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6 08: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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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權統治的政治基礎上與儒學倫理思想的思想基礎上的。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與神權的政治基礎上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礎上的。通過中西方古代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古代在思維方式上，特別是在理論思維、邏輯思維、創造性思維上以及人性意識方面有著明顯的分異，而這就是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之所以沒有形成較完備理論體系的重要原因。面對這一尷尬，我們必須努力運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不斷創新思維，把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訴諸于當代中國現實載體中，加快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的現代轉換。
一、引言
人類對財富的認識源于對自然與社會的實踐。然而，囿于社會歷史背景、經濟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人們在認識財富、創造財富的實踐中也會形成不同特質的財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豐富的財富思想。“人們普遍有一種感覺，中國古典經濟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顯。很多在先秦出現的經濟思想，后世竟未予以發揚廣大。而古希臘的經濟思想卻“得以發展為學說體系”，并成為西方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體系的重要先導。中國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經濟思想中都包含很濃的倫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繼者卻走出兩條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中的倫理觀與政治思想緊密結合，并最終成為政治倫理思想的附屬物，從而枯萎了其學理內涵。西方學者把古希臘的財富倫理思想在經濟板塊中不斷加以充實，超越了單純的人性善惡與義利之辯，形成了“以價值判斷為主軸”的一種規范研究方法，豐富了財富思想中的學理成分。財富觀念與財富思想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產物，它必然具有歷史繼承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在中國形成而在西方形成，這與經濟思想(當然包含財富思想)的歷史繼承性有一定關系。所以，我們從“倫理財富觀”與“學理財富觀”上來定位中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特質是有道理的。這個定位是依據它們形成的歷史背景基礎上構建起來的。
一、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中國古代關于財富等經濟思想肇始于奴隸制時代，但“中國奴隸制時代的經濟思想材料較少、較零散，而且表現的不夠明確”。因此，中國古代財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時代。在從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中，中國古代財富思想綿延流長，形成了以儒家倫理為本位，以適應中國封建政治統治為要求的倫理財富思想。
(一)封建皇權統治是倫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從經濟的角度論證了封建皇權統治的合理性。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獲取財富的正義性和使用財富的正當性，以義利觀為標準來看待財富。在孔子看來，義處在社會價值體系中本體論的地位，它是一種具有獨立自主價值的存在，無需在道德之外去尋找其他存在的依據。“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于此。”(《論語·里仁》)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義作為人的內在道德需要，在與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較中，被孔子視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優先考量的地位，這就是“義以為上”(《論語·陽貨》)、“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與義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倫理財富思想的視野中，當社會矛盾尖銳時，要以義為重，反對利大于義;要以社會的大義為重，反對個人利益大于社會利益。這種倫理財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階級矛盾。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推崇重農抑商政策和倫理至上主義，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與經濟的發展。在倫理財富觀那里，道德與經濟始終頭足倒置，在它看來，經濟活動的最高價值不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推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是實現社會道德的完善與和諧。這種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倫理財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進社會變革的經濟力量的產生和壯大，有力維護了封建皇權統治。另外，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強調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要尊崇誠實守信的交換原則、先公后私、博施濟眾的分配原則和節儉愛物的消費原則。這種主張有利于防止財富懸殊分化，對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消除不公平的社會現象、維護社會穩定都起到一定的積極效果，從而對封建皇權的統治與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學倫理思想是倫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礎
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倫理財富觀的產生、盛行與中國封建社會儒家倫理思想有著緊密的關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倫理理念對維護社會穩定、緩和階級矛盾有著重要的作用，而被歷代統治階級所接受，并發揚光大，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導的正統思想。儒家思想以重倫理、尚道德為核心內容，并把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中，從而成為影響中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思想與財富思想不受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人性論納入到對財富的認知中。儒家倫理思想認為，人不僅要具有從事生產勞動的能力，還要具有道德倫理與善性，人是國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與道德倫理又是影響社會經濟活動與財富創造活動的重要因素。儒家倫理思想還把人性與社會經濟管理活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為本的經濟管理模式。在對財富的價值目標上面，儒家倫理思想認為，財富的生產與創造有利于實現國富與民富，更有利于實現國家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義利觀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學義利觀認為義重于利，義大于利，義先于利，反對談物質利益，專注于禮義與仁政。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以及《鹽鐵論》中的“抑末利而開仁義”、“以禮義防民欲”(《鹽鐵論·本議》)反映的就是這種思想。在儒學義利觀的影響下，儒學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形成了以倫理本位為主導的獨特的結合形式，即倫理財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倫理觀念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儒家倫理思想的政治目標是經國濟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視野里，倫理道德不僅是政治的基本原則，也是經濟的基本原則。在封建政治體制中，君與民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認為，君主在治理國家的時候要做到“民為邦本”，要惠民、愛民、恤民，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軸心—民本思想。以“民為邦本”為核心內容的民本思想不僅深刻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統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國古展社會經濟的根本措施，這種措施就是儒家政治倫理在經濟上的延伸與運用。
二、學理財富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隸制時代稱為‘古代’，而把封建時代稱為‘中世紀’;在中國，人們習慣地把1840年以前的歷史時代稱為古代。但如果從經濟學以一門獨立學科形態出現的時代來看，很顯然，亞當·斯密之前的財富思想和經濟思想都不能算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思想。所以，從經濟思想的歷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時代—中世紀作為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在此意義上，我們研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時空范圍就擴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臘人在財富等經濟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天才的見解，這些見解“歷史地成為現代科學的理論的出發點。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經濟思想對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影響，我們可以這么說，西方古代的財富思想已經具備了初級的“科學”理論因子了，而這與其財富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一)法制與神權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政治基礎
西方古代與中世紀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時代，但這兩個時代都沒有阻止思想家們對財富思想的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們形成的財富思想，與古代希臘、古代羅馬的政治體制特點、民主理念的蘊育有著緊密的關聯;而中世紀的思想家們所形成的財富思想與神權統治下的人性“吶喊”也不無有關系。
古希臘奴隸城邦制度的形成、發展為農業、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古希臘城邦往往是一個獨立的實體，可以自由獨立地進行農業、手工業、商業活動。在奴隸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隸，自由民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所有者，而奴隸勞動則是農業、手工業與商業活動中主要的勞動力來源，也是希臘經濟能夠進人極盛時期的重要原因。可見，奴隸城邦制度為古希臘經濟的繁榮與財富生產活動提供了政治空間。同樣，古羅馬奴隸制政治體制中統一的行政系統與羅馬法律也促進了古羅馬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當然，西方古代財富思想的發展不僅依賴于經濟的繁榮和財富增長，還與古希臘、古羅馬所倡導的民主理念密切相關。民主一詞最早來源于希臘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權、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財富等經濟活動中形成的較為系統的經濟思想與民主理念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品性—經濟自由。民主與法制反映在經濟活動中，就是要求實行經濟自由。“希臘的貿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國家沒有什么限制，但個別商品除外。同樣，羅馬法中規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價值標準和統一的等價物，同時它要求人們享有各種交易自由，不受束縛。可見，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是在經濟自由的基礎上產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襲經濟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從色諾芬到亞里斯多德，從賈圖到奧古斯丁，從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經濟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權勢的政治家或官吏。這就決定了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狀態來探究財富活動，從而形成較為系統的科學的財富理論。其三，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內容與主旨—財富增殖。色諾芬認為，莊園經濟的管理應“能夠繼續支付一切開支，并獲有盈余使財產不斷增加”。古希臘其他思想家還論證了分工可以增加財富數量，提高產品質量等。
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標志著歐洲中世紀的開始。這是一個壓制人性的時代，也是一個貶斥私有財產的時代。基督教雖然鞭撻私有財產，但卻規定財產公有只是適用于從事完善事業的神職人員，不難看出，這種財富思想是為了鞏固基督教神權統治的。但關鍵的一點，基督教是如何將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們的頭腦中的呢?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的主體性力量是人的本能沖動、理性思考和某種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產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導地位。就連中世紀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維的神學論證。想必，在那個依靠“理性”的神學論證建立起來的基督教的時代，經濟思想家們對財富理論的論證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學呢?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世紀時代的財富思想也是充滿理性思考的，這與基督教神學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與宗教文化是學理財富觀形成的思想基礎
誠如上述所言，一個時代的經濟特征除了受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外，還要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意識的影響。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也必然受到當時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不管怎樣，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比較而言，西方古代財富思想更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這個觀點已經得到當前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其緣由在哪?筆者認為，民主與法制的理念給了經濟思想家們開放的視野和科學研究的運行規則，自由的思想與法制的約束更開闊了經濟發展的新空間，這必然為深入研究財富問題提供了可能的對象與載體。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給了經濟思想家們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對人性的壓制更加促使了人們對人性的呼喚、對人本主義的探索、對理性的追求，這種結果勢必會給財富的科學研究帶來新的精神動力。
三、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比較中的啟示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可謂博大精深，但遺憾的是沒有發揚光大，在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中也很難尋找蹤跡;而西方古代學理財富思想卻能不斷傳承并發揚光大，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先導，這個問題不得不讓我們深刻思考。倫理財富思想與學理財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們在財富認識方面的思維方式與人性意識的不同。
(一)思維方式
其一，理論思維。這種思維源于古希臘。古希臘人的科學活動有一個完整的體系或者說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框架，無論體系還是框架都是以幾個最為一般的原理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以此為源頭，古希臘人通過演繹方法將知識具體化，取得知識，走出一條推演的路，而不是發現或想象這條路，因而貫穿推演道路始終的基本上是理論形式。這種思維一旦運用到財富活動中，易于形成一個較為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而中國古代財富思想就恰恰缺少這種思維。所以，學者吾淳就認為:“中國人的知識體系似乎顯得四分五裂、支離破碎。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國的科技活動沒有像希臘那樣被高度理論化。因此，中國的知識體系便沒有可以貫穿始終的‘線索’，……它如同一盤散沙，難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論體系，也難以取得與高水平的理論體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們不難想象為什么古希臘、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得以發展成為學說體系。
其二，邏輯思維。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缺乏邏輯思維。許悼云認為:“中國的數學發展就好像是為了作實際的四則雜題一樣發展起來的，并不是為了抽象的思考而發展的，這與古代希臘的數學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代的思維傾向于直觀性和模糊性，所以，邏輯思維在中國古代“一直發展緩慢，始終沒有建立起西方那樣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邏輯推理體系”。缺乏邏輯思維對經濟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是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沒有能夠成為完備理論體系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創造性思維。中國古代重視“天人合一”，“它是一種封閉的思維，不重視與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學者也指出:“缺乏個人的創造性，沒有將知識推向進一步充實和獨立的發展，這是東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種束縛性的必然結果。與中國古代相比較而言，古代希臘、羅馬人更具有競爭意識和創新精神，這一點在古希臘城邦經濟的獨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窺見。
(二)人性意識
古希臘、羅馬時代有很強的公民意識。這種公民意識，可以看作是一種民族主義和國家觀念。后來私有意識超越了公民意識，西方社會轉向了以私有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人性意識，激發了西方人文主義的發展，而人文主義就是西方古代經濟思想能夠發展成為體系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古代官本位思想不僅表現在政治上，也滲透到經濟中。自秦王朝開始，“士志于道”的觀念“變得高度的政治化了”。從漢武帝后，中國的士大夫很少沒有“恒產”的。隨著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長，士大夫的實力也不斷增強，他們既擁有借政府之名的社會統治權，又擁有跟地主一樣的財產權。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思想，極度的壓制了人性意識，致使中國古代經濟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現出一個精華遞減的走勢，最終沒有走上“復興”的道路。
(三)現代轉換
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雖然沒有形成完備的科學體系，但其蘊含的精華在今天的經濟活動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如何體現這個意義，把意義轉化為現實，需要我們認真地做如下四個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積極整理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運用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使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部分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同時，要積極把中國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精華納人到當代中國經濟學學科基礎理論之中。
二是要積極關注古代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并把倫理財富思想納人到中國當代經濟理論與實踐中，同時，要積極將倫理財富思想中的正義與道德價值滲透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倫理觀念中，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內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
經濟活動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下，進行是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以及與之有密切關聯的活動。在經濟活動中，存在以較少耗費取得較大效益的問題。經濟關系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結成的相互關系，在各種經濟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生產關系。
經濟一詞，在西方源于希臘文，原意是家計管理。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著作《經濟論》中論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奴隸制經濟的管理，這和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是適應的。
在中國古漢語中，“經濟”一詞是“經邦”和“濟民”、“經國”和“濟世”，以及“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含有“治國平天下”的意思。內容不僅包括國家如何理財、如何管理其他各種經濟活動，而且包括國家如何處理政治、法律、教育、軍事等方面的問題。
包括在“經世濟民”內的“經濟”一詞，很早就從中國傳到日本。西方經濟學在19世紀傳入中、日兩國。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譯為“經濟學”，中國的嚴復則譯為“生計學”。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已逐漸成為各門類經濟學科的總稱，具有經濟科學的含義。
現代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現代數學方法和現代計算機技術，進行經濟數量關系的分析，這是由于現代經濟發展日益錯綜復雜，在此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運用這些新的方法進行精確的描述和解釋。經濟學各門學科依據本身的特點，適當運用現代數學和計算機技術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對于增強經濟科學的精確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學發展簡史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對當時的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形成了某種經濟思想，但是并沒有形成系統。
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中國、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
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了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實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后法國中重農學派都有影響。
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國家組織原理以及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子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
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指出，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系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于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瓦羅等人的著作中。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于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
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后在帝國時期有適用于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適用于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萬民法。在這些法律中，對于財產權、契約關系以及與此相聯系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系都有明確的解釋。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紀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
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系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來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
貸款取息與教義抵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來迫于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采取調和態度。
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于成本。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并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后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義利思想、富國思想、賦稅思想、平價思想、奢儉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當時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后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是關于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范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范。儒家貴義賤利，成為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中國古代思想家為使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富強，提出了各種見解或政策。孔子的學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這是儒家早期的富國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國變法，提出了富國強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韓非，認為農業是衣食之本、戰士之源，發展農業生產是國家富強的唯一途徑。同時，他們認為工商業是末業，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會使人人避農，危害農業生產，因而主張“禁末”。富國思想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這與中國長期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這一特點有著密切關系。
對土地課征賦稅是中國封建社會農產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國思想家經常論述的問題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對農業生產改為按所有田畝課征賦稅。因此，中國古代的經書、史籍如《尚書》、《周禮》、《國語》等，常有關于田地分級和貢賦分等的論述。
平價思想，即關于穩定物價的思想。戰國時代，李悝、范蠡鑒于谷價大起大落對農民和工商業者都不利，提出國家在豐年購進糧食，在歉年出售糧食的“平糴”、“平糶”政策，使糧價只在一定范圍內漲落。這一平價思想也被用于國家儲備糧食的常平倉制度，和救濟貧民的義倉制度中。
古代王公貴族生活的奢侈或節儉，關系到財用的匱乏或富足，稅斂的苛繁和薄簡，因此，對待消費應提倡“儉”還是“奢”，這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經常論述的一個問題。一般來說，黜奢崇儉是中國封建時期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思想。
但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里，也出現過一些相反的觀點。如《管子》一書的《侈靡》篇，就論述過富有者衣食、宮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開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農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貧民得到就業和生活的門路，也可使商業活躍起來。這在當時確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觀點，它從經濟活動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來考察消費問題，提出了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的卓越見解。
除上述幾種主要經濟思想外，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有其他的經濟觀點，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財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盡其利、民盡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來說，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大都是為維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但也有些思想是為擴大商品生產與交換、發展社會生產力開辟道路而提出來的。
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和演變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西歐各國逐漸形成了資產階級經濟學。
重商主義16～17世紀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這一時期商業資本的興起和發展，促使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國內市場統一，并通過對殖民地的掠奪和對外貿易的擴張積累了大量資金，推動了工場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代表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義思想。
重商主義原指國家為獲取貨幣財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紀末以后，在英、法兩國出現了不少宣揚重商主義思想的著作。重商主義重視金銀貨幣的積累，把金銀看作是財富的唯一形式，認為對外貿易是財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過出超才能獲取更多的金銀財富。因此，主張在國家的支持下發展對外貿易。
古典經濟學17世紀中葉以后，首先在英國，然后在法國，工場手工業逐漸發展成為工業生產的主要形式，重商主義已經不適應日益壯大的產業資本的利益和要求。資產階級面臨的任務是對封建勢力作斗爭，這種斗爭要求從理論上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怎樣使財富迅速增長，探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規律，論證資本主義生產的優越性。由此，產生了由流通過程進入生產過程研究的古典經濟學。
古典經濟學的先驅是英國的配第和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配第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一些基本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初步考察了工資、地租、利息等范疇。布阿吉爾貝爾認為流通過程不創造財富，只有農業和畜牧業才是財富的源泉。
出現于18世紀50～70年代初的以魁奈和杜爾戈為主要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第一個系統理解。他們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農業來概括資本主義，用的生產經營活動來分析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
斯密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他所著《國富論》一書把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他批判了重商主義只把對外貿易作為財富源泉的錯誤觀點，并把經濟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
他克服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農業才創造財富的片面觀點，指出一切物質生產部門都創造財富。他分析了國民財富增長的條件以及促進或阻礙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著社會經濟活動，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則。
李嘉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分配論為中心的嚴謹的理論體系。他強調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財富在社會各階級間分配的規律，認為全部價值都是由勞動生產的，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他闡明了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對立。此外，李嘉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的比較成本學說等等。古典經濟學到李嘉圖時達到了頂峰，對后來的經濟學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古典經濟學產生于西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發展的時期，在這種條件下，古典經濟學還能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和矛盾進行較為客觀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學成份。古典經濟學員主要的貢獻是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但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理論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歷史學派19世紀上半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遠遠落后于英法。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以國家主義為先驅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階段。以羅雪爾為創始人的舊歷史學派活動于19世紀40～70年代。他們反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法傳統經濟學，以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以歷史反對理論，否認經濟規律的客觀存在；以國家主義反對世界主義；以生產力的培植反對交換價值的追求；以國家干預經濟反對自由放任。
隨著19世紀70年代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出現了以施穆勒、瓦格納、布倫塔諾等為主要代表的新歷史學派，他們在上述基本觀點的基礎上，提出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因而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者”。
邊際效用學派這是19世紀70年代初出現在西歐幾個國家的一個庸俗學派，以倡導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為共同特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兩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為基礎的心理學派，其主要代表為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帕姆·巴維克等；一是以數學為分析工具的數理學派或稱洛桑學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國的杰文斯、法國的瓦爾拉斯和帕雷托。
邊際效用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是克拉克，他在邊際效用論的基礎上提出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當代經濟學家把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稱為“邊際主義革命”，即對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個學派運用的邊際分析方法，后來成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發展的重要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他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繼承19世紀以來英國庸俗經濟學的傳統，兼收并蓄，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這是繼密爾之后庸俗經濟學觀點的第二次大調和、大綜合。
馬歇爾用均衡價格論代替價值論，并在這個核心的基礎上建立各生產要素均衡價格決定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配論。他頌揚自由競爭，主張自由放任，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新古典經濟學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
制度學派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美國出現的歷史學派變種。它的主要代表有范勃倫、康蒙斯、米切爾等。他們把歷史學派的方法具體化為制度演進的研究，否認經濟理論的意義，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出現，提倡改良主義政策。
此外，在北歐出現了以維克塞爾為代表的瑞典學派，提出與馬歇爾不同的理論體系，強調投資與儲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論，在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中，占有特殊地位。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
這里主要指經過所謂“凱恩斯革命”迄至今日的資產階級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與后凱恩斯主義1929年爆發空前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后，資本主義經濟陷入長期蕭條狀態，失業問題嚴重。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借助市場自動調節機制，達到充分就業的傳統說教徹底破產，壟斷資產階級迫切需要一套“醫治”失業和危機，以加強壟斷資本統治的新理論和政策措施。正是適應這個需要，凱恩斯于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
《通論》的出現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震動，把它說成是經濟學經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抨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觀點，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總量分析，提出了有效需求決定就業量的理論。
有效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它主要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收益預期、流動偏好和貨幣供應量決定的。他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存在失業和蕭條，就是由于這些因素交相作用而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據此，他提出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采取財政金融政策，增加公共開支，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凱恩斯這一理論為根據而形成的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一個流派，而且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重大的影響。
新經濟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和20世紀50～60年代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促成了凱恩斯主義的盛行。但是隨著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的激化，國家干預經濟不斷引起一系列的新問題，特別是70年代以來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經濟自由主義流派的挑戰。
各種色彩的新經濟自由主義具有各自的論點和論證方法，但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鼓吹恢復和加強自由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作用，是他們的共同立場。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問題愈來愈復雜，所研究的范圍也愈來愈廣泛。不同的流派出于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及其有效運行的共同目的，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別性，既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課題，又各有側重地研究不同的經濟領域。因而，不僅在理論上彼此有爭論，而且出現了門類繁多的“經濟學科”。
經濟學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馬克思從分析商品開始，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派奠立的勞動價值理論，指出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二重性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具有勞動的二重性決定的。
剩余價值學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把社會總生產分為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兩大部類，并把每一部類產品的價值，分解為由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所構成。馬克思還考察了資本的各種具體形式，以及相應的剩余價值的各種具體形式。
經濟學學科分類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深化，人類經濟活動的內容愈來愈復雜、豐富，專業化程度愈來愈細密；同時，各種經濟活動之間、經濟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聯系，也愈來愈緊密。
為了適應這種情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也愈來愈擴展。一方面，從帶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論經濟學中，不斷分化出帶有應用性和獨立的部門經濟學、專業經濟學等分支學科；另一方面，也出現了經濟學科內部各個分支相互交叉的學科，以及經濟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以至自然科學學科之間彼此聯結的邊緣學科。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學研究的深化，對分析的精確性的要求愈來愈高，出現了研究經濟數量的分析和計量方法的學科；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統的歷史依據，出現了各種經濟史的學科。這樣，就在社會科學中逐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門類分支繁多的經濟學科體系。
關于現代經濟學的學科分類，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門類：
理論經濟學論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各個經濟學科提供基礎理論。理論經濟學通常稱為一般經濟理論，它分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兩個分支。
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為視野，以經濟活動總過程為對象，考察國民收入、物價水平等總量的決定和波動。其中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理論又是宏觀經濟學的兩個獨立分支。
微觀經濟學研究市場經濟中單個經濟單位即生產者(廠商)、消費者(居民)的經濟行為，包括供求價格平衡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在不同市場類型下廠商成本分析與產量、價格決定理論、生產要素收入決定即分配理論等。
經濟發展史是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時期、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發展演變的具體過程及其特殊規律的學科。它為總結歷史經驗和預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趨勢提供依據，也為研究各個歷史時期形成的經濟思想、學說、政策提供歷史背景。
關鍵詞：傳統文化；管理思想；領導藝術
中圖分類號：G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10-0-01
管理無處不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系統的學習西方的管理方法，由此中國企業的管理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同時，我們也應知道中國是一個幾千年的文明古國，有著很多的古典寶藏，讀史使人明智，知古可以鑒今，因此在學習西方的同時，要總結出古代優秀的傳統的管理經驗與規律。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
本文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總結，主要有兩個特點即中國管理碩果累累和于無字處讀經典。
（一）中國管理碩果累累
有人說，中國沒有系統的管理學，管理學是來自西方的，在這里要區分一個概念就是管理學和管理，中國古代是沒有管理學，但是我們有很多優秀的管理思想，多民族的國家，跨越洲際的大項目，中國人從來就不缺管理，我國的古代有著很多非常優秀的管理思想。以我們國家的萬里長城為例，萬里長城可以說是一個享譽古今的大項目，從項目的管理、進度控制、后勤的供應、物流的設計、人員的設置與培訓再到質量的控制，這里面有很多寶貴的管理思想。
（二）于無字處讀經典
所謂“于無字處讀經典”是指不能只停留在經典文章的表面的文字上面，要從中發掘出其中的內涵與規律。以中國古代很有名的一首詩《曉出凈慈寺送林子方》為例：原文是“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楊萬里的這首詩，老師給我們講的是，這是寫送別和西湖美景的詩。但是我們認真地研讀一下這首詩，會發現其實這是一首管理藝術的詩。具體的解釋是：當時的林子方是皇帝身邊的一個六七品的小官，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由于表現好要升官但是要到外地，來跟楊萬里辭職，于是楊萬里寫了這首詩。第一句“畢竟西湖六月中”意思是你畢竟呆在首都臨安這個中心的地方啊；第二句“風光不與四時同”，是講你享受的待遇也跟其它的地方不一樣啊；第三句“接天蓮葉無窮碧”意思是你就在皇帝的附近，你有無限的機會；第四句“映日荷花別樣紅”意思是在皇帝的身邊你的前途無量。楊萬里說這句話的內涵是要勸說林子方不要離開皇帝身邊，但是林子方并沒有品出這其中的內涵，最終林子方在歷史上消失。
二、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
本文關于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精髓，主要是從人本管理、管理藝術、仁這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的。
（一）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是中國管理思想的精髓，《論語》中孔子說“赦小過，舉所知”講的就是領導用干部的藝術，講的是領導要用自己了解的干部，原諒他們的缺點，利用好他們的缺點，不要求全責備。之所以說要自己了解的干部，原因是用自己不了解的干部，試用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風險；同時你不了解他們的優點和缺點，因此不能很好的利用他們的優勢、回避他們的劣勢。那么，到底在現代的企業管理中，我們到底是用中國的“人本管理”思想還是西方的規范化管理思想呢，應該說要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
（二）領導藝術
《哈佛大學》曾經對一大批成功的領導者、職業經理人進行了跟蹤采訪，發現這些領導者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日程、關系網、溝通，每天工作的內容就是幾點到幾點要干什么，某個事情要找誰等，所有的工作歸結到一點都離不開“說”，當領導的人可以不愛說，但是不能不說；可以少說，但是要說到點上。對于領導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的工作重點要定在什么地方，對于領導來說最重要的并不是說你自己要咱們拼命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你要學會協調你周圍的這些人，懂得運用他們的長處，讓他們來為你所服務，長此以往你的工作只會越來越輕松。
（三）仁
中國傳統文化別注重個人修養，講究“仁、和、止、靜”尤其對于“仁”來說非常的重視，在一個企業中一個優秀的領導怎么能領導你的團隊，讓別人聽從于你這很重要。論語中對于“仁”有很多的解讀，其中包括“仁者愛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總結，《論語》中關于“仁”的解釋我們可以理解為有感恩的心、會分享、能夠理解別人、要有善良的動機。孫子在《孫子兵法》中對“仁”也有解讀，他說“道者、公民與上同意，故可以與之死，與之生”。如果放到普通的企業里來說的話就是說：上級和下級一條心，可以共患難，共享福。這就是為什么公司的檔上領導一般都會簽上“同意”這兩個字了。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如果真正的做到“仁”那么他的員工不論企業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會跟著他。
三、總結
歷史不能一模一樣的重新上演，但是歷史的規律還會上演。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其中不乏非常優秀的管理思想，要對古籍、經典進行探尋、思考，這要求我們不應該只停留在表面，我們要找出其中那個內在的寓意、內在的規律，從中學習古人的經驗，通過學習我們可以少走很多的彎路，沿著古人的高度繼續前進，中國的管理思想的高度會不斷的提升，個人、社會和國家都會不斷的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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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哲學主義;唯物史觀;人道尺度;歷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在的理論來源，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和費爾巴哈哲學當中，思想家對市民社會、對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對人類幸福的向往，最終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一方面，他們根據理性預設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并將其作為人道尺度衡量現實，從而得出現實“不合理”的批判性結論;另一方面，當他們想使異化現實“恢復”到理性狀態時，又不得不訴諸哲學家的道德呼吁和統治階級的良心發現。總之，從 “破”到“立”，舊哲學的方法論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實現哲學革命之后，被世代進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應然與實然的鴻溝，找到了理想現實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實現世界的大同，對人類解放何以可能這一問題的回答，只能是無產階級依據歷史規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從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實踐活動。因此，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革命的實質稱為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所謂人道尺度，是應然、規范、價值性范疇，主張尊重人、愛護人、以人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其最初產生時直接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剝削的現實;所謂歷史尺度，是實然、事實、真理性范疇，即科學地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研究歷史運動的規律性，從而在歷史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塑造理想生活。可見，歷史尺度作為對抽象人道尺度的揚棄，內在地包含了人文關懷，是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
唯物史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前代思想成果的創造性發展，是一個動態、開放的概念系統，梳理唯物史觀的形成、發展史，我們才能看到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生成過程。
二、歷史觀的歷史演進——唯物史觀的動態生成
的歷史觀經歷了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其唯物史觀又經歷了提出、運用、發展諸階段。
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1842—1844年)，由于現實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內部的矛盾，馬克思開始了其世界觀轉變的艱巨過程。在 1843年撰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上的唯心主義觀點，論證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但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從市民社會劃分出經濟關系、生產關系，并且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把市民社會、國家等社會形式視為“人的本質的實現”或“人的本質的客觀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政治國家視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在次年寫就的《巴黎手稿》中，馬克思首次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思想。異化理論的隱性前提，是預設一個永恒不變的人之本性，當現實與該預設不符甚至相悖時，則為異化狀態。異化的揚棄就是人向本來面目的復歸。可見，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脫離近代的人本學模式。所以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馬克思所持的歷史觀本質上仍舊是唯心史觀。但是，從1843年開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為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馬克思寫下了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到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篇論著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觀探索中發生了質的飛躍，唯物史觀已經形成。在從舊世界觀向新世界觀的躍進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轉折，并不是法國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所稱的神秘的“斷裂”，而是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論背景和歷史情境下，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實踐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這是他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后來在布魯塞爾繼續進行研究所取得的“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因此，對于初創時期的唯物史觀，我們有必要分兩個層次進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觀的提出是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它使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成為方法論上的現實;第二，唯物史觀作為方法論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學假說的形態出現的，必須要在實踐中予以求證。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著《資本論》正是這一的思想實驗室。
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為止，歷時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觀的提出是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的結果”，唯物史觀的證明和運用，更是在其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具體展開、實現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思想體系的百科全書。《資本論》的哲學意義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觀作為新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用于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應用于一門具體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實現了這一目的，從而使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得到較為充分而嚴格的驗證。因此，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對于這一論述，我們同樣要作辯證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經濟研究中得到了確證;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唯物史觀，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研究的成果，然而，從本質上是西歐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理論出發，能否推演出普適性的歷史規律?相信科學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這一沉思，而作為其思考成果的則是《古代社會史筆記》。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變化，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馬克思畢生的心血之作《資本論》，其后兩卷卻被馬克思擱置不發，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從這兩卷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資本論》并未殺青，他就已經轉移了思考重心。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第二，雖然馬克思畢生都在關注原始社會問題，但在晚年他卻投入了異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第三，馬克思把視閾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探討落后國家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問題，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以上三點，值得每一位力圖從生成、變化的發展立場來理解哲學的研究者的重視與反思。如果說，在唯物史觀的初創階段，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提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假說，在唯物史觀的求證和運用階段，證明了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話，那么，在唯物史觀的第三階段，即馬克思重點研究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時期，唯物史觀已經在自覺反思其方法論和具體原理的雙重向度。這是因為，馬克思在《古代社會史筆記》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堅持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體結論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歐社會發展線索作為普遍歷史規律的隱蔽歸納。
經濟技術水平不斷上升，各個行業的競爭也呈現出了愈演愈烈的緊張趨勢，企業為了謀求長遠發展，就需要在結合自身發展需求的基礎上，不斷調整發展重心，適時做出創新性改革，而經濟管理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中國的經濟管理工作者大多傾向于將西方思想融入到管理結構中，雖然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中國的管理體制的更新發展，但是在融合過程中卻應當以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為基礎，不能過于依賴外國文化而忽略了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
關鍵詞：
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經濟管理實踐；啟示
從當前形勢來看，我國的經濟管理框架中占據主要分量的就是西方經濟學思潮，不僅其主流思想大量融入我國經濟管理結構中，我國在實際經濟管理所依托的也是西方管理理論，這就使得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被忽略，但是從其本質進行研究不難發現，該思想對于當今社會的經濟管理仍舊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在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其運行機制及理念也發生了較多轉變，這就需要從多個層面入手，對我國經濟管理實踐進行研究及討論，以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為依托，從根本上提高我國經濟管理實踐水平。
1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應用優勢
在企業日常管理中經濟管理是尤為重要的，同時也是促進企業長遠發展的助推力，與西方主流經濟管理存在差異的主要是，傳統經濟管理思想框架中缺少對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精準衡量。從本質上看，主流西方經濟理論則不同，政治及法律因素都能夠在這一思想體系中得以平衡，相對的西方經濟學術領域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發展進程呈現出了一定的滯后性特點。首先，產權關系是企業長遠運行的基礎保障力，它不僅能夠對企業發展形態產生直接影響，社會治理能效更與其密切相關，因此不難發現，產權能夠對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及有效化產生極強的作用及影響，從另一細化層面也可以這樣說，產權能夠對所有者行動力產生積極或者消極影響。在我國早期封建社會中，就先后產生了基礎性產權歸屬模式，在這一過程中土地使用權利被作出權限設定，并且自由買賣制度也逐漸形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將農業生產力作出了量化調整及釋放，這不僅能推動農業快速發展，社會能動性更受其影響有所增強。通過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進行研究不難發現，產權制度在發揮約束作用時，帶來的產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并且這也正是當前發展所需的基礎性推動作用。與此同時，當今社會的經濟學者應當更加確定形成并完善一套完整、科學的經濟領域的社會治理制度是產權制度的最終目標，產權制度不僅僅提升社會經濟實力的重要舉措，更是維護社會安定和諧的保障性內容。其次，傳統思想家和政治家在看待經濟管理問題時，并不將相關問題作為一個獨立的事物，將經濟管理行為轉化為整個社會的有機整體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我國的治國方略中，法家和儒家的經濟觀念均是重要的一部分內容，而對于不同的經濟觀念，其具有不同的經濟管理目標以及社會治理的目標。對于商業本身而言，其很難被受到控制，而且商業本身的波動性較大。商人將利潤看作很重要的一方面內容，因此，要求商人對某一國家或者某一地區保持忠誠，是很難實現的，這也是為什么古代君主提倡中農抑商。對于小農經濟，可以保證國家可以獲得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和兵員，這種經濟模式對于戰爭頻繁的諸侯國是很好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從這方面也啟示著我國的經濟管理學者和經濟學工作者，需要探索每一種經濟模式背后的政策目的，將自己的發展視野放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層面上，在進行經濟建設時，需要找尋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避免一味的盲目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的現象。
2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實踐的啟示
2.1我國古代的稅收管理制度當中缺乏對稅收征收成本的控制。在古代，中央政府為控制稅收的成本，主要有約束官員道德、強化行政監察制度、調整的稅率等等，每進行一次稅收體系的變動或者改革，均把一部分地方政府控制的計劃外收入轉變為國家可以控制的計劃內收入，地方政府通過各種違規操作，提高計劃外收入，從而降低稅收成本，導致稅收負擔增高。這種問題的出現與我國古代社會不關注實用技術有關，在管理的選撥中，只在乎道德教育。目前，普遍較低國家的稅收，降低不必要的支出，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提高稅收效率，這已經成為一個公眾所關注的話題之一。在我國封建社會，直至后期，國家整體的稅收體制依舊雜亂無章，缺乏對于課稅對象的統計。2.2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農業經濟實踐的啟示。我國素有“農業大國”的稱號，農業始終是第一生產力，同時也是人民正常生活的基礎條件。在經濟管理中，農業經濟管理一直是首當其沖的重點。分析我國的農業社會結構，典型的兩種形式是小型集體式和兼顧分散型，目前依舊有相當一部分的地區需要將農作物產量作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因此，要想實現農業社會的長久有序發展，必須合理的進行科學化的經濟管理。與此同時，在進行農業經濟管理時，一方面需要結合當代的經濟管理理論，另一方面要以傳統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作為基礎，不斷的進行深化和改革。2.3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企業經濟管理的啟示。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在新時期不斷進行發展，各企業在經濟管理中均有了科學的經濟管理參考依據。與此同時，伴隨著企業的不斷進步和發展，各企業對于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進行了不斷的創新和融合，使得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更加滿足新時期的企業管理。我國目前的經濟管理理念都是在傳統經濟管理的思想上發展起來的，在信息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其為經濟管理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條件，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金融的經濟管理過程中，一般均是把貨幣使用、需求和管理融為一體，同時，有相關研究表明，對于貨幣的供求關系，是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狀態。在金融貨幣的經濟管理中，價格一般均是考慮的第一要素，在以前的農業經濟管理中，在進行購買時考慮的第一要素即是農業產品的價格。但是伴隨著金融貨幣經濟管理的變化以及發展，其內涵也更為豐富和多樣，同時因為貨幣存在和更為廣泛的流通，我國各項經濟活動中的借貸形式等也受到一定的影響。所以，國家有關部門在對金融貨幣經濟進行管理的時候，需要制定統一的流通價格和流通方式，通過靈活運用傳統的經濟管理理念，對市場不合理的行為進行一定的約束，保證金融貨幣經濟市場的有效、合理運營。目前，中國的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國內各行各業均發生著巨大的改革和創新，其中，經濟管理是一項重要的內容，在企業管理中，經濟管理處于核心的地位，中國的經濟管理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國家對于經濟管理的模式，由直接管理逐漸變為間接管理。經濟管理工作者逐步將現代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和管理學理論引入到中國的經濟管理實踐當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對于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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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關鍵詞：快樂教育；國民快樂幸福；快樂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G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2-0202-01
0 引言
快樂經濟學是近些年新興起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它以人的快樂幸福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作為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在整體主義價值觀與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支持下，結合行為學、社會學、實驗心理學等其他學科知識，構筑經濟學新的理論體系。該理論強化了經濟學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其理論框架是從人自身的主體性出發，擴大為人與對象平等的“互主體”思想，并最終將經濟發展的價值尺度歸結于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快樂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在全社會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政府開始關注國民快樂幸福指數，人們開始反思人生真正意義，學術界開始反思傳統經濟學的種種弊端，而教育界開始正視教育理論與教育手段的人文關懷。那么，快樂經濟學帶給現代教育哪些啟示?人類追求快樂幸福，需不需要教育的引導?快樂教育的內容有哪些?如何構建快樂教育體系?這便是本文需要探索的問題。
1 思考一：快樂經濟學帶給現代教育哪些啟示
21世紀，人們的價值觀呈現多元化，人們開始關注個體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開始深入思考自我如何獲得自由、平等、全面的發展。快樂經濟學啟發人們，追求快樂幸福是生活工作的必然要求。而教育就必須適應這一需要的變化，轉變理念，豐富內容，拓寬思路，給受教育者提供精神和心靈上的愉悅，使受教育者從容、自信、快樂地面對人生與未來，使受教育者獲得感知快樂幸福、獲取快樂幸福并創造快樂幸福的能力。
快樂經濟學促使人們反思傳統苦樂觀，快樂教育則啟發人們樹立積極向上健康的幸福觀。傳統儒家思想中的苦樂觀代表中國古代人生哲學主流的苦樂觀。儒家文化講苦感，倡導克己、安分，抑制欲望，主張以苦為樂，以苦為榮。我們常常聽到諸如“苦中作樂”“先苦后甜”“苦盡甘來”之類的詞，就是其思想的形象體現。凝神仔細體會這些詞語中暗含的苦澀味道，就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這種苦樂觀對于人們思想的禁錮。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很少談及追求快樂的話題，談樂被認為是傷大雅之事。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把言樂視為不正經，把休閑娛樂理解為游手好閑、無所事事而加以指責。快樂經濟學認為，追求快樂幸福是人類一切行為的終極目標，提倡快樂幸福地生活與工作，無疑對我們樹立正確的苦樂觀具有啟發意義。
2 思考二：快樂需不需要教育
“趨樂避苦”是人類的天性，這種自然而發的天性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只是一種本能的反應。本能驅動下的快樂幸福只能說是低層次的。人類具有的思維是其區別于其他生靈的根本特征，表現在對快樂幸福生活的追求方面就是善于主動積極地探索各種方式方法，以求得更高的價值。教育就是人類有目的的提升快樂幸福能力的重要手段。那么，快樂幸福不需要教育，在現實生活中，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常常發出這樣的感慨：“生活沒勁”“工作無意義”“心情郁悶”，還有很多人業余生活極其匱乏，即使有休息時間了，卻因為無所事事，虛度美好時光。這種空虛郁悶寂寞難耐，實際上是缺乏體驗快樂、追求快樂的能力。
3 思想三：快樂教育的內容有哪些
快樂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能夠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出發，分析影響人類快樂的許多非財富性因素，能夠用一個更加廣泛的指標體系替代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的GDP，并且告知人們快樂對財富的反作用。基于快樂經濟學對影響人類快樂幸福的主要因素的分析，快樂教育的內涵主要體現為六大方面：①正確的財富觀，辯證分析財富與快樂的關系，強調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導致快樂增加：②和諧的家庭觀，重溫幸福的婚姻家庭對于快樂幸福的重要意義，強調人間真情的偉大；③積極的職業觀，正確面對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尋求工作意義，體驗工作樂趣；④公平的社會觀，客觀分析。理性對待社會中的人、事、物，忌憤世嫉俗，忌消極墮落；⑤科學的自然觀，以仁愛之心尊重自然、愛護自然，在優美的自然環境中陶冶情操，感受快樂：⑥豁達的人生觀，客觀認識自我，分析自我，做一個真實的自我。快樂經濟學視角下的快樂教育內涵豐富，總體思路是讓人們從審視人性美的角度看待幸福和快樂對人生的意義，快樂教育則指向和貼近影響快樂幸福的每一個因素。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時,中國記載管仲經濟思想的《管子》一書中,已有關于市場價格變動的論述:“物藏則重,發則輕”,“民有余則輕之,民不足則重之”;也有關于谷米、貨幣和萬物三者間價格相互關系的論述:“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公元前六世紀時,范蠡提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主張在不急需某種商品時預為收儲,等待時機高價出售 。這說明范蠡已懂得供求和價格的關系,利用價格變動謀取利益。公元前五世紀時,李悝提出平糶說,主張政府在糧價低時收購、糧價高時拋售,吞吐糧食以穩定糧價和調劑供求。
雖然中國古代思想家對價格理論進行了探索和研究,但由于中國長期停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價格理論一直局限于政府如何穩定物價的平糶、平準理論的探討。
西方封建社會時期,價格理論也并不發達。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商品關系滲入到社會經濟生恬的每一角落,探求價格形成基礎的價值論成了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中的不同流派通常是以對價值的不同認識來區分的。
古典經濟學家配第、斯密、李嘉圖等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區分開來,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基礎;而形形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則以生產費用理論、邊際效用理論等來反對勞動價值學說。
同時,對于價格運動的規律性,對于商品供求和商品價格關系,對于完全競爭條件下以及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供求對價格的不同影響,也基于不同的價值理論而有著不同的價格理論。近代西方的價格理論已逐步向計量化發展。
現代的價格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 、正在發展和完善的學科。價格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價格形成規律、價格變化規律、比價和差價以及怎樣運用價格杠桿為生產經營服務等。
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經濟學要從理論上闡明價格形成的客觀基礎及其歷史演變。商品價值雖然創造于生產過程,卻要通過交換在流通過程中實現,它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市場供求各項因素的制約,因而商品價格很難同價值完全絕對一致,總會有不同程度的偏離。因此需要認識價值決定與價值實現之間的矛盾,闡明在交換中價格與價值相一致與相偏離的運動的規律性。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種商品價格相互之間具有系列銜接關系,既有縱向聯系的差價關系,又有橫向聯系的比價關系。價格運動不僅會發生水平的變化,還將引起種種連鎖反應。要認識這種關系,須研究適合于計劃商品經濟的合理的價格體系。探索價格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把握價格運動的規律性,以便發揮價格的杠桿作用,為生產經營服務,從而使價格經濟學研究對象同研究目的統一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