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40:1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旅游社會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分流
1.中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現狀及其問題分析
1.1中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現狀分析
現今，中國高校旅游管理本科生的培養模式非常相似：3年半在高校里學習理論知識，半年在飯店、旅行社、旅游景區景點等旅游企業實習，成績合格者即可畢業，有些高校，實習時間加長為8個月或者縮短為4―5個月，這在培養模式上沒有質的變化。這可概括為：“3.5年在校學習理論知識+0.5年在旅游企業實習” 培養模式，簡稱“3.5+0.5”培養模式。
1.2中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的問題分析
對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的問題分析，可從4方面考慮：社會、高校、學生、企業。社會，社會對高校旅游管理專業培養模式的監督力度不夠。高校，高校對旅游管理專業的培養模式理解不一,對旅游管理專業的培養模式都有自己的理解。學生，學生對高校旅游管理專業的培養模式不太關注。幾乎沒有幾個考生是在詳細了解高校旅游管理專業的培養模式后而選擇這個專業的。企業，企業（旅游企業）對旅游專業培養模式基本是漠不關心的。
針對我國現階段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培養模式的現狀和問題，筆者認為可對本科生采用新的培養模式――“分流”培養模式。即對一進高校的本科生進行分流，一部分學生學習旅游管理專業的實踐經驗，使其適應旅游企業的工作（對這部分學生采用的培養模式稱為旅游管理專業實踐型人才培養模式，簡稱實踐型培養模式）；另一部分學生學習旅游管理專業的理論知識，增強研究旅游實踐的能力，為旅游理論研究添磚加瓦（對這部分學生采用的培養模式稱為旅游管理專業理論型人才培養模式，簡稱理論型培養模式）。
2.中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新培養模式的創建
2.1實踐型培養模式創建
實踐型培養模式主要涉及4方面（社會、高校、企業、學生）的利益（如圖一所示），圓圈表示培養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橫線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對另一方影響的內容，箭頭表示流向。社會對高校與企業影響是監督，學生對社會是回報，學生需要花精力、時間、金錢向高校、企業學習理論、實踐知識，同時，高校、企業應該對學生進行考核；還有，高校與企業間應該有合同，以明確雙方的責任。實踐型培養模式較復雜，說明如下：
圖一：實踐型培養模式4方面（社會、高校、企業、學生）利益關系圖
第一，實踐型培養模式應該主要借鑒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家杜威（Dewey）、克伯屈（Kilpatrick）等人的教育理論來教學，因為這種教育學的興起是為了培養有知識和技能的人才而產生的。這與我國現階段對旅游人才需求的背景很相似，借鑒杜威等實用主義教育學家的經驗，能使實踐型培養模式有堅實理論基礎。同時，注重彌補實用主義教育學的不足――忽視系統知識的學習，忽視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忽視學校的特質，可能能使實踐型旅游人才更加完美。
第二，考慮到高校與企業資源高效利用的要求，可以采用以下培養模式：從大一下學期開始到大四上學期結束，每一學年都開設一門最重要的必修課，理論與實踐一起“修煉”，把學生分成兩部分并同時進行，一部分學生在學期的上半部分時間在學校學習理論知識，另一部分學生在此時進企業學習實踐知識；在這學期的下半部分時間里，學習理論知識的學生與學習實踐知識的學生“對調”，本來學理論的學生去學實踐，本來學實踐的學生去學理論，一學期結束由學校和企業共同考核一次。接下去的第二學期，與第一學期培養方法類似，只是第二學期的考核是對這門最重要的必修課的總體考核。學校教授的理論知識，最好能直接用于實踐。學生去企業學習實踐知識，最好由經驗較豐富的師傅引導，一位師傅最好帶3個左右的學生。
除了完成最重要的三門必修課外，實踐性人才還應該具備一些實用的理論知識，這有利于學生實踐能力的提高。當然，了解一些其它學科的知識能使學生的知識結構優化，對今后的發展有利，所以學校還應該上一些拓寬學生知識面的課程。
還有，實踐型培養模式培養的人才是為旅游企業服務的，他們的核心競爭力應該體現在適應旅游企業各方面的工作上，他們學習的理論和實踐知識應該偏重于企業管理的知識。學生具體的課程安排見表一。
表一：實踐型培養模式課程安排
學期 課程 備注
第一學期 旅游學概論⑴、管理學、微觀經濟學、英語（一）⑵、政治⑶、計算機（一）⑷、體育（一）⑸ ⑴旅游學概論課程的教材可選用李天元編寫的《旅游學》⑵學習英語課程四學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⑶學習教育部規定的5門政治課⑷學習計算機課程兩個學期，故有（一）、（二）之分⑸學習體育課程四學期，故有（一）、（二）、（三）、（四）之分
第二學期 飯店管理（一）⑹、禮儀學、旅游法規、政治、英語(二)、計算機（二）、體育（二） ⑹帶“”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課，學習兩個學期，故有（一）、（二）之分，下同
第三學期 飯店管理（二）、會展研究、旅游會計學、英語（三）、政治、體育（三）
第四學期 旅行社管理（一）、旅游市場營銷學、公共關系學、英語（四）、政治⑺、體育（四） ⑺選兩門政治課程
第五學期 旅行社管理（二）、旅游選修課（一）⑻、導游基礎、旅游英語（一）⑼、旅游資源評價與開發 ⑻在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社會學、旅游文化學、旅游心理學這五門課程中任選一門，學習兩個學期，故有（一）、（二）之分⑼旅游英語課程學習兩個學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學期 旅游景區景點管理（一）、旅游選修課（二）、旅游英語（二）、旅游統計學
第七學期 旅游景區景點管理（二）、畢業論文⑽、職業生涯規劃 ⑽完成一個實踐個案研究，5000字左右
第八學期 無⑾ ⑾不安排課程是為了有時間找工作
注：1.一些擴大知識面的公選課，一般安排在晚上，以方便學生有時間上課，學生可在第三至第七學期選這類課，一般有三個學期的課程。2.應該多鼓勵學生考一些資格證書，如飯店領班資格證、導游資格證、會計資格證等。
2.2理論型培養模式創建
理論型培養模式主要涉及3方面（社會、高校、學生）的利益（如圖二所示），和實踐型培養模式相同，圓圈表示培養模式涉及的利益方，橫線上的文字表示利益的一方對另一方影響的內容，箭頭表示流向。社會對高校有監督的責任，學生學成后回報社會，學生花精力、時間、金錢在高校學習理論實踐知識，高校有傳授學生知識、訓練其人格的義務。對于理論型培養模式，還有兩點補充說明。
圖二：理論型培養模式3方面（社會、高校、學生）利益關系圖
第一，理論型培養模式不但需要借鑒教育學家赫爾巴特（Herbart）的教育學理論，還要借鑒文化教育學的教育理論。雖然這兩派的教育學理論本生就存在沖突，但是融合它們的優點就能使培養模式發揮大作用。這兩派教育學理論都有很強的思辨氣息，這對旅游學科范式的研究大有裨益。當然，加強對實踐研究方法的訓練也是必要的，它能彌補理論型學生時間投入不夠的缺陷。
第二，理論型培養模式除了注重對學生有研究能力的培養，還應該特別關注學生專業興趣、毅力等能力的增長。作為一個立志從事理論旅游研究的學生來說，對旅興趣、毅力等能力的培養，可能比研究能力更重要。旅游學的知識更新很快，一般是5―8年，旅游研究方法是隨著旅游研究的觀點而變化的，更新速度也較快。而學生對旅游研究的興趣和毅力一旦產生，卻可能保持很長時間。旅游理論研究者沒有十年時間的勤修苦練是不太可能出成果的，在這么長的時間里很有可能經歷觀點和知識的變革。而在變革中，只能依靠研究者對旅游研究的興趣和毅力，才能使學生積極的迎接變革，并在變革中不斷成長。
所以理論型培養模式，更接近于傳統理科人才的培養模式，只是由于學科發展的歷史時期不同（傳統理科，如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都已經是成熟學科，而旅游學科還處于“青春期”），課程的設置等可能大致與理科課程設置類似。具體的大學課程安排見表二。
表二：理論型培養模式課程安排
學期 課程 備注
第一學期 旅游學概論（一）⑴、高等數學（一）⑵、哲學概論、英語（一）⑶、政治⑷、計算機（一）⑸、體育（一）⑹ ⑴旅游學概論，學習兩個學期，第一學期，學習申葆嘉老師1996年發表于《旅游學刊》上的4篇文章――《國外旅游研究進展》（連載之一至連載之四）以及由他主編的《旅游學原理》一書的前言與1―4章的內容
⑵高等數學課程學習兩個學期，故有（一）、（二）之分
⑶⑷⑸⑹與實踐型培養模式相應課程安排的要求相同
第二學期 旅游學概論（二）⑺、高等數學（二）英語（二）、政治、計算機（二）、體育（二） ⑺旅游學概論，第二學期學習謝彥君老師于2004年出版的《基礎旅游學》（第二版），以及張凌云老師在2008年―2009年發表于《旅游學刊》的3篇論文：《國際上流行的旅游定義與概念綜述》、《旅游學研究的新框架：對非慣常環境下消費者行為和現象的研究》、《非慣常環境：旅游核心概念的再研究》和他在《旅游科學》上于2008年6月發表的論文《近年來國際旅游學術期刊和論文選題的特征》
第三學期 管理學、微觀經濟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英語（三）、政治、體育（三）
第四學期 旅游經濟學、旅游社會學、線性代數、英語（四）、政治⑻、體育（四） ⑻選擇兩門政治課程
第五學期 旅游心理學、旅游地理學、旅游文化學、調研實踐（一）⑼ ⑼調研實踐課程應該理論結合實踐，應該保證學生有時間去實地調查，以便更好的掌握課程知識，課程有兩學期，故有（一）、（二）之分
第六學期 旅游企業管理學、考研輔導⑽ ⑽考研輔導課程包括政治、英語、數學、專業課，最好有專業的輔導老師上課，一直持續到大四上學期
第七、八學期 畢業論文⑾、調研實踐（二） ⑾有一定水平的論文，2萬字左右
注：1.一些擴大知識面的公選課與實踐型培養模式的課程安排要求相同。
3.小結
本文在分析了現階段的中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傳統培養模式的現狀和問題后，建立了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的新培養模式。雖然旅游的發展大體需要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的人才，但是社會還可能需要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管理學人才中，有一類人研究介于實踐與理論之間，他們為管理學理論與實踐的溝通發揮著自己的能量。戰略管理之父安索夫（Ansoff）就是代表。安索夫致力于彌補實踐和理論討論的鴻溝，通過提供一種有利于實用技術評估和發展的理論依據，填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1]。所以新培養模式還可能需要進一步完善。
當然，新培養模式沒有經過實踐的檢驗，可操作性未知。本文僅僅希望新培養模式能為旅游管理專業本科生茁壯成長盡一份綿薄之力。
關鍵詞：旅游影響；鄉村旅游地；城市化；調控對策
一、引 言
鄉村城市化亦稱鄉村城鎮化，體現的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鎮性質的居民點集聚。鄉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或在鄉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漸增長的過程。鄉村城市化是一個復合的動力系統，工業化是城市化初始階段的主導推力，隨著我國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結構轉型和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的“雙重轉型”的不斷推進。鄉村城市化已經與市場化和國際化取向的改革緊密相關，超越了工業化的范疇。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中，探索和優化鄉村城市化的動力已經成為各界關注的重要命題。旅游開發是近些年來鄉村地區加快發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旅游影響機制及動力系統，科學審視鄉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應及程度界定，進而提出相應的調控對策，不僅對于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發揮積極的指導作用，同時對于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調控城市化動力機制，科學推進鄉村城市化進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旅游影響研究述略及效應評析
旅游活動對地區的影響研究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議題，旅游從本質上講是旅游行為的空間移動，這一動態的移動過程帶來的影響層面主要涉及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三個方面，這也解釋了現有相關成果的研究視角源于地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三個學科的原因。從地理學的視角來看，旅游本身由三個主要成分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聯系客源地與目的地之間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體，smith(1978)認為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規律；doxey(1976)對目的地居民的態度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憤怒指數”。而旅游影響機制的效應研究，則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論為代表，他認為旅游者數量、類型和發展歷史是影響旅游目的地不同發展階段的決定因素，從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響，進而奠定了地理學視角的旅游影響研究的基本基調，即從旅游地主客關系的角度探討旅游活動對旅游目的地的影響，輔之以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的理論闡釋，形成了日趨復雜的研究框架。這種傾向性對國內的相關研究產生了極強的示范效應和導向作用。1980年代以來，國內旅游地理學界關于旅游影響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與態度的分析方面，且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針對某一類型的案例地開展實證研究。
1963年，人類學學者努涅斯(nunez)發表題為《一個墨西哥山村開展周末旅游帶來的影響》的論文，標志著人類學學者開始關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全面興起。人類學視角的研究重點主要從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會三個不同視角進行深入探究，認為旅游過程是旅游者與東道主進行文化接觸和碰撞的過程，其中包含著不同文化、亞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社會學的視角則主要從社會系統的整體角度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和現象的發生和發展規律。英國社會學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會學研究的意義在于：“通過對旅游現象和非旅游現象(即日常實踐和‘正常社會’)的對比研究，來揭示本來不易為人發覺的‘正常社會’的問題和矛盾。”這是建構旅游社會學的基礎素材之一，通過二三十年的持續關注，學術界對旅游社會學涉及的論題主要包括：旅游活動過程的特征、接待地社會壓力的成因、旅游業發展對接待地社會的影響、旅游與風情民俗資源的關系及相互影響、旅游者群體及其與接待地關系、旅游的現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體、個體和旅游系統等等。
從旅游影響的三重學科剖面(圖1)的研究態勢上可以看出，旅游影響的空間概念體現在居民和旅游者對目的地旅游現象形成的空間感知和心理體驗。旅游經營帶來了目的地商業化和城市化現象的加劇，這顯然給旅游目的地的社會結構帶來了深度變革；在本地文化與旅游者帶來的外來文化的機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鋒與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點與外來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難以化解的矛盾，這種交織的過程對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進行不斷地調整與修正。
三、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旅游影響機制
(一)旅游影響視角下的鄉村城市化動力機制
在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人口和經濟活動逐步向城鎮地區轉移和集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18世紀中葉英國產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的興起有力地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城市化表現了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化，在城市化進程中，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趨勢加快，各類城市形態不斷出現并得以豐富和完善。從本質上講，城市化體現了城市和鄉村的雙重視角，鄉村地區的城市化處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進程的基礎層次。
鄉村城市化的傳統模式是農村社區、鄉鎮企業、農民家庭或個人等民間力量發動的一種由市場力量推動形成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式。推動城市化過程所需的動力的產生機制以及維持和改善這種機制的各種經濟關系、組織制度等是一個綜合體系。無論是學術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動力機制，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發展機制等，鄉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發生機理，都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由農村經濟利益主體在響應產業非農化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和組織來促成的。鄉村城市化的路徑一般從鄉村工業開始，通過發展鄉村工業，讓農民直接享受到工業、非農化的利益，進而逐步實現城鎮化。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化始終是鄉村城市化的基本準則，農業、農村、農民是鄉村城市化的利益相關者。
鄉村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總體上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八重動力(圖2)。其中，宏觀層次主要體現在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中觀層次的動力集中體現在農村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以及各個層面的政策與制度措施的推動。微觀層次的動力相對復雜，可以概況為三個方面，即農民對生活質量需求的變化、農村地區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流動的加快，以及旅游影響帶來的促動。這一動力體系在市場機制和城鄉互動的交互作用下，鄉村地區在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經濟結構、聚落結構以及制度結構等方面發生了深刻變化，即第二、三產業的比重明顯加大，剩余勞動力轉移加快、非農人口比重增加，經濟發展水平明顯提升，人們聚居方式發生顯著變化，鄉村地區的社會關系面臨新一輪的重構等。 旅游影響對鄉村城市化進程的推動，主要體現在鄉村旅游的發展質量和綜合效益上，旅游影響并非推動鄉村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但其潛在的作用顯然也不能低估，判定這種作用的程度，可從以下幾方面加以理解：(1)鄉村產業結構形態決定著旅游對城市化的貢獻程度，依托旅游業發展地方經濟的鄉村地區，旅游影響顯然是推動城市化的主導動力；(2)旅游影響的作用機理應從鄉村作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雙重視角加以解讀，以往的諸多研究多是從目的地的視角加以分析探討，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鄉村地作為客源輸出地，將會加速農民對旅游的認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響對鄉村地區而言，是一個復合的影響系統，將對旅游地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動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應是一個各種要素兼顧并能保持協同發展的良性格局，而單純的工業化催生的城市化現象顯然達不到這種效果。簡而言之，旅游引發的城市化能夠對其他產業形成的城市化發揮補充、提高和優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響下的鄉村城市化動力構成
城鎮的發展基于兩種動力，一種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種是離心擴散的力量。一般說來，城市發展的向心過程和離心過程貫穿于城市化的全過程，但是城市發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為主，中后期則以離心擴散的力量為主。自1990年代以來，城市化出現了新的趨勢，即多元城市化動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動力。在鄉村旅游開發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過程中，其中的形成機理愈發復雜，多元化和多層次性特點日趨明顯。
1 旅游消費觀念的異化是鄉村城市化的基礎動力。旅游業和經濟發展水平、國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轉變等因素休戚相關。閑暇時間、非必要性開支和旅游動力是產生旅游意愿的三個條件。旅游活動的初期形態多是以觀光游覽為主，之后開始向休閑、度假、體驗、健身等方向轉變。當城市旅游、知名景點景區成為旅游者旅游行為的普遍載體之后，旅游消費觀念的轉變促使旅游者關注新的旅游形式，鄉村旅游迎合了這一市場需求，其獨特性優勢開始成為旅游業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發的鄉村城市化問題不能忽視這一前提條件。
2 文化生態的異質性是鄉村城市化的原發動力。旅游作為城市化的一種動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發生作用，使城市經濟轉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以作為城市化的原動力，使城市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使其發生質的飛躍[22 j。旅游對鄉村城市化的初始動力是鄉村文化生態的異質性優勢。鄉村聚落景觀的獨特性、鄉村消費文化的生態性、鄉村自然和人文環境的本真性等優勢已然成為吸引外來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帶動了鄉村旅游目的地相關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與完善。
3 政策效應和開發成本是鄉村城市化的誘導動力。自1992年以來，國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題。其中，1995年的“民俗風情游”、1998年的“華夏城鄉游”、2002年的“
2 滯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滯后的根源是對鄉村地區的“過度保護”，一些地方從節約投入的角度出發，認為鄉村地區的所有現象和行為都可以成為旅游活動的吸引物，“臟、亂、差”的旅游環境、缺乏專門治 理的旅游接待設施等容易讓旅游者望而生畏，這顯然背離了鄉村旅游的開發初衷；城市化程度不足還會給鄉村居民帶來身份上的“優越感”，思想上的“固步自封”使其很難關注自身的文化素質和責任意識方面存在的問題，不愿意接近或者是純粹出于利益角度的粗放式旅游經營行為很難獲得旅游者的認可。同時，這種滯后效應使得鄉村旅游難以實現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農村地區社會分工不充分，農民就業環境很難得到改善，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就無從談起。
3 過度城市化。鄉村旅游開發中的過度城市化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1)破壞鄉村地區的聚落結構和生態景觀
在經濟特征和自然環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鄉村存在著種種居住方式和形態特征。這些特征是鄉村地區聚落形態的特色和精華，而不少地區在旅游開發過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與當地鄉村聚落景觀差異很大的接待設施。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將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現象，導致了個性化的“鄉村性”向同質化的“城市性”演變的現象。
(2)鄉村地區民俗文化舞臺化、娛樂化傾向加劇
豐富的民俗文化資源盡管是鄉村旅游開發的一大亮點，但事實情況是，不少地區一直缺乏科學的開發思路。鄉村旅游“急功近利”的開發套路使得許多旅游地盡可能地用舞臺化的形式、娛樂化的方式把當地文化呈現給游客，這種人為的文化表現形式使游客與當地社會隔離開來。這種做法積極的一面是使游客對鄉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壓力減小，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地文化；消極的一面是讓旅游業蒙上了文化優越的色彩，表現的內容也多是鄉村文化的膚淺形式。
(3)商業化帶來了鄉村居民的邊緣化
根據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論，鄉村旅游在進入發展階段后，政府政策的傾斜、游客量規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從利益相關的角度看，政府、投資者、居民成為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三方利益主體。在這一博弈環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場化的運作路徑所左右，投資者由于資本話語權會始終保持較強的談判能力，鄉村居民多處于一種邊緣化境地。鄉村居民主體地位的模糊，產生了兩方面的后果，一是商業化帶來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環境優美的鄉村地區，旅游開發之后的顯著變化是地價攀升或房價飛漲，鄉村居民往往無力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二是鄉村地區淳樸的文化氣息開始被外來文化所浸染，鄉村社區的文化和價值觀開始發生變異，傳統鄉村景觀與現代文化景觀不協調等問題日益凸顯。
(4)鄉村地區出現了逆城市化的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過度發展的必然結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過于密集、環境惡化、地價房租昂貴、生活質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環境優美、地價房租便宜的郊區、衛星城等鄉村地遷移。鄉村旅游成為承接這種轉移“任務”的載體。鄉村居住環境的優勢、交通基礎設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觀對鄉村景觀的影響，這種“侵蝕行為”使得不少鄉村的“城市性”特點越來越明顯。
五、鄉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調控對策
(一)科學規劃開發區域。營造鄉村氛圍
鄉村旅游規劃與開發要樹立“區域——城市——鄉村社區——鄉村旅游地”的多元開發維度，從“資源——產品——市場”的互動層面來規劃開發區域。參與鄉村旅游規劃的人員應包括旅游地理、經濟管理、人文歷史等學科背景的專家構成，本著保護第一、開發第二的指導思想編制旅游總體規劃或概念性規劃。在此基礎上，鄉村景觀資源應由景觀園林、建筑等專業人員來完成規劃的空間設計和景觀布局。鄉村旅游的景觀應從體驗的角度出發，通過個人體驗的作用使“景”與“觀”和諧統一，營造一種天然意趣、田園詩化的獨特鄉村氛圍。
(二)重塑鄉村文化形象。凸顯鄉村優勢
在鄉村旅游開發中，注意保護好“鄉村性”的優勢是避免過度城市化問題的前提。為此，首先要依托鄉村既有的空間布局對鄉村進行規劃和建設，防止破壞鄉村“原生態”特質的粗線條模式。其次，要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保護鄉土文化、鄉間民俗在旅游開發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規劃往往是一類“公園化”、“廣場化”、“舞臺化”的模式。在鄉村旅游開發和發展進程中，消除和避免這一現象的根本途徑是從鄉村旅游地的地脈和文脈出發，本著生態循環、文化保護、永續利用的指導方針，來開展鄉村旅游的規劃和設計。
在開發過程中，應從當地眾多的旅游景觀中發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觀并從中提煉出主題，以主題為基礎進行特色分區。通過對不同區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規劃設計，用具象的形態生動地表達出特定的景觀形象。在鄉土建筑風貌的塑造中，建筑風格應結合當地鄉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異域文化侵蝕鄉村聚落景觀的原始風貌。
(三)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延伸旅游效應
鄉村地區在確立了旅游開發的主體地位之后，合理設計和調整產業結構是必須要考慮的重要命題。首先，加快轉變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促進綠色農業、無公害農業的推廣。其次，科學調整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類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資過程中設置“門檻”，強化基于環境保護的產業準入制度。鄉村旅游是當地產業鏈條的主體，如摻雜其他工業元素，特別是污染嚴重、能耗高的工業項目很容易失去本真，從而產生“一損俱損”的局面。第三，結合新農村建設的政策要求，合理推進農村地區的城鎮化建設，政府應把一些小城鎮按旅游集鎮的風貌進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時，依托這些農村小城鎮發展旅游商貿流通業，如農副產品的深加工、旅游紀念品的生產與銷售等，使小城鎮成為承接鄉村旅游一體化發展的中轉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開發的產業要素
鄉村旅游開發的初期階段，重點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農業生產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務功能。旅游引發的鄉村城市化，其實質是旅游產業的城市化。旅游是綜合性很強的產業，除了產品體系服務功能外，還包括支撐體系服務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臥、游客安全保護、標識導引服務等。產業要素的完善應立足鄉村實際，例如針對游客住宿問題，鄉村社區應充分利用現有民宅，改善用電、用水及衛生等基礎設施條件，建造一些農家客棧以滿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鄉村旅游地的不斷發展會使其功能組成日趨多樣化，比如一些商務、會務活動可能進入旅游地，這些設施的空間布局與要素體系建設要進行科學論證、有序開發。
(五)建構鄉村旅游開發中的資本和人力資源平臺
資本市場對鄉村旅游的興趣源于投資規模和產業政策兩方面的因素，資本的逐利行為往往會背離投資初期的要求，外來投資者鮮有詳細調研能夠體現當地特色的投資項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經營，這種集中式的商業形態顯然不是對鄉村旅游的有益補充。此種情況下，政府應對旅游投資加強監管，可以成立旅游開發股份公司，股東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體，充分體現鄉村居民意志。統一規范鄉村地區的旅游投資行為旨在避免過度的商業化行為，使之能夠真正地為地方旅游業的發展服務。目前困擾鄉村旅游開發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資源的匱乏。鄉村旅游的從業者應具備引導、培養和提高旅游者的審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為此，一要多方吸納專業人才，在“量”的基礎上注重“質”的提升；二要加強旅游從業人員的業務培訓，使其符合現代旅游服務業的發展要求。三是強化責任意識，對游客負責、對保護鄉村資源負責、對鄉村社區負責的態度，促使他們真正成為鄉村旅游開發和發展中的主體力量。
關鍵詞:地方高校;旅游管理;實踐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0-0267-02
近五年來,湖南高校旅游管理專業的招生、就業的調研結果顯示,湖南省共約50所高校開設有旅游管理專業,雖然畢業生一次性就業率在85%以上,但畢業三年內,對口就業流失率也在85%以上,這就是說,旅游的大學生畢業三年后留在旅游企業工作的不到10%。主要通病是缺乏職業意識、專業能力,眼高手低,不愿意從基層做起,而學生到旅游景區去實習,時間長達半年,但多數學生只能在景區售票,對這個行業缺乏全面的實踐把握,這種情況也降低了畢業生就業的熱情。據初步估計,目前中國實際需要旅游專業人才達800萬人,每年缺口至少200萬,今后每年還將以20萬的速度遞增[1],因此,培養新型的專業人才是高校面臨的共同問題。
一、工學結合的實踐教學模式的核心內容
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構建的核心內容是以職業經理人為目標導向,以“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為載體,兼顧理論教育有先進性和產業實踐的創新性,培養符合現代旅游產業發展需要的、具有一定的職業素養和人文精神、具有必備的管理意識、實踐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畢業后能直接進入管理崗位的經營管理人才和復合型專業技術人才。它區別于高職的技能型定位,也不同于旅游碩士的研究型定位,也就是說在應用型高校旅游管理專業教育層次上,將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從“理論型”學者變成“實用型”專家,通過我們的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的運行機制,把在校學生“催熟”成為一個“具有責任心、專業性,具有管理能力及職業精神”的“準職業經理人。”這些內容的最終落著點是培養旅游行業的職業經理人。其中:(1)旅游管理專業酒店管理專業方向:培養酒店中、基層管理者;(2)旅游管理專業旅行社管理專業方向:培養旅行社經理、優秀導游員;(3)旅游管理專業景區規劃與管理專業方向:培養景區中、基層管理者和規劃專業人才[2]。
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實施過程中達到一個目標:即實現學校、學生、企業三贏的目標。通過校企合作,能進一步擴大并加強旅游院校與各地旅游企業的合作,真正做到“雙需、雙贏、互動”,共同發展。旅游企業為學校提供實訓條件,為畢業學生提供就業機會。實訓結束后,全面評估考核每個學生的實踐技能及工作表現,并從用人單位的角度提出期望目標。學校結合實訓指導教師的意見及學生的自我評估調整培養方案,做到因材施教。對在實訓過程中出現的帶有共性的問題,則通過調整教學內容、改革教學計劃來解決。同時學校成立專業指導委員會,聘請旅游行政管理部門及旅游企業的管理專家對教學改革與建設提出意見并直接參與學校專業課程設置及專業教學改革。學校為旅游企業培訓員工,提供管理咨詢,幫助企業開展市場調研,共同開發新產品等。此外,旅游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有計劃地向旅游院校提出研究課題,這些研究課題可以包括不同的層次:一是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二是企業根據對市場的分析提出的對旅游新產品的研究開發;三是為了保持旅游業可持續發展而需要的前沿性研究課題。
二、旅游管理專業工學結合實踐教學模式的實施對策
1.構建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雙需雙贏”實踐教學模式建設方案,建立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旅游產業背景下,業態表現是多元的。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如酒店、旅行社、旅游景區、旅游車船公司、休閑娛樂公司等,有其不同的經營特點和管理規律,它們在經營和管理上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用“旅游管理”這一專業的知識結構培養和塑造的旅游專業學生,難以達到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專業管理人才能力的需要。為此,我們細分為酒店管理、旅行社管理和景區規劃與管理三個專業方向,分別與不同類型的旅游企業建立工學結合教學實習基地,以培養適應旅游業不同類型企業的職業經理人。目前旅游管理專業在衡陽市有八個掛牌的實習基地,學生的大部分實習能在校外實習基地完成。同時在珠海、桂林、長沙和張家界各建立了一個實習基地。
2.工學結合、校企聯姻,加速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一是聘請企業著名高管或旅游局領導為專業老師,講授專業課。近年來我們已經聘請了謝儒生(耒陽市主管理旅游的市委正縣級干部)、黎才發(常寧市主管理旅游的副市長)、尹同君(衡陽市物價局局長)、彭幼平(衡陽市旅游局局長)、危小明(衡陽市旅游局副局長)、鄧衡午(雁城賓館總經理)和李清河(蔡倫竹海風景區管理委會主任)作我們的專業課教師。二是試行大學生導師制,外聘企業精英當職業導師,如2009年我們就聘請了譚曦(園林工程師,衡陽市園林綠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雁峰區桂竹山莊總經理)、鄧衡午(高級經濟師,雁城賓館總經理)、陳冬平(副研究員,鳥類專家,江口鳥洲自然保護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等旅游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為學生畢業論文的副導師,指導學生的畢業設計。為此,我們進行了旅游管理畢業論文的改革。針對目前旅游管理專業人才培養存在重理論、重企業日常業務和管理實踐操作,而忽視了旅游產品的營銷管理和營銷策劃的現狀,我院首先在2006級畢業生中啟動了畢業設計這一教改創新模式。這一模式主要是參照理工科院校的畢業設計思路,針對旅游管理專業的特點提出的創新式實踐教學活動。它主要是利用本專業的學科帶頭人、外聘導師與優秀學生組成策劃團隊,結合旅游專業特點,與某一旅游企業合作,通過市場調查,運用所學專業知識,針對旅游企業及市場現狀,設計出一套切實可行的產品營銷方案,為旅游企業開展旅游產品營銷活動提供思路和決策依據。當今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已不僅僅是要掌握大量的理論知識,還要有較強的動手和創造能力,尤其對企業而言,迫切需要那些能夠直接參與或較快適應企業經營活動的高素質人才。旅游管理專業要想滿足社會對這種應用型旅游職業經理人的需求,僅僅依靠課堂教學是難以完成的,所以畢業設計作為一種重要方式被引入旅游專業的畢業實習過程,其作用也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而畢業設計恰恰是針對旅游管理專業的特點所提出的一項將社會實踐與理論知識相結合的活動,既可以使學生加強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又可以增強他們的實際動手能力,使旅游學生更好地具備了旅游企業發展所需求的素質。
3.在校企合作辦學的目的上實現學校、企業、學生三羸的目標。為了與簽約企業建立緊密良好的實質性合作關系,開展深度合作項目,我們堅持“邊合作、邊總結、邊完善”的原則,發揮教師積極性,要求教師與企業掛鉤,實行“一教師一基地”實訓基地建設模式,深入挖掘校企合作潛力,尋求校企合作結合點,設計學校、學生、企業三贏的合作模式,并且定期開展校外實習基地建設水平的評比工作,對合作層次較高、合作內容較深、合作成績突出的基地,獎勵基地建設教師。通過教師與基地掛鉤、基地建設與教師獎勵掛鉤等制度,激發了教師參與工學結合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校外實訓基地建設水平,拓寬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4.教學(或學習)+科研+實踐的模式。對學生而言,實行“學習+科研+實踐”模式,積極推進學生學研結合、學社結合。為經濟建設服務,是產學研結合的目的。為此,應積極推進學生學研結合、學社結合,鼓勵學生加強研究性學習,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充實和提高技能。具體做法: 一是學研結合建設旅游素質拓展中心。二是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三是成立公關旅游協會、組織社團,開展各種旨在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活動。對教師而言,實行“教學+科研+實踐”模式。具體做法: 一是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結合經濟發展實際,充實教學內容。三是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提高科研質量,為教學服務。
5.建立旅游專業學生素質拓展中心。這對于提高學生的專業素養十分重要。為此,湖南工學院旅游專業專門成立了旅游專業素質拓展中心。該中心制定了學生素質拓展計劃和管理措施,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建立相對穩定的院外學生實習、實訓基地,將知識、能力、技能有機結合,注重對學生綜合素質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養。這既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又適應了旅游行業對人才的需要。
6.改革教師培養和使用機制,打造“雙師型”隊伍。2006―2010年共引進博士教師4名;派出專任教師到相關企業掛職者9名。在繼續注重理論知識的同時,更要注重職業性特色,增強適應性,提高質量效益。
7.圍繞實踐課程內容改革,加強教材建設。近年來,我院教師主編了六部旅游管理學教材,其中《旅游政策法規劃》教材已入選十一五高校規劃教材,《旅游文化學原理》科學出版社出版。目前我院陳國生教授承擔教育部十二五規劃教材《旅游文化學》和教育部首批旅游專業碩士生教材《旅游社會學》的主編任務。
8.緊扣職業經理人培養目標,以“合作共建”思路創新實踐教學。實踐教學基地的優勢,是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所要追求的目標。因為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的水平高,有利于提高教學質量,形成專業優勢和特色,為此,湖南工學院以“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建設了衡陽地球村旅游規劃與設計公司、好運來旅行社、神州之行旅行社等控股型基地;桂竹景區(省級現代生態農業示范點)、耒陽市蔡倫竹海風景區和耒陽大皮江生態旅游山莊等合作共建基地;神龍大酒店、雁城賓館、珠海昌安酒店集團等實踐教學基地。如桂竹景區是湖南工學院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建的基地,根據雙方簽署的合作協議,旅游研究所和桂竹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建設桂竹景區,景區將負責硬件設施開發、建設等方面,院校將參與規劃、管理、營銷、服務培訓等軟件建設。這種合作共建”基地的形式在湖南尚屬首例。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目的地的各方面產生影響，旅游地文化變遷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它的發展方向關系到旅游業能否健康持續發展。本文探討了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原因、表現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夠良性變遷的方法，以期對我國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區提供一定的指導。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偉：《民族旅游地文化變遷與發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關鍵詞】民族文化遺產；旅游；原真性；商品化
【作 者】馬曉京，中南民族大學旅游管理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在讀博士生。湖北武漢，430074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06)03-0185-007
The Review of Naturalism Study of Foreign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Ma Xiaojing
Abstract: Naturalism is the focused and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views the concepts, main schools and point views of naturalism. On the other hand,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uralism and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ethnic heritage and tourism, are well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Keywords: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tourism；naturalism；commercialization
在有關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的英文文獻中，原真性是西方旅游人類學、旅游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點與難點問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長達40多年的研究中，由該問題引發的討論已形成了有代表性的幾大流派，表現出各種各樣的觀點。梳理這一問題不僅可以開闊視野，有利于剛剛萌芽的中國旅游人類學和旅游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而且對于解決當代中國面臨的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矛盾與困惑也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原真性概念及其研究的主要流派
“原真性”是英文單詞“Authenticity”的中譯。“Authenticity”一詞起源于中世紀的歐洲，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有“權威的”(authoritative)和“原初的”(original)涵義。在宗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Authenticity”用來指宗教經本及宗教遺物的真實性。在英文辭書的釋義中，“authenticity”有“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實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種含義。
據Trilling研究，在文化遺產領域，原真性一詞最早用于博物館，指一些精通文物的專家鑒定博物館所收藏的藝術品是否真品，或者是否是它們所宣稱的那件物品，判斷該物品與其要價是否相符。如果某件物品已經付款，是否物有所值①。英國文化遺產專家 David Lowenthal認為，“Authenticity”表示與“虛偽”(false)相對應的“真正”(true)，與“偽造”(fake)相對應的“真實”(real)，與“復制”(copy)相對應的表示“原作”(original)，與“欺騙”(corrupt)相對應的“誠實”(honest)，與“世俗”(profane)相對應的“神圣”(sacred)②。1964 年， Authenticity 一詞首次出現在國際遺產界影響深遠的著名文獻《威尼斯》之中，從此，它逐漸成為國際遺產界的重要術語而得到廣泛的認同，世界文化遺產的申報必須經受“原真性”檢驗。幾乎與此同時，原真性也被引入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研究之中，最初其含義與用于博物館的原真性含義基本一致。在分析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產品如藝術品、節日、儀式、飲食、服裝、房屋等等時，它們經常被描繪成原真或非原真，其標準是依據當地的傳統或風俗去判斷。在這個意義上，“原真性意味著傳統文化和原生形態，真實感，真正的，或者唯一的。”③隨著人們對民族文化遺產認識理解的不斷加深和民族文化遺產旅游實踐中新問題層出不窮，人們對原真性的理解闡釋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涌現出形形的觀點，形成了各種流派，代表性的有：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1.客觀主義。客觀主義者認為原真性是一種由外在的客觀標準決定的現實性、精確性、原創性或是真理，Boorstin和Mac Cannell 是其代表人物。Boorstin認為旅游者根本就不可能獲得原真性，旅游者對目的地有一些偏狹期待，更喜歡一些非原真性的、商品化的產品，仿制品和所謂的“舞臺化的吸引物”。旅游者不可能體驗到原真的異國異民族文化，大眾旅游只能生成偽事件和文化的商品化④。Mac Cannell不同意Boorstin的觀點，認為旅游者追求原真性，因為旅游者在平日浮淺的常規生活中缺少原真性。但是，他對旅游者能否體驗到原真性的能力表示懷疑，因為旅游中絕大多數被觀光的對象都是人為的。他認為，東道社會面對大眾旅游者流的涌入，通過創造后臺的方式，以保護隔離自己的文化，這樣，當地人就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傳統，使其遠離“旅游凝視”。當地人只是在前臺地區為旅游者表演有限的文化活動。因此，旅游者要想遭遇原真性的異域異民族文化，必須遠離主要的街道、購物中心和景區景點，因為這些地方只呈現舞臺化的原真性。當然，東道主也可能設計出比舞臺化的前臺更不真實的虛假后臺以欺騙旅游者⑤。Relph認為，原真性意味著是真的，沒有攙雜別的東西，沒有虛假，是誠實的，無論從表面還是從深層上講，都是如此⑥。由于客觀主義者認為原真性是被觀光對象的一種特性，可以用一種絕對而客觀的標準來測量，因此，客觀主義者所指的原真性都不是由旅游者所感知的，而是由專家來判斷。
2.建構主義。與客觀主義不同，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建構主義認為沒有一個唯一的、原真的世界預先存在并獨立于人類的腦力活動和象征語言之外。實在(Reality)是人類解釋與構建的結果。被視為客觀知識和真理的東西是根據不同觀點建構的，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被心靈(Mind)發現的。同一事物根據不同觀點構建可以生成不同的意義，這完全取決于語境和主體間的背景。因此，原真性就是對事物之原真性的一種主觀解釋，而不是一種根據經驗就可以辨別的原真的、客觀的現象。也就是說，建構主義認為原真性沒有一個統一的客觀標準，它是一個主觀判斷，是相對的。持這種學說的研究者眾多，代表人物有Bruner、Cohen等。建構主義者對民族文化遺產旅游中的原真性做出了多種解釋，其主要觀點是：
第一，世界上沒有一個絕對的、凝固不變的原作可以作為原真性的參照。Bruner指出，任何人都是從中途進入社會，而文化總是處于變化的歷史過程中⑦。
第二，根據《傳統的發明》一書中的觀點，起源或傳統都是在不同語境下根據當時的需要而發明和構建的，起源或傳統的構建包含著權力，是一個社會過程。因此， Bruner認為原真性不是事物與生俱來的特性，會在時間中永遠固定，而是被看成是一種斗爭，是一個社會過程，在此過程中，競爭中的不同利益群體各自對歷史有其自身的解釋。
第三，原真性或非原真性是人們看待事物和對事物解釋的結果。對原真性的體驗是多種多樣的，相對的，不同類型的旅游者各自都有一套對原真性的定義、體驗和解釋。Cohen認為原真性的概念取決于感知和記憶的可選擇性。文化產品被視為原真還是非原真，與旅游者個人有關，與其所需要的體驗類型有關。某些知識分子旅游者對原真性的要求就比一般旅游者高，其標準也更為嚴格。如人類學家的原真性概念中包含某件物品的一些特質，如手工制作，天然材料，為當地市場生產。而大多數旅游者認為商品化的東西也是原真的，只要這些東西是根據傳統設計，由當地的少數民族成員生產⑧。Bruner認為，原真性至少有四種不同的含義，即：原真性指對歷史逼真的表征，即原真的再生產，與原作相似，因而看起來真實可信；原真性意味著真正的、對歷史精確的、完美的模仿；原真性意味著原生形態，與復制相反；指權威或權力，它授權、批準并使原真性合法的生效。Littrell等人發現，旅游者判定一件工藝品是否原真與它的唯一性、原生性、技巧、文化與歷史的完整性、旅游功能和用途有關。同時，手工藝人的特點，旅游者與他們的互動，購買經歷也很重要⑨。Revilla和Dodd宣稱，那些購買陶器紀念品的旅游者認為原真性與五個因素有關：外表與功能、傳統與證明、獲取的困難度、當地生產、低價。當地旅游者認為陶器的原真性主要通過其外表和功能顯現，而國際旅游者更多關注陶器是否是由當地人在當地生產⑩。因此，原真性是可以通融的，根據旅游者的類型和他們自己對原真性的界定及其表征，原真性可以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第四，對被視為“旅游凝視”對象的文化和族群來說，原真性是根據客源國旅游者的刻板固定印象和心理期待而貼在當地人身上的標簽。比如，Culler發現西方旅游者心中原真的日本人是那些已經貼上日本人標簽的日本人，而那些生活在日本卻沒有貼上日本人標簽的日本人就不值得被觀看[11]。原真性成為旅游者自身信仰、期待、偏好、刻板印象和意識在被觀看對象，特別是被觀看的“他者”身上的一種投射。Bruner指出：西方旅游者的原真體驗不是基于對當地民族、當地文化的真正評價，而是西方意識的一種投射[12]。根據他的觀點，西方旅游者支付成千上萬的美元之后，不是為了來看埃塞俄比亞面黃肌瘦的兒童，他們要尋找的是高尚的野蠻人，完全是他們想象的虛構之物。
第五，原真性是一個流動的概念，不屬于某個事物的絕對屬性。Cohen用個人可以感知的“真―假”連續統一體來界定原真性，從徹底的原真經過不同程度的原真，到徹底的虛假。Cohen認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個人會沿著這個“真―假”連續統一體而改變觀點[13]。另一方面，Graburn認為，不真實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流逝也可以變成真實的[14]，Cohen稱之為“新興的真實性”(Emergent Authenticity)。那些最初是人造的或明顯構建的旅游產品如迪斯尼世界，最后成為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它們也就由不原真變成原真。Taylor認為在界定原真性概念時，一定要強調時間的重要性[15]。
總之，建構主義者認為，原真性不是事物的一種內在特性，而是主體的一種判斷或評價，取決于語境、意識形態、夢想、形象或期待、歷史或時間等多種因素。由于原真性只是其持有者眼中的一種觀念，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因此，對于某個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產品，盡管專家持不同觀點，旅游者仍然可以視其具有原真性，或者說，是Culler所謂的象征原真性。
3.后現代主義。雖然客觀主義者與建構主義者對原真性問題爭論得熱火朝天，但在后現代主義者眼中，原真性，還是非原真性，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后現代主義者認為，是真是假，是原件還是復制品，是實體還是象征，無關緊要。1986年，Eco提出“超現實”[16]觀點，他通過廢除復制品與原件之間或符號與實體之間的界限，提出人們生活在超現實之中，從而徹底解構了原真性概念。最能解釋超現實的典型就是迪斯尼樂園。由于迪斯尼樂園本身就是一個想象與幻想的產物，根本就沒有一個原作可以拿來作參照，因此，Fjellman認為“真與假的概念，太不管用了，以致不能抓住迪斯尼仿真的精妙之處。在迪斯尼樂園中，事物不僅僅只是真假那樣簡單，而是存在著真實的真實，虛假的真實，真實的虛假和虛假的虛假等多種情況。”[17]而且，現代技術可以使不真實聽起來看起來真實。比如，錄有傳統音樂的磁帶可以反復播放，并創造一種深刻的文化體驗的幻覺。導游通過使用一些解釋性的符號、模型、示范、展示，音像制品、計算機和書本及各種各樣的解釋性材料，可以影響旅游者對地方的感受，使旅游者的體驗更為可信。特別重要的一點是， Cohen認為后現代旅游者已不太關心原真性問題，理由有二：首先，如果說現代旅游者的文化道德是對原真性的尋求，那么后現代旅游者的文化道德是快樂地尋求享受或者說是表面的審美享受。第二，后現代旅游者對旅游業對脆弱的東道社區民族文化的影響有了越來越多的反思。他們認為舞臺真實性有助于保護脆弱的被觀光的文化和社區，使其免于受干擾，作為原生形態的一種替代，使旅游者遠離脆弱的被觀光的民族文化和社區[18]。后現代旅游者甚至認可東道主對原真性進行的一些策略性調整。Appadurai認為，為了創造一種唯一性，有些生產者對商品進行限量生產，只針對極小的市場，從而增加了獲取商品的難度和稀缺度。旅游者喜歡這類東西，視其為真實的當地藝術品[19]。Revilla等人指出，生產者和商人還通過提高商品的價格來制造一種原真性的感覺。因其昂貴，旅游者認為它們是原真的當地藝術品[20]。Mc Gregor發現，旅游者對原真性關注越少，他們受廣告宣傳材料中有關原真性再生產文本表征的影響也就越大[21]。正如Mc Crone等所說：“最重要的是，原真性與原創性都是技術問題。現實依賴于現實的表征是否可信，依賴于舞臺真實性運作的好壞。表征越真實，現實就越真實。”[22]Ritzer和Liskas甚至宣稱，當今旅游者尋找的就是不真實[23]。
4.存在主義。如果說前面所述三種流派所關注的原真性基本上都是圍繞被旅游凝視的觀光對象而展開，那么，在原真性討論中，還有一種另辟蹊徑的觀點，這就是以旅游凝視主體的主觀體驗為關注焦點的存在性原真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其代表人物是中國學者王寧。王寧認為，民族文化遺產旅游中的原真性有兩種類型，即旅游對象的原真性和旅游主體存在性的原真性，這兩種原真性可以共存，但存在性原真性對解釋旅游主體的體驗時更有說服力[24]。根據王寧的觀點，存在性原真性主要指旅游者個體或者旅游者之間的感覺，這種感覺由旅游活動中的閾限所激活，在這個閾限體驗過程中，旅游者覺得自己比在日常生活中更為真實，更能自由地表達自己。其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發現被觀光對象是原真的，而是因為他們在從事非日常的活動，擺脫了日常生活的約束。換言之，存在性的原真性是一種潛在的能夠被旅游活動激活的存在狀態。作為一種潛力，它是隨著旅游活動的展開而由旅游者經歷的一種主觀體驗，或是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的體驗。Daniel對旅游場境中的舞蹈表演個案研究是一個說明存在性原真性的典型例證。“許多旅游者都被舞蹈表演中所體現出來的親切熱情的感覺、社交性、音樂、運動元素的吸引而參與跳舞。通常情況下，他們不知道舞蹈的規則，也不等別人邀請，他們都自發地參與跳舞。他們探索節奏、和諧、身體的潛力，找到了各種感覺，如非常好、快樂、喜悅、娛樂，當然有時候也有挫折感。當旅游者將這些情感與舞蹈相聯時，舞蹈表演就改變了他們的體驗。對許多旅游者來說，舞蹈在那個特殊的時刻成為他們的全部世界，時間與壓力已被懸置，現實世界中的矛盾已被遮蔽。在表演舞蹈的時候，旅游者進入了一個神奇的閾限世界，給其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和審美上的營養。旅游，在進行舞蹈表演活動時候，打開了一扇通往閾限世界之門，將旅游者從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和壓力中解脫出來。特別是對于古巴舞蹈家和跳舞的旅游者來說，這個神奇的閾限世界允許他們放任沉溺于這種近乎心醉神迷的體驗。”[25]
二、 遺產原真性與旅游商品化
原真性由文化遺產引發，必然是文化遺產旅游中熱點話題。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研究中，與原真性緊密相關的一個關鍵就是如何認識民族傳統文化的商品化問題，換言之，也就是如何認識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與商業化的旅游開發之間的關系問題。
長期以來，對民族文化遺產商品化的批評與對原真性的關注如影相隨。在民族文化遺產旅游語境中，商品化是個帶貶意的詞匯，指原初不是用于出售的民族傳統文化產品被用于商品交換，既包括有形產品等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活動、事件、表演，甚至是人及其生活方式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國際旅游的主要特征是民族旅游，其主要內涵就是異域風情，其觀光對象主要是特定的異民族和異文化，因此，對民族文化遺產商品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很多人認為商業化生成了大量的虛假節日、偽事件及大量生產的手工藝品和藝術品(所謂的機場藝術品)。發明、取代、重構、復制、再生產、仿真、置換等都被接受，對當地的民族文化遺產造成了極大破壞。在此方面影響最大也是最早的案例來自格林伍德對西班牙巴斯克 (Basque) 地區全民性慶典儀式阿拉德(Alarde)的研究[26]。為了發展大眾旅游，西班牙政府將一年一度的阿拉德儀式調整為一年二次，讓旅游者觀賞。這種舉動令巴斯克的居民感到沮喪，幾乎拒絕參與慶典活動，而有些居民則認為他們應該象演員一樣收取費用。格林伍德認為“把文化當作商品展示，這對政府只需花幾分鐘的時間，而這一做法卻把具有350年歷史的傳統儀式毀于一旦。”類似觀點的個案研究不計其數，在西方民族文化遺產旅游文獻中占據了非常大的篇幅。如Turner和Ash認為許多地方的傳統文化制品已被按照西式風格生產的旅游紀念品所取代[27]。Hughes在研究蘇格蘭旅游局對當地烹飪文化遺產實施的旅游開發后，感嘆旅游業已經摧毀了可以作為當地原真文化遺產基礎的任何概念[28]。Zeppel認為舞蹈表演經常按照旅游者對該舞蹈的“前理解”進行調整，從而導致當地民族文化的商品化和過于簡單化或本土性的同質化[29]。Go等人也發現旅游產品被包裝開發和出售導致目的地商品化和當地文化瓦解[30]。
針對民族文化遺產旅游研究中這種視金錢和商品化為遺產被破壞、文化意義被流失的表征，將當地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視為商品化被動的犧牲品這種傾向，Lanfant認為，學術界對圍繞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而引起的各種復雜關系，理解貧乏，不夠充分。旅游總是被視為引起社會變遷的一種外部力量，并且總是呈單向發展，即破壞當地社會的完整和認同[31]。實際上，當地人并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旅游凝視對象，他們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以不同的方式與旅游者互動。因此，必須認識到當地人在民族文化遺產旅游中積極作用。一些案例表明民族文化遺產旅游對當地人的民族認同感、地方感和傳統進行了再構建，創造了一些新的藝術表達形式，以抗拒主流社會的歧視和偏見。比如，Picard發現，在東南亞民族文化遺產旅游最為發達的印度尼西亞的巴厘島，旅游業與當地的社會和文化緊密結合，以致無法區分何為當地原真的內部社區生活，何為舞臺化的外部形象[32]。在巴厘的宗教儀式上，旅游者被稱為是除了上帝和當地人之外的第三觀眾，旅游者對其巴龍舞(Barong)感興趣，巴厘人遂對其進行調整修飾，使巴龍舞在宗教儀式表演中占有更顯著的位置，“迎接旅游者的舞蹈反過來又轉換成神圣的迎接神的舞蹈。”對此種現象，Picard評論道：這里已經發展了一種旅游文化，旅游業已經不是某些影響當地文化的外部因素，而是這一地區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Bruner也認為，巴厘人自己都不知道哪些是原真的社區生活，哪些是為旅游表演的，這種新的旅游文化在當地混合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成為巴厘島的當代文化。
Cohen也認為，在現代旅游情境中，原真性與商業化并不是對立的，它們可以共存，可以相互調整或者呈現出新的形式。民族文化的商業化適應，或者為了供人參觀而進行文化表演有可能阻止文化的進一步衰落或丟失，可能激發出新的創造，導致發明新的文化表達方式，從而增強自豪感與認同感，并很快被接受和被視為“傳統”。這種現象在傳統的音樂和舞蹈方面表現得尤其典型。隨著世界范圍內對各種民族音樂興趣的高漲，民族音樂和民族舞蹈在文化旅游和民族旅游中呈現出一派復興繁榮的景象。表演者有了更多的外部觀眾，其人數遠遠超出越來越少的當地觀眾。雖然相對于當地的民間文化和民族傳統，由于生產和出售磁帶、采納新的樂器和技術、巡回演出等新形式的出現，民族音樂與民族舞蹈已發生了很多變化，但在音樂和舞蹈表演方面，不管觀眾是否付費，也不管他們是誰，表演者都能產生一種原真性的感覺。據 Chris Ryan研究，“在新西蘭的Rotorua，由毛利人舞蹈家表演的夏威夷芋泥餅舞，無論是在表演形式還是在表現意義方面，或許都沒有完全復制原來的舞蹈，但是這種旅游表演仍然為來自世界各地旅游者提供了領略見識毛里文化的機會。……從事旅游表演的東道主一樣可以體驗感受到存在性的原真性。Rotorua毛里人從事旅游活動的歷史已經有140多年，他們已有從事旅游表演與當導游的傳統。以前的導游被后人紀念和尊敬，旅游表演作為一種不曾間斷的傳統而擁有了自身的原真性。”[33]對于當地表演者與藝術家來說，不論出現了什么變遷，只要商品化的形式能夠得到欣賞，有需求，那么，他們就認為自己得到了回報。但是，如果新的創造沒有得到回報，只是重復地被廉價出售，那么，創造者本人就會覺得厭倦或氣餒。也就是說，文化不是一件在時間中靜止不變的東西，而是一個通過持續不斷的解釋而展開的過程，是一種活生生的體驗。在一個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產品日益受到賞識的時代，如果表演或藝術品能夠進入國際觀眾的視野，那么這些旅游凝視之下的民族文化商品化實際上是提升了自尊。特別是當那些藝術品成為某個民族藝術精品的代表時，這點就表現得尤為明顯。所以，Chris Ryan 指出：“關鍵的問題應該是：誰批準授權這些舞蹈表演 應該是授權而不是原真性，才是分析的主題。這些旅游表演是在原住民的控制范圍之內嗎 哪些人從旅游表演中獲取了收入 獲得了多少收入 這些問題比質疑旅游表演是否原真更有意義。”在旅游業中，與被雇用當服務員等就業機會相比，文化的商品化有可能是一個更為開明、更為有利的收入渠道。
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代表當今國際學術界發展方向的觀點是：旅游不能簡單地被界定成一種影響當地少數民族或文化的外部力量，而應該視為構成當地民族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旅游商品化的過程是在當地人自己的掌控之中，民族旅游、文化旅游可以通向民族文化的復興之路。有關該問題最典型的個案來自加拿大西部沿岸印第安人的圖騰柱文化遺產旅游。加拿大西部沿岸印第安人的圖騰柱文化遺產旅游對印第安傳統文化復興與當代社會的繁榮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圖騰柱已成為不列顛哥倫比亞地區、甚至是加拿大的旅游象征物。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代加拿大社會中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的印第安圖騰柱文化是一種典型的旅游商業文化，是模型圖騰柱與復制圖騰柱。雖然過去有學者認為相對于傳統的印第安文化制品，那些在市場上出現的旅游文化沒有真實反應當地文化，是不真實和劣質的。但是，這種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不久就失去了市場。自20世紀80年代起，學者們開始由“搶救”范式的民族志轉向贊賞、甚至是慶祝印第安人文化的持續發展。許多以前被視為涵化的、不純的文化藝術品，現在都被看成是印第安人面對外來的毀滅性力量而做出的一種富有想象力的積極應對，是印第安文化的發展和創造。人們逐漸認識到那種將“真實的”印第安人浪漫化成不受歷史發展影響的觀點，不承認印第安文化從主流文化中吸取過文化資源的觀點，實際上是對印第安人的一種非人化。正如James Clifford極富見地指出：“不能將原真性的定義聚焦于一個被搶救的過去。相反，原真性已被重新構建，被視為一種立足當地、立足現在、面向未來的混合的創造性活動。”[34]身為印第安人的學者Frank Ettawageshik認為：“為旅游市場而生產的文化藝術品實際上是當地文化在面對被同化、被重組的巨大壓力之下為保持文化的延續性而采取的一種文化適應策略，不然這些文化就要凋謝枯萎。經過調整適應而生產創造的旅游文化藝術品正是一種力量強大而延續下來的古老傳統文化依然存活的重要指示器。……如果我們對旅游文化藝術的原真性表示懷疑，那么我們就會對那些生產這些旅游文化藝術品的人的原真性表示懷疑。”[35]Lesser指出“在當代社會，許多印第安人如雕刻師和藝術家，在與主流社會交往的過程中，他們掌控著局面，因為許多非印第安人并不能判斷某個物品或某個行動的意義。”[36]也就是說，對旅游市場中的復制圖騰柱最有發言權的是當地的印第安人。而對于當地印第安人來說，旅游市場中的復制圖騰柱只要是被授權許可的，它就能得到承認，就具備真實合法的身份。具體而言，首先，它必須由一位訓練有素的西北印第安工匠雕刻。第二，該圖騰柱必須由西北印第安人或屬于該圖騰柱傳統的老者豎起，要得到他們的祝福。雖然當代印第安雕刻師同樣為非印第安人雕刻圖騰柱，在技術上已發生了一些變化，只要圖騰柱是由一位被授權的雕刻師按照傳統規則雕刻的，那么，該圖騰柱在當地人心中就被視為合法。由于真實合法、完整尺寸的圖騰柱造價昂貴，每根高達25，000至100，000美元。許多印第安人雕刻師也憑傳統風格的雕刻技藝走進主流社會并從中大獲其利，這些現實的經濟利益反過來又強化了他們的文化認同，使其具有更強的文化歸屬感。因此，以復制圖騰柱為表征的旅游文化已成為一種積極的文化力量，得到了印第安人的承認，已成為當代印第安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此過程中，主流社會對印第安文化遺產理解認識越來越深刻，對印第安文化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尊重欣賞。圖騰柱也由西北印第安人傳統文化的象征、不列顛哥倫比亞地區的象征，逐漸上升成為民族國家的象征。1970年的日本大阪世界博覽會上，加拿大印第安人的圖騰柱就是作為民族國家身份的象征而被展出的。1992年在一次對香港的官方訪問中，加拿大官員贈送的禮品就是一根圖騰柱。
綜上所述，原真性作為民族文化遺產旅游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國外同行的理解闡釋在過去40多年中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圍繞原真性概念所產生的種種觀點，無論是對學術研究還是對遺產保護與旅游實踐都有著重要的啟迪意義。懸而未決的討論有待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而那些代表當今國際學術界發展方向又有利于民族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實踐的觀點就應該大膽借鑒，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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