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1 17:13: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民間借貸常見問題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民間借貸是一種在正規金融融資以外的信用行為,一般在民間的企業以及個人之間發生,用來解決資金借貸的問題。民間借貸是金融機構的補充,具有靈活性和快捷性、方便性的特點。因為在法律方面缺少法律規章制度的監管,民間借貸經常出現高利貸以及高息集資的種種現象,若是得不到及時的監管就會危害金融市場,出現較大的風險。
一、 民間借貸的發展現狀分析
(一) 借貸的規模呈現擴大的趨勢,參與人員增多
民營企業經過多年的努力,在市場上迎來了自己的春天,由此民間資本迅速積累,資金的總量不斷擴大。中小企業的大力發展需要大量的融資,但是正規金融機構的數量以及其他方面并不能滿足中小企業的需求,由此導致民間資本市場誕生。例如,根據資料顯示,南方某城市早在2012年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就超過1200億,這表明該城市的民間借貸利率處于一個非常高的位置,年綜合的利率水平在25%左右。市場上多數企業參與過民間借貸,這足以顯示民間借貸主體向著廣泛化和多元化方向發展。以前,多數民間借貸只是發生在一些熟悉的人或者有血緣關系人身上,但是現在借貸主體涉及到的行業比較寬泛,例如,企業法人、小額貸款公司以及擔保公司和典當行等等。借款人也從單純的因為生活困難擴展到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由此也導致了全國各大法院受理的民間借貸案件不斷增加 。
(二) 借貸向著職業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
金融機構出現信貸收緊情況以后,企業的融資需求沒有發生變化反而出現繼續增長的情況,這樣民間借貸就從最初的小規模擴展到職業化和規模化方向。并且因為行業環境的需要,民間借貸的規模也在不斷的擴展、升級,例如,典當公司和投資擔保公司的出現,這些企業在金融方面得到審批,但是卻沒有相關的金融資質。以上這些民間借貸機構會在一定的范圍內吸納公眾的資金,然后再通過拆分和組合的方式將這些資金提供給貸款人員,由此獲取利益。伴隨互聯網的興起,民間借貸也開始實行網絡貸款,由此網上借貸平臺風起云涌,民間借貸市場開始向著更加職業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但是依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法律風險就是常見問題之一 。
二、 民間借貸的法學法律缺陷
(一)民間借貸的立法缺陷
我國的民間借貸的發生到盛行,缺少關于法律方面的規制,很多學者和經濟學家認為,民間借貸其實屬于一種不合法的行為,被歸結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但是,實事上并非如此,我國的法律條文中有涉及到民間借貸的一些規范,在法律中也承認民間借貸這種民事行為的合法性,在法律上民間借貸依然存在諸多的缺陷,具體表現內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我國法律中沒有對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確。民間借貸由此成為一種非正式的信用形式,一直處于法律中較為尷尬的地位上,監管方面往往是行政管制和刑事懲罰兩個方面,協調能力下降。
其次,法律規范之間不夠協調,有時會出現沖突。也就是借貸雙方的借貸行為并不能充分的將借貸雙方的真實意思體現出來。
(二) 民間借貸法律監管的缺失
民間借貸法律監管缺失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監管的主體并不明確,另一方面是監管體系的嚴重缺失。從這兩方面的缺陷中可以看到,民間借貸作為一種非正式的金融組織,沒有讓人們意識到對正規金融的補充作用,簡單的說,民間借貸并沒有自己的金融地位。正是這種認識上的缺失性,導致了在當前情況下,民間借貸的監管和定位出現問題。P2P借貸平臺已經普遍流行起來,但是因為P2P借貸平臺可以讓民間借貸實現規模化的經營,由此更加容易有系統的風險性 。
三、 我國民間借貸的法律風險分析
(一) 民間借貸法律風險概述
民間借貸作為一種金融形勢,在運行過程中具有一定的法律風險,那么對于民間借貸的法律風險可以簡單的總結為在法律法規中對民間借貸的這種具體行為有一定的否定性評價,也就是借貸的當事人,對于法律否定的這部分,不能實現其價值,也不在法律的保護范圍之內。一種具有合法性的行為,所需要遭受的風險大小,和它可能逾越的法律可能性有直接的聯系。那么,民間借貸因為自身的缺點,所需要面臨的法律風險可能與其他金融行為相對比,要稍大一些,更加需要予以規制,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去維護借貸雙方的根本利益,才能讓民間借貸的風險降到最低。
(二) 民間借貸的法律風險分類
1.民間借貸的法律缺失性。 民間借貸既是一種經濟行為,又是一種法律行為,其中可能產生的風險有商業風險和法律風險兩種,所謂商業風險就是在民間借貸這一行為產生的時候,一種隨之而來的自然屬性;法律風險則是指借貸的具體活動中,因為操作所產生的人為風險,因此可以最大程度的去規避。在實際的運營過程中,對于民間借貸和非法借貸這兩種金融行為的區分非常困難,這樣最后就導致民間借貸在制度層面上存在較大的風險。因為法律制度和經濟發展不能夠同步,出現滯后的現象,那么專門性的民間借貸立法不完善,出現缺失的狀況,因此不能正確的引導民間借貸向著一個正確的方向前進。法律法規中對于民間借貸的利率規定也呈現出不合理的狀況,并且沒有從市場規律出發,使用自己的強制性去限定利率的高額度。 2.借貸參與者的借貸行為認知性缺失。參與民間借貸的一般為普通的百姓,在這種經濟和法律行為當中,對于借貸主體的民事行為能力以及民事權利并沒有過多的限制,民間借貸主要是貨幣,我國對金融的控制比一般的民事法律更加嚴格,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在法律法規當中因為主體的認知性有限,并且對違法行為也認知不足,給民間借貸法律風險的發生埋下了隱患。
例如,從民間借貸的利率出發去看,從現有的法律以及司法實踐上講,若是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而民間借貸的實踐過程中,一般借貸的利率都會高出法定標準。在《合同法》中規定,利息可以在本金交付的過程中提前扣除,但借貸的本金以實際交付為準,然而實踐中,利息在交付本金時即提前扣除的方式也是民間借貸的一種常見方式。在借貸人員一對多的情況,若是已經不在既定范圍內,那么就是非法集資,但是在法律中,包含刑法,都沒有對這個范圍進行界定,缺少明確的法律標準,因此作為普通百姓更不清楚其中的法律風險所在 。
3.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民間借貸一般是借貸雙方自行發生,被稱為自治,借貸雙方對于資金的來源和借款所用也沒有過多的監管,在我國的法律中對于借款有規定,那就是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以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的資金又轉貸給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仍然提供借款的;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等等,那么這種借貸合同屬于無效合同,但是這種活動的監管在實際運營過程中很難得到監管,也無從落實。民間借貸過程中,因為借貸雙方存在一定的強弱地位,借款人不能證實貸款人的資金來源是合法的,這樣就出現了一些“洗錢”行為。
4.民間借貸與刑事犯罪。在民間的借貸活動當中,一般出現的法律非罪有非法集資和集資詐騙,在我國的法律中,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會受到金融管理的處罰,這也被看成是一種擾亂管理秩序的行為。
四、 民間借貸法律風險的預防措施
(一) 民間借貸立法體系的完善
法律的產生要適應需要,并且法律的變化也需要從借貸本身的發展狀況來看。要充分的去完善我國的民間借貸立法,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研究:
首先,清理好現有的法律法規,由此維護好現有法律的協調性,以此保障民間借貸的順利進行。創新和改革一些與現代金融市場發展不相關的經濟金融理念,廢除一些金融法律法規,對民間借貸活動和非借貸活動進行清晰的界定,讓民間借貸能夠在一個清晰的法律范圍內運行,讓民事主體實現意思自治。立法可以讓民間借貸有自己的位置,發揮正規金融的作用。例如,對新的借貸法律的學習,一些民間的借貸糾紛發生以后,經過人民法院的立案,發現了其性質是民間借貸但是沒有構成非法集資,那么人民法院就應該按照民間借貸的糾紛案件來處理。一般概況下民間借貸的基本案件需要以形式案件的審理為基本的依據,若是有涉嫌非法集資的內容,要交予檢查機關處理。
其次,采用民商分立的思路,作出借貸的相關規定。在金融管理之中加入民間借貸的一些關鍵性問題分析,例如,民間借貸的資金用途,風險的防范和稅收等等,都要在一個活動平臺中進行 。人民法院立案后,發現民間借貸行為本身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應當裁定駁回起訴,并將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線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檢察機關。
(二) 民間借貸監管體系的完善
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明確監管的主體。民間借貸是一種非正規的金融表現形式,和正規的金融一同構成完善的金融體系,因此需要二者有統一的監管主體,在當前的民間借貸領域中,并沒有完善的監管,因此小額貸款公司一般由政府管理,典當機構有商務局管理,這樣就非常容易造成高風險性。因此監理民間借貸的監管體制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有區別的對待。對民間借貸的主體和正規金融機構進行區分,在民間借貸中更多的要展現借貸參與者的意思自治,在監管過程中,讓雙方都有自己的空間,給民間借貸監管的同時予以一定的自由和活力 。民間借貸中,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貸行為涉嫌犯罪,或者已經生效的判決認定構成犯罪,當事人提起民事訴訟的,民間借貸合同并不當然無效。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合同法等法律規定,認定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
其次,在民間借貸中,參與者包含了借貸雙方和借貸中介。每一個角色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不同,因此監管需要有側重點。
(三) 建立民間借貸的信用體系
建立起民間借貸的信用體系,需要有一定的信用判斷準則,把這些判斷準則放入到社會生活以及民間借貸工作中去,個人和企業的民間借貸情況可以在信用體系中更好的表現出來,無論是企業信息還是個人信息都羅列在誠信社會當中。誠信體系還要有服務機制,讓大眾和社會承認民間借貸,讓民間借貸成為一種規范性的社會資源,借款雙方及時的了解誠信信息,以防出現不必要的借貸法律風險 。
綜上所述,本文對民間借貸行業種存在的法律風險以及預防措施進行了分析,希望能夠對民間借貸這種經濟活動有一定的約束力,使其在規范的道路中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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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4] 王海燕,杜一新, 梁碧元.我國化肥使用現狀與減輕農業面源污染的對策[J].現代農業科技,2007(20):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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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中國企業家》2013年第17期封面故事 《好萊塢的中國合伙人》
每到周五,最享受的事就是躺在沙發上看《中國好聲音》,一周的疲倦很快被驅散。這篇專訪讓我第一次親密接觸了“好聲音”背后神秘的“黎叔”。而這只不過是他傳媒版圖中的冰山一角。
根據我看到的種種跡象,如果按照傳播媒介劃分的話,黎瑞剛的傳媒理想帝國可以描述為:移植技術、多媒體傳播和新媒體發散三個階段。
移植,即用美國制作和發行的技術來打造東方夢工廠,從而出產大量有國內版權的優秀(動畫)電影或者娛樂秀,這解決的是內容問題。多媒體傳播,則是包括星空衛視、劇場、IMAX影院等多渠道構成的立體傳播網絡,這解決的是渠道問題,而渠道更體現資源的整合。最讓人憧憬的是新媒體階段。與包括騰訊、IPTV以及所有可能成為未來觀眾源的數字媒體或社交媒體合作,來解決未來發展問題,也是抓住觀眾源的根本問題。
相比新聞集團和夢工廠等這些熟悉資本運作的傳媒大鱷,這個帝國的國王黎瑞剛最大的優勢是具有深厚的政府背景,且熟諳國內外游戲規則,又懂傳媒運作規律,善于駕馭資本。這令人對這個不斷崛起的隱形帝國充滿期待。 (祁悅) 用戶是否買賬?
《中國企業家》2013年第17期特寫 《墨跡的社交迷途》
工具類應用的盈利來源,幾乎只能靠用戶流量和廣告互換,但廣告平臺用戶轉化率過低,所以這種收入實際上無法支撐一個完整的規模團隊的長期運營。墨跡最近推出了時景天氣,試圖從單純的工具向社區轉變,這是必須邁出的一步。
目前我周圍的朋友對時景天氣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不認可,他們使用墨跡就是看天氣預報,其它功能是累贅。他們覺得現在墨跡太臃腫,毫無用處、又耗流量,已經或打算換其它天氣應用。另一種覺得還不錯,他們喜歡的不僅是墨跡的天氣預報功能,還有附帶的桌面美化功能,所以對時景功能也感興趣。
不可否認,墨跡做社交有些牽強,作為一個工具軟件很難做到強用戶粘性。時景天氣算是不錯的切入點。它最初的設計是“人人都是天氣播報員”的思路,如果大家在看墨跡天氣的時候可以實時看到外面的人拍攝到的景色,就可以獲取最真實的天氣信息。但這是否有足夠多的用戶買賬?在同質化軟件眾多的市場,要脫穎而出,個人覺得墨跡首先當然是預報準確,其次必須優化UI,提高圖片質量。 (林玥) 溫州之痛
《中國企業家》2013年第17期特稿《煎熬溫州》
曾幾何時,溫州炒房團聞名全國,羨煞旁人;這個民營經濟發源地也成為外來人員的投奔地;與當年溫州如火如荼的經濟相伴的,是發達的民間借貸……作為中國改革的典型樣本,溫州有太多可說的地方。然而,今天的溫州卻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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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在資本騰挪的背后,人們既能看到房企財務投資的沖動,也能捕捉到其它訴求。
受到持續數年的國內房地產亢奮牛市的強力支撐,房地產企業得以盡情分享著一輪又一輪的超級利潤盛宴。資本底氣的日漸壘固與膨脹已經很難讓房企抑制與按捺跨界與擴張的沖動,強勢進入銀行業于是成為房地產企業的最愛。 跨界金融熱潮
馬年春節剛過,國有企業越秀集團成功收購香港創興銀行絕大部分股權的消息不脛而走。2013年10月底,越秀集團正式向創興銀行全體股東提出部分要約收購,并在今年1月初得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正式批準。截至2月5日部分要約最后截止日,越秀集團悉數吃進了創興銀行3.2625億股份,占創興銀行已發行股本的75%,總現金代價約為116.4億港元。據悉,該筆收購是國內首宗由地方國企層面完成的境外銀行并購,也是香港自金融危機以來境外資金收購本地資產的最大交易,同時還是香港市場上首家非金融機構收購香港銀行的重大交易。
早于越秀集團收購塵埃落定的半月之前,廣州市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恒大集團正式收購了華夏銀行4.522%的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33.025億元。此番收購后,恒大成為華夏銀行第五大股東。再稍早一點,華南最大的地產商萬科以基石投資者身份斥資30億港元認購了徽商銀行發行股份,從而成為這家銀行的單一最大股東;幾乎同時,新華聯正式公告稱,擬在湖南長沙參與籌建民營銀行,成為發起股東之一。
拉寬時間界面不難發現,國內地產企業入股銀行并非新鮮事。資料顯示,最近5年來,先后有中國泛海控股集團、魯能集團、綠地集團、復地集團、華潤置地集團、僑鑫集團、星河集團、萊蒙集團等進入銀行業,其中綠地集團跨界銀行最為頻繁,僅最近3年,綠地集團就入股遼寧盤錦銀行、上海農村商業銀行、錦州銀行、東方證券等多家金融機構。如今,當萬科、恒大等“千億軍團”以及如同越秀那樣的地方國企龍頭也紛紛邁開進入銀行業的腳步時,無疑意味著國內房地產企業入股銀行金融的陣勢正在顯著加大,房企跨界金融業正呈現出明顯的加速度趨勢。
在目前已經有30多家房地產企業進入銀行股權收購地帶的生態下,未來不長的時間這一陣營還會擴充。據悉,恒大集團與浦發銀行和北京銀行的金融戰略合作協議即將進入收官階段,綠地集團與江西省金融機構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步伐也正在提速。相關資料顯示,綠地計劃在3~5年內在江西打造全國最具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大型示范性金融產業體系。與此同時,新湖中寶與溫州銀行簽訂的戰略合作協議也進入蜜月成熟期。業內預測,2014年還會有更多的房地產開發商陸續投入到搶灘金融業的浪潮之中。 近謀與遠略
萬科銷售達到1776億元的歷史高位,綠地銷售抵至1625億元的最高紀錄,華潤置地突破600億元的歷史高點……2013年國內房地產企業的市場業績全線飄紅,受此影響,國內房企“千億軍團”迅速擴容,形成了萬科、綠地、萬達、保利、中海、碧桂園和恒大七雄并立的局面。全球知名的房地產研究機構克爾瑞預測,2014年中國的千億房企將達10家。房地產業資本的膀圓腰粗是房企并購銀行的雄厚底氣,而在資本騰挪的背后,人們既能看到房企財務投資的沖動,也能捕捉到其它戰略訴求。
純房企入股銀行后,企業能在房地產業務外形成另一利潤增長極。據中房協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經營管理狀況藍皮書(2013)》報告顯示,受制于成本上漲與需求下降的約束,未來房地產行業將會出現年均凈利潤率次第降低1個百分點的趨勢。而國內16家上市銀行的價格估值也處于歷史低位,甚至多達14家銀行一度“破凈”,此時房地產企業出手,可在“抄底”的興奮中獲取未來令人心動的溢價收益。
房地產是一個資本密集型行業,需求和消耗資金的能力非常強大,因此,相對于財務投資而言,房企入股銀行所展現出的融資方面訴求可能更為強烈。但是,由于存量流動性的過剩,未來M2(廣義貨幣)增量會逐步收縮(至少不會進一步擴大),加之基于高企房價的宏觀調控,房企今后獲得信貸資源的難度將有所加大。不僅如此,按照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的《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國辦107號文),不僅信托公司被禁止開展非標準化理財資金池業務,而且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也被禁止開展債權類融資業務,而這兩類被禁止的影子銀行業務的資金原來主要流向了房地產行業,107號文顯然讓房企融資暗道無情大幅收窄。
“錢緊”的現實倒逼著房地產企業必須拓展新的融資平臺。相比于信托、基金而言,商業銀行不僅有較大的儲蓄來源,而且有穩定的現金管理功能,房企如果能在股權層面與銀行進行深度合作,在密切與信貸供給方關系的前提下,還能確保自己現金流的安全和資金需求的順暢。不僅如此,在當前全社會貸款利率水平高企以及一二線城市土地租金上升的背景下,房企普遍遭遇融資成本上升的困擾,相關的成本控制能力直接決定著房地產商各自的競爭實力。因此,對于房企而言,若能與銀行進行股權捆綁,無論是前期的融資,還是中期的按揭,抑或是后續的信貸資源補充,都可以收到降低交易成本的效果。央行最新的《2013年民間資本與房地產業研究報告》顯示,房地產直接融資所占比重由10年前的30%升至目前的40.5%,房地產已進入直接融資時代,但一旦能夠收購上市銀行股權并成為核心股東,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通道將獲得有力的擴充。
此外,作為一種戰略指向,房企入股銀行所謀求的行業經營模式創新與相關產品創新趨勢也值得關注。以萬科為例,目前其掌握著超過50萬套住房的現成客戶資源,除傳統簡單的物業服務外,近兩三年萬科一直在籌劃提供“社區金融服務”,而成為徽商銀行大股東后,萬科就具備了自己向所管理的社區提供網上銀行和零售銀行等各類服務的功能;另外,萬科的合作對象包括8000 家建材供應商及承包商,其中5000家為中小企業,這些企業進行融資時或可得到萬科的支持或向銀行推薦。據此,涉足銀行后,萬科就可以通過融資平臺打通整個產業鏈的上下游。
房企跨界銀行目前獲得了最為少見的“窗口期”。除了頂層設計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外,由于利率市場化趨勢以及互聯網金融興起,商業銀行也愈來愈感到未來生存的不易。普華永道與中國銀行業協會的《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3)》顯示,超過七成銀行家對未來3年銀行的收入及利潤增長預期有所下調。正是如此,作為實力型機構投資者的房地產企業介入商業銀行,也會得到后者的歡迎。 扳直跨界之路
即使沒有股權合作的嵌入關系,房地產與銀行也是兩個關聯度極高的連體,甚至國內銀行業被房地產綁架的聲音甚囂塵上;如今,房地產向銀行金融進行股權滲透,二者的關系較之前必然顯得更加微妙,由此衍生出的許多問題值得關注。
無論是從巴塞爾協議還是國內政策標準審視,商業銀行所受到的金融管制相當嚴格,而且本身還有相對成熟的風險控制能力和一套健全的風控流程。與之不同,宏觀層面并沒有建立起對房地產企業的投資與運營風險的管控與引導機制,并且由于國內房企的自有資金占比小,資金的大部分來自于銀行信貸與民間借貸,房企自我化解與稀釋風險能力比銀行要脆弱得多。一旦遭遇經濟周期或市場萎縮的沖擊而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與銀行存在股權關系的房企肯定會首先向前者“求救”,從而倒逼商業銀行進行信貸資源的“被投放”。重要的是,房企入股銀行并成為后者的核心股東后,多多少少會影響銀行的決策,銀行的信貸政策、利率定價的獨立性也將削弱,銀行系統的穩健性可能會遭遇沖擊。因此,在房企入股銀行的過程中,如何有效隔離和防御風險向銀行的傳遞就成為了監管層必須彌補的政策空白。
信貸資源的更加錯配是房企入股銀行后不得不令人擔憂的問題。按照《商業銀行法》第39條的規定,“對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與商業銀行資本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10%。”與此同時,《商業銀行集團客戶授信業務風險管理指引》第12條也規定,“一家商業銀行對單一集團授信余額不得超過該商業銀行資本凈額的15%。”另外,《商業銀行與內部人和股東關聯交易管理辦法》也限定了商業銀行對同一關聯方的貸款總額,其第32條指出,“商業銀行對一個關聯方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商業銀行資本凈額的10%;商業銀行對一個關聯法人或其他組織所在集團客戶的授信余額總數不得超過商業銀行資本凈額的15%,商業銀行對全部關聯方的授信余額不得超過商業銀行資本凈額的50%。”理論上看,有了如此明細的政策約束,即便是房地產企業與銀行存在著緊密的股權合作關系,也很難從商業銀行中獲得過量的信貸額度。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如果房地產企業通過自有資金入股多家銀行,或者運用從一家銀行取得的信貸資金購買另一家銀行股份,一家房企完全可以華麗轉身成多家銀行的股東,如此,房企就可以輕松規避以上法律和政策的規制,有限的信貸資源過多地向房地產行業流動將不可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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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浩、李陽,還有崔健、韓庚和周杰倫,這些名字放在一起,像是一堂談英文學習方法的公開課,也像一場粉絲尖聲怪叫的演唱會。但事實并非如此,他們都在“做手機”。
手機,更前衛的叫法是“移動終端”,它是未來移動互聯網的主要物理載體,也是這個世界上市場規模最大的電子消費品。當下的中國,從民辦英文教師、娛樂明星、網絡紅人、小老板到大型企業掌門人,乃至各級官員,越來越多的人成為了手機熱潮的擁躉。而這個市場的巨大程度,也似乎足以容下每天都誕生一個新的手機品牌。
可以說,國產手機正處在“臺風口”。風從何處來?它來自于對市場潛力的想象,更來自于產能成熟乃至過剩后的困惑。某種意義上講,手機熱潮更是產業、金融和成功名人們的一種“合謀”。借著“風口”,這種“合謀”營造著中國“新經濟”的繁榮景象,短時期內解決了相關產能的“消化”問題,也讓“粉絲”們感覺很棒。但不要忘記,再大的“風”也必有吹停之時。 瘋狂的手機
當小米的雷軍從江湖步入“廟堂”,成為比肩馬云的傳媒寵兒,中國的“手機制造”產業也被吹到了風口。
2015年,要做手機的名人不勝枚舉。在產業界,格力的董明珠、奇虎360的周鴻t、樂視的賈躍亭正從“門外漢”開始“登堂入室”。這些大佬所在的家電、互聯網和影視業盡管和“手機制造”有所區別,但畢竟是“相關產業”,其進入手機領域,可以理解為是為了搶占智能家居制高點或爭奪移動互聯網終端的戰略布局。
但另外一些人的“跨界”則略顯突兀,一度投身“直銷”的李陽無疑把“跨界”熱推向了極致。李陽是繼羅永浩之后第二位投身手機行業的民辦教育名師。他在微博中透露,其新品牌手機“一年只充3次電”,有網友回復說,這是“手機中的核電站”。
教育界并不孤單,藝術界也不甘示弱,以崔健、韓庚和周杰倫等為營銷品牌的“明星手機”都宣稱將要面世,芙蓉姐姐也聲稱有手機要推出。
名人利用“粉絲”效應來做手機,優勢顯而易見,最直接的好處是可以省掉一筆不菲的營銷費用,特別是代言費。此外,如果采取電商銷售形式,那么還可以省掉另外一筆渠道費用。如果按照傳統的手機新品牌運作模式,這兩筆費用的總和幾乎可以占據一臺手機終端賣價的1/3。而省去這1/3的成本,既可以拉低價格,也能拿出更多的資金來取悅消費者。這個新模式曾被小米發揚光大,而雷軍當初更遠不如以上人士出名。
進入者如過江之鯽,很大程度的確在于小米魅力的感召和示范。小米科技成立于2010年,它踩準了中國智能手機發展的每一個節奏。2011年是中國智能手機的井噴年,當年我國出貨量達到1.18億,超過以往歷年的累計總和。就在當年,小米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網絡售賣,對外宣稱“5分鐘內30萬臺售完”。從成立到2014年銷售達到6112萬臺和估值450億美元,小米只用了4年時間。
盡管風頭最勁,但小米卻無法獨占蛋糕。知名機構IDC預計,2015年中國智能手機的銷量將達到5億臺,這個數字是美國市場的3倍,約占到全球市場的1/3。其中,聯想、小米、華為、中興、酷派等本土廠商將市場85%的銷量。
另一個數據更蘊含商機。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今年初的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5.57億人,位居世界第一。而另有預測認為,在2015年,中國的手機網民最高可以達到10億人。
就移動互聯網的大勢而言,搶占作為入口的APP已成為一個有效的競爭策略,BAT之間的收購大戰便因此而起。但換個角度看,在硬件領域搶占移動終端設備則是更直接的辦法,買了我的手機,就用“我的系統”,盡管“我的系統”只是谷歌研發安卓系統的翻版。
在PC互聯網時代,微軟曾雄霸個人計算機的視窗,但卻最終把這個時代王者之位讓給了谷歌。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的巨頭們更具雄心,他們高調宣稱要圈好地盤,營造所謂的“生態系統”,然后讓這個“系統”長出受自己掌控的無限可能。目前,小米所宣稱的這種“生態系統”距成形尚遙遙無期,但無奈誘惑太大,百度、騰訊、阿里、奇虎360等原有互聯網巨頭都意欲殺來。
和巨頭們“高大上”的戰略部署相比,更多“跨界”人士看到的是行業競爭模式改變所帶來的機會。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飚對《南風窗》記者分析說,在移動互聯時代,手機行業已發生革命,手機在物理層面的獨特性越來越小,競爭正從硬件轉入內容。他舉例說,樂視為什么敢做手機,因為它有獨特性,比如它對NBA球賽在手機上的直播權有一定的壟斷。對“90后”來說,這很酷。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能學英語、看轉播、開空調,還會煮茶葉蛋,在這些“新常態”中,“內容”作為競爭利器的作用將越來越大。但產業日新和市場擴張的機遇之下,也有風險。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出貨量已占全球的四成,然而競爭更殘酷。中國互聯網消費調研中心的數據顯示,2014年1月,中國智能手機品牌為106家,下半年驟降至85家以下,到12月僅剩79家。顯然,豐富的“內容”并不代表一切。 無奈的產能
市場誘惑、行業新契機,這些因素足以調動創業者的欲望,但更基礎的物質條件則是產能。中國手機產能早已高度成熟乃至過剩,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沒有“雷布斯”,也極可能有“張布斯”和“王布斯”們的出現。
中國手機生產鏈條的發展有清晰的時間脈絡。最早,中國市場的主流品牌都是外國貨,從摩托羅拉的“大哥大”到諾基亞和三星,而國內品牌規模很小,生產廠家也多做簡單的代工,難以在市場形成氣候。 韓寒攜手一加手機。
“那時候,國內廠家連充電器都不會做,只能做蓋子。”徐溟皓是一家市場份額名列國產前十的知名手機企業的聯合創立者,他也是中國手機產業最早的一批工程師,見證了中國手機產業的發展。他對《南風窗》記者說,在2000年到2004年這幾年間,中國手機產業鏈完成了最關鍵的技術和人才準備。
這一時期,華為、康佳等巨頭逐漸意識到,原有通信設備、家電行業的增長有著天花板,而手機產業卻具有無限的潛力。所以這些巨頭輸送了大批工程師到美國、韓國和新加坡學習,學成又回國培訓新人。另外,很多代工的手機企業也逐漸通過“項目換技術”,即和外方合作,為其承擔更多硬件制造環節的模式,進行“偷師學藝”,通過不斷模仿和改良,也讓自己的技術日臻成熟。徐溟皓估計,在這段時間,國內有數萬工程師成長起來,今天中國手機產業的大部分骨干都來自這個群體。
手機制造大發展的另一個關鍵節點是手機牌照的取消。在2005年之前,中國對手機制造實行嚴格的牌照許可,手機生產必須拿到國家發改委和信息產業部的批文,這種情況之下,“黑手機”泛濫。2005年,中國放松了牌照許可,開啟了手機生產的核準制。2007年,核準制再被取消,手機產業進入產能井噴的快車道。
各種因素的合力之下,短短數年內,中國成為了世界上產業鏈最完備、生產能力最強的手機生產國。僅以深圳為例,這里出產的手機長期占據全球份額的四成以上,而全市手機上下游產業的從業人員超過200萬,約為全市人口的1/6。業內流行的說法是,對深圳來說,做一個牌子的手機是“分分鐘”的事,只要在后蓋印個LOGO就行。
深圳一家手機方案商的負責人曾對《南風窗》記者介紹,深圳手機相關的制造類企業超過萬家,其中方案商約在500家左右。手機制造的產業鏈中,手機方案商是“中樞”,說得通俗一些,品牌商只需告訴方案商希望自己品牌的手機“長什么樣”,愿意每臺出多少成本就行。然后,方案商負責采購芯片、面板等主要元件,最后做好主板等主要部分,再由組裝商最后組裝定型即可。短則幾天,長則數月,一個新手機品牌即可橫空出世。
目前,僅國內大型的手機方案商年出貨量總數就超過2億臺。盡管在制造環節顯得很重要,但方案商在手機產業鏈中的議價能力并不高。在上游,國外知名的芯片商掌控著話語權,而在下游,大型的品牌商說了算。
對方案商來說,對客戶特別是大型品牌商的各種苛刻要求必須百般滿足,員工工作壓力極大。
制造環節的過度競爭和產能過剩給了品牌商更多的議價權和利潤空間,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手機產業的“狂風”以及明星企業家的光鮮背后,無疑隱藏著制造環節眾多企業主和工程師的堅韌和無奈。只要你能有品牌,有渠道,再苛刻的條件,都可以在制造環節找到接受的一方。不論你是英語教員、演藝公司,還是網絡名人,來者不拒,照單全收。 隱藏的風險
從本質上來說,手機制造的產業鏈也是資金鏈,過分強大的品牌商和弱勢的制造商,意味著前者很容易把資金壓力轉移給后者。更重要的是,這種不對等的關系極容易放大品牌商對市場的樂觀程度,因此也積累著行業的風險。 2015年4月14日,樂視創始人賈躍亭在北京樂視超級手機。
對制造環節來說,資金壓力幾乎伴隨從創業到倒閉的整個過程。比方說,除了占據產業鏈“相對高點”的方案商之外,手機制造環節的另一個群體是單純的代工廠。有的方案商擁有自己的工廠,而更多的方案商則僅僅是“整合”代工廠,物理層面的加工環節全部委托給代工廠。后者是產業鏈上最不具有發言權的群體。當然,富士康除外。
今年年初,東莞兆信通訊董事長高民自殺的消息在網上不脛而走,同行無不噓唏。在業內,兆信曾是小有名氣的代工企業,曾為不少大牌代工,其陷入資金鏈斷裂危機的原因,很大程度便在于客戶的欠款太多、太久。實際上,在手機制造環節甚至都有一個說法,“拖欠3至4個月就能到款的客戶就能算是優質客戶。”
長期以來,“放賬搶單”已是普遍做法。所謂“放賬”就是賒賬,即制造商自己墊付或賒購原材料,其客戶即鏈條后端的方案商或品牌商先拿貨,要等到賣貨回款再付錢。這是一個“一環欠一環”的產業鏈,在這種模式下,最大的受益方是最末端的品牌商,它們可以把大部分資金壓力轉移到產業鏈前端環節,而自己的資金則全部投入營銷和造勢。金融海嘯之后,海外手機市場受到影響,因此一旦國內強勢品牌崛起或有點“名人效應”推動,制造商無不趨之若鶩,“放賬”是自然而然的事。
其實,“放賬”也是行業的正常現象,客觀些說,它是品牌商、方案商、制造商和原材料供應商等形成一個產業鏈“利益共同體”的凝結劑,但任何問題都過猶不及。“這是有害的。”徐溟皓認為,當品牌商的資金壓力都被別人負擔的時候,它容易傾向于高估市場,關鍵是要找到一個平衡。
“利益共同體”還包括了金融機構。一家城商行深圳分行的人士對《南風窗》記者透露,目前,一些銀行對制造業的貸款逐年增長,既因為貸款給中小企業和制造業是“政治任務”,也因為其他“好客戶”被搶完。盡管多數中小制造商只能靠民間借貸解決資金周轉,但有規模的制造業企業貸款并不難。一些企業還能進入政府的“推薦名單”到資本市場發債融資,成本比銀行貸款低,銀行有時候還必須主動“搶客戶”。“如果它是某家知名手機品牌的主力供應商,那么資信一定加分,銀行搶著貸款。”
這個“利益共同體”也是脆弱的。如果產業鏈的主要資金都靠借貸,而現金最充裕的品牌商又不承擔資金壓力的時候,這個共同體的穩定就必須靠資金的高周轉來維系。換言之,就是鏈條末端品牌商的手機要賣得足夠快,不能有庫存堆積。一旦某款手機大規模滯銷,那么必然爆發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危機。實際上,對小米這樣出貨量驚人的企業來說,其之所以看重銷售速度并一直標榜自己“零庫存”,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