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8 16:40:5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市場化轉型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環境保護 脫硝 改造
中圖分類號：X7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7）03-0322-02
前言
為了還社會一個蔚藍的天空、減少霧霾天氣的頻繁出現，使人民群眾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下，張家口發電廠響應國家號召，從2012年開始對8臺機組逐步進行脫硝改造，截止2014年11月，1、2、3、4、5、6、7、8號爐的脫硝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尿素公用區是張家口發電廠脫硝系統的核心設備，為全廠脫硝系統制備提供尿素溶液，作為脫硝還原劑供給鍋爐溶解爐，保證脫硝系統的正常運行。因此尿素公用區設備的好壞，直接影響鍋爐脫硝的效率，作為環保設施，尿素區所屬設備肩負著崇高使命。為了保證尿素溶液管道壓力不發生波動，張家口發電廠設備部綜合專業對尿素區設備進行了升級優化改造，改造工作如下所述。
下面將張家口發電廠尿素公用區設備的改造情況作簡單介紹如下：
對一期1、2、3號尿素循環泵整體換型改造，并新增安裝4號尿素循環泵
一、創新事由（實施背景）
1.張家口發電廠尿素區于2011年開始建設，2012年投入運行，一期尿素循環泵由同方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設計，形式采用為3臺循環泵串聯方式（2用1備）單循環制供一期4臺機組SCR區尿素溶液的，供應管道為DN65。隨著一期脫硝改造工作的深入進行，目前供一期尿素溶液管道需要按照單元制進行供液，分為一單元供1、2號機組脫硝；二單元供3、4號機組脫硝的方式進行。
2.因目前只有3臺尿素循環泵串聯運行（2用1備），不能滿足今后一期4臺機組的運行工況，因此需要新增4號尿素循環泵方可保證滿足今后一期4臺機組的脫硝系統按照單元制方式運行要求。
3.由于當初設計考慮不周，設計不合理、采用3臺串聯形式的運行方式供一期4臺機組尿素溶液；并且采用的尿素循環泵制造質量不高，設備投運后缺陷頻繁發生，無法保證整個脫銷尿素溶液管道系統壓力的正常運行，經常造成尿素溶液管道壓力波動，使得機組脫硝系統經常被迫退出運行，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
4.為了保證尿素公用區制備設備、系統能夠正常運行，新增4號尿素循環泵，能夠像二期4臺高流量尿素循環泵一樣，分為二個單元制的運行方式，保證滿足每個單元一用一備運行方式供2臺機組脫硝需要，為此特提出以下改造方案。
5.尿素區一期尿素循環泵頻發缺陷統計
二、解決方案（技術改造方案及主要做法）
1.改造思路
張家口發電廠一期尿素循環泵由清華同方設計，3臺尿素循環泵由串聯方式供一期4臺爐的尿素溶液，運行方式為2用1備，在具體運行過程中，3臺泵因為泵的選型原因，造成電機經常燒損，泵體密封結合面發生泄漏、泵葉輪損壞。
2.改造方案
2.1由于當前運行模式不可靠，為了更好地保障機組脫硝系統穩定運行，經過研究決定新增一臺尿素循環泵，按照單元制分別運行，即1、2號尿素循環泵供應一單元1、2號爐脫硝系統；3、4號尿素循環泵供應二單元3、4號爐脫硝系統。1用1備。
2.2在尿素區一期3號尿素循環泵東側（預留4號尿素循環泵）位置，土建泵座基礎制作，安裝4號尿素循環泵入口管道、閥門及安裝出口管道、電動球閥及手動球閥管道等項工作。
3.具體步驟
3.1綜合點檢工作范圍：
3.1.1在現有3號尿素循環泵出口管道彎頭處，更換為三通，焊接連接至一單元1、2號機組脫硝循環管線出口，與預留的4號尿素循環泵出口門對接。
3.1.2從室外北側1、2號尿素儲存罐至一期3號尿素循環泵尿素過濾器預留的閥門處，連（焊）接DN100變DN65不銹鋼管道穿墻進入尿素區室內作為4號尿素循環泵的入口管道。
3.1.3完成安裝4號尿素循環泵的土建基礎工作，并做好二次灌漿工作。
3.1.4焊接、安裝、調整4號尿素循環泵入口管道和出口管道。
3.1.5 4號尿素循環泵（新泵）安裝好后，逐步對1、2、3號尿素循環泵進行新選泵型的更換安裝。
3.2電氣點檢工作范圍：
3.2.1安裝4號尿素循環泵變頻器控制柜（變頻器控制柜的采購、選型、安裝、組織接線、調試等工作）。
3.2.2 1、2、3號尿素循環泵更換新泵的接線、調試。
3.3自動化點檢工作范圍：
3.3.1負責4號尿素循環泵出口電動球閥控制部分的控制電纜線及DCS遠方操作的接入、安裝、調試等工作。
3.3.2 1、2、3號尿素循環泵更換后的出口電動球閥控制部分的控制電纜線及DCS遠方操作的接入、安裝、調試等工作。
4.配合單位職責
4.1綜合點檢：負責施工的組織協調。
4.2電氣點檢：負責4號尿素循環泵電機動力電纜電源接線及電機變頻器控制柜的、采購、安裝調試。
4.3自動化點檢：負責4號尿素循環泵出口電動球閥控制部分的控制電纜線及DCS遠方操作的接入、安裝、調試等工作。
4.4土建專業：負責1、2、3、4號尿素循環泵的土建基礎施工等工作。
4.5外車間：負責1、2、3、4號尿素循環泵的出、入口管道及閥門的安裝、調試等工作。
5.設備清單
6.改造示意圖
改造前示意圖
改造后示意圖
7.改造前后實際照片
三、實施后效果
通過設備改造，使得張家口發電廠一期脫硝尿素溶液供應得到了保證，原來的頻發缺陷已徹底根治，不再發生。通過改造一期尿素溶液輸送系統分為二個單元制的運行方式，保證滿足每個單元一用一備運行方式供2臺機組脫硝需要，提高了尿素溶液管道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張家口發電廠通過自主創新和績效管理走出了綠色發展與轉型升級的前進步伐，通過設備改型，滿足了張家口發電廠一期脫硝系統尿素溶液的正常需要量，提高了脫硝環保設施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增強了張家口發電廠作為央企的社會責任感，為還社會一片藍天、減少霧霾做出應有的責任和擔當！
參考文獻
[1]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張家口發電廠輔控運行規程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具有意識形態和產業雙重屬性，在中國社會發展中起著標志作用的大眾傳媒，如何因為社會的改革開放而實現自己的現代化轉型，轉型的成效如何，還有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等。是所有傳媒人關注的熱點，值得我們去總結。
一、改革開放：中國傳媒現代化轉型的源動力
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傳媒的發展和轉型總是受社會轉型的影響，并同時反作用于社會轉型。這種互動關系是社會學語境下傳媒研究的基本范式。因此，當代中國的傳媒轉型，首先是受改革開放為核心的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傳媒現代化轉型的源動力。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各個階段的每項抉擇無不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決定著傳媒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不斷完善，社會在人民的民利保障、基層民主建設、政務公開、干部制度改革、黨的建設、法制建設、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實現了以“非政治領域有限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間擴大、意識形態世俗化”為特征的有限多元化的民主政治體制的轉型。這種新型的民主政治所創造的政治環境，直接影響到傳媒體制的發展與變革。因此，傳媒逐漸從一元的宣導性工具向多元的溝通性工具轉變，在信息溝通、輿論監督、實現公民的知情權，構建公民社會，推動政治文明建設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同時，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由文化泛政治化到文化多元化的文化改革，也直接導致了傳媒產業化，傳媒文化多元化、大眾化的轉型與發展。改革開放促進中國社會的深遠變革，決定了傳媒改革的根本內涵和表征形態。
二、現代化：中國傳媒轉型的內涵體現
關于改革開放以來傳媒轉型的研究，國內不少學者進行過思考和總結，這些研究從我國傳媒改革歷程和結果出發，對我國傳媒轉型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闡釋，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但綜合看來，改革開放30年的傳媒轉型及其未來發展，仍缺乏一個確定的評價標準。筆者認為，就轉型的內涵而言，仍可以“現代化理論”作為基本標準對當代中國傳媒發展進行總結。
源于西方的現代化轉型理論，專指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變遷。這一理論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在中國廣泛使用。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后的社會變遷的主要理論概括范式。其具有代表性的闡釋是：“社會轉型是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正如鄭杭生教授所言，社會轉型與社會現代化是同義語，研究改革開放與我國社會變遷，即是研究我國社會現代化的進程和結果。以此類推，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傳媒子系統的轉型梳理與總結，同樣可以現代化作為其研究標準。
在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研究中，關于現代化基本內涵國內外有很多標準。本文不作贅述。但就其核心內容而言，學術界一般認為現代化主要包括了民主政治、工業化、市場經濟、先進的科學技術、合理化、世俗化和都市化。從傳媒轉型的角度來看，根據這一標準，傳媒現代化的內涵就可以概括為“傳媒多元化、傳媒市場化與產業化、傳媒技術化、傳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四個方面。
1 傳媒多元化
傳媒多元化具體體現在傳媒體制、傳媒內容、傳媒功能、受眾權利、傳媒法治等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傳媒體制上基本實現了計劃管理的垂直體系向政府宏觀管理和市場調節雙重制約的轉變；形成了中央與地方、公有與私營、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相結合的多層次、多類型的傳媒機構體系；傳媒傳播內容多元、范圍擴大，基本實現“一個方向，多種聲音”；傳媒功能多元化，信息傳播功能得到彰顯，輿論監督、社會協調、娛樂等功能互為補充；通過如《信息公開條例》、《互聯網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的頒布，新聞事業取得巨大進展。
2 傳媒市場化與產業化
中國的傳媒轉型，經歷由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事業單位到計劃商品經濟下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再到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產業化、集團化發展。經過30年的不斷推進，我國傳媒的市場化、產業化發展取得系列成就。目前，報刊、廣播、出版、影視等傳統媒體蓬勃發展，形成了一批報業集團、出版集團、廣電集團、新聞集團。新媒體發展迅速，互聯網、移動媒體等全面擴展，與傳統媒體一起構成了多元、立體的傳媒產業結構。特別是2003年實行文化體制改革以來，一批文化試點單位按照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分類監管和運營，不少媒體在轉型過程中加大創新，采用企業化的管理辦法，以市場化的手段管經營、抓發行，抓融資，社會效益與經濟實力都大大增強，形成了包括遼寧出版傳媒、粵傳媒等在內的資本市場亮麗的傳媒板塊，傳媒的市場化、產業化程度不斷提高。據統計，2007年中國傳媒產業的總產值為4811億元，《中國傳媒產業發展報告(2007～2008)》預測，2008年中國傳媒產業總產值將約為5440億元。比2007年增長13.1％。總之，隨著我國傳媒業贏利水平穩步提高，傳媒業正在成為受社會資金以及風險投資青睞的朝陽行業。傳媒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帶動或促進了相關行業的發展，一個以傳媒為中心的產業鏈正在形成。
3 傳媒技術化
在傳媒領域，從報業、廣電、影視、到網絡、手機媒體。傳媒的現代化轉型絕對離不開傳播技術的發展。印刷技術在報業，電波、攝像、光纖衛星通訊等在廣播影視業，電腦技術對于網絡媒體，3G流媒體技術對于手機媒體發展等，無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傳播學研究中，媒介技術學派就是專門針對媒介技術發展對媒介形態改變、對傳播形式與內容影響以及新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等進行研究的。由此。中國傳媒的現代化轉型，技術的演進應該作為一個重要考察范疇。總的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媒在技術上發揮后發優勢。發展迅速，體現出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傳統的印刷媒體、電子媒體技術方面全面改進，電子信息與網絡技術等新媒體發展緊跟世界潮流；二是各類媒體，包括報業的數字化。廣播電視的數字化、網絡化、信息化、智能化，數碼電影，從Web1.0到Web2.0的網絡技術與網絡媒體發展，3G與手機媒體的發展等均與國際接軌，同時各類媒體在技術和業務方面又相互融合。構成了信息傳播技術環境下媒體融合的傳播生態。傳媒技術的快速發展正不斷促進有中國特色的大眾傳媒業迅速崛起，并不斷催生傳媒領域新的變革和轉型。
4 傳媒文化表征世俗化、都市化
文化的世俗化、都市化轉型，給作為亞文化系統的傳媒
文化世俗化、都市化創造了條件，體現為以傳媒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興起。以傳媒為核心所形成的大眾文化，正逐漸成為社會主要的文化現象。大眾文化以文化產業為特征，以現代科技傳媒為手段，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市民大眾為對象，具有商業性、娛樂性、技術復制性等特點，強調主體參與、感觀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費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會化審美追求。這種文化形態與大眾傳媒一拍即合，體現在傳媒產業化、技術復制化、都市報熱、廣播的窄播化、電視頻道多元化、網絡草根化等方面；體現在傳播形式與內容的平民化、大眾化、娛樂化等方面。同時，傳媒文化表征的世俗化、都市化構建的文化消費環境，又反過來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深刻影響。
三、未盡之路：中國傳媒現代化轉型的距離與反思
綜上所述，以改革開放為背景，研究中國傳媒30年來的變遷，用公認的現代化標準來衡量和評價是合理和明晰的。結果表明，30年來中國傳媒的現代化轉型已經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我國傳媒現代化程度有待提高，目前正處在發展的歷史拐點上。同時，由于我國傳媒宏觀改革滯后于微觀改革，傳媒宏觀調控體系還未形成，制約中國傳媒業發展的體制依然存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公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分類監管和運營的管理模式成型與完善，新聞體制改革仍任重道遠。
傳媒市場化、產業化，同樣給中國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但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正如在復旦大學舉行的“技術與制度：中國傳媒改革開放3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專家所指出那樣，“‘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但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可見，由于產權制度不明晰，傳媒固有的“守土有責”理念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我國傳媒市場化、產業化程度還比較有限，報業、出版、廣電集團改制過程中還有很多復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傳媒的碎片化經營還比較明顯，規模效益較低，真正的規模傳媒產業價值鏈尚未形成。這也直接導致了我國單個傳媒集團、傳媒產業總產值以及內容傳播量和美國等市場化發達國家相比的巨大差距。
【關鍵詞】城市空間組織；規劃；智慧
引言
智慧城市是以技術創新、資源節約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將智能技術與城市設施建設、居民活動、城市空間相結合，形成一套智能基礎設施、智慧公共服務和智慧產業等功能。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將城市建成為一個基礎設施先進、信息網絡通暢、科技應用普及、生產生活便捷、城市管理高效、公共服務完備、生態環境優美、惠及全體市民的智慧城市。本文就城市空間組織與規劃的轉型方向和規劃準則進行討論。
1、城市空間組織與規劃的轉型方向
1.1社會化轉型
原先的以去單位化為核心的市場化轉型中，雖然推進了市場化和工業化，但逐漸顯示出市場調節機智的不足，社會發展滯后，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持續惡化，一個可持續的城市需要社會化轉型。社會化轉型應朝低碳、提升社會公眾影響力、提高生活質量的方向發展。中國城市碳循環多源疊加、多匯銳減，源匯平衡系統遭到破壞，城市空間結構呈現高碳格局，在建設低碳城市的過程中，需要探索面向低碳的城市空間組織模式，加快疏散中心職能，重新回歸功能混合和緊湊發展，積極促進職住匹配和再平衡，治理交通擁堵、交通能耗和排放。通過空間的組織機制，促進空間資源的平等供給，設計城市規劃的利益再分配和調節機制，保證基本物品的均等分配。在轉型中出現“單一用地、設施供給不足”的現象，居民職住分離，這顯示了城市規劃依靠空間組織結構、土地利用等空間政策對生活質量改善不足，這讓我們認識到城市規劃應以“空間、經濟與社會”的平衡發展為出發點，突出“以人為本”的觀念。
1.2市場化轉型
中國的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空間重構發生在制度轉型的背景下，中國城市化的道路轉型是漸進的，城市空間的市場化轉型大體可概括為“去單位化”，單位制是建國后30年中國城市最基本的社會管理和組織形式，主要特點是居民職住接近，土地混合利用，設施供給齊備，經濟生產和行政管理高度統合，日常行為空間與物質功能空間高度重疊，在之前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單位制的模式顯得有些僵硬，阻礙了城市經濟利益的提高，對居民的空間需求也有一定的壓制，單位制的解體，實現了土地利用模式的轉型，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社會組織模式加快轉型，去計劃指令大力推進了城市化、拉開了城市框架、拓展了城市容量，城市空間重構由經濟利益與市場力量所控制主導，并將地方行為、土地財政捆綁在一起。但其的快速郊區化規模和速度失控，產生一些不良影響，如高碳化、不公正、低生活質量等。要想做到市場化轉型，地方政府利用空間資源，通過土地經營、資金杠桿滾動手法推動郊區房地產開發，將開發所得用于市中心改造，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并進一步推動郊區居住開發。“積累體制”從單位轉移到城市，地方政府發展城市經濟、改善投資環境，實行“大力推進城市化、拉開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容量”的經營策略。
1.3智慧化的轉型方向
智慧城市規劃即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以達到使城市生活更加智能，高效利用資源，帶來成本和能源的節約，提高生活質量，減少環境污染，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智慧城市化轉型圍繞居民的活動與地理空間的關系，打造便捷、舒適的生產生活服務設施，構建高效、暢通的城市各類要素流網絡，營造生態、低碳的城市功能空間。通過感知網絡、“三網融合”技術和數據管理中心建設，對整個城市進行公眾服務、社會管理、社會監督。做到智慧化轉型，要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引導技術與生產、生活、社會生態的全面協調和均衡發展，避免技術過渡超前發展而造成的社會資源浪費。結合物聯網、信息技術等基礎網絡和系統建設為重點，搭建智慧城市建設的信息數據平臺和智能應用基礎，提升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
2、智慧城市空間組織的規劃準則與方法
2.1城市空間的可持續發展準則
結合可持續城市空間模式的研究，提出“低碳城市空間規劃策略“”生態城市空間規劃策略“”緊湊城市空間規劃策略“等空間規劃策略，通過城市空間的規劃控制達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目的，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將各種社會價值取向融合在一起，對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進行協調解決。可持續城市空間能夠為市民帶來生理、心理和社會等方面的空間福利和機會，實現工作、居住、零售等綜合職能，使城市朝多樣化的方向發展。按照生態的準則來規劃控制城市空間，達到生態系統健康和生態環境質量的標準，同時，通過城市空間的規劃控制，倡導公共交通和綠色交通的城市空間模式，進而達到低碳的目的。
2.2特定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規劃準則
城市在不同的發展時期有著不同的發展目標，當一些重大的事件會對城市空間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如戰爭、自然災害、奧運會、世界杯和一些大型的建設目標等。通常這些特定的城市的空間規劃會和其時代價值觀結合，加上特定的城市發展目標產生與之相對應的城市空間準則和標準從而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間規劃。根據城市空間形態、城市景觀風貌、城市公共活動體系及城市景觀地標體系，通過特色要素的相互聯系以塑造不同層級的特色空間，同時在城市總體規劃指導下，依據空間景觀規劃、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城市總體設計，提出空間特色塑造的目標與方案。
2.3智慧城市空間組織規劃的方法
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將智慧城市發展理念融入到已有的城市規劃體系和內容，打造新的融智能技術、自然生態、社會經濟、制度文化為一體的城市生產、生活和空間組織范式。通過空間規劃控制減少汽車尾氣對大氣的污染，保護城市內部的綠地和生態系統格局，引入生態的法則約束城市環境，通過生態導向的城市空間規劃控制從而實現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同樣智慧城市將對智力和社會資本、包含傳統交通和現代信息通信技術的基礎設施投入作為動力，提升社會服務效率、促進生態、低碳經濟發展，實現城市的生態、低碳、協調、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在城市建設活動中注重質量的提高，并不僅僅追求數量，結合城市的自身優勢，對城市空間進行特色規劃，同時需要緊密結合市民生活，對特色地段和廊道特殊規劃，適應人的活動需求，綜合市民、規劃管理者和專家的主客觀評價，提出可靠的技術方法和成果。
3.小結
通過對智慧城市的空間組織和規劃的研究，我們總結出要想做到智慧規劃，就必須做到可持續城市發展，注重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協調居住和自然環境的關系。同時也應利用現在的網絡技術和物聯網技術，更方便快捷的進行。與此同時，注意吸收國外先進的經驗，取長補短。
參考文獻：
[1]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戰略.中國城市出版社.2010
[2]呂斌，佘高紅，城市規劃生態化探討：論生態規劃與城市規劃的融合.城市規劃學刊[J]2011
關鍵詞： 經濟轉軌；財政轉型；協同演進；內生利益集團；政治權威
中圖分類號：F810．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6-0090-09
一、 引 言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且頗具哲學思辨的經濟學基本問題。本文無意于為這一問題劃上終結的句號，而是試圖提供一幅具有中國特色改革動態的歷史素描。在此之中，我們利用近乎“自負”的理性，嘗試著解釋從權威體制向“準”權威體制演變這樣一個特定歷史背景下，勵精圖治、致力趕超的政治權威如何協調市場深化與政府范圍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嘗試著分析政治權威、利益集團、政府組織和分工模式如何影響經濟市場化轉軌與財政公共化轉型的協同演化過程。如果這種解說能夠合乎理性地重塑歷史的主要線條，能夠延伸出當前所面臨問題的基本特征，能夠拓展出走向未來的改良路徑，那么這種解說就應該是成功的。
關于政府范圍的經典解釋是“市場失靈論”，即政府范圍的合理性源于市場機制的經濟可行性，分散決策的非合作市場協調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的領域就是政府行動的可能選擇集。相對于非合作均衡，政府協調能夠增進社會總福利的領域就是政府行動的應然選擇集。因此，公共物品、收入再分配、外部性等市場失靈領域為政府這一組織形態的經濟合理性提供了證據。這種理論洞見是建立在私人產權為基礎的自發演進型市場經濟形態之上的，增加市場的完備性很難解決它本身的“失靈”問題。但是，在轉軌國家和以“趕超”為目的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分析范式必然受到挑戰。這種情況下，政府擔當了不完備的市場做不到的任務，既然市場不是“穩態”的，那么作為市場競爭剩余的“市場失靈”也就無法確定。政府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放棄政府擔當，市場的自發成長能否擔當此任？政府繼續擔當，可能的市場永遠不會形成。劉尚希也指出了以“市場失靈論”判斷公共支出范圍具有局限性，他采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判斷方法，將公共風險作為政府支出范圍判定的標準，凡是最終風險歸宿到政府的，就應該作為政府支出的項目，于是在邏輯上就有了公共風險―公共產品―政府支出的順序，因此認識到公共風險是最重要的。“公共風險說”象“市場失靈論”一樣，都要找出一個不同環境下通用的政府職能范圍界定標準，我們認為對通用標準的尋找不是沒有意義，但也許正是對通用性的過份追求，而忽略了我國經濟漸進轉軌這一基本事實。[1]
Hart、Shleifer和Vishny（1997）在一個政府公共服務（如監獄）是采取市場外包還是“自制”的兩元決策框架中，利用不完全合約理論解釋了政府合理范圍的經濟決定。外包合同始終是不完全的，這主要表現在服務或產品的質量界定和監督始終是不完全的。對于一個既定的承包合同，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相比，私人部門具有更強的成本節約動機，過強的成本節約動機會誘致“偷工減料”導致服務質量下降，如果社會成本降低不抵服務質量惡化，社會福利就會下降。公共部門具有較弱的成本節約動機，因而能夠保證服務質量的相對穩定，但要付出相對更高的社會成本。政府的合理范圍就是在成本節約與質量控制之間的權衡中得出的，質量易于控制的公共服務項目（如垃圾處理）可以通過市場外包以獲得競爭性低價，質量不易控制的公共服務項目（如外交）就不得不由公共部門來提供。這種理論洞見的政策含義是顯然的，為我們理解轉型國家政府范圍的階梯式演變（從生產的市場化到生產、提供的全面市場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但是，這種分析除了具有跟“市場失靈論”類似的局限性之外，它本質上是靜態的。從動態的視角看，競爭性外包市場中的廠商不僅具有很強的成本節約動機，而且具有很強的產品和服務質量創新動機。私人部門的創新，尤其是工藝創新不僅不會增加成本，反而可能降低成本。公共部門的高成本換來的只是消極意義上的質量保障，而不是積極意義上的質量創新。因此，Hart、Shleifer和Vishny對政府合理范圍的界定標準更多地適合短期的靜態經濟決策，而不太適合包含改革動態和市場結構變遷的情形。
湯玉剛、趙大平沿用了公共選擇學派的實證經濟學分析傳統，將政府范圍的決定視為一個包括政治權威在內的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相競爭的政治均衡過程。[2]在“有管理的競爭性政治市場”上政治權威通過管理“政治價格”追求政治支持最大化，由此形成的均衡政府供給結構與規范經濟學意義上社會福利最大化所要求的均衡結構往往會發生背離，而且政府供給范圍的公共性越小，這種背離產生的效率損失越大。他們的分析也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政治過程和政策形成過程，而忽略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改革過程中經濟基礎與生產關系之間的互動。
二、 權威主導型“趕超”及其“異化”
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權威主導”和“目標趕超”。這里所謂的“權威主導”不是指政治權威對社會經濟微觀事務的全面控制，也不是指歷史橫截面所體現出來的經濟分權―政治集權的社會治理模式，而是指歷史縱斷面上政治權威對策略性改革動態過程的方向性駕馭能力。下面將說明，正是這種策略性改革在短期內加快了市場深化的速度，同時，也正是這種策略性改革“異化”出了進一步經濟市場化和財政公共化的阻力。這里所謂的“目標趕超”體現在政治權威和各屆政府制定的發展規劃和戰略性目標上，我們假定市場深化和財政公共化既是實現趕超的目的，同時又是實現趕超的工具。基于改革初期的經濟運行模式和發展階段，政治權威的目標函數是實現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在改革實踐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制度目標的正式提出都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這種假設省略掉了具體的歷史細節。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之間的策略性互動并不像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策略性互動那么直接，但從忽略了改革細節的歷史過程來看，政治權威為實現“目標趕超”而設計的改革路徑確實呈現出一種“柔性”策略互動。這一制度組合目標的時間最小化。在轉型經濟中，市場與政府兩個變量都受到權威決策的影響，因此政治權威可以在經濟轉軌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策略性地控制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的協同演進，從而實現其戰略目標實現時間的最小化。這種對中國經濟轉軌過程的認識與簡單的“漸進論”和“爆炸論”之爭具有明顯的不同，漸進到目標模式需要時間，“爆炸”后到目標模式同樣也需要時間，關鍵是不同的時間路徑對應的社會福利不同。
權威主導的動態優化過程必然充滿了各種策略，具體而言，價格雙軌制、存量與增量改革、國有部門的策略性退出、多種形式的補貼或贖買以及地方政府（塊）和政府部門（條）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等等都具有很強的策略性安排的特點。在本文的經濟市場化轉軌與財政公共化轉型兩元分析框架中，我們僅僅考慮兩種特定的策略性安排：第一是經濟轉軌早期對部分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第二是經濟轉軌早期地方政府（塊）與政府部門（條）首先成為市場競爭的參與主體，政府派生型無形之手替代市場自發型無形之手筆者認為，很難用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來區分當前我國的市場治理和政府治理，政府推動市場化實際上是運用了無形之手的原理，而非顯性規則下的有形之手。，加速實現市場化目標。我們將說明為什么這兩種選擇是策略性的，以及它們各自產生怎樣的“異化”。
先來考察經濟轉軌早期對國有部門進行策略性保護的效率屬性。假定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障礙
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在特定的時期內可能是很重要的影響改革路徑的因素，這里我們僅從經濟理性決策的角度分析。，從純粹經濟效率的單一目標考慮，效率高者應該得到優先發展，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將得以改善，但現實中問題沒這么簡單。問題之一是在現實中效率高低幾乎不是理論界定的，而是經濟主體在相似的制度（規則）約束下競爭的結果，如果彼此競爭的制度約束不同，效率高低的評判就無從著手。因此，漸進轉軌過程是企業所面臨的競爭規則約束同質化的過程，也是在不斷趨同的競爭規則約束下“優勝劣汰”的過程。這種情況下，在轉軌的早期階段，有限信息、有限理性的政府無法通過“標尺競爭”來發現和判斷國有和私營部門的相對效率，從而有了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之說，[3]這使得對原有及新生國有部門給予策略性保護具有了某種效率上的正當性。問題之二是同質性企業（這里主要指從事相同行業、經營相似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之間的效率高低理論上可通過競爭發現，但身處不同產業鏈條的企業之間的效率評價很難通過競爭關系來說明，相反，處于不同產業鏈的企業之間互補關系可能是問題的基本面。楊開忠、陶然和劉明興的論文觀察到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解除管制（表現為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政府退出），并通過體制外的增量改革來提高效率，同時又由于新興的最終產品生產部門（民營經濟）需要中間產品部門（存量國有經濟）為其提供中間投入和技術裝備，所以不僅避免了對存量的沖擊，甚至提高了上游國有部門的產出、就業乃至于技術效率，從而使經濟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實現了平穩過渡
在適度保護原國有經濟的同時，逐步放開民間經濟，從而使高成本的國有企業成為經濟轉軌的一種“公共品”，在中央計劃者看來這種公共品是經濟平穩轉軌所必須付出的成本。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民間經濟的市場秩序擴展，這種轉軌的“公共品”逐漸喪失其對整個社會而言的公共性，反而在某些情況下（如競爭性行業，非自然壟斷行業制造行政壟斷）這種公共品成為了市場經濟深化的“公害品”（Public Bads）。。[4]從這一角度看，在民營經濟尚未成熟的轉軌期，策略性地發展某些關鍵國有部門具有增進宏觀經濟效率的作用，因此政府供給范圍的收縮僅限于一般競爭性行業，而并非從企業投資領域的全面退出。問題之三是作為政府主導型的轉軌過程和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效率絕非政府追求的惟一重要目標，某些時候，政府對社會穩定的追求更甚于對經濟效率的追求。從規范的意義上講，企業主要是效率的追求者，政府主要是公平的維護者，這是社會分工自然演化的結果。但受到現有分工水平和分工格局的制約，在配套改革，尤其是社會保障網絡缺失的情況下，經濟轉軌過程中國有部門卻起到了“社會福利和公共物品提供者”的作用。[5]盡管這里的“社會”和“公共”兩個詞絕非其本原意義上的，但這種臨時性的制度安排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政府追求社會穩定的目標。因此，這里存在著效率與穩定的短期權衡，這種權衡關系將隨著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興起和政府職能的相應調整而同步變化。無論如何，以上三點背后的潛臺詞實際上是政府在企業投資領域的遲遲不肯退出是整個轉軌動態優化過程中的策略性安排，盡管跟標準的競爭性市場均衡相比，它們不是絕對最優的制度安排，卻具有動態效率。但是，這里有一個根本的前提：經濟市場化的動態優化過程必須按照理論設計的那樣實現成功轉軌，否則這些策略不僅不是動態有效的，而且是很差的制度安排，是新的低效率的根源。換言之，這些臨時策略性安排之所以具有規范意義上的合理性，是因為對這種過渡性策略安排的效率評價必須與一個動態的經濟轉軌過程相結合。首先，如果這種安排在轉軌的前期階段能夠獲得較高的即期回報，而在轉軌的中后期階段又能規避早期策略性安排產生的路徑“異化”，從而實現較高的遠期回報，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就不僅具有靜態效率，而且具有動態效率。其次，如果轉軌的前期階段只能獲得較低的即期回報，而中后期階段能夠規避早期策略性安排產生的路徑“異化”，從而實現很大的遠期回報，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雖然不具有靜態效率，但卻是動態有效率的。再次，如果轉軌的前期階段獲得較高的即期回報，而中后期階段的發展路徑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異化”力量所左右，從而無法達到社會計劃者所預想的轉軌目標，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雖然具有靜態效率，卻是動態無效率的。最后，這一種情形最糟糕，如果早期的策略性安排只能獲得較低的即期回報，同時中后期階段的發展路徑被早期策略性安排制造的“異化”力量所左右，從而無法達到社會計劃者所預想的轉軌目標，那么，早期的策略性安排既非靜態有效，也非動態有效。規范意義上的改革者所爭取的是前兩種情形，所盡力規避的是后兩種情形。
再來看政府派生型無形之手推動市場加速形成的策略性選擇。如果說計劃本位下的政府更像一個全能的社會計劃者，多種社會經濟目標，不論宏觀、微觀都集于一身，其主要缺陷是社會計劃者難以有效利用分散于社會各處的知識和信息，自發的社會分工秩序受到中央計劃的抑制，那么，轉型期中的政府角色則向另一個極端的方向快速突變。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央計劃協調能力加速衰減，政府各部門之間、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主體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公共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碎片化”格局很快形成。第二，地方政府和各政府部門由原來的社會計劃的執行者，由原本意義上的中央當局的多任務人，迅速調整為類似企業家職能的單一經濟目標追求者，這一單一目標又因為縱向官員政績評價指標的單一化和橫向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而受到雙重加強。政府過分追求經濟增長的單一目標給予各級官員過強的“企業家精神”激勵。在資源有限或個人精力有限的約束下，從事多任務目標的行為人或從事具有多維屬性的單一任務的行為人，如果在某一目標或某一維度受到特別強的激勵，他必然會以犧牲其他目標或其他維度的努力程度而獲得更大的滿足。于是，資本追求增值的天然屬性與政府（官員）追求經濟增長的強烈動機相結合，數量目標受到全社會的關注，而質量目標則被忽視，有形指標受到重視，無形指標被忽視，結果受到高度關注，而過程則被忽視。轉型期我國政府的經濟角色定位完全不同于標準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有限政府”，而是成為地地道道的市場競爭的參與者，當然，這里的市場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語境中的以私人產權為基礎的市場。何曉星將這種特殊的產權結構稱為“地方政府的內公外私”，即地方政府權力范圍內的資源對內都是公有的，具有非排他性，政府可以以社會計劃者的身份規定各種公共資源的價格和使用方式，以在對外（外地）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滿足其追求地方政府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地方政府對外則表現出私人產權的屬性，在資源的使用和產品的交易中具有絕對的排他性。[6]以上分析邏輯也同樣適用于政府部門主導的“條條”經濟。這種特殊的制度安排是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投資比例居高不下和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晰的根源之一，同時也是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結構失衡、“有限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目標難以落實的根源之一。 事實上，地方政府（部門）已將市場機制的運用推向了極端，政府成為一家以盈利（如GDP）為目的的經濟單位，這不僅大大推遲了以民間資本為主導的公平競爭型市場經濟模式的形成，而且使得社會分工演化中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分工被扭曲，政府從事了從長期來看并不具有動態比較優勢的市場競爭活動，而私人部門無法自發協調完成的公共事務卻被政府忽視。盡管政府日益認識到提供公共服務是公共部門的首要任務，但在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中這種改變是艱難的。
地方政府（部門）主導型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邊界正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不是越來越清晰。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部門）與企業，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改革初期就提出的“政企分開”目標至今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或許在現有的政治架構內“政企分開”本身就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或政府內的行政官員又面臨著被巨大經濟利益俘獲的問題，這表現為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的特殊聯盟關系。顯然，這種格局的出現與政府作為市場規制者的角色定位是密切相關的，政府或官員被私人資本所俘獲，一種可能是政府規制本身存在問題，這誘使企業家投入資源進行各種形式的尋租或聯盟活動，另一種可能是政府規制本身沒有問題，而約束規制執行者的制度出現了問題，規制者面對市場機會和權力租金的誘惑而主動與私人資本妥協、聯盟。這一方面說明政府供給范圍有從提供投資（包括有形和無形公共品供給）向提供“公共”政策轉變的趨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政府的經濟活動有超越財政管理和監督的趨勢，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僚機構越來越學會了利用“偽市場”手段來獲取源自于公共權力的部門或私人經濟利益。既然是“偽市場”，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也就難以僅僅運用所謂的經濟手段來實現，這恰恰印證了“偽市場”必然對應行政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在地方政府（部門）主導的“偽市場”中政府部門很難成為公平經濟秩序的建設者和維護者，必然存在對不公平競爭行為的放任甚至縱容，從本質上講，政府主要還是經濟效率的追求者，還沒有真正成為社會公平的維護者。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央決策當局對公平賦予較高的權重，最低公平設定（中央權衡的約束條件）高于社會最優值，在整個社會的公平和效率（主要體現為經濟發展）權衡過程中，效率始終低于潛在最優值。改革開放后，中央權衡中的效率權重明顯提高，但為了達到理想中的效率目標必須考慮路徑選擇問題，穩中求進的漸進改革策略使得在經濟分權中地方政府本位和部門本位控制了大部分的經濟資源，從而表現為經濟效率的追求者、地方政府及相關裙帶、部門及相關裙帶內可以很好地實現效率與分配公平的協調，但這些裙帶或圈層外的社會群體則只能是效率與公平的低層次權衡，實現效率的初始稟賦和發展機會對他們而言都處于絕對劣勢，因此，如果阻止裙帶或圈層的利益外溢，如果遏制公平競爭機會的拓展，社會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非均衡的效率，公平也只是既得利益者的公平，而不是全社會的普遍公平，兩者的權衡也是分割的、碎片化的低水平權衡。
可見，無論是轉軌早期對“關鍵”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還是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直接參與市場競爭，這兩種策略性安排交織在一起，客觀上起到了加速市場深化，增進短期（靜態）社會福利的作用。與自發演進為主的市場化方式相比，我們可以稱我國的市場化方式為策略性的。但是，這種策略性的市場化方式本身孕育著反市場化的力量――部分行業的行政性壟斷之弊和政府職能轉型難題。于是隨著經濟轉軌進入中后期階段，早期政府推動的策略性市場化方式“異化”出的力量則成為阻礙改革沿既定正確路徑演進的力量，從而可能將社會導向動態無效率的均衡。
無論是對國有經濟的保護，還是條塊競爭的政府主導型市場化，這些策略性安排必然是臨時性的，必將隨著轉軌過程而被放棄，從而轉向目標最優的制度安排。這里的問題是：早先權威主導型市場化轉軌的目標是否會因策略性路徑內生出的“異化”力量而改變？經濟轉軌的路徑和政府供給范圍的均衡區間是否會被鎖定到一個動態無效率的狀態？
三、 執政模式、政治承諾可信性與改革的路徑控制
公共政策是個人（關鍵政治人物、立法者）與社會群體(包括官僚集團、黨派、民間組織等)共同作用的產物，這些政治角色之間不同的作用模式則構成了不同的政治體制架構。我們可以設想兩種極端的情形：情形之一是，公共政策由全知全能的社會計劃者做出，其他人物僅是公共政策被動的適應者，這種假定在社會經濟結構相對比較簡單，人與人之間的同質性較強的環境中更接近現實。情形之二是，不存在所謂的社會計劃者，政治家是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對社會群體制造的政治壓力高度敏感，以此來迎合大眾偏好，獲取最大的政治支持。這種假定在社會經濟關系高度復雜，民主政治體制相對完善，人與人、集團與集團之間的異質性較強的環境中更接近現實。現實是兩種情形的混合物，而我國轉軌的過程蘊含著一個公共決策模式從更偏向情形一向更偏向情形二的漸進轉變。正是這種漸變使得權威主導型的動態優化過程可能受到威脅和削弱。
西方政治經濟文獻中對利益集團的討論已相當深入，但那里的利益集團大多指的是有組織的集團（organized groups），因而研究的焦點集中于利益集團是如何形成并達成集體行動的，利益集團是如何通過民主政治這一舞臺對關鍵政治人物及官僚系統施加影響以爭取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或再分配的，以及利益集團之間是如何沖突和妥協的。從我國的實際情形來看，真正意義上以爭取特殊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只存在于有限的范圍內，普遍存在的是另一種形式――未經組織的社會群體（unorganized social groups）。前者具有明確的組織和行動方案，通過游說活動影響政府決策，具有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后者大多沒有統一的組織，但卻自發地表達同樣的政治經濟呼聲，以此來引起政治家或政府的關注。兩者之間可能相互轉化，所以對它們的區分也不得不帶有時間特征，從目前的情況看，粗略地分類，屬于前者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政府部門、因各種理由而被保護的國有部門和壟斷性行業等等，屬于后者的主要包括相對強勢的擁有社會保障的城市職工、教師、公職人員，相對弱勢的城市失業工人、失地農民、農村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者等等。兩者都能夠對公共決策產生壓力，從而影響政治均衡的結果，但由于制造壓力的方式不同，因而制造相同的壓力，不同集團或群體付出的社會成本不同。這里我們需要考察的過程是：漸進轉軌的初期階段，競爭性的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尚未形成，權威主導型的動態優化設計在公共決策中占有相當的權重，這同時也意味著其他社會力量對公共決策者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一階段，政府供給中對國有經濟部門的保護性支出，對相關群體的補貼性支出在客觀上起到了推動社會經濟平穩轉軌的作用，這主要是社會計劃者為實現動態優化過程而做出的策略性安排，但是次要的方面，計劃經濟條件下相對受益的部分群體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對改革持有懷疑和猶豫態度，他們的要求與社會計劃者的動態最優化策略性安排擬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轉軌初期階段政府供給范圍的均衡區間。隨著經濟轉軌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逐步滲透，相關利益集團浮現出來，與之相對應的具有某種社會經濟特征的群體也浮現出來。我們將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浮現的渠道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于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造成財產或財富差別的最直接原因，作為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以及政治學家和政治家大都把財產作為劃分集團或社會群體的標尺。Widen對政府經濟分析中的“集團”本位做了系統的綜述。[7]而造成的，這種差距或為市場競爭所誘發，或為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所導致。第二類是政府基于某些規范性考量而給予某些目標群體以保護，但這種保護在時過境遷之后卻難以消除，反而使當初的目標群體演化為有相當政治經濟話語權的利益集團，這一類渠道可稱之為“異化”――當初有助于轉軌的策略性安排成為當今阻礙實現轉軌目標的力量。新生的利益集團會影響公共政策結果，也就會影響整個轉軌的路徑，并有可能使原有的動態優化過程半途而廢。由此也很容易地看出，原先作為政治權威控制轉軌進程工具的政府供給，現在正被轉軌過程中的各種力量所內生決定。
前面我們提到，政策結果是關鍵政治人物（類似于社會計劃者）與利益集團或社會群體交織作用的產物。利益集團之間競爭的結果可能接近于社會計劃者最優化決策的結果，但一般情況下兩種均衡存在很大差異，尤其在有組織的利益集團與非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之間沖突顯著的時候。第一類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團有可能具有推進市場化轉軌進程的動機，第二種渠道形成的利益集團一般都是反對進一步轉軌的力量。這個時候，所謂的政府供給中的“越位”與“缺位”現象才真正成為一個顯性的問題，在此之前，“越位”與“缺位”還只是一個潛在的問題，并因轉軌過程中的策略性安排而具有合理性。這個時候，市場化的轉軌進程能否最終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執政黨關于經濟改革的政治承諾是否具有可信性。在其他條件既定的情況下，一般而言，兩黨或多黨競爭輪流執政的情況下，在位者很難做出可信的長期（至少多于一個選舉周期）政治承諾，從而使政府難以通過策略尋求跨期（選舉周期）投資最優化，也就是說政府將偏向于收益快、見效明顯的短期社會供給，而忽視本期低回報，而下一期高回報的社會供給，如各種人力資本投資。[8]相反，一黨長期執政的好處就在于政府可以做出相對長期的政治承諾，一方面可以實現象經濟轉軌這樣的跨期動態優化，另一方面可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入到關系社會發展的戰略性領域。而現實中我們發現，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體中戰略性政府投資并不一定太少，而一黨長期執政的政體也不一定進行更多的戰略性政府投資。這不是上面的分析邏輯有問題，而是由于存在更為重要的約束條件在發揮著相反的作用機制。社會財富存量和政府財力約束是一個重要的作用機制，社會財富和政府財力越充裕，政府進行戰略性投資的可能性越大。另外一個可能的作用機制是，競爭性執政條件下選民約束（通過代議制）更強，從而迫使政府做出更富遠見的投資和公共供給，進而有可能抵消了不可信政治承諾帶來的低效率。而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往往是官僚體系的惰性和腐敗使得政治承諾在執行中走樣變形，從而難以收獲可信性政治承諾帶來的好處。因此，要繼續推進轉軌進程，首先，需通過執政黨強化市場化改革的政治承諾，使之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繼續發揮主導角色（至少要在市場化轉軌基本完成之前）。其次，可能是更重要的，更有前景的取向是讓來自集團或群體的不同“呼聲”公開透明化，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置于社會監督之下。最后，需改革執政黨與政府系統的政策執行力，盡量縮小政治承諾與政策效果之間的差距，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得不繼續推進市場化進程，使政府的職能分工逐步收斂到其核心領域，使政府職能的收斂與市場吸納功能的拓展相協調。
“職責同構”所謂“職責同構”，是指在政府間關系中，不同層級的政府在縱向間職能、職責和機構設置上的高度統一、一致。通俗地講，就是在這種政府管理模式下，中國每一級政府都管理大體相同的事情，相應地在機構設置上表現為“上下對口，左右對齊”。（朱光磊，張志紅，2005；周振超,2005）[9-10]的“權威+官僚系統”單一政黨執政模式有利于增強跨期改革承諾的可信性，這種模式相當于提供了一種類似“規則”，而非“相機抉擇”的機制，從而減弱了政治決策時間不一致性（Kydland，Prescott，1977）可能帶來的宏觀動態效率損失。當同質性社會偏好占主導的時候，尤其是權威、官僚和一般居民偏好趨同的時候，上述執政模式不僅具有較高的政治承諾可信性，這保證了宏觀動態效率的獲取，而且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損失較小。[2]當異質性社會偏好占主導的時候，這種執政模式雖然仍然具有較高的政治承諾可信性，但公共資源配置效率損失很大。隨著社會偏好異質性的增強，最優公共政策的競爭性發現機制和彈性調整機制就成為最為迫切的需要。原有的執政模式如何改變才能適應這一新趨勢？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效率損失實現這一改變？我們在最后一部分再回到這一具有前瞻性的話題上來。
四、 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兩期離散時間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本部分致力于將經濟轉軌與財政轉型置于一個統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之內，并在這一框架內比較策略性與非策略導致的社會福利時空分布。首先，我們考慮一個離散時間的兩期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情形。
前面筆者已對“策略性”安排的兩種形式――對國有部門的保護性發展與政府參與型加速市場化做了分析，與之相對的是“非策略性”安排，這里的“非策略性”安排可以理解為經濟轉軌的另一種路徑：實行一次性存量資本均等化分配，從而使社會經濟進入一個原始的自然演化軌道。這種假想雖然有些極端，但能夠抓住“非策略性”安排的最主要特征。另外，“非策略性”安排在當時是否具有政治可行性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只是將其作為一個參照系與實際的和將來可能的轉軌路徑做比較。
表1列出了第一期（轉軌的早期階段）與第二期（轉軌的中后期階段）的可比之處。從公共決策的類型來看，轉軌的早期階段類似于社會計劃者的動態規劃過程，這時政治權威推動改革的作用非常重要，轉軌的中后期利益集團、社會群體以及政府（執政黨）本身的多元互動成為公共決策機制中的主要特征。
表1中的市場深化是指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分值越高說明市場經濟的質量越高，分值越低說明市場經濟中的不公平競爭、政府不當干預、行政性壟斷等問題越嚴重。財政制度指的是財政公共化轉型的程度，同一時間，財政公共化程度越高，則分值越高，轉軌中的策略性政府供給會降低財政公共化的程度。非策略性轉軌中的市場深化和財政制度初始賦值為2 ，第二期轉軌目標實現，賦值為10。以此為基準，策略性轉軌第一期的市場深化賦值為5，這意味著轉軌早期對國有部門的策略性保護和市場化進程中的政府推動會產生較高的即期社會回報，但緊接著的問題是如果策略導致的內生利益集團（“異化”力量）掌握了公共政策的決策權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公共決策，那么社會有可能被鎖定到非社會計劃者原先預期的低效率狀態（賦值為2），轉軌將半途而廢。當然，如果在推動改革上仍然具有一定權威的政府以及贊成繼續深化改革的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能夠更有效地影響公共決策的最終結果，社會將繼續優化公共資源與私人資源的配置比例，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的決策程序，從而在第二期達到與轉軌目標設定相一致的社會狀態（10）。另一方面，就財政制度而言，第一期，早期的策略性政府供給必然導致財政制度的賦值（1）低于“自然”狀態下的賦值（2）。第二期，財政制度的演化面臨著上面同樣的難題，與經濟轉軌的過程相對應，一種可能是推進改革，完成轉型， 實現公共財政制度（10），另一種可能是改革半途而廢（5），“公共”財政成為既得利益者通過公共方式進一步攫取私人或集團利益的工具。
策略性轉軌中，規范意義上的改革者追求的是社會福利的5+10模式（策略性安排具有靜態效率和動態效率）和財政制度演化的1+10模式（策略性安排雖然靜態低效率，但有動態效率）。從整個轉軌過程來看，早期政府供給的策略性選擇――“越位”與“缺位”是靜態低效率的，如果他們具有動態效率，即轉軌的過程能夠平穩實現，那么所謂的“越位”與“缺位”就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他們不具有動態效率，并在轉軌的中后期不斷制造出新的“越位”與“缺位”，那么潛在的問題就變成了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
五、 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連續時間的情形
第四部分對兩期離散時間情形的分析雖然簡單明了，但它忽略了我們第二部分提到的“目標趕超”特征，即在政治權威看來，采用怎樣的策略性安排才能盡量節省趕超的時間？這一部分，我們利用一個連續時間情形的圖形說明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可能遇到的問題，解決問題的出路和社會福利我們將社會福利看作市場深化程度與財政公共化程度的雙元函數，市場深化和財政公共化程度越高，社會福利水平就越高。同時，市場深化與財政公共化之間又存在策略性互動，這種互動會如何影響社會福利的時間分布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的時間分布，見圖1。
有策略（下圖）行為的經濟轉軌
圖1的上圖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轉軌下的市場深化程度演變趨勢圖，早期階段社會福利的增進相對較慢，但隨著各種配套制度的健全市場深化會自動加速，并最終在t2時間達到市場化轉軌的穩態水平和穩態的市場深化程度W*。圖1的下圖描述的是策略性轉軌下的市場深化程度演變趨勢圖，早期階段市場深化的速度相對較快，這主要是政府供給的策略性安排和市場化過程中政府的策略性參與造成的。在時間t1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W1>W′1，但接下來可能會出現三種情況（當然也有若干中間狀態）：第一種情況是在原有計劃者權威的積極推動下很快實現了整個轉軌的動態優化過程，從而在時間t3處就逼近了穩態的市場經濟和市場深化水平，圖中曲線3描述的就是這種情況，這種情況下“目標趕超”得到最好的實現。第二種情況可能是早期策略性選擇內生的“異化”力量主導了改革進程，從而使轉軌過程半途而廢，社會被鎖定到一個低效率的市場化和社會福利水平W′*，如曲線1所示，顯然W′*
與經濟轉軌過程相對應，我們來觀察財政轉型過程。圖2的上圖描述的是非策略性轉軌下財政制度演化的趨勢圖。S*表示與標準的穩態市場經濟相對應的公共財政制度，這一狀態在t2時間達到。圖2的下圖描述的是策略性轉軌下財政制度演化的趨勢圖。在轉軌的早期，公共財政制度建設是滯后的，這主要是因為經濟轉軌中的策略性選擇減慢了政府供給朝市場經濟內生型公共財政轉換的速度，顯然，在時間t1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S1
最后來看圖1和圖2中的策略性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在時間t1之前，財政轉型的策略性滯后在客觀上起到了加速市場化的作用，如果作為經濟基礎的市場深化更具有戰略意義，那么這種財政轉型的策略性滯后就是值得的。但策略性市場化轉軌本身孕育著巨大的路徑風險，由此可能形成三類迥然不同的市場化轉軌路徑，同時派生出三類不同的財政轉型路徑。
六、 結論與討論
我們基于對中國經濟轉軌和財政轉型過程、路徑的經驗觀察，討論了政治權威改革目標正確設定條件下政治承諾的跨期可信性問題，指出了政治權威與策略性改革所內生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是決定“目標趕超”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這一過程中，政府與市場呈現出一種策略性的互動關系。
1．對我國經濟轉軌期政府供給范圍轉變的效率評價應該以轉軌的動態過程為背景。政府主導的經濟改革過程與體制外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對財政學中經常討論的“越位”與“缺位”現象的認識不能進行孤立的判斷，必須與一定時空環境下政府主導的轉軌策略，以及這一策略安排的后續可信性相聯系。如果轉軌的動態優化過程能夠盡快完成，則由于其中策略性安排所導致的暫時性“越位”、“缺位”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動態有效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否則，此前所做的各種策略性安排帶來的是更低的效率和更差的結果。因此，在轉軌的后期階段必須堅持改革的政治承諾，完善新的履行這一政治承諾的法治化基礎，并尋找推動市場化轉軌順利完成的新動力。
2．隨著經濟轉軌的深入，利益集團的出現和社會群體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團的作用有兩方面：一方面過多的利益集團活動可能帶來經濟增長的僵滯，另一方面利益集團的存在也是政府判斷社會偏好，使政府供給更富社會效率的主要渠道之一。原則上政府可以通過控制不同類型利益集團的形成而實現上述兩者的最優權衡，但對政府而言，鑒別成本很高，錯誤鑒別的可能性也很高，因此根本的作法還是使利益集團的形成及其活動公開化，從利益集團政治性尋租的源頭上來解決問題，從而既規避了利益集團的不利影響，又利用了利益集團的積極作用。對不同社會群體非組織化的自發集體行動也應該采用類似的取向，從而為不同局部利益的社會評價和社會偏好的凝聚提供一個公開透明的政治平臺。
3．我國經濟轉軌的過程也是公共政策形成機制轉變的過程。轉軌的早期，利益的群體化現象雖然存在，但并未強大到成為顯性的利益集團，從而他們對公共決策的政治影響力還是有限的，這時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公共決策的主體是一個擁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社會計劃者。這一社會計劃者為保障體制的順利轉軌，會做出策略性安排，而策略本身會導致利益集團的內生形成。同時，由于經濟市場化本身，特別是機會不均等的市場化會帶來利益群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分化，利益集團和社會群體的出現不可避免，公共決策的機制中社會計劃者的重要性相對下降，而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政治影響力必然相對增強。這種公共政策形成機制潛移默化的轉變很有可能破壞原有的市場化轉軌路徑，從而將社會長期鎖定到一種畸形的市場經濟之中。面對這種困境，最直接的反應是通過黨政系統強化市場化轉軌的政治承諾可信性和執行力，間接反應是政府通過聯合具有推動改革動機的利益集團，并利用社會群體的政治經濟“呼聲”對抗反對繼續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從而為轉軌過程的完成提供新的動力機制。由此，我們還可以得出另外一個推論：公共決策中的策略隨著決策民主化的發展變得越來越不可行，而公共政策的戰略性選擇也會從社會計劃者的單邊抉擇模式向多利益群體的博弈均衡模式轉變。
4．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經濟改革是“一次改革”：即由計劃到市場的改革，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以及新生的民營企業一起進入了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那么21世紀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進行“二次改革”：即實現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民間主導型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建設型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門從市場經濟的競爭者身份上退出，專司其管理和監督職能，政府供給從一般建設性領域退出，專司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從而使政府與市場之間的職能分工進入一個自發演化的良性循環，成功實現經濟體制的市場化轉軌和財政體制的公共化轉型。
5．“職責同構”的“權威+官僚體系”執政模式在經濟轉軌的早期起到積極作用，但隨著社會偏好異質性的增強，“職責同構”必將被“職責異構”所取代，只有這樣，政府職能的“條塊”交織現象才能得以消除，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職能分工才可能通過政府間競爭過程得以發現并規范化。同樣，社會偏好異質化也給“權威+官僚系統”的執政模式帶來挑戰。給定“權威”也是有限理性的這一假定，社會偏好異質性使得有限理性的“權威”更加難以發現最優的公共政策，這表現在“權威+官僚體系”執政模式下只有當不良政策的負面效應積累到非常顯著的時候，政治系統才會對此做出反應。這就需要更具靈活性和競爭性的執政模式。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加強黨內民主和競爭機制建設應該是一條具有經濟效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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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數字化轉型；國有企業；經濟發展；深遠影響
數字化轉型主要是通過數字技術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過程。在生產、管理、運營、營銷方面上應用數字化，能夠促進國有企業盡快實現智能化、網絡化、數字化的發展，然而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也要認識到數字化轉型在給國有企業經濟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國有企業經濟也將面臨較大的挑戰，因此，國企管理者需要積極地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變化，提升國有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
1.數字化轉型對國有企業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1.1數字化轉型給國有經濟帶來的機遇
激發國有經濟增長的動力：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對消費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數字化轉型從多方面滿足消費者的不同需求，拉動國有經濟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興的經濟形式，擁有較大的發展前景，很多國家都將數字經濟提高到了較高的戰略地位，政府部門也相繼制定了相關數字化轉型的激勵政策，能夠為國有企業開拓良好的市場環境，大大的拉動國有企業經濟的發展。同時，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投資的活躍度，在建設數字經濟的過程中，在研發前沿技術和基礎設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較大量的資金，數字經濟的預期收益會增加投資的數額，提高資本的流通速度。為國企經濟提供較大的發展空間：在科學技術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數字化轉型能夠突破時空上的限制，使得國際經濟交流變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經貿往來交易的速度，能有為國有企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較大的空間。能夠提升國有企業的管理效能：企業在保持持續的規劃、運轉和調整中實現既定的目標，獲得收益和成長。數字經濟的出現，為企業的運營和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機遇。通過現代技術的革新，能夠使企業的經營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學化、現代化。
1.2數字化轉型給國有企業經濟帶來的挑戰
跨行業、跨區域的發展：在數字化轉型經濟背景下，對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和內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數字化轉型可以說是傳統經濟和現代經濟的一個分水嶺，一方面傳統國有企業會面臨被替代、被淘汰的經營風險，由于云計算、大數據分析等先進技術的應用，能夠提供比傳統國有企業更優的服務和商品，因此對于傳統國有企業經濟來說是一個較大的挑戰。例如現代市場經濟中能夠提供甚至優于傳統經濟中企業提供商品和服務，給傳統企業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發展挑戰。從現階段市場經濟形式來看，傳統實體經濟的消費額呈現出了下降的趨勢，信息服務業、咨詢行業也處在被替代的經營風險。另一方面，數字化轉型中經濟融合、跨界業也加快了競爭格局的變化，在傳統經濟市場背景下企業探索的相關領域也不同，為數字化轉型提供了較大的發展機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聯網企業在無人駕駛、導航、地圖開發等領域的研發，也提高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國有企業之間的激烈競爭。信息傳統的安全性和及時性：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機遇與風險是并存的，國有企業只有通過準確的信息來對經濟發展趨勢進行判斷，對機遇和風險進行合理的把控。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加快了信息的傳遞，也對國企辨別。獲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一方面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有關國企的負面信息傳播的速度會變快，因此國有企業就必須花費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維護自身企業的形象。與傳統渠道傳遞信息一點對多點的模式相比，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傳播信息具備多維度、多點的特征，因此傳播負面信息的速度也較快，因此國有企業必須有較大的應對能力。同時，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會存在一些失真、虛假的信息，對判斷和分析經濟環境的能力起到了負面性的影響，開發互聯網環境中涉及到大量復雜的信息，也存在著一些不真實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嚴重影響企業對經營環境的正確性分析，會導致企業發展戰略目標發生偏差。延緩了獲取信息的及時性，不能緊緊抓住良好的發展機遇。
2.數字化轉型下國有企業經營的難題
缺乏對數字化轉型的正確性認識：數字化轉型既是對技術進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對經營理念、戰略、組織和營運進行的變革，主要是從全局的方面來謀劃。現階段很多國有企業有著比較強烈的數字化轉型意愿，但是數字化轉型的實踐路徑和戰略目標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如何在生產端引入相關信息系統，并沒有結合自身的發展戰略來進行綜合性的謀劃，高層管理者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也沒能達成共識。同時，數字化轉型對于國有企業來說是一項系統復雜的任務，對國有企業提出了人才培養、業務能力建設和技術創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國有企業并沒有重塑組織和完善相關制度，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也沒有明確部門之間的權利和職責，激勵獎罰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夠完善。數據資產應用范圍不廣泛：數字化轉型從實際上來看是國有企業對數據資產不斷積累、應用的過程，在數字化轉型的經濟背景下，國有企業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如何對數據價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現階段對數據應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國有企業還處在感知階段，并沒有進入到行動階段，尚未形成一個全生命周期、全產業鏈、全流程的工業數據鏈；在內部各個業務系統中散落著分布不同數據資源，在過程控制層和底層設備層之間不能進行及時的溝通，引發了“數據孤島”的問題出現；融合外部數據的能力不高，不能對數據的更新與分布進行全面、及時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數據的質量、規模、種類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國有企業應用數據還處在起步階段，在風險控制、精準營銷方面還缺乏廣泛的應用，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缺乏從決策性和預測性的分析，不能都會數據資產的潛在價值進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數字核心技術和第三方服務：傳統產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會存在成本較高的問題，也會面臨供給數字核心技術不足等方面的問題，在戰略架構設計、咨詢和數據運營等任務方面缺乏應該有的承擔能力。同時由于市場上的大數據、軟件和云計算服務商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也就加大了國有企業選擇的難度。明顯的數字鴻溝：傳統國有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會存在比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很多國有企業并不具備較高的數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網絡化的基礎相對薄弱，雖然對數字化轉型有著比較強烈的意愿，但是有時會受到資金、人力方面的限制，這就會嚴重影響數字化轉型的進度。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互聯網的建設在功能完整性、行業覆蓋面、模型組建系統性等方面還不夠先進，在行業內還存在著較大的數字鴻溝。
3.國有企業應對數字化轉型的對策
轉變生產經營管理思維：一方面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要提高員工對數字化的認識，現階段有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管理者認為通過數字技術就能夠實現企業數字化轉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對數字化轉型的正確性認識，因此就需要對數字化轉型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經濟環境下，技術與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較重要的，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進技術，不能簡單地認為數字轉型就是機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綜合考慮到人工和機器相互配合，調動起員工在更新產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積極性和創新性。另一方面，隨著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深入，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和習慣也在發生著變化，因此國企管理者也要根據消費者的需求來提供個性化、多元化的產品服務，重視消費者體驗，培養國企員工社會責任意識，在消費者中樹立良好的國企社會形象，帶動消費者消費。鼓勵員工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提出大膽創新的改革理念，并積極吸取員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見，在數字化轉型中提升員工的歸屬感。提高國企的生產經營能力：一方面對風險和創新進行正確的衡量。數字化轉型對國有企業的交易結構、運作結構和成本結構帶來的較大的創新和改變，使得傳統國有企業從原來以服務和生產為核心體系向數據和信息為核心體系轉變，因此，在轉變的過程中會存在一定風險，國有企業要對這些風險進行正確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需要國有企業決策者應該具備較強應用數字思維的能力，創新性數字化思維可以提升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能夠積極應對數字化轉型帶來的挑戰。建設高效的數字技術供給體系：國有企業在數值化轉型的經濟背景下，需要建設一個數字經濟創新平臺，提升自身技術創新水平，特別是提高基礎理論研究創新水平和原創創新技術水平，加大對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研究力度。對全球平臺和人才資源進行整合，加大與全球科研機構進行緊密合作，推進融合性創新和數字技術原創性研發。制定任務明確、目標清晰的數字化轉型策略：國有企業設定數字化轉型戰略目標不能采用傳統的方法，要組織企業員工、管理層和董事會召開座談會，聘請新興數字技術能力較強的人參與數字技術的研究工作。在選擇數字轉型路徑的過程中，國有企業要選擇自上而下的局部嘗試和頂層規劃并行的方法，在發生局部突出的時候，要堅持“客戶優先”的基本原則，積極采納客戶提供的合理解決方案。國有企業可以應用聯合項目組的方法，來制定出一個統一高效的數字化轉型推進機制。強化數字化轉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對政府服務進行優化，提升政策的精準度，對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進行統籌研究，對土地、人才、金融和財稅方面的政策力量進行整合，全面推動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同時在取得財稅支持上，需要對財政專項資金進行統籌，加大對各級財政資金的引導力度，這樣可以為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國有企業需要探索成立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基金，推動各級政府產業基金按照市場化運作方式，與社會資本合作設立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投資子基金；積極落實數字經濟領域的相關惠企政策，確保落地見效。
4.結語
編者按：
2005年5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辦的北京《財富》全球論壇引起了世界的關注。論壇舉辦期間，《財富》全球論壇中方秘書處向與會代表和記者提供了一套由國務院新聞辦監制的惟一指定中國資訊，傳媒分冊是10冊中的一本。傳媒分冊從中國傳媒產業的規模和結構、中國傳媒產業的政策及經營環境、社會不斷進步營造著傳媒產業發展的良好環境等方面展望了中國傳媒產業的前景，極富學術和實踐價值。本刊從本期開始分三期陸續全文刊登這一發展報告。
序言
2004年，在中國社會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傳媒產業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全年廣告經營額再創新高，突破1200億元；傳媒體制改革試點取得階段性成果，試點單位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一大批新聞報道促進了若干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傳媒產業的突出表現得到了政府和民眾的廣泛認可。
一個產業的興起，要由一個龐大的企業群構成。2004年中國傳媒業發展中最大的亮點，就是政府層面上對傳媒機構由事業單位向企業單位轉型的推動。2003―2004年，國家相關主管部門相繼出臺政策，分別對報刊社、出版社、廣電媒體提出事業單位與企業單位分開、企業化轉型等要求，實質上就是促進中國傳媒機構的企業化轉型――起碼是一部分市場化媒體在經營層面的企業化轉型。
從公司化治理結構的角度來看，目前中國的傳統傳媒機構大多為國有事業單位性質，即使帶有產業特性，也無法稱之為真正的企業，因此嚴格來講所謂的傳媒產業也只能是一個偽命題。中國傳媒產業，距離真正的產業目標，仍存在不小的距離，距離國民經濟的支柱型產業目標，仍有一段很長的道路要走。
但2004年中國傳媒業的發展，讓我們欣喜地發現，中國的傳媒業也正走上產業化發展的規范道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2004年真正的媒體企業開始出現，而這一群體勢必會越來越大，傳媒也將真正成為一個產業，因此2004年可謂是中國傳媒產業的啟蒙年。
2005―2008年將是中國傳媒產業的崛起期，2005―2010年將是中國傳媒產業的起飛期，而2005年則將是中國傳媒產業改制與轉折起飛的元年。中國傳媒產業能否在中國社會經濟穩健發展、傳媒產業國際競爭加劇、國民消費結構轉型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前進，能否在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社會問題的引導和解決、服務人民文化消費需求上發揮自己獨有的作用，2005年也將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必將作為中國傳媒產業由啟蒙到起飛的關鍵點而載入史冊。
從傳媒機構個體角度來講，2005年中國傳媒機構能否抓住這一產業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及時進行市場化轉型和迅速發展，將決定自己在社會輿論層面的影響力和權威性，決定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決定自己將來的發展前景。
從產業整體角度來講，2005年中國傳媒產業能否實現真正的企業化轉型，是決定其能否具備足夠發展后勁、成長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關鍵一搏。中國傳媒產業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將受到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形勢發展的影響，同時，中國傳媒產業理應也必然會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理性健康發展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推動器”的作用。
我們預計：
2005年，改制將成為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主題。
2006年，擴張將成為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主題。
2007年，國際化將成為中國傳媒產業發展的主題。
2008年前后，中國傳媒產業將全面崛起，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并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發展和社會的深刻變化。
一、中國傳媒產業的規模與結構
傳媒產業究竟由哪些產業構成，各個國家統計標準各不相同，僅存在一個大致的共識。由于中國傳媒產業統計的缺陷，長期以來納入公共視的一般是四大傳統媒體（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的廣告收入，四大傳統媒體的廣告收入構成了中國廣告營業額的半壁江山，它們和廣告公司共同構成的中國廣告營業額，2004年已逾1200億元。
實際上，另外一些傳媒細分市場的發展長期以來為人忽略，例如報刊發行收入、有線電視收費等，雖然這部分收入客觀存在且產值巨大，但在研究中國傳媒產業的整體規模時，經常被有意或無意的忽略。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及中國傳媒產業的發展，新的媒體形式逐漸涌現并迅速發展壯大，這些媒體形式正壯大著中國傳媒產業，并在其中占據越來越大的市場分額。這些傳媒細分市場所占市場分額已超過中國傳媒產業整體市場的一半。
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傳媒產業核心層應包括報紙廣告、電視廣告、期刊廣告、廣播廣告、廣告公司、有線電視收費、圖書出版、報紙發行、期刊發行、電影票房、音像制品、手機短信、上網費、游戲等14類，上述中國傳媒產業核心層產值規模已經超過3000億元，2004年產值規模約為3270億元（如圖1、圖2所示）。需要說明的是，由于中國傳媒產業統計的欠缺和統計數據公布時間的制約，以下數據為我們參考多方資料推算而得，謹供大家研究參考。
1.中國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狀況
據新聞出版總署計劃財務司統計數據，2003年全國出版圖書、期刊、報紙總印張為1806.93億印張，折合用紙量418.59萬噸，與上年相比，用紙量增長10.75%。其中：書籍用紙占總量14.11%，課本用紙占總量11.77%，圖片用紙占總量0.1%，期刊用紙占總量6.13%，報紙用紙占總量67.89%。
圖書
2003年全國共有出版社570家（包括副牌社35家），其中中央級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4家），地方出版社350家（包括副牌社21家）。
2003年全國共出版圖書190391種，其中新版圖書110812種，重版、重印圖書79579種，總印數66.7億冊（張），總印張462.22億印張，折合用紙量108.77萬噸，定價總金額561.82億元。與上年相比，圖書品種增長11.4%，新版圖書品種增長10%，重版、重印圖書品種增長13.2%，總印數下降2.9%，總印張增長1.3%，定價總金額增長5%。
期刊
2003年全國共出版期刊9074種，平均期印數19909冊，總印數29.47億冊，總印張109.12億印張，折合用紙量25.64萬噸（含高校學報、公報、政報、年鑒1704種，平均期印數429萬冊，總印數4287萬冊，總印張178015千印張）。與上年相比，種數增長0.5%，平均期印數下降2.44%，總印數下降0.14%，總印張增長2.58%。
報紙
關鍵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金融控股公司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10-0070-03 中圖分類號:F830.39 文獻標識碼:A
一、國外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的經驗借鑒
資產管理公司通常是在銀行出現危機時特別成立,用來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的專門機構。如美國重組信托公司(RTC)、瑞典和韓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日本的過渡銀行等都屬于這類機構,其實質是指由國家出面專門設立以處理銀行不良資產為使命的暫時性金融機構,具有特定性的使命特征和較為廣泛業務范圍的功能特征。以下對幾個典型的國家處置不良資產和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發展的做法做一綜述。
(一)美國最先邁出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實質性步伐。1989年成立重組信托公司(RT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一起來處理大批倒閉的儲蓄貸款銀行。到1995年,FDIC和RTC先后處置了7050億美元的資產,使金融不良資產問題得到了較為徹底地解決。1995年12月,RTC在完成使命后宣布解散。
(二)瑞典1992年在銀行業已陷入嚴重困境的情況下,借鑒美國的經驗成立了多個資產管理公司分散處置各家銀行的不良資產,但不同于美國RTC模式的政府果斷介入和果斷退出,基于本國實際境況進行了新的發展。一是成立多家資產管理公司;二是不完全由國家一手包辦,銀行可有自行成立、自行管理的資產管理公司;三是資產管理公司采取了商業化轉型的辦法,讓國有的和各銀行自行成立的這些資產管理公司繼續發揮作用。
(三)為應對1997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韓國和東南亞各國相繼采取措施,包括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對銀行不良資產問題加以解決。1998年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Fsc),領導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對銀行進行重組,KACMO的政策性特征更加突出。泰國成立金融重組局和資產管理公司,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相繼成立了資產管理公司,接管銀行的不良債權,并試圖通過重組、出售來緩解銀行業存在的矛盾。由于采取的措施較為及時和徹底,經過一年多的時間,上述國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效,尤其是韓國和泰國表現得更為明顯,金融系統漸趨穩固,投資者的信心逐漸恢復,貨幣匯率和股市持續反彈,銀行的穩定性有了明顯的提高。
(四)中東歐國家大體上采取集中、分散和混合三種模式處置不良資產。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都是采用集中模式,即由政府出資設立或直接經營獨立的機構――整合銀行(CB),負責統一處理銀行的不良資產;中歐和巴爾干地區國家大都采用分散模式,由債權銀行專門設立機構或小組來處理自身的不良資產;波蘭、斯洛文尼亞等國家則采用混合模式,既有財政主導的重組,又有銀行主導的重組。
(五)日本沒有采取成立專門機構處置銀行不良資產的方式,而是在政府主持下,即運用政策包容、實施注資并清理不良資產,同時銀行注資與不良貸款的處置同步進行的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使日本政府從困境中走了出來。
綜上所述,各國資產管理公司發展模式的比較,由于各國不良資產管理主體的最初設計原則、不良資產市場結構、規模以及資產管理處置結構等方面的情況不盡相同,其資產管理公司在完成使命、實現市場轉型和退出時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概括起來大致可以分成四種:一是設立一定的存續期,完成自身使命后即宣布解散,清算后關閉;二是實現政策性業務向商業化經營行為的轉變;三是將國內同類型機構進行整合,逐步加強其權限作為政策性機構永久存在經營;四是對國內資產管理公司進行合并。
二、發展方向的選擇: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
借鑒國外發展的經驗,根據我國自己的國情和特點,找出我國資產管理公司在改革與轉型中的發展方向。轉型既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需要,也是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必然性。向商業化轉型,就是變單純執行政策性目標為面向市場,追求盈利最大化,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廣義來說,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母公司經營某類金融業務并通過控股兼營其他金融以及非金融業務的集團公司,也就是指在同一個控制權下,完全或主要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中至少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金融企業為社會大規模地提供服務的金融集團公司。它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結合的高級形態和有效形式。相對于其他形式的組織安排,金融控股公司在進行綜合性銀行業務(混合經營)時具有許多優勢,這些優勢決定了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種有效的綜合性銀行組織制度安排。它的主要特點是:集團控股,聯合經營;法人分業,規避風險;財務并表,各負盈虧。金融控股公司設立的最基本的目的在于通過內部的業務協同,通過實施集團多元化混業經營,來實現整體的利益最大化。
伴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內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整合,銀行、證券、保險等的單一經營模式不但是舊模式的重復,也不符合金融發展的混業經營趨勢。因此,借鑒國際經驗,將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為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進一步深化金融業混業經營在中國的探索發展。從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的情況來看,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存在一定的優勢條件:
一是專業優勢。主要體現在通過多年的不良資產處置實踐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收購調查、估價、內部處置程序、處置方法的制度化總結和運用。國家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目的是要處理不良資產。在資本市場不發達的前提下,期初,大家對處理不良資產方面都沒有太多的經驗,法律環境也不成熟,不良資產處置沒有專業二級市場,因此難度比較大。經過十年的磨礪,資產管理公司在不良資產處置方面形成自己的專長和優勢,積累了很多經驗,對未來業務的開展有著重要意義。
二是政策優勢。主要體現為國家為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給予的政策支持,突出表現在經營范圍的創新性、混業性和可擴充性等優勢。就目前的業務范圍而言,資產管理公司已獲得了全方位的投資銀行的服務功能,且在證券承銷、重組并購服務方面是很有潛力的,應形成比較強的專業能力和優勢,其中重組并購服務更能體現公司服務的獨特性和專業技術含量,相對容易形成資產管理公司的核心競爭力。不良資產相關債務人、關聯人的大量存在為公司帶來了一群自然的、獨特的、潛在的客戶群。在執行資產處置任務的同時,注重篩選、培養一批長期的、穩定的客戶,有意識地培養高質量的企業客戶群,并形成在重組并購等方面的專業優勢。同時,該優勢的關鍵還在于,國家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政策代表著國家在金融混業經營方面的探索,帶有前沿性
特點,容易引入戰略投資者,實現進一步的資本擴張。
三是資本優勢。公司成立時即由財政部出資100億元,與目前資本市場中100多家證券公司相比,相對資本優勢不可否認,而且從信達、華融、東方3家資產公司與母體銀行成功建立戰略投資關系,其資本更是瞬時倍增,這也體現了資產管理公司資本擴張性的強勢。
四是資源優勢。首先銀行機構存量不良資產額度巨大。雖經政策性剝離和競標收購不良資產,但各家銀行隱性未剝離和增量不良資產仍然是不良資產的重要來源。其次證券、信托、地方融資平臺不良資產風險不斷積累。截至2009年底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已達6萬億元左右,80%左右為項目貸款,過度舉債已達極限,融資風險十分明顯,國家已出臺嚴格規范措施,但仍會形成可疑、損失類不良資產。再次房地產業貸款風險極大。國家加大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正在密集出臺,房地產不良貸款的產生成為必然。最后“低碳”時代“兩高”貸款風險暴露,高污染、高耗能行業不良貸款已經出現“雙升”局面。因此,資產管理公司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大有可為。
優勢的存在為資產管理公司立足資本市場,實現后來居上提供了良好機會。如何挖掘、發揮自身優勢,提高創新能力,多措并舉,將這些優勢綜合運用,進一步深化,真正形成核心競爭力,這是資產管理公司自身必須解決的事情。
三、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的對策
(一)重塑產權結構與治理機制
目前,資產管理公司既不是有限責任公司,也不是股份有限公司。這種國有獨資的產權結構和缺乏董事會的治理結構,既不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的市場化運作,也不能保障資產管理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因此,資產管理公司只有按照《公司法》的要求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革與改造,引進戰略投資者,充實公司自本金,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規范公司產權結構和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組織管理體制,實現股權多元化,治理機制商業化,形成有效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者之間的制衡機構,使資產管理公司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主體。按照商業化原則經營管理,參與市場競爭,才能談得上向商業化轉型和市場化發展。
(二)確立清晰的發展戰略
從國際上各大投資銀行的發展趨勢看,各家機構在業務拓展多樣化、交叉化的同時,都各有所長地向專業化方面發展。圍繞金融控股公司的目標,在發展現代業務多元化的同時,應該根據實際情況,結合資產特點,有所側重,走專業化道路。不能照搬其他公司的模式或路徑選擇,而應從資產管理公司實際出發,揚長避短,研究制定出符合實際、最有利于發揮優勢特長的戰略。模式本身并沒有好壞之別,只有適合的才是最好的。同時,戰略的制定也未必力求一步到位,可以隨著轉型實效取得情況,進一步深化和提升。
確立清晰的發展戰略,就是要明確業務組成,即欲進入的業務領域,分門別類,確定哪些是主要業務,哪些是次要業務,哪些極有可能形成核心競爭力,并理清發展思路,制定相應的中期、長期發展目標,明確具體的發展措施的途徑。
(三)完善支撐戰略的組織架構體系
完善支撐戰略的組織架構體系不僅是適應轉型發展的重要環節,也是支撐實現金融控股公司多元化戰略的重要前提。對照戰略目標的多元化業務種類相應設立業務分部,或者是在業務成熟之前不單獨設立,而集中設立發展研究中心,在發展研究中心內部分設課題組,分別研究、開拓各自業務領域,建立起“研發中心”和新業務發展“司令部”的雛形。同時,這部分人力資源的配備,力求做到配強、配齊,能通過內部發現、培養的就通過內部途徑解決,沒有合適人選,就積極引進專業人才。從而,真正保證支撐戰略的新業務有相應的專業研發人才,保障新業務拓展的穩步推進。
(四)建立科學的業績評價與激勵約束機制
制定嚴格的目標責任制和問責制有利于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對公司的經營、決策進行監控,實現經營效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約束的最大化。要確定合理的考核目標和責任償付,在此前提下,建立多樣化、高度透明的激勵機制,使薪酬激勵與明確的、可衡量的業務目標掛鉤,強化技能和競爭力在業務開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樣,才能使公司治理更具活力和持久性。
(五)創新人才戰略
人才戰略就是要配合好發展戰略定位要求,緊緊抓住培養、吸引、用好人才三個關鍵環節,造就高素質專業人才隊伍。只有擁有大批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對新業務領域的進人才能有基礎。特別是對現代金融業務的開展,涉足的領域繁多,業務關系錯綜復雜,必須有熟悉金融、財務、法律、管理的經濟“通才”。只有這樣,才能有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思路,提升公司軟實力。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胡祖六博士對資產管理公司的發展有兩條建議:一是要特別注重培植高質量的客戶群;二是要吸引優秀的專業人才,重視員工的培訓。
資產管理公司的商業化轉型勢在必行,伴隨著各家金融控股公司改革的進程逐步加快,轉型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各家資產管理公司能否將轉型與自身的業務特長聯系起來。資產管理公司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商業化轉型的目標邁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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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宏宇.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監督與評價[J].國際金融研究,2007,(1).
關鍵詞:旅游會展 旅游會展保障系統 主體角色 角色定位
我國旅游會展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其轉型現象和特征也逐漸凸顯。旅游會展的轉型引起了業內和學術界的關注,目前可查閱的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會展效應和旅游節慶轉型的個案研究、旅游節慶和展覽會市場化策劃等領域,鮮有從系統的視角來探討旅游會展的轉型。而從旅游會展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現有的經驗借鑒中,可以認識到旅游會展的運作和發展是一個和諧、完整的系統。因此,本文試著選擇以旅游會展保障系統尤其是其主體角色的發展定位為切入點,來討論我國旅游會展轉型的問題,以期對有關方面決策有所幫助。
旅游會展保障系統
旅游主題節慶活動與大型旅游博覽會是展示區域旅游業發展狀況的主要途徑。至今,我國成功舉辦過的旅游會展既包括大型的綜合性旅游博覽會,也包括諸如2007上海國際豪華旅游博覽會、2008上海世界旅游資源博覽會、2008全球旅游景點博覽會暨全球旅游年會和海峽兩岸旅游行業聯誼會在內的各類國際主題專業旅游博覽會。各地也舉辦了許多有特色的區域主題博覽會和節事慶典,我國旅游會展業正呈現出國際化、專業化、市場化的轉型發展態勢。但同時,我國旅游會展業存在重復辦展、會展運作不規范、品牌化程度低等問題。應對這些問題并提升我國旅游會展產業的整體運作是各業界人士需要關注的。從系統和諧的角度來看,旅游會展保障系統尤其是其主體角色的發展定位對保障轉型期我國旅游會展的有效運作并實現其整體提升以及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旅游會展保障系統包括政策行規保障系統、市場保障系統、硬性基礎支撐系統、財經和人才保障系統以及媒介保障系統。政策保障系統是指一系列旨在保障和推動旅游會展業可持續發展的傾斜性政策和行業規范所組成的系統;市場保障系統主要是為旅游會展業的健康發展培育相對規范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硬性基礎支撐系統確保旅游會展順利進行的專業設施及公共基礎設施等;財經和人才保障系統就是從財政金融和會展人才培養開發兩方面采取多種措施,為旅游會展提供財力和智力支持;媒介系統則從傳播和輿論導向方面來提高旅游會展的社會影響力和調動社會參與性。從旅游會展的五大保障系統涉及到的職能組織中,可以分析出旅游會展保障系統的三大主體,即政府管理部門、會展企業、協會中介組織。深入分析轉型期旅游會展運作保障系統的主體發展定位,有利于各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自覺實現角色更替并選擇合適的旅游會展業發展模式;也有利于協會中介組織進行職能調適;更有助于企業實現旅游會展辦展主體和運作形式及內容的創新。
旅游會展保障系統主體現狀分析
(一)政府管理部門
縱觀我國旅游會展產業發展軌跡,最初采取的是政府包辦型主導發展模式。在旅游會展相關領域的法律層面,國務院辦公廳、商務部、中國貿促會等相關部門頒布了20多部旨在促進會展業健康有序發展的行政法規;地方政府在會展城市的形象定位、宣傳以及會展城市公共設施建設方面進行了持續性的公共資源投入;國內旅交會、旅博會的主辦方多為各級主管部門,作為會展的主辦方或承辦方的各省市地方政府、旅游主管部門和外經貿等部門積極動用政府資源,直接參與旅游會展的運作和管理,地方政府間經常相互組團參加對方的展覽,這種“政府搭臺”舉辦的旅游節慶展會運作模式中,政府操作的痕跡比較明顯。在我國旅游會展業發展初期,政府包辦型主導發展模式直接推動了我國旅游會展業的新興和發展,但這種模式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政府在旅游會展業發展中的角色定位不甚明確,政府的大包大攬使得政府在很多方面替代了企業和協會的職能。同時,在旅游展覽會、會議和節事項目的審批方面,多頭審批的問題比較突出;在旅游會展的規范管理方面,旅游會展歸口管理部門也不甚明確。各地缺乏專門的產業發展戰略規劃及統籌協調機構,區域間重復辦展的現象比較多。
伴隨我國旅游節慶和小型專業展覽會的市場化轉型,我國旅游會展產業發展逐漸成熟,政府包辦型主導發展模式正在不斷調整。從我國旅游節慶的逐步轉型來看,一些地方政府主動從旅游節慶產業的一般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把工作重點轉到節慶環境和氛圍的營造、發展規劃和管理協調上來,對旅游節慶只是象征性地給予補貼,由部門代表政府行使職能,政府部門通過間接方式為旅游節慶提供服務,節慶的經營基本屬于企業行為,政府直接參與旅游節慶的成分相對較少。歸納起來,我國旅游會展發展類型主要有政府包辦模式;各部委局及協會主辦或與政府、地區聯合主辦的模式;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模式;市場化運作模式這四類模式,政府不斷調整其在旅游會展保障系統中的角色和職能,直接介入旅游會展具體運作的成分逐步減少,并集中在政策行規、硬性基礎設施、市場保障等方面提供資源保障和公共服務支持。
(二)旅游會展企業
在我國最初的政府包辦型旅游會展產業發展階段,旅游會展企業是缺位的。隨著旅游會展產業的逐步成熟,一些地區的旅游節事和小型專業展覽會實現了市場化、商業化的成功轉型,在很多項目上采取面向社會招展的運作方式。市場化特征在2007北京國際旅博會等大型博覽會中也有所顯現。從政府包辦到市場化運作的模式轉型和發展中,一些隸屬于貿促會和旅游會展政府部門的會展承辦機構紛紛轉型,也涌現了大批民營會展公司。目前,參與國內旅游會展的企業大概有三類:從政府機構剝離出來、轉型的旅游會展企業,它們在參與旅游節慶和大型旅游博覽會籌辦方面具有比較好的政府資源和籌辦經驗;隸屬于旅行社和酒店的旅游會展部門具有規模小、專業性強的特點,它們在旅游會議籌辦方面具有天然的整合優勢;兼做旅游會展的專業會展廣告公司,這類公司在會展公司、廣告、運輸、搭建、旅游等會展產業鏈的協作方面具有運作效率高、成本低的優勢。
我國旅游會展商業化、專業化轉型過程中,一些具有實力的會展公司參與承辦旅游節慶和旅游博覽會,并逐步成為核心辦展主體。有些大中型和特大型展會雖然總體上由政府掌控,但旅游會展企業已經開始作為承辦方承擔項目的運營,如青島外經貿商務展覽有限公司與青島市旅游局聯合承辦了2008中國青島?亞太國際旅游博覽會。同時各地還涌現出獨特新穎的市場化項目策劃運作方式。但由于我國會展企業大多存在規模小、專業性不強、資本運營能力欠缺等特點,還不能單獨承辦大中型的旅游會展,更談不上主辦中大型旅游會展。在大中型旅游會展運作中,客商邀請工作和商業籌資工作方面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政府行政的力量,我國旅游會展企業呈現出對政府的高依賴性,還不說是辦展的核心主體。在旅游會展產業鏈上,也存在交叉重復,缺乏合理分工和精誠合作等問題。此外,在旅游會展專業團隊建設方面,高層次專業旅游會展人才極其欠缺,現場組織服務人才素質不高,這些問題的普遍存在直接影響服務效率、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和旅游會展品牌的打造。
(三)協會中介組織
我國具有影響力的旅游和會展行業領域的協會、中介組織等NGO,其組織者大多是旅游部門和經貿部門的政府部門,這種體制為協會中介組織參與旅游會展提供了很好的政府資源和聯系紐帶。在歷年舉辦的各種大中型旅游會展上,都可以看到展覽業協會、中國旅游協會等有影響力的協會作為主辦方或承辦方、協辦方參與到旅游會展的籌辦和協調工作中。還有以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為代表的會展研究機構通過與行業協會、學術組織等廣泛合作,聘任經濟、會展、旅游、城市規劃、投資、法律、策劃等領域的專業人士、學者、政府官員、具有全球視野的企業家為研究會顧問和專、兼職研究人員,面向會展經濟領域從事政策研究、產業研究、理論建立、行業評估、行業協調等工作,為旅游會展提供智力支持并在行業內具有一定影響力。此外,旅游類、地方報業集團、傳媒組織在旅游會展的宣傳推廣、招商招展工作和氛圍營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總體而言,我國旅游會展領域內的一些有影響力協會、中介組織在旅游會展的籌辦和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進了旅游會展的市場經營行為的規范和旅游會展服務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這些來自旅游和會展領域的有影響力的NGO組織,大多是政府部門派生的,其自主獨立性不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部門,民間自發的、有影響力的中介組織是很欠缺的。這些協會中介組織大多都直接參與到盈利項目運作中,這和NGO組織的非盈利發展導向和宗旨是背離的。此外,這些協會中介組織對旅游這類獨特專業會展的重視程度尚不夠,在旅游會展相關的研究、咨詢和教育等智力支持方面的系統性成果還不多見。
旅游會展保障系統主體的角色定位策略
伴隨我國旅游會展模式從最初單一的政府包辦模式到四類模式并存的產業發展和轉型過程,我國各省市地方政府、旅游主管部門和外經貿等部門以及各部門派生的協會中介組織進行了一定的角色定位調整和相應的職能調適,但政府部門和協會中介組織職能“越位”和“缺位”的現象大量存在。而大多旅游會展企業正處于比較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不滿不能成為核心辦展主體,另一方面卻因為實力薄弱而過度依賴政府和協會中介組織的會展資源。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些有助于各主體作用在旅游會展市場上充分融合并形成最佳集合效應的角色定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