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18 14:29: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勞技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落后的統計思想觀念，無法滿足高校發展的需求
在現實工作中一些高校對統計工作認識不到位，對統計的內涵理解不深，對統計的重要性認識不夠，直接影響了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管理機構不健全，領導重視程度不高，統計人員不專業且變動大，統計專業技術職務沒有理順等等方面。另外，高校中重視會計而輕視統計的現象仍然存在，很多學校把會計工作作為學校的一項重要工作，而把包括勞動工資統計在內的統計工作僅作為應付上級有關部門報表的“邊緣性”工作。正是由于以上的種種原因，導致了統計工作被簡單化，僅僅是完成了各種數據的匯總和上報工作，統計的作用沒有顯現出來。
(二)單一的統計調查方法，無法保證統計數據質量
當前高校勞動工資統計仍是使用全面統計報表的統計方法，其調查方法較為單一，加之沒有采取其他有效的統計方法進行補充和更換，其統計結果已遠遠落后于高校的發展變化，統計數據的可比性受到較大影響。以《從業人員及工資總額》報表為例，該報表并非針對高校而設置的統計報表，其統計范圍和統計內容只能體現高校勞動工資的一部分，不能全面體現高校勞動工資分配情況。另外，由于這種統計方法工作量較大，再加上統計人員素質的參差不齊，多為應付日常報表而工作，很難保證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準確性。
(三)陳舊的統計指標體系，缺乏實用性、針對性
現行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體系使用時間較長，在統計報表中如教職工人員變動情況、勞動工資總額等等指標，雖然還能夠滿足高校宏觀調控的需要，但隨著高校改革與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工資分配形式的多元化，統計指標體系也應該作出調整。現階段有的高校已經實行年薪制、崗位工資制、項目工資制等分配方式，勞動工資多名目，多標準，多渠道，原有的統計指標已不能滿足當前統計工作需要。另外，學校臨時聘用的公益崗人員、勞務派遣人員工資卻不在勞動工資統計的指標內，沒有相應的指標可以體現。在實行包括崗位工資、薪級工資、績效工資、津貼補貼等等結構工資的高校，如今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中，工資總額難以分解出結構變化的因素，難以分解出工資的結構比例，占較大比例的獎金一項更是不能清晰地表明。平均工資的確能反映出一所高校的工資總體水平，但其受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的限制。由于職工人數易變動，加上工資總額并不全面，導致平均工資無法具備代表性。
(四)落后的工資統計手段，讓統計工作復雜化
目前，勞動工資統計主要還是實行定期報表制度。如未實現統計網上直報的報表還是以層層上報的方式獲得數據，這就導致報表工作中間環節增加，接觸統計數據的人員增多，遲報和錯報現象容易發生。再如，像審核、匯總等環節的報表程序的也不嚴密，對于出錯的統計數據不能及時發現，有的即使在匯總中發現問題，也是人為地將數據改為合格狀態，并沒有找出錯誤的原因。另外，在統計和分析數據時，計算機等信息技術手段利用能力不高，加上高校沒有充足的經費作保障，硬件無法及時更新，軟件購買力度不大，統計人員沒有得到更好的培訓，一些先進的工資統計信息技術沒有得到很好的運用。
二、解決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問題的對策
(一)提高對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認識
一要加強組織領導。提高高校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質量是高校各級領導決策的前提和基礎。因此，高校要逐步建立健全勞動工資統計工作機構，做實統計基礎工作。例如，可以成立由主管副校長為組長，由人事、財務等職能部門人員為成員的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工作領導小組，加強對勞動工資統計工作的組織和協調。還可以成立工資統計辦公室，解決統計工作人員行政職務、專業技術職務待遇，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全校工資統計研究工作，負責學校各種勞資數據的統計、分析以及調查研究工作。積極推進勞資統計基礎工作規范化，完善勞資統計資料，建立健全原始記錄和統計臺賬，夯實工作基礎，切實做到數出有據。二是要重視開展高校統計人員業務培訓。高校領導要大力支持統計人員的繼續教育學習，提高其統計業務水平。同時有關部門要加強對高校等部門監督檢查力度，促使基層統計部門規范工作程序，嚴格實行統計人員持證上崗制度，不斷增強法律意識。
(二)改革勞動工資統計和調查方式
高校勞動工資統計工作涉及面較廣，數據來源多，為了保證統計數據的質量，應加強高校報表數據的審核，要建立數據質量抽樣調查制度，優化統計數據評估系統，努力提高勞動工資統計數據的質量。在統計過程中可嘗試采取抽樣調查與全面調查相結合的統計方式進行。平時以抽樣調查為主，定期報表任務。加之重點調查或典型調查等工作方法，不斷提高統計質量。例如，按單位教職工人數加以分層，選定樣本，或者按收入高低分層選取樣本，或者按規模、部門等不同的方式方法選擇樣本。
(三)完善勞動工資統計指標體系
在制定統計指標過程中應該增加反映高校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以及社會經濟運行等方面的統計指標。如適時增加在崗教師的年齡、職稱、職務、學歷、收入等各種細化指標，使高校勞資統計數據真正發揮其作用，為高校所用，為統計者所用，更為廣大的教職員工所用，以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求。另外，建立高校從業人員統計抽樣調查制。可統計高校崗位勞動報酬數據，還可計算其平均數、眾數、中位數等工資統計指標。如可按書記、校長、副校長、主任等對象來劃分，也可按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等對象來劃分，從而獲取最多人數的工資段，來統計其最高值和最低值，不受平均工資的影響，使勞資統計結果真實反映高校各階層的收入。
(四)加快勞資統計工作的信息資源進程
關鍵詞：養老基金，投資偏好，股票市場
在美、英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養老基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尤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股東積極行動(Activ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得養老基金成為金融學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國，養老基金于2003年開始投資股票市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因此，本文主要從養老基金投資的安全性、謹慎性、流動性和交易成本、公司業績、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治理六個角度，系統回顧和評述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對養老基金投資動機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中國養老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問題提供分析的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安全性
1.總風險
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理為了避免單個股票可能出現較大的損失，會選擇投資總風險較低的股票。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個股出現較大的虧損影響到投資組合的整體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關人員向法院其投資錯誤而要求賠償(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經驗證據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總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影響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據現資理論，β系數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測，持股比例與β系數存在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β系數高度正相關，說明機構投資者偏好投資于高β系數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認為機構投資者持有較高β值的股票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況下，如果機構投資者不能戰勝市場，他們要負擔比業績優于市場時更多的成本，使報酬面臨較大的損失。因此，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持有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們的經驗證據沒有支持該假說。
3.財務杠杠
財務杠杠與總風險、市場風險之間都是正相關的關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的總風險是負相關的，但是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正相關的，也可能是負相關的，因此其與財務杠杠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如果持股比例與股票的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則其與財務杠杠之間也是呈負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實證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杠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公司規模
研究公司規模對養老基金持股比例影響的論文比較多，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結論：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釋了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個原因。第一，如果投資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資數額很少也易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風險往往比較大。第三，機構投資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發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發現1980～1996年期間大機構投資者增加了對大公司股票的需求，減少了對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傾向于投資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類似的經驗證據。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結論卻與上述結論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發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期間，機構投資者顯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動情況受國家宏觀政策、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Bathala，Ma和Rao(2005)發現1994—1998年期間機構投資者轉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股票市場比較穩定、安全性投資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齡
養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時間較長的股票，因為股票的上市時間越長，就說明公司經得起市場的考驗，這樣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公司上市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與其相同的研究結論。
(二)謹慎性
按照普通法規定的“謹慎人”原則(PrudentManRule)，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其客戶承擔著重要的受托責任，因此其非常關注所投資股票的謹慎性和安全性。投資經理在決策時會從保護自身利益角度進行投資。尤其是在投資業績黯淡時期，如果投資經理能夠證明其投資是謹慎的，則他們的投資也會被委托人和其他相關人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證說”(Safety-NetHypothesis)，認為機構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除應考慮通常為人們所接受的因素，還須注重投資決策本身的正確性、決策是否被外界認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當其經營管理行為受到訴訟時，能夠保證他們已經盡到管理責任。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選擇外部專業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作為其投資謹慎性的參考依據。Badrinath，Gay和Kale(1989)選用標準普爾的外部評級作為衡量的指標。其實證結果支持他們提出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謹慎性增函數”的假設。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驗證了該假設。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則認為由于各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監管約束和流動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異，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果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因此，他們利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保證說”不能解釋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夠解釋保險公司是否購買某股票，并且保險公司的投資行為比非保險公司更加謹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國1968至1989年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的統計數據，檢驗了謹慎性原則對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全部機構投資者構成的全樣本的實證結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論。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資調查庫的財務能力評級作為股票謹慎性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股票評級等級越高，機構投資者投資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國《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過，其評估投資組合整體的謹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資單獨地都被認為是謹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說明基金的參與權與賦予權外，亦對養老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報道與資訊披露作出明文規范，而投資計劃中的基金用途與受托人責任亦明文規定其中。因此，一些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研究了ERISA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尤其對養老基金的影響。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調查了ERISA通過后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行為的影響。作者問卷調查了87位投資經理和723位私人養老金計劃經理。研究發現，養老金計劃經理在ERISA通過后傾向采用書面的格式規范本身的投資方針，更加重視投資績效評估，并會購買受托人責任保險。而且，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風險亦會減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ERISA實施后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養老基金經理采用更為分散的投資方式。相比之下，銀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資的集中度卻沒有下降。
(三)流動性和交易成本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較大，因此其通常投資于市值大的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遠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在其買賣股票時，會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如果公司股票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其必然導致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那些具有高流動性、對交易成本影響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股票的流動性與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動性的指標——換手率，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其分別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數據均得到了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結論。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兩年開放式與封閉式共同基金經理人持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股票的流動性(用換手率指標衡量)、波動性、價格、上市年齡以及公司規模都對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即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偏好流動性強、風險與交易成本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規模、每股價格和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替代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間機構投資者偏愛規模大、流動性強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動性，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偏好投資于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從而驗證流動性是機構投資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選了一些機構投資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決定因素。這些機構投資者掌握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991—1993年間2l所機構的股票交易全部資料。他們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計算交易成本，發現總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經濟因素，而且與交易難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場流動性有明顯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制訂和評估投資策略時，了解交易成本是相當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論述了交易成本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他們假設機構投資者選擇投資項目時，著眼點是流動性和交易成本。該文利用公司規模、標準普爾指數成份股、股票價格及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指標，檢驗交易成本會是否影響機構投資者投資選擇。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偏重流動性，并會選擇投資于大公司；交易成本雖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及流動性和公司規模重要。
(四)公司業績
法院在判決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某項投資是否謹慎時，可能會參考公司以往的業績狀況。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過去的業績良好，則法院往往會判決該項投資遵循了謹慎性原則，反之，則投資損失容易被認為是機構投資者投資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訴訟時被法院判決為投資不謹慎，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會選擇以往業績驕人的、公司管理水平優秀的公司為投資對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為止的上市公司名單中抽選了2250家作為調查對象，分析機構投資組合經理在履行運用客戶資金的受托責任時所作出的投資行為。他們采用過去60個月的超額回報率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發現該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過去業績較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其的持股比例亦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訪問了68位英國基金經理、經紀業分析師、企業管理人員以及人力資源總監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公司和投資者分別看重公司哪些業績資料呢?”這四組人員回答的意見相當一致，均認為最重要的依次是：財務業績、企業策略、管理質量及人力資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關注的是美國共同基金的投資風格，其也發現共同基金傾向于購買過去業績較好的股票。他們分別用過去三年的收益和過去一年的收益進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結論。
(五)投資風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價值型股票和成長型股票的特征。他們認為價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成長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并且價值型股票優于成長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發現，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規模、價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應一直穩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與成長型股票相比，價值型股票的市凈率和市盈率較低、股息收益率較高。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喜歡投資價值型股票，則其持股比例與市凈率和市盈率是負相關的、而與股息收益率是正相關的。Bathala，Ma和Rao(2005)從ValueLine投資調查庫收集199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持股比例與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長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與市凈率、總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能得出機構投資者偏好價值型還是成長型股票的結論。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設投資者的投資傾向與“規模效應”和“市凈率效應”有關。DelGuercio(1996)研究發現銀行經理在1968至1989期間，從選擇標準普爾評級高的股票轉向直接購買規模大、市凈率高的股票。這驗證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說。
Black(1976)認為投資于沒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機構投資者禁止投資于不發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換手率、公司規模、貝他系數等市場特征指標和公司特征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但實證結果發現股息收益率與持股比例之間的系數是負數，而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標，但不同之處，一是其選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二是其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兩組。研究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都顯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說明非保險公司青睞投資于成長型的股票。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也顯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對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對股價和收益的影響。他們發現機構投資者從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別從法律環境、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去收益狀況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結果顯示，在此期間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息收益率、市凈率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無法確切地說明總體上機構投資者在這17年偏好投資于成長型還是價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國最大的40個養老基金、40個投資經理和20個慈善基金會為樣本，調查了他們對公司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發現，他們一致認為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響董事會有效運作的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獨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經驗以及是否喜歡提問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獨立的董事，20%的被調查者認為董事會的質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資經理喜歡董事具有法律或財務等方面的技能和經驗，甚至是某領域的專家。另外，他們還認為公司內部管理者不應該參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審計委員會；獨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現在或以前的員工，也不能來自與公司有固定業務的其他公司的人員；董事會主席和CEO應該分開，董事會主席應由外部董事擔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詳細調查了1997年美國機構投資者關注的公司治理問題，得到了與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結論：“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關注董事會的構成和質量”。同時，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結論：(1)機構投資者認為缺乏足夠的信息對公司董事會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缺乏關于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例如背景、商業交易記錄和對董事會的具體貢獻等。(2)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董事會應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權威人士進行評估。(3)機構投資者反對對CEQ薪酬設置最高限額。(4)機構投資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將股票作為獎勵計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學者重點關注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特征(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華和殷樹喜，2006)。
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使用2002年證券投資基金年報中的投資組合數據對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市凈率指標。發現基金的持股比重與每股收益呈顯著的正相關，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識別、挖掘和投資價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市凈率的關系也是正的，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長性和價值性時，更注重公司的價值性。
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險基金監管
老齡化問題是這兩年世界所關注的話題，它不僅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問題，更是影響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世界銀行估計我國人口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高峰。養老保險和人口變化規律密切相關，由此我們看到我國養老保險任務之艱巨，同時也看到世界各國都不容忽視的養老問題。養老保險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錢。隨著老齡化問題的到來，對與養老保險基金的需求量將會大量增加。在保證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必需加強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這也是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齡化的含義
人口老齡化兩個方面含義：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對增多，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的過程；二是指社會人口結構呈現老年狀態，進入老齡化社會。國際上通常看法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人口總體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8%，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已經達到嚴重階段。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由年輕型向成年型、老年型過渡，全球性的老齡化已以發生著。
二、老齡化問題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挑戰
中國將面臨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總量過多的雙重壓力。整個21世紀，這兩方面壓力將始終交織在一起，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嚴峻的挑戰。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給養老金事業帶來沉重的壓力。它對各國社會和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挑戰可見，在社會已經呈現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加強對社保基金的有效監管，有著其深刻的社會動因，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及其和諧發展的內在要求。如何防止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問題，則是來自于老齡化的首要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及存在的問題
養老保險基金的監管是指有關部門依法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和運營實施的監督和管理。主要應從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組織體系及法制建設兩個方面對我國養老保險基金運行監管現狀做出評價。
1．監管組織體系
現行的基本養老保險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與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層制養老保險組織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實質是由政府行政部門將基金的管理運營權交由各級全民事業單位（如養老保險經辦中心等），進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資運營。這就存在著“政資不分”、“執監不分”等問題。另外，政府職能部門的強制使得作為初始委托人的公眾沒有選擇機制和退出機制，基金管理不公開，不透明，削弱了公眾行使監督的激勵。
所以，改革現有的養老基金管理模式，對人實施有效的監督，以保證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為我們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設
養老保險基金監管涉及各方利益，為了保障基金監管有章可循，國家高度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取得了很大成績，基本建立了涵蓋各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有《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社會保險基金監督舉報工作管理辦法》、《社會保險基金行政監督辦法》、《企業年金試行辦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信息產業部、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國家稅務總局、國家郵政局關于加強社會保障基金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財政部和勞動保障部公布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全國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的原則、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標志著我國養老金投資管理體制進入市場化運作的軌道，同時也給我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和管理從法律上提供了保障。問題在于，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社會保障相關的法律法規，但是仍然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保障的統一的法典，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較為全面的法律規章。
四、加強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改革建議
針對于我國目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狀況。我們有必要加強改革。保護好老百姓的保命錢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1．建立分權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獨立、高效、統一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和管理委員會。監管委員會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以及企事業單位代表共同組成，實行委員會制。監管委員會按城市設立地方監管辦事處（類似于人民銀行、證監會和保監會的管理體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專業性養老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由省級社保部門成立）。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行政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是養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證，應建立獨立于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局運營社會統籌賬戶基金。第三，個人賬戶基金交給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承擔，會遴選合適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據與各省個人賬戶基金管理委員會簽訂的契約對個人賬戶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以實現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監督手段。其主要內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將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會公眾和監督機構的雙重監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違法、違規操作，損害所有人利益。（2）增設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則對于限制風險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夠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養老基金，以此限制騙取和盜竊基金資產的機會。（3）加強外部審計。在法律和制度環境下，外部審計提供一個精確的、獨立的評估，向監管人報告有關基金的任何問題，而且成為監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歐國家基金管理監督制度中廣泛使用，費用水平通過一般的謹慎要求和法律進行監管，可以控制將成本轉移到未被監管的項目上。減少由于涉及到眾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風險。
3．調整國家在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管理中的職能。一是立法職能，負責制定確保養老金系統健康順利運行的法律法規。二是對養老金事務的動作實施監督，確保養老保險的經辦管理規范化。三是接受有關個人和機構就養老金事務提起的申訴、舉報、批評、建議，調解有關養老金事務的糾紛，受理有關養老金事務的訴訟。
中國雖然是世界上的制造業大國,然而卻是一個品牌弱國。品牌國際化是中國品牌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字體設計承擔著體現品牌價值內涵的重任,若過分洋化的模仿國際品牌而忽略本土文化特征,必然會導致品牌文化價值的缺失。老宋體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起源于北宋,擁有悠久的文化歷史。老宋體繼承了中國書法的精髓,是中國文化的正裝。老宋體以其典雅的字形結構和強大的文化生命力越來越受到國內外品牌設計師的推崇。而在“世界與中國接軌”成為趨勢的當下,在品牌維度下開展老宋體的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二、老宋體在品牌設計中的價值體現
(一)提升企業形象定位。企業品牌形象的構成是多維度的,而視覺系統是最直接的’。字體設計是視覺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能恰當地體現品牌特質的字體設計對于品牌形象的定位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老宋體可識性強,具有表現形式自然、易記易讀的優越性,利于信息準確辨別和快速傳播。老宋體名稱所蘊涵的直接意義和其引申含義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設計。老宋體筆畫剛中帶柔、結構豐富多變、形簡意美,對于樹立企業形象和提升品牌品位起到推動效果。(二)增強品牌價值內涵。伴隨著國學熱的興起,中國設計師越來越將目光投向本土特色文化,設計了一些成功的老宋體品牌設計。這些設計作品不僅弘揚了中國的文化精髓,也展現了東方人的聰明智慧。老宋體跨越數千年時空歷史,至今仍充滿旺盛的生命力。老宋體自身的文化內涵和形態的多變賦予了老宋體無限的創造可能性。在品牌設計中老宋體有圖案性和意形雙關的優勢,增強了品牌價值內涵。(三)喚起受眾購買欲望。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者在滿足基本需求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情感和審美需求。如果企業品牌形象平淡無奇,則無法吸引消費者的心智資源。而品牌形象富有特色,則能喚起受眾的情感共鳴和購買欲望。
三、老宋體在品牌設計中的發展趨勢
在設計多元化發展的當下,老宋體在品牌設計中也朝著多元化的趨勢發展。具體表現如下:(一)局部大膽裝飾凸顯個性。以老宋體的基本字型為相食品牌形象設計中,設計師在老宋體筆劃的基礎上進行局部的裝飾與變形,將標志中的圖形與“食”字的筆畫巧妙的結合,增強的品牌的視覺沖擊力,使得整個標志和諧統一。(二)回歸古老風格頗具韻味。一些品牌設計師偏愛于對手工藝時代字體設計和遠古制作風格的回歸,使老宋體表現出獨特的韻味。設計師在進行字體設計時可將老宋體的邊緣處理粗糙,或將字與字之間排列成高低不一,力氨求在符合實用的基礎上,使所設計的字體展現出獨特的形式美。如在“印象靈州”標識中采用畫像石般做舊風格,回歸古老韻味,與古老靈州悠久的歷史文化遙相呼應。(三)注重效果材質風格多樣。在老宋字體的品牌設計中,設計師越來越注重光澤和材質的表現,使字體具有光效應藝術、水滴效果或者其它特殊視覺效果。如在“惹香”品牌標識中,惹香二字在保持原有老宋體基礎上運用º了噴濺和斑駁的效果,使整個標識在保持老宋體的基礎上更加充滿靈動感。(四)結合新媒體擴大傳播領域。在未來的新媒體世界中,老宋字體的設計將更加強調其動態的效果、運動和聲音的設計,那將是一個更有趣、豐富的設計與傳播過程。“在品牌推廣的過程中,多媒體逐步成為設計領域主要的制作表現工具,在此背景下老宋字體可以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各種處理方法,使老宋體向圖形化和多樣化方向發展,使之產生全新的視覺效果,從而擴大品牌的傳播領域。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中國的勞資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勞資關系類型的多元化。與我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國的勞資關系有國有經濟的勞資關系、集體經濟的勞資關系、混合經濟的勞資關系、私營經濟的勞資關系等多種類型。二是在眾多勞資關系類型中，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成為主要焦點。私營企業部門是問題突出的兩大部門之一。
2目前私營企業較為普遍地存在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
從三年勞動爭議的發展情況看，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鄉村集體企業、機關社團、事業單位的案件數和勞動者當事人數都保持基本穩定，而民營企業的爭議案和當事人數都大幅增長，其中私營企業案件數增長最快2002年為2000年的2．22倍。可見，正確處理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意義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勞資關系作為勞方與資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一種關系，是種共生關系。受胡守鈞教授社會共生論及勞資共生論的啟發，對勞資關系理論做了進一步的思考。
2互補性與互斥性是勞資關系的兩大屬性
勞資關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補性。首先勞資關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參與生產的各種要素不限在這樣的前提下，價值和成本也是不變的，由此可推導出工資(x)與利潤(y)的總和也是不變的：x+y=k(常量)。可見，x增加，y必減少，反之亦然。所以勞資雙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勞資關系又具有互補性，因為只有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才能生產價值。無論工人還是老板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彼此合作。
3勞資關系按照兩大要素——資源與約束條件可以分成四種類型
勞資關系是一種以勞方、資方為主體，資源為紐帶，政府等三方機構為約束條件，以合作與沖突為現象的社會共生關系。對于勞方而言，資源主要指工資及一切與勞動有關的報酬以及社會資本，對于資方而占資源主要指利潤及員工為企業帶來的社會資本。約束條件主要指勞資雙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規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對于約束條件的具體分類，可以參考國際上通用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標準SA8000(第四章會有專門論述)，它包含了9個方面的內容：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系。這些內容集中體現了對企業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薪酬、工會權利等的具體責任。以勞方獲取的資源及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為分類條件，按照資源與約束條件的多少，勞資關系可以分成四類：
1、福利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同時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更舒適，我把這種關系稱為福利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遵紀守法，且企業責任感很強，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福利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壟斷型企業(如電信)、政府、大型現代化私營企業(如本文所調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強公司(如強生、陶氏)、新興高新技術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但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少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不怎么舒適，由于在這種關系中勞方主要為了報酬而選擇與資方共生，因此我把這種關系成為利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利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一些對工作時間要求嚴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詢公司、四大、軟件公司等)
3、保障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但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工作條件比較舒適，勞動者比較看重這類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這類報酬少但工作較舒適的勞資關系稱作保障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但是資方遵紀守法，具有較高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保障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大多數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如銀行)、工作強度不高的外資企業。
4、剝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同時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條件也不舒適，我把這類勞方待遇不好、工作條件不好的勞資關系稱為剝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同時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剝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很多中小型私營企業、一些小型外資企業。總的來說，剝削型勞資關系屬于單向度共生，利益型勞資關系及保障型勞資關系都屬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勞資關系屬于均衡共生。
4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個共生系統由資源及約束條件構成，因此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資源和約束條件的優劣必然影響勞資關系的優劣。這是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一方面，勞動者通過勞動換取報酬，資方通過支付報酬雇用勞動從而獲得利潤，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這些資源的多少都將直接影響到勞資雙方關系的和諧度。若一方很少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另一方面，勞動者與資方的雇用關系必須在世界公認的約束條件的規定之下。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多，標準越高，則勞資關系越好，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少，標準越低，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以上是從理論上對該命題所做的論證，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資源與約束條件哪個影響更大，約束條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響更大?
5斗爭和妥協是勞資共生的方式
這里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共生論所認為的共生方式——斗爭與妥協的互動。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究竟勞方更愿意斗爭呢還是妥協呢？這里我認為是：
1、在私營企業中，勞方更傾向于妥協的方式。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隱忍、堅強的民族，這造就了國民的個性更偏向于忍耐與堅持。因此我認為勞方更傾向于通過妥協的方式解決勞資沖突。
2、職位的高低影響著勞方對斗爭及妥協方式的選擇。職位越高的員工由于對占有著一定的資源，與資方關系近，可能會偏向于斗爭的應對措施，而職位較低的員工由于缺乏對資源的占有，與資方關系遠，可能會偏向于妥協的應對措施。
3、在私營企業中，員工通過工會進行斗爭的積極性并不高。
新設勞務派遣制度規則
勞務派遣的基本立法精神是，限制性允許使用勞務派遣；確保使用勞動派遣的成本與其他用工形式大體持平；加強對派遣勞動者的權利保護。我國的工業經濟的發展基本是靠低成本的勞動力來維持，而不是靠技術和質量的進步。但是，我們必須在穩定勞動關系的基礎上，培養出新一代的技術工人和高科技人員，如果任由勞動派遣不加限制地發展，下層勞動者會在這個制度下擠壓的派來派去很難發展出終生技術和職業，不利于我國勞動關系機制的培養，因此我們必須嚴格限制勞務派遣的使用。
和諧勞資關系背景下的《勞動合同法》運用
(一)資金籌集方面的問題資金籌集是養老保險的核心內容和首要環節。當前在籌資環節存在以下問題:
1．三方籌資比例不盡合理。社會養老保險是指個人和家庭以外的國家、單位以及社會各方面對公民養老的保障，雖然強調要增強個人參與的自我保障意識，但仍以國家、單位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參與為主體。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卻不是如此，更多地強調了參保人員的自我保障，個人繳費的比例幾乎超過了投保額的一半，卻忽略和淡化了政府和集體的責任，沒有對集體補助和國家政策扶持的最低標準做出明確規定。
2．基金征收范圍比較單一。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設計還是沒有考慮9億多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需要，適用對象仍是城鎮居民。這種制度安排導致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范圍狹窄，大大降低了養老保險的制度效率，還會帶來其他社會問題。
3．立法滯后。養老保險籌資立法的滯后性，表現為有些養老保險的爭議、糾紛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無法進行仲裁和訴訟。目前城鎮養老保險籌資的法律依據是《社會保險費用征收管理暫行條例》，由于其規定的抽象性和原則性，在實踐中操作性不強。這種現狀顯然與養老保險應有的法律地位不相符合，使養老保險基金的籌集缺乏強有力的法律支持。
(二)基金運營方面的問題
1．基金投資渠道單一。我國近幾年養老保險基金總數增長較快，基金的規模擴大。但是如此龐大的基金數額，卻只能按照國家規定購買國債和轉存銀行，嚴禁投入其他金融業或經營實業，任何單位和個人均不得自行決定基金的其他用途。投資渠道單一。
2．保值增值績效較差。從銀行存款來看，養老保險基金不僅受到通貨膨脹風險的侵蝕，而且近年來我國銀行存款利率的多次下調，使得養老保險基金結余增值速度極其緩慢，從國債方面看，我國部分國債由于不能上市流通，所以流動性較差，保值增值難。而對于可流通的這部分國債，其利率水平在近幾年來也呈現下降趨勢，使得國債收益率低。
3．擠占挪用缺乏法律約束。在法制方面，現行法律法規中缺乏明確的執法權限劃分和與之相配套的法律責任。這導致基層征集主體往往憑自行的經驗或理解去執法，一旦出現行政訴訟，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無法根據有效的法律規定進行仲裁或判決。另一方面，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實施運行機制也較薄弱，社保機構集收繳、管理與監督、制定發放標準的權力于一身，難以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負完全的法律責任。非法挪用、擠占保險金的違法甚至犯罪行為常常得不到及時有力的懲處，這必然導致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運營處于不安全狀態。
(三)基金支付方面的問題
1．給付系數不合理。目前養老金的給付系數未考慮到男女平均余命的差別，無論繳費期限的長短都采用相同的給付系數，缺乏繳費的激勵機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衛生服務條件的改善，人的預期壽命會延長，由此帶來的長壽風險對目前的給付系數設計會帶來制度風險。雖然各地根據自身情況制定了相應的養老金計發辦法，但是在計算尺度存在一定的差異性。
2．尚未建立待遇動態調整機制。《指導意見》中規定要國家根據經濟發展和物價變動等情況，適時調整基礎養老金的最低標準，但是缺乏待遇調整機制的實施辦法。因此，待遇計算缺乏彈性，沒有建立適當的待遇調整機制，使制度的責任風險剛性化，降低制度本身的自動免疫能力。
3．退休條件不合理加重了支付負擔。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為男60周歲，女50周歲，女干部55周歲。而我國的人均壽命已從建國之初的35－50周歲提高到70歲以上，這就導致養老保險的費用負擔加劇。同時，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非正常的提前退休現象增多，也導致了我國退休人員大量增加，造成了贍養比的不斷增高，基金的支付風險加大。
二、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運作機制的優化
(一)建立科學的養老金籌資機制
1．采取部分積累制籌資模式。在籌資模式上，實行個人賬戶的基金積累制和基礎養老金賬戶的現收現付制相結合，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個人賬戶中歸集個人繳費和集體補助部分，而統籌賬戶歸集政府財政補貼部分。
2．合理規劃三方所占籌資比例。各籌資主體在籌資額中的比例關系合理。一方面要在各籌資主體實際負擔能力的前提下，合理確定個人、集體和政府的出資比例，另一方面要對各級政府的出資比例進行合理界定。以個人繳納和政府補貼為主、集體補助及社會捐贈為補充。在籌資主體上，確立以個人和政府為繳費主體，集體補助和社會捐贈為補充。
3．擴大養老保險基金征收范圍。在保證城鎮居民參保的基礎上，加大農村參保力度，我國是農業大國，滿足農民的養老需求有利于維持社會穩定，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有利于勞動力的有效資源配置。
(二)建立高效的養老基金運營機制
1．逐步拓寬投資渠道，建立專業化的養老保險我國投資運營的實踐，基金應在運營過程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且保證基金安全性和流動性，逐步拓寬投資渠道，實現市場化運營，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投資渠道一方面可以逐步投資于房地產，二方面可以發展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成立專門的養老保險基金運營公司，參與實業和證券市場投資。至于這些機構的運營監管，可考慮由保監會代行職能。轉變目前的政府運營模式，推行委托投資運營模式，將養老保險基金交由專業投資公司進行投資，以提高基金的增值率。
2．審慎選擇投資工具，合理確定投資比例。我國可采取“分層劃塊”的方式來確定投資結構和比重，把養老基金分為應對現期支付要求的基金和用于保值增值的基金。對前一部分，因為要滿足隨時可能出現的支付需求，這部分資金具有高流動性、低收益性的特點，可以投資于收益較低但便于隨時領取的活期存款和短期債券以及各種商業票據等，這部分的金額可占全部基金數額的5%－10%;對后一部分，因為主要是用于保值增值，要求實現較高的收益，用于未來的養老保險支付，因此可進行合理組合、分散投資，大都投資于長期存款和債券，優質股票和住房抵押貸款等，還把部分基金用于國外項目投資。總的來說，這部分基金數額應占全部基金的90%－95%。
3．實現省級統籌管理。要對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省級統籌，并在管理流程上實行省級垂直式管理，這樣，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在全省范圍內由省級管理機構統一企業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比例，統一支付標準，統一待遇水平，統一管理和使用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只有實行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垂直管理，才能在全省范圍內充分整合基金管理機構資源，充分發揮資源優勢來高效地管理基金運作，這樣既可減少管理和改革成本，又打破了各市財政分灶吃飯的體制弊端。加快省級垂直管理步伐，可以保證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暢通，增強養老保險基金抗風險能力，能更有效地從實際情況出發，解決各部分的矛盾;只有在體制上垂直領導，才能維護省級統籌權威，為完善社會保險體系奠定基礎。
(三)建立動態的養老基金支付機制
【論文摘要】勞動過程中引起的疾患都是長期的強制、器官過度緊張或局部壓迫摩擦所致，而過度緊張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不良的勞動環境條件往往是促使這類疾病發生的原因。改善勞動條件和操作方式，是減少這類疾患的根本方法。
【Abstract】inthelaborprocesscausesillnessallislong-termforcesthebodyposture,theorganhypertensionorthepartialoppressionfrictionistheresultof,buthypertensionandarduousphysicallabor,aswellasnotthegoodworkenvironmentalconditionoftenurgesthereasonwhichthiskindofdiseaseoccurs.Theimprovementworkconditionandtheoperatingmode,arereducesthiskindofillnessthebasicmethod.
【Keywords】worksthediseaseprevention
1勞動時強制容易引起的疾患
在生產勞動中，某些作業需要人體長時間保持一定的，或個別器官系統處于過度緊張狀態，這就會使某些部位受到壓迫、牽引或摩擦，引起機體發生功能性或器質性變化，甚至形成職業性疾患。
1.1立位作業容易引起的疾患：下背痛，這是一種常見的勞動損傷，半數以上勞動者在其身強力壯的期間都曾患過下背痛。職業性下背痛可分為三種：腰肌不全、腰痛和坐骨神經痛。負重且需要經常彎腰或轉體的作業發病率較高，如搬運工、護理人員及其他重體力勞動者和需要長時間維持某種或不自然姿勢的人危險性很高。發病的原因可能與腰部負荷過重、疲勞積蓄有關。腰肌不全和腰痛表現為下背部疲勞、強直或疼痛，發作時常使人喪失勞動能力，檢查可見沿脊椎肌群極度緊張，觸摸患者肌肉或柱骨棘突時有疼痛感。坐骨神經痛呈放射性，可放射到大腿后、側部和小腿，腳趾常發麻或有刺痛。
下肢靜脈曲張，多見于長期站立和行走的作業，如警察、裝卸工、紡織工、售貨員等，女性多于男性。常出現在大隱靜脈和皮下靜脈吻合處，在小腿內上部可見明顯的皮下靜脈曲張和小腿及腳部水腫。工作時雙腳容易疲勞、墜脹、下肢發冷，皮膚瘙癢。立位負重作業還可見靜脈曲張，婦女外陰靜脈曲張和痔瘡等。
脊柱彎曲，多見于長期傾斜、彎曲的立位和負重行走的作業，一般無疼痛，表現為駝背、脊柱側凸或脊柱關節變形。
扁平足，在長期站立、行走、負重和用腳動控制器的作業中容易發生，如沖壓工、模鍛工，骨化尚未完全的青少年若從事這類作業，更容易發生。扁平足引起下肢各肌容易疲勞、跖部疼痛、坐骨神經痛、腓腸肌痙攣等。
1.2坐位作業容易引起的疾患:從生物力學的觀點看，坐位時肌肉緊張的程度要比立位輕一些，但如果長時間腰背、手腳沒有合適的支撐物時，也可以引起肌肉和關節的過度緊張或疾病。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從事視屏作業和辦公自動化的人員迅速增加。這類作業的特殊性質，如精神緊張、操作單調、強制等，可對作業人員產生一系列影響。表現為視覺系統的眼睛緊張、疼痛、視力減退、眼肌麻痹等；肌肉系統的頸肩腕綜合癥，如頸肩部肌肉疲勞、疼痛，腕部肌腱或腱鞘炎癥等；心理和神經系統的變化，抑郁、神經衰弱等。
2個別器官緊張容易引起的疾患
腱鞘炎，常見于指、掌迅速活動或前臂用力的作業，如包裝、打字、檢驗工等。損傷多發生在負擔最重的肌腱，可沿前臂筋膜和肌腱之間發展。癥狀為疼痛，動作時發出摩擦聲。患者常能繼續工作，但稍感吃力。
職業性痙攣，主要是由于執行細小的動作引起的，多見于手工編織工、鋼琴家、小提琴家等，痙攣為強直性的，很難克服，常被迫停止工作。
神經肌痛，多發生于長期處于強迫而使一定肌群呈緊張狀態，或進行迅速而微細動作的人，如礦工、卡車司機、報務員等，癥狀為負擔最重的肌肉群疼痛，伴有血管神經痛，夜間加劇，肌張力降低甚至萎縮，脫離工作后癥狀消失，但易復發。視覺器官過度緊張，從事精密儀器加工、排版校對等作業以后，往往出現急性癥狀，如眼痛、頭痛、眼睛充血、流淚、調節障礙、眼睛浮腫等。
胼胝，可見于四肢或軀干，由于經常和工具或其他物體發生壓迫和摩擦，引起局部皮膚反復充血，使表皮發生上層細胞增殖及其上層細胞角質化。手和腳的胼胝有時能引起劇烈疼痛，廣泛的手掌或指掌面的胼胝化，則能限制手的活動，影響其感覺靈敏度。
滑囊炎，主要是由于長期強烈的壓迫和摩擦所致，很多工種可以導致滑囊炎，人體的許多部位，如肩、膝、上臂等都可能發生，職業性滑囊炎多為慢性的，一般輕微，僅有輕度局部疼痛、腫脹，功能改變不大。
3預防勞動疾患發生的方法
勞動過程中引起的疾患都是長期的強制、器官過度緊張或局部壓迫摩擦所致，而過度緊張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及不良的勞動環境條件往往是促使這類疾病發生的原因。從技術改造入手，用機械化、自動化的作業替代這些繁重、緊張的作業，改善勞動條件和操作方式，是減少這類疾患的根本方法。但是在條件所限，尚不能達到要求的情況下，注意以下幾點，還是可以預防和減少這類疾患的發生。
3.1改變不良的工作,盡量把屈曲、傾斜的改為端正的；把立位改位坐位，并使其舒適端正，高矮適合。工作臺和座椅的高矮和距離要根據人的高度和長度調節。
3.2為防止壓迫和摩擦引起的疾患，應使用形狀合宜、軟硬適度和不導熱的把手，工具經常接觸人體的部分應有軟墊，并采用適當的個人防護用品。
3.3男女工人推拉裝卸和抬舉重物的重量標準，應按規定的勞動負荷限量并嚴格加以執行。這對避免勞動造成的損傷，特別是女工、未成年工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