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6-26 16:15: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文化自信的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投資決策；過度自信；高管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研究的不斷深入，經濟學家發現資本市場中的許多經濟現象與傳統的金融理論不一致。開始對傳統的理論假設提出質疑，產生了“行為公司金融理論”。它以各種非理性的心理現象為前提。注重投資者決策心理的多樣性，實現了人們對投資者行為的研究由“應該怎么做決策”到“實際怎么做決策”的轉變。其中，過度自信理論倍受人們的關注，被應用于公司投資決策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國外研究文獻分析
(一)高管過度自信的存在性研究
過度自信即為優于平均的效應。人們經常過于相信自己判斷的正確性，高估自己成功的機會。把機會歸功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運氣和機會的作用。我們將這種偏差叫做過度自信。高管作為一類特殊的群體。其具有信息優勢、專業知識和經驗等特點決定了他們過度自信的傾向比一般人明顯。國外學者通過調查取證等方法來確認高管存在過度自信的傾向。
March和Shapira(1987)的調查結果表明。管理層總是低估內在的不穩定性，相信自己能全面控制公司的經營業績。Gilson(1989)認為經理們基于財富、職業聲譽等考慮會非常關注公司業績。并在投資過程中表現出過度自信。F，Albert WanRc(2000)在人口動態進化游戲模型中檢驗了非理性管理者的存在。Ulrike和Tare(2005)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比理性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實施影響企業價值的收購策略。Forbes(2005)認為，企業家更容易產生認知偏差，他發現個體的年齡、公司決策的復雜性均不同程度導致了企業家的過度自信。企業家的認知偏差是個體和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Schade(2007)認為創業是為達到預期目標有目的地努力控制過程的行為。企業家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的理解所做出的。通常企業家會高估他們控制事件的能力，從而導致其過度自信。
(二)高管過度自信的度量標準
國外學者認為，風險規避的高管或對公司未來信心不足的高管會過早執行期權。因此，Malmendier和Tate(2005)首先確定行權期內CEO應該行權的最小基準價格百分數，然后以符合3個指標中的一個確定高管存在過度自信傾向，即CEO是否較基準的行權時間推遲行權，CEO是否持有期權到期滿的前一年，是否習慣性的在樣本期的前五年買進公司股票。之后，U1tike等(2005)在度量過度自信時也采用了類似的方法。Oliver(2005)以消費者情緒指數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密歇根大學通過電話訪問調查公眾對當前及預期的經濟狀況的個人感受，并以此為基礎編制成指數。Rayna Brown和Neal Sarma(2007)用媒體的報道作為度量高管過度自信的變量。通過搜集主流商業媒體是如何評價同一時期每個企業的高管的資料，找出5個基于性格因素模型搜索特殊的性格特征。
盡管人們采用各種指標來衡量過度自信。但是由于心理特征的隱蔽性無法采用單一指標全面刻畫刻心理特征，所以度量標準還在不斷探索中。
(三)高管過度自信與投資支出的相關性研究
1、兼并和收購。由于行為公司金融理論起步較晚，人們對于過度自信的研究尚少，最早做這方面研究的是Lvs和Vin-cent(1995)，他們采用案例研究將過度自信引入NCR和AT&r的并購決策中，證明了并購中的價值毀損與管理者過度自信有關。之后Roll(1986)通過研究表明管理者的傲慢自大(Hubris)會導致企業并購失敗。他認為，成功的收購公司往往對收購后的協同效應感到樂觀和過度自信。而忽視收購中的贏家詛咒。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會導致過度的兼并和收購，甚至于收購完成后，收購公司和目標公司的總體收益為零。近些年，Malmendier和Tate(2003)繼續對這一問題進行的研究表明，樂觀的CEO傾向于進行更多的兼并，特別是具有更多不確定價值的分散化收購，而且這種樂觀主義在股權融資依賴度高的公司更為明顯。
2、實際投資。在公司的起步階段。創業期的高管一般都伴隨著樂觀主義和過度自信。Cooper,Woo和Dunkelberg(1998)發現，68％的企業家認為他們的啟動投資比其他競爭者更有可能獲得成功，僅有5％的企業家認為他們可能遭遇到失敗，而事實上有75％的企業壽命不到5年。另外，在法國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結論：Landier和Thesmar(2004)通過對法國企業的研究發現，企業家經常低估公司啟或后的任務。在啟動階段，有56％的企業家認為在未來是有發展前景的，只有6％認為可能經歷困難。在公司的成熟發展階段，學者研究發現公司高管同樣存在過度自信傾向，并且是通過自由現金流對投資的影響而產生影響的。傳統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和自由現金流假說都在各自的觀點中解釋了企業的投資決策問題。但是兩者對于自由現金流在企業投資決策中的作用是持相反觀點的，而過度自信理論卻通過自由現金流對投資的影響做出了比較好的解釋。Heaton(2002)通過一個兩期決策模型率先論證即便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很可能導致企業投資扭曲。他認為樂觀的經理人覺得資本市場低估了公司價值，從而拒絕利用外部融資投資于凈現值為正的項目；但同時高估項目收益，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項目。越樂觀的管理者越想承擔更多的項目，越不愿意用外部融資；越好的投資項目，承擔的投資不足成本就越大。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總是在基于自由現金凈流量的投資不足與投資過度中權衡。Mal-mendier和Tate(2005)搜集了福布斯500強477家企業1980-1994年間的CEO個人投資組合和公司投資決策的面板資料，測試了過度自信假設，發現過度自信的CEO的投資對現金流更加敏感。這樣，當他們有充足的內部資金時會破壞資本市場規則或者公司治理機制而過度投資：但是當需要外部融資時就會減少投資，因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認為市場低估了企業價值。這些現象在股權依賴嚴重的企業中表現尤為突出。Yueh-hsiang Lin(2005)以臺灣的上市公司為樣本，以高管利潤預測為高管過度自信變量，檢驗高管過度自信與投資決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在財務約束越強的公司，過度自信的高管比不自信的高管更容易執行高度敏感現金流政策。
二、國內文獻的研究分析
國內對于行為公司金融理論的研究
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尚不成熟，即便如此，國內學者依舊對高管過度自信下的上市公司投資決策進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郝穎(2005)等人對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決策行為進行實證檢驗，認為同適度自信相比，高管人員過度自信不僅與投資水平正相關，而且投資對現金流的敏感性更高。因此，在我國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權安排和治理結構下，過度自信高管人員在公司投資決策中更有可能引發配置效率低下的過度投資行為。王周偉(2006)利用我國上市公司經理人自信指標，探討了經理人自信對公司投資的影響。其研究表明，隨著財務約束程度的不同。經理人自信對投資的推動作用是變化的，具有“U”形曲線效果。汪德華、周曉艷(2007)在行為經濟學相關進展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從管理者過度自信角度解釋企業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現象的模型。利用這一模型，綜述了行為公司金融理論對企業投資扭曲行為進行解釋的相關理論和實證文獻，并將這種解釋和傳統的信息不對稱及觀點進衍了比較。王霞、張敏和余富生(2008)通過對A股上市公司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傾向于過度投資，并且對融資活動的現金流敏感性較高，而對經營活動現金流的敏感度不明顯，并從我國資本市場的異象和制度背景解釋了該問題。葉蓓(2008)在博士論文中研究了存在道德風險和不存在道德風險下的過度自信與投資一現金流始終呈正向相關關系，并解釋了企業投資非效率與過度自信的相關關系。
三、研究述評
近20年來。國外不少專家、學者從財務影響因素和非財務影響因素兩方面致力于探討投資問題的復雜結構，主要是想探討以下問題：哪些因素會影響企業投資?投資會影響企業內外哪些方面?這些影響的原因、方式、程度和相互關系又怎樣?應如何設計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來規范企業的投資?在我國經濟的轉型發展中。受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的制度等方面的影響，上市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尤其是過度自信)的現象普遍存在，行為偏差導致上市公司的投資決策行為出現與傳統經濟學推論不同的異象，因此，將管理者心理因素引入投資模型的研究中顯得尤為必要。
但是在現有的我國研究中。對于過度自信對投資決策的影響研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
在我國的過度自信研究中，方法和模型主要來自于國外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套用我國的數據對國外相關研究理論的驗證。同時，在國內的研究中，過度自信問題大多是針對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交易行為的影響研究，對公司投資決策的研究集中于理論。實證研究較少。
過度自信這個心理學變量很難通過經濟指標來準確衡量，各種替代變量無法準確體現其意義，特別我國資本市場的特殊性使得目前指標衡量的過度自信不具有代表性。
創業對經濟發展相當重要（Shane & Venkataraman， 2000）。中國的創業活動正處于活躍狀態，新一輪的創業正在形成。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創業企業的失敗率卻高達70%以上，平均企業壽命不足三年，七成企業活不過一年。創業成敗，固然與企業外部環境等諸多要素相關，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創業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創業者本身的特征、素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起決定性作用。
創業者的過度自信一般會被認為是創業中的謬誤，這種認知謬誤需要被矯正以增加個體的存活幾率（Moore & Small，2007）。關于創業者的過度自信雖很少在文獻中出現，但很多會導致適應失調的結構性因素已被文獻介紹。正如蘋果公司的創立初期，很多人并不認為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的電腦會成功，所以最初的創業資金來自個人，并基本上沒有投資，但兩位創業者卻堅持了下來，并以超乎人們的想象的將一個新科技的創業公司培養壯大，從這個角度來看，正因為他們的非理性或者對自己的“過度自信”成就創業的成功。
基于此，本文將探討影響創業者過度自信的相關因素以及對這一概念進行深度解析，從而加深對創業者自身特質的認識，為創業成功提供理論依據。
二、 創業者過度自信內涵
目前學者們主要針對過度自信的定義給予了一定研究，無論從心理學還是管理學角度，給予了不同的詮釋，近些年來，學者們也逐漸開始關注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并且也發現了諸多創業者過度自信的證據。
Palich和Bagby（1995）研究發現創業者在決策時會有認知偏差，Buzenitz和Barney（1997）研究了創業個體與非創業個體之間哪一方的認知偏差更為嚴重。在這兩個關于創業者認知偏差研究之后，Simon等研究認為創業者有比職業經理人更加嚴重的過度自信。之后，創業者的過度自信行為成為經濟學、管理學以及心理學的熱點話題。
Stebro和Jeffrey（2007）認為記憶的偏差以及對外界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了創業者過度自信的產生。很多創業者屬于初次創業，缺乏必要的適應創業環境與相關知識的能力，僅僅憑借原工作或者生活中獲取的能力而運用到創業中，而這樣的行為很容易引起過度自信。同時，人們更喜歡利用原有的知識來指導自己未來的創業，從而證明自己行為有誤的證據就會短缺，所以這樣的偏差也是導致過度自信的另一個來源。最后，人們都是有懶惰思維的，傾向與讓證據來驗證自己的假設和判斷，這種驗證性的偏差也會導致過度自信。同時，他們認為在復雜的創業環境和變化的環境下，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會更加的明顯，但是也有學者認為在困難的創業環境中過度自信的作用會更大。
所以，眾多的學者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源于對環境的認知偏差，并且Camerer（1999）通過實驗驗證了在復雜和不確定的環境下，創業者的過度自信表現的更為突出。Haselton和Daniel（2006）認為過度自信成為唯一的驅動創業者行動的認知點。事實上，不確定類型的不同，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和對風險的感知態度存在明顯差異。Debondt和Thaler（1995）認為過度自信是個體決策判斷和能力判斷上的誤差，而這一點也被應用到創業者身上。Simon和Houghton（2003）研究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是對自己所創企業的過高評價，去投資那些不可盈利的機會，以及高風險產品創新。所以，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指向的是對于自身能力的估計，而不是認為自己會成功的假定。我國學者高維和（2011）研究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屬性屬于決策或者能力的判斷，出現的狀態包括環境復雜性、動態性等，并且會隨著環境和任務的變化。
綜上，本研究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見圖1）：
（1）創業者會緩慢適應自己所面臨的創業環境。例如由于認知的偏差，創業者對自身的行為不會因為所得到的負面評價而立即調整。這是由于創業者在面臨創業慣例（Routine）或行為準則時所給與的不同解釋，也可能是由于自身的稟賦和資源讓該創業者不在乎負面經驗而挑戰新穎或高風險方案，資源和稟賦很高也可能讓該個體減緩其適應速度，因為負面經驗對其不過九牛一毛。如劍橋大學累積的聲譽讓其更可能容忍其體制內的“傻子創業者”。這些傻子就算失敗，對劍橋大學聲譽也相對無所損傷。
（2）創業者對創業問題的失真適應，例如創業者硬把負面評價做出其他解釋。創業者的價值觀越傾向以成敗論英雄，所以創業者在適應過程中越可能被誤導，而使得其創業任性就越高。只關心成功者的作為與其高績效的關系很可能導致因果關系的誤導，而對結果的失真反贏導致了創業者過度相信自己的創業項目與未來的成功。媒體、創投與部分天真的社會科學家們傾向渲染這樣的成功，并將遠見、堅持不氣餒的標簽附在這樣的好運上。
（3）創業者對自己創業過程的“差勁記憶”。創業者有時候的記憶像一團糨糊：他們一朝被蛇咬，卻不會像正常人般十年怕井繩。創業者會謹依過去經驗行事，但是可能會對自身的創業或創業有阻力。如果創業者謹記這些負面經驗，很可能讓個體不愿嘗試創新機會。相反的，若個體對過去負面經驗一笑置之，則該個體更可能嘗試新穎或高風險方案，更可能發展成具有突破性的創新。差勁記憶雖更可能讓個體發揮傻勁而挑戰突破式創新，但也可能讓該個體重蹈覆轍而面臨短期覆滅。
創業者的絕大多數的成功或失敗都是能力、方案屬性和運氣交互運作的結果。創業者或者其他人在判斷事件成敗原因時卻有相當多的錯誤，從而創業者或許不能正確的看待自身能力在成功中扮演的角色。相反在面臨失敗時，創業者更傾向將原因歸咎于外界因素或者自身運氣不濟；面臨成功時，創業者更傾向將功勞歸因于自己。由于對于方案的歸因與經驗是一個累積過程，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更容易讓成功的累加成功，讓失敗者持續的失敗。前者使得個體容易將穩健方案的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能力；而后者使個體容易將失敗歸因于方案屬性和運氣，兩者都將使人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并導致過度自信。所以過度自信是一種記憶的曲解，但將更可能使的個體忽視方所伴隨的負面經驗，而堅持“人定勝天”。
所以，低水準的過度自信可能導致個體采取穩健或已知的方案，高水準的過度自信則可能讓個體挑戰新穎或高風險的方案。一般而言，穩健和已知方案會導致短期較高的績效和個體較高的存活率，但長期可能導致個體及系統的毀滅；新穎或高風險的方案則會導致短期較低的績效與個體較低的存活率，但有助于系統創新和長期的延續。同樣，過度自信水準會因大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對創業者的好壞影響不能一概而論，應該具體分析其帶給創業者的不同影響。
三、 過度自信對創業者的影響分析
正如Simon等（1999）所論證的，過度自信在創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uzenitz和Barney（1997）認為創業者比公司的經理人過度自信表現的更嚴重。Simon和Houghton（2003）認為經理人在對產品的描述中展現出更高的過度自信水平，這會為企業的經營帶來更多的風險或者影響成功。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有壞的方面，同樣有好的方面。
1. 壞的方面影響。Geers和Ensley（2006）認為過度自信的創業者多半有不切實際的期望，他們對一些別人認為的負面因素不去重視，在此基礎上做出有所偏差的決策。同時，這些創業者往往認為自己的能力要高于身邊的人，那些對身邊人的約束并不適用與自己，這樣將會導致這些創業者面臨了更加不確定、不熟悉和復雜的環境，從而對創業造成更大的難度。高維和（2011）認為很多創業者的失敗源于對復雜環境的簡易處理。
Gibson和Sanbonmatsu（2004）認為過度自信的創業者易于將公眾認為的負面信息視為正面的，從而對這些負面信息敏感性下降，不能去分析什么是創業的正面或者負面的因素的原因，如果創業者能維持合理的理性水平，其所作的決策會更加的現實。創業者會對自身所用的知識和能力、或者對創業的未來預測有著或高或低的過度自信，這種自信水平導致了創業的失敗可能的增加。因為創業者認為自己擁有創業成功的基本能力以及比別人優秀的地方，所以他們會去從事高風險的創業項目（不去按部就班的工作），從而導致失敗率在增加（Bernardo & Welch，2001）。
綜上，過度自信的創業者往往被他人認為有著不和實際的觀點與看法，他們不會看重一些公認的負面信息，甚至對自身能力有著理解偏差。那些從理性角度被認為創業成功的必須條件，在其看來自身已具備或者認為其并不能影響自身的創業，這種情況導致了其容易被所謂的正面環境所鼓動，使其對自己的創業行為盲目的堅持，他們不會從注定失敗的項目中退卻，從而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和失去競爭優勢。所以，由于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會干擾科學的判斷與決策，進而導致新創企業的失敗和創業者的萬劫不復（Stebro，2003）。
2. 好的方面影響。研究表明，對于創業者來講，隨著時間的不同其過度自信的程度與狀態會有所不同。如果說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企業的失敗，但是這種失敗從長遠來看并不一定沒有好處，例如馬云在嘗試創業項目若干次以后才找到了正確的方向。Kahneman和Lovallo（1993）認為從社會整體來講，這是由于這些“過度自信”者的前赴后繼的犧牲，才在創業中種下了成功的種子，增加了創業群體的存活幾率。所以，創業者過度自信的探索，可以為創業群體帶來正的外部性，帶來更大的社會效益。從社會整體來看，這因為過度自信的不斷嘗試，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科技的創新和人類文明的進步除了在創業中，過度自信者對一些創新項目也有著正向的影響，為企業創造了價值。所以，很多成功的案例表明，正是由于這些過度自信創業者的苦心經營，使得一些在外人看來不能成功的項目得以實現，獲取了一定的令人驚訝的創業，達到了一個個不可能的創業神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度自信好的方面是帶給了創業者一味的韌勁，讓其去完成所謂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這樣的背景也是創業者面對不確定環境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本文認為正因為過度自信這樣的作用，就不能否定其帶給創業者有利之處，這也正是本文需要進一步論證的，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多一點則導致失敗，少一點則創新不足也不能成功，其存在一個最優的水平。
3. 其它方面。學者們認為過度自信在創業決策中起到了較大的影響作用，會影響到創業者的態度以及創業的意圖。Fitzsimmons和Douglas（2005）研究發現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水平越高，創業意圖越明顯，并且過度自信可以作為創業能力與創業意圖的調節變量，也即過度自信水平越高，創業能力與創業意圖的關系越明顯。
所以，綜合上面的一些特征，可以總結出過度自信的結構性解析，見表1，從其屬性、前因、出現狀態、特點以及影響等方面來看，創業者的過度自信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對創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特點會隨著環境和任務而變化。
創業者過度自信的特征可以說是在眾多的創業者身上所體現，創業者們從最初的放棄優厚待遇的工作去創業，到對未來上市的過分樂觀，再到困難后依然對未來充滿自信，都可以看出創業者過度自信的一些特征。但是我們發現，縱然前期的自信讓他們投入到創業中，但是也為那些中途退出的人員感到了自信帶來的劣勢，因為創業并沒有達到這些人的預期目標，所以他們退出了，中間所損失的不僅僅是機會成本，也有創業困難帶來的苦惱與傷心。但是最終那些成功者，當他們回顧自己創業歷程時，很多也都會為自己當初那些匪夷所思的決策而吃驚，但正是由于這些決策蔡導致了他們現在的成功。整體來講，過度自信是雙刃劍，但卻是創業必不可少的。
四、 結論與展望
傳統意義上認為創業者的過度自信對創業來講是起到了負面作用，創業者往往只有完全理性的條件下才能成功，但是現實中卻有很多過度自信者一開始被人們所質疑，而后期達到的效果卻出人意料。所以本文從過度自信的本質出發，對相關概念進行了解析，認為過度自信在促進創業中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所以創業者需要一定量的過度自信，那些充滿自信并堅持下去，運用比較適合的創業方法和技巧，可以得到最后的創業成功。過度自信在創業成功中有著重要地位的，并且會和其它要素交互，相互影響，最終決定創業者是是否成功。
過度自信概念其實不假外求，過度自信的實例其實并不鮮見，從中國古時候的“愚公移山”的神話故事，到現如今喬布斯、馬云等創業的故事，他們的過度自信都包含了對所創事業的與眾不同的砍伐和認識，這些個體從某種程度上高估自己的創業能力、知識范圍與對未來的預測方向，以及對創業風險的漠視。即使他們遇到風險，也不會像常人那樣放棄已做的事情，從而影響了最終的成功，這也是過度自信正面的影響。
本研究改變了傳統理論的一些流行看法，認為創業者應該不完全理性，也許可以獲取更大的成功。當今主流商業媒體都強調高適應力、高彈性以及快速學習的重要性。本研究重拾了中國文化的傳統智慧，強調緩慢適應、失真適應與差勁記憶等過度自信特征，這些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創業成功、社會長期繁盛之路。
所以，針對創業者的過度自信行為清晰的研究對實際應用具有一定裨益。例如，了解導致創業者過度自信的因素，企業家將更有效檢視自己是否過度自信及其程度如何，從一定意義上增加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了解導致個體過度自信的因素，有助于創業投資的相關組織可以較為有效的對創業項目進行評估，并對案例有針對性的給出建議；最后，了解導致社會過度自信的最優水平的因素，政府及各級管理單位將更可能提出適當的科技政策，以期達到更高的社會福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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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7067 2071）。
關鍵詞：過度自信；企業投資異化；過度投資；投資不足；并購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260(2009)05-0134-07
很多企業的投資呈現出異化現象，如過度投資、投資不足、投資短視行為、盲目并購等，這已經為眾多研究所證實。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傳統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設的理論(如信息不對稱理論、委托理論)已不能很好地解釋這種投資異化現象，為此，人們開始從有限理性假設出發構筑新的理論。其中，從管理者過度自信角度所進行的研究是近年來剛興起的一個熱點問題，側重于研究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投資異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價值損毀問題，從新的角度詮釋了企業投資異化，為理論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為實務界提供了新的決策依據。從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國內的相關研究更是寥寥無幾。本文試圖對國內外主要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以資借鑒。
一、過度自信的特征及其在企業管理者中的表現
過度自信是心理學的一個專業術語，是指人們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敗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 al，1973；Langer，1975)。過度自信這一心理特征是心理學家們首先發現的。大量的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人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例如，Weinstein(1980)的實驗研究發現，受試者們普遍認為自己在將來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能活過80歲等積極的方面的可能性要超過別人，而很少有人認為自己在將來會經歷離婚、得癌癥等不好的事情。Sevenson(1981)在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的一份研究中發現，82％的受試者認為他們的汽車駕駛水平在前30％以內。這種“優于平均水平”(better-than-average)的心理特征被其他許多研究證實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Alicke，1985；Taylor，etal，1988)。
在管理學領域，許多研究發現，企業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眾。Cooper等(1988)對美國企業家的調查顯示，創業企業家們認為別人的企業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則高達81％。其中，只有11％的人認為別人成功的概率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為100％的高達33％。這說明創業企業家們普遍存在著過度自信心理。但后續研究卻發現，這些被調查企業中有66％以失敗告終。Landier等(2009)對法國企業家的調查得出同樣的研究結論。在成熟企業，這種過度自信特征也很普遍。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國能源行業設備投資情況，他們發現，企業管理者們往往非常樂觀地低估設備投資成本，而實際成本往往是他們所預計成本的兩倍以上。Statman等(1985)調查了其他一些行業，發現管理者們在成本和銷售預測方面普遍存在過度樂觀。
心理學和管理學領域的這些研究發現為本文所要回顧的研究主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正是以此為基礎，研究者們才有可能考察管理者過度自信這一心理特征對企業投資及其他財務問題的影響。
二、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理論研究
從國內外現有文獻來看，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二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并購行為。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從理論研究開始的，早在1986年，Roll在他開創性的論文里就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為是”(Hubris)假說①，分析了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影響，但在隨后的十幾年內，該研究并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直到最近幾年，人們在逐步開始認識到該文的重要性。
Roll(1986)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會高估并購收益，而且相信并購能帶來協同效應，從而會使得本身不具有價值的并購活動得以發生。他進而根據該理論作出了一些預測：(1)當一個未預期的并購被宣布時，目標企業的股價將上漲；如果并購最終未能成功，股價又會跌回原來的水平。(2)如果并購是未預期的，而且未包含并購方的任何額外的信息，當并購被宣布時，并購方的股價會下跌；如果并購最終未能成功，并購方的股價又會上漲；如果并購最終實現，股價又會下跌。(3)并購完成時，被并購企業價值的增加額會被并購企業價值的減少額所抵消，即并購并不會帶來財富的增加，并購所發生的費用構成最終的凈損失。Roll沒有直接去驗證他的理論，而是通過回顧其他人所得到的實證研究結果間接地證明這些預測是正確的。
Heaton(2002)是繼Roll之后的第二篇經典性論文，該文提出了一個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投資異化模型，該模型將管理者過度自信、自由現金流變量結合起來，推導出在不同的自由現金流下，管理者過度自信會分別導致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具體結論如下：(1)一方面，樂觀心理會使得管理者認為有效的市場低估了企業的風險證券，因而他們會偏愛企業內部資金。當企業依賴于外部資金時，管理者有時寧愿放棄一些凈現值為正的項目，也不愿意從外部融資，因為他們認為外部融資成本過高，這樣會導致企業投資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自由現金流能充當“拯救者”的角色，糾正這種投資不足。(2)另一方面，樂觀的管理者會高估投資所產生的現金流，從而高估投資項目的價值，一些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可能會被他們誤認為具有正的凈現值。在自由現金流匱乏的情況下，樂觀的管理者會放棄一些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
Gervais等(2003)發展了一個資本預算模型，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政策的影響以及股票期權計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們的結論如下：(1)理性的管理者是風險規避型的，在沒有獲得關于一個投資項目確切、完備的信息之前，他們不會實施該項目，即使這些項目會為股東帶來最大化的價值，從而造成股東的價值損失。在這種情況下，股票期權能緩解這一問題。(2)管理者適度自信對股東來說是好事，因為一方面他們是忠誠于股東的，不存在問題，從而不需要額外的激勵；另一方面，他們是一定程度的風險偏好者，能投資那些具有正的NPV的項目，為股東創造價值。(3)對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來說，股票期權計劃不僅不能緩解因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導致的過度投資問題，反而會使問題惡化。
Xia等(2006)基于實物期權框架，提出了一個管理者過度自信條件下的動態并購模型。他們通過該模型證明：(1)如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別嚴重，并購所帶來的市場回報通常是正的；(2)如
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很嚴重，并購企業的市場回報是負的；(3)如果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或產品競爭程度較低，并購企業的市場回報狀況依賴于該企業的規模；(4)競爭會降低并購企業的回報，但會增加目標企業的市場回報。
從這些理論模型來看，它們的結論簡單明了，便于進行驗證。事實上，這些結論基本上都被后來的實證研究所證明，這一點可以從下文的分析中看出。
三、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實證研究
自Roll(1986)正式開創管理者過度自信條件下的企業投資研究以后，一直沒有直接的實證研究對其進行驗證，其原因可能是該理論在當時未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難以找到合適的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變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回顧相關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變量。在此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這類研究中一般將管理者定義為CEO，但也有個別研究將其定義為CFO。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變量的構建
1 CEO持股狀況。這類變量首先由Malmendier等(2005，2008)提出，具體又分為三個變量：(1)當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權時，如果在這5年內至少有兩次機會通過轉讓可以獲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轉讓，則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2)如果CEO將期權持有到期而不轉讓，則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3)如果在樣本期間內CEO所持有的本企業的股票數凈增加，則也認為他是過度自信的。郝穎等(2005)、王霞等(2007)的研究都采用了上述三種變量中的第三種。
2 相關的主流媒體對CEO的評價。這種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關研究中應用最廣的方法之一。該方法首先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們搜集了《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對樣本公司的CEO的各種評價，然后將這些評價分為六類，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點負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負面的但有一點正面的、完全負面的、沒有評價。他們分別賦予上述六類評價3、2、1、－1、－2、0的分值，然后將每個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分值越高說明越過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8)對這一方法進行了修正，他們將主流媒體的評價分為五類：(a)自信；(b)樂觀；(c)不自信；(d)不樂觀；(e)可靠、穩健、務實。然后以此為基礎設置了一個啞變量，如果a+b>c+d+e，則取值為l，說明管理者是過度自信的，否則為O。Brown等(2007)則采取比例的形式來衡量，他們將主流媒體的評價分為三類：(a)自信；(b)樂觀；(c)可靠、穩健、務實、不自信。然后用(a+b)／c來衡量CEO的過度自信，比例越大，說明越自信。Hribar等(2006)、Jin等(2005)等研究中都采用了這種衡量方法。
3 企業盈利預測偏差。該方法首先由Lin等(2005)提出，他們認為，過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預測時一般會有偏高的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預測是否偏高來衡量過度自信。具體做法是：如果“預測值一實際值”大于0，則說明預測值偏高，反之則說明偏低，如果在樣本期內偏高次數多于偏低的次數，則說明CEO是過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王霞等(2007)的研究借鑒了這一方法。
4 CEO實施并購的頻率。該方法由Doukas等(2007)提出，他們認為，CEO越自信，他發起的并購次數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Malmendier，et al，2008)。因此，他們將樣本期內發起的并購次數多于5起的CEO確定為是過度自信的。
5 CEO的相對報酬。該方法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們認為，CEO相對于公司內其他管理者的報酬越高，說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過度自信。他們用CEO的現金報酬除以現金報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報酬來表示。
6 并購企業的當前業績。該方法也由Hayward等(1997)提出，用“(并購前12個月內股票價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價格”表示。這一方法根源于一個研究結論：企業的歷史業績越好，管理者越容易過度自信(Cooper，et al，1988)。
7 企業景氣指數。該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們以國家統計局定期公布的企業景氣指數為基礎，如果景氣指數大于100，則說明企業家是過度自信的，景氣指數小于100，則說明企業家是悲觀的。他們以4個季度的行業景氣指數的平均數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
從上述幾種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這些衡量方法的主觀性較強，噪音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懷疑的。在以中國證券市場為基礎進行研究時，找到合適的替代變量難度更大。以第1種方法為例，國內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才剛剛起步，不具備研究所需要的條件，雖然其中第(3)個變量在國內勉強可以應用，但《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所持股票只能在離職或退休六個月后才能出售，這顯然會影響該變量的有效性。相對而言，第3種方法可能比較可行，因為中國證券市場也有盈利預測制度，會存在相應的盈利誤差。
(二)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
前已述及，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二是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并購行為。為了研究的方便，本部分將這兩個方面分開進行分析。
1 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
Malmendier等(2005)對Heaton(2002)的理論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首先開創性地用前述第1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并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發現：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資和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越高，說明在現金流充足的情況下，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心理會造成過度投資；而在現金流缺乏的情況下，又會造成投資不足。此外，他們還發現，對于權益依賴型企業來說，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投資現金流之間敏感性的影響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類似的方法用臺灣的數據進行了檢驗。他們用前述第3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在內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資更多；(2)當融資約束程度更大的時候，上述兩者的投資差距更大。
在本文所回顧的文獻中，幾乎所有實證研究都將管理者定義為CEO，而Ben等(2007)則是例外，他們將管理者定義為CFO，考察他們的過度自信所帶來的財務政策的變化。他們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來確定CFO是否過度自信，發現過度自信的CFO會進行大量的投資，并且大量通過負債融資的方式籌措投資所需的資金，同時，為了保留更多的內部現金流用于投資，他們也很少支付股利。
中國也有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郝穎等(2005)用第1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內部人控制因素對投資與經營現金流的敏感性的影響程度超過了過度自信因素。
王霞等(2007)則采用第1和第3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董事長)過度自信，他們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過度投資程度越大，但管理者過度自信并不影響投資和自由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而是影響投資和融資現金流之間的敏感性，過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類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越偏好內部投資，而且越容易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
2 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并購的影響
1997年，有兩篇論文試圖用實證的方法對Roll(1986)的“自以為是”假說進行檢驗，但因為方法上的問題影響了論文的質量，幾乎沒有形成什么影響。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們沒有直接用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間接的辦法，研究企業并購和內部交易(Inside Trading)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那些沒有成為并購目標或最終成為善意并購目標的公司的管理人員在內部交易中能獲得顯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終成為敵意并購目標的公司的管理人員則基本上沒有獲得收益。據此，他們推斷：管理人員之所以會拒絕并購要求是因為他們很自信，認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別人手里更有發展前景。顯然，他們的這一推斷有些武斷。
其二是Hayward等(1997)。這一研究要強于前者，他們直接檢驗了并購和管理者過度自信之間的關系。他們用第2、5、6類變量以及根據這三類變量通過因子分析得到的新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管理者越過度自信，他們所實施的并購的溢價程度就越大。并購會為股東帶來財富的損失，管理者過度自信和并購溢價之間的關系越強，這種損失程度也越大。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總的來說做得比較粗糙，這也許是它未產生什么影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一領域具有較大影響的是Malmendier等(2008)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和企業并購的實證研究。在該研究中，他們采用第1和第2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發起并購，而且絕大多數是多元化并購；(2)對于權益依賴程度越低的企業，過度自信的程度與并購發生的可能性之間的相關性越顯著，也即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過現金或債務融資的方式發起并購，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們企業的價值被市場高估；(3)相對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發起的并購會引起市場更強烈的負反應。這些結論表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確實會影響企業的并購行為，造成大量損毀價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購行為發生，為企業帶來損失(Malmendier，et 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類似結論，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發起的并購會帶來負的市場回報。
Doukas等(2007)采用第4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發現：(1)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實施的并購會為股東帶來正的市場回報，但程度要低于非過度自信管理者實施的并購，從長期業績來看，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實施的并購表現很糟糕，這一結論不同于其他類似的研究；(2)高頻率的并購比低頻率的并購業績要差，說明管理者傾向于將以前的成功歸功于自身的能力，從而造成過度自信，進而在過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發起更高頻率的并購。
Brown等(2007)則提出，不僅管理者的過度自信心理會影響企業的并購行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 or power)也能對企業的并購行為產生影響。所謂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將他們的計劃或想法付諸實施的能力。在該項研究中，他們用第2類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同時用管理者的報酬額除以企業總資產的對數來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們用澳大利亞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管理者的上述兩種特征程度越大，并購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強，越易實施多元化并購。
四、評價與展望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將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投資異化問題的特點大致歸納為如下幾點：
(1)基于完全理性假設的理論認為投資異化源于管理者或股東等參與者的自利心理，但許多研究發現人們在現實中往往會表現出“利他”等傾向。對于企業管理者而言，他們往往會認為自己是忠于股東并積極為股東創造價值的，換言之，他們和股東的目標是一致的。這樣，傳統的激勵機制就不能解決這種投資異化問題，相反，按傳統的激勵機制可能會加重這種異化行為。例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收益而低估損失，他們所選擇的投資項目很多是損毀價值的。如果我們根據傳統的激勵理論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貨幣性質或期權性質)，他們會更積極地為股東尋找更多的投資機會，從而造成企業投資于更多的損毀價值的項目，加重投資異化的程度。因此，這方面的研究為改進激勵機制提供了依據。
(2)從現有文獻來看，雖然這一主題才剛剛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幾乎是一致的，這在財務學研究領域還是不多見的。幾乎所有的研究結論都顯示，一般情況下，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特征都會帶來不好的影響，包括過度投資、投資不足、過度并購、通過并購造成股東財富的損失等。這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不僅普遍存在，而且確實會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從理論和實踐來看，這都是很有意義的。但換一種角度來看，結論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論的發展，只有更多的爭辯才能開拓更廣闊的空間。我們不能排除這類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維定勢”的影響，人云亦云，這需要在將來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進。
(3)國內的相關研究還較少，而且大多是關于國外相關理論的介紹與歸納，缺乏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特點進行的研究，特別是用中國的數據所做的經驗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一領域才剛剛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證券市場還不完善，與國外發達的證券市場存在較大差距，使得相關的數據難以獲得。例如，在這一研究領域，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度量是一個關鍵的問題，但從我們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來看，在中國難以得到很好的應用。這就需要我們去尋找更適合中國國情的度量指標。
最后，關于未來的研究方向，我們認為有如下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1)將這一研究拓展到更廣的領域。從現有文獻來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的影響方面，實際上，企業不同的財務問題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例如，現有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過度投資，這必然會影響企業的融資方式和策略以及企業的分配政策等問題。Ben等(2007)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值得我們借鑒。近年來出現了幾篇有價值的文獻，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盈利預測的影響以及由此進行的盈余管理行為；Jin等(2005)研究了過度自信和稅負對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響；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過度自信所引起的企業激進負債問題。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鑒價值。
(2)從中國企業高層管理者特有的行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進行研究。西方已經發現的企業管理者普遍存在的過度自信、過度悲觀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國企業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沒有研究證實，因此，研究中國企業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為文化與制度各方面的差異，中國管理者的心理可能會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發，現了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決中國企業投資異化問題的鑰匙。
關鍵詞： 管理者; 過度自信; 財務決策
傳統的公司財務理論都是以理性經濟人為研究假設。然而，它們沒有考慮公司參與主體的心理因素（如過度自信、樂觀、厭惡等）對公司財務決策產生的影響。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經濟市場中出現了很多傳統公司財務理論無法解釋的決策行為，學者們開始嘗試從新的視角對這些問題提出闡釋，其中對人們在判斷決策過程中產生的諸如樂觀、過度自信等認知偏差的研究受到學者們的青睞。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維斯基（Tversky）將心理學和經濟學研究有效地結合，揭示了在不確定條件下人們如何進行判斷和決策。經過30多年的發展，行為公司財務學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學者們以人們在決策過程中的實際心理特征為變量來探討管理者的非理，特別是過度自信行為企業財務決策影響（Baker et al，2004）。
目前，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財務決策研究的文獻相對零散，因而文章回顧和梳理了國內外有關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財務決策影響的研究文獻，不僅豐富和完善了現代行為財務學理論，而且對當前研究的不足和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進行了探討。
一、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融資決策
傳統公司財務學主要是基于資本結構理論來研究企業融資決策，其中資本結構理論是以Modigliani和Miller（1958）提出的MM理論為開端，隨后學者們逐步放寬MM理論模型的假設前提，不斷創新和發展資本結構理論。Myers和Robichek（1966）提出了資本結構的權衡理論，為進一步解釋破產成本和所得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提供解釋。除此之外，有關學者進一步提出優序融資理論，即企業如何實現最優的融資渠道，使企業資本結構處于最佳的狀態（Myers，1984）。
然而，眾多學者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視角進行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會高估外部融資成本和項目收益，傾向于選擇較高的負債水平，這一現象則與傳統的資本結構權衡理論相背離。Oliver（2005）在進行實驗研究時發現，企業管理者自信程度越高，企業的負債水平隨之提高。Hackbarth（2008）利用數據模型驗證，發現在權衡負債融資相關的收益和成本時，管理者會選擇高比例的負債水平。國內學者姜付秀等（2009），江偉（2011）等也進行相關研究并得出一致結論，即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選擇更高的負債比例。
綜上，管理者的非理會對企業融資決策產生一定影響，并且能夠一定程度上解釋傳統財務理論無法解釋的決策行為，有助于進一步發展融資決策理論和行為公司財務理論。
二、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決策
基于過度自信管理者對企業投資影響的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企業投資項目存在的風險和收益往往會產生認知偏差，進而做出非理性的投資決策。Heaton（2002）研究表明，當企業現金流量相對充裕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會增加投資概率，使企業投資效率較低。Malmendier和Tate（2005）采用CEO是否繼續增持股票或者是否推遲行使股票期權來度量過度自信水平，實證研究發現管理者的過度自信行為對企業自由現金流量的投資決策更為顯著和敏感。Lin et al.（2005）、Mohamed et al.（2013）等學者也分別采用不用的管理者過度自信計量方法來驗證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對企業投資決策產生的影響，也得出與上述相一致結論。
國內學者郝穎、劉星等（2005）從行為公司金融研究的視角，以高管人員在任期內的持股數量來度量過度自信，探討高管人員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張敏等（2012）年從管理者層級差異的視角進行驗證，結果表明與其他高管人員相比，總經理和董事長的過度自信對企業過度投資水平呈更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從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管理者的非理會對企業投資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使得企業的投資效率相對較低，同時多種過度自信計量方法的提出也為上述結論提供穩健型的檢驗，有助于完善投資決策理論、行為公司財務理論，并指導企業進行理性投資。
三、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并購決策
早期財務理論主要是基于并購決策所產生的收益來詮釋企業并購決策的動機，其中并購效率理論的影響力更為受到學者們的關注。Shefrin（2007）研究發現，企業管理者所支付的并購金額與并購活動產生的協同效應價值及目標企業的市場價值之和相等。但是，在現實金融市場中，許多并購活動無法創造更高的價值，甚至還損害企業價值，這類現象是傳統公司財務學所無法解釋的問題。Roll（1986）首先考察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在企業并購決策中的影響，結果表明管理者往往因過度自信而高估自身的能力，在并購過程中偏好于支付較高的金額。
從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管理者的非理會對企業并購決策產生一定影響，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而進行的并購行為，往往無法創造預期的價值。在我國，因過度自信產生的認知偏差對企業并購行為的影響還需進一步驗證和研究。
四、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股利分配決策
早期財務理論主要從股東和投資者的角度來分析股利分配政策對企業股票價格的影響。而現代行為公司財務理論學者嘗試從企業管理者非理―過度自信的視角來探討這一問題。Ben et al （2007）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傾向于使用內部資金，不愿意發放股利。Cordeiro（2009）采用媒體對CEO的評價和CEO是否推遲行使股票期權來衡量過度自信水平，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CEO不愿意支付現金股利或者支付低水平的現金股利。Sanjay et al（2013）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提出過度自信的CEO為了將來投資需求獲得更多的融資平臺往往會支付較少的現金股利。
國內學者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研究很少涉及股利分配政策，李春珍、禮海波和吳瑞娟（2010）研究結果發現，管理者的過度自信水平越高，企業發放的現金股利水平也越高。
從上述研究結論中可以看出，基于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股利分配的行為公司財務研究缺乏系統性和深入性，未來鼓勵廣大學者們在該領域進行研究。
五、總結與未來展望
自Roll（1986）開始將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財務決策研究相結合以來，對基于過度自信的行為公司財務學的研究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焦點。有關過度自信對企業決策影響的研究成果豐富和發展了行為公司財務理論。然而，上述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1）國外研究主要考察CEO過度自信對企業財務決策的影響，但整個企業高管層的過度自信與CEO的過度自信是否對財務決策影響不同？在我國上述研究是否會產生一致的結論？
（2）目前國內學者對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研究很少涉及股利分配政策，未來可以從這一領域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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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熊貓》(以下簡稱《貓》)在四川地震后不久不合時宜地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結果遭到了激進的國人的強烈抵制。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地震的發生，我們會歡迎《貓》的到來嗎?也許它仍然會被人們抗議。但《貓》最終還是在國內上演了，是民眾的力量太渺小，還是文化部的官員不夠愛國?兩者都不是。根本原因在于《貓》是在壘球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長出來的。我們無法選擇接受不接受，只有面對它。
早在世界上出現第一支冒險遠行的駱駝商隊的時候，可以說全球化已經誕生了，全球化是一種必然趨勢。一是由于我們分享著地球上共同的物理物質世界和生物世界。再者，相互聯系是整個人類內心天生的愿望。商品在流動，人在流動，思想觀念在流動，文化必然要變化。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咄咄逼人，大有稱王稱霸的勢頭，但文化霸權主義很難徹頭徹尾實現。《貓》不是霸王，也無法在中國文化中稱霸，《貓》是兩種文化融合的產物。認知同構的框架內可把《貓》解讀為旨在宣揚美文化中的兩種價值觀――美國人的自主、自立及自信的獨立精神和典型的美國武的個人英雄主義的一部廣告片。
一、認知同構原理
同構(全稱“異質同構”)是格式塔心理學的理論核心，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一詞的音譯，意為模式、組織或完型，代表人物是德國的魏特海默，卡夫卡和柯勒。格式塔心理學派認為在外部事物的存在形式、人的視知覺組織活動和人情感以及視覺藝術形式之間，有一種對應關系，一旦這幾種不同領域的“力”的作用模式達到結構上的一致時，就有可能激起審美經驗，這就是“異質同構”。正是在這種“異質同構”的作用下，人們才在外部事物和美術品的形成中直接感受到“活力”、“生命”、“運動”、“平衡”等性質。把《貓》看做是一部廣告片，可以探討其如何通過異質同構來達到宣揚美國文化的目的。“異質”分別是影片中作為本體的各種動物(尤其是熊貓)和作為喻體的美國人兩種完全不同的類范疇。“同構”關系是建立在本體和喻體在某些特征方面所具有的相似點、相似性上，這種相似點，相似性可以是物質物理層面上的，也可以是邏輯意義上的。《貓》片中異質的動物和美國人表面上沒有任何相似性或相似點，同構關系是通過邏輯意義層面的關聯嫁接的。通過這樣的認知同構方式，《貓》片的制作者實現了他們宣揚美國文化及其相關價值觀的目的。
二、認知同構框架內《貓》的解讀
《貓》片宣揚的是美國的主流文化individualism。利用Google引擎搜索該詞，出現的第一個定義是Individualism is belief in the primary importance of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virtues of self reliance andpersonal independence(一種認為個人及自主獨立精神最為重要的信仰)。在美國文化中，美國人把人看做是獨立的個體而不是國家的代表。一個美國學者曾戲謔地說美國人individuahstic到他們的每根頭發都標了數字。
1 美國人自立、自信及自主的獨立精神
這種精神與美國浪漫主義時期的超驗主義作家愛默生的思想是一致的。愛默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表達了人要自立、自信、自主的思想。這種信念不僅影響了美國文學的發展，也是美國經濟與國力強大的理論基礎。《貓》片中宣揚的獨立精神是愛默生思想的再現。“Trustthyself”是愛默生在《論自主》中對美國人發出的呼吁。影片中主要通過浣熊師傅和熊貓來說明如果缺乏自立、自助、自信會帶來的惡果進一步反正自立、自助和自信的重要性。
(1)自立、自主的弘揚
當和平谷的居民趕著去看五猛將爭奪龍之武士的大賽的時候，貓爸爸要它推著面條車好好賺一把。臺階太高太陡，熊貓無法很快地把車拉上去，路過的兩頭豬對他說：“別難過，兄弟，我們會給你帶紀念品的。”熊貓一句“不要，我要自己去買”是它不依靠他人自立精神的表現。熊貓也不缺乏自主的精神。當它被烏龜任命為龍之武士后，五猛將及師傅對其冷漠、鄙夷，打定主意要在第二天天亮之前讓它自動離開。師傅一大早發現不見了熊貓還自以為是自己的目的實現了，但熊貓的吼聲讓它大吃一驚，循聲尋去，熊貓在室外練功。熊貓留下來了，師傅和眾師哥師姐不幫自己，那只有靠自己了，習得武功，得到認可，這正是熊貓自主精神的表現。
(2)自信的謳歌
片中在隱喻自立及自助重要性的同時，一樣暗示了自信的分量。師傅和熊貓由不自信到自信，到最后打敗了太郎，這正是自信所彰顯的力量。浣熊拒絕承認熊貓是龍之武士，烏龜要它自信這一點，并且要信任熊貓，告訴熊貓它生來就是武術家。浣熊無法接受，不相信，結果是面對太郎逃出的事實，它內心無法平靜。烏龜又教導浣熊：“你不相信龍之武士(熊貓)能阻擋他(太郎)，所以太郎逃出才是壞消息，而實際上只有消息，不分好壞”，對于浣熊的不自信，烏龜又一針見血地指出：“老朋友，熊貓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你也一樣，除非你不再讓錯覺控制你。”離世之前，烏龜再次點化浣熊：“只要你愿意引導他，教育他，信任他，只要你有信心就行。”
與師傅因不自信帶來內心的不寧靜相比，熊貓的不自信招致的是五猛將和師傅的嘲弄及痛打。師傅的不自信使熊貓變得更不自信，熊貓指出：“你(師傅)自己都不信(我能贏，我是龍之武士)，你一直不相信，從我來的第一天起，你就想趕走我。”但師傅的自信還是支撐起了熊貓的自信，師傅告訴熊貓：“你要相信，真正的武士從不放棄……你能贏，因為你是龍之武士……現在你要相信你的師傅……”熊貓告訴師傅當初盡管師傅每次都向它拋磚頭，說它口臭，趕它走，讓它很傷心，五猛將也對它很不友好，熊貓之所以沒有離開而選擇留下來的原因是因為它相信有人能改變它，讓它有所不同，而那個人就是浣熊師傅，全中國最偉大的功夫師傅。熊貓的自信樹立并加強了師傅的自信，兩者在自信這種魔力的支撐下，一個悉心調教，另一個刻苦習武，最終使熊貓成了真正的龍之武士。片尾在熊貓要去和太郎決斗之時，浣熊師傅一句“you can defeat him(你有別人沒有的東西)”，更是強化了熊貓的自信。而貓爸爸“你想要做什么特別的東西，你只需要相信它是特別的”的話更使熊貓頓悟出了打敗太郎的秘 訣，它立馬轉身去迎戰并制服了太郎。所以可以說影片從頭至尾通過師徒兩個彼此的不自信和師傅的自信會加強貓徒的自信這樣的方式來強調自信在打敗太郎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性。
2 典型的美國式的個人英雄主義
在中國文化中，個人英雄主義向來是被人們反感的。個人離開了集體，是無法成為英雄的，這與中國的主流文化集體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集體主義源于周朝時期，此后的道教思想家和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又進一步對這種文化的形式進行了闡釋。集體主義強調個人對社會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強調集體力量的偉大，個人力量的微不足道。從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到古典小說再到現當代文學，集體主義一直是中國文化強力弘揚的主題。“人多力量大”就是一個體現中國集體主義文化的很好例證。
相比之下，美國是一個個人英雄主義盛行的社會，但他們的英雄主義以平民英雄居多。美國影片的個人英雄主義很濃，幾乎片片不例外，《功夫熊貓》也正是宣揚了這種思想。太郎逃脫牢籠之后，師傅無可奈何，五猛將的聯手在太郎那里不堪一擊，倒是熊貓最后單獨結果了太郎，這一情節正是宣揚個人英雄主義的最好例子。另外，五猛將的失敗隱喻了影片對集體主義的貶抑。因此可以說，和中國的英雄離不開大眾這一點相比較，美國式的英雄是單槍匹馬，所向披靡，無所不能的。
美國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在很大程度上是從清教主義而來。州對于個人英雄主義，美國人是向來不會吝嗇他們的溢美之詞的。而在中國，奴性哲學與堂而皇之的集體主義，則自然把個人英雄主義當做批判的對象。美國的個人英雄主義在今天表現為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中動不動就以老大自居，處處干涉別國事務。好像只有美國才能維持世界秩序。出席世界環境會議的一位美國官員這樣說：“…We(America)provide the leadship neededtO put all nations on a cleaner，more sustainablepath to prosperity…”∥(美國會引領著世界各國走上一條通向繁榮的更潔、更具有持續發展潛力的道路。)
關鍵詞 管理者；過度自信；投資決策；實際控制人
中圖分類號 F203.9；C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2）12-0019-07
一、 引 言
管理者過度自信被認為是解釋公司財務決策的重要因素，過度自信會導致管理者對公司財務決策的收益與風險產生認知偏差，使管理者相信公司的價值被市場低估，從而做出非理性的財務決策[1]。目前，國外學者主要研究CEO（國內可以稱為總經理、總裁等）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研究證實，CEO過度自信會導致公司投資過度[2]。我國學者則主要借鑒國外學者的方法，考察了中國情境下總經理、董事長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國內學者從不同層級進行研究得出的成果與國外學者針對CEO過度自信的研究大體一致。
在歐美上市公司中，由于股權較為分散，公司控制權主要掌握在CEO的手中，CEO在公司決策中起主導作用[3]，因此，CEO過度自信可能是歐美公司非理性財務決策的最好解釋。然而我國的上市公司多為國有企業，“一股獨大”現象嚴重，并且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多由政府指派或委任，董事長作為控股股東的代表掌握著一定的控制權，對公司決策具有重要影響。因而，對于“在中國情境下從哪個層級進行研究最佳”、“誰該為公司非理性投資決策負責”、“國有企業管理者非理性投資決策作用機制與民營企業相比有何異同等問題[4]，現有研究沒有做出回答。
有鑒于此，本文結合心理學對過度自信的判定方法，設置了董事長過度自信、CEO過度自信和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三個變量，并考慮上市公司產權性質的差異，考察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研究預期解決以下問題：①不同層級的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有何不同？哪種層級的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非理性財務決策的解釋力較強？②在我國國有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有何異同？本文試圖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來回答以上問題，力求豐富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展。
二、文獻回歸與研究假設
Heaton提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投資項目的收益、低估投資項目的風險，導致公司過度投資[5]。Malmendier等、Lin等、王霞等、郝穎等和姜付秀等研究證實管理者過度自信行為與投資水平顯著正相關[6][7][8][9][10][11]。王周偉研究表明隨著財務約束程度的不同，經理人自信對投資的推動作用是變化的，且具有“U”形曲線效果[12]。眾多學者的研究結論趨于一致，即與非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所進行的投資更多，且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從而有力支持了Heaton的結論。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1：
假設1a：與管理者非過度自信的公司相比，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公司投資支出更高。
假設1b：與非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過度自信管理者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
并購是公司重要的投資行為之一，行為金融學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視角對公司并購決策進行了全新的解釋。Roll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導致公司為目標公司支付了過高的價格，從而使高于現有市場價格的并購活動得以發生[13]。Malmendier等、Brown等以及Doukas等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活動顯著正相關[14][3][15]。國內學者傅強等以及唐蓓的研究均發現，企業并購與管理者過度自信正相關[16][17]，史永東等更是進一步證實了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企業實施并購行為比非過度自信企業高約20%[18]，但李善民等卻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并購績效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19]。基于此，提出本文的假設2：
假設2：與管理者非過度自信的公司相比，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公司更有可能實施并購。
我國上市公司多由國有大型企業改制而成，國有控股與非國有控股股東在資源獲取、治理結構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對企業管理者的行為特征都會產生影響。徐莉萍等研究發現，相對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面臨著更多的管理層私利所產生的風險[20]。姜付秀等研究發現，在國有控股企業和非國有控股企業中，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性[21]。另一方面，國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員擁有的“官員”身份會使得高管人員高估計自己經營企業的能力；相比之下，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往往親自參與公司經營運作，是持股收益的最終受益人，因此更有動力和能力來監督管理者的過度投資行為[22]。基于以上，提出本文的假設3：
假設3a：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與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對公司投資支出的影響更為顯著。
假設3b：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與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相比，過度自信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為顯著。
假設3c：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形下，與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相比，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程度對公司并購的影響更為顯著。
三、 研究設計
1. 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了2005年～2010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為了消除IPO的影響，剔除2005年1月1日及以后上市的樣本。同時，考慮到金融行業、被特殊處理類上市公司的投資決策具有較大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業、ST、PT類的樣本。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部分缺失數據通過巨潮資訊公布的上市公司報表進行補充。數據的處理和分析采用EXCEL和SPSS 16.0軟件。
本文根據國泰安《中國上市公司股東研究數據庫（2011版）》中“實際控制人類型”字段，定義研究樣本的產權性質。即依據上市公司所屬“實際控制人類型”，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
2. 變量設計
（1）管理者過度自信。如何準確地計量管理者過度自信仍是學術界的一個難題。自2000年以來，國內外學者從CEO、董事長、高管人員等層級提出了若干替代變量，如表1所示。根據心理學的界定，過度自信是一種“優于平均”的效應[23]，心理學研究普遍根據人們的判斷是否偏離校準來判定其是否表現出過度自信：如果被試者的樂觀估計偏離了實際，則認為其表現出過度自信；如果其樂觀估計與實際相符，則屬于適度自信[24]。
本文結合心理學對過度自信的判定方法，兼顧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反映股東權益價值的重要指標――每股收益作為校準，對Malmendier等以及郝穎等的方法進行了改進，以此作為董事長過度自信、總經理過度自信和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具體地，如果考察年份內，管理者增持了公司股票，且增持的原因不是發放紅股或業績股①，而當期每股收益同比有所下降，則說明管理者增持股票沒有良好業績的支撐，表現出過度自信；如果考察年份管理者增持了公司股票，且當期每股收益同比有所上升，則認為管理者表現出的是適度自信，而非過度自信。公司重要高管變動對公司決策具有重大影響，因此本文進一步將考察年份總經理或董事長發生變更的樣本進行剔除。同時，在董事長持股和總經理持股的樣本中，也刪除了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兼任的樣本。最后，本文得到了373個董事長過度自信樣本（CON1）、342個CEO過度自信樣本（CON2）和584個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樣本（CON3）。
（2）公司投資支出。借鑒Malmendier等和陸正飛等的方法，以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凈額、工程物資以及在建工程凈額三項之和的增加值除以期初資產總額作為公司投資支出（Invest）的變量[6][31]。
（3）公司并購。將公司并購決策變量定義為虛擬變量（Merger），若考察年份實施資產收購活動，則虛擬變量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4）控制變量。公司投資決策受到公司財務結構、公司治理特征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本文設置相應的控制變量。文中涉及的變量的符號、含義及解釋說明見表3所示。
3. 研究模型
為了驗證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我們設計了以下研究模型，其中模型（1）使用多元回歸分析，模型（2）使用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1）中CON×Cash用來驗證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資行為對現金流的敏感性。
Investit=？茁0+？茁1CONit+？茁2Cashit-1+？茁3CONit×Cashit-1
+？茁4Sizeit-1+？茁5Assetit-1+？茁6Growthit+？茁7Governit+？茁8Stockit
+？茁9C1it+？茁10C2it+？茁11Industryit+？茁12Yearit+？著it （1）
Mergerit=？茁0+？茁1CONit+？茁2Cashit-1+？茁3Sizeit-1+？茁4Assetit-1 +？茁5Growthit+？茁6Governit+？茁7Historyit+？茁8ROEit-1+？茁9Debtit-1 +？茁10C1it+？茁11C2it+？茁12Industryit+？茁13Yearit+？著it （2）
四、實證檢驗結果
1. 假設檢驗：回歸分析的結果
本文首先對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決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區分企業實際控制人性質，探討不同產權性質下企業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投資決策之間的關系。
（1）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投資決策。在回歸分析之前，文章采用回歸模型中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進行了多重共線性診斷，發現所有自變量的VIF值范圍均較小（小于10），表明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表7列示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影響的回歸結果。
從表7模型（1）的回歸結果中可知，董事長過度自信、CEO過度自信和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均對公司投資支出具有顯著影響，且CON1、CON2、CON3的系數均為正，即與管理者非過度自信的公司相比，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公司投資支出更高。這說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出于對投資決策收益的高估可能會過度自信，假設1a得到有力支持。至于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CON3與現金流的交互項的系數（Beta=0.235）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顯著正，而CON1、CON2與現金流的交互項均不顯著，這說明只有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的上市公司中投資現金流敏感性更高，假設1b得到了部分支持。
在模型（2）中，我們檢驗了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并購決策的影響。結果顯示，董事長和CEO樣本組中CON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即與董事長（或CEO）非過度自信的公司相比，董事長（或CEO）過度自信的公司發生并購的可能性更低。不過，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對公司并購決策并不存在顯著影響，假設2并未得到證實。這一結論說明，董事長、CEO和其他高管人員在公司重要投資決策上的影響力是不同的，對于重大的并購決策，董事長和CEO通常具有決定權，而其他高管人員對此的決策權較弱。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雖然并購是公司成長過程中優先選擇的發展戰略，但是從公司并購績效的實際情況來看，并購未能為收購公司股東創造價值，甚至多數情況下毀損了股東財富。可見，過度自信的董事長（或CEO）意識到“公司并購績效之謎”的存在，他們認為并購為企業帶來的價值要低于其他投資方式所取得的收益，從而降低了對并購的需求。
（2）考慮上市公司產權性質差異的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投資決策。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不同層級的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存在差異。為了研究產權性質是否會影響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投資決策的關系，本文按照實際控制人的性質是否為國有，將樣本分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兩個子樣本，并使用模型（1）和模型（2）研究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決策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8所示。
由表4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知，在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分別進行回歸時，國有控股上市公司CON回歸系數為0.010，該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CON系數為0.008，但統計結果表明該系數并不顯著。該結果說明，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與公司投資支出正相關，但其程度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要強于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假設3a得到證實。同時，模型（1）的回歸結果也表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樣本中CON×Cash項的回歸系數為0.200，并且該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樣本中的CON×Cash系數為0.060，但統計結果表明該系數并不顯著。這說明，與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相比而言，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假設3b得到證實。另外，從表8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不論是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還是在民營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對公司并購決策均沒有顯著影響，假設3c并未在本文中得到證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決策的關系不受產權性質影響。
2. 穩健性測試
為了驗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進行了以下穩健性測試：①對投資決策變量進行了winsorize處理，消除了樣本前后1%的異常值影響，回歸結果基本保持不變，只是模型的擬合優度顯著提高；②更換部分控制變量，如將成長性采用托賓Q值來表示，公司治理由獨立董事人數計量，回歸結果也沒有發生變化；③考慮到2008年金融危機對公司財務決策的影響，剔除2008年的數據重新回歸，發現除董事長過度自信對并購決策的顯著性降低外其余均與原來結果基本一致；④由于回歸結果還控制了行業因素，本文進一步將樣本劃分為制造業與非制造業進行分組回歸，結果表明，除在制造業樣本中部分財務變量的顯著性降低（方向不變）外，兩組樣本的回歸結果與原先結論大體一致②。由此可見，本文的回歸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五、 結 語
與先前研究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文獻不同，本文考察了董事長、CEO和其他高管人員三個層級的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并結合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區分企業實際控制人性質，檢驗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不同產權性質的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不同層級的管理者過度自信程度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有所差異，并且在產權性質不同的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決策的影響不盡相同。具體表現在：①董事長和CEO過度自信的公司投資支出更多，但其實施并購的可能性更低；②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的公司投資支出更高，并且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③與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投資支出更多，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更高；④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決策的關系不受公司產權性質影響。
解讀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初步得出以下結論：其一，通過董事長、CEO和其他高管人員三個層級過度自信的比較分析發現，董事長和CEO過度自信對公司的投資支出水平和并購決策行為都具有顯著影響；其他高管人員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支出水平和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具有顯著影響，對并購決策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見，由于投資及并購問題的復雜性，不同層級的管理者對于企業并購決策的態度不盡相同，不難看出，在我國上市公司中，董事長和CEO仍然在公司投資決策中起著關鍵角色，而伴隨著公司治理機制的完善，其他高管人員在企業日常經營活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日趨明朗。其二，在我國情境下，國有控股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由此可能造成在產權性質不同的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途徑也存在差異，具體體現為，與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在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管理者過度自信對公司投資支出及投資的現金流敏感性具有顯著影響；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公司并購決策的關系不受企業產權性質影響。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國，由于所有者缺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往往對企業行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當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意識到并購并非是一種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時，其通常會選擇加大企業投資水平的方式，達到擴張企業規模的目的，以此獲得政府相關部門的信任和職位的提升。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指導意義，從現有文獻來看，目前的研究成果普遍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會為企業帶來過度投資和過度并購等損害股東財務的行為，本文的研究結論克服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思維定勢”問題的影響，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特點，考慮中國上市公司產權性質的差異，驗證了中國管理者非理的特殊表現，為理論上解決中國企業投資異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時，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指導轉型經濟中我國上市公司加強公司治理、完善公司決策機制具有重要意義，管理者受到過度自信認知偏差的誘導做出非理性的財務決策，給公司價值造成損失，而在不同產權性質的公司中，管理者非理帶來的后果不盡相同。因此，我國上市公司應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財務決策流程，引導公司管理者做出理性的財務決策，減輕管理者非理為公司價值帶來的損害。
[注 釋]
① 紅股是上市公司中期或年度盈利分派予股東的股價，可將紅股視為股息的一部分；業績股是指公司用普通股作為長期激勵性報酬支付給經營者，股權的轉移由經營者是否達到了事先業績指標來決定。
② 由于穩健性分析的回歸模型較多，本文并沒有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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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level Differences， Overconfidence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Decisions
Zhang Min， Li Yanxi， Feng Baoju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China）
特色文化，是指具有個性特征的文化。廣州市全市創建特色學校的文件，里面有三大核心要素，一個是辦學理念，一個是校園文化建設，再一個是課程實施。這三個要素里面，校園文化建設是核心，它是辦學理念的具體呈現，而課程實施保障著校園文化的培育。校園文化是一所學校源于歷史、基于現實、引領未來的氣質稟賦和核心力量，是學校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源泉。作為學校成長的精神烙印，校園文化對整體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是一所學校的“神經中樞”所在，時刻影響、指導著師生的思想和行為。
學校文化的構建一要基于學校的歷史文化積淀，二是基于區域特色文化，三是基于是否能與學校的教育相結合。只有滿足以上三個條件，學校的文化才有特色、有生命力，才能形成學校的特色文化。如番禺南村鎮中心小學基于南村鎮有著良好的武術氛圍，因而以武術為特色，挖掘和構建校園文化為“武德文化”，崇尚崇文、尚武、立德、修身的武德精神；番禺沙中學基于本區域龍舟文化活動活躍，因而以龍舟為特色，挖掘和構建學校文化為“龍舟文化”，崇尚“團結拼搏，奮進爭先”的龍舟精神。
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它是文化的自我覺醒，自我反省，自我創建。學校文化自覺與否，標志在于是否樹立了明確的文化主體意識。有特色的學校文化，就會成為學校的一種文化符號和標志，這種符號和標志使師生的精神自主內化，內化為師生的自主追求和自覺行為，這就形成了師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自覺”。當學校構建了特色文化時，學校也就具有一種獨特的文化自覺。
二、從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信
學校的文化自信，是指學校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是對既有文化優良傳統的肯定與堅持。文化自信是學校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學校正是有了對學校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保持自己、吸納外來，形成自身的特色。自信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文化自信本質上是對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增強文化自信需要我們有對學校特色文化的理性審視，對其他文化的包容借鑒。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的是耐心，需要的是探尋，需要的是一種開放的心態。當特色文化成為學校的一種文化自覺后，經過培育，師生就會逐漸產生一種特有的文化自信，這一種自信自然會促進到學校各方面的發展。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工作更有信心，更有積極性。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學習更主動，更自覺。這種自信會促使師生在任何情況下，都敢于面對困難，敢于面對競爭，敢于爭取勝利，從而促進學校的發展。
如番禺南村鎮中心小學武術特色，表面看似是一種特色文化。然而，這種特色的背后是當每位同學都懂武術，這就與眾不同，他們覺得在武術這一方面比別人優勝一點，內心無形就會產生一種特有的文化自信，這種自信力是積極的，它會引導師生積極向上，敢于拼搏，這無論是對學校的發展，還是對學一生生的影響都是正面的。
又如番禺沙中學以龍舟文化為學校特色，龍舟精神引領著師生的發展，顯示出來的一種精神特質就是團結拼搏奮進爭先。他們會無論是在工作上，還是在學習中都具有一種同舟共濟擊水中流的精神特質。有了這種自信就能做到不畏艱苦、迎難而上，促使他們比別人做得更好、更強。
三、從文化自信走向特色學校
特色學校是在全面貫徹教育方針過程中和長期的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中，在學校的教育工作的整體或全局上形成的、具有比較穩定的、區別于其他學校的獨特風格或獨特風貌，體現鮮明的學校文化特征，并培養具有特色人才的學校。特色學校的創建，首先著眼于學校文化的構建。一種有特色的文化，能使師生產生一種特有的文化自覺，有了文化自覺之后，就會形成一種特有的文化自信，這種文化自信就是特色學校的重要體現。
首先，從教師的角度來看，人人都自覺為共同愿景付出心力作出貢獻，就會實現資源共享，智慧共啟，信息共通，愿景共求，成果共有。
【關鍵詞】技工院校；就業指導；問題；對策
技工院校開設就業指導課從目標上來說，是通過學習使學生建立起職業生涯規劃的自主意識，清晰地認識自我，了解國家地區的就業形勢和政策，掌握基本的就業應聘技巧；培養和提升技工院校畢業生信息搜索、心理調適、求職溝通、勞動維權、自主創業等能力。但從近幾年就業指導課程的發展情況來看，技工院校極度缺乏經過專門訓練的專業教師，課程內容設置不合理，從而導致就業指導課程教學質量不高，無法完整實現就業指導課開設目標的現狀。而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和提升專業教師的教學能力。
一、技工院校就業指導中存在的問題
（一）技工院校學生的特征。技工類院校的學生在就業指導中的特征主要表現在對自身的認識不足、缺乏自信心，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時缺少積極性，對于畢業后的就業去向比較迷茫。現今的社會，畢業生大多都是 90 后，他們對于學校和家庭充滿依賴性，更多的是需要家長和學校的帶領，沒有自食其力的能力，當面對就業壓力時，不敢獨自去面對，對自己的能力持懷疑態度，這種消極的心理，往往會使很多學生沒有勇氣嘗試去找工作。李開復曾說過：“只有那些不懈努力、善于把握自己、用于迎接挑戰的人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二）技工院校就業指導信息不全面。在我國的大多數技工院校中，都存在著就業信息不全面的問題，這給學生的就業造成了很大的困擾，還存在著就業指導教材的不全面以及老師素質的不高，都是技工院校在就業指導方面信息不全面的表現。有很多的技工院校，在各方面的發展還不夠成熟，師資力量薄弱，缺少對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能力和決策能力的培養，教師的教學水平也普遍較低，沒有足夠的經驗，對學生的教學沒有起到一個很好地示范性作用，沒有針對性的教學。
（三）缺少就業能力經驗。當技工院校的學生面對社會上強大的市場競爭力和巨大的就業壓力時，缺少就業能力經驗。就算有足夠的發展潛力，如果他們的就業方向不明確，那他們的專業優勢就會發揮不出來。學生們的就業能力是在經驗中磨練出并成長的，只有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磨練，才能積累出更多的經驗。
（四）自身素質較低。技工院校的學生自身素質較低，在指導就業方面沒有能力認清自身的實力，一味的要求工資要高、專業對口、而且環境要好，這樣的眼高手低，最終，只會讓自己失去一次次的工作機會。當面對一些困難時，不能自己解決，只會依靠父母、依靠學校，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技工院校畢業的學生普遍都在 20 歲左右，都是正處在年輕氣盛的階段，虛榮心強、自尊心強和好勝心強，但又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自尊心和好勝心，所以必須讓技工院校的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就業觀，以此來提升自身的素質。
二、對技工院校就業指導中存在問題的解決對策
（一）對技工院校就業指導體系的完善。我國的技工類院校至今還處于在一個低級發展階段，校內的一系列設施還不夠全面。首先，學校應從教材方面著手改革，訂購一套關于適合本校學生特點并且能夠反映我國當今社會就業狀況的教材，幫助學生全面了解到當前的社會需求，了解到自己所學專業與實際需求形勢之間的關系。其次，應從教師方面進行改革，技工院校的教師在教學能力上普遍較低，文化素養不高，在就業指導教學上不能做到因材施教，也沒有足夠經驗來進行教學，對于這種現象，學校應該先對教師進行課前培訓，使得學校更有效的幫助學生就業，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二）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競爭力的世界，主要體現在人才方面的競爭，而創新型人才的競爭更為重要。華羅庚曾說過：“在尋求真理的中，惟有學習，不斷地學習，勤奮地學習，有創造性地學習，才能越重山、跨峻嶺。”所以，在技工院校中，學校應多培養有創造性思維的人才，來面對挑戰和競爭，學校應注意培養學生多向思維的能力，不依靠常規，追求新奇，從多方面思考問題，隨時都處于在一種主動學習的狀態。
（三）學生自信心的提高。自信心是一種反應個體對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某項活動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征，是一種積極、有效地表達自我價值、自我尊重、自我理解的意識特征和心理狀態。在技工院校讀書的孩子，大多是學習成績較差，對自己的各方面缺乏自信的人，認為自己不如一本、二本院校的大學生，從而，對自身的學習發展產生了抗拒心理，這時，學校必須提高學生的自信心，有位哲人說過：“一個人，從充滿自信的那刻起，上帝就在伸出無形的手在幫助他。”可見，當一個人對自己充滿自信的時候，必定變的無比強大。
結束語
本文對技工院校就業指導工作的改革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有技工院校學生對自身認識的缺乏、技工院校就業指導信息不全面、缺少就業能力經驗、自身素質較低；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有對技工院校就業指導體系的完善、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技工院校的出現為我國出現大面積“技工荒”帶來了希望，也為社會提供了一批綜合型技能人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階段，需要大量高技能的技術人才和創新型人才。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