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6 15:57:4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社會心理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社會營銷理念的提出與應用20世紀70年代，Kotler和Zalman首次提出社會營銷的理念，他們試圖將成功的商業營銷策略用于推廣對社會和公眾有益的觀點、態度和行為，并將這種理念稱為“社會營銷(socialmarket-ing)”。社會營銷通過使用市場營銷的原理與技術影響目標受眾，讓他們自愿地接受、拒絕、改變或放棄某種行為，從而促進個人、集體或社會整體利益。社會營銷將健康行為、健康服務理念看做“產品”，要想讓目標受眾接受這些產品，就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圍繞他們的需要和想法開展營銷策略。社會營銷通過行為改變策略、營銷組合的運用等，影響受眾群體的觀念和行為，并通過受眾細分等方法，按照不同受眾群體對資源的需求合理配置資源，將有限的資源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近幾十年來，社會營銷被社會學和心理學工作者成功地運用于一系列社會運動和公共健康活動，如促進母乳喂養，減少高脂肪食品的消費，控制吸煙，減少酒后駕車，預防艾滋病等。這些成功案例說明社會營銷是一種改變目標受眾行為的有效工具，也促使我們思考社會營銷理念應用于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可能性。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也可以看作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一種心理健康服務。這里我們將心理健康工作看作一個大的范疇，其中不僅包括個體和團體心理咨詢，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朋輩輔導、心理健康知識宣傳普及等活動，以及其他可能開展的心理健康促進形式。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的服務條件為學生提供最有幫助的服務，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
1.2社會營銷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務的共通性社會營銷與傳統的市場營銷的本質區別在于，社會營銷的價值導向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非營銷者的利益。所有社會營銷策略都是為了讓受眾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種有益的觀念或行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則有很多相似之處，這些天然的聯系為社會營銷理念應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機。首先，前者的立足點是目標受眾的利益，而后者以學生的利益作為核心價值和工作導向，目的在于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困擾，獲得個人成長，達到心理健康。其次，兩者都尊重學生的獨特性。心理健康服務針對學生的不同需求為他們提供服務，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滿足每個個體獨特的需要。同樣，社會營銷要求服務提供者根據不同受眾對象的需要、價值觀、能力、興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應的營銷策略，這樣才能激發受眾接受和保持期望行為的興趣，最終改變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態度和行為。最后，兩者都遵循自愿原則。一般而言，學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務、接受何種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務完全出于自愿。對于有必要接受咨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學生，不適于采用強制手段(除按照《精神衛生法》需實施非自愿住院醫療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會營銷利用行為改變的原理和技術，通過轉變觀念，提升動機，最終改變行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強制手段，是一種更為溫和、更為人性化的行為改變方式。社會營銷理念與心理健康服務之間的上述共通性，為將其引入到大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礎。
2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
社會營銷是傳統的市場營銷理論和方法在一個新領域里的運用。在商業領域里所采用的市場營銷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運用于社會營銷。概括地說，社會營銷的工作原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行為目標(behavioralgoals):社會營銷關注的基本問題是行為改變。為了使營銷計劃切實有效，營銷者要始終關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響目標受眾，以及怎樣影響。對受眾知識和態度的改變是通往切實的行為改變的手段之一，因此社會營銷可以和教育、宣傳工作相結合，以便發揮長期作用，使某種觀念、態度深入人心，但社會營銷更關注如何將觀念、態度轉化成行為。為了達到行為改變的目標，營銷者可以將最終目標劃分成一些易于實現的行為步驟，并根據不同的行為目標發展出相應的營銷策略。受眾細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會營銷不提倡“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據受眾細分原則實施目標行動，來達到營銷目的，讓社會營銷者能利用有限的資源獲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眾細分的過程是將龐大的異質性群體劃分成同質性相對較強的亞群體，劃分依據就是那些會影響他們對營銷策略的反應的特質，如年齡、性別等人口統計學變量，而更常用的劃分標準是受眾目前的行為、未來的計劃、改變的意愿、產品忠誠度，以及心理統計學特征，如生活方式、價值觀、人格特征等。這種將服務對象細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據不同亞群體的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營銷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將資源有效地分配給最需要的群體。競爭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礙受眾群體產生目標行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競爭，具體通常指能滿足受眾群體需求的其他行為選擇或產品。社會營銷者必須了解自己的產品面臨哪些競爭，使自己的產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產品更能滿足受眾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務面臨的競爭通常是其他解決心理障礙的途徑，比如就心理咨詢而言，其面臨的競爭有求助于親友、自我心理調節等，每種途徑都能滿足大學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對解決問題也有一定幫助，營銷的關鍵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備的心理咨詢的特有優勢。雖然在直接提供行為指導方面，心理咨詢不如求助親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風險上，心理咨詢不如自我調節，但心理咨詢的優勢在于讓求助者獲得人格的成長，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獲得情緒的自我調節能力，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難以企及的。營銷組合(themarketingmix)的運用:營銷組合是指營銷策略實施的核心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產品(product)價格(price)地點(place)和推廣(promotion)，因而又被稱為4P營銷理論。從心理健康服務代價與獲益的角度理解4P理論，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學生參與心理健康活動的獲益(產品策略)，降低代價(價格策略)，確保服務可以方便的獲得(地點策略)，并以有說服力的方式向學生呈現以上信息(推廣策略)。
3社會營銷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體措施
3.1現狀和需求調查為了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服務，首先要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現狀和心理服務需求進行調查。社會營銷者認為，“不要急于向受眾強調意識、接受程度和知識，而是應該先搞清楚人們需要什么服務，想從服務中獲得什么益處，以及我們面對什么樣的障礙［16］?！奔氈氯娴恼{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證宣傳和干預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通過心理健康服務需求調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個基本問題:學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礙的狀況如何?學生對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狀況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礙或促進了學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務?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幫助我們了解心理服務的潛在需求和資源配置的側重點，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便于針對學生的需要制定相應的干預形式和措施，對第三個問題則能為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健康宣傳提供依據?，F階段國內心理健康工作者對大學生心理健康服務需求的了解主要是憑主觀經驗，實證數據大部分來自已經接受咨詢的學生，樣本缺乏代表性，難以了解學生總體情況。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應盡量使調查對象能夠代表某范圍內的學生總體。如果大范圍的調查難以實施，則可以通過嚴格控制抽樣方法的小范圍調查結果推測總體。對心理服務的需求所包括的內容有: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接納和認可程度;希望從心理健康服務中獲得的益處，需要的心理服務方式，如個別咨詢，心理健康課程，朋輩心理輔導，團體咨詢等。以上調查內容需要結合學生的人口學特征、心理障礙的特點等展開。綜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將工作范圍內的學生總體拆分成同質性較高的亞群體，然后針對每個群體的特點進行宣傳和干預。
3.2有針對性的宣傳有時候，心理服務的潛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們需要什么服務，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幫助，還可能拒絕幫助，這使得心理健康服務的宣傳工作至關重要。社會營銷理念下的宣傳不僅包括告知學生心理健康服務的存在以及獲得途徑，更應該告訴學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務資源選擇適合自己的心理服務。基于現狀和需求調查結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據亞群體的特點制定宣傳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詢服務的宣傳而言，有些學生并不了解咨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識別心理障礙，這時要重點宣傳有關心理健康的知識，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的判別，心理咨詢的工作范圍、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學生對咨詢有基本了解，但因為對咨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選擇不求助，這時強調咨詢的專業性和咨詢效果是宣傳的重點。有些學生本身已經有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對這樣的學生可以通過建構積極的求助網絡，強調平等人文的咨詢關系，嘗試提高他們作為咨詢當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們對咨詢風險的預期，來促進專業求助行為。
3.3層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預心理健康狀況和服務需求的調查將學生細分為不同的亞群體后，層次化干預即針對這些亞群體的特點，給予不同強度、不同形式的干預。國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為劃分標準實施分級干預，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鑒。例如，美國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詢分級制度，將學生的心理障礙劃分為不同級別，并給予相應的干預措施。日本大學的心理輔導由三級不同的心理援助構成，一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全體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性的，其目的是促進發展和適應環境;二級心理援助的服務對象是在學習、心理、社會和升學就業等方面出現問題的學生，援助的特征是預防和早期發現;三級援助服務的對象是有特別援助需求的學生，如那些有明顯心理問題的學生。由于每個學校的情況不同，并非每個學校都要開展相同的活動。鑒于國內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資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數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學生的總體心理素質和健康水平，預防心理障礙的發生;開展有針對性的講座和知識普及解決學生的發展性問題;用團體輔導、朋輩輔導解決一般心理問題;對問題比較嚴重的學生提供個體心理咨詢和治療。要適時開展我國大學生心理咨詢的循證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規范性，克服當前普遍存在的干預實務工作的隨意性。循證心理咨詢會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務的學生獲得有關咨詢目標、咨詢過程、咨詢時長等方面更多、更確切的信息，這將促使他們變得更加主動，從而有效增強來訪者的自我改變動機，同時降低阻抗發生的概率。循證心理咨詢也能幫助初級心理咨詢師更清晰咨詢目標與干預策略間的關系，即使具有豐富從業經驗的咨詢師，也能通過循證心理咨詢提供跨流派的、更為靈活的專業技術支持。
3.4層次化的分工和專業技能訓練針對大學生心理障礙性質和特點的層次化干預，需要心理健康工作者具備相應水平的專業技能。心理健康工作涉及的范圍和內容比較廣泛，為了保證服務的質量和專業性，不同的工作內容之間應該形成層次明確的分工體系。在美國、日本、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很多高校，學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注重多學科整合，形成了專職心理咨詢師、輔導員、專業輔助人員、教師、學生朋輩輔導員、社會工作者相結合的心理輔導網絡?，F階段我國高校，普遍存在心理咨詢師兼任心理健康課程教師、思想政治教師(輔導員)兼任心理輔導老師的現象。工作內容的雜糅，使得心理健康工作者很難發展精深的專業技能，因此服務質量也難以保證。為了提高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專業素質，首先有必要厘清各個崗位主要針對哪個層次的心理健康問題，而后針對該層次心理健康問題所需的專業技能，對不同崗位的工作人員提供不同的培訓。例如，專職和兼職的心理咨詢師應該具備識別各種心理障礙的能力，心理咨詢，包括危機干預的知識和技術;根據服務對象和形式的不同，團體咨詢師和個體咨詢師，發展性咨詢和障礙性咨詢的技能培訓也各有側重;心理健康教師主要的工作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識，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心理素質;而對于輔導員兼職心理咨詢工作，本身即存在專業能力薄弱、針對性減弱、角色定位模糊和管理模式限制等弊端，并不適于開展專業的心理咨詢，因此對輔導員的培訓重點可以放在有能力識別心理障礙的性質和嚴重程度，并及時轉介。
二語習得領域長期占據主導的兩大心理學理論基礎是行為主義(Behaviorism和認知心理學（Cogni-tivism）。這兩種理論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學習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隨著研究者逐步認識到學習者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學習者的母語社會文化及語言背景，20世紀90年代在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心智發展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不僅對當代心理學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也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討論外語課堂中的語言與文化教學。
二、社會文化理論
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間共同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其核心觀點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會文化論的重要概念。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且獨特的概念是人腦的高級認知活動（如記憶、注意和理性思維等）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各種中介來聯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電腦等，和符號工具，如音樂、藝術和最重要的語言（Lantolf,2000,p.80）。根據Vygotsky，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語言系統本身，比如語法和詞匯等，而應該研究人類借助語言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在個體發展過程中，社會文化與個體心理活動緊密相關，人們通過參與外部的社會文化活動，將外界的社會言語（socialspeech）通過語言這一中介內化為個體內部的心理機能（Vygotsky，1978）。
通過協同對話——中介，兒童或初學者能被誘導著培養成一種共享的意識，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能于他們自己個體意識中，因此成功地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這種協同對話過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關于學習和發展之間關系的最廣為人知的最充分的闡述就是他的最近發展區概念。他（1978，p.85）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實際的發展水平與潛在的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是指在成人的指導下或是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最近發展區內，需要大量的指導性參與活動，教學應走在發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發學生的潛能。
三、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語言與文化教學方法
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外語教學不僅關注在相關情境中合理、靈活使用語言的知識和技能，而且發展學習者分析、評判、識別課堂內外的不同行為方式。接下來我們主要分析外語課堂中常見的幾種教學方法，這些方法的總體目標相似，但在課堂中創設的各種教學情境有些不一樣。有些多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生活環境是課程設計和教學內容的基礎；還有些以學習者和知識為中心，其設計的學習環境不僅要幫助學習者理解課堂內外的生活環境，也要開闊他們的交流視野并融入其他的環境中去。
（一）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這是一種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區為基礎的語言學習（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這種方法始于學習者的經驗，尤其是他們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該方法的目標是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提問法的三個基本成分是：聽（listening），教師通過在課堂內外觀察學習者，并界定其所關心的問題；對話（dialogue），將以上的關心的問題作為起點，教師和學習者以關注或問題及其看法和反應為內容相互對話；行為（ac-tion），這些探討幫助學習者將他們的所學用于課堂外。
（二）課堂學習者共同體（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課堂活動與學習者的發展有著內在的聯系，因此我們要做的就是創造有效的課堂學習者共同體。在社會情境的協同的互利的過程中學習者通過參與課堂活動獲得新的理解、學得新的技能，最終發展新的社會文化認識。在此共同體中學與教密切聯系不可分割。學習者共同體視課堂為探究社區（communitiesofinquiry），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為承擔特定課題而使用的特定教學方法。在探究社區中，課堂活動是開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來自群體的真實經歷，也是該群體真正感興趣的問題和話題。這些開放式的話題和問題允許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學生彼此協作構建他們的理解和視角。教學活動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時間地點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場合完成。教學是手段而非結果。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死５略凇秾懳幕芬粫杏昧恕安糠值恼胬怼币辉~，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關鍵詞: 大學畢業生 社會適應心理問題 對策
一、大學畢業生面踏入社會面臨的的全新環境
近幾年來,部分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后,面對全新的工作環境、更為復雜的人際關系、較為獨立的生活環境等,很難適應,從而產生焦慮、壓抑等一系列的心理問題,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這些心理問題,就會極大地影響他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會導致偏激的行為,對個人、社會都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和惡劣的后果。一般而言,學生從初入社會時的心理盲目適應,經過心理不適應,再到心理基本主動適應,其周期需要3―5年時間。自我意識和自我感受能力偏強的人,往往適應期要長一些,反之則短一些;心理比較脆弱、自我調控能力差、缺乏辯證思維的人,往往適應期要長一些,反之則短一些。由此可見,大學畢業生職業社會化的關鍵期就在畢業后的頭幾年。
二、在適應社會過程中產生的心理問題
1.理想和現實的極大反差讓大學畢業生產生焦慮心理。
大學生畢業生擁有無數個理想、美夢。但面對實際的工作、生活環境,不少人不能馬上適應下來,不能從基層做起,感覺和理想中落差很大,就產生了焦慮的心理。還有大學生對現在工作中復雜的技術也很難適應,感覺所學的知識遠遠不夠,而且理論和實踐相差很大。從而讓他們感覺到很大的危機,調節不好會形成心理問題。
2.復雜的人際關系讓大學生產生壓抑感。
人際關系適應是社會適應的重要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在大學畢業生的社會適應中,人際關系適應最好,無論是和領導、同事還是朋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關系很好。但仍有一部分畢業生在適應周期內承認自己在人際適應上有壓抑感。這種壓抑感往往從正式開始工作即產生,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在達到頂點以后逐漸回落。它由以下三種感受組成:一是個性失落感。大學時期允許個性在適當程度上發揮,而工作團隊則是一個強調共性的地方,于是一些畢業生在與人相處時,過于壓抑自己的個性,甚至為了某些需要而偽裝自己。二是層級擠壓感。剛從學校到社會工作,一般都要從最低的層級干起,即使同事們并沒有壓制年輕人的主觀動機,但在工作上,尤其是在心理上,職場新人總是會感覺到來自職務地位的種種壓抑。三是攀比失衡感。新進入職場的人習慣于與自己的同學、同齡人、同一批進入工作崗位的伙伴等作比較,比較的結果常常是優越于別人的方面被忽略,而遜人一籌的地方被放大,由此也容易產生壓抑感。
3.生活的壓力讓大學畢業生心理矛盾感加重。
生活適應是大學畢業生社會適應的基本內容。在學校里面,大學生主要是面對學業問題。走上社會之后,大學生面臨著婚姻、家庭等諸多問題。調查顯示,在婚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感到很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占大多數,一般情況的占中等,不大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占極少數;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與社會地位方面,感到很好和比較好的占30%以上,一般情況的占50%以上,很差和比較差的占15%左右。部分畢業生適應較差,是因為隨著職業生活的全面展開,剛剛從業的激動興奮漸趨平緩,好奇心逐漸消失,隨之而來的是許多矛盾和沖突的產生。
三、大學畢業生在社會適應中心理問題形成的原因
1.環境的變化。
高科技發展對人的專業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未來社會充滿了競爭,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既呈多元化又呈綜合化;知識不斷生產和創新,瞬息萬變。高科技的發展,信息時代知識的猛增與更新速度的加快,必然對人的專業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客觀上決定了大學生走向社會后的不適應性。所謂生活技能是指個體能夠采取正確的、適當的行為,有效地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挑戰的能力。大學生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基本上處于與社會隔絕的狀態,對社會缺乏了解和認識。剛進入工作崗位,會遇到許多新的問題,有許多東西需要重新學習。隨著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生活節奏的加快,工作壓力的加劇,現不少大學畢業生總會發出“做人真難”、“活著真累”的感慨。
2.知識、能力的不足。
調查顯示,畢業生在工作中明顯感覺到知識不夠用、能力不足。這說明大學畢業生的業務素質還不算高,他們在知識、技能和能力方面實踐上還明顯不足,特別是當今時代,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對人才規格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一些重要科研課題、技術革新項目與一些邊緣學科,往往僅具備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是不夠的。社會和學校的群體不同,有的畢業生在學校期間通過鍛煉培養了自己的組織、協調等方面的能力,但走上社會面臨復雜的群體,應對這些人際關系上還顯得不是很適應。
3.工作、生活實踐經驗缺乏。
大學畢業生之所以在離開學校后的社會生活中表現出強烈的矛盾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生活實踐經驗,涉世尚淺,容易想當然地想象社會生活的美好,而又往往脫離現實條件。具體來說,一方面,從小到大,家庭教育忽視生活技能的訓練,較少提供給他們生活實踐能力培養的機會,他們養成依賴性,遇事易激動,情緒缺乏控制,處世不夠老練。另一方面,學校教育多是傳授理論知識,即使是少有的生活知識講解,也缺乏真槍實彈的實踐。生活技能是在掌握了相應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基礎上,通過練習獲得的,只有通過反復練習才能由不會到會、由不熟練到熟練,繼而逐步形成技能。所以,生活技能的培養是以探究體驗為主要形式的實踐活動,只有把智力活動和操作活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重視直接體驗和經驗學習,才能使多方面的實際能力得到培養。工作上更是如此,在學校主要是理論的學習,對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有相當的差距,平時也缺乏到工作一線鍛煉的機會,所以一踏上工作崗位,便感覺缺乏實踐技能,導致焦慮等心理問題。
四、心理問題的疏導對策
1.加強心理健康教育,讓大學生畢業生形成穩定的心理狀態。
(1)創造良好的校園環境,陶冶學生的情操,塑造學生的美好心靈,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讓學生在一種健康、融洽的關系中生活、學習和發展。優化校園文化環境,開展形式多樣、健康活潑的文體活動、社團活動、學習競賽、名家講壇、社會調查和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觀念,加強學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意識,并以活動為紐帶,培養學生的人際交流能力和環境適應能力,促進人格的自我完善。
(2)加強心理訓練,增強心理素質。大學畢業生們應主動了解心理健康知識,掌握一些心理問題的鑒別方法和基本的心理調適辦法,比如通過聽音樂、看電影、閱讀書籍等發泄心中情緒,可以有助于畢業生們及時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減少情緒波動的頻率與劇烈程度,減少發生心理問題的概率。大學畢業生的心理健康,不僅關系到個人的發展,而且是保障家庭和睦、社會穩定的重要前提。
2.正確認識自我,確定新的人生起跑點。
有關媒介建構現實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與實證主義相對立的一種研究思路。費斯克(Fisk)在批評以信息運輸為目的的媒介工具論的同時，給予了強調意義生產的媒介建構論以“符號學派”的地位［6］。漢諾•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確把關注意義問題的建構主義媒介研究思想稱為文化批評學派［7］。在我國，鄧理峰也開始把建構主義媒介觀當作與媒介工具論(或者媒介實在論)并駕齊驅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學者們并沒有在媒介建構論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對媒介建構現實的不同傾向作進一步的探討。媒介現實的虛擬性告訴我們，它不僅與經驗世界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而且還與媒介活動參與者的個體心理緊密相關，媒介—個體—社會三者共同構成了一種互為因果的三角關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種有關媒介建構研究的基本范式:關注媒介文本的符號學范式，關注社會現實層面的社會學范式，以及關注個體心理的社會心理學范式。下面就理論來源、研究對象、研究問題等幾個方面作進一步闡述。
(一)符號學范式在媒介建構現實的研究中，來自語言文化領域的學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語言的具體體現———文字、圖象、聲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內容分析或者符號學方法，通過研究話語的修辭與內容變化來研究語言符號的意義及其生產過程，這種思路可以被稱為符號學范式。這種范式起源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來源于我們共享的文化符碼。這種語言符號的概念意義(所指)隨著歷史變化而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就是借助語言符號來思考和區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們正是通過語言符號這種媒介，把我們的現實世界與社會歷史文化建立起了聯系。羅蘭•巴爾特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符號學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歷史文化緯度引入符號學研究領域。他認為符號能指與所指兩個層面之間的連接關系是一種意指關系，其中有兩個核心序列(如圖1):第一個序列是語言學意義上的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揭示的意義稱為明示意，也是符號的常識性意義;第二個序列引進了文化緯度，關心的是符號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層面的符號成為第二層面符號的能指，而這能指又重新獲得意義項所指層。這一層面的意義稱為隱含意(文化義)。這樣就把意指的觸角伸向了社會現實與文化領域。巴爾特認為，文化層面與神話一樣具有虛擬的特性，因而也稱之為神話層。正是因為有了“意指”過程，意義豐富的文化系統成為了神話學的所指層面。符號學也完成了從語言符號學到神話符號學的蛻變。從第一系統的語言學到第二系統的神話學，與人發生關系的現實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在第一系統中，我們面對的是物的世界，有賴于我們的實踐活動來體驗。感覺到的世界也是實實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時間和空間的規定性。到了第二系統，物理世界完全變成符號世界，或者說變成神話的世界。我們接觸的世界是一個超越了物理時空環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經驗不再依賴于我們的身體實踐，而我們的文化想象力賦予了多種多樣的符號(文字、圖片和聲音等)以形形的意義，這是理解、解釋的結果。大眾媒介(既包括傳統的報紙、電視、廣播和雜志等，也包括以網絡為紐帶的新媒介)建構的世界，就是一個第二系統意義上的符號世界。這個世界，是媒介從業人員借助一系列的圖象、文字和聲音符號建構而成的，并以新聞、廣告與娛樂節目的形式出現。學者們正是以符號學理論為依據，以媒介文本為研究對象，而解釋與揭示符號世界的意義呈現就成了學者們努力的目標。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話語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包括話語文本、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在內的話語分析框架［10］。文本緯度的分析包括“詞匯”(主要涉及個體語詞)、“語法”(涉及與分句和句子連在一起的語詞)、“連貫性”(涉及分句與句子如何被連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結構”(涉及文本的大范圍的組織屬性)層面;第二個向度話語實踐，牽涉到文本生產、分配和消費的過程;第三個向度作為社會實踐的話語，主要是在與意識形態和權力的關系中討論話語。這三個向度具有遞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識形態等形式體現出來的社會實踐層面。這個模式雖然以社會實踐為最高層次，但是始終圍繞媒介文本而展開，重點是解釋媒介符號多層面的意義，因而就社會實踐層面而言還是不夠徹底的。
(二)社會學范式社會學范式重點關注媒介建構現實過程中社會現實或社會結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會現實與媒介現實的互動影響過程中知識的生產與消費問題。社會學范式的理論來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馬斯•盧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識社會學為主。他們改變了古典哲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從形而上的邏輯世界轉到我們身體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們認為這種世界蘊含的日常生活現實因為具有高度的真實性而“成為最重要的現實”，它們“以一個互為主觀的世界，也是一個我與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現在我面前”［11］。也就是說，日常生活現實是一個主體間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實在的價值。這個世界只有通過行動者的社會互動才能建構完成。伯格和盧克曼認為，社會生活中任何一個實在的建構，都只能是社會地建構，即通過社會活動和社會生活本身來建構。而基本的建構程序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會化，正是通過這些過程，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稱為主觀與客觀融合在一起的社會實在。伯格和盧克曼的知識社會學，主要探討了個體是如何通過語言的社會互動來建構主觀實在與客觀實在交錯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會實在與符號實在溝通連接起來。HannaAdo-ni等學者(1984)認為這個理論之所以能被應用于媒介建構研究，是因為“大眾媒介(新聞和娛樂)在慣習化過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對制度，既而穩定社會體系所提供的支持”［12］。說到底，該理論解決了媒介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以及媒介在建構社會現實中的重要地位等問題。由于社會學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會結構、社會化等社會一端，因而來探討這種研究范式的研究問題時，我們會發現，文本意義或觀念等文化范疇不是它的核心問題，相反，常識性的“知識”更適合成為媒介建構研究中社會學范式的研究主題。更確切地說，“知識”構成了各種意義的結構，離開它們，任何社會都無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構研究中，知識不是固有的，它是社會互動的結果，與社會互動密不可分。知識與社會結構、社會互動等共同構成了最為重要的研究命題。
(三)社會心理學范式社會心理學范式認為，媒介現實的建構是媒介活動參與者對媒介符號的接受、理解與闡釋的過程，也是媒介活動參與者自我認同的過程。故媒介活動中參與者的心理及相關外在化就成了關鍵問題。該研究范式主要來源于符號互動論。符號互動論發端于喬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Blumer)。布魯默認為符號互動論有三個基本前提:人們對事物所作出的行動是建立在意義基礎上的，而這事物是因為意義而存在的;這些事物的意義來自于一個人與他的同伴之間的社會互動;這些意義通過一個解釋的過程得到處理或調整，而這個解釋過程是人們在處理他所面對的事物的時候采用的途徑。布魯默進一步把它們概括為五個核心內容:自我(theself)、行為(theact)、社會互動(socialinteraction)、物體(objects)和集合的行為(jointaction)［13］。那么，符號互動論為何會成為重要的媒介建構研究范式?符號互動論雖然是一種心理學理論，但是它與傳統的心理學理論不同，它的研究重點在于個體的符號互動。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號世界，受眾接受與處理媒介信息的過程恰是典型的符號互動，而且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媒介建構又很好地填補了個體心理這一重要緯度，因此符號互動論就被運用到了媒介建構的研究中。傳統的心理學來自于西方的實證思想，在研究思維與方法上傾向于定量實證。但是符號互動理論關注的是符號的互動，傾向于闡釋法，例如生活史、自傳、個案研究、非結構性訪問以及參與式觀察等。而研究的社會問題也與傳統心理學大相徑庭。JMCharon(1998)特別列舉了多個研究例子。如在種族問題上，可以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社會互動、傳播、文化等策略上來理解種族主義和種族沖突;就性別差異問題而言，符號互動主義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別差異，就包括個體是怎樣被社會化的，我們是怎樣逐漸地接受我們的身份和界定該做什么等問題上［14］。國內學者毛曉光認為，當前用符號互動理論來研究的社會問題包括社會越軌、兩性符號命名、校園人群互動機制和移民的心理社會適應性等一系列問題［15］。
二、對三種研究范式的分析
>> 學習音樂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研究（一）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新進展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應付方式的關系研究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綜述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與提升路徑分析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調查分析與建議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死亡態度的關系 探析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 喪偶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及其影響因素 一般本科院校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調查研究 張家口市宣化區某老年公寓離退休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老年人體育鍛煉與主觀幸福感的研究 老年人身體鍛煉與提高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 老年人主觀幸福感與社會保障完善度的相關性——以建德市大慈巖鎮為例 國內空巢老人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進展 機構養老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受社會支持、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的影響研究 以探究法提升高一學生 思想政治學習幸福感的初步研究 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主觀幸福感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4][美]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侯玉波，樂國安，張智勇等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9年，第7頁。
[5]時蓉華：《社會心理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8頁。
[6]羅小平，黃虹：《音樂心理學》，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
[7]羅小平，黃虹：《音樂心理學》，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431-432頁。
[8]張璇：《潮州大鑼鼓的觀眾態度研究》，廣州：星海音樂學院，2008年第4期。
[9]樊星：《老年人參與學習活動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性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第120頁。
[10]任杰，金志成，楊秋娟：《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元分析》，《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10年第1期。
[11]溫亮宇：《老年音樂教育調查研究》，未刊稿，2011年。
[12]http：///index.htm。
[13]羅小平，余瑾等：《老年?精神?音樂――老年人精神音樂學在中國的應用與發展》，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
[14]劉沛：《世紀末的美國音樂教育動態述評》，《音樂世界》，1996年第1期。
[15]劉沛：《音樂教育的實踐與理論研究》，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年，第200頁。
[16]沈政：《腦科學與素質教育》，《教育研究》，1999年第8期。
[17]注：詳見劉沛譯：《音樂行為研究的新方向》，《樂府新聲》，1993年第3期。
[18]吳姝：《音樂專業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初步研究》，《大眾文藝》，2009年第7期。
[19]黃虹：《愉悅、滿足、輕松之源》，《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
[20]羅小平：《老年精神音樂學芻議》，《黃鐘》，2006年第2期。
[21]羅小平，任杰：《鋼琴學習在認知老化過程中的作用研究》，《人民音樂》，2009年第8期。
[22]任杰，羅小平：《鋼琴學習對老年人的加工速度、工作記憶及流體智力的影響》，《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9年第4期。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研究綜述
當前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問題已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從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來研究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的問題就先要對當前國內外對此的研究現狀進行理論上的梳理和分析。接下來，本文將從國內研究現狀的綜述，國外研究現狀的綜述，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評價進行論述。
一、國內研究現狀的綜述
在中國知網，萬方數據中查找與思想政治教育有關并且論及到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文章，對它們進行歸納和梳理后，我認為能夠從以下幾方面來闡述學界對本課題的研究：
⒈對心態的定義。翟云翔認為：“心態是心理態度的簡稱，是人們各種心理品質的具體表現，包括意識、氣質、興趣、觀念、情感等等?！盵1]趙衛川：“心態是心理態度的簡稱， 是人的各種心理品質的具體體現。它是人的意識、觀念、動機、情感、氣質、興趣等心理素質的某種體現。”[2]張建勇指出：“心態就是由當前事物和過去經驗引起心理活動在一段時間里出現的相對穩定的持續狀態，是一個人的心理過程和個性心理在特定時間內的綜合表現?！盵3]
⒉對良好心態的定義和內容。廖石美認為良好心態：“指對于跟自己有關的事物作出積極性、建設性的心理反應。”[4]邱鏞妃認為良好心態：“是一種正向、樂觀、平和、進取的心態”。[5]良好心態的內容，翟云翔認為“良好心態包括的內容有：學習心態、樂觀心態、從容心態、寬容心態、堅持心態、感恩心態等?！盵6]
⒊良好心態的作用。翟云翔指出良好心態“使人樂觀、向上、熱情、自信，是事業成功的先決條件”，[7]邱鏞妃認為擁有良好心態的人“總是從積極角度平和地看待客觀現實，能夠一分為二地看待事物，遇到不幸或不順心的事情時，不會怨天尤人，反而能從不利的事件中看到有利的一面?！盵8]
⒋影響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因素。翟云翔認為有兩個因素，“戀愛因素和學習心態因素”。[9]趙衛川分析了影響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環境因子，指出了三大因子“1.社會進步的大環境帶來的挑戰，2. 日趨激烈的就業競爭帶來的壓力，3.不同家庭生活條件帶來的影響”。[10]
⒌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胡宇南，羅映光指出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1，有利于維持大學生心理健康成長，2，是樹立大學生良好社會形象的重要前提，3，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11]趙衛川認為重視對良好心態的理解，對于“加強對莘莘學子如何處理好學習與就業、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能力、感情與生活等方面的問題， 始終保持健康的、積極向上的心態就顯得非常重要。”[12]邱鏞妃“培養大學生積極心態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保障大學生全面、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13]
⒍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的對策建議機制。譚金蓉指出應努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構建大學生心態追蹤調查與調控機制。第二，培養大學生基于能力的自我效能感。第三，形成以行動為主導的應對方式。第四，建立積極心態培訓機制。”[14]高陽，馬寧指出要“（一）制定并實施培養計劃。（二）加強陽光教育。（三）關鍵的問題?！盵15]翟云翔認為“（一）良好戀愛心態的培養。1.樹立正確的戀愛觀，2.正確處理學習與戀愛之間的關系，3.學會理性控制。（二）良好學習心態的培養。1.學習投入，2.學習調整，3.學習積累。（三）良好學習風氣的培養。”[16]李俊芝“（一）積極引導和教育。（二）建構多維度的社會支持系統。（三）讓大學生掌握自我調節心態的方法。”[17]構建大學生積極心態培養機制，邱鏞妃認為“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構建高等學校大學生積極心態培養長效機制，包括教育機制、環境機制和評價機制”。[18]
⒎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的路徑。謝麗麗主張“（一）注重自我調節，培育健康的思維方式、掌握心理健康的方法。（二）注重思想引導，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大學生主流意識。（三）注重模式創新，引入主體間性教育理念提升大學生主體意識。（四）注重形成合力，構筑高校與家庭、社會培育一體化環境。（五）注重機制創新，建立大學生心態失衡監測預警機制?！盵19]趙衛川探索了其有效途徑，指出“1. 培養積極的心態，2. 培養忠誠的心態，3. 建立謙虛待人的態度，4. 培養感恩的心態，5. 培養同理心態?！盵20]以某種方式，方法來培育，馬積德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方式，“以做平凡事，做平凡人，走平凡路為渠道，通過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來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21]
二、國外研究現狀的綜述
國外對于心態問題的研究是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態史學，文化學等都會關注的，并且國外學者更多是應用多學科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去從事心態問題研究。其中對于研究心態問題有代表性的有社會心理學，西方心態史學。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體社會心理現象和群體社會心理現象的心理學中的分支。更確切地說，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個體和群體對社會表象在心理上呈現出來的反應。那么，個體和群體的某些個心態問題也是對社會表象在心理上呈現出來的某種反應，因此就可以說，社會心理學是將個體和群體的心態問題當做心理問題去研究的。西方心態史學是西方將歷史學知識科學和心理學知識科學融合起來形成的一個新領域，新理論和新方法。西方心態史學有雙重含意“第一，方法論的含義，即心態史學是運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歷史上人們精神狀態的一種研究方法;第二，理論思維的含意，即心態史學是理解和解釋人類歷史活動的一種認識方式，它重視歷史上各種類型人物的欲望、動機和價值觀念，重視歷史上各種社會集團、各種階層的精神風貌，重視平靜年代人們的精神活動和激蕩歲月中人們的精神變化，重視上述這些因素對歷史進程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2]西方心態史學對于心態的研究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在現時期從國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來看，國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直接去研究探討培育大學生的良好心態，卻是將培育大學生的良好心態滲透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動之中。從內容來看，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發展，國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日漸豐富，包括了“如環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權教育、現代人消費觀念教育、國際和平與理解，以及適應未來社會的品德與素質教育等?！盵23]從途徑上看，“西方國家在實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個共同點;以學校為中心，形成呈輻射狀的家庭、學校、社會的相互配合的全方位教育網絡。”[24]例如不僅“美國和西歐高校內嚴整的學生工作機構”，[25]并且往往還“通過職業咨詢、心理咨詢等方式進行”[26] 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去塑造大學生的良好心態。從方法上看，國外高校注重運用多種教育方法來施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理論教育，還有大量的實踐活動及環境感染熏陶教育，如調查與社會服務，課堂教學與各種校園活動等。”[27]正是通過這些既豐富，又“隱蔽”和“滲透”的思想政治教育，潛在地，歷時彌久地養成大學生們良好的意識，態度，情感，觀念，動機，興趣等，至此培育出大學生們的良好心態。
三、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評價
國內關于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書籍，大多是從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管理學，思維科學，醫學等學科視角去研究大學生良好心態的問題;至今國內尚無一部從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來研究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書籍。
國內在這方面的期刊文章包括學位論文的數目并不多，查找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且對這些期刊文章進行梳理和歸納后可以看出：對大學生心態的研究，重要期刊文獻總共有七篇。在這七篇重要期刊文獻中研究社會心態的就有五篇。從時間上看，這七篇重要期刊文獻多是集中在最近的三、四年時間內發表出來的。說明近三、四年來學界對心態問題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從內容上看，研究最多的就是社會心態。在重要期刊文獻中有五篇都是研究社會心態的，有四篇都是研究大學生社會心態的。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研究有從不同時代，不同視域，不同角度進行的。并且指出了培育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現實途徑，這些對大學生社會心態的研究對本選題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上的借鑒和啟示。
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至今從未對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做過理論上的研究，但實際上，卻是已經做了培育大學生良好心態之事。國外高校中設置課程中包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另外，高校擁有系統的開展學生工作的工作機構，再者，已經形成了以學校為中心，家庭，社會都彼此協同作用，這些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發揮著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這些都是“看得見的手”;在國外“但社會生活中處處滲透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28]，這是“看不見的手”;正是通過“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交互作用來養成和塑造大學生們的情感，興趣，動機，意識，觀念等構成心態的各個要素，去培養大學生們的良好心態。
總體來看，對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視野大學生良好心態培育的國內外文獻資料，都有著其一定的學術價值和理論價值，這些都為我的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提供了理論研究上的出發點和立腳點。（作者單位：湖北大學）
參考文獻：
[1] [6][7][9][16]翟云翔.高職高專大學生良好心態的培養[J].大眾文化，2014（15）.
[2] [10][12][20]趙衛川.試論當代大學生健康心態的培養[J].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8（4）.
[3] 張建勇.大學生心態的研究進展[J].畢節學院學報，2006（6）.
[4] 廖石美.談中職生積極心態的培養[J].生活教育，2014（S2）.
[5] [8][13][18]邱鏞妃.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積極心態的培養機制[J].沈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1，11（6）：691―694.
[11] 胡宇南，羅映光.略論當代大學生陽光心態的培育[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3（6）.
[14] 譚金蓉.大學生的心態狀況調查及其積極心態培養對策研究[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
[15] 高陽，馬寧.當代大學生陽光心態的培養[J].高教學刊，2015（1）.
[17] 李俊芝.塑造大學生“陽光心態”的對策和思考[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08（10）.
[19] 謝麗麗.和諧社會視閾下大學生和諧心態培育研究[J].今日南國（中旬刊），2010（4）.
[21] 馬積德.以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中職生良好心態[J].職業，2015（1）.
[22] 彭衛.歷史的心鏡-心態史學[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23] [25][27]王志華.國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與啟示[J].當代教育科學，2012（17）.
論文關鍵詞 見危不救 犯罪化 親社會行為
近年來，見危不救行為在生活中頻頻發生。中國民眾對于此種事件的輿論甚囂塵上，各階層民眾從不同程度上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不斷地聲討與討伐見危不救行為的惡性事件。一時之間，要求見危不救行為犯罪化成為了社會媒體與大眾的主流聲音。雖然所有的討論與批判最終的目的都是希望規制這種行為、減少這類現象的發生。但是立足于目前我國社會的現實，刑事立法是否應當不加限制地將一般主體的見危不救行為犯罪化還亟待深入研究與探討。見危不救行為涉及了倫理、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社會心理學等諸多方面。人們對見危不救行為的價值判斷容易受到個人認知、群體性情感、風險認知、自身能力的評價、文化傳統、社會情感等所影響。關于見危不救是否應當犯罪化，本文側重從親社會行為角度進行探析。
一、“見危不救行為”的概念界定
關于見危不救行為的界定，學術界亦是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見危不救行為指在特定的危險情況下，行為人明知自己不對受害人實施救助，當事人就會發生死亡危險，有能力施救而不予施救的情形。有學者認為，見危不救行為是指救助者意識到他人的生命健康處于或即將處于重大危難之中，經過判斷，認為該救助不會侵害自身及第三人利益，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施救的情形。
從上述學術界的觀點來看，見危不救行為的這些定義都具有如下要素：一是所需救助的利益處于或即將處于危險狀態；二是見危不救行為人對于他人利益沒有實施救助。然而，我們討論見危不救行為的定義時，見危不救行為的主體是否應當不加限制地擴大到一般主體，而“危”的含義又該如何界定。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本文的見危不救行為應當做如下定義，指他人生命健康或財產受到重大威脅時，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或雖不能施救但能協助而不予協助的行為。首先，見危不救行為的主體，在本文中討論不加限制地認為是一般主體，不僅包括負有特定職責或義務的主體，且包括僅負有道德義務的主體。其次，“?！钡暮x應當界定為，他人或公共利益處于重大危難時，導致或即將導致生命或財產的重大威脅。這種“危”的程度應當具備緊迫性，即人身安全或是財產利益受到的威脅必須是緊急的；嚴重性，即危險的發生必須具有嚴重性；真實性，這種危險應當是真實存在的，而非救助人臆想或誤以為存在的，并且應當排除他人以欺詐的手段使救助人誤以為存在的情況。再者，從見危不救行為的主觀方面講，應當認識到危險狀態的存在。若救助人根本沒有意識到危險狀態，或是認識到危險狀態且認為不緊急、不嚴重、不真實，則不構成見危不救行為。從見危不救行為的客觀方面講，救助人應當有能力救助、報告或是呼救，無論是法律還是道德的要求都不應當強人所難。
二、“親社會行為”的概念界定
在一些情況下人們會選擇見危救助，而這一過程受社會認知、情感因素和推理決斷等因素的影響。與利他主義動機的說法相比，筆者更傾向于救助行為屬于親社會行為的范疇。見危不救行為與見危救助行為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涉及了倫理、道德、法學、社會學、歷史學、社會心理學等諸多方面。本文僅擷取一個視角，即從親社會行為角度探討見危不救行為是否應當犯罪化。
探析親社會行為對見危不救行為犯罪化的影響，首先，我們首先必須對親社會行為的含義作出界定。親社會行為是心理學家用來表達社會所確定的道德行動的術語，親社會行為是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指一種有利于他人的助人行為，這種助人行為符合社會期望的、對他人、社會、群體有益的行為。某種行為是親社會的，并不意味著該行為一定是純粹意義上的犧牲自己利益的行為。親社會行為是既可以包含利他動機，也包含利己動機的。親社會行為，不管助人者的動機是什么，助人的各種動機既體現為有利于他人、社會、群體，同時也存在自我滿足感或獲得物質利益等方面。親社會行為主要包括謙讓、合作、分享、奉獻、同情、助人等形式。
（一）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