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6 10: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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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那么，在這個時期內，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如何？宏觀經濟形勢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深入分析這些問題，對于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十二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出現了較為顯著的變動，投資和凈出口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顯著。首先，資本形成總額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其次，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出現較大幅度上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
展望“十二五”時期，由于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和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相比于2000年以來或者“十一五”期間，我國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
投資需求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無論從國際比較視角還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近期我國可能已經達到了重化工業的頂點，“十二五”時期依靠工業化進程推動投資增長動力減弱，由工業化帶動的投資增速會逐漸降低；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雖然可能激起新一輪的投資高峰，但仍可能無法彌補工業化推動的投資增速下降。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城鎮化過程遠未結束，高儲蓄率仍能維持，因此，總體而言，投資將不會出現大幅下降，預計投資增速將略低于“十一五”時期水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可能會降低0.48個百分點左右。
消費增速可能略有上升。“十二五”時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將發生轉變，適齡勞動力數量增長速度逐年減緩，多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日益減少，這些因素將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進而提高消費水平。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為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而采取的收入分配調整措施將促進消費增速的上升。預計“十二五”期間，消費對我國經濟的拉動率可能會提高0.34個百分點左右。
凈出口增速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下滑。未來世界經濟走勢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IMF、世界銀行、EIU和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等機構對未來世界經濟作出了許多分析與預測。IMF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長期預測結果雖然數值上與EIU有所不同，但顯示出的趨勢相同：世界經濟穩步緩慢增長，2009-2014年各年度的實際GDP增長率都低于2004-2007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另外，EIU、IMF和世界銀行的預測數據都顯示：從世界經濟增長的區域結構來看，未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發達國家，其中又以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最為突出。“十二五”時期，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對其外部不平衡的調整將制約我國產品出口的需求空間，我國出口增速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下降，而國內經濟仍能保持平穩增長，進口增速仍將保持穩定。正反兩方面的因素疊加，總的來說，預計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將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
二、宏觀經濟給農業農村經濟帶來的機遇
（一）政府農業投入有望持續增長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率盡管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但總體會比較平穩；投資增速也不會出現大幅下滑，政府對農業的投入不會因為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而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從增加農民消費、保障農產品供給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講，“十二五”期間，政府對農業方面的投入會持續增加。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入的提升空間較大。2010年我國政府農業投入占農業GDP比重為9.75%，而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GDP的25%以上，加拿大、以色列等國更是高達45%以上（朱鋼、張元紅、張軍等，2000）。如果考慮到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人員供養及行政開支部分比例很高（韓俊、謝揚，2003），則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從對農業生產具有重要影響的農業科技投入來看，無論是政府農業科研投入還是政府農業科技推廣投入，相比發達國家也有很大差距（何利輝、經庭如，2003）。
為了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促進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協調發展，政府將加大刺激農村消費、提高農村消費能力的政策力度。擴大內需，重點在農村。一方面，農村家庭擁有耐用消費品數量顯著小于城市家庭，農村市場發展空間極為廣闊，政府對于農村消費的刺激將有力促進農村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于城市居民，據估計（國家統計局綜合司課題組，2004），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是0.85，城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0.72。因而同樣的消費刺激力度，政策效果在農村將比城市更好。
為提高農業的保障能力、保證糧食安全，同時避免農產品價格過度波動，政府也將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以保證農產品的充足供應。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確保糧食基本自給始終是頭等大事。同時，農產品價格是基礎價格，保持農產品價格水平總體平穩十分重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停滯、退化現象有所發展，許多地方農業基礎設施對糧食增產的支撐作用減弱，甚至農業受災面積、成災面積和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重一直處于歷史較高水平（姜長云，2006）。我國糧食供求仍然處于“緊平衡”狀態，大豆、棉花等產品對外依存度高。因此，從確保糧食安全、平穩物價等方面的考慮，“十二五”時期，政府將進一步加大支農投入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證農產品的充足供給。
（二）農民收入有望實現較快增長
在宏觀經濟基本保持平穩增長且消費增速上升的背景下，農民收入及消費有望實現較快增長。預測模型結果顯示，“十二五”時期，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可能會逐年加快，增速最慢的2011年也將達到11%以上。
消費結構升級導致的供給結構轉變將增加農民收入。目前，中國各階層的收入水平都處于“收入-消費臺階效應”的臨界點，“十二五”時期消費結構升級現象將十分明顯。從全國整體水平來看，我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消費結構將全面步入工業化消費時代。這種消費結構的轉變必然會帶動對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轉變，并帶動農業生產供給結構的轉變。農業生產結構的持續轉變和優化會帶動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
農村總人口的持續減少將使得農民收入提高。農村人口持續轉變為城鎮人口意味著在計算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時分母將持續變小，即便在不考慮農業產值增長的情況下，農村家庭人均經營性收入仍會由于農村總人口的持續變小而不斷增加。計算結果顯示，假如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至46.7%，農業人均產值將提高到8191.6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變前提高了1.9%；當城市化率提高到55.7%時，農業人均產值將提高到9855.1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變前提高了22.6%。
未來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將推動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一般而言，第三產業的勞動收入占比高于第二產業?！笆濉睍r期，第三產業相較于第二產業的更快發展將提高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相應的外出務工人員工資收入將上漲，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會加快。同時，由于我國勞動力結構的轉變，勞動力成本將穩步上漲，這也將推動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
（三）農業產業化有望加速發展
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促進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產品貿易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其地位日益重要。“十二五”期間，世界經濟將會從危機時的谷底緩慢復蘇，但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大量進口而發展中國家嚴重依賴出口的貿易結構將發生改變。從國內宏觀經濟而言，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轉變、消費水平和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我國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等等，都將從不同方面“倒逼”我國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農業產業化程度仍然較低，發展空間較大。發達國家農業產業化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通過聯合與合并，進行規?；?，擴大經營規模，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如1950年聯邦德國有23842家農業合作社，到1998年有4221家，到2006年僅有3188家（徐旭初、賈廣東、劉繼紅，2008）。德國80%的農場主參加了各類合作社，農業合作社的市場占有率在肉類、谷物類和蔬菜類以及奶制品類的交易中分別達到30%、50%和75%。而我國農業產業化組織規模仍然偏小，帶動能力較弱。
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將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十二五”期間，國家仍然將從政策層面推動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第一，市場對農產品質量的更高需求將促進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隨著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農產品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國內居民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更高，農產品出口面臨的技術要求和質量要求也更高。第二，“十二五”期間，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將會調整其外部不平衡，農產品貿易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分散的個體農民難以按照進口國的標準來生產、經營，包括種植、用藥、加工、包裝、貯運等方面，難以突破技術壁壘。同時，分散農戶難以承擔獲得信息的成本或缺乏足夠的能力獲得信息。只有提高組織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
農業龍頭企業在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以及國家政策支持方面都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第一，龍頭企業將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從全球來看，對農業進行商業投資是糧食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一個共同特征，聯合國《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投入農業的外資總量在1990-2007年間增長了2倍，達到每年30億美元。第二，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將更加完備。目前，我國農產品流通存在著產品配送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高、損耗和浪費大等問題?！笆濉逼陂g，我國高速交通、軌道交通等建設將快速發展，以及國家對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倉儲設施建設的投入，都將為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第三，國家對農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將加大。“十二五”期間，進一步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落實和完善涉農貸款稅收優惠、定向費用補貼、增量獎勵等政策，是完善我國金融體制的必然要求，這些措施也將逐步降低農業龍頭企業發展面臨的金融服務制約。
三、宏觀經濟形勢給農業農村經濟帶來的挑戰
（一）農村勞動力素質在“十二五”期間的結構性下降趨勢將更為明顯
我國城市化率將逐步提高，勞動力市場出現“劉易斯拐點”，以及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可以預見，“十二五”期間，勞動力成本必然上升，務農機會成本進一步增加，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進一步降低，農村勞動力素質結構性下降的趨勢將更為明顯。
務農的機會成本進一步增加，更多農業人才流向其他產業、流向城鎮。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城市工商業之間極大的工資收入差異，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不斷地向城市工商業部門轉移。從現實情況看，在職業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力的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民大都進城了。在家務農人員以老年人居多。
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低（韓長賦，2010）。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也包括80年代末出生的，統稱為“90后”農民工）。目前，約有1.5億農民工外出打工，其中大約有4000萬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許多生在城市，大都接受過初中教育，在務農時間、務農經驗等方面都較少甚至沒有。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和能力都較低。
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以及農村人才流失導致的農村勞動力素質結構性下降，直接妨礙現代農業技術、農業經營方式在農村的擴散。一是農業新技術推廣越來越困難，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現代農業，對農業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但目前真正從事農業的農民，接受技術培訓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較弱；二是農業生產缺乏青壯年勞動力，生產經營管理變得更加粗放，對農田水利的投入也不足。
（二）農產品價格波動性增大
“十二五”時期，由于國際農產品價格對我國農產品價格傳導將更為明顯，農業存貨調整行為將更為劇烈，極端天氣災害、重大動植物疫病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更為頻繁發生，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幅度可能進一步增大。
國際農產品價格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傳導將更為明顯。我國農產品貿易額的不斷增加提高了國內農產品價格和國際農產品價格的聯動程度。研究表明，在國際糧食價格出現波動后的3-5個月時間內，國內四類糧食價格也會出現持續的同向波動，其中大米和玉米的波幅將接近國際波幅的33%，大豆接近國際波幅的60%，小麥達到國際波幅的14%（丁守海，2009）。隨著農業對外開放的持續擴大，國內外農產品市場、農資市場的聯動效應將進一步增強，國際農產品價格與國內農產品價格的聯動性將進一步提高。
極端天氣災害和重大動植物疫病可能更為頻繁的發生加劇價格波動。受氣候持續變暖影響，未來我國極端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強度和區域分布將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把握，所造成的災害也將更為嚴重。這種氣候變化和極端氣候災害將導致我國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自然波動，波動幅度將從過去的10%增加到20%，極端年景甚至達到30%以上（秦大河，2007）。與此同時，重大疫病不僅比以前多、比以前重，還比以前的影響更深刻。極端天氣災害和重大動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發性強、傳播性和轉折性大及防控難度高的特點，很容易導致農產品產量和質量的明顯下降，并增加其變化的不可預見性（姜長云、張曉敏，2009）。
（三）農業的凈進口局面將繼續維持
而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規?？焖贁U大，進出口雙向逐年增長，進出口貿易總額由2002年272.3億美元增加至2010年1208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總額與農產品出口總額分別由2002年111.4億美元和160.9美元增加至2010年719億美元和489億美元。但是我國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農產品進口總額高速增長的同時，出口總額上漲較為緩慢，特別是自2007年以來，農產品出口增速乏力，農產品貿易逆差迅速擴大。展望“十二五”時期，受國際、國內經濟局勢以及國內外農產品供需狀況影響，我國農產品進口可能進一步提高，出口增速可能出現下滑，未來農業的凈進口局面將繼續維持。模型預測結果顯示，“十二五”時期，我國農產品貿易可能一直處于凈進口狀態，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2015年的貿易逆差額可能擴大至792.6億美元。
農產品進口可能進一步增加。一方面，隨著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以及產業結構變動和勞動力市場狀況變動，國內人均收入水平將穩固攀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對農產品的消費水平，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需求將由傳統單一的數量多向質量高、種類多發展，因此居民對進口農產品的消費需求也將隨之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繼續推進同部分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自由貿易區等貿易協定的簽訂，我國農產品市場可能進一步開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將進一步完善，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談判以及中國-印度區域貿易安排等都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各大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完善將使得我國對部分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農產品所征收的關稅大幅下降甚至實現零關稅。
農產品出口增速可能出現下滑。國際經濟增長形勢不明，對中國農產品需求可能下降。目前，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美國、歐盟、韓國和香港地區已成為我國農產品的主銷市場，占到農產品出口總額的60%以上。盡管“十二五”期間國際經濟將會從金融危機時的谷底復蘇，但缺乏有效的經濟增長拉動，作為中國農產品主銷國的日本、韓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嚴重，因此，在未來五年中，中國農產品的國際需求增速將大大放緩，2003-2007年農產品出口高速增長的局面將很難恢復。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出現明顯抬頭跡象，國際貿易環境可能面臨惡化的趨勢，中國農產品出口可能受到較大影響。
（四）糧食安全面臨壓力
1980-2003年，我國大部分年份的糧食自給率都在97%以上。自2004年起，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2008年更是下降到93.5%。本文的預測模型顯示，“十二五”期間，假定我國人均糧食需求量為390-395公斤，我國將存在一定的糧食缺口，糧食缺口在295萬-1991萬噸之間。
1.未來我國農產品供給增長可能較慢
（1）“十二五”時期，耕地等農業生產資源對農業生產的約束可能日益加大。近年來我國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耕地質量不斷下降（江娜，2009）,據推算，近10年間因占補耕地質量差距導致耕地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至少減少120億公斤。宜耕后備土地資源日趨匱乏，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又派生出對土地的極大需求。
（2）“十二五”時期，種糧比較效益可能持續下降，農民可能更傾向于外出打工，或者即便繼續經營農業，也可能選擇經濟利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同時，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業勞動者可能傾向于選擇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如改一年種兩季稻為種一季稻等，或者用工量少的作物。
（3）“十二五”時期，全球糧食供求關系可能進一步趨緊，利用國際市場調劑余缺的難度可能加大。據測算，近10年來全球谷物消費需求增加2200億公斤，年均增長1.1%；產量增加1000億公斤，年均增長0.5%。2006年世界糧食期末庫存占當年糧食產量的18.7%，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安全線（張紅宇、楊春華、楊潔梅，2008）?！笆濉睍r期，由于人口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持續提高，同時全球利用糧食轉化為生物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未來農產品需求將進一步快速上升；受制于耕地、水等自然資源的約束，同時受到全球變暖導致的氣候異常等因素的影響，未來農產品供給能力提高速度可能有限。
2.未來國內糧食需求可能持續增加
（1）“十二五”時期口糧消費減少幅度有限。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人均口糧消費量持續下降，城鎮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1990年的130.7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77.6公斤，農村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199.5公斤。但近幾年里，城鎮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幅度逐漸縮小，從2001-2007年，人均消費量僅下降了2.1公斤。綜合考慮城鄉居民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未來總體人均口糧消費量下降幅度可能縮小。
（2）飼料用糧需求持續上漲。隨著收入持續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逐步升級，肉禽、油、蛋、奶等動物性食品消費占比持續增長?！笆濉逼陂g，由于收入仍會持續上升，而且消費結構的升級將更為明顯，預計未來居民的肉禽等制品支出將會進一步增長。為了滿足居民需求的快速增長，動物性食品的供給將會進一步增加，因而將會帶動飼料用糧需求的持續上升。
（3）工業用糧需求可能持續上漲。“十二五”時期，由于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之中，消費升級現象將會更加明顯，同時政府逐步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高速增長創造了較好的條件，未來經濟仍會持續增長。經濟增長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于原材料需求的持續擴張，而糧食作為重要原材料之一，其需求也一定會隨著經濟的擴大而不斷擴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時期，工業用糧中增長較快的是玉米消費，這與使用玉米制造生物能源密切相關，“十二五”時期，由于能源價格仍可能會維持高位，未來用來制造生物能源的糧食需求可能會持續增加。
四、結 論
[關鍵詞]大數據；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62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隨著計算機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社交網絡等現代網絡新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人們通過網絡瀏覽、搜索、購物等行為產生的數據日益增多，致使人們邁入了數據以大量性、多樣性、價值性和高速性為特征的大數據時代。在我國，大數據已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國務院于2015年頒布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指出，“深化大數據在各行業創新應用”，在文化、教育等領域全面推廣大數據應用和開展大數據應用示范。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提出了將“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
目前，大數據及大數據技術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響著人們的理念、行為和習慣，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響。隨著大稻蕕募鈾俜⒄梗現代教學技術不斷轉型升級，出現了慕課、微課、翻轉課程等新的教學方法，對傳統的本科教學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隨大數據時展帶來的深刻改革，對教師掌握日新月異的現代教學理念，提高教學效果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內已有學者探討了大數據對應用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和管理統計學等課程教學的影響及相應的調整策略。盡管劉濤雄和徐曉飛（2015）、姜疆（2016）、申紅艷 等（2014）探討了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但鮮有文獻研究大數據對宏觀經濟學教學的影響。因此，本文擬在大數據時代探討宏觀經濟學本科的教學改革。
1 宏觀經濟學傳統教學模式中的問題
宏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中一門承上啟下的基礎課程，是經濟管理類碩士與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必考課程。宏觀經濟學研究整體經濟現象，解釋同時影響許多家庭、企業和市場的經濟變化，主要考察國民收入的決定與變動、短期的經濟波動、長期的經濟增長、就業、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等問題。當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觀經濟學還是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存在諸如注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教學方式單一、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問題。
1.1 注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理論性和實踐性均比較強的一門基礎課程，該課程的理論可以指導解決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但在傳統的教學中，主要以講授抽象難懂的理論知識為主，如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清楚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內涵，任課教師往往會用大量的時間去講解這些理論知識，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學生掌握理論知識，但占據了太多的課堂時間、消耗了教師太多的精力，教師在課堂上基本沒有多余的時間和精力區開展實踐性教學。
1.2 教學模式單一，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
大多數高校的宏觀經濟學仍采用教師課前備課，課堂上講授教材附帶或自作的PPT，課后解答疑難問題單一的傳統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以教師為主體，教師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而且教師課堂講授占據了大部分的課堂時間，留給學生在課堂上討論的機會和時間并不多，學生在課堂上以被動聽講為主，導致學生自主學習意愿不強，這不利于提高學生提問、探索、思考問題的能力。傳統的課堂教學深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教師完全掌握了教學進度，學生基本上按教學大綱進行學習，自主安排學習的空間不多，這不利于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1.3 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試為主，課程成績一般按照平時成績（包括出勤、作業、課堂表現、期中考試成績等）與期末考試成績3∶7或4∶6的比例加權平均組成。這種考核方式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相對客觀地檢驗學生掌握宏觀經濟學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等內容的情況，但也可能存在教師在試題命題過程中因為沒有為主觀題和客觀題設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現學生平時上課不認真聽講，通過考前死記硬背獲得高分的問題，未能檢驗學生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并解決問題的能力。傳統的考核方式也未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實踐能力進行考核。
2 大數據時代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探討
大數據時代為宏觀經濟學教學帶來了海量的數據和新穎的案例等資料，為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提供了既豐富又生動的素材，為推進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在大數據時代，對宏觀經濟學教學進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學效率、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更有利于經濟管理類專業學生掌握宏觀經濟學基礎知識，為學習國際經濟學、金融經濟學、財政學等后續專業課程奠定扎實的基礎，并為參加研究生入學、政府機關、金融機構、高校等用人單位的招聘考試做好充分準備。
2.1 形成基于大數據的教學理念
大數據時代要求人們要形成大數據思維，同樣，大數據背景下的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也需要具備大數據的思維。為了形成基于大數據的教學理念，任課教師要緊緊跟隨大數據時展的步伐，積極參加各種運用大數據改進教學的培訓、進修，認真學數據時代先進的教學技術和方法，并不斷將這些教學技術和方法引入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中。
2.2 多渠道豐富教學內容
第一，添加大數據時代的海量數據信息資料，豐富教學內容。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存在理論性較強的問題，在大數據時代，任課教師可輔之以海量數據信息資料來豐富教學內容。與純粹理論知識教學不同，基于現實經濟現象的數據案例教學更加生動有趣，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更有助于學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并提高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如，在講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時，可分別引入基于掃描數據、網絡搜索數據、谷歌趨勢（Google Trends）預測CPI等案例分析。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所有章節的內容基本都可以通過互聯網查找到大量相關的數據信息資料，利用這些資料可以更新、修訂教學大綱、教案和講義，有利于豐富教學內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學效果。
第二，增加運用大數據技術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更加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更加繁重艱巨的任務，因此，宏觀經濟決策對宏觀經濟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笆濉币巹澗V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決策機制：注重運用互聯網、統計云、大數據技術，提高經濟運行信息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因此，在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觀經濟分析。
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主要通過對比宏觀經濟指標、構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仿真宏觀經濟動力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形勢及其發展趨勢加以判斷和預測。大數據時代的數據規模大、類型多，拓寬了宏觀經濟分析所用數據信息的來源，并提高了數據信息獲取的時效性。目前，國內外運用大數據的概念、方法和技術進行宏觀經濟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預測（尤其是現時預測）、宏觀經濟分析技術、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數據挖掘等領域。
第三，借助大數據時代媒體報道拓寬知識面。在學習教材的基礎上，可推薦學生通過互聯網；物聯網；經濟信息聯播、經濟半小時、經濟信息聯播等財經類電視節目；《21世o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報紙雜志的財經報道，多渠道關注宏觀經濟熱點問題，拓寬學生的知識面。
2.3 加強實踐性教學
培養學生熟練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方法分析國內外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和現象是宏觀經濟學教學的目標。因此，任課教師在講授理論知識和方法的基礎上，更應注重實踐教學。
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學本科實踐教學，應當以培養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根本出發點，任課教師可以以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和豐富的大數據資源為基礎，結合與大數據相關的課題、論文，將宏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學。具體而言，教師可通過引導學生如何觀察現實經濟問題進行選題，如何結合宏觀經濟學理論構建數學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獻，如何搜集大樣本的宏觀經濟數據，如何撰寫學術論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學。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到研究中，使學生在研究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實踐，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提高其研究學習能力。
此外，還可采取“走出去”與“請進來”相結合的戰略開展實踐性教學?！白叱鋈ァ笔侵附M織學生到當地的統計局、發改委、經信委等與宏觀經濟運行緊密相關的政府部門和互聯網、金融、電信、零售等應用大數據的企業進行參觀學習，加強與這些單位開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實訓實習基地，讓學生真正參與宏觀經濟學實踐活動?！罢堖M來”是邀請這些單位既熟悉宏觀經濟學分析，又精通大數據分析的工作人員到學校為學生開展報告、經驗交流座談會。
2.4 采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大數據時代的在線教學平臺、翻轉課堂、微課、慕課，為實現宏觀經濟學教學模式，由“以教師為中心”轉換為“以學生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體來說，教師可先根據課程標準和教學實踐的要求，制作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接著按照微課、慕課、翻轉課堂等教學模式的要求，從學生學習需求的角度出發，將每章節內容制作成PPT、視頻、練習題、測試題、討論題、評分標準等資料，然后將這些資料上傳至教學平臺，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也為學生提供更多自主學習的空間，這樣學生可隨時隨地通過在線教學平臺進行自主學習。
在線教學平臺采用交互式的短視頻學習模式，以10分鐘左右的片段式多媒體視頻為主，并在線完成配套的測試題，讓學生在輕松有趣的環境下掌握枯燥無味的宏觀經濟學原理，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習效率。在線教學平臺為學生和教師、學生和學生、教師和教師之間搭建了交流平臺，通過平臺可以相互發表觀點、交流意見、提問、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師生的互動，也有利于培養學生思考、分析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此外，在線教學平臺會將學生的學習行為進行記錄，并根據記憶退化曲線提醒學生哪些內容需要及時復習，進一步運用大數據技術對平臺記錄的學生信息進行分析，可提煉出學生的學習能力、性格特征、學習狀態等信息，依此開展有針對性的個性化教育。
2.5 實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數據背景下，宏觀經濟學課程應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理論知識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學生綜合運用宏觀經濟學知識的能力，同時，也考核學生在線學習和參與宏觀經濟學實踐教學等情況。如，其可根據教學平臺記錄學生完整的在線學習過程（包括每一個知識點內容的學習進度、完成配套練習和測試的情況，完成答題的時間、答題的熟練程度、答題的順序和答題的次數等），并結合參加實踐性教學的情況、對各部分內容掌握的情況、課堂表現、出勤等綜合考核，給出合理的課程成績以及相應的評價。
3 結 語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為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提供大量的數據和豐富生動的案例等資料。在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中，應緊扣大數據時展的脈搏，充分把握好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有利條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數據資源，合理運用翻轉課堂、微課、慕課等新教學方法，更好地發揮大數據服務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改革，不斷提高教學效果。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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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保ㄗⅲ築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谀滤垢窭追驎r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保ㄗⅲ篈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分析
一、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介及公司概況
（一）股票簡介
五糧液，代碼是000858，是1998年4月27日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其所屬公司是宜賓五限糧液股份有公司。
（二）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概況
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酒廠于1998年4月份獨家發起設立，始以發起人凈資產投入折為發起人股24000萬股，1998年3月27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網經定價發行后，上市時總股本達32000萬股，其內部職工股800萬股，于公眾股7200萬股，1998年4月27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期滿半年后上市。其注冊地址是四川省宜賓市翠屏區岷江西路150號。注冊資本是 271，140.48萬元。經營范圍是以五糧液及其系列酒的生產經營為主，同時生產經營精密塑膠制品、成套小汽車模具、大中小高精尖注射和沖壓模具，以及生物工程、藥業、印刷、電子、物流運輸和相關服務業及相關輔助產品（瓶蓋、商標、標識及包裝制品）的生產經營以及飲料、藥品、水果種植、進出口業務和物業管理等多元發展，具有深厚企業文化的現代企業集團。主要從事五糧液及其系列白酒的生產和銷售。
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歷史沿革：公司前身是宜賓五糧液酒廠于1959年3月12成立。97年5月8根據五糧油酒廠關于發起設立本公司的決議，對五糧液酒廠進行局部改組。97年8月經四川省人民政府[1997]295號文批準，由四川省宜賓五浪液酒廠獨家發起，并擬向社會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募集設立該公司。
二、影響股票投資價值的外部因素
（一）宏觀經濟因素
宏觀經濟走向和相關政策是影響股票投資價值的重要因素。因為宏觀經濟走向包括經濟周期、通貨膨脹率以及國際經濟市場的變化等因素：國家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和對證券市場的監管政策等相關政策也會對股票的投資價值產生影響。所以宏觀經濟分析是判斷證券市場發展趨勢和投資價值的基礎。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持續保持著快速的增長，所以行業均保持穩健的發展。由于宏觀經濟面的走好，我國證券行業一直處于快速發展。雖然07年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股市股市帶來了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國政府通過宏觀調控控制住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實體經濟走出危機的陰影，虛擬經濟也正在擺脫危機帶來的影響。所以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發展的背景下，投資股票長期必定增值保值。
目前來看，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著一定的通貨膨脹因素，但是，這樣的膨脹是政府能夠掌握，居民能夠承受的通貨膨脹。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消費水平沒有降低，隨著名義工資的提高，對白酒的購買力相對較高。
（二）行業研究
通常認為，行業發展水平對行業證券有著較大的影響，一個行業如果始終持續快速發展，那么投資者對這個行業的前景一定充滿信心，如前段時間國家發改委頒布促進經濟發展的規劃時，建筑、水泥等行業利好，多只股票連續幾天漲停。相反，如果行業逐漸趨向衰退，那么就會然投資者失去信心。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白酒行業的發展前景。
1.不會被淘汰的行業
眾所周知，釀酒行業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產業之一。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許多有關酒的佳話，酒成了人們生活所必需的，過去如此，現在也是這樣，將來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所以說，釀酒是一個永遠不會被淘汰的產業，歷久而彌新，在時間的長河中，不斷有新的行業誕生，也陸續有舊的行業消亡，但是白酒行業從一開始似乎就擺脫了行業的生命周期規律的束縛。中國的釀酒業，距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淵源。白酒作為我國特有的、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酒種，在世界烈性酒類產品中散發著熠熠光彩。無論何時，它都與相應時期的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等休戚相關，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市場和消費的需求，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利潤豐厚的行業
酒與煙一樣，都是各個國家的重要稅收來源，在每年的國家稅收中，白酒所占的比重都是不小的，而且這也是一塊非常穩定的稅收來源，這一產業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產業。據中國釀酒工業協會的統計，我國現有白酒企業3.7萬家，其中獨立核算白酒企業約4870家，從業人員有200萬人，2000年全國白酒產量約為500萬噸，工業總產值約為350億元，利稅近130億元，其利潤率在所有行業的排序中，是位居前列的。
三、影響股票投資價值的內部因素
（一）公司凈資產分析
凈資產是總資產減去負債后的凈值，它是全體股東的權益，是決定股票投資價值的重要標準。
從財務指標的數據進行如下分析：五糧液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在 09年最高，說明在09年公司的盈利能力比較強，今年的收益率比去年較低，但是相比于以前還是高的，總體來說盈利能力比往年好。從相關資料得知，該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平均為4.45%，而今年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為19.88%，遠遠高于行業的平均水平，由此可知，五糧液公司在同行業中的地位還是名列前茅的。
（二）公司盈利水平分析
公司業績的好壞集中表現盈利水平的高低，公司的凈利潤增長率也是在 09年最高，今年比09年雖然有所下降，同以往相比有所上升，總體來說其增長能力還行，前景可觀。該行業的平均凈利潤增長率為87.20%，高于公司今年的凈利潤增長率，公司應該加強管理，對成本進行控制，以追上行業的發展。
今年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29.03%，比起行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41.17%較低，說明公司的負債較少，償債能力較強。2010年的凈利潤現金含量為115.73%，比行業的平均凈利潤現金含量142.96%的低，說明公司的現金流量不夠強。
四、投資建議
10月23日，中信銀行昆明分行營銷的中國移動下游專營商集群項下單戶企業實現25萬隨借隨還業務放款，標志著分行在基于大數據分析項下微小信用貸及隨借隨還業務方面實現了突破。
昆明中信銀行辦理首筆人民幣基礎利率定價利率互換業務
10月24日，中信銀行昆明分行成功為云南一家生物科技企業辦理了一筆人民幣基礎利率定價利率互換業務，金額8000萬元，期限一年。該筆業務是中信系統內第一筆基礎利率定價利率互換業務。
[關鍵詞]“試錯法”改革 宏觀經濟微觀基礎 馬爾可夫過程假說
〔中圖分類號〕F015,F01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背景是漸進的和全方位的經濟轉型。即使現在的匯率制度改革、金融體系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實踐之中。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沿用“試錯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試錯法”意味著改革者不能區分轉型的長期影響和短期沖擊。而很多經濟現象長期和短期效應是相悖的（例如匯率貶值的J曲線效應、農業產量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的關系等），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彎路甚至錯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階段，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就目前情況來說，國內爭論的一個熱點，就是我國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說，這些改革總體上是失敗的。以上問題的出現與對我國轉型經濟的研究現狀不無關聯。
目前關于轉型經濟的研究可以歸類為三種方法。（1） 制度經濟學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較靜態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吳敬璉。[3]（2） 微觀領域的產業組織分析，主要采用靜態博弈方法或廠商行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這兩種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靜態和確定性分析，忽略了動態和不確定性的影響。經濟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沒有理由不對未來進行預期；另外在中國經濟轉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如工資體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動，以及教育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確定性等。但它們與本文的主旨不同，這暫且不談。（3） 宏觀方面的結構性宏觀經濟分析及實證分析。其中，結構經濟分析主要是利用國外現有理論直接構造結構性的宏觀經濟模型。但是這種方法肯定是誤導的，甚至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國外宏觀經濟理論建立的基礎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這與我國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漸進轉型有著本質的差別。例如大多數對人民幣合意變動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張曉樸、[ 8 ] 林伯強[ 9 ] 等），主要是套用國外均衡匯率模型。但國外均衡匯率理論一般假定分析國家為小型開放經濟、產品市場自由競爭和要素國內自由流動，而這三個假定在中國無一成立。實證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國數據進行各種計量回歸，有時在模型中考慮一些制度變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該做法在加入制度變量時十分主觀；另外，即使我們能夠確定那些制度變量會影響宏觀經濟，但對于這些制度變量如何進入模型，以及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這兩個問題，我們仍然是不清楚的。
總體上，目前中國經濟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難，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國經濟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導致的。筆者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是：首先對目前的“試錯法”改革方式進行規范和科學的理論化和量化，然后闡述特定制度和轉型背景下的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最后，據此科學地設計制度轉型的推進進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是現實經濟人在一定約束條件下相互作用的經濟實現，而對理性的經濟人行為進行規范的描述，則又是科學地闡述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因此，解決（或至少部分解決）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與我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重新建立我國經濟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再把微觀研究運用到宏觀經濟分析。建立這樣的理論或模型，會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這樣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論上也是對經濟學的貢獻。
二、為什么要分析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一）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定義
所謂微觀基礎，應是指兩個方面的含義，微觀行為基礎和微觀制度基礎。微觀行為基礎是指代表性的經濟主體（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動機（例如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廠商追求利潤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資源約束下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觀制度基礎是指經濟中現有的制度安排對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特定約束。則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就應該是指：
“在經濟中現有制度安排、資源和信息的約束下，理性的經濟主體出于特定的動機而進行決策、決策實施和事后學習等的行為，以及把這種約束下的行為理論化和模型化的方法?！?/p>
（二） 微觀基礎的重要性
近年來，在國內外宏觀經濟學領域，加強微觀基礎研究的呼聲愈加高漲。那么，在宏觀經濟領域，微觀基礎到底有多重要？
對此，不同的經濟學家有著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對主流經濟學派主要經濟學家的訪問表明，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為微觀基礎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表現在：首先，所有的宏觀現象都是許多微觀現象的加總；其次，沒有這種研究工具，經濟學就不再有許多內容，最終將演變成描述；最后，微觀基礎的研究能夠揭示一般經濟規律后面的深層次的淵源，使得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這并不是說全部宏觀經濟學都必須從微觀經濟學基礎出發，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樣十分有用的模型，盡管這些模型并沒有從單個單位出發并從此建立起來。
實際上，如果經濟的結構穩定（例如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的政策行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經濟理論加上經驗性的研究可能已經可以滿足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預測而言，一些實證模型，尤其是時間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為什么要分析轉型經濟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盧卡斯批評”的啟示
盡管在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基礎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觀經濟學的全部，但是，微觀基礎對于研究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筆者認為，它代表了我國宏觀經濟研究唯一正確的方向。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借鑒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最新成果。在近幾十年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可能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盧卡斯批評”（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盧卡斯(Lucas)[14] 在其經典的論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實施者行為方式的變動，如果不考慮結構性經濟模型深層次參數（deep parameters），則計量經濟研究（尤其是凱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模型分析和預測的系統性失誤。
對此，Lucas舉了一個極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駕車向北行使，你就猜測幾分鐘后我仍在同一條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獲得了良好的（盡管不完全）預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預測如果克拉克大街關閉以后我的反應，那就應該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選擇的路線有哪些。這個例子生動地說明了決策問題的本質和微觀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變化下，人的行為可能怎樣變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們做出選擇的方式。
“盧卡斯批評”主要是針對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行為方式而言的。它雖然深刻，但忽視了對經濟主體賴以行為的制度背景的考慮。這可能是因為盧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因而不必要過分強調制度背景。但在我國全方位和漸進的改革中，經濟制度一直處于深刻的變動中。這意味著傳統理論借以發揮作用的最基本的條件也都得不到滿足，更不用說政策制定者行為方式的變動了?？梢?，如果我們套用國外的模型來研究中國宏觀經濟，必然會導致模型的設定錯誤（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盧卡斯批評”。而套用國外現有的理論直接構造中國的結構性宏觀經濟模型，正是當前研究我國宏觀經濟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劉小玄等[15]和Wang Xi[16]論證了在經濟轉型時期，由于特殊的晉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應，我國國有經濟經理人同時存在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經營目標。而完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潤這樣的效益目標。這就意味著國有經濟必然表現出異于完全市場導向廠商的特殊行為。此時，套用國外的廠商模型來分析國有經濟行為，方法必然錯誤。王曦[17] 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實際上，不單是國有經濟行為與貨幣需求函數，類似的結論貫穿于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各個方面。
傳統理論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為它們是從一定假定條件（制度穩定、市場競爭性等）下對經濟主體進行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得出的。而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的作用，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條件都不能得到滿足。生搬硬套西方現成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在方法上是錯誤的，其結論會誤導。
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把現代經濟理論和我國經濟轉型的特殊背景聯系起來，重塑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建立推導真正符合我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轉型經濟中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宏觀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由于經濟現象十分復雜，經濟學本身又同時具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特征，對同一經濟現象會有不同視角的觀察，因此出現了不同的學派。目前國際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派有：新古典學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凱恩斯學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為代表。雖然其觀點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體系，我們會發現各個學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著相當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關于經濟人行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過一定的技術模型化經濟人行為從而引出結論并指導政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公理化和邏輯化的分析方法。從這個角度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問題就包括建立轉型時期微觀行為的公理化體系；通過一定的方法對經濟人行為進行理論化并指導政策。邏輯化的分析方法通常與建模的技術相聯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學派借鑒，這里暫且不談。對經濟人行為的公理化假說是微觀基礎分析的思想基礎，它通常包含對經濟人目標、預期和市場出清三個方面的先驗論斷。不同學派的假設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結論。下面提出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說。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
主流宏觀經濟學假定經濟人是追求目標函數最大化的理性人，簡稱為理性人假說。
在經濟學中引入理性人假說出于兩種動因。一是所謂的“規范性”動因，即了解人們在既定情況下怎樣合乎理性的行動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這通常與討論人們“應該做什么”的規范性研究聯系起來。第二種動因涉及到能解釋和預測實際行為的理模型運用的可能性，這屬于“是什么”的實證性研究范疇。經濟學家首先對理進行刻畫，然后基于理分析實際行為。這一動因構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主要基礎。其理由是，盡管實際行為從原則上說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時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經濟學思想史的發展上，將人類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標，是一種重要的觀點。雖然有許多其它的動機（例如令人滿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類的行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強理性人假說，長期以來在刻畫個人行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說運用到經濟學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同時繼承了理性人假說。
(注：相對于“新古典學派”比較一致的理論框架，“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顯得有些龐雜，但一般認為，標準的“新凱恩斯學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預期假說。)
就轉型經濟而言，筆者認為，一般意義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用來分析轉型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最為方便的理論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顯的行為不協調。其次，經濟學發展史證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是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們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這里強調的是一般意義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經濟主體。在特有制度下，“個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經濟理論中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廠商利潤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經說明，國有企業經理同時具有數量與效益的雙重目標；又如，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對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員甚至匯率政策的決策者都傾向于維持匯率基本不變。此時，個人風險最小化是更合適和直接的假設。
（二）市場非出清的可能
持續的市場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經濟主體根據已有信息進行最優反應的結果，造成了在每一個時點上，所觀察到的經濟現象都處于均衡狀態；所有的觀察結果都被視為是“市場出清”的，是經濟主體按照他們所覺察到的價格做出的最優供求反應的結果。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揀起的10美元鈔票。
新古典學派是市場持續出清假說最強硬的支持者，并且該假說可能是新古典主義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著，價格和工資會以極快的速度調節到均衡點，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脫節和非自愿的失業。理性人假說、理性預期、持續的市場出清再加上盧卡斯總供給曲線，構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經濟周期理論。其政策含義包括：政策無效性的主張、反通貨膨脹的零成本和“盧卡斯批評”等?！靶鹿诺鋵W派”對于經濟理論出色的演繹，也許加上一點修辭上的優勢，(注：這主要得益于理性預期中的“理性”一詞，因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經濟學家。)使得它在20世紀70、80年代極其盛行，“凱恩斯主義”似乎注定要退出舞臺。但是新古典主義斷言反通貨膨脹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場持續出清，當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進行反通貨膨脹的試驗之后，兩國經濟深度的衰退似乎對新古典主義提出了相反的證據。這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化假說，尤其是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說的可信性。在反對陣營中，新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成為主要的力量。
“新凱恩斯學派”面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開始著手重塑凱恩斯主義的微觀基礎。他們雖然接受了“新古典學派”理性人和理性預期的假設，但對持續的市場出清假設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評。他們認為，由于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勞動的非同質性、信息的不對稱和菜單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關心公平的經濟主體行為，使得價格和工資的調整存在名義的或實際的剛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剛性使得價格和工資不能足夠迅速地調整以出清市場，于是名義和真實的需求和供給沖擊將導致產量和就業巨大的真實效應。產量和就業對其均衡值的偏離是巨大而長久的，而且毫無疑問這種偏離對經濟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對經濟采取干預的政策，并且這種政策干預是有效的。
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市場不可能連續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經濟體制改革以前，我國照搬前蘇聯集中計劃的模式來管理經濟，國有企業內部實行物資和原材料的計劃調撥分配，財務上實行統支統收；銀行系統也采用條塊分割的方式來實行現金發行計劃和貸款計劃的數量性管理。在這種體制下，市場的作用被壓縮到了最低點，市場非均衡占據了統治地位，很難想象會有持續的市場出清。經濟轉型之后，由于我國實行漸進的改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因此整體經濟中的持續市場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國到目前為止仍實行固定利率制度，貨幣市場不存在利率機制調整貨幣供求，更不用說快速的調整。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著，在一些時候，我們必須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來分析特定的問題。陳平等 [18} 對現階段人民幣匯率非均衡機制的分析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
市場非出清的可能性還意味著，與“古典二分法”不同，名義沖擊很可能對真實經濟總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響。王曦等（2003）[19] 對我國貨幣市場實際運行態勢的分析表明，我國貨幣市場的沖擊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續性；貨幣市場失衡是普遍現象；宏觀總量在向均衡的漸進調節過程中呈振蕩性波動，存在超調現象。
（三）經濟轉型中的預期
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認為：“預期就是對未來事件有根據的預言，因此預期與相關經濟理論的預言是基本一樣的。”大約10年之后，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才正式將這個假說吸收到宏觀經濟研究中；隨后，該假說開始被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采納。理性預期是指在形成關于某一變量未來值的預期時，理性的經濟主體會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該變量決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預期的強形式，這與馬思的假說相符，即認為：經濟主體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同這些變量的客觀數學條件期望一致，或者說理性預期不存在任何系統誤差。如果在時期t要預測t+1時的變量Xt+1，則理性預期意味著：
Xet+1=E[Xt+1|It]
其中，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理性預期也可以表示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為理性預期的誤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顯示，理性預期不存在系統誤差。
就筆者而言，理性預期的思想無疑是正確的。這首先是因為，如果我們采用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說，我們實際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經濟學家一樣的分析和處理問題的能力。
(注：這個假定可能過強了，一個相對弱的解釋是理性的經濟主體可以從公開得到的專業經濟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獲悉專業預測。)
這就是說，理性人沒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運用他（她）可以獲得的公開的信息。其次，可以證明，很多其他的預期形式，例如適用性預期、外推型預期等，實際上都是理性預期的特例，是特殊隨機過程下理性預期的特殊實現。但問題的關鍵是：在我國經濟轉型的背景下，經濟人是怎樣進行預期的？
四、“試錯法”改革的隨機過程表述
“試錯法”經濟轉型，其含義是：改革者在推進下一步的改革時，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據就是當前的改革推進程度。在數學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進想象為一個性的隨機制度向量的變動，則該制度向量剛好具有隨機過程中的馬爾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隨機向量的下一期變動只與該向量的當前實現有關，與歷史無關）。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說――“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為了使這個假說更有適用性，我們分別考慮了兩種表述：
強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為制度向量， A為系數矩陣，C為趨勢向量，ε為i.i.d.的白噪聲，It為時間t時的信息集，函數μ(?)表示其他當前狀態向量（Z）對改革推進的影響。由于μ(?)利用了額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設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個例子是我國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進行“價格闖關”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這種“試錯法”的改革推進特點對經濟主體的預期行為而言，就是他們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來預測未來。對式（1）和式（2）取條件期望，有：
預期強形式：E(Xt+1| It)=AXt+C （3）
預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對改革推進的預期只與當前的改革安排有關，與改革的歷史無關；式（4）雖然利用了當前改革推進的額外信息，但仍與歷史無關。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經濟主體在預期時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預期表現出“短視（myopia）”的特征。
五、結語
在“試錯法”的改革過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經濟結構不同導致了中國宏觀經濟殊的微觀行為方式。此時，直接照搬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模型是誤導的，必然遭受到“盧卡斯批評”，產生系統性錯誤。解決這個問題應從深層次著手，將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與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重塑轉型時期的中國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作為這個工作的第一步，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轉型時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對“試錯法”改革的馬爾可夫過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設、市場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預期假說。下一步的任務就是，針對具體問題，利用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技術展開分析。在這方面，我們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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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行全國投入產出調查的通知》規定，從**年起每五年進行一次全國投入產出調查和編表工作。按照規定要求，全國第五次投入產出調查和編表工作即將開始。為此，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聯合發出了《關于認真做好20*年全國投入產出調查工作的通知》。根據國務院和國家三部委文件精神，本市將于今年10月起開展20*年*市投入產出調查工作?，F就做好此項工作通知如下：
一、要充分認識投入產出調查的重要意義
投入產出核算是國民經濟核算的重要組成部分，投入產出表是宏觀經濟管理和決策的有力工具之一，是研究國民經濟發展、進行經濟數量分析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基礎。實踐證明，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投入產出表在我國宏觀經濟分析和管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的職能轉變將進一步加快，宏觀調控的任務也將越來越重，投入產出表的作用也將顯得更加突出。大量的政策模擬和定量分析都離不開投入產出表，投入產出表作為管理經濟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投入產出調查是對全社會生產經營單位的投入結構、產出使用、增加值形成等情況的重大綜合性調查，是編制全國和地區投入產出表的重要基礎。實踐證明，認真做好投入產出調查，對進一步提高投入產出表編制質量，提高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水平，加強企業經營管理，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各有關部門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二、要加強對投入產出調查工作的組織領導和協調
投入產出調查時間緊，任務重，技術和質量要求高，調查資料涉及生產、技術、財務、供銷、統計等各個方面，為此，各有關主管部門要切實加強領導，積極配合，相互支持，認真做好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檢查等相關工作。
三、要統籌安排調查計劃，嚴格按照進度要求實施
各被調查單位要嚴格執行國務院辦公廳通知的要求，盡快確定一名主要領導負責調查工作的組織領導，及時協調解決調查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要組織和督促各相關職能部門和專業人員參加統一培訓，認真學習調查方案和填報方法。要根據調查任務，認真制定工作計劃，明確職責。在統一安排下，搞好分工協作，相互配合，嚴格按照業務主管部門制定的投入產出調查制度所規定的時間和內容，保質保量地完成20*年*市投入產出調查任務。
關鍵詞：項目財務評價；項目經濟效益評價；項目不確定性分析
1 引言
當前我國酒店行業的經營規模和生存情況體現出兩極分化態勢，其中高端星級酒店憑借其高端設施設備和優質服務，吸引了大量高端客戶，依托高額投資額度形成了較高的進入門檻。然而在硬件擴張的同時，國內高星級酒店也面臨著諸多問題：基層員工流動性偏高、酒店高級管理人才缺失，酒店整體規劃、裝修、所提供服務差異化不強等日漸明顯。同時由于高密集度的項目建設帶來了新一輪激烈的價格大戰，這給業主帶來了巨大的經濟風險和經營風險。所以要想降低項目投資風險，就需在項目正式投資之前開展科學的重點評估，確保項目的可行性。
2 項目建設的市場分析
2.1 項目選址及規模
擬建亞洲餐廳項目位于青島魯商凱悅酒店一樓，毗鄰魯商銀座領海公寓。餐廳面積將有500平方米，大約容納160至190位客人?？驮粗饕乔鄭u居民、亞洲人，也有其他國家人士。酒店和魯商銀座領海公寓客人也將是項目客源。
2.2 項目市場定位
擬建項目應定位為一所符合國際標準要求的較高檔餐廳。基于項目地點及其與各類需求客源鄰近程度的分析，本文認為，項目地點具備開發此定位餐廳的良好特征，具體如下：
項目地點瀕臨海灘，地理位置與景觀條件優越，又倚靠凱悅品牌，因此具備開發高檔餐飲的潛力；
中檔定位難以充分利用項目地點和品牌的各種優勢，項目業主在該區域內的投資也將難以實現收益最大化；
隨著高檔酒店和餐飲新增供給預期進入青島市場，競爭市場各酒店可能會上演“價格戰”，并面臨客源下滑的壓力，再加上國家宏觀政策調控，因此，擬建項目不適合豪華定位；
標準的較高檔定位更適合那些預期在青島酒店餐飲市場占據主導地位的客源需求類型，目前該市場以商務需求為主，預期此趨勢將繼續得以延續。
標準的較高檔定位至少能使擬建項目與青島現有及未來新增餐飲比肩，反而擁有更大的市場容量，同時也不會產生額外的或不必要的開發成本，進而降低業主開發此項目的風險。
2.3 項目競爭力分析
2.3.1 項目競爭優勢分析
（1）項目投資商背景：投資方山東省商業集團資金實力雄厚，其所屬的青島海景（國際）大酒店發展有限公司在青島市場深耕多年，建立了廣泛的美譽度，得到了業內和消費者的廣泛認可。此次所投資的餐飲項目，可以憑借投資方的經濟實力、品牌美譽度、營銷網絡以及國際管理團隊的豐富管理經驗、先進的軟件技術、優秀管理團隊的優勢，幫助擬建項目的經營較快步入正軌。
（2）區位優勢：宏觀區位上來看，項目鄰近青島高科技產業園、青島國際會展中心，毗鄰著名景點與高爾夫球場，景觀條件優越；遠離市區擁擠的交通，可進入性高。微觀區位上來看，項目位于魯商凱悅酒店一樓，動靜分離，便于燒烤、酒吧等經營類型的操作，并且擁有較靈活的承載量與餐位擺臺形式，便于承接各類客源。
（3）客源保障：客源主要是青島居民、亞洲人，也有其他國家人士。酒店和魯商銀座領海公寓客人也將是項目客源。項目周邊旅游資源密集，文化氛圍濃厚，無疑將吸引更多的客源。
（4）經營管理優勢：擬建項目管理方為美國凱悅酒店集團，在世界各地管理、特許經營、擁有和開發凱悅旗下品牌酒店、度假村、住宅和度假性產業，1986年即進駐中國市場。擬建項目將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凱悅的專業管理并有效區別于青島眾多同級別餐飲項目。此外，擬建項目能借助于凱悅集團全球市場推廣和預訂系統，從而更好地滲透較高收益的國際客源市場、商務客源市場以及高檔旅游客源市場。
（5）菜品優勢：亞洲餐廳菜品以韓國和東南亞燒烤為主，輔以來自韓國、臺灣、越南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特色菜品，酒水以米酒、日本燒酒、多種亞洲品牌啤酒為主。青島旅游市場主要客源以及商務市場主要人群皆來自于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地區，擬建項目的菜品恰是針對這些人群進行開發。
2.3.2 項目競爭劣勢分析
與既有高檔餐飲相比的競爭劣勢：市場既有餐廳開業已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市場敏銳度、經營管理、人員培訓、人才培養等方面都更為成熟，已經被當地市場所認可，并且和周邊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占據了一定的市場優勢，在產品銷售中，有一個相對完美的銷售渠道，和門戶網站、第三方、搜索引擎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在消費者心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聲譽。這些餐廳的優勢也正是擬建項目經營管理初期的劣勢，在項目操作過程中需要盡快彌補這些短板。
2.3.3 項目競爭機會分析
（1）青島市加速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機遇：2014年8月，國務院《關于促進旅游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要“增強旅游發展動力”，“支持有條件的旅游企業積極開拓國際市場”。青島一直以來都把打造“國際化旅游目的地城市”作為發展目標，亞洲餐廳項目正是嶗山區乃至青島市國際化目標的重要承載物。眾多機遇將促進本地消費需求的提升，這對于旅游產業鏈上的重要環節――高檔餐飲來說將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機遇。
（2）物業價值提升帶來的機會：無論國家宏觀調控，還是從青島市房地產市場現實情況，擬建項目所屬物業在未來將保持極高的升值預期。伴隨著旅游城市競爭地位的不斷增強、城鎮化進程快速推進、地鐵項目建設開工、北部新城區戰略、數個國家級經濟功能區的深入開發等諸多利好的相繼出臺，青島的經濟發展將被持續注入強大的推動力。而作為位于城市核心商圈附近的高端物業項目也將會有更好的升值前景，在投資立項、工程建設等各個環節得到了本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一旦出現物業升值的情況受益幅度將會更大。
2.3.4 項目競爭威脅分析
（1）同業惡性競爭：青島旅游市場的一個特點就是淡旺季非常明顯，在旅游淡季，由于客流下滑，無論是競爭優勢較強的酒店為了考慮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還是經營狀況不好的酒店為了考慮能夠維持生存，這兩方面的動機都會促使他們采用超低價銷售的手段惡性營銷，從而在競爭中表現為針鋒相對、雜亂無序的營銷策略。
（2）酒店餐飲的利潤空間正日趨緊縮：除本地婚宴和商務宴請需求，酒店餐飲設施獲取的其他外部餐飲需求十分有限，除早餐外，許多酒店客人傾向于到酒店外的獨立餐廳用餐，這一方面歸咎于價格因素，在競爭市場中，酒店餐廳的價格通常高于外部獨立經營餐廳；除了價格差異，青島本地餐廳更貼近市場需求，提供更多樣化的菜式選擇。
3 項目不確定性分析
針對本項目特點，本文從宏觀經濟分析、酒店財務風險和市場供給風險三個方面來進行不確定性分析。
3.1 宏觀經濟分析
亞洲各國的休旅客人和商務客人是擬建項目的主要客源，而該客源是否穩定與國內外宏觀經濟是否運行平穩有著密切關系。持續升值的人民幣，將從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旅游酒店業景氣度。首先，入境旅客來我國消費成本大幅度增加，這將直接影響到入境游客赴境內旅游的愿望，出于經濟成本的考慮，這部分游客將會選擇其他目的地作為出游目標，對我國境外游客接待量起到負面作用；其次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將會刺激國內游客出境游需求，部分國內游客將會選擇赴東南亞一帶價格更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開展旅游活動。
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對項目的影響是投資經營者無法左右的，我們只能根據這方面的發展變化調整自己的決策，而無法改變宏觀經濟的影響。
3.2 酒店財務風險
在項目投產建設期，一旦發現投資額度與預算偏差較大造成支出大幅增加而超出預算，或者在項目建設期間出現投資資金沒有及時到位，都可能導致項目資金鏈的斷裂。除此之外，如果從項目建成后第二年開始的經營期間出現應收賬款不能在合同約定期限內及時收回，造成項目營運資金長期被占用或者經營中壞賬超出正常范圍、壞賬準備超出預算水平等問題，都會引發擬建項目的財務風險，因此就務必要求投資者、經營者要時刻保持資本意識和財務統領意識，全面貫徹預算管理手段，加強財務資金管理。
3.3 市場供給風險
眾所周知，市場是由供給和需求兩部分組成的，產品的價格是由供給數量和需求數量兩方面共同決定的，而成本與價格的波動都對利潤空間造成影響。對于規模相對較小的項目來說，因本身所占的市場份額不高，所以受到宏觀市場變化的影響也不明顯。如果酒店在競爭圈內的競爭對手的價位相當，一旦出現更具成本效益的酒店，自身項目酒店業績將受到致命影響。在市場環境下，供給風險是潛伏的，但卻無時不存在的，特別是在當今消費者對商品及服務要求越來越苛刻、酒店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形勢下，時刻保持競爭憂患意識，采取科學的市場分析方法，準確定位，不斷創新，提供個性化的、獨特化的服務，是當前酒店項目投資者必須具備的管理理念。
4 結論
本文通過對宏觀政策經濟背景的研究，深入闡述了項目投資效益評價基本理論及其評價模型，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青島魯商凱悅酒店亞洲餐廳和酒吧項目的建設環境及具體定位，并對其進行了SWOT分析，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該投資項目市場環境和經營前景良好。綜合全文論述可以得出，青島魯商凱悅酒店亞洲餐廳和酒吧項目完全可行而且預期收益可觀，對于山東省商業集團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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