“理性”最終分配求得是合作博弈論的求解目標，優超與賦值是其兩種主要方法。針對所有博弈形式，對沖突各方面的要求綜合考慮，將折中合理的結果構造出來是賦值法的目標。相比優超法，賦值法更加先進。根據Shapley的研究，博弈進行前，部分合乎情理的報酬就能分配給每個局中人，其對合作博弈的賦值法求解進行了設計，對沖突各方要求綜合考慮，將折中合理的結果構造出來是其目標［3］。以下假設是其模型存在的前提:參與博弈的局中人有限;合作博弈是該博弈的形式，契約對局中人具有約束力;可加性與可交換性。也就是某種交換媒介存在，可以自由、無限的轉移于局中人之間，以此實現可加的局中人的效用，同時，一方效用的增加額，是另一方效用的減少額;特征函數完備，定義好的特征函數U(K)一一對應于N的全部子集，未被定義的聯盟不存在。聯盟K中局中人數用來|K|表示;聯盟(由K個局中人組成)收益值用U(K)來表示;聯盟(第i個局中人在K個局中人被去除，由|K|－1組成)收益值用U(K/i)來表示。
1．2Nash談判模型和Nash談判解。參與人依靠自身行動與策略選取得到利益是非合作博弈利益獲取的特點，爭取最大利益只要對行動的選擇進行考慮就可以，不用對全局利益進行考慮。由“囚徒困境”得知，只是追求最大化的自身利益或許會降低聯盟的效率。而針對戰略聯盟而言，除了自身策略的選取這一個人理性之外，團體理性的實現對聯盟各方利益的影響也非常大。是否能將聯盟各方均認可的原則找出來是聯盟利益分配方案的關鍵所在。最簡單的形式就是分配協商兩人聯盟的利益。從該公理得知，不合作時的參與人利益小于聯盟中參與人所得的利益，個體利益不能因合作而受到損害，一旦受到損害，合作也就無法繼續，參與人會選擇退出。公理2Parteo最優公理。優超(u1，v1)的效用值并不存在于P中，就說明Pareto最優得以滿足。從該公理得知，聯盟最優的是最終分配方案，比其他方案優超。公理3無關選擇公理。存在談判局勢G，(u0，v0)為現狀點，P表示可行集，(u1，v1)是其解。假定存在新談判局勢G''''，P的一個子集是其可行集P''''，(u1，v1)為現狀點，那么G''''在P''''內的解依然是(u1，v1)。公理4對稱性公理。若對稱談判(涉及的全部方面都一致)存在于兩個談判者之間，那么存在對稱的談判解。談判雙方地位相同是對稱談判的特點，即便地位交換，談判局勢依然不變。公理5線性不變性公理。在談判的效用模型中，若保序線性變換任意一方的效用函數，那么不會改變談判的解，基于相同的保序線性變換原談判的效用解，能夠將效用解求得(對效用函數進行au+b，a＞0的線性變換就是保序線性變換。基于保序線性變換，不會改變偏好的結構，只有效用值會變化)。基于以上5個公理，如下定理被Nash求證出來:定理2談判的唯一理性解。
2Nash談判模型
第一步，n個企業組建了該技術創新聯盟。同時定義如下:全體集合設為N=(1，2，…，n);Si表示的是企業i的策略集，笛卡爾乘積就是全部企業的策略空間:S=SI×Λ×Sn;假定基于策略組合SI×Λ×Sn，能夠數量化企業i的收益，那么v(N)表示的是聯盟總收益;Ui表示的是第i企業的效用函數;需要說明的是，在這里的定義中，“效用函數”的概念對應于合作博弈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支付向量”，但是又在其原義上作了引申。與成員企業所得收益基本相等是其原定義。在此處定義的“效用函數”則不僅僅是收益的概念，而是代表企業獲得收益之后的效用值。企業獲得效用可以包含很多內容:直接的效用，如利潤增加、資本金的積累、技術能力增強等;間接的效用，如企業競爭力的增加、品牌的塑造、股票的升值等。很明顯，引申之后的定義更加科學適用。而這樣的引申定義絲毫不會影響到Nash談判解的合理應用。
3Nash談判模型的求解
接下來對Nash談判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可得出其求解過程的幾個步驟。
3．1確定可行集與協商點技術創新聯盟各方在可分配收益里的分配值就是可行集;在不合作時，各自的最低效用值就是協商點效用。這里的“最低效用值”不僅僅包含企業沒有參與聯盟的直接損失(硬成本、沉沒成本)，也包含不參與聯盟時已獲得的那部分效用值(機會成本)。為了分析計算的方便，可以將協商點的值定為零，各類損失及成本可以從技術創新聯盟帶來的可分配收益中扣除。所以，設定各個合作伙伴在扣除各自損失及成本后作以下假設:v(N)表示的是技術創新聯盟的可分配收益總額;根據以上所述，因此用(U1(0)，U2(0)，Λ，Un(0))來表示協商點效用。
3．2效用函數構建效用函數的構建，需要將分配因子的概念引入。假定αi表示技術創新聯盟各成員企業的分配因子，各成員企業收益分配的比例由分配因子的大小決定。基于分析概括，效用函數構建的條件有:(1)單調增函數(所得收益);(2)邊際效用遞減;(3)分配額與分配因子成正相關;(4)零是協商點處的效用值。基于對以上條件的充分考慮，效用函數構建采用。
3．3分配因子求解
選擇分配因子的度量指標。分配因子雖然和收益分配密切相關，但是本質上還是對于聯盟成員企業對聯盟作出貢獻的衡量手段。它的大小基本可以由聯盟企業“直接貨幣投資”、“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聲譽”5方面來度量，這5個指標構成衡量分配因子大小的第一層評價指標體系。分兩步求解分配因子。(1)基于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將指標權重確定出來。基于對層次分析法的運用，將第一層次的5個指標的判斷矩陣建立出來:以基本的五級分類法為依據，將判斷尺度選取為:1針對分配因子，Ai與Aj重要度相同基于對一致性指數(C．I．)的運用，檢驗權重有無邏輯錯誤，通過后表明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各項權重無邏輯錯誤，上式中W珚1，W珚2，W珚3，W珚4，W珚5即為分配因子五大指標———直接貨幣投資(所占股份)、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的聲譽的權重。(2)分配因子的大小評估。由于存在不確定與模糊的評估過程，所以估計方法引入模糊綜合評判法。上述五個評價指標可以分為兩類:定量指標(所占股份、技術水平和人才投入)和定性指標(技術成果市場化中所起的作用、財務健康狀況、企業的聲譽)，為了得到更具有說服力的結果，必須將兩類指標分類處理。對技術設備這項子指標，本文認為采用設備的“凈現值”進行衡量較為科學合理。由于“凈現值”能夠同時衡量設備的先進與新舊程度。首先以公平透明的方式獲得將各企業所提供設備的凈現值，再進行歸一化處理。對三個定性指標，首先采用專家評分法(Delphi法)，參照評價集V對各因素U進行評價，根據因素處于不同評價程度的關系，對各因素進行評價得到隸屬度;進而對全部專家的評價結果進行統計，同時用［0，1］區間的數值來表示每一因素各等級的評價結果，進一步將各因素的模糊向量求得，進行一個矩陣的合并，從U到V的模糊關系矩陣R從而得出。在Nash談判方程中代入所得各聯盟企業的分配因子αi，接下來，基于對運籌學中的動態規劃方法的運用，將技術創新聯盟收益分配的Nash談判解最終計算出來。
4算例分析
有大型農業科技企業A，具有比較好的行業內知名度與經營狀況;B為行業內一家生物技術開發類中小型民營企業，由于資金短缺經營比較困難;存在著名跨國公司C，經營業績非常好。A、B、C三家企業為了開發某項市場急需的新產品，組成技術創新聯盟，成立合作研發小組。200萬是三家企業的資金投入總額，35%、20%與45%分別是A、B、C三家企業的投資占比。在研發過程中，各企業投入的技術人員及資源如下:A企業委派2位學歷為碩士的工程師加入研發小組，投入一臺技術開發設備，經專家鑒定，現值20萬元，A企業還為此項目投入自身擁有的3項相關專利;B企業委派2位博士學歷的高級工程師和1位碩士學歷的工程師加入研發隊伍，投入的兩臺技術設備，現值為60萬元，相關專利5項;C企業投入的相關人員和資源為:1位碩士學歷工程師、3位本科學歷普通技師，無技術設備投入，專利2項。經過長時間的攻關，終于收獲具有行業領先水平的技術成果，生產的新產品在A企業出色的策劃推廣下，銷售非常成功，扣除相關成本后，最終聯盟獲得銷售凈利潤為500萬元。根據前文研究，首先對該問題建立Nash談判模型，然后分四個步驟求解。
5總結
社會網絡的定義：羅家德認為社會成員在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較為穩定的社會關系，它包涵了人際關系和網絡的結構特征對社會中的現象解釋。總的來說社會網絡是企業與網絡內其他各成員（如政府部門、科研機構、金融部門及其他中介組織）所形成的各種資源和關系的集合。它包括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層面。知識共享的定義：員工個人的知識（顯性和隱性）通過各種各樣的交流方式被企業內其他成員共同分享，進而轉變為企業的知識財產。這個過程包含了個人與個人的知識交流，知識在個人，組織和網絡內的循環流動過程。技術創新的定義：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將技術創新分為產品、工藝、原材料、市場和組織的創新等。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核心是擁有專業知識的員工、管理系統的技能、技術系統及企業價值觀。
二、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維度的劃分
社會網絡維度的劃分：Burt于1982年提出“關系-位置”網絡分析模型：結合了分析的方法和分析的對象提出了位置分析和關系分析方法。它主要研究對象是：網絡成員處于網絡中的關系及其強度、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本文也采用關系位置法將社會網絡分為網絡結構、關系強度兩個方面。網絡結構包括網絡中心性、網絡密度和網絡的范圍（尹享邑，2009；王霄云，2005）。關系強度具體包含了連接穩定性，互動頻率和互惠性（Gr-naovetter，1990）。知識共享維度的劃分:當前對知識共享的測量有兩種常規方法，一種是傾向從知識存在形式（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分享程度來衡量知識共享的水平。第二種主要是從知識的傳播形式，包括知識的獲取和知識的提供來衡量知識共享的程度。本文選擇第二種形式，即從知識的搜索和知識的轉移兩個方面考慮知識共享。技術創新的維度劃分：通常情況下，國外學者用專利使用數量與專利的應用情況來衡量創新績效。如David-son&Mcfetridge（1987）以技術取得的范圍、速度來衡量創新能力。Hage-doom&Cloodt（2003）用R&D投入、申請和引用專利的數量和新產品數量來衡量創新績效。國內學者張方華（2006）從創新效率這一角度考慮，用新產品開發速度、年創新產品數、創新產品的成功率、每年申請的專利數、新產品占總銷售額的比重這五個指標來衡量技術創新能力。本文從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兩個層面考慮。
三、社會網絡、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相互關系
（一）社會網絡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主流方向主要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研究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從網絡結構方面來看，主要從網絡中心度，網絡范圍，網絡密度來考察與技術創新能力的關系。企業如果在網絡中占據的結構洞越多，則企業在整個信息網絡傳輸中占據的地位越有利，企業能夠更多的了解技術的變化，并作出相應的技術決策，所以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就會占據較大的優勢。Powell(1996)認為網絡中心度的高低與企業和其他團體單位合作技術開發程度、市場信息的流動速度呈正相關，最終影響到企業技術創新的效率。另外，絕大本分研究（Bauxn，Calabrese&Silverman，2000；彭新敏，2009）認為，網絡范圍越大，意味著獲得的關系資源越豐富，企業在創新過程中能有更多的方法獲得知識，形成一種創新規模效應。在網絡密度方面，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認為企業能與更多的組織成員產生聯系則企業的網絡密度會更大，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隨著聯結強度的增強，企業間的信任感提高，有利于彼此之間的互利，形成長期的合作關系。從以上觀點分析可以看出：社會網絡的中心性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的范圍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社會網絡的密度與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從網絡關系方面來看，主要是通過研究關系強度、關系質量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一般情況下認為關系強度越強，越能加深與其他合作組織的情感和信任，因為這樣可以減少其在技術創新創新過程中產生的不確定性風險。網絡關系強度包括網絡各個節點之間交流的時長、感情的密切程度、認識程度和互惠性，網絡的關系強度和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彭新敏（2009）認為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有利于高質量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擴散，趙曉慶和許慶瑞（2002）比較強的社會關系是信任和互利的基礎，可以規范合作伙伴行為，有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社會網絡關系的聯結穩定性和技術創新能力存在正相關關系；社會網絡關系的互動頻率能夠促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社會網絡關系的互惠性性對技術創新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社會網絡和知識共享的關系
主要從網絡結構與網絡關系兩個方面來探討二者的關系。從網絡中心性方面來看，根據前文涉及的結構洞理論，在較為松散的網絡結構中，容易產生較多的結構洞。網絡中處于“橋”的一方能夠獲得更新更廣泛的信息，能夠促進新知識在組織內部的不斷雙向流動，進而能夠促進網絡內部的知識共享。中心性對知識共享的正向影響被很多人研究過，如Hansen（2002），Perry-Smith&Shaller（2003）等。一般認為，較高的網絡中心性的個體往往在組織中有較高的權威，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其他的員工，促使他愿意知識共享。由于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具有核心的地位，其他成員或組織對其知識能否共享的期望也很大，中心性較高的個人或團體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例如Perry-Smith&Shaller團隊中越是處于核心位置的個人就越能掌握越多資源，知識共享的效果也越明顯。從網絡密度來看，蔡鉑、聶鳴認為密集的網絡加深企業之間的相互信任，方便了隱性知識和敏感信息的交流，促進信息和知識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有助于企業的知識共享。謝鴻明等（2009）認為，網絡密度越大越有利于團隊獲取外部知識，網絡內部的知識交流也更充分。朱麗亞（2009）的研究表明，在企業知識轉移的過程中，知識發送端的網絡中心度促進知識的發送，網絡密度促進接收端知識的接受，而網絡范圍可以促進接收端知識的吸收。從網絡范圍來看，Reagans認為隨著網絡范圍的擴大，網絡成員有更多的機會獲得知識源，進而有了顯隱性知識相互轉換的機會，促進知識共享。在社會網絡中，作為網絡一個節點的企業如果能夠占據網絡的中心位置，就可以控制更多的相關資源，獲取其他成員提供的知識和技術；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中心性較高的企業也會努力實現與大家知識共享的愿望，最終促進了網絡中的知識共享。同時，企業不僅僅要與高校、科研院所、銀行、中介組織建立聯系，還要擴大與供應商、大型客戶和其他企業的相互聯系，盡可能的挖掘出潛在的關系，從而擁有更多的信息獲得和分享渠道，促進網絡成員的知識共享。因此網絡的結構和知識共享有如下關系，社會網絡的結構（中心性、網絡范圍、密度）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從網絡關系的角度來說，格蘭諾維特將關系分為強弱兩種，兩種關系在知識的搜素和轉移中作用相異。NooteBoom對美德兩國的企業進行實證研究時發現，企業合作機制穩定性越高則網絡成員之間有信任感越強，從高有利于知識共享。一些研究表明企業聯系的穩定性、關系的互惠性和聯系頻率的增加可以使企業與合作伙伴建立長期的合作機制，增強彼此的互信，推動網絡內部的知識和信息資源的分享，增強知識共享的意愿。因此網絡關系與知識共享之間存在下面的的關系，社會網絡的關系（聯結穩定性、互動頻率、互惠性）與知識共享（知識搜索、知識轉移）成正相關關系。
（三）知識共享與技術創新的關系
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的過程中最大的障礙是缺乏知識和經驗，知識共享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減少學習中的各種障礙。Henson和Mors（2005）從知識共享的過程出發，將知識共享分為三個過程：是否共享的決策、知識轉移和知識搜索。是否共享的決策就是決定是否向組織外部吸收新的知識；知識搜索是指組織內成員尋找所需要的知識的過程；知識轉移當找到了所需要的創新知識后，把知識吸收整合為組織內部的知識同時應用于實踐中。主流研究者普遍認為，知識的獲取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極端重要（如Yli-Renko，Antio&Sapienza，2001）。Yli-Renko（2001）認為與合作伙伴間的相互交流可以得到知識，這些技術知識的消化和吸收能夠為高新技術企業新產品的開發提供強有力支持（Yli-Renko，2001）。Wu&Tsai(2005)提出知識轉移作為知識共享的重要方式，可以營造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氛圍，有利于企業的學習。Tsai認為知識轉移能提供給成員之間交流合作的機會，在這一過程中能夠顯著刺激知識的再創造和提高組織創新能力，知識轉移可以將新產品開發需要的知識轉移給所需要的成員。知識共享可以幫助企業通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發送者將知識流轉移到技術創新的團隊中，增加了企業的技術創新知識存量。在社會網絡中，企業間的交流和企業內部的交流共同促進知識的吸收和轉換。知識共享的過程可以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減少技術創新失誤，增加知識存量，從而提高了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
（四）知識共享的中介作用
網絡關系方面，Inkpen和Tsang認為網絡關系有利于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企業可以更好的吸收和研發新技術，有利于企業獲得更好的技術創新能力。其他研究也發現了知識共享在網絡關系與技術創新之間的中介作用。如余紅劍研究新創企業時發現，新創型企業與合作組織之間的良好網絡關系能夠增進雙方之間的知識共享意愿，提高企業的學習與整合應用能力，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左惟和李麗研究酒店連鎖企業時，從社會資本理論角度探討了網絡關系、認知維度與企業內部組織間知識共享對知識資本和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在網絡關系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知識共享產生中介作用。網絡結構方面，Ahuja發現網絡成員的聯系強度越大，知識在網絡內部的擴散程度越大，網絡成員越容易獲取知識，從而提高了知識整合能力，促進了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產出。Paruchuri認為企業在網絡中心的位置可以改變網絡內部的知識流動，從而影響企業的創新活動。國內的李隨成和高攀認為網絡中心性與知識獲取機會成正相關。位置中心較大的成員能夠縮短知識搜尋和獲得的時間，提高知識的整合能力，從而促進了企業創造新知識的能力。陳偉和楊早立從知識共享和知識整合的視角探討了網絡的結構與企業核心能力的相互關系。因此得出如下結論：知識共享在網絡結構和網絡關系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中有中介作用。
四、結論與建議
一、自動化技術創新在機械設計中的應用
不斷的將機械產品的創新能力優化與提高，與國家、機械領域的企業單位發展與生存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美國，相關的機械工程的設計委員會制定了2005年到2030年的有限資助計劃領域中，將機械創新設計作為重要的資助之一；另外，機械個性化的發展趨勢以及機械市場的復雜多變也要求了企業需要在機械設計當中不斷的更新、設計，迎合市場的需要，而自動化技術創新的運用是確保企業能夠在第一時間內研發出迎合市場需求的產品的有利武器。因此，對于21世紀的機械工程設計學科來說，創新性與快速性就成為企業是否能夠適應市場需要、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在機械產品概念設計的初期階段，也就是原理方案的設計當中決定了產品是否具備創新性。
對于機械產品的設計概念來說，主要是設計到了人們的創新思維，也可以看成為人腦抽象與形象思維綜合運用的一種結果。當然也受到了人們創新思維以及知識積累的局限。人們進行機械創新設計時，具有很大的隨機性，并不能夠確保想要的設計，同時兼具創新性的方案能夠在一定的時間段之內得出。因此，想要在第一時間內設計出滿足市場需求、能夠占據市場的產品，存在一定的困難局限性，也是不太現實的問題，因此，在機械產品的創新迅速實現過程中，基于計算機化的創新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
從廣義的機構學的教學來看，對于機電一體化系統（包含了機、電、液與控制等等），都可以將其看成為兩個組成部分——廣義的傳動機構與傳動載體。而對于創新機電一體化系統的方案，就在于創新廣義機構。因此，筆者在本文當中針對機械設計當中自動化技術創新的運用提出了一套機械系統創新設計以及自動化的方案（基于三維平臺，以下所述都是基于三維平臺）。
二、機械設計與自動化體系
對于上述中的復雜機械系統進行創新設計以及對于機械相應的自動化系統的組成方面，主要是以下：兩種具有較強的獲得創新性設計方案的能力的、在計算機化方法當中適合于機械系統創新設計當中較為復雜的方案；直接支持產品設計方案的三維虛擬樣機裝配與仿真的自動化建模過程，能自動化地對創成的復雜機械系統符號方案進行仿真、建模以及裝配。而快速與創新則是其最大優點。
對于初期機械設計概念的這一階段放縱，主要通過自動化系統為創新設計提供兩套方案：其一，基于機械設計的基本規則而采用的創新設計方案；其二，創新方案的功能改良分解以及重組。考慮到這兩種系統設計在方案的產生原理上都是采用的符號形式將最終的方案列出。而對于機械概念設計的初期階段的使用符號的方案，機械自動化則會將方案進一步的分解成為機構的基本形式以及相互的連接這兩個方面。在進行識別基本的機構方法選取上可以考慮到進行運動分析，從而將內部各個構件運動時所產生的分析數據展示出來。為了將開發機械產品的速度進一步提高，就能夠使用面向對象的技術來進行基本機構的設計。然后，三維平臺進行的二次開發，在采用的措施當中選擇特征控制參數、數據庫驅動等等，對于整體的基本機構三維造型設計，能夠使用少量特征控制參數對其進行驅動。能夠良好的解決基本機構虛擬建模的問題。
在機械領域當中，對于剛度、美學的等方面都有著很高的要求，因此為了滿足機械運動剛度以及美學，可以最優的布局算法能夠考慮到基本機構所占據的空間以及連接關系，從而基本機構在空間當中的位置進行確定，從而可以將機械系統空間限制到最小的占有空間。對于裝配方案“后臺預置”的借用，對于基本機構的運動分析數據以及布局結構的參照，則能夠在特定的布局空間當中放置好虛擬的模型。連續的變化驅動構件的位置，在概念設計當中使用符號方案的設計，就能夠得到其三維虛擬樣機（復雜機械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