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8 16:40:5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村鎮銀行行業前景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4）10-165-03
村鎮銀行出現前，我國的農村金融市場機構單一，存在金融支持面狹窄，功能服務不全，農村信貸需求無法滿足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解決上述問題，促進農村地區形成投資多元、種類多樣、覆蓋全面、治理靈活、服務高效的銀行業金融服務體系，2006年12月銀監會出臺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為村鎮銀行設立開辟了通道。自此，村鎮銀行作為我國農村金融領域的一支新生力量，開始逐步在農村金融市場上發揮其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作用。
一、村鎮銀行發展概況
截至2013年末，全國共組建村鎮銀行1071家，其中開業987家、籌建84家。從覆蓋范圍看，全國已有31個省份，1083個縣（市）設立了村鎮銀行，占縣（市）總數的57.6%；從地域分布看，組建的1071家村鎮銀行中，中西部地區665家，東部地區406家，占比分別為62.09%和37.91%；從經營情況看，已開業的987家村鎮銀行中，有739家實現盈利，累計發放農戶貸款1455億元，累計發放小企業貸款1825億元，占發放貸款總額的90.31%。
從2007年3月首家村鎮銀行――四川儀隴惠民村鎮銀行成立，到2013年末的1071家，短短數年間我國的村鎮銀行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成為我國農村金融領域“增量改革”的重要成果。然而，向好的發展局面并不能掩蓋村鎮銀行所面臨著的嚴峻風險形勢。據統計，2013年末，村鎮銀行吸收存款4631億元，發放貸款3632億元，村鎮銀行整體的存貸款比率為78.43%，已經超出了中國人民銀行限定的存貸款比率近4個百分點。說明有數量眾多的村鎮銀行在自身規模小、底子薄的情況下，過度追求高盈利，盲目擴大信貸規模，信貸風險形勢相當嚴峻。
二、村鎮銀行信貸風險及成因
村鎮銀行的信貸風險是指村鎮銀行在從事傳統信貸業務或其他表外業務的過程中，由于貸款對象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的多變性以及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本金和利息或實際收益小于期望收益而承受損失的不確定性。信貸風險會造成村鎮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貸款，在危及資產存量安全的同時，使信貸資產質量整體惡化，甚至可能引發村鎮銀行倒閉。根據風險來源的不同，大體可以將村鎮銀行信貸風險劃分為內源性風險和外源性風險兩類。
（一）內源性風險
1.管理風險。當前，許多村鎮銀行管理者的風險防控意識較為淡薄，對風險預警體系建設、風險管理人才培養往往不夠重視。由于沒有引入精確管理、定量分析的風險防控技術，使得部分村鎮銀行對信貸風險的管理還處于經驗判斷階段，這就很可能出現因管理者判斷決策失誤而造成重大信貸資產損失的情形。另外，由于村鎮銀行規模有限，雖為股份制銀行，但多數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內控機制不健全，可能出現“內部人控制”現象，由行長或大股東一人左右村鎮銀行的經營行為，將金融機構變成個人的小金庫，致使村鎮銀行出現大量內部關聯人貸款或關聯方貸款，在損害小股東權益的同時，使村鎮銀行出現嚴重信貸風險。
2.操作風險。村鎮銀行本質上是小型社區銀行。社區銀行的地域性決定了村鎮銀行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發展。因經營市場受限、業務范圍小、網點布局單一，部分中西部地區村鎮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非常有限，利潤主要來源為存貸款利差。為維持自身生存，這部分村鎮銀行必須在不斷吸收外來存款的同時，最大限度發放貸款。在合乎貸款條件的客戶數量較少的情況下，受績效壓力驅動，村鎮銀行部分信貸人員就可能會為一些不滿足貸款條件的客戶擅自放寬貸款條件或幫助其達到貸款條件。這將嚴重削弱村鎮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為信貸風險蔓延埋下隱患。另外，村鎮銀行的內部風險控制機制還有待完善。部分村鎮銀行重制度建設、輕貫徹執行，內控制度流于形式。還有部分村鎮銀行為節約資金成本、提高放貸效率，“重發放、輕管理”，對貸后管理重視不夠，檢查監督流于形式，對資金流向和可能存在的問題了解有限，增加了信貸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3.道德風險。村鎮銀行作為農村金融領域的新成員，多數員工在入行前沒有金融機構從業資質或經驗，對信貸工作和與之相關的制度缺乏了解。因部分村鎮銀行培訓經費不足、培訓經驗欠缺，新招錄人員的崗前培訓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這些人員對信貸崗位的勝任度不高，從事該崗位工作，只會使村鎮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能力長期處于一個較低水平。而部分有經驗的信貸人員，因村鎮銀行工作環境相對較差、機構小、發展空間有限，很難扎根留住。基于以上情況，村鎮銀行很可能由于信貸人員專業素質低，風險防控意識差，對小企業和農戶的信用狀況把握不準確，而產生信貸風險。此外，個別道德素質低下的信貸人員，可能利用我國農村的“熟人文化”，以貸謀私、假冒貸款，甚至串通客戶惡意騙取貸款，給村鎮銀行帶來風險損失。
（二）外源性風險
1.信用風險。當前，我國農村大部分地區金融生態環境較為脆弱，農戶和當地小企業的信用意識普遍較差，村鎮銀行發展缺乏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極易產生信用風險。一是農村與大中城市在征信體系建設方面有較大差距。村鎮銀行在進行風險控制分析客戶信息時，沒有相對便捷完備的信息系統提供支持，容易導致風險控制出現漏洞，無法及時對不良貸款做出判斷和處理。二是村鎮銀行主要服務于“三農”，農業生產周期性長、前期投入大、見效緩慢，一旦發生自然災害或市場風險，將直接轉化為信用風險；另外，農村小企業抗風險能力也較差，容易在市場風險侵襲下停業或倒閉，無法按期償還貸款，也會導致出現信用風險。三是農村某些個人誠信意識淡薄，對申請貸款沒有清晰的認識，將貸款視同為“政府補助”，主觀還款意愿不強，經常逾期拖欠甚至惡意逃債，也會給村鎮銀行帶來一定的信用風險。
2.政策風險。村鎮銀行的政策風險主要來自于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在宏觀層面，由于國家在宏觀經濟金融政策上的不連續性，可能惡化村鎮銀行生存環境，導致村鎮銀行不能持續健康經營，從而形成信貸風險。一般情況下，這類政策風險發生的概率較小，但隨著我國銀行破產條例的加快醞釀和制定，這種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將大幅增加。在微觀層面，村鎮銀行作為一級法人機構較易受當地政府影響。當地政府扶持的重點建設項目往往是村鎮銀行信貸業務重點介入的融資項目，在不對等的依附關系下，當地政府若提出不合理要求或進行行政干預，將可能造成村鎮銀行信貸資產發生損失。
3.法律風險。近年來，國家加強了銀行業立法，對包括商業銀行法在內的一系列法律法規進行了修訂，為銀行防范信貸風險提供了相對充分的法律依據。但總體而言，村鎮銀行所處的法律環境仍需改進，與其經營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法律法規仍不完善、不配套。受到法律環境的種種限制，村鎮銀行在經營運作過程中，無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難依的現象仍大量存在。另外，因村鎮銀行規模較小，大多沒有專門的法律事務部門和法律人員，員工法律知識水平普遍不高，在利用法律武器防控信貸風險方面存在短板。
三、加強村鎮銀行信貸風險管理的對策建議
（一）構建高效的信貸風險預警體系
由于農業屬弱質產業，加之我國農村信用資本欠發達，村鎮銀行發生重度信貸風險的機率較大。根據JP摩根等大型商業銀行的研究數據：在信貸風險暴露前180天預警并采取預防措施的，平均損失率為1%至2%；提前90天預警并采取預防措施的，平均損失率為3%至6%；提前30天預警并采取預防措施的，平均損失率為10%至20%；沒有采取任何預警措施的，風險損失率達50%以上。因此，構建高效的信貸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可以幫助村鎮銀行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風險判斷表面化和風險反應滯后的狀況，使信貸風險管理模式從粗放走向集約，從依靠主觀判斷走向量化分析，從事后處理走向事前預警，提高貸前分析效率，改善貸中決策質量，優化貸后管理技術，最終減低或規避信貸風險。
由于人力、財力資源有限，村鎮銀行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如與專業機構或大型商業銀行合作，由其代為提供信貸風險預警服務，以節省時間和成本。也可以集中自身力量，在綜合分析客戶守信狀況和守信程度、客戶財務風險狀況和風險程度、客戶經營風險狀況和程度的基礎上，通過歸集信貸項目指標、動態環境指標以及貸款風險度、單個貸款比、不良貸款比、貸款集中度等內部控制指標，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實際且具有遞階層次結構的信貸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再通過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和本征向量法（TE）來確定指標體系權重、搭建數理框架模型，利用SAS、MATLAB等軟件平臺進行數據挖掘，進而構建完成整個信貸風險預警體系。此外，村鎮銀行還應強化對宏觀經濟、行業、區域系統性風險的監測，以提升預警體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風險管理內控機制
1.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當前部分村鎮銀行風險防范意識淡薄、風險管控能力較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權力制衡機制不健全所引起的，可以考慮從以下方面完善：一是健全董事會運作架構。2013年7月銀監會的《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中明確指出：商業銀行董事會對銀行風險管理承擔最終責任。村鎮銀行作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其董事會應當認真履行風險管理職責，建立風險管理戰略、政策和程序，判斷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確定適當的風險容忍度和風險偏好，督促管理層有效應對銀行面臨的各種風險。董事會應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審貸委員會、關聯交易控制委員會，各委員會間相互獨立、有明確的議事規則和決策程序。二是董事會與管理層各司其職、互相監督。董事會授權管理層經營，有否決權。管理層應向董事會報告重大風險事項。行長不得兼任審貸委員會主任，并且銀行前臺與中后臺相互監督制衡。三是不斷優化內部決策機制。完善議事規則，建立民主、科學、高效的決策流程，從根本上降低因決策失誤而導致信貸風險發生的可能。
2.強化內控制度建設。周密嚴謹的內控制度是村鎮銀行做好信貸風險管理工作的基礎和保障。因此，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必須先行健全內控制度體系。一是修訂完善已有制度。根據內外部情況的變化，對操作效果欠佳、不符合當下實際的制度條文予以修訂或廢止，以構建符合內外部監管需要、操作性強的信貸風險內控制度體系。二是建立靈活的制度更新機制。建立信貸風險內控制度的動態更新機制，定期或根據實際需要，靈活組織開展內控制度的修訂完善工作，以更好地應對信貸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三是不斷優化操作流程。明確風險控制要求和不同崗位職責，制定規范的業務操作指引和內控管理指引。在指引中細化信貸業務操作規程和工作流程，將內控制度條文轉化為信貸人員的具體行動守則，進一步增強內控制度的明晰性和操作性。
3.加強信貸文化建設。信貸文化是銀行在長期的信貸管理工作過程中積淀形成的價值取向、行為規范的總稱，相比制度規定，其影響力更加深遠持久。健康的信貸文化既能為信貸業務發展提供助力與支撐，又可以有效防控信貸風險，村鎮銀行基于自身的高風險特性，應主動加強信貸文化建設。一是加強信貸人員的思想道德教育。幫助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高度的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形成良好的職業操守，自覺抵制各種違反信貸工作制度、有損職業形象的行為或事件發生。二是高度重視信貸業務和風險管理培訓。應以打造高素質信貸人員隊伍為目標，不斷加大投入，通過“請進來、送出去”、“傳、幫、帶”等豐富多樣的培訓形式，使信貸人員牢固樹立風險意識，不斷提升業務理論和工作技能，成長為信貸工作和風險管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三是加強內、外部監督。構建內外聯動無死角的監督機制，推行貸款監督、崗位監督，對違規貸款責任人加大處罰力度，提高監督工作威懾力，消除個別信貸人員的僥幸心理，防止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發生。
（三）完善信貸業務管理體系
1.探索新的信貸抵押擔保模式。基于我國農村相當一部分農戶和小企業難以實現“完全抵押”的現實，村鎮銀行有必要探索嘗試一些新的抵押擔保模式。一是借鑒孟加拉國格萊珉銀行的“貸款小組”模式。按照生產相關性，將農戶分成若干小組，以村民聯保的方式進行貸款。這種模式將個人與集體的利益、信用關系緊密聯接，既可以幫助貧困地區農戶改善經濟狀況，又有助于農戶增強還款自覺性，減少信貸風險。二是采用企業聯合農戶的信貸模式。將處于同一生產鏈條上游的企業和下游的農戶聯合起來，互相為對方擔保貸款。這種模式可以有效支持當地某一產業快速發展，增強還款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三是探索新的抵押方式。銀監會和林業局已于2013年7月出臺了《關于林權抵押貸款的實施意見》，規定銀行可以接受借款人以其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擁有的林權作抵押擔保發放貸款。這使得村鎮銀行在傳統方式外，又多了一種新的抵押方式。此外，村鎮銀行還應積極行動，探索嘗試包括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在內的其他新方式，在更好滿足農戶和小企業貸款需求的同時，盡可能降低規避信貸風險。
2.健全信用等級評價機制。一方面，村鎮銀行應成立多方參與、公正高效的資信評定小組。該小組應由村鎮銀行信貸人員以及農戶、小企業代表等多方人士組成，有科學、合理的信用等級評價程序和量化的指標體系，能夠客觀高效地對申請貸款對象償債能力進行評價。信貸人員應充分搜集農戶家庭人員、承包土地面積、產出、年收入等方面的情況，掌握小企業固定資產、流動資產、收入、利潤、經營管理等方面的情況，并由此形成真實可靠的調查意見，以便為資信評定小組評定貸款者信用等級提供參考依據和數據支持。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快農村地區信用環境建設。大力推進個人征信系統和企業征信系統的建設，將農村信貸全面納入國家信貸登記系統，形成城鄉統一、覆蓋全國的信用信息網，以便村鎮銀行更好地開展信貸工作。
3.進一步加強貸后管理。村鎮銀行應針對自身信貸客戶數量多、分布廣、交通通信不便等特點，建立一整套科學完備、實用便捷的貸款貸后管理責任制度，通過“誰經手、誰負責”的方式，將貸后責任落實到具體的信貸人員身上，促使其高度重視貸后管理環節，主動加強有關工作，從而減少村鎮銀行發生信貸風險損失的可能。另外，村鎮銀行還應健全相關的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對信貸人員貸后管理情況的監督檢查，將監督檢查的結果直接與信貸人員的考核以及工資獎金發放情況掛鉤，確保信貸人員認真履職，在貸后管理工作方面不走過場。
（四）增強獨立經營能力
村鎮銀行底子薄、實力弱，要抵御政策風險可能帶來的影響，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強自身的獨立經營能力。首先，必須提高自身吸儲能力。充分發揮服務“三農”職能，打造本土品牌形象，在加大宣傳力度的同時，盡可能增布經營網點，擴大服務半徑，提升結算便捷程度，通過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引導農戶儲蓄閑置資金。此外，還可憑借自身熟悉當地風俗、物產、民情的優勢，充分吸納農企、農產資金，拓展資金來源渠道。其次，要增強經營獨立性。應注意調控對公存貸款規模，以免同政府形成依附關系，喪失經營獨立性。對當地政府或主管部門推薦的貸款項目，要嚴格執行信貸審批制度，堅持獨立審貸、實地考察、自主決策、擇優選擇，降低政府因素對貸款風險的影響。再次，要持續關注農村產業發展狀況。充分了解當地不同行業的發展情況，分析掌握其發展前景，根據客戶所屬行業的不同，提供差異化信貸服務，以進一步提升村鎮銀行經營能力。同時，掌握不同行業的發展前景，可以有效降低某些客戶因所屬行業與國家發展政策不符，而造成信貸風險損失的可能。
（五）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
村鎮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一樣，也以追求營利為目標，但不同之處在于村鎮銀行以服務我國“三農”事業為根本宗旨，并在經營規模、客戶群體、產權結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為防范降低村鎮銀行信貸風險，國家應在綜合考慮農村地區信貸風險情況和村鎮銀行自身特殊性的基礎上，建立與之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如：以法律法規形式明確村鎮銀行在服務“三農”事業中的信貸市場定位、營業范圍、經營領域，以及村鎮銀行與地方政府間的關系，以期在進一步規范村鎮銀行信貸業發展的同時，為確保村鎮銀行的經營獨立性得到有效維護、與之相關的優惠政策得到真正落實提供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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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后WTO時代，我國實現了金融業的全面開放。外資銀行根據中小企業融資需求及自身優勢，以開拓網絡范圍、擴大市場滲透、發展社區銀行為突破點搶占國內客戶資源。外資銀行發展社區銀行的新動向為國內銀行的金融創新提供了參照。為此，準確界定社區銀行、認識社區銀行發展意義及把握社區銀行設立路徑等問題對當前中資銀行來講尤為重要。
關鍵詞：后WTO時代 社區銀行 設立路徑
我國金融業已經全面開放，中資銀行將與外資銀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外資銀行全面進入后,肯定會獲得一定的市場份額。現在看來，外資銀行想要進入我國大型企業或項目有其困難度，而最大的突破點應該是在開拓網絡范圍、擴大市場滲透、發展社區銀行方面。這樣他們可在為客戶提供更廣泛服務的同時，也令該地區接觸國際市場，接受外來銀行，從而推動本地企業和本地經濟的發展。在面臨強大競爭的情況下，中資銀行如何應對外資銀行的競爭？如何確保客戶不會被外資銀行拉走？外資銀行發展社區銀行的新動向為國內銀行的金融創新提供了參照。為此，準確界定社區銀行、認識社區銀行發展意義及把握社區銀行設立路徑等問題對當前中資銀行來講尤為重要。
社區銀行的界定
關于社區銀行的界定，我國學者與國外學者對社區銀行的界定都強調了社區銀行的地域性特征，即產生于社區、服務于社區。在中國該如何定義“社區”？我國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對“社區”的定義是：要有一定的地域、一定數量的人口、文化相同或相近、有一定的管理機構。但國內外學者界定社區銀行的側重點不同，國外學者多從規模的角度，而我國學者則多從獨立性的角度。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國外銀行大多是單一的獨立銀行而我國銀行實行的是總分銀行制。如果社區銀行是處于非獨立的分支機構地位，則它必須服從整體經營策略的要求和利潤最大化要求，相應的也就不能把更好地服務于社區作為首要目標。眾多學者正是看到了總分銀行制下分支機構承擔社區銀行職能時可能出現的問題，才特別強調獨立性是社區銀行的最為重要的特征之一。
筆者認為，要準確定位我國社區銀行，應針對我國金融機構的現狀，明了社區銀行與大型商業銀行的營業網點、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民營銀行、村鎮銀行等主要金融機構之間的本質區別。
社區銀行與大型商業銀行的營業網點。前者具有獨立法人資格，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在社區同時辦理資產業務和負債業務，為社區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而后者并不具有相應的法人資格，在社區為客戶更多辦理的是負債業務，即基本上只辦理存款不辦理貸款業務。
社區銀行與股份制商業銀行。近年來我國股份制商業銀行在經營戰略上向大型商業銀行看齊，基本上也是在大城市、大企業、大項目中謀求發展且不再滿足于在地方發展。廣泛發展分支機構，成為事實上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相比之下，社區銀行在發展戰略、組織形式以及經營規模上，與股份制商業銀行有著明顯的區別。
社區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主要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服務，在這一點上與社區銀行服務社區的宗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城市商業銀行依特定城市而設立，地域范圍要遠大于社區銀行，其對居民和企業信息的掌握程度要遠低于社區銀行，在服務對象的選擇上，城市商業銀行也傾向于大企業、大項目，而對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無暇顧及。
社區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后者實行的是合作制，并不是按照市場法則和現代銀行制度建立起來的商業銀行，其在組織形式上較為松散和靈活，而前者嚴格按照《公司法》建立，這是兩者最本質的區別。
社區銀行與民營銀行。民營銀行是以民間資本為主的股份制銀行，這是從產權上進行界定，強調的是資本的民營化，意在打破國有資本對金融的壟斷；而社區銀行則主要是從服務對象和服務地域上界定的。
社區銀行與村鎮銀行。社區銀行源自美國，其中的“社區”并不是一個嚴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個省、市或縣，也可以指城市或鄉村居民的聚居區域。而我國的村鎮銀行地理位置主要指鄉村居民的聚居區域。中國銀行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楊再平出席于2010年7月17日的第三屆中國村鎮銀行發展論壇時表示，村鎮銀行的發展應該堅持安分守小、扎根農村、做特做優做強的原則，村鎮銀行和中小銀行的發展目標之一應該是做貼近百姓生活的“社區銀行”。可見，社區銀行包括不僅限于村鎮銀行，村鎮銀行是社區銀行的一種類型。
社區銀行的發展意義
（一）社區銀行發展的理論意義
不少理論研究表明，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與其規模大小無關。相反，規模小的、獨立的、區域性商業銀行其抗風險能力反而更強。
Goldsmith（1969）關于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發展的相關性分析為中小商業銀行及其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他認為“規模并不是決定銀行機構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商業銀行從包括只有一間辦公室和幾個雇員的小銀行到在全國設有數千個分支機構的大銀行，它們在資金運用能力方面的差異比其在資金實力、業務范圍方面的差異更為重要”。Berger 和 Humphrey（1997）運用平均成本數據對銀行的規模與盈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發現銀行經營中的經濟或不經濟并非與規模經濟或范圍有關，它更多地與經營效率有關。Holland等（1998）通過分析20世紀80年代地區性銀行發生銀行危機對經濟造成的影響，認為由于地區性銀行的規模較小，即使倒閉或破產也不會造成系統風險，從而得出中小銀行對銀行體系的穩定性、乃至經濟影響較小的結論。
（二）社區銀行發展的現實意義
1.中小企業信貸難。中小企業信貸是一個國際難題。世界銀行2008年11月發表報告，在45個受調查的國家中，由于銀行發放中小企業貸款過程中存在較高的信貸成本和信息不對稱，中小企業在銀行信貸方面明顯居于弱勢。大、中、小企業獲得銀行信貸資金的占比分別為3.0∶1.2∶1.0，即大企業獲得的銀行信貸資金總量達到了小企業的3倍，是中型企業的2.5倍。從信貸成本來看，大、中、小企業的相對比例分別為1.0∶1.3∶1.4，中小企業信貸成本明顯高于大企業。就風險而言，大、中、小企業的貸款不良率分別為3.9%、5.7%和7.4%，中、小企業的風險比大企業分別高46%和90%。這些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量非常大，但卻難以從大型商業銀行獲得資金支持。因此設立專門服務于中小企業的社區銀行勢在必行。
2.社區銀行風險小。在美國的二元銀行體系中，存在著超過7000家以州、市或鎮為單位的社區銀行，其資產規模從1000萬到10億美元不等，平均在2億美元左右。雖然規模不大，但長久以來都對美國經濟發展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特點是十分了解本社區的情況，對貸款人的資信狀況更是清楚。同時，由于在社區里貸款人失信的成本很高，因此社區銀行的風險很低。
在最近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盡管雷曼破產、美林被出售以及AIG被接管，但美國一部分社區銀行依靠差異化的經營方針和保守的經營理念最大程度地緩沖了次貸危機對自身業務的沖擊。標普公司的銀行分析師歐嘉表示，對風險通常極為敏感的很多社區銀行在一年前就實施了資產減記，并且與華爾街金融機構或大銀行們動轍數十億美元的損失相比，社區銀行遭受的損失要相對小得多。不少業內人士指出，一些長期以來保守經營、流動性良好的社區銀行不僅能夠從這場風暴中幸存于世，并將迎來發展壯大的良機――贏得更多的儲蓄客戶，吸引更多的銀行貸款，同時引進更多的銀行專業人才。
我國社區銀行設立路徑的態勢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成員從屬于單位制逐步被社區制所替代，服務于社區經濟生活的社區金融業應運而生并得到發展。因此，探究社區金融需求并給予滿足，無論是對金融業依托社區發現新的業務熱點和效益增長點，還是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健康發展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當前我國社區銀行的設立有如下幾種路徑。
（一）外資銀行獨資設立社區銀行
從2006年12月11日后我國銀行業全面放開對外資的限制，內、外資銀行在同一監管環境中競爭。一些外資銀行認為，由于中國富有階層及其理財需求非常分散，把服務網點開到高檔社區，到距離目標消費者最近、最契合目標客戶的市場區域拓展服務網絡，不僅能提供各種產品和貼身服務，還有品牌建設的功效。從設立區域看，外資銀行均有將業務中心設立在中國內地金融業最集中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最值得一提的是，當中資銀行尤其是大型商業銀行出于成本收益考慮，不斷從效益欠佳的農村市場撤出時，外資銀行卻逆流而上，紛紛設立村鎮銀行，如表1所示。外資銀行不是非理性的瘋子，外資銀行看中的是我國農村經濟增長的長遠潛力和農業轉型的前景。
（二）主要商業銀行擬設子公司銀行
中國銀監會2005年7月在《銀行開展小企業貸款業務指導意見》中提出在小企業融資業務方面進行“六項機制”創新，每家銀行必須組織一個專門的部門來服務中小企業。2008年12月招商銀行獲得銀監會頒發的金融許可證，在江蘇蘇州成立了全國性的中小銀行信貸服務中心，注冊資本1個億，只做貸款業務，貸款規模由總行統一提供。2008年11月11日銀監會王兆星副主席到招行中小銀行信貸服務中心考察時提出要按“準法人、準子銀行”模式加快專營機構建設。為此招行在2008年建立蘇州分中心的基礎上，2009年重點加快了異地分中心的建設。目前已順利完成了蘇州、杭州、上海、南京、寧波、北京和東莞等發達城市的七大區域總部20幾家異地分中心的建設。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招行中小銀行信貸服務中心小企業一般性貸款余額55.12億元，較年初新增了50.62億元，全年累計投放61.17億元；小企業客戶931戶，較年初新增850戶，戶均貸款592萬元。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中心業務發展進入了快車道，全中心單月發放貸款超過10億元，單日放款超過2億元，表現出強勁的發展態勢。雖然只做1000萬元以下的信貸業務，戶均貸款也只有592萬元，但是2009年中心已經累計投放貸款61.17億元，貸款余額達到55.12億元；同時也表現出較強的定價能力，平均貸款利率為6.31%，上浮20%以上。實現了小企業貸款新增、小企業客戶數新增和利率定價的全行三個第一。
新模式的組織架構建設：組建招商銀行小企業信貸中心管理委員會，下設風險管理委員會和薪酬考核委員會。制定管委會議事規程、專門委員會規程和中心章程，管委會在總行行長室領導下，總行相關部門負責人以委員身份參加決策。總行對管委會充分授權，中心的許多重大決策都通過管委會決定，提高了中心的決策效率。
由上可以看出，招行中小銀行信貸服務中心這個新生事物并不是社區銀行，只是服務全國小企業的機構，仍在招商銀行一個體系內。目前招商銀行正在探索一個針對中小銀行信貸服務中心的獨立考核體系，好的方向是朝獨立的子銀行發展。
（三）城市商業銀行主成立村鎮銀行
在內有主要商業銀行步步緊逼、外有外資銀行大舉進入、上有嚴格監管要求、下有農村信用社奮起直追的情況下，研究城市商業銀行采取何種戰略，實現怎樣的市場定位，從而在日趨激烈的中國銀行業競爭市場上生存、發展和壯大，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下文以中小城市商業銀行――九江銀行為例談其華麗轉身。從中可以看出，對現有風險不大的城市商業銀行出資主設立村鎮銀行，使之走上市場化經營軌道是較佳出路之一。
九江銀行原名九江市商業銀行，由九江市八家城市信用社主發起設立，于2000年11月18日誕生在悠悠長江之濱，巍巍匡廬之麓，僅以資產總額7億元的弱小身軀闖入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潮中。目前九江銀行主發起設立4家村鎮銀行―修水九銀村鎮銀行、廣東中山小欖村鎮銀行、井岡山九銀村鎮銀行、北京大興九銀村鎮銀行。其中2008年12月26日主發起設立的中山小欖村鎮銀行是廣東省首家、全國最大的村鎮銀行，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加快舊村改造、基礎設施、重點工程、景觀道路建設，加大新能源推廣利用力度。
（四）農村信用社改造成為社區銀行
2006年2月底在“全國農村信用社工作會議”上，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和分管農信社改革工作的副主席唐雙寧劃定了新的農信社改革方向：農信社過渡到符合現代金融企業要求的、有特色的社區性農村銀行機構。這表明，銀監會對農信社的改革方向已經做出重大調整，其終極目標被鎖定為社區銀行，也就是此前的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信用社是地方性機構，其大部分機構以鄉鎮為單位統一核算，部分機構以縣市聯社為單位統一核算，市（地）以上行業管理部門主要行使行業管理職能，不搞經營。信用社組織的資金全部用在本縣市內，在市（地）以上不存在任何部門抽調信用社資金的問題，信用社的資金主要投向了廣大農村、農業和農民。這與社區銀行主要為當地社區經濟服務的要求相一致。農村信用社的網點遍及鄉間，把金融服務延伸到了鄉鎮居民的家門口，這與社區銀行金融服務貼近居民的要求相一致。
因此，將農信社改造成社區銀行模式，既增強農信社的生存發展能力，又與大部分農信社的商業化趨勢相銜接，是其制度變遷的可選擇方向。我國的農信社改造成社區銀行以后，其市場定位可在傳統“三農”的基礎上，擴展至涉農企業、涉農經濟組織和為農業、農村經濟服務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服務區域可擴展至縣域及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分步實施社區金融發展戰略，變單一營銷為綜合營銷，以零售業務帶動公司業務的全面發展。所以就當前我國農村信用社而言，在其改制中有效移植社區銀行制度模式，存在資源要素組合、外部監管便利等方面的優勢，可能會是一種成本較低的路徑選擇。
（五）小額貸款公司轉制為社區銀行
小額貸款亟須轉型的核心原因在于資本金不足。由于無法吸收存款，小額貸款公司只能通過注冊資本金及不超注冊資本金50%的銀行融資進行放貸，加上小額貸款公司放貸對象多為“三農”企業和中小企業，因此從銀行融資也非易事。因此，希望通過改制成社區銀行，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本，擴容存盤量，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2009年6月，銀監會《小額貸款公司改制設立村鎮銀行暫行規定》，規定成立3年以上且連續2年盈利的小額貸款公司有可能轉制為村鎮銀行，不良貸款率必須低于2%、貸款損失準備充足率130%以上，并且最近四個季度末涉農貸款余額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例均不低于60%。
作為典型的園區型小額貸款公司―上海張江小貸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目前其前三大股東分別為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上海浦東科技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并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年平均貸款利率僅約8%，其頗具實力的國有股東們或將助其成為首批轉制社區銀行的小貸公司之一。目前小貸公司貸款規模和資本金比例過于接近，利潤空間很小，這是轉制的內在原因。但要注意的是，小貸公司一般人員簡單，管理也不很規范，但社區銀行雖然小，畢竟是真正的銀行。這就要求小貸公司需要在組織、流程、人員、風險管理控制等方面都進行完善，對企業經營理念、企業文化、對合規的理解程度等方面也需要轉變。目前上海張江小貸公司正和相關部委起草有關轉制建立社區銀行的計劃書。
結論
目前實務中我國社區銀行的設立路徑主要有五種方式：外資銀行獨資設立社區銀行；主要商業銀行擬設子公司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主成立村鎮銀行；現有條件成熟的農村信用社改制為社區銀行；引導民間非正規金融機構（小貸公司）發展成社區銀行。其中前三種渠道屬于新建的社區銀行類型，后兩種渠道屬于改造的社區銀行類型。
采取新建方式，易于發揮社區銀行的優勢。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5月13日國務院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再次提出要“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所以有關監管部門應放寬新建社區銀行的市場準入條件，大力發展民營社區銀行。
采取改造方式，能健全現有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形成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提高銀行競爭力。《意見》第18條的核心內容包括：“支持民間資本以入股方式參與現有商業銀行的增資擴股，參與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改制”，“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金融機構”等。如采取改造方式，應把握準改造的方式力度，不要偏離市場化的方向，要使得社區銀行的特點能得以體現。
參考文獻：
1.Goldsmith Raymond.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在全市上下加快實施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和半島藍色經濟區兩大國家戰略的關鍵時期，市政府召開這次政銀企合作洽談會，主要目的是應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變化，通過政府搭臺，促進銀企對接合作，破解企業發展融資難題，實現銀企互利共贏。剛才，市發改委張傳勝主任、市經信委陳安忠主任、市農業局副局長分別通報了有關產業發展情況，市人行行長通報了當前金融形勢及信貸工作安排，銀企雙方進行了集中簽約。
為辦好這次洽談會，前段時間，各級各部門、各金融單位和企業顧全大局，密切配合，做了大量扎實細致、富有成效的工作。從去年底開始，市金融辦就著手牽頭組織洽談會籌備工作。市農業局、經信委、發改委等部門對各項目及資金需求情況進行了全面摸底，篩選了一批符合產業政策和發展規劃、市場前景好、帶動力強的項目，向各金融機構進行了集中推介。市人行組織各金融機構主動與企業進行溝通對接，廣大企業積極向金融部門匯報爭取，銀企雙方在會前達成了一批合作意向和協議，為洽談會圓滿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這次政銀企洽談會取得了豐碩成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簽約量大。此次洽談會共簽約項目548個，項目總投資1323億元，簽約金額694億元。（其中，建設銀行簽約項目62個，簽約金額138.9億元；中信銀行簽約項目41個，簽約金額89.9億元；中國銀行簽約項目31個，簽約金額79.2億元；農業銀行簽約項目23個，簽約金額68.1億元；工商銀行簽約項目34個，簽約金額50.2億元；恒豐銀行簽約項目40個，簽約金額46.6億元；交通銀行簽約項目20個，簽約金額41億元；浦發銀行濟南分行簽約項目15個，簽約金額36.7億元；華夏銀行簽約項目70個，簽約金額31.8億元；招商銀行簽約項目41個，簽約金額30.3億元；民生銀行簽約項目19個，簽約金額25.6億元；農信社簽約項目82個，簽約金額19.5億元；農發行簽約項目11個，簽約金額16.6億元；市商業銀行簽約項目41個，簽約金額9.8億元；郵儲銀行簽約項目3個，簽約金額8.6億元；萊商村鎮銀行簽約項目15個，簽約金額0.9億元。）二是覆蓋范圍廣。此次簽約項目，不僅有工業類項目，也有農業類和服務業類項目，基本涵蓋了我市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其中，工業類項目508個，簽約金額660.7億元；農業類項目22個，簽約金額16.8億元；服務業項目18個，簽約金額16.1億元。三是大項目、好項目多。超過10億元的有8個，過億元的有195個。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高端裝備制造等戰略新興產業項目較多，共31個，簽約金額85.1億元。四是簽約主體更豐富。與去年相比，簽約銀行多了3家股份制銀行、1家村鎮銀行。今年新增的這些銀行，簽約項目110個，簽約金額134.5億元。企業方面，除了傳統產業，也出現了像水務公司、大學科技園等新興主體，充分展現了我市經濟發展的多元化特點。總之，這次洽談會開得非常成功，達到了預期效果。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對簽約雙方的成功合作表示祝賀。
下面，就進一步做好政銀企合作，我講四個方面的意見。
一、提高認識，切實增強做好政銀企合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資金是企業發展的“血液”，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命脈，金融部門和企業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分割的整體。銀企合作，直接關系著企業、銀行的發展，關系著地方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實踐證明，銀企合作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是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有效手段，必須要堅持不懈地抓下去。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加強銀企合作，既面臨一些不利因素，也面臨一些有利條件。
從不利因素來看，一是國家信貸政策趨緊。受持續上行的通貨膨脹壓力影響，國家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向“穩健”轉化。自去年開始，國家先后3次上調存貸款利率，8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已突破了歷史最高值、達到了19.5%，同時央行還將對超規模放貸的銀行實施差別準備金率。特別是今年以來，各級金融機構全面壓縮信貸規模。今年1月份，全國人民幣貸款新增1.04萬億元，同比少增3182億元；當月貸款同比增速18.5%，低于去年12月份的19.9%。我市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今年1月份，全市人民幣貸款余額1164.95億元，比年初新增16.84億元，同比少增17.34億元。二是當前我市信貸需求矛盾非常突出。今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也是實施“黃藍”兩大戰略的關鍵一年。“黃藍”兩大國家戰略在我市融合交匯，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歷史發展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市委、市政府確定了“黃藍融合、海陸統籌、一體發展”的工作思路，把今年確定為“項目攻堅年”，決心以項目為抓手，大干快上，掀起開發熱潮，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占先機、率先發展。初步統計，今年全市計劃集中開工的項目有509個，總投資2124億元。項目建設是否順利，關鍵是資金是否有保障。當前，信貸仍然是資金來源的主渠道。但隨著國家信貸政策的收緊，企業融資難度加大，特別是一些中小企業和成長型企業普遍存在資金鏈繃緊的問題，經測算，全市僅地方工業企業貸款需求就在400億元左右。信貸政策收緊與資金需求的矛盾在我市越來越突出。
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我市金融業發展一直保持良好態勢。全市金融機構經營狀況良好，各項財務指標繼續保持全省前列。去年，全市貸款余額達到1148億元，新增248億元，增幅27.7%，居全省第一。良好的市場前景和金融環境，也吸引了各大銀行紛紛進駐。去年一年，我市有2家股份制銀行、1家村鎮銀行正式開業，4家股份制銀行、2家村鎮銀行獲準籌建。同時，全市新成立小額貸款公司10家。今年上半年，預計還將有6家銀行開業。隨著地方金融體系逐步壯大，金融服務地方經濟的能力也將進一步增強。二是向上爭取信貸指標具有良好的政策優勢。去年省政府出臺了金融支持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的意見，與8家國有銀行簽署了全面合作協議，今年又與18家金融機構簽署了合作協議，并將醞釀出臺金融支持半島藍色經濟區意見。作為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的主戰場和半島藍色經濟區的前沿城市，非常有利于我市金融機構向上級行爭取指標與規模。三是我市政銀企合作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礎。近幾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政銀企合作，先后多次組織大型銀企合作洽談活動，僅去年就組織了兩次大型簽約活動，簽約金額743億元，資金到位率70%以上。各縣區、開發區以及各金融機構也都結合實際，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政銀企交流合作活動，簽訂了一系列合作意向和貸款協議，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全市政銀企各方合作基礎良好，關系融洽，為深入開展銀企合作創造了條件。#p#分頁標題#e#
總之，大家既要清醒認識當前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要充分把握好重大歷史機遇。工作做得好，應對得當，挑戰可以變為機遇。工作做得不好，即便是有機遇，也可能因抓不住而喪失機遇。因此，大家一定要增強機遇意識、責任意識，創新工作方式，狠抓工作落實，推動銀企合作深入開展，更好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二、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加大信貸支持力度
地方經濟與金融發展息息相關。面對實施“黃藍”戰略的重大歷史機遇，金融部門要進一步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在推動地方經濟建設中不斷發展壯大。
第一，要千方百計擴大信貸投放總量。國家信貸政策調整，各金融機構面臨的形勢是相同的。這個時候，誰能夠跑上去、靠上去，爭規模、爭指標，誰就能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各金融機構要認真研究國家信貸政策變化，充分利用好“黃藍”戰略這兩塊金字招牌，積極跑上去爭取信貸規模和信貸額度。要客觀看待股份制銀行進駐工作，發揮好黃三角金融中心的優勢，堅持合作共贏，實施差異化競爭，通過競爭擴大信貸投放，通過競爭提升管理和效益。要不斷提高服務意識和水平，對達成銀企合作協議的項目，減化貸款手續，縮短辦理時限，爭取早上報、早審批、早放款、早發揮效益。總之，希望在各金融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即使面對嚴峻的信貸形勢，我市的信貸規模也能夠穩中有升，在全省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第二，要切實優化信貸投放結構。一是保證重點區域和重點項目信貸需求。市里確定了“四區一城”重點開發區域，同時也篩選確定了優先發展的重大項目，給予重點支持。各銀行在信貸投放上也應予以優先考慮、重點扶持。二是積極服務“轉方式、調結構”。針對石化鹽化、橡膠輪胎、造紙紡織等傳統支柱產業，要繼續加大信貸投放，支持產業升級改造，鞏固傳統信貸資源；同時，針對新能源、新材料、節能環保、高端裝備制造等新興戰略產業，實施傾斜信貸，培育潛在的優質信貸資源。三是繼續將“三農”和服務業作為信貸投放重點。農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服務業是我市今后發展的重點，這兩個領域普遍存在資金制約難題，是信貸投放應該關注的重點，也是未來信貸增長的亮點。各金融部門要進一步擴大“三農”和服務業信貸額度，夯實經濟發展的基礎。
第三，要不斷創新信貸產品。在當前同質化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各銀行要在加強管理、嚴控風險的前提下，加大信貸產品創新力度。要繼續加強委托貸款、承兌匯票、信用證、保函、保理等表外融資業務，同時，積極拓展產業鏈、供應鏈、銷售鏈融資業務，探索推廣倉單、專利權、土地使用權和股權等抵押融資試點，嘗試推進信貸資金和股權投資基金融合，多渠道為企業融通資金。此外，各小額貸款公司要繼續發揮好信貸“補充器”作用，規范經營、簡化手續、提高效率，更好地滿足企業資金需求。各擔保公司要通過治理整頓，進一步擴大擔保能力，形成功能互補、運行高效、分擔有序的擔保體系。
三、各企業要積極創造條件爭取金融支持
在銀企對接活動中，企業要注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主動對接。銀企合作，企業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在信貸額度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各企業要充分發揮主動性和能動性，利用各種平臺或媒介主動與銀行接觸，交流信息，推介項目。比如，可以經常邀請銀行到企業考察經營情況，一方面讓銀行貸款貸得放心，另一方面，也可以聽聽銀行對企業下一步發展的建議，并借機推介新的項目。這次洽談會上達成了很多合作意向、協議，下一步，企業要抓緊進行深入對接，力爭信貸資金及時足額到位，力爭項目早日建成、早見效益。
二是要提高自身競爭力。企業要贏得銀行信任、獲取授信額度，關鍵是要提高自身競爭力，樹立良好形象。一是要做大、做強。好企業、大企業，資金往往能得到優先保障。因此，要積極瞄準行業高端和強勢企業，在技術裝備、產品研發、經營管理、人才隊伍等方面，尋找差距，制訂目標，盡快做大、做強，提高企業競爭力。二是項目要好。好的項目，既可以規避企業發展風險，也可以規避銀行放貸風險。要冷靜分析，科學論證，企業新上項目或改擴建項目，要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產業規劃。同時，又要審時度勢，緊緊抓住實施“黃藍”國家戰略的有利時機，研究利用好各項優惠政策，搶抓市場機遇，大干快上好項目。三是信譽要好。信譽就是效益。信譽好了，銀行才敢貸款給你。做企業，要有長遠眼光，一定要講誠信。這一點，不僅大企業要注意，廣大中小企業經營者更要重視誠信的市場價值。在申請貸款時，要真實反映自身的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貸款放下來后，也要嚴格按照規定用途使用資金，按時還本付息。只有做到誠信守諾、合法經營，銀行才會愿意放款、主動放款。
三是要多渠道融資。多一條渠道，就會多一分希望。從當前形勢來看，信貸政策短期內不會松動，信貸資金偏緊的形勢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企業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除借助本地銀行信貸資金外，還應積極爭取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的支持。同時，要大力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通過企業上市、發行企業債、銀行票據、短期融資券、集合票據等形式，爭取更多的市場資金。
四、進一步完善政銀企合作機制
一是要完善分工協作機制。市金融辦、人行等部門要做好全市政銀企對接工作的組織協調，建立定期調度制度，加強與金融部門的聯系、互動，協調解決銀企合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發改、經信、農業等項目主管部門，除了做好項目的匯總與篩選外，對項目進展和資金到位情況也要加強調度督導。各金融機構要安排專人負責簽約項目，深入企業搞好調研，幫助完善手續，確保資金及時足額到位。企業要主動配合落實好信貸資金，力爭項目早開工建設、早發揮效益。各縣區政府也要積極組織好本區域內銀企對接工作，推動全市政銀企對接工作分層、有序、高效開展。
二是要完善項目動態儲備機制。農業、經信、發改等部門要分別負責一、二、三產項目的匯總、篩選、儲備和日常調度工作，建立完善項目儲備庫，做到及時更新、隨時調度。這次洽談會，首次將農業和服務業類項目納入推介簽約范疇，下一步要不斷完善這一做法，積極考慮增加城建、重大基礎設施等項目。
進入2014年，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的節奏在加快，而對于如何讓金融改革更好的服務于實體經濟，乃是此次金融改革的重頭戲，否則中國經濟轉型將無從談起。
民營銀行靴子落地
目前已確定5個民營銀行試點方案。分別由參與設計試點方案的阿里巴巴、萬向、騰訊、百業源、均瑤、復星、商匯、華北、正泰、華峰等民營資本參與試點工作。業內預計將會有5家民營銀行在年內成行。
自從1996年民生銀行成立算起，已有18年時間，沒有新批一家民營銀行。銀監會近年加快推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步伐，其打開金融業的“玻璃門”是不遺余力的，內地一大批由民間資本投資的小貸公司、擔保租賃公司、典當行如雨后春筍般的成立。但由民間資本獨立發起（國有銀行業不參與），風險自擔的民營銀行的閥門卻遲遲沒有開啟。監管部門對民間資本進入銀行的態度頗為謹慎。但即便如此，民營銀行的成立也已大勢所趨。
其一，民間信貸、地下錢莊、互聯網金融等民間影子銀行也在野蠻成長，影子銀行體系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功不可沒，但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會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不小隱患，所以讓這部分資金陽光化、合法化，轉成村鎮銀行和小貸公司接受更嚴的監管便已迫在眉捷。
其二，銀行業出現暴利，實體經濟就凋蔽。公開數據顯示，僅工商銀行2013年凈利潤為2629.6億元，同比增長10.2%，日賺7.2億元。按照2013年度的凈利潤排列，A股上市公司凈利潤排名為后2300家的企業去年實現的凈利潤則僅為2406億元。也就是說，僅工商銀行一家商業銀行，其去年的凈利潤就超過了A股2300家上市公司凈利潤之和。所以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引入民營銀行充分參與市場競爭，對于削平我國金融機構的暴利，更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
其三，目前的狀況是，一方面中小微企業出現了嚴重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始終得不到根本解決，而另一方面大量的信貸資金又流向了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這使得信貸結構嚴重的錯配，如此下去，對于中國經濟轉型是很不利的。有鑒于此，允許民間資本開設民營銀行，對于改善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很有幫助。
眾所周知，民營銀行最突出的特點是按市場機制自主運作，這也是其優勢所在。但是，這一優勢的發揮應以健全的信用環境、發達的金融市場和有效的監管體系為前提。所以筆者認為，接下去管理層應該在這三方面進行改革，我國的民營銀行才能真正健康成長。
首先，監管層多次提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銀行的退出機制，最近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存款利率市場化將在未來一二年內放開。這意味著，隨著銀行業壟斷格局被打開，監管層認為民營銀行倒閉由其自己買單，而且國有銀行萬一出現倒閉現象，其身后事也要自己負責。這次5家民營銀行的方案迥異，但共同點是均承諾風險責任自擔。
再者，堅持避免成為發起企業的提款機，為此這次試點方案提出至少要有2人發起，且必須遵守單一股東比例規定，目的就是為了防止銀行成為發起企業的提款機，最終積聚大量風險。對民間資本來說，發起成立民營銀行可以，但一定要目的明確，絕不允許將發起企業融資更方便作為民營銀行的目標。
最后，對發起企業的資產債務狀況進行綜合評價與分析。除了加大監管外，對發起企業的資產債務狀況以及企業發展前景等都要進行全面、客觀、準確的評估。凡是資產負債比例高、負債規范過大的企業，都不會被允許成為民營銀行的發起人。只有慎重篩選那些資金實力雄厚的民企，否則，就極容易實行風險轉嫁，使新組建的民營銀行守不住風險底線。
整頓銀行同業業務，優化信貸結構
由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五部門在6月初聯合下發“127號文”，這份文件名為《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銀發【2014】127號）旨在規范金融機構的同業業務。
此消息一出，銀行股便開始大跌，被業界稱為“同業之王”的興業銀行，當日領跌2.81%。市場傳言，包括興業銀行、招商銀行、民生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暫停了同業業務中的非標業務（即非標準化資產業務，如買入返售信托收益權等）。業內人士表示，“127號文”在業務層面重點打擊了銀行業長期以來通過同業業務中的買入返售業務逃避監管的行為。今年的“錢荒”現象或將不會發生。
在去年的“錢荒”事件將滿一周年之際，此次五部門聯合下發的“127號文”，其實就是重拳打擊了買入返售業務。“127號文”對買入返售業務作出了兩項實質規定：其一是要求買入返售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應當為銀行承兌匯票、債券、央票等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將近易的具有合理公允價值和較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其二是要求買入返售業務中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
筆者認為，這意味著以后的買入返售業務對應的金融資產將以標準化的資產為主，對于以信托受益權為代表的非標準化資產買入返售業務則會受到抑制。而不允許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將減弱銀行從事買入返售業務的安全性，相信銀行會慎重做出業務選擇。
據了解，銀行同業業務包括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等同業投融資業務。截至2014年一季度，16家上市銀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總額高達6.3萬億元。而對比一季度買入返售的6.3萬億元的總額，2013年我國保險業資產規模僅為7.4萬億元，證券業總資產規模也僅為1.7萬億元。可見“買入返售”業務已是銀行業務的重中之重。
那銀行為啥會熱衷買入返售金融資產業務呢？“買入返售”業務大致的模式為，把貸款項目包裝成金融產品（如信托計劃），銀行再通過該金融產品，實質形成資金流向貸款項目，但在入賬時卻計入同業科目，從而逃避了銀監會的監管。
按照此前的銀行資本規定，同業資產計入銀行風險資產的權重約為25%，而傳統貸款業務的這一指標卻高達100%，同時同業資產不計入存貸比。所以，銀行為了追求利潤，故意將貸款業務通過同業業務的方式，移至表外。其實，買入返售與逆回購相類似，是指一家機構購買金融資產，然后再約定時間和價格在某一時期將購買的資產賣出。這一過程實質上就是資金的融出。
正是因為銀行通過買入返售將資金實質投向貸款項目的核心原理和目的即是將信貸表內資產表外化，以求規避資本監管、撥備成本和存貸比。在買入返售的過程中，為了打消通道銀行的顧慮，往往還會有擔保銀行出面為貸款項目擔保。只是這些擔保協議不公開，被稱為“抽屜協議，指在雙方出現糾紛時候作為劃分權責的依據。
那為何同業業務會變成去年錢荒的元兇呢？目前已經證實，同業業務特別是買入返售業務的大肆發展，是去年銀行間市場上演“錢荒”的幕后推手。因為同業資金為了逃避監管，變相用于放貸業務，就會造成短期資金被長期占用，這很容易引起短期內市場的流動性風險。
想想也簡單，以興業銀行為例，其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一般在9個月，而同業資產對應的還款期限則較短，剩余期限在一個月的短期資金占比接近50%。在長債短借的期限借配下，如果市場資金流動性充足，那尚不足為慮，但一旦流動性緊張，銀行不能順利在市場拆借資金歸還負債資產，則會引起流動性風險，導致違約。
災難還不僅僅止于因錢荒而“違約”的問題，更可怕的是，商業銀行同業業務發展，使得商業銀行之間、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合作更為緊密。只要有一家商業銀行發生流動性風險，可能會通過同業業務鏈條傳導至整個銀行間同業市場，危機將逐步擴展到整個金融體系。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如果問到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行長李明昌災后的四川什么最重要,他一定會回答:“信心”,同樣的問題在四川銀監局局長王筠權那里也得到同樣的答案。在上述兩位金融政策實施者與監管者看來,在災難發生的第一時間,維護災區人民的信心是第一要務,其中維護災區人民對自身金融財產安全和未來家園重建的信心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地震發生后,人民銀行和銀監部門所出臺的相關政策均圍繞于此。
在李明昌行長看來,金融業在震后四川發揮作用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過提供正常的金融服務和對相關支付結算特別的安排以滿足災區人民基本的金融需求,保證金融秩序穩定,在這一階段維護的是人們對現狀的“信心”;第二個階段是對災區進行特別的資金安排,通過信貸政策的傾斜促使災區盡快恢復重建,在這一階段維護的是人們對未來的“信心”;第三個階段是恢復災區金融秩序的全面正常化,在信貸市場中,以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非常時期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安排,維護災后信用機制,在這一階段維護的是金融業對災區發展的“信心”。實踐證明,金融業參與抗震救災以及支持災后重建所做的安排也正契合了上述三個階段。
2008年5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聯合中國銀監會下發《關于全力做好地震災區金融服務工作的緊急通知》。根據該通知精神,商業銀行應緊急布設服務網點,確保受災群眾在安置點就近獲得銀行服務;對于因地震原因而造成憑證缺失的,只要存款人可以提供其他有效證明信息,銀行業金融機構可向其先行支付5000元以下的現金;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充分考慮到受災地區群眾和企業的實際困難,對災區不能按時償還各類貸款的單位和個人,不催收催繳、不罰息,不作不良記錄,不影響其繼續獲得災區其他救災信貸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大資源調配力度,優先保證抗震救災急需物資生產與流通的信貸需求;合理調整信貸資源地區配置,從信貸總量、信貸資金和授信審查等多方面優先支持災區重建。2008年5月26日,針對地震對金融機構辦理支付結算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人民銀行《關于地震災區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支付結算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該通知對震區個人、單位等各種客戶在支付結算上予以特別的便利,以滿足災區居民基本生活和災后重建需要。2008年6月19日起,四川全省5561個受災銀行業網點通過板房銀行、汽車銀行、遷址合并辦公等方式全部恢復營業,確保了受災群眾辦理轉賬掛失、提取現金以及財政救災資金和救災部隊用款的及時劃撥。上述各項政策對于維護災區金融秩序并為災區注入信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此后,為貫徹落實優惠金融政策,增強災區金融機構信貸支持能力,人民銀行和銀監部門采取多種措施,指導全國性商業銀行在川分支機構加大系統內調劑力度,將信貸資源向受災地區傾斜,保證災區對災后重建的資金需求。人民銀行首先對四川重災區六市州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執行優惠的存款準備金率,其中重災區農村信用社執行9%的存款準備金率,一般地區農村信用社執行10%的存款準備金率,分別比國有商業銀行低7.5和6.5個百分點。其次,執行優惠的專項央行票據兌付考核政策,目前四川全省已兌付央行專項票據96.4億元,占發行總額的98.5%,其中重災區39家農村信用社已全部兌付,金額為35.32億元,增強了災后恢復重建的信貸支持能力。再次,執行優惠的支農再貸款政策。目前全省139個極重災區、重災區、一般災區農村信用社申請支農再貸款享受比其他地區低0.99個百分點的優惠政策。
2009年4月,人民銀行成都分行聯合四川銀監局出臺《關于金融支持災區城鎮居民住房重建的指導意見》,引導金融機構積極貫徹有關住房信貸優惠政策。7月,人民銀行成都分行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地震災區城鄉住房重建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機構進一步做好災區被損毀城鄉居民房屋重建的金融支持工作。截至2010年3月31日,全省金融機構累計發放城鎮居民住房貸款155.86億元(不含商品房開發貸款),涉及9.88萬戶城鎮居民住房重建;全省金融機構累計發放災后恢復重建貸款3366.5億元,其中城鄉住房重建貸款574億元,城鎮建設貸款669億元,農村建設貸款181億元,公共服務重建貸款102億元,基礎設施重建貸款814億元,產業重建貸款1020億元,金融業在支持災區恢復重建、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李明昌認為,救的金融政策在短期內主要體現為應急性特征,要實現金融資源對震區持續性的投入,災區的信用環境不能破環,基本的市場規律不能違背,要維護金融運行的市場化、法制化和可持續化。各種應急性的金融救助措施,是非常時期的非常之舉,在災后震區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得到恢復的時候,作為政策制定者應該思考將金融運行恢復到正常的軌道,保護災后信用環境不受破壞,金融支持抗震救災不能以信用環境的破壞和犧牲金融業本身的良性發展為代價,這里就需要進行必要的制度設計和安排。比如對于災后農戶貸款,人民銀行指導商業銀行在利息上給予特別的優惠,但優惠后的利息仍能使商業銀行保本經營;又比如對農戶住房貸款,政府、商業銀行多方共同努力,采取貼息、信貸額度、擔保等多種方式,既使農民盡快安居又使得銀行的信貸資產安全得到保障。四川人行始終將推動災后震區的誠信體制建設作為信貸金融支持災后重建的一個重要措施,加強誠信教育,建立中小企業、農戶的信用檔案,使誠信建設與金融支援災后重建相配套。
作為四川本地銀行業的監管者,即便是面對“災后重建”這一特殊形勢,王筠權局長同樣也沒有放松對金融機構風險管控的要求,銀行業既要支援抗震救災、積極參與災區重建,又要把控風險,這是王筠權局長對四川省銀行業機構的基本要求。為此四川銀監局首先加強對信用風險的管控,派出工作組走訪機構了解地震災害對信貸資產的影響,組織指導銀行機構進行風險評估,研究風險控制和緩釋措施,督促銀行及時入賬反映不良貸款,及時評估各企業、各項目信貸資產損失情況,做到真實反映,加快處置。針對災后出現的特殊情況,四川銀監局指導商業銀行加強操作風險管控,敦促銀行業機構加強與地方政府的協調溝通,爭取公安部門支持,強化臨時營業網點等機構的“三防一保”工作和風險隱患排查,確保網點、設施和人員安全。此外還加強對突發風險管控,重點加強重災區中小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流動性風險防范。
截至2009年末,四川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比2009年初增加4560.7億元,增長43.17%,增量和增幅分別居全國第七位和第三位,有力地支持了四川災后重建、水利公共設施、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等重點工程和行業的發展。其中發放災后重建貸款2535.58億元,向四川省500個重點項目貸款1601.63億元,5024個工業止滑回升銀企對接項目累計貸款564.21億元。在監管部門的政策指引下,四川民生領域信貸需求得到有效保障。四川銀行業積極投身抗震救災、災后重建,在履行社會責任的同時,發展的腳步沒有因此而放慢,銀行業整體信貸質量也沒有因此而受損。
面對2010年充滿挑戰的四川銀行業工作,王筠權局長說到:“必須始終把支持經濟科學發展放在首位,沒有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就不可能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健康運行。防范信貸風險也完全是保持經濟加快發展的重要內容。”
為了更好地發揮金融在地震后的支持作用,同時也為了給金融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入川提供服務,2008年10月,四川省金融辦正式成立,其主要負責擬定全省金融業發展規劃;負責地方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機構的行業管理和服務;負責全省企業的上市指導和審核推薦工作,指導和推進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和再融資等。陳躍軍作為主任是該機構的首位負責人。在省金融辦成立不到一周的時間里,各項基礎工作已開始著手準備:積極地與省市各級金融機構聯系,與省銀監局、證監局、保監局三家職能主管部門進行溝通與接洽;在災后重建面臨巨大資金缺口的情況下著手災后重建的融資工作,幫助那些需要資金的地方與企業進行融資,幫助他們積極恢復生產。
當然適時成立的金融辦的目標從長遠看是通過加強金融創新、監管和服務等手段,依托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幫助四川省金融業應對全球金融風暴,在災后恢復重建中發揮積極作用;在更長遠的未來是將金融業作為引領四川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并以成都為中心,將成都構建為西部金融機構聚集中心、西部金融創新和市場交易中心和全國一流的金融后臺服務中心。盡管在西部,諸如西安、重慶等地也提出過同樣的設想,但相比而言,成都具有更高的金融競爭力。陳躍軍認為,成都具備其他西部城市所不具備的金融機構優勢。首先從四川省金融業發展狀況看,截至2009年末,全省共有銀行業金融機構597家,銀行業分支機構網點12475個;證券期貨基金公司57家;保險業機構48家;全省共有金融業法人機構和分支機構17013個,金融機構數量和金融總量均位居中西部省(市)首位。從成都本身來看,經過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成都已成為西部省會城市中金融機構種類最齊全、數量最多的城市,各項金融業務量在中西部城市中名列前茅,金融輻射力大為增強。
2010年2月,由四川省金融辦主筆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設規劃(2010-2012年)》正式出臺。根據該報告,成都要立足西部區域,與北京、上海等全國性金融中心實行錯位發展,同時還明確在成都科學規劃金融總部商務區、金融產業集聚區和金融后臺服務業集聚區。其中金融后臺服務業集聚區的打造要力爭到2012年讓金融機構在成都的后臺服務中心達到30家,總投資規模超過200億元,從業人員超過10萬人,并成為全國金融后臺服務機構最多、配套服務功能最完善的金融后臺服務中心。相信隨著成都作為西部金融中心的構建,必將吸引更多的外部金融資源入川,也必將為四川震區的災后重建注入更多的力量,對此,陳躍軍充滿信心。
2009年溫總理在“兩會”所做的政府報告中有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信心比黃金更重要。”經歷過苦難的四川人民對此有著更加感性的理解,信心之所在,困難必將迎刃而解。
大行的擔當
2007年3月20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北京正式成立,作為一個有著3.6萬個儲蓄營業網點,4.5萬個匯兌營業網點,2萬個國際匯款營業網點的大型銀行機構,其60%的儲蓄網點和近70%的匯兌網點分布在農村地區。2007年12月9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四川省分行正式掛牌成立,2008年“5•12”地震發生時,郵儲四川省分行距成立還不足半年。那時擺在郵儲銀行四川省分行行長敬宗泉面前的主要有三個問題:其一,四川郵儲受災網點多達818個,需要在第一時間了解到網點、人員受災情況,對受災人員進行安撫;其二,在了解網點、人員情況后需要立刻安排災區網點的經營工作,力保網點盡快恢復正常營業;其三,如何進行災后的工作安排,幫助災區人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反觀中國郵政儲蓄20多年的發展歷史,在傳統的儲蓄、匯兌業務上占據優勢,但在相關的資產業務上卻備受詬病。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成立雖然在資產業務上邁出了一大步,但在成立時間短、經驗不足,又面臨地震后更為復雜的經濟形勢時,敬宗泉的難題顯然要比其他類型的商業銀行大得多。然而,敬宗泉說:“在地震那么大的災難面前,我們的困難不算什么。”
于是,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敬宗泉率省分行相關人員分赴重災區指揮抗震救災,率先啟動災備系統,實現數據成功恢復與存儲,并采取流動銀行、帳篷銀行、集裝箱銀行等方式恢復網點營業。截至2008年6月18日,四川郵儲818個受災網點恢復營業,都江堰、綿竹、江油等地的網點在當地銀行業機構中率先開業。災區網點雖然簡陋,卻給擔心儲蓄資金安全的受災群眾吃下了定心丸。
為支持四川災后重建的順利進行,郵儲銀行四川省分行啟動賑災匯款“綠色通道”,并面向6個重災市(州)群眾開辦了郵政儲蓄定活兩便“愛心存單”業務,免收用戶查詢、掛失和省內異地交易手續費。截至2008年末,全省累計開發愛心存單3557筆,金額1.99億元。同時,郵儲四川省分行還向總行爭取將受災地區小額質押貸款單筆最高上限金額提高到100萬元,加大小額貸款和銀團貸款投放,在有力支持災后重建的同時,也促進了小額貸款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延伸。
地震所造成的困難是暫時的,生活還是要繼續。作為勞務輸出大省,四川8700萬人口中有80%是農民,每年外出務工農民1600萬人。在各商業銀行基層網點撤并的關鍵時刻,郵儲銀行強大的基層網點優勢填補了廣大的農村金融市場空白,也找準了未來自身發展的定位。截至2009年底,郵儲銀行四川省分行通過銀團貸款、協議存款、票據轉貼和小額貸款等方式返還四川建設資金超過500億元,其中,累計發放小額貸款129億元,全省超過13萬名農戶和中小企業主獲得了郵儲銀行的信貸支持。敬宗泉坦言:“郵儲銀行不僅沒有撤,而且在改善基礎金融服務上加大了對農村的服務力度,其中許多業務是一些商業銀行不愿意做的。”正是這樣的執著和對承諾的嚴守,使郵儲銀行在地域廣闊的四川地區深植,有些區域甚至成為當地居民唯一可獲得金融服務的銀行業機構,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舉全行之力,服務四川經濟建設”,郵儲銀行以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業務實力、服務能力和社會責任。
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一樣,在大災面前履行大行職責的還有中國農業銀行。2008年“5•12”地震發生后1個小時,中國農業銀行四川省分行的黨組辦公會地點搬到了省行大樓對面的馬路上,主題只有一個:救人。此后的10個小時內,省分行抗震救災指揮部在同一地點成立,迅速摸清本系統人員及營業網點的受傷、受損情況后,分別成立救助安撫、物資保障、恢復營業、災后重建、宣傳信息及安全保衛等6個抗震救災工作小組,指揮統籌協調全省農行的抗災救災工作,并明確工作思路:盡一切可能保證營業網點的正常運行。
2008年5月13日,農行四川省分行受災網點開始恢復辦理業務,并先后設立75個流動銀行和1000個賑災服務窗口,開通有密碼、有通兌標志的定期存款全省通存通兌業務,制定面向廣大災區群眾的“災后個人金融服務指引”和“災后個人金融業務受理網點名錄”,最大限度保證了賑災業務的快速、合規辦理。5月18日,農行四川省分行下發《關于大力支持抗震救災恢復生產的緊急通知》,出臺了集中規模、突出重點、靈活擔保、優惠利率、采取多種方式核定授信額度和靈活的擔保方式等支持抗震救災的8條特殊信貸政策,在第一時間為抗震救災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
2008年8月13日,農行四川省分行下發《關于支持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的信貸意見》,針對性地調整了災后重建行業準入標準、資本金比例、信用等級和授信額度、貸款擔保、因災進入不良客戶的信貸政策、支持災后重建金融產品創新等12個方面的信貸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災后恢復重建。四川省省長蔣巨峰批示說:“這個信貸意見政策全面、措施具體、出臺及時、操作性強。要對接好、落實好、宣傳好。謹向農行總行和省分行為我省恢復重建所做的工作和給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黃小祥副省長批示:“農行四川省分行率先出臺了支持災后重建的信貸意見,操作性較強,我們擬在全省銀行業機構中推廣。”
2008年12月21日,農總行與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把四川作為重要的戰略合作省份,承諾三年內在四川增加信貸投放1800億元,助推四川加快建設災后美好新家園和西部經濟發展高地。到2009年末,已落實銀政戰略合作協議項下項目74個,簽訂貸款合同金額613億元,實際貸款金額476億元。
“5•12”以來至2010年3月末,農行四川省分行共對全省災后重建客戶授信623億元,貸款余額401億元。
以上種種數據表明,農行四川省分行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履行了作為一個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應當說在四川震后重建計劃尚未完全明確的情況下,農行對某些領域所提供的信貸支持是承擔了一定風險的,問及如何看待這些風險,農行四川省分行熊長城副行長回答說:“我們首先考慮的是中國農業銀行,作為一家國有銀行,在國家發生這么大的地震災害面前,有義務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而且我們所提供的支持,并不是無條件的支持。既要支持抗震救災,又要把控風險,是我們金融業支持抗震救災的原則。”為了體現出要救災也要防風險這一原則,農行四川省分行對金融資源的投放領域也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在準入標準、資本金比例、客戶信用等級、授信額度的限制、抵押擔保方面均有所把關。
為了防止“蘿卜快了不洗泥”所導致的非常時期發放貸款產生的風險問題,從2009年開始,農行四川省分行開始對災后信貸項目進行風險排查,從行業政策、貸款流程、客戶信用風險評估等多方面重新對已發放的貸款進行跟蹤梳理。在對客戶的重新排列分析中,對現有客戶進行分類,明確哪些是可以列入戰略性客戶,哪些是可以列入一般性客戶,哪些是屬于退出的客戶,并通過對客戶需求的調查明確分行未來三到五年的發展方向。僅2009年一年,農行四川省分行就接受了包括國家審計署、總行、省分行在內的四次集中審計,事實證明,即便是在這樣地毯式的審計面前,農行四川省分行也是能夠經受住考驗的。
“貸款不是捐款,我們既要對災區人民負責,也要對銀行的資產負責,說到底銀行資產質量的提高也是對災區人民負責,因為銀行的錢來自于百姓,如果我們貸款放出去收不回來,銀行經營困難,最終受損的還是老百姓的利益”,熊長城說,這一觀點又一次體現了金融機構的社會責任,對災區負責,對自身負責,對百姓負責。
2009年5月,在汶川地震發生的一年以后,中國農業銀行在其的2008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不離不棄,大愛無疆。汶川地震,生死轉換于瞬間,舉國皆為之傷慟。農業銀行以最好的金融服務和最有力的金融支持,為抗震救災和四川災后重建竭盡所能。災后短短幾天內,率先建立1000個賑災專柜,50多個‘流動銀行’、‘ 汽車銀行’、‘ 電子銀行’、‘ 帳篷銀行’等迅速被投放在重災地區,農行系統員工自發捐款奉獻愛心,到年末共捐款1.84億元,同時積極滿足災區群眾的應急金融服務需求,全力支持災后地區恢復重建。”以上種種顯示出中國農業銀行作為一個與地方經濟,與“三農”緊密相連的國有大行在危機時刻的擔當。
平衡公益性與商業性
2008年6月12日,招商銀行成都分行被中華全國總工會授予抗震救災、重建家園“工人先鋒號”的稱號;6月27日,該分行又被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評為中國銀行業系統“抗震救災先進集體”,是全國40家銀行機構中唯一一家獲得此項榮譽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同樣作為本次受訪的唯一一家上市股份制銀行,在上市公司的股東價值最大化原則與作為公眾公司在大災面前承擔社會責任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是記者最感興趣的問題。
王立新,招商銀行成都分行行長,有著近27年的銀行業從業經歷,在回答上述問題的時候,他說:“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在地震后保證服務不中斷,這是作為一個公眾公司首要的社會責任。”當時,招商銀行在四川共有25個營業網點,全部分布在成都,與其他銀行機構相比,網點受損情況較輕。但大震過后余震不斷,通信網絡也受到影響,要維持銀行所有服務正常化仍然存在困難,但在當時招行在成都的所有分支機構都做到了一如常態。“我們首先堅持營業不間斷,地震以后,因為余震不斷,一些銀行的服務時間有所變動,招商銀行所有營業部均保持正常的營業時間;其次,我們堅持業務系統不中斷,即便在地動山搖之時,招行的pos機刷卡系統也是暢通的”。事隔兩年之后回憶起來顯得頗為輕松,但可以想象當時僅維持正常的營業時間這一點,王立新所要擔負的壓力。
當然,王立新并不否認在地震中,作為一家股份制上市銀行所遵循的經營宗旨與作為公眾公司所應承擔社會責任存在一定沖突,對災后重建的信貸支持客觀上面臨一定的風險,“但我并不認為銀行履行社會責任就必然要承擔風險,風險始終是存在的,銀行的職責是通過適當的安排,在公益性與商業性中找到平衡點”。王立新補充道:“招商銀行作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發起單位,面對這樣的災難更不能袖手旁觀。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小企業貸款,高風險是其客觀屬性,但商業銀行仍可以通過相關的制度設計做到既推動此項業務發展又很好地控制風險。”以此為出發點,大地震后,招行積極參與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在重災區安縣方碑村開展的金融支持災后重建工作。針對該地區民房損毀較為嚴重的狀況,為了使農民盡快得到安置,推行了“一幫一”模式,由當地富裕戶幫助貧困戶,以分期償還的方式提供一萬到兩萬扶貧款幫助貧困農民重建家園。目前,已向方碑村218戶受災群眾發放無息扶貧款316萬元,幫助受災家庭重建倒塌的房屋,改善民生,“方碑村試驗”為社會各界幫扶災區恢復重建提供了一條幫扶模式。針對地震后四川省內企業現狀,招商銀行成都分行給予四川發展(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信托貸款50億元。四川發展(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作為四川省政府獨資,匯聚省內優勢資源的特大型企業,是推動四川省經濟加快發展的骨干力量,肩負著推動四川經濟發展以及災后重建的重要歷史使命。結合四川發展的短期、中期以及長期的發展戰略,招行成都分行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金融服務方案,該方案突破了傳統的銀行信貸融資模式,在資本金貸款尚未出臺政策的前提下,先通過信托理財的方式給予四川發展人民幣50億元人民幣信托貸款,分期滾動發行,解決企業的燃眉之需。
王立新始終認為參與災后重建對招行成都分行的業務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兼顧商業性與公益性。為抓住機遇,成都分行實施了以下工作:組織有關部門對于災后重建政策傾斜進行專題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制訂符合災后重建的產品和服務,開展銀政合作支持災后重建項目。
為防控因政策性與商業性劃分不明而產生的相關風險,招行成都分行的主要做法是:首先,篩選項目,在加強銀政合作的基礎上,從政府重點災后重建項目中篩選出24個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其次,把控行業信貸風險,根據總行制定的行業信貸政策,對災后重建不同行業客戶實行不同的信貸政策,選擇不同的風險防控措施。三是充分發揮招行財資管理平臺的作用。財資管理平臺又稱跨銀行現金管理系統,是招行利用科技優勢,在提高客戶資金管理能力、提高資金效益的同時,有利于成都分行自身加強資金風險監管,在對災后重建項目公司中大力推行使用財資管理平臺,實現了銀企雙贏。四是全面推行信貸風險經理與客戶經理并行作業的機制,加強對授信客戶貸前、貸時、貸后的審查,有效防控風險。
正如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在中國企業社會責任聯盟發起成立時所宣讀的那樣:“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基礎層次和社會層次。企業在基礎層次中需要盡到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在依法經營、納稅的過程中創造企業的陽光利潤;在社會層次中企業需要盡到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將企業的核心價值觀貫徹在以人為本、扶貧救危、幫學助教、建設社區、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等企業公益行為中。”招行成都分行在大災面前以實際行動很好地詮釋了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上述兩層含義。
地方金融的責任
每個地區都有這樣一群金融機構,它們根植于地方經濟與地方經濟共生共榮;它們作為一級法人或行業管理機構,沒有異地總行機構為它們進行業務指引;它們的經營范圍一度或現在仍囿于一域,無法獲得資產在不同區域內的合理配置所帶來的風險分散與區域差別化發展所帶來的額外好處;它們在市場競爭中往往面臨資金、人員、創新、規模經濟等等方面的劣勢。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地方經濟的發展中,它們的存在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滿足農村領域金融需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樣的一群金融機構,我們通常稱之為區域性金融機構,構成它們的主體為城市商業銀行與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在內的農村金融機構。在2008年四川“5•12”地震中,這樣一群金融機構因其與地方經濟聯系最緊密,在震區網點分布最廣泛而遭受到最嚴重的損失,但它們卻以最快的速度自救并投入到抗震救災的戰斗中去,這些在地方經濟中作用重大生存環境卻最為艱難的金融機構理應得到我們的敬意。
對于兩年前的那場災難,四川省聯社理事長王華的感受要比其他金融機構負責人更為深刻。作為四川受災最大、損失最嚴重的金融機構,四川農信全省115個縣級聯社、2986個營業網點均不同程度受災,死傷員工198人,其中遇難及失蹤64人,重傷108人。北川聯社大樓坍塌,33名員工深埋廢墟之中。全省農村信用社直接財產重置損失44.3億元,因災形成不良貸款達115.58億元。當過記者,也當過地方父母官的王華既有著新聞從業人員的敏銳感也有著政府官員處事的果斷。5月12日晚,王華牽頭省聯社黨委迅速啟動了全省農村信用社重大自然災害應急預案,在路邊一輛中巴車上,緊急召開黨委會,成立了全省農村信用社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對全省農村信用社抗震救災工作做出了具體安排與部署。在第一時間了解農信系統網點、人員受損、傷亡情況后,次日凌晨,省聯社班子成員分別率隊冒險進入各重災區看望慰問信合員工,現場指導搶險工作。要保證災區不亂,金融機構自己首先不能亂,因此必須使身處災區的農信人員樹立信心,有條件的先自救,沒有條件的穩定情緒等候救援。
5月15日,省聯社阿壩災區第一批運送救災物資小組啟程經雅安、過寶興、翻夾金山、繞馬爾康,行程800余公里,抵達重災區理縣、汶川。5月16日,第二批運送救援物資特別小組,也啟程前往震中地區,向各災區送去食品、帳篷等物資和應急資金。災區員工見到來自省聯社的慰問人員時,禁不住失聲痛哭,淚流滿面。
保證金融秩序不亂,盡快恢復營業是每一個身處災區的金融機構的要務。可是客觀條件使得一些業務無法正常開展,為了穩住災區人民的信心,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混亂局面,四川省聯社在《四川日報》上公告了應急業務辦理范圍、受理網點地址和支持災后重建的信貸政策,并向災區印發了15萬份《災后金融應急服務指引》,指導受災群眾辦理業務。此后,王華率領省聯社人員多次深入災區,在災區農村信用社營業用房毀損、人員傷亡、賬款被埋、設備損壞、交通、通信中斷的情況下,針對災區特殊的金融服務需求,及時研究部署,采取了“房屋安全的原址恢復、房屋倒塌及危房的就近租房或搭建帳篷恢復、相鄰網點合并恢復、借助他縣網點恢復、設置流動服務車恢復、在災民安置點設立臨時場所恢復”等6種方式,通過“借網絡、借人員、借場所、借資金”等4種措施,確保了受災網點在5月25日前全面恢復營業。
在完成自救以及恢復營業后,接下來就是投入到災后重建的工作中去。為滿足災民和受災企業災后重建信貸資金需求,四川省聯社首先改進貸款方式,開通了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綠色通道。其次延長貸款期限,對因震災不能到期還款的借款戶,給予展期。三是實行貸款利率優惠,對災民災后重建和恢復生產所需貸款執行了基準利率;對受災的中小企業,在已執行利率基礎上下浮動10%〜20%。四是及時推出了生活費墊資貸款、恢復生產經營貸款、重建家園貸款、企(事)業單位恢復生產經營貸款、政府統一規劃的安居工程及基礎設施項目貸款等5個救災貸款專項產品。同時,省聯社要求全省農村信用社必須站在講政治的高度,無條件、高質量地做好各種政府補貼的工作,為國解憂、為民解困。“5•12”以后四川農信系統累計發放農房建設貸款含困難農戶和委托貸款62.07萬戶,金額為138.87億元,分別占全省金融機構的94.48%和92.61%,其中發放困難農戶農房建設貸款5.76萬戶,金額14.14億元。
面對空前慘重的地震災害,四川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黨委帶領全體員工響亮地喊出了“山垮房垮,四川信合不垮;水停電停,服務三農不停”的口號,并用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豪邁誓言。如今,四川省聯社的災后重建工作還在繼續,由于“5•12”地震烈度強、破壞面積大、影響范圍廣,處于震中地帶的北川、汶川、青川等多家縣級聯社幾乎遭受了毀滅性打擊,所有營業網點均已坍塌或形成危房,災后恢復重建任務十分艱巨,恢復重建資金缺口較大。其中18個重災縣級聯社恢復重建資金缺口就達72692萬元,難以完全靠自身力量解決。對于在地震中遭受嚴重損失又做過突出貢獻的金融機構如四川農信社系統理應得到政策面更多的關注。
和四川農聯社一樣在地震中踐行地方金融機構職責的還有德陽市商業銀行。
2008年5月12日的中午,德陽商行董事長李琦對辦公室人員說她需要休息一會好準備下午的會議,在后來那地動山搖的一分鐘里,李琦只身一人在辦公室,地震過后十幾層的辦公大樓變得十分安靜,她嘗試從辦公室下了8樓,當李琦最終走出辦公大樓時,發現所有的員工正含淚望著她,而她的第一句話則是問有關工作人員:“數據備份有沒有問題?”在她看來如果IT系統出了問題,數據丟失,那就出大事了。以往當過地方政府官員的經歷使李琦尤其具備對事態的洞察力和對大局的把控能力,在簡單了解當時發生的情況后,李琦奔赴市政府,目的只有一個:向政府求援首先保證金庫的安全。
其后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德陽商行在第一時間,全面恢復營業,積極維護災后經濟金融秩序。2008年5月13日,開放市區內的ATM機,保證災民的現金需求;同日,為有關部門開立抗震救災資金專戶,并向社會公布,確保抗震救災捐款、匯款通道順暢運行;5月14日,客戶經理開始走訪客戶,對客戶進行慰問并了解其受災情況和金融需求;5月14日,汽車流動銀行在什邡支行誕生;5月16日,災區第一家板房銀行在綿竹支行誕生;5月16日,全部網點恢復營業。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什邡與綿竹是“5•12”地震的重災區,而在李琦的指揮下德陽商行第一時間有序轉移疏散人員,無一人員傷亡,這一點尤其令李琦感到欣慰。
李琦說德陽商行根植于地方經濟,其發展離不開地方經濟,當本地經濟發展因地震而受阻時,德陽商行應該承擔起作為一個地方性商業銀行應有的社會責任。為此,地震災害發生以來,德陽市商業銀行創新信貸產品,優化信貸模式,向災區發放抗震救災貸款和災后重建貸款。先后推出“會員制擔保公司賑災貸款”、“災民自助、自救扶持貸款”、“災區安居工程貸款”、“災民生活資料貸款”等系列品種,截至2009年末,德陽商行共投放災后重建貸款近20億元,既解決了當地政府修建活動板房、安置災民、建設過渡安置房等資金不足的問題,也進一步支持了受災企業的抗震救災和災后恢復重建。
為緩解地方財政在災后重建過程中的資金壓力,德陽商行與各地政府簽訂合作協議,為各地方政府提供綜合授信,其中旌陽區1.5億元、經濟技術開發區0.5億元、綿竹市1億元,中江縣1.2億元,羅江縣1.2億元,同時計劃災后三年將新增貸款規模的60%,預計36億元支持災區的恢復重建、產業升級和各項社會公用事業。2008年12月,德陽商行發起成立的德陽首家村鎮銀行-什邡思源村鎮銀行成立,這是德陽商行以實際行動履行向災區提供持續資金支持的承諾。
地震使德陽商行面臨少有的遭遇和處境,德陽商行因地震賬面凈值損失4000萬元左右,貸款損失2億元左右,但地震也使得德陽商行面臨少有的關注和關切,面臨少有的機遇和前景,因此大災之年并沒有降低李琦對銀行發展的要求。在她看來災后恢復重建將會給德陽帶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創造新的發展機遇。特別是震災帶來的“危機文化”,不僅在人們思想領域、文化行為中將潛移默化地發生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中,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應,形成強大投資驅動力。
作為四川省十大財經風云人物和全國三八紅旗手,李琦一直是德陽市金融界的標桿人物。2002年李琦接手德陽市商業銀行時,全行僅有20億元的存款規模,卻有在崗職工500多人,對外營業網點48個,不良貸款率更是高達25%。如此的規模和發展狀況早已被同類商業銀行遠遠地拋在了身后。李琦上任后,率領德陽市商業銀行圍繞打造“中小企業伙伴銀行”和“市民貼心銀行”品牌,經過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為有效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李琦堅持金融創新,著力在規范業務流程和創新金融產品方面尋求突破。先是成立了“中小企業貸款中心”,為中小企業融資開辟了快捷高效的綠色通道,緊接著又率先推出了“會員制互助擔保貸款”融資模式,有效地緩解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在該行的支持下,被譽為“小漢模式”的會員制互助擔保貸款模式,被四川省中小企業局定位“全省擔保機構孵化培訓基地”,她也因此被中國銀監會評為“支持中小企業先進個人”。如今,在成立12年之后,德陽商行總資產達到185.18億元,為開業時的22倍,存款總量達到165.96億元,為開業時的24倍,貸款99.67億元,為開業時的17倍。
大災最終沒有阻擋德陽商行前進的腳步。2008年11月末,德陽市商業銀行總資產從2007年末的86.98億元增長到124億元,各項貸款余額從2007年末的44.6億元增長到65億元,各項存款從2007年末的71.5億元增長到105億元,在當地金融機構中存貸款增速第一,在2008年三季度末提前兩年實現存貸款的“雙百億工程”。
2009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德陽商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就股權合作一事簽署戰略合作諒解備忘錄。其后經過多輪磋商,2009年10月17日,在第十屆西部國際博覽會四川跨國公司產業合作座談會及簽約儀式上,德陽市商業銀行董事長李琦和IFC國際金融公司東亞太平洋局環球金融市場負責人塞奇•德費羅代表雙方簽署股份認購協議,根據該協議國際金融公司投資約2.1億元人民幣入股德陽市商業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IFC將在公司治理、信貸管理、風險管理、中小企業業務等方面全力支持德陽商行的未來發展,此協議將在股東大會審議批準后報監管部門正式生效。
在經歷種種困境之后仍能夠得到境外投資者的認可,李琦認為這恰恰是因為災難凸顯出了德陽商行頑強拼搏,勇于奮進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得外資投資者對于目前的德陽商行,對德陽商行的經營管理層充滿信心。這至少已經說明德陽商行具備相當的投資價值,為德陽商行未來的增資擴股、補充資本金創造極為有利的條件。
按照李琦的設想和德陽商行的五年規劃,通過奮斗三五年,將德陽商行資產規模擴大到500億元,屆時德陽商行將成為一個立足本地,面向四川,輻射西部的現代化區域性商業銀行,最大限度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支持地方經濟發展。對于這樣一個心系地方,關注弱勢群體,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銀行機構,在此我們應該給予更多的掌聲和祝福。
本期發表的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的這篇文章，對金融包容政策進行了研究，指出金融包容致力于將貧困人群納入正規的金融體系，為他們提供金融服務。金融包容性增長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民收入。本文對全球范圍內金融包容措施的最新發展進行了分析，指出了成功的金融包容措施應遵循的原則。作者認為金融包容有利于提高金融的穩定性而非相反，在本次金融危機之后更應積極倡導金融包容性發展。
本刊征得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ADBI）同意，翻譯和發表本文，ADBI及作者對譯文免責。
關鍵詞：金融穩定 金融包容 普惠金融 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3-011-07
一、什么是金融包容
金融包容目的在于將“無銀行服務”人群納入正規的金融系統，從而使他們有機會得到儲蓄、支付、信貸和保險等金融服務。金融包容既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應當得到服務，也不意味著供應商在提供服務時不需要考慮風險和成本。盡管可得性不受限制，自愿除外和不利的風險收益特點兩方面都可能排除某個家庭或小企業使用金融服務。該結果并不必然會招致政策干預。政策創新應致力于糾正市場失靈和消除非市場壁壘，以擴大金融服務的范圍。
盡管在過去20年中，小額金融機構、信貸聯盟、儲蓄合作機構取得了巨大進展，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仍然無法獲得正規金融機構提供的現金管理等服務。根據世界扶貧協商小組（CGAP）的報告，全球儲蓄賬戶總數超過了全球人口總數。但是全球人口的一半――25億人（其中中國有2.63億人）――沒有儲蓄賬戶，也無法獲得其他任何形式的金融服務。
金融包容作為一個政策目標反映了長期以來關于金融對經濟增長和消除貧窮作用的爭議，反映了過去幾十年發展中國家金融部門政策的演變，體現了金融服務對貧困者生活有積極影響這樣的重要觀點。金融部門的政策演進有三個階段：首先，通過直接信貸支持國有企業和農業發展；第二，通過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讓市場促進發展；第三，建立旨在平衡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機構。
直到19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引導公共基金投向農民和小企業等目標客戶，并對其活動范圍進行監管以保證這些資金得到有效利用。這些“直接信貸”項目基于此認識，即農村貧困人口無法進行儲蓄，無法支付市場利率，因而需要通過補貼利率得到貸款以建立資本。因此開發銀行向所選目標客戶發放的貸款的利率低于市場利率。為提供低價貸款，存款利率通常受制于監管上限，這對國內資源的流動性造成損害。后果即是“金融壓抑”，典型的表現為淺的金融系統和金融機構缺乏根據風險收益特征有效分配資源的能力。另外，補貼削弱了金融機構的業績表現。這些項目不僅被證明是典型的不可持續的，而且也不能擴展對貧困者，特別是農村地區貧困者的金融服務。
到了1980年代末期，新的方法出現了，該方法集中于關注金融機構向沒有或較少能得到金融服務的人群提供服務的表現。這種變化是巨大的：新方法將討論從單個企業和家庭轉到機構及其以可持續、廣泛的基礎提供服務的能力上。印尼、孟加拉國、玻利維亞和其他國家最初的實踐表明，作為“為窮人提供銀行服務”的微型金融和農村金融實際上是經濟可行的，而且可以可持續地提高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這些令人鼓舞的案例形成了所謂“金融系統”范例的新觀點。該方法的內在假設是貧困人口可以產生經濟剩余，這使他們有能力償還貸款的實際成本并進行儲蓄。微型金融的概念開始取代“小額信貸”，前者越來越多地用于指代由各種受監管和不受監管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種類繁多的金融產品，如貸款、存款、保險、支付和匯款等。
在過去幾年中，由于與正規金融系統的聯系擴展了，微型金融出現了快速轉型。越來越多的理論和實踐證據顯示為低收入群體服務的金融系統可以促進扶貧式經濟增長。低收入群體無法獲得融資則會阻礙經濟增長和貧困的削減，窮人更難以增加儲蓄、創建資產以防范風險，以及投資于收入增長項目。因此，對金融部門發展的興趣越多越多地集中于那些決定可獲得性深度和廣度的因素，趨向于發展普惠（包容性）金融體系。
隨著對金融削減貧困關注的不斷增加，政策目標不斷擴展以包含更有質量地獲得范圍更廣的金融服務。信息和通訊技術的發展和迅速普及通過支付系統大幅降低了用戶與正規金融機構建立聯系的成本，對該趨勢提供了支持。
以此為背景，向未得到銀行服務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務已經成為決策者、實踐者、學術研究者關心的一個主要領域，他們越來越多地強調要將金融包容作為一個政策目標。建立普惠金融體系的概念不僅承認要盡可能地將更多的貧困者以及被排斥者納入金融服務范圍，而且要求主流金融機構在為得不到銀行服務的人群提供服務方面發揮作用。從這點來看，微型金融正被視為普惠金融體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而，金融包容正成為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對傳統的貨幣和金融穩定支柱以及其他如客戶保護等監管目標形成補充。當然，鼓勵向得不到金融服務者提供金融服務的政策必須將金融穩定考慮在內，特別是考慮到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由于微觀層面對于涉及金融服務的家庭行為的觀點發生了巨大變化，所有這些政策的改變成為可能。現在，各方已經能夠理解貧困家庭依賴于各種金融工具對其日常的現金流和風險進行管理，努力通過儲蓄建立資產。金融日志等工具顯示這些低收入家庭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其現金流的不規則性。國際貧困線每天2美元的平均收入在實際中變化較大，需要加強管理以平滑消費，減少對如健康風險等各種沖擊的脆弱性，同時管理好生命周期中的主要事件。
二、金融包容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近期證據
有證據表明金融包容對整體經濟增長和個人福利存在影響。與政策目標的演進相一致，研究焦點先是集中在金融系統發展的宏觀經濟影響上；只是在近期才開始關注金融包容對微觀經濟的影響。
（一）宏觀經濟證據
金融機構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促進經濟增長，因為信息不對稱可能對儲戶和投資者之間資金的有效中介形成阻礙。有大量證據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因果影響。比較突出的解釋是Schumpeter的觀點，認為金融通過向新進入者提供資金支持，增強創新，可能改變其現狀，鼓勵“創造性破壞”。沿著這個思路，向新的創業者提供資金是金融-增長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近的研究焦點轉至金融中介和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上。Beck等人（2008）發現金融發展、收入不平等下降、貧窮消除之間存在一種聯系：金融服務的整體利用，即更深的金融系統可以降低基尼系數。
宏觀經濟層面同樣存在證據，更寬廣的金融系統促進經濟增長。Giné和Townsend(2004)運用一般均衡模型對泰國經濟進行分析，發現金融服務的擴展極大地提升了泰國經濟的增長率。相反，Banerjee等人(2009)強調了與富裕者優先獲得融資相關的效率和生產率損失，顯示金融可得性對投資和增長存在潛在的一階效應。
最后，Pande和Burgess(2005)運用印度旨在鼓勵銀行擴展新服務領域的新分行監管“自然實踐”進行分析，發現其對降低農村貧困有積極影響。但是，這種擴展政策的高成本抵消了總體收益。該結果顯示技術驅動、低成本分行擴張具有巨大的潛在收益。
（二）微觀經濟證據
近期，微觀經濟層面對金融包容的支持僅僅基于看似有理的軼事證據，如孟加拉鄉村銀行65%的客戶跨越貧困線等數據未經統計測試。在金融服務和貧困者生活得到改善之間建立因果聯系存在計量挑戰而且非常昂貴。這要求消除樣本中自主選擇等因素、以及無數的可能混淆分析結果的未觀察到的因素的影響。選擇的方法是田間實驗，即通過隨機選擇一些客戶進行反事實的研究方法來建立這種聯系，然后運用統計分析來辨別提供某種金融服務等干預措施產生的不同效應。
來自印度的隨機對照實驗（RCT）案例顯示小額信貸的影響取決于家庭行為：企業家利用信貸擴大其業務，這可以在耐用品消費和商業利潤的增加中得到證明；最初被認為少有開啟業務傾向者沒有增加投資，而是增加食品和交通等消費；有較高傾向開啟業務的家庭減少非耐用品消費，增加耐用品消費，減少臨時支出。研究表明對教育、健康、婦女權力等方面沒有顯著影響。但是，商業產出的正面效應明顯，包括有新業務出現，現有業務利潤出現增加。
近期在南非開展的研究關注金融包容的風險管理收益。隨機為因邊際利潤被拒絕的貸款申請者提供貸款，結果顯示接受試驗者中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比那些無法獲得貸款的申請者要小。得到貸款的家庭獲得更多收入、走出貧困的可能性增加。總的來看，信貸增加有助于改進福利。研究確實證實了短期貸款是一種重要的現金流管理工具，對特別是就業和收入領域中的福利有較大的正面影響。研究同樣發現對邊際（或稍高于邊際）的客戶的貸款是有利可圖的。
三、金融包容政策：近期創新
金融部門易于出現市場失靈，因而對其監管普遍較嚴格。低收入部門特別容易受信息不對稱的困擾，需求方經常缺少信用紀錄或能讓貸款者放心的擔保物。另外，貸款者在金字塔底端的新市場中經驗不足，面臨與商業程序相關的調整成本。同時，個別交易和總體市場規模都較小，這使供應商難以彌補其固定成本。
但是，微型金融的先行者曾經發現現實的市場機會，大量商業模式創新已經擴展了“獲得性可能邊界”。更近期，技術創新大幅降低了接近低收入群體的固定成本，吸引了更多的新供應商。
政策通過建立監管框架、公共所有、提供市場基礎設施、降低需求端壁壘等措施成為私人部門創新的重要補充。監管框架決定機構的市場準入標準，制定可提供的服務的范圍，影響機構開展業務的成本。
謹慎監管之于金融中介活動的開展、國內資源流動、金融機構發展、以及儲戶保護等非常關鍵。而且，公共所有將中介服務延伸至商業行為不會涉及的領域。安全的貸款框架和公共信貸監管消除了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使交易得以實現。最后，貧窮客戶的低教育程度對客戶保護和金融教育政策提出了要求。
決策者努力跟隨快速的創新。他們在監管框架內提供實踐這方面做得尤其成功，極大地控制了潛在風險。在一些案例中，決策者通過監管或立法手段，甚至直接參與市場，為市場引入新的解決方案。
快速的創新步伐極大地增加了決策的復雜性。一方面，要求考慮到金融包容對政策規則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因為創新方案由發展中國家監管者創造，促進對等建議有極大余地。
為了捕捉和比較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政策的趨勢，德國技術合作機構（GTZ）評估了10個國家中提升金融包容的35個政策解決方案。其中6個方案特別有效，4個通過各種渠道改善條件以服務到貧困者，包括銀行服務、移動支付、金融供應商多樣化、國有銀行改革。其余2個是客戶保護和金融身份確認政策，對于使金融包容成為可行特別關鍵。
（一）銀行服務
在銀行分支機構無法覆蓋之處，允許銀行與非銀行零售機構進行合作的政策對于促進金融包容非常有用。這類政策將現有零售機構作為銷售渠道，不僅將藥店、郵局或超市轉變成銀行機構，而且將其轉變成金融包容的機構。
技術降低了金融交易中信息遠程交換的成本和風險，使得銀行和機構之間的合作變得可行。伴隨著開戶程序的簡化，以及如現金轉換等其他利用該渠道的激勵，金融系統得以延伸，用戶數量大幅增加，如近期在巴西可以見到的。
巴西通過大規模地引進“銀行替代者”服務于無法得到銀行服務的巴西人，成為銀行服務的先期領導者。該辦法解決了一個關鍵的物理渠道限制：2000年只有1600個市擁有銀行分支機構。現在，大約95000家機構覆蓋了所有5500個市，3年來通過機構開設的賬戶近120萬戶。巴西的成功鼓舞了其他國家也采取類似措施，如哥倫比亞、秘魯、墨西哥和智利。2006年哥倫比亞通過了監管條例，允許金融機構發展機構，吸引3539家機構，最初集中于票據支付等業務。
銀行模式的關鍵特點是交易清算及時以減少欺詐、開戶程序簡化、客戶嚴格遵循了解你的客戶的國際準則。成本的節約相當可觀：秘魯監管當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建立40家機構的成本僅相當于建立一家銀行分支機構。
巴西的經驗為其他國家提供有價值的借鑒。巴西的機構是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服務的提供者。任何受央行監管的機構都可以發展機構，只要銀行承擔責任，關系受公共合同約束，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機構。該模式的成功源于其務實和靈活。總體情況集中于金融機構，央行可以獲得所有機構的數據，與此同時，金融機構可以有足夠的自選擇如何建立關系。
（二）移動支付
2009年全球有40億部移動電話，超過一半在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過去5年中手機用戶幾乎增長3倍，亞洲增長尤其顯著。肯尼亞47%的成年人擁有手機，城市擁有率升至73%。
手機開啟了向窮人提供服務的另一個渠道。這種新技術大幅降低了方便實時交易的成本，擴展能夠獲得金融服務的接觸點，通過引入e-貨幣降低了持有現金的成本，吸引了以前得不到金融服務的客戶。
一些國家的案例顯示了移動支付之于金融包容的前景。2004年，菲律賓作為發展中國家中第一個成功地提供移動支付服務。兩家移動支付運營商擁有約550萬客戶。手機交易成本約為銀行的1/5。
肯尼亞由移動網絡運營商Safaricom提供的e-貨幣轉換服務M-PESA，在拓展移動支付中取得的進展最讓人印象深刻。該服務發展迅速，目前擁有700萬注冊客戶，這些客戶中大部分之前未得到過銀行服務。近期的國家調查顯示了其對金融包容的積極影響：包括M-PESA的半正式服務的使用從2006年8.1個百分點增加到2009年17.9個百分點，只能獲得非正式金融服務的人口比例從35%降到26.8%。最重要的，同期未得到金融服務的人數從38.3%降到32.7%。
移動支付因其跨越銀行、電信、支付系統和反洗錢機制等多個監管領域，對監管能力形成挑戰。移動支付產生時，監管者傾向于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允許運營商進行實踐，在密切監管下開展業務。一旦市場創新和知識滿足了監管者和手機運營商的要求，再建立和實施監管規則以提供法律確認，為新進入者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
（三）金融供應商多樣化
政策制定者采取多種監管戰略以管理因放寬存款和保險服務提供機構范圍所帶來的風險。將銀行監管規則運用于特定的小額金融的戰略包括：
――給致力于吸收小額存款的專業機構發放許可證；
――給成功轉型的金融非政府組織發放銀行許可證；
――給非銀行金融機構發放許可證。
從央行的立場來看，分層監管方法按許可的經營范圍將機構加以分類，限制低層級機構的風險暴露，可以讓風險最小化。不管戰略選擇，高層政治在推動監管創新以擴展金融服務領域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秘魯、玻利維亞、烏甘達的監管者通過建立獲得許可的合法途徑將不盈利的創新者包括在正規體系之內。這帶來了更高的儲蓄率，對消費者和機構都有利，使他們減少對外部和批發融資的依賴，可以經受金融危機的沖擊。
印尼于1980年代后期在金融部門自由化中引入了鄉村銀行，這降低了金融部門的進入壁壘。經歷了自由化初期的爆發性增長和后危機時期合并過程，目前有1800家村鎮銀行，持有20多億美元的存款，擁有980萬賬戶。
（四）國有銀行改革
國有銀行在許多國家的銀行系統，以及為貧困者提供金融服務方面仍然充當重要角色。102個國家中有73個國家擁有國有銀行，占銀行總資產15%。公共銀行擁有大量分支網絡，通常是農村中唯一的銀行，因為畢竟政府要利用公共銀行在農業或住房建設等缺少商業利益的領域增加儲蓄和信貸，實施社會項目。
全球局面相當繁榮：貝寧、巴西和秘魯等政府出于最低成本的選擇，關閉了表現不好的國有銀行，而另一些政府則繼續忍受政府干預和不良表現。不過，一些決策者推動的改革顯示了金融包容具有能夠成為國有銀行新的、有利可圖的業務的潛力。
以印尼人民銀行（BRI）為例，通過建立獨立的業務條線，而非重組整個銀行，發展有利可圖的小額金融業務。其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于公司治理改革和運用最先進的小額信貸技術。BRI擁有4200多個鄉村單位，為350萬借款者和210萬儲蓄者提供服務。BRI小額金融業務（資產總額的27%）的利潤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資助了較不成功的其他銀行業務。
（五）客戶保護
全球每年有15000萬新客戶進入金融市場。客戶和銀行之間在金融產品和服務方面存在的信息不對稱使這些新客戶處于不利境界。客戶經驗越不足，產品越復雜，這種不平衡越大。金融包容項目因而承擔引入更多經驗不足和脆弱客戶的風險。
多數金融機構確保能夠為這些客戶提供良好服務，但有些濫用其信息優勢，以客戶為代價增加自身收益，這些客戶會發現自己過度負債、保險不足、或沒有獲得應有的投資收益。
客戶保護通常被認為是監管對市場失靈的一種回應。正確的監管應當糾正信息失衡，通過在整個服務過程中（事前、事中和事后）加強及時的信息披露，鼓勵可持續的市場擴張，幫助客戶更好地理解其權利和義務。
監管者需要了解客戶觀點以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一些監管者通過利用客戶投訴來識別需要關注的領域以及市場活動的趨勢。監管工具包括查閱產品相關信息、現場檢查、電話訪談、中介監督，以及行業和客戶監督。
客戶教育有助于減少客戶和金融服務供應商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缺乏經驗的市場新進入者尤其需要接受教育以了解其權利和義務。客戶教育可以由政府機構、客戶聯盟、行業提供，但大部分以網絡、電視、廣告等公眾宣傳的形式展開。
（六）金融身份確認
在多數國家，只有在一定貸款數量之上才提供信貸信息，正好使得貧窮客戶無法獲得信貸登記機構提供的信息成本節約的好處。更重要的是，這些客戶甚至缺乏開立銀行賬戶所需的身份資料。
政策制定者開始處理這些進入障礙，縮小與銀行賬戶有關的文件門檻和低收入客戶擁有的文件質量之間的差距。結果，這些政策賦予客戶金融歷史，將其交易歷史轉換為金融資產，使其得以以此為杠桿獲得信貸和其他銀行服務。
在降低準入的文件障礙時，監管者必須確定為提升包容度能夠接受的風險水平。為降低信貸和身份識別風險，印尼開始收集非正規金融部門中的本地信息，特別是在農村貧困人群中較流行的集合基金中的信息。這是獲得金融身份和金融歷史中關鍵信息的一個機會。印度放松了嚴格的了解你的客戶規則，允許憑當地政府信函開立低風險的基礎銀行賬戶。
考慮到反洗錢（AML）和反恐怖融資（CFT）的有效性，盡管成功的政策改革并不正式遵循金融行動專職委員會的指引，監管者已經采用替代機制確保與AML-CFT辦法中的客戶識別的最低標準相符。
（七）評估
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面臨金融包容目標與金融穩定和客戶保護等其他目標之間權衡的挑戰。上述解決方案在這方面運作良好。現實的證據表明金融穩定和金融包容目標之間的平衡是可以獲得的。近期這些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政策改革沒有一項出現這方面的失誤，相反，這些政策使得金融環境更加穩定。
以上政策解決方案應該對照擴展金融可得性廣泛接受的一系列政策原則進行評估，這些原則包括：
――提升金融機構的準入性、增強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
――建立法律、信息機構和硬件設施；
――鼓勵已知的需求；
――確保金融服務提供者的安全和穩健；
――保護低收入者和所有客戶不被金融服務供應商欺壓；
――保證高利貸法是有效的，如果運用的話；
――增強跨領域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
――在政府角色和金融服務的市場供應之間進行平衡；
――有效地使用補貼和稅收；
――保證數據收集、管理和評估。
總的來看，上述政策解決方案遵循了擴展金融可得性的這些被廣泛接受的政策原則。
最后，上述討論到的政策案例在為得不到銀行服務者提供金融選擇中取得的成就最顯著。經濟學人情報組近期對55個國家小額融資環境展開的評估調查顯示，菲律賓、玻利維亞、肯尼亞和烏干達位列前10位，在小額融資的法律和監管框架建設中做得最好。
四、金融包容和金融穩定之間的權衡與合作
本次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金融穩定的巨大價值，要求對現有政策工具加以檢查，防止金融系統崩潰并造成高昂代價。由于金融包容作為一個政策目標在近幾年來進展巨大，因此有必要對保持金融系統穩定目標與金融用戶數量不斷增加之間的權衡取舍情況進行調查。本次危機來源于次貸危機，多少顯示了底層市場的不穩定，尤其增加了這種相關性。
另一方面，已知的經驗教訓顯示金字塔底部高度本地化的市場通常較少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印尼人民銀行的微型金融在印尼危機中保持穩健，事實證明為底端服務的金融機構更能承受金融危機沖擊，有助于支持本地經濟活動。更加多樣化的金融部門資產負債表、覆蓋種類更廣的經濟體，是否有可能讓經濟更有彈性、增長率更高？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對此持肯定態度，他認為金融穩定由三個因素組成：游戲參與者所能獲得信息的數量和質量，危機防范和解決框架完備與否，市場完善程度。
本部分旨在識別金融穩定和金融包容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可能引發政策沖突也可能帶來合作。為支持監管決策，我們考慮到穩定性突出金融包容的潛在成本和收益，強調有必要按照風險分層對政策工具加以區分。
（一）金融包容：金融動蕩的潛在原因嗎
根據強調信息不對稱的定義，金融動蕩發生于對系統的沖擊極大地惡化了信息問題，使得存款和生產性投資機會之間的金融中介出現崩潰之時。在這些沖擊中，那些源于狀況惡化的金融部門或非金融資產負債表看似與金融包容最為相關。
金融機構在低收入市場中承擔的風險取決于該條線業務收益在其總收益中的占比。盡管一些大的公眾銀行在這些低收入細分市場中已取得重要進展，專業的小額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更大。但是，小額金融客戶一般還款利率較高。對低收入市場中的金融服務加強監管比之于其他細分市場更易理解。
數量龐大的客戶的頻繁的小額交易給監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但是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不大，因為它們只占金融部門資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監管面臨的挑戰更容易被克服。因此，實際上監管者更關心的是因低收入客戶缺乏專業知識而帶來的客戶保護問題，以及如果特定機構破產將因涉及大量客戶而造成聲譽風險的問題。
近期對包括審慎工具、市場和機構的新的宏觀謹慎監管框架展開的研究證實了該觀點。來自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發現兩類外部性是系統性風險的主要驅動因素：金融機構因為共同的風險在某一時點同時破產，以及順周期性，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的發展動力相互加強，增加了繁榮的幅度，損害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的穩定性。另外，研究顯示單一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邊際貢獻與其規模和與其他機構的關系非線性相關，規模較小機構的風險顯著較小。
另外，美聯儲的研究證實社區再投資法案（CRA），美國立法中鼓勵銀行向低收入群體貸款的部分，對次貸危機的影響甚少：CRA形成的抵押貸款中屬于高風險的次貸類的極少，確實源于CRA的次級抵押貸款的表現也比平均水平要好。
近期，出現了關于印度快速擴張的低收入部門中早期信貸泡沫的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低金融教育程度者存在信貸需求過旺的風險。大部分觀察者相信過度信貸是一個經常出現但具有本地化特點的現象，這證實近期對客戶保護的政策關注是必要的。由于部門中非盈利機構的高比例性，與次貸危機不同，過度信貸可能是源于支出壓力而非出于盈利動機。另外，大量未滿足的需求使得泡沫不可能大規模形成。
總之，金融包容引入了具有特殊風險的新的業務條線，這些風險可以得到正確的管理和監控。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可能較少，對客戶保護和聲譽風險的考慮更重要。特別是涉及如手機銀行等以技術為基礎的金融包容政策，監管部門通過金融行動專職委員會的政策框架打擊洗錢和恐怖融資，其關注重點在于金融誠信勝于穩定性。
實施金融行動專職委員會的標準所需的風險管理工具與對服務于低收入客戶的機構進行監管所需的工具相似。這對金融包容有直接影響，因為嚴格的了解你的客戶規則會限制擴展客戶的潛力。一國的監管或排除了那些缺少相關身份證明的人群，或給金融機構施加高昂的合規成本。
（二）金融包容：本地層面上緩沖危機的影響嗎
經常會提到的關于以往發生的金融危機，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特點是，服務于貧困者的金融機構在因公司貸款客戶而起的國際混亂中仍能保持穩定發展。因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當地經濟活動多少可以繼續，或更快地得到恢復。
不動員存款的小額金融機構在系統性危機造成信貸緊縮時受到的沖擊更大，因為現存的信貸額度無法續期，因此轉貸給低收入客戶的貸款資金不再隨時可得。這在本次危機中也可以觀察到。通過這種信貸渠道，高層危機的傳導可能給當地經濟造成嚴重影響，而其本來可以隔離于國內甚至國際沖擊。
五、結論與建議：金融包容如何使窮人能夠應對不穩定性
盡管本次全球經濟危機源于工業國家的金融部門，但可能會改變未來金融包容政策的重點。對政府在金融中作用的深刻反思已經形成了對監管體系進行改革的重大趨勢。決策者應該利用當前改革，引導形成有利于增強經濟彈性的更先進的金融包容政策。
危機后提升金融包容性的機會有賴于對貧困者的交易風險進行仔細地分析。如果缺少這種分析，增強的風險意識可能不加區別地對創新形成限制。為制定金融包容政策，決策者應利用其同行發展形成的成功的創新。
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對等交換，正如金融包容聯盟（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決策網）推動的，會幫助更新和廣泛傳播這些洞見，令其他國家得以改進和擴展成功的創新。
最重要的是本次危機要求關注重點由信貸向存款轉換。獲得儲蓄應是個最優先考慮的事情，因其可以提供三個重要收益：
――增強家庭管理危機造成的脆弱性的能力；
――使金融機構的融資基礎多樣化，緩沖全球信貸收縮對國內金融中介的影響；
――更深的金融系統通過刺激經濟增長、推動多樣化、減少貧困，提升經濟彈性。
全球25億無法獲得銀行服務的成年人，因為受制于非正規金融的較差的風險管理特征，在經濟沖擊中顯得尤為脆弱。能夠在沖擊來臨前建立資產的低收入客戶將可以有地方尋求庇護。
研究已經顯示大量被壓抑的正式儲蓄需求有助于戰勝昂貴的信貸壁壘，推動商業發展。收入和支出因此得以增長，健康的產出被證實對混亂更有彈性。更強的家庭風險管理能力在危機時期使公共支出得以釋放。金融包容顯示同樣可以減少收入不平等。更穩固的社會關系有助于防止政治動蕩，使政府可以專心于危機管理。當收益在正規金融部門中通過基礎的銀行賬戶進行傳遞時，社會安全網同時提升金融包容性。次貸危機顯示了無目的貸款行為的危險性，客戶保護被列入政策議程，金融教育勢頭日益增長。
總體上，對金字塔底端可行商業模式進行一個綜合展示，技術創新降低了交易成本，過去幾年經濟的快速增長和在削減貧困方面取得的進展幫助吸引了大量的私人部門投資，拓展了可得邊界。決策者將監管框架引入低收入市場層面中的金融創新，產生了積極的效果，而且沒有因此影響金融穩定或客戶保護目標的實現。考慮到這些，在獲得擴展金融可得性收益時可以不以犧牲金融穩定為代價。當前危機因而給了決策者一個推動金融包容政策、提升經濟彈性的獨特的機會。
作者簡介：
阿爾弗列德.翰尼葛（Alfred Hannig）金融包容性聯盟執行主席、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