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4-06 18:40:0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區域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模型設定和數據說明本文使用C－D生產函數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及江蘇省各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其中區域總產出用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區域投入包括資本和勞動力，構造出生產函數。式中：為統計誤差，系數分別是DK、FDI、L增長對GDP增長的估計彈性。截距項表示個體影響的差別。其中GDP用各地區歷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億元)來衡量。DK表示各地區的國內投資(億元)，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減去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計算。FDI即為各地區的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億美元)。L代表各地區的勞動力投入(萬人)采用各年度年末就業人數總數衡量。本文采用2002～2012年江蘇13個市的數據，將江蘇省分為三大區域，蘇南5市(包括南京、無錫、蘇州、常州和鎮江)，蘇中3市(包括南通、揚州、泰州)，蘇北5市(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和宿遷)。分別對上述三個區域采用廣義加權最小二乘法進行了面板數據分析，以此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省各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
1.2計量檢驗本文通過估計FDI對蘇南、蘇中和蘇北經濟增長的具體效果，并據此分析各個區域吸收外資情況差異。同時比較國內投資與外商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差異，來找出江蘇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深層次原因。通過運用Eviews7.0軟件對計量模型(4)進行估計，本文得出了蘇南、蘇中和蘇北各地級市的三個面板數據，其結果如表2、3、4所示。對蘇南5市的數據進行計算得出，FDI對GDP的增長有很顯著的影響，其系數為0.141，且在t=0.0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DK對經濟增長也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同時比外資的影響系數更大，為0.358。方程調整后為0.967434，F值為208.9451，大大超過臨界值，說明方程整體顯著。表明蘇南地區面板數據的分析具有很高的擬合度，能對此經濟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在計量蘇中3市的地區數據中，FDI的系數為0.069，DK的系數為0.458，并且都對GDP的增長有較顯著的影響，分別在t=0.05和0.0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該模型同樣顯示內資的對區域經濟增長要大于外資的影響。這可能是外資相對于內資的規模較小的原因。方程調整后為0.993330，擬合度相當好，F值為864.7418，大大超過臨界值，說明方程整體顯著。在對蘇北5市的計量結果中，FDI對GDP的增長有較顯著的影響，其系數為0.063，在t=0.05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DK的系數為0.42，表明在經濟增長中，外資的確起到了作用，但是相比于內資而言影響力相對較小。方程調整后擬合度相當好，F值為563.9200，說明蘇北的面板數據方程整體顯著，可以為進一步的分析提供實證基礎。
1.3結果分析針對以上各個模型的計量結果，本文進行了如下分析：(1)江蘇各區域的外資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具有較好的推動作用。由上述計量結果可知，三個區域的FDI系數均為正，且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通過了檢驗。其中蘇南的系數為0.142，蘇中的系數為0.069，蘇北的系數0.063。這表明蘇南地區FDI每增加1%，GDP將增加0.142%，蘇中地區FDI每增加1%，其GDP將會增加0.069%，蘇北地區FDI每增加1%，其GDP將會增加0.063%。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先進技術的傳播和高效的管理手段對本地區的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示范作用。(2)從FDI邊際產出的回歸系數看，蘇南的數值最大，蘇中和蘇北地區相對較小。這說明外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省內呈現較大的差異，FDI對蘇南經濟的拉動作用要明顯大于其他區域。由于在開放程度、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扶持、地理位置優勢方面的差異，蘇南的外資配套體系更為健全，從而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此后又通過外資存量和資源集聚優勢促進經濟發展，進而FDI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的循環累積效應。而蘇中和蘇北在各個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外資在經濟差距的擴大中所起的作用也越來越大。(3)江蘇省各區域的內資也都促進了本地區的經濟增長，蘇南、蘇中和蘇北的系數分別為0.358，0.458和0.42，都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并且都遠遠大于其外商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這表明在江蘇區域經濟中，內資的影響力已經超過了外資，內資對江蘇省經濟的貢獻更為明顯。這可能與江蘇內資實力雄厚，國內企業發展良好有關，其整體資金的整體規模大大地超過了FDI。由此可見，重視內資發展，合理的布局省內國有和私營企業也將大大促進經濟發展。(4)從各區域的勞動力系數看，蘇南為0.579，蘇中為1.901，蘇北為0.889，且均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了檢驗，由此可見勞動力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然而在數據中可以發現，蘇南的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明顯不如蘇中、蘇北地區。結合江蘇省的實際情況不難解釋，由于人力資本的發揮與其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階段密切相關，蘇南更多的是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因此對勞動力的依賴大大降低，因此勞動力貢獻值就相對較少。然而蘇中、蘇北大量勞動力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因而其勞動力的產出效應就更明顯。
2江蘇省各區域利用外資協調經濟發展的建議
上述面板數據結果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區域的經濟發展有推動作用，同時省內各區域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為了逐步縮小江蘇三大區域之間經濟差距，應堅持協調發展為本，動態發展為核心。下面對如何合理利用FDI，充分發揮各地的優勢，優化布局生產力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2.1要實現蘇南引資側重點和引資方式的轉變投資領域的拓展是蘇南地今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發展的重心。政府要更多吸納高質量和高層次的外資，而不是一味追求外資的數量。這樣的外資具有更強的溢出性和帶動性。蘇南應優先發展一些具有較強關聯效應的產業為主導產業，如微電子、IT、生物醫藥等產業，引導FDI有秩序地進入，提升外資質量。同時，采取鼓勵先進技術、允許適宜技術、限制傳統技術的技術引進方針，確保FDI轉移技術的較先進性。
2.2改善江蘇省的投資環境，投資環境分投資硬環境和投資軟環境為了促進外商投資逐步轉向蘇中、蘇北地區，應努力提升公共基礎配套服務設施，加快建立高效便利的現代化交通網絡，以縮短與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的地理距離。可以通過省財政資金撥款和國家貸款以及其他資金入股等多種方式來充實投資硬環境的資金。其次要不斷改善投資軟環境。比如加快制定相關法律，建立完善公開化的市場機制，規范現代化進程等等，達到降低外資進入的制度成本，優化投資軟環境的目的。
2.3加強人力資本投入，促進勞動力自由流動首先，必須落實科教興省，人才強省的戰略，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培養和造就一大批高質量的人才和較高素質的勞動者。加強蘇別蘇北地區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整體人力素質，吸引更多的FDI。政府需要探索有效的人力資源市場制度，產學研結合機制，在吸引人才方面努力營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環境。形成尊重知識、人才，鼓勵創新、創業的社會氛圍。
1.高職教育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第一，在影響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要素中，人力資源是最為活躍的。要想實現區域經濟大發展，必須擁有一支熟悉生產、能夠正確使用先進設備、運用最前沿的生產技術和工藝的優秀人才隊伍。而高職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具有高端技能的技術型人才，這正是區域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最強勁的支持和保證。因此，高職院校培養的高素質人才是區域經濟發展重要的人力資源來源，體現了高職教育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價值。第二，高職院校可以與企業合作，參與到企業的應用研發中，負責技術課題的具體攻關部分，為其解決技術上出現的難題，彌補企業技術開發方面的不足，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給區域產業進行技術革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可以更好地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力。第三，高職教育對于產業結構的具體調整也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高職院校可以為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失業的相關人員提供有針對性的再培訓，通過這些優質高效的訓練提升其再就業能力，讓其能夠更好地適應新的工作，這對于區域產業結構順利調整具有重要的意義。
2.區域經濟對高職教育的影響。
高職教育要想取得更好的發展，需要依靠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高職教育的發展，對高職教育的發展速度以及辦學規模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一，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對于高職教育的影響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加大，這不僅有利于高職院校有效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還會推動高職教育更快進入良性發展軌道。第二，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分工更加明確、細化，要求其從業人員具有高超的技術水平、過硬的綜合能力、較好的素質條件等，這必將對高職教育人才培養提出更高要求，從而促進高職教育專業設置逐步調整，迫使高職教育不斷與時俱進、開拓創新。
二、高職教育對接區域經濟的現狀
1.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認識不足。
目前，我國大多數高職院校對于自身發展的定位不夠清晰，對于其與區域經濟的相關聯系認識不足，即沒有高職教育的發展應該服務于區域經濟的意識，沒有認清區域內各用人單位才是其應該提供最終服務的具體對象的事實。這種認識上的不足，造成高職教育無法真正發揮其通過人才培養來服務于社會的作用，也沒有發揮其通過自身的高新技術優勢來促進區域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作用。
2.人才培養計劃不合理。
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目標與普通高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不同的。但實際上，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依舊照搬普通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學生培養過程中偏重于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了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導致高職院校培養的學生其理論基礎不如普通高校的學生，動手能力也比較薄弱，在就業過程中根本沒有任何優勢。這樣不僅不利于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也使得社會發展所需的技術型人才缺失。區域經濟對高職教育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高職教育要順應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培養出符合其需求的人才，高職院校必須改變其人才培養的具體目標定位，根據區域經濟的發展適時調整和轉變，時刻保持人才培養和區域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步。
3.專業設置未緊密聯系社會需求。
專業是高職教育和區域經濟發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對接點。高職院校要想更好地服務社會，必須積極調整其專業設置，優化專業結構設置。然而，目前高職院校專業設置出現了諸多問題，如盲目設置專業、同類專業重復性高、針對性不足、專業優勢不明顯等，導致高職院校教學資源利用率不高，甚至出現資源浪費的現象；與此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培養的人才不具任何優勢，影響了高職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另外，隨著區域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結構的持續調整，社會對高新技術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而高職院校卻沒有相應地更新和調整專業，專業設置上的滯后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區域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4.對接機制不完善。
各級政府在促進高職教育和區域經濟有效對接方面并沒有出臺相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法規，宏觀調控力度不夠，具體的調控機制不完備，這嚴重影響了高職院校與區域經濟的深入、有效對接。同時，高職院校自身也存在自我調適機制跟不上自身發展的問題，無法及時有效地解決人才培養方式不當、辦學缺乏活力、專業設置不合理等問題。
三、高職教育對接區域經濟的具體路徑選擇
1.高職院校辦學定位要準確。
第一，高職院校要準確認識并區分高職教育存在于何種類型的區域經濟之中，找準高職教育向前推進的側重點，并針對地區差異造成的經濟發展差異，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主動面向行業企業，有針對性地滿足區域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第二，高職院校須改變其人才培養的具體目標定位。高職教育是以培養生產、建設、服務、管理第一線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為主要任務的，這就決定了高職教育的專業設置必須符合區域經濟發展。高職院校應根據區域經濟發展的具體特征，積極調整專業設置，優化專業設置結構，培養能夠處理生產、服務乃至管理等方面問題的高端技能型專門人才。第三，高職院校要打破封閉式的辦學模式，真正做到與用人單位無縫對接。高職院校應通過工學結合、校企聯姻、工學交替、訂單制作、打包配送、任務驅動、項目導入等方式，實現校企合作辦學，為區域經濟發展輸送合格的專門人才。
2.地方政府部門應提供有力支持。
高職教育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政策調控與資源配置。第一，地方政府應把高職教育納入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規劃中，通過宏觀調控，給予不同類型的高職教育不同的指導，有步驟、有深度、分階段地推進高職教育協調發展，指導高職院校制定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要求的自我發展戰略，讓高職教育也實現自身的區域化發展。第二，地方政府應優化區域政策環境，明確政府、行業、企業和學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職責，完善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規。通過地方財政支持等政策措施，讓企業積極地、更深層次地參與到高職教育教學過程中，形成政府統籌、學校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四方互惠聯動機制，促進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緊密結合。
3.行業、企業要積極參與。
高職教育的發展與企業自身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是一個共生共榮體。企業為了獲得所需的專門人才，應在推進高職教育發展過程中承擔起自己相應的責任。企業一方面應將高職院校“請進來”，讓高職院校更加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也應當“走出去”，參與到高職院校的具體辦學過程中，以實現供需的良性循環，實現企業與高職院校的雙贏。
四、結語
(一)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耦合度是用來描述系統或要素之間彼此作用的影響程度［6］。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建立多個系統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對判別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作用的強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此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它只能說明兩個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反映二者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例如當兩個系統發展水平都較低時，同樣也可以得到兩個系統協調度較高的結果。而協調度可以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協調狀況好壞程度，也就是說可以真實地反映其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為此有學者引入了協調度的概念，將模型加以改進，構造出了一個可以反映兩個系統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模型，以評價系統相互耦合的協調程度。
(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計算模型根據公式(3)和(4)，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二者的發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來確定兩個系統的指標權重同時采用極值變換法進行標準化，為了滿足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對數據非負的要求，借鑒楊慧的處理方法將標準化后的數據加0．01做非負化處理［11］。對于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計算，采用線性加權法。
(三)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對于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判斷標準，目前學術界仍然沒有形成定論。在對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重點，綜合參考陳基純、暖［12］以及楊慧［11］的分類方法將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劃分為6個等級。
二、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
成都作為中西部綜合競爭力最強的現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成為許多知名企業尤其是房地產開發企業進軍西部地區的首選城市和投資熱點區域，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尤顯重要。為此，本文以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
(一)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涉及社會、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各個要素，根據評價指標選取的全面性、動態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結合研究區域特點，構建了衡量二者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本文數據來源如下:土地價格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地價動態監測系統，其余土地市場指標數據來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分析報告》和《成都市房地產市場研究年報》，2005－2011年區域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2006－2012年《成都統計年鑒》，2012年區域經濟數據來源于2012年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運用熵值法確定兩個系統的各指標的權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首先根據式(5)和(6)，計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然后根據式(2)和(4)，計算二者的耦合協調度(根據計算出的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通過變異系數法，計算得到α，β分別為0．386和0．614)，結果見表3。同時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及表1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的劃分標準，將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狀況的評價結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根據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現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長趨勢。耦合協調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長6．14%。由此可見，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間相互配合、相互推進的作用在逐漸增強，系統運行績效逐漸提高，耦合協調關系逐漸趨向良好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協調度得分比較低，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320，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結合表1和表3中的數據，繪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復合系統耦合協調類型劃分圖，由圖1可以直觀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的變化趨勢。具體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5－2006年，此階段耦合協調類型由極度失調衰退類轉變為一般失調衰退類。在該階段成都市區域經濟的發展滯后于土地市場，土地市場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的規模擴張效應、激勵效應和結構優化效應發揮作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但是由于二者發展水平均較低，造成耦合協調度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第二個階段是2006－2011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一般失調衰退類過渡到勉強耦合協調類，耦合協調區間由不可接受區間跨到過渡區間。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遭遇瓶頸，復合系統的發展由區域經濟滯后型轉變為土地市場滯后型，區域經濟發展對土地市場的資金支撐效應和激勵效應得到發揮，造成耦合協調度出現下降再上升的變化狀態。第三個階段是2011－2012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勉強耦合協調類過渡到初級耦合協調類，雖然二者發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協調關系得到進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導致該階段耦合協調區間仍屬于過渡區間。綜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過程可以用“二三四”來概括，即耦合協調過程跨越不可接受區間和過渡區間兩個區間，耦合協調關系經歷三個變化階段，耦合協調作用遵循了極度失調衰退一般失調衰退勉強耦合協調初級耦合協調四個路徑。
(四)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根據表3中的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分值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值繪制出圖2。由圖2可以發現，2005－2012年土地市場的發展水平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變化，而區域經濟的發展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增速緩慢。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都跌到最低，這可能與“5．12”地震的影響和全球金融危機有關。區域經濟子系統應對外界變化，可以較好地面對危機，保持自身的緩慢增長，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卻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達71%，之后連續3年的發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復合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促進因子變成了制約因子。這說明與區域經濟相比，土地市場發展的穩定性較低。土地市場發展的失衡，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區域經濟增幅較緩慢，從而造成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由此可見，土地市場發展失衡是導致近幾年來土地市場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協調類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結論
一、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含義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根據WTO的相關規則，正式啟動的FTA政府談判必須在10年內完成。因此，為了避免中途受挫可能對相互關系造成不利影響，一些國家在政府出面進行研究和磋商之前，首先由相關各方的權威民間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并向各自政府提出政策建議。這樣既可以使政府決策留有回旋余地、同時又能夠有效利用民間機構的智力資源和研究成果。我國應當借鑒這些經驗，鼓勵具有國際合作研究能力與經驗的民間機構加強和各國相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研究，并經常保持政府部門與這些機構之間的意見溝通。
（1）打破區域發展局限，實現開發區域的擴展。這主要是打破傳統的犧牲環境，來實現經濟發展的方式，避免出現經濟開發過程中，劃分區域占用大面積土地，建立收效甚微的經濟項目開發，浪費大面積的土地資源，還不能讓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同時在土地的無效利用過程中，還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甚至產生嚴重污染環境的大量廢水廢氣廢料。所以，我們要在充分考慮了潛在增長質量以及經濟效益的基礎上，根據區域環境承受能力、地區人口分布情況以及資源利用角度，調整創新系統的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實現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
（2）確定經濟發展的核心。這需要我們在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根據區域經濟分布特點，城鎮結構特點，以及企業發展特點將一個大區域，劃分成不同的小區域，并圍繞核心進行有針對性的發展，以此保障經濟能力相似，人口分布相似，產業結構相似的區域，創造一個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從而，建立一個產業發展群，形成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構鏈，壯大相似區域的經濟規模。這樣不僅能夠更好地完善基礎設施的建設，還能夠優化產業轉型，推動區域工業化以及城鎮化的發展進程。比如，我國在加強對中部區域建設的過程中，主要采取借助中部區域原有的基礎設施，進行企業轉型，提高以提高該區域產業水平，作為促進區域工業化與城鎮化建設的手段，通過我國中部區域產業特點，進行產業優勢強化，進而得到承東啟西的效果。同時，將中部區域的現代農業發展作為核心，建設中部地區特色化的糧食主產區，同時不斷增加對中部地區農業方面，建設基礎性設施的政策扶持與資金支持，提高我國中部區域糧食方面，主要農產品的批量規模化生產能力，提升我國農業方面農產品生產，以及加工的產品增值。并且我國還加強了對山西、河南、安徽等盛產煤炭地區，企業基礎設施的技術支持，還研究開發有關坑口電站，以及煤電聯營等特色產業的建設。并結合中部地區，企業經濟特點，調整有關鋼鐵、化工、有色、建材等支柱性產業的生產結構，建立具有中部地方特色的，精品原材料生產加工基地。中部地區也大力發展礦山機械方面的技術以及功能齊全的輸變電等裝備的生產與制造，甚至為了增加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競爭力，中部地區已開始研究建設涉及軟件、光電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利潤豐厚的高新技術企業，為了拓寬技術合作研究領域，以及企業經營的范圍，中部地區建立多個綜合通運輸體系，將運輸便捷、快速的鐵路干線、高速公路、境內外港口，以及通往全國甚至世界各地的機場建設作為運輸體系的重點興建項目。不斷完善中部地區物流方面設施的建設工作。
（3）統一調度，平衡發展過程中各功能項目的進度。這需要我們適當根據總體發展狀況以及核心區域發展情況，限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產業大規模聚集，或者是人口的超載負荷現象，避免個別發展過快，或者經濟突發狀況影響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進程問題。所以，必須對經濟發展狀況進行定位，規范經濟發展空間，建立科學、有效的開發空間結構，及時調整人員分布以及經濟合作調度。比如，我國在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施了倡導東部地區率先進行經濟發展的政策。政策中明確：要我國所處東部的區域，不斷完善自主創新，做到優化自身經濟結構，以及適當根據形式轉變東部地區經濟增長方式，作為領頭羊，帶領其他區域共同完善，我國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目標，從而幫助我國發展較慢的中西部區域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努力開創具有東部特色的先進制造業，電子信息等高技術產業，以及基礎綜合型服務業，推動經濟建設過程中，產品的精加工細加工，進一步開發我國自有的高端產品，推動我國經濟貿易加工的地位升級，提高我國經濟貿易活動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保護我國特色，在追求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對我國耕地保護的提高，加強我國現代化農業的發展進程。加強對我國土地，能源等各項資源的有效利用，并通過結合可行性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促進我國經濟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加強東部地區經濟特區以及上海浦東新區等在推動區域創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方面的作用，加強合作聯系，傳授經驗推進我國對天津濱海新區的經濟發展，接受國家宏觀的經濟調度。其次，要在思想上打破傳統束縛，在堅持正確原則基礎上，適當引進適合區域經濟建設發展的，西方先進思想，做好中西方結合。在指導思想上，我們要堅持科學發展作為理念，積極將經濟結構調整，以及發展具有競爭實力的新興產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中心，積極促進企業經濟模式的轉型，根據我國有關企業創新“著眼長遠發展，優化整體布局，完善體制機制，提升創新能力”的規范，實現企業資源的創新整合，建立完善的創新結構，努力構建一個健康、和諧的經濟發展環境，實現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目標。比如，我國在建設區域創新，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中，明確提出：迫切需要全國人民共同協作，創建一個科學、健全、完善的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它不僅要包括市場機制，還要包括必備的互助機制。這就需要地區在執行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候，不斷突破區域限制，推動市場的產業，以及機制的合作與轉型。積極號召全國各區域，實現多樣化創新建設，綜合發展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技術研究、加強掌握創新型技術人才的密切合作。同時，在國家不斷對經濟比較落后的區域給予政策，資金扶持的時候，需要在經濟發達的區域，施行不同區域的最后，就是做好創新
二、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意義
（1）推進經濟信息化建設：現階段全球都處于信息高度發展的時代，所以，建設區域創新系統，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首先就要尋求高效率的創新方法。由于，信息化便捷，快速的特點，只有信息化才能滿足區域創新系統在建設方面的需求，所以，在區域創新系統利用信息化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根據自身創新發展的特點，進一步推動了信息化的發展。讓我們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更好地完成數據信息的交流以及共享。促進技術發展：由于建設區域創新系統，需要一定的創新能力，這就需要國家及區域在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實驗室、企業技術中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等提供基礎服務的部門，構建一個創新的結構體系平臺，這樣才能滿足區域創新技術的研究與發展，才能滿足我國自主創新的需求，才能推進創新型社會的建設。可見建設區域創新系統，可以促進技術的全面發展。加強地區間合作交流：由于建設區域創新系統，需要借鑒發展較快的區域的經驗，甚至引進先進的外國知識技能，指導不發達地區建設區域創新體系，所以，這個互動的過程就打破了傳統的區域限制，促進了地區甚至境內外的合作交流。提高地區競爭力：由于建設區域創新系統，需要根據區域特點，不斷優化區域企業產業結構，協調區域間合作交流，提高區域綜合實力，促進交流合作區域經濟的共同發展，這樣就可以提高地區的競爭力，增強企業產業配制，全面圍繞經濟社會，提高區域發展的經濟能力。
【關鍵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一）傳統教學方式與區域經濟學教學特點的不適應
區域經濟學學科具備綜合性、應用性與區域性特點，這要求教學中注重理論教學之外更要注重應用性，要求學生掌握區域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區域經濟發展演變的規律及區域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從而具有對區域經濟發展問題進行綜合分析研究的能力。傳統教學往往忽視實踐教學環節，教學重心局限于理論，學生只是掌握或記憶理論和概念，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法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分析，根本沒有掌握具體的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必然要求由傳授式教學模式向探究型教學模式轉變，加強實踐教學，使學生由被動接受知識變為主動參與知識交流和溝通，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和積極性。
（二）課程體系的滯后，缺乏地域性
區域經濟學是經濟學學科中最年輕的的學科之一。在我國，區域經濟學起步更晚。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出現了一系列的區域性經濟問題，如不同地區發展路徑問題、縮小區域之間經濟發展差距問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城市化問題等。雖然從改革開放以來，在研究解決這些問題過程中，區域經濟學科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但因為本課程開設時間不長，經典教材不多，如現在為眾多高校使用的孫久文的《區域經濟學》，該類教材大多都是對于經典理論的梳理和介紹，案例引用并不多，而且案例大多是國內或國外發生的經典性案例，缺乏地域性特點，難以培養學生關注、分析和解決地區性經濟問題的能力。
（三）師資力量薄弱
西部高校地處經濟相對滯后的區域，經濟發展的落后同樣帶來了教育資源的缺乏和教學理念的滯后，難以吸收經濟學類精英人才。現有的經濟學教學者大多為新畢業的碩博士研究生或由經過短期深造進修的老教師承擔，區域經濟學學科教學經驗缺乏，甚至缺乏對經濟學科體系的完整把握。地域的偏僻使得教師與國內及國際先進經濟學理論和觀點有所脫節，缺乏敏銳的經濟學觸覺，難以把握經濟學發展動向，無法進行深入的相關科研工作。以上這些是地方高校開展區域經濟學教學中碰到的最常見問題，要想切實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改革區域經濟學教學模式，發揮學生的學習主體性、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和科研能力，將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放在首位，突出探究式教學的地位。
二、探究式教學在區域經濟學教學中的具體運用方式
（一）改革課堂教學模式，加強案例教學
區域經濟學教學過程中要著重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轉變教師“一言堂”的被動局面，關鍵在于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我們著重于側重于理論與實際的聯系，著重案例教學方式的引入，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主動性。具體有如下幾種形式：
1.案例穿插講授
在校大學生缺乏對經濟社會實際情況的了解，就理論言理論，學生很難予以理解。因此，教師在講解本課程的重點或難點時，應穿插使用案例，用大家熟知的案例來分析說明深奧的原理，理論聯系實際。如在解釋區域開發中的政府作用時，可利用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綜合開發”模式這一經典案例。但在案例使用中需要注意案例與學生生活的可連接性，書本上許多案例距離學生比較遠，如這里提到的田納西河流域綜合開發案例的引用，對于中國落后的西部地區的學生而言太遙遠，如果能在備課中將本土或本國大家所熟知的案例引入，則更具有現實性，也更容易讓學生理解現實并掌握分析和解決區域經濟發展相關問題的能力。
2.熱點問題討論
為保證理論和方法的實用性，在某章節或某問題講授之后，教師可結合當前經濟社會中的熱點提出一個綜合性的案例及問題，讓學生分析討論，最后教師總結。如針對均衡增長理論與非均衡增長理論，可以引導學生對中國改革開放成果以及西部大開發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對于梯度理論，可以引入中國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案例，激發學生針對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種種原因及應對措施展開討論。這種熱點討論的形式使得學生了解經濟事實發生背景和原因，提升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活躍氣氛，鍛煉和提高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這種形式更是為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相互交流創造了條件，促進教學相長。本方式需注意教師僅僅是指導，而要避免給出固定標準答案，禁錮學生思維。
（二）靈活多樣的課外輔導
教學應當不局限于課堂內，應該開展各式的課外輔導與教學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培養學生的專業素質、鞏固學生所學的的相關理論。
1.開展專題講座
教師應積極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從高校、知名企業或是政府經濟部門邀請一些專家、企業家或政府官員來校召開專題講座。這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加深他們對實際經濟問題的理解。這一形式在開展過程中要求教師做好專家、學校、學生等各方面的組織協調工作，并最好能在講座結束后安排學生與專家直接對話和交流。
2.組織學生親身實踐
在搞好課堂案例教學的同時，還要積極開展課外的教學實踐活動。一是情境案例，即設計一個真實的情境，讓學生在體驗情境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例如，在講區域政策制定時，可以讓學生分別扮演政府區域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并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二是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或到企業參觀學習，以使學生能夠更感性、更深入地理解經濟學理論，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3.以調動學生自主學習為導向改革課程考核方式
完善學生學業的考核機制是真正實現學生自主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傳統考核方式大多是閉卷筆試，弊端有二：一是扼殺了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二是扼殺了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造性。因此，應當改革課程考核方式，實行多樣化考核。建議將最終考核成績的評定分為期末卷面成績、平時成績以及出勤率三個版塊，從學生科研論文的情況、學生平時參與課堂討論的情況、學生平時完成作業的情況等對平時成績進行綜合評定，甚至可以采取面試和口試方式，以綜合性案例來考察學生在事實獲取、探索研究、思維創新等方面的能力。探究型教學是一種創新的教學模式，著力于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各地經濟不斷地在突破國界限制，在全球尋求資源配置，全球化條件下，各國、各地區的之間的經濟關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統一，本文試著分析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相互關系。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界定，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說法，大部分人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指生產、貿易、投資、金融等經濟行為在全球范圍的大規模活動，生產要素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自由流動、合理配置與重組，是世界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賴、相互融合的表現。或者更準確地概括為指參加多邊談判或磋商的相關國家和地區經濟團體，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有關經濟貿易協議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協商原則，實行整體運行的世界性經濟貿易組織或者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復雜的，推動世界經濟總體增長，提高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資源，促進國際投資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一方面也對傳統的價值觀念提出了挑戰，如果處理不當，會為經濟全球化付出代價的。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指相鄰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圍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維護既有的、實現未來的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通過簽訂某種政府間條約或協定，制定和規范共同的行動準則，協調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國政府一定授權的共同機構，進行長期和穩定的超國家的經濟調節，達成和實現經濟的甚至是政治的聯盟。區域經濟一體化建立區域市場，降低了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搜尋成本。另外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各個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區別。經濟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跨國經濟，資本和市場的國際化，以及市場機制作用的推動，是市場機制其主導作用的過程，經濟全球化則是通過市場機制把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以實現區域經濟協調、均衡和有序發展為目標，在政府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推行區域經濟一體化措施、實現一體化目標，是國家期主導作用的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通過國家對國家的談判把那些愿意參加一體化結盟的國家聯結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場的狀態下，風險是很難規避的，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風險；而在經濟區域化的狀態下，風險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資源配置的成本，降低違約風險。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是由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決定的，兩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
經濟全球化刺激、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向更高形式發展，又不斷地沖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給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新的驅動力，經濟全球化通過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增進區域經濟組織間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經濟全球化的促進作用。區域經濟一體化為經濟全球化準備了條件。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了國家分工的深化，加強了區域內部各加盟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推動了各加盟國的經濟發展，再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跨國公司的貿易功能，必然進一步促進經濟全球化的產生。區域經濟一體化使集團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區域外的國家要想獲得競爭力，就要通過跨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貿易制度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相比較來說，區域經濟對經濟全球化的阻礙作用比較明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展，區域經濟的合作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歐盟等發展完善。各加盟國對區域經濟依賴性加強，再加上區域對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給世界經濟帶來更大的競爭局面，同時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區域經濟也制造了貿易壁壘。如區域經濟組織的排他性與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之間就存在隔閡。區域經濟是為了實現區域內的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區域內部成員之間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經濟全球化則是為消除全球經濟間的貿易壁壘努力，區域經濟在這一方面與之出現矛盾，區域經濟以地域為名為貿易提供一種新的保護手段，這種保護手段對于區域外的成員來說就是阻礙他們之間相互合作的貿易壁壘。區域經濟強化了其內部產品的競爭力，對區域外的產品采取了比較嚴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組織其他區域或國家的產品進入。這一行為，滿足了區域內的經濟發展，但是對與經濟全球化來說，則傷害了全球經濟之間平等合作的基礎，加大了國與國或區域與區域之間對話的難度，妨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長遠利益來，不利于經濟全球化的順利發展。
總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但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又是對立統一的。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漫長的過渡時期，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會慢慢形成互補。兩者之間雖然實施途徑相異，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都為企業創作了統一的市場環境，為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兩者的相互作用必然會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兩者之間應該加強合作與交流，相輔相成，在全球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克服兩者之間存在的矛盾，最終推動全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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