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17 15:03:1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財政與稅收的關系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就目前而言，我國房地產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譬如，房地產供求的矛盾，房地產泡沫化等。據相關資料顯示，我國的房地產需求量呈?@著性上升，供給矛盾儼然成為了房地產行業不容忽視的問題。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提出了房地產稅收政策，即房產稅。房產稅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供求矛盾，緩和了供求緊張的局面，通過加稅的形式，限制了第二套房產的購買量，使得市場上的房產供給量變向增加，也起到了資金的調節作用。所以，房地產收稅政策的頒布一方面緩和了房地產行業供求的矛盾，促進房地產行業健康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夠增加財政的稅收方面的收入，以確保財政支出，確保稅收的穩定性。
二、房地產經濟對稅收影響
（一）房產稅對稅收影響
房產稅政策的頒布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看好，有人看壞。房產稅政策對于有能力購買多處房產，或者是蓄意炒房的人來說，是一種限制性的政策，加大了這部分的房產購買成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房產的購買。眾所周知，購買房屋是我們需要繳納契稅、營業稅、營業附加稅、印花稅等相關稅費的，因此，由于房產稅政策的頒布，使得房屋購買量下降，從而在購置新房時稅收收入就會下降。但是，由于房產稅是是按房屋的余值或者房屋的租金來計算的，對于多處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以租金為營生的這一類人而言，是增加了應繳納的稅費。所以，房產稅對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效果，對整個財政的稅收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二）盈利性房地產收入對稅收的影響
一般而言，房地產公司的收入與其稅收是成正相關方向變動，其房地產公司的收入越高則年底盤賬的時候所繳納的收稅就越多。由于，中國人 “家”觀念的根深蒂固，使得中國人對房子有種特殊的感情。可以這樣說，房子是中國人對“家”感情的寄托，不同于國外的租賃理念，中國人更愿意花積蓄來購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這就導致了房地產行業的火熱。綜上所述，就目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勢頭而言，盈利性房地產企業是我國政府財政的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
（三）公益性房地產收入對稅收的影響
有盈利性房地產就會有與此相對的公益性房地產。與盈利性房地產不同，公益性房地產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譬如棚戶區的改造，廉租房的建設等。因此，大多數的公益性房地產并沒有獲取利益，而是只能維持公司的基本運轉，甚至出現財政赤字的現象。所以，大多數的公益性房地產是由政府來支撐的，所以政府針對公益性房地產公司給予政策上面的優惠，譬如，零稅收政策，補貼政策等。總的來說，公益性房地產收入對稅收的作用是很小的。
三、房地產財政稅收順利進行的措施
房地產對稅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因此，我們要采取以下措施來保證其順利的展開：
（一）加大監督力度，規范不合理行為
針對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以及稅收的相關政策，政府以及有關部門，可以規范法律法規的制定，加大監督力度，實施三方監督，即企業自身的內部監督，政府以及相關部門的外部監督，社會大眾的第三方監督，以確保稅收政策在房地產行業得到落實，避免鉆空子，走法律擦邊球的現象。另外，企業的賬本要公開，透明，不能有“兩手賬”現象，即企業自身的賬本和對外公布的賬本要是同一個，允許企業在合理的范圍內進行避稅，但不能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偷稅漏稅。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可以對信用良好，主動納稅的企業給予獎勵，以便于鼓勵更多的企業主動納稅，在整個行業內樹立示范企業，以起到示范作用。
（二）以實際為基礎制定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的制定是整個征稅過程的基礎，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稅收政策的制定要切合實際，不能脫離房地產行業的整體的實際情況，要具有針對性，不能以一概全。一旦房地產稅收政策的制定脫離實際，則整個稅收的征收效果將會大打折扣，難以保證；與此同時，因稅收政策的制定不符合實際情況而造成的稅收工作難以開展，這將造成了人力，財力的浪費，通常一個稅收政策的制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因此，重新制定稅收政策的話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三）提高納稅意識
納稅是每個公民，每個企業應盡的義務。作為企業而言，自身的社會責任更加重大，因此，企業要自覺的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自覺主動的納稅，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在中國，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政的稅收會以財政支出的形式轉移到人民身上，譬如，社會公共設施的建設需要政府進行財政撥款。企業要維護社會形象，嚴格的準守法律法規，企業的總負責人以及財務負責人要起領導作用，宣講納稅的重要性，營造良好的企業風氣，積極配合相關部門的財務的例行檢查，主動配合政府部門的納稅工作，提升企業的整體形象。
通過對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指標影響強度使用方差分解的方式進行分析研究發現：①財政稅收指標在1~3年內，會使經濟增長指標進入迅速上升的狀態，隨后一直處于比較平穩的發展狀態，滯后期達到10年時，財政稅收帶來的經濟增長達到最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40%作用。②投資總額在滯后期為3時，投資總額帶來經濟增長達到最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基本達到了90%左右，在隨后的7年內，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雖然在不斷下降，但是這種下降的趨勢基本比較緩，并且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維持在80%以上。這表明在各種相同的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下，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遠遠小于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通過在相同的經濟行為因素情況下投資總額和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為基礎，對如何協調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指標關系做進一步的分析。在VAR模型下，可以推導出財政稅收與經濟增長和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通過對財政稅收與經濟增長和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脈沖響應函數曲線在滯后期10年內的分析研究發現：1、如果財政稅收的標準差是正值時，在1～3年內，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呈上升趨勢，財政稅收在第3～5年內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斷下降，在第5年以后，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又會變得明顯。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保持在0.00～0.02的范圍內。2、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規律為平和上升致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能力在0.02～0.04的范圍內。這表明在各種相同的經濟環境因素影響下，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遠遠大于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
通過對財政稅收、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經濟影響分析，可以總結出財政稅收、投資總額與經濟增長的協調關系：1、一般情況下，財政稅收和經濟增長之間為負相關關系。通過對經濟增長滯后期的研究發現，調整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在短期內的推動作用比較顯著，若以滯后期10作為一個周期，調整財政稅收只能給經濟增長帶來40%作用的貢獻率。2、投資總額在一般情況下會顯著推動經濟增長。在整個滯后期內，投資總額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要比財政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大得多，甚至是財政稅收的一倍以上。因此，對經濟增長的推動、調整或者控制在投資總額方面采取相應措施比調整財政稅收的效果更為明顯。
三、結束語
關鍵詞：稅收本質；制度分析；公共財政
一、稅收與產權間的本質聯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在以交易費用概念為發端的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中，產權理論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為產權理論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費用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初始產權的不同界定決定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表明，排他性產權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護是實現市場交易進而增進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為主題的經濟學將視角由單純的資源配置層面深入到產權制度層面。在科斯奠基性論文之后，德姆塞茨、張五常、阿爾欽等進一步發展了產權理論。使得產權學派的研究更趨于精細化，在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但諾思教授則獨辟蹊徑，不僅在長期經濟史考察基礎上突出了產權結構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產權與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進一步地將經濟學對產權制度的關注引人到對國家及其財政制度關注上。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著在物上的產權的交易，但產權本質上作為一項排他性權利，需要強制力來予以保證實施。由于國家在強制力上具有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能比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以更低成本實現產權的界定、保護與實施。因此從效率角度看，國家就天然合理地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并使得國家與產權之間具有了內在聯系：一方面，離開國家我們無法理解產權，畢竟如果沒有國家法律的界定與強制力的保護，產權就是一句空話；另一方面，離開產權，我們也無法理解國家，畢竟國家的法律和權力就是旨在社會范圍內界定和實施一套權利規則。因此，諾思認為，由于國家與產權的內在聯系，國家可視為“為獲取收入而以一組被稱之為保護與公正的服務作交換”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國家界定、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筆者認為，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從未對稅收本質予以明確概括過，但這一論述鮮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稅收本質觀，即從規范意義上來說，稅收本質上應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
新制度經濟學這一稅收本質觀既表明了稅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又劃定了其合法性范圍。由于國家憑其暴力潛能的優勢介入產權時能有效降低產權保護和實施的成本，因而國家征稅有其合理性基礎，而稅收則來源于政府——這一人與人交易所產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倫從無國家的自然狀態到市民社會下國家這一思想實驗即證明了這點。反之。如果國家獲取收入時不是基于保護產權而是剝奪侵犯產權，那這樣名義上的稅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所認為的“只要承認，法律——政府的管理結構——具有生產力，那么就得承認國家有權從經濟中取得部分有價值的產出。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護所有權并使契約付諸實施，那么國家也就無權來分享總收入”。由此來看，稅收關系著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間的界限，其與產權問的本質聯系體現在：一方面，征稅作為一個資源由私人產權轉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只有稅收明確了產權才能明確。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所以也只有產權明確了，稅收才能明確。
二、現有稅收本質觀之不足：制度視角的重新審視
對于稅收本質，長期以來在財稅學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我國傳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礎上公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但從制度視角來考察，兩種稅收本質觀都尚存不足。
我國傳統財政理論沿襲了國家分配論關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析思路，明確表達了其稅收本質觀“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同時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間具有本質聯系，而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則是稅收本質屬性的具體表現。但筆者認為，從制度視角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學將稅收本質定義為“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存在較大缺陷，尤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缺陷就更為明顯了。我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之間并無本質聯系。國家征稅固然要靠政治權力，但靠政治權力而獲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稅收，諸如沒收財產、通貨膨脹等都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地獲取的收入。即使對其屬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無法與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的罰款收入相區別，因為后者在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的同時也另具有依據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單方面強調政治權力僅能將稅收與公債、收費等財政收入形式相區別，但卻并不足以真正認識稅收本質。我認為，如果離開私人產權是很難真正認識稅收本質及其契約關系的，因為在私人產權不能確立或受侵犯下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便難以確立。若單純強調政治權力性，則可能導致并非保護而是侵犯產權的國家行為，并由此帶來國家依政治權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
公共財政理論則承襲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主題的分析視角，建立了以公共產品論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近十幾年來，經過我國學者的不斷闡釋和倡導，公共財政理論作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其稅收本質觀的理論邏輯日益清晰。即“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價格”。應當承認，從資源配置視角看，把稅收定義為公共產品價格有其合理性，特別在市場經濟下更具有其積極意義。但從制度視角來看，這一對稅收本質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從制度視角看，并不存在公共產品和直接意義上的公共利益。盡管公共財政論列舉了路燈、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所謂“公共產品”，但從公共選擇的制度過程來看，任何一項支出議案都不可能獲得一致同意，在多數票規則下就必然產生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甚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制，由此帶來相應的受益方和受損方。部分人不僅被迫強制消費某種所謂的公共產品甚至還要為此而納稅。產生私人產品市場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費和付費上的強制性問題。(2)按公共財政論的稅收本質分析，公共產品稅收價格在實質上形成了類似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我認為，政府作為事實上的壟斷組織，其壟斷定價總是在競爭價格和邊際成本之上的，公共產品價格定義未能揭示出國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實，因此實際上并不存在類似于競爭性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3)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按傳統公共財政論對公共產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車的存在使得市場無法提供公共產品而應通過政府征稅來提供。但隨著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過調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產品概念的燈塔在英國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給。而近年來對公共產品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實驗經濟學的大量研究更是顯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區、非營利組織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產品。由此表明，政府稅收與公共產品間并無本質聯系，將稅收本質界定為公共產品的價格也有失偏頗。
三、新型稅收本質觀的歷史實證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稅收與政治權力、公共產品間均不存在本質聯系，而與私人產權間具有本質聯系，稅收在實質上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制度分析視角得出的這一新型稅收本質觀，其理論結論是能得到歷史實證支持的。
考察西方發展史可以發現，凡在私人產權能得以確立的歷史階段就存在稅收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稅收關系，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十分明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產權一稅收關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商品貨幣經濟自發萌芽生成的這一階段，城邦國家財政制度和私人產權制度間內在聯系已開始萌芽生成。特別是古希臘時期的梭倫改革以及古羅馬時期的羅馬法，標志著城邦國家(或共和國)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人產權制度并予以保護實施。這一時期，就同時產生了對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場稅和財產稅，而奴隸因既沒有自身勞動力產權更沒有財產權，故沒有被征稅的資格。㈣(2)不存在產權一稅收關系的中世紀時期。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莊園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經濟組織和最基礎的制度結構，此時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權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勞動力所有權，由此產生的是農奴與其莊園領主間圍繞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關系。由于產權的不存在性且此時國家并不介入私人產權安排，所以這一期間并不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國家稅收。國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其自身領地收入，其不僅不對農民直接征稅，而且對其諸侯領主也只依封君封臣關系而享受一些貢納。(3)產權一稅收關系擴展的市場經濟初期。中世紀之后的歐洲在貿易發展與莊園制瓦解的基礎上，產權制度與稅收制度間的內在關系越來越明顯。這一時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產權逐漸形成，而這離不開國家的努力，各新興民族國家則致力于擴張市場和提權保護。其目的是向以商業資本為代表的新興財富征稅。在此期間確立了包括商品稅、財產稅在內的現代稅收制度，甚至隨有限責任公司這一新型產權形式的出現而開征了所得稅。(4)產權一稅收關系穩固的市場經濟成熟期。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國家和產權間的關系是單方面控制關系，即國家既可能出于長期稅收利益而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租金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尤其當國家面臨即時財政壓力時更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國在歷經道路不同的財政立憲變革之后，在較為有效地保護產權基礎上限制住了國家攫取租金的行為并同時賦予了稅收合法性基礎，從而為市場經濟的真正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性制度結構。
雖然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與西方社會有很大差異，但回顧我國經濟社會史同樣可以發現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凡在排他性私人產權難以確立的時期，也就難以存在明確清晰的稅收關系，反之則反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自然經濟時期的古代社會。在我國古代社會，國家及其法制從未承擔起私人產權界定和實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產權也從未出現。㈣如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對其所有制性質雖存在學術爭議，但一般認為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排他性產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下國家仍然是終極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國有制。在沒有私人產權及國家不介入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就沒有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其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租稅難分。我在中國財稅史中能找到這么幾句啼笑皆非的話“《廣雅》：賦，稅也”、“《說文》：稅，租也”、“《說文》：租，田賦也”、“《廣雅》：租，稅也”。(2)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確立了全面公有制的產權結構。在排他性要素產權不存在的情況下，也不存在明確的稅收關系。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國家主要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而獲取收入，稅制曾高度簡化至名義上只存在工商稅這一稅種，但這一稅種在實質上也并無存在意義。因為此時作為國有產權主體的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潤上繳還是稅收只具管理上的意義，此時稅利之分在本質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沒必要區分的。(3)轉軌與市場經濟時期。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開始，在以國家主動放權讓利為起點下，市場化改革過程就是一個排他性產權日益形成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并越來越多地從私人產權而非國有經濟中獲取收入的過程。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已日益明顯，尤其是2004年的私產人憲，在立憲層面上明確了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
四、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明確從產權界定和保護出發來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
經過長期的理論爭鳴，目前我國財政理論界對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已基本取得共識，實踐中也早已確立構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改革目標，但在公共財政及其公共性內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經濟學資源配置的視角，主流觀點是從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來定位公共財政。但從制度視角來看，市場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資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權利配置，排他性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交易的前提與基礎。而國家則在其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護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而只有產權通過立憲層面對政府權力施以硬性約束時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有利于在制度層面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沒有私人領域就沒有公共領域，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公共財政以市場經濟為基點，而市場經濟以產權為基石，產權則系于財政立憲，這應是我國公共財政構建的實質內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闡釋我國稅收法治的根本內涵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是法治財政，這些都已是基本共識。但對于稅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稅收征納關系法治的功能層面上，而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則能從立憲層面上闡釋稅收法治的深層內涵，即要從個人權利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制約上來闡釋稅收法治問題。我認為，從產權一稅收本質聯系出發，征稅的過程就是一個私人產權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納稅人作為一個整體，在征納關系上與國家間形成委托關系，其之所以同意將私人產權讓渡為公共收入，是為了換取國家的保護和公正。按照現念，這種保護包括財產權、生命和自由，從而產生一個建立在個人產權(權利)交易基礎上的公共權力。因此，在征稅權力關系上體現的是立憲層面的社會契約關系，并在此契約下形成征納雙方平等的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由此構成了稅收法治的元規則，而各項稅收法治的具體規則則奠基于其上，涵蓋了稅收法定主義和受公眾規范約束的預算全過程，也由此才能對國家權力和國家單方面獲取租金的行為作出約束和限制，從而奠定財稅法治的基點。
(三)有利于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更是當前時期稅務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納稅人權利等問題上得到了較多討論。而我認為。新型稅收本質觀從公民權利本位出發有利于在理論源頭上進一步明確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當我們明確從私人產權界定、保護和實施角度來看待稅收本質的時候，可以看到，一方面個人權利(包括產權)需要國家權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則就沒有產權也不存在市場交易；而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來源于稅收并從屬于個人權利，私人產權開辟了私人領域進而在立憲層面上界定了公共領域和政府權力的合法性范圍。由此可以認為，包括產權在內的公民個人權利具有本源性的終極意義，而國家權力及其征稅權在立憲層面上受限于私人產權，其不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產權，而且必須以公民產權的保護為前提和基礎，以實現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為目的和方向。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公民權利觀構成了國家理財治稅的權力基礎和合法性范圍。
現行的財稅體制仍存在著一些矛盾和問題，與日益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尤其是與當前實施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存在著較大差距，財政稅收體制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創新。軍區醫院作為我國的事業單位，在財政稅收制改革創新方面也必須做好相關工作。以自身實際情況，分析現階段自身存在的弊端，探討解決問題的方針思路，提出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的對策。
一、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
(一)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改革進程的不斷深入，改革的難度也在逐漸增加。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財稅體制改革的快速推進，是關系著改革和發展全局的重要任務，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事業提供更加強有力的支持和體制保障。財政體制建立的基礎是政府體制，由政府體制決定各級政府的基本職能，決定各級政府間的財力分配，這是我國現行財政體制的現狀。我國財政稅收體制是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實行統一財政預算和分級管理，從財政政策和各項財稅規章的制定和實施，到財政預算安排和財政收支模式、收支結構的確定等，都是由中央政府決策。而地方政府僅在中央集權統一決策或授權下對財政活動進行管理的責任和權力。一直以來，我國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遵循著“集權—分權—再集權—再分權”的模式。分稅制改革使得我國分稅分級財政的框架初步形成，既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在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建立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方面實現預期效果，顯著提高了財政總體實力與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
(二)現行財政稅收體制的現狀
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是關系著社會經濟不斷高效發展的重要任務。因而對當前財政稅收體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要綜合分析，明確清楚現時狀況。伴隨著改革的逐步加深，現行的財政稅收體制的問題越來越明顯的暴露出來。目前，我國財政稅收體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主要有：財稅管理難以控制；監督監管不到位；民主管理不夠完善；體制機制不夠健全。在現行的財政稅收管理體制下，業務、行政雙重管理體制影響著管理人員，難以有效控制和管理對有關財政稅收，產生諸多弊端。
（三）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的分析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現在我國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時期，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創新關系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必須立足我國國情，借鑒外來有益經驗，在新形式新環境下堅定不移的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創新。改革創新的基本要求是在繼續深化改革部門預算，政府采購和收支管理制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管理體制，建立有益于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財稅制度。現行財政稅收體制已不適應推動經濟協調發展的要求，新一輪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勢在必行。
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的對策有：一是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以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和改革發展的需要。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以及收入權力和收入能力。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的收入比例，適當減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財政壓力，按照科學發展觀深化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需要賦予地方必要的財政權力，逐步實現從財力性分權向制度性分權過渡。軍區醫院也應梳理和政府的權責關系，依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深化軍區醫院自身財政管理的體制。二是規范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收入機制。一直以來，經濟體制改革都是制約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道關卡。改革是從“放讓權力”開始的，在改革不斷向前推進的同時，建立和健全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財政稅收制度是必須的。政府需要承擔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新只能，嚴格規范收入機制，避免亂收費現象的出現。三是完善政府間財政轉移制度，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取消稅收返還，對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專項資金進行撤并，增大一般轉移支付資金的規模。四是建立健全宏觀稅負水平適中、稅負結構公平合理、主體稅種設計科學、有利于促進科學發展的稅收制度。合理的稅收制度，是加快推進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宏觀稅負；經濟增長；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7-0039-03
一、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和稅收結構分析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稅負總水平，通常以一定時期（一般為一年）的稅收總量占GDP的比例來表示。宏觀稅負問題始終是稅收政策的核心，宏觀稅負水平合理與否對于保證政府履行其職能所需的財力、發揮稅收的經濟杠桿作用有著重要意義。決定宏觀稅負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發展水平、政府職能的范圍以及政府非稅收入規模等。1978-2009年，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宏觀稅負水平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84年，宏觀稅負水平比較低，且保持穩定；第二階段是1985-1996年，經過1985年國家稅收制度改革，宏觀稅負水平呈持續下降趨勢；第三階段是1997年至今，宏觀稅負水平呈持續上升趨勢，由1997年的9.71%升至2010年的18.4%。
在我國，除稅收收入外，國家財政收入中還包括巨額的非稅收收入，非稅收收入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準確分析我國的整體稅負水平，我們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作為財政負擔率，計算結果如圖一l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自1985年以來，我國宏觀稅負和財政負擔率的變化基本一致。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兩者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高達0.97。我們用財政負擔率作為衡量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指標。
從稅收收入結構來看，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并與經濟增長率間存在著明顯關系（如圖-2所示）。在1994-1999年間，我國名義經濟增長率大幅下降，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呈穩定狀態，名義經濟增長率與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間的負相關性明顯，相關系數為0.68；在2000-2007年間，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名義經濟增長率與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間的正相關性明顯，相關系數為0.76；在2008年和2009年，經濟增長的放慢，導致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迅速增加。總體上看，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直接稅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呈持續上升勢態。
二、政府消費支出與最終消費和GDP之間的關系
財政收入作為政府參與社會產品再分配的一種主要形式，影響社會投資和消費；而財政支出作為社會產品再分配的主要方式，最終形成消費和資本積累兩部分，財政分配也最終通過消費和投資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圖-3為財政收入名義增長率、名義經濟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名義增長率折線圖。從圖-3可以看出：在1997年以前，財政收入增長率低于名義經濟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增長率；1998年以來，財政收入增長率一直高于名義經濟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增長率。財政收入名義增長率與名義經濟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名義增長率相關程度較低，相關系數僅為0.36和0.17；名義經濟增長率和政府消費支出名義增長率兩者間的相關程度較高，相關系數為0.71。
為進一步分析，作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折線圖（見圖-4）。
由圖-4可以看出：在1978-2004年間，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和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總是同向波動的；在2005-2009年間，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則先揚后抑。同時，我們注意到，1978-2009年間，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和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間的差額逐步擴大，2000年以來則表現更為明顯。
相關性分析結果表明：在1978-2004年間，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和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明顯相關，相關系數為0.70；在2005-2009年間，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趨勢，而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兩者間呈不明顯的負相關關系，相關系數僅為-0.22。
三、三大需求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分析
按照支出法，GDP最終去向可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最終消費部分，包括居民個人消費和政府消費；二是資本形成部分，即最終形成資本的部分；三是凈出口部分。1978-2009年我國GDP中各部分比重如圖-5所示。
由圖-5可以看出：在我國GDP構成中，資本形成率呈周期性上升，且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日漸密切；最終消費率呈下降趨勢，特別是進人21世紀以來，國內消費率下降明顯；出口率與經濟增長率相關性明顯，相關程度隨出口率在國民經濟增長中貢獻的變化而變化。
利用相關性分析發現：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形成率在1978-2009年間呈正相關，相關程度較低，相關系數僅為0.34。分階段回歸分析結果顯示：1978-1993年間，經濟增長率與資本形成率之間的相關性不明顯，相關系數僅為0.39；1994-2007年間，兩者的相關性較為明顯，相關系數達0.79。經濟增長率與出口率在1978-2009年間呈正相關，相關程度很低，相關系數僅為0.03。分階段回歸分析結果顯示：1978-1997年間，經濟增長率與出口率間的呈負相關-性，相關程度不明顯，相關系數僅為-0.22；1998-2009年間，兩者的相關性較為明顯，相關系數達0.75。經濟增長率與最終消費率在1978-2009年間呈負相關，相關程度較低，相關系數僅為-0.24。
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消費、投資和出口被稱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但從實際效果來看，最終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關性并不明顯，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最終消費率呈下降趨勢，且沒有隨經濟增長的波動而波動，而資本形成率和出口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關性較為明顯。這說明，在我國經濟增長中，資本形成和凈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
進入21世紀以來，最終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相對穩定；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互補，且兩者間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89。
[關鍵詞]稅收水平；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支出水平；進出口水平；var；方差分解
一、問題的提出
稅收水平為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現有文獻中也被稱之為稅收比重、宏觀稅負、稅收負擔水平抑或宏觀稅收負擔水平。它是政府與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集中體現，既關系到政府能否有效執行其職能，也關系到經濟活動主體能否有效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國內外學者就稅收水平問題展開了深入而又系統的研究，對稅收水平的決定因素的研究無論是在理論研究方面還是在經驗研究上都取得長足的進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定稅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二是政府承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職責范圍大小及其變化。一般而言，納稅人的納稅能力決定了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最高限度，而國家財政對稅收收入量的需求又決定了宏觀稅收負擔水平的最低限度。
1.理論上，國內學者認為決定稅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財政因素和稅收因素。
(i)政治因素。國際社會歷來存在兩種國家觀，不同國家觀確立了各自的政府經濟職能范圍，而政府為實現其職能對社會剩余產品的需求量也就不同，反映在稅收方面就是宏觀稅收水平的不同。因此，決定稅收水平的政治因素主要體現在國家觀以及由此所決定的政府職能范圍。
(2)經濟因素。影響稅收水平的經濟因素包括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等。“從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一因素看，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與生產力發展水平正相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愈高，社會產品就愈豐富，人均的水平就愈高，稅基就愈寬廣，整個社會對稅收的承受能力就強。因此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的經濟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要高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發展
從以上的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理論上稅收水平變化的決定因素主要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財政因素和稅收因素。但因為理論分析中涉及到的所有決定因素無法全部通過指標或現有統計數據進行反應，所以在經驗分析中，分析影響稅收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采用gdp、財政支出規模、農業總產值及進出口規模等宏觀指標；另外，檢驗方法相對比較簡單，實證分析結論是否具有較強說服力還有待論證，尤其研究農業水平、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進出口水平對稅收水平的動態影響的文獻基本上是缺失的。筆者借鑒現有研究成果及研究思路，通過構建非限制性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來考察稅收水平與其決定因素之間的動態關系，并進一步研究稅收水平的各個決定因素對稅收水平的影響程度和對稅收水平變動所作的貢獻大小。
二、數據來源與var模型的設定
1.數據來源和處理
為了增加實證檢驗的可信度和處于數據選取連續性和權威性考慮，變量稅收收入、gdp、財政支出、進 出口總額和農業總產值數據均來自《新
5.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
以上協整檢驗表明，向量tr、fe、ag和ae之間被證實存在協整關系，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的建模理念，可以構造vec模型。本文將tr作為因變量，將fe、ag和ae作為自變量，利用eviews6.0估計的協整方程為：ecm-1=tr(-1)-0.99-3.68*fe(-1)+5.10*ag(-1)+1.13*ae(-1)
同時也可以得到標準的var模型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ac。出于研究需要，這里從標準的vac模型中分離出tr一階差分dtr的誤差修正模型：
dtr=-0.02ecm-1-0.06dtr(-1)-0.14dtr(-2)+0.25dfe(-1)+0.23dfe(-2)+0.18dag(-1)+0.20dag(-2)+0.003dae(-1)-0.04dae(-2)+0.008
誤差修正項系數-o.02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當tr(-1)、fe(-1)、ag(-1)和ae(-1)發生波動使tr偏離長期均衡時，系統將以2％的速度將其重新調整到均衡狀態中，調整力度相對較大。
6.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var模型的另一個重要應用是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時間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格蘭杰因 果關系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的滯后變量是否引入到其他變量方程中，一個變量如果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則稱它們具有格蘭杰因果關系。利用本文所使用的數據tr、fe、ag和ae，基于var模型檢驗稅收水平、財政支出水平、農業水平以及進出口水平是否有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其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我們可以看出：財政支出水平fe是引起稅收水平tr變化的granger原因(p=0.0456)，同時，稅收水平tr也是引起財政支出水平fe變化的granger原因(p=0.0347)。從理論上講，這個結果與vamvoukas(1997)提出的財政同步學說(財政收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是相吻合的。從實踐上講，這一結論與我國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以后我國的財政收支狀況基本一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居民對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數量和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政府為承擔公共產品供給責任所需要籌集的財政收入(或稅收收入)也將越來越多，在經濟總量既定的前提下，必然導致稅收水平tr發生變化。因此，財政支出水平tr是引起稅收水平變化的granger原因。與此同時，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為我國政府提供了更多的“稅收把柄”和更加充足的稅源，從而為財政支出變化提供了充沛的財力基礎。所以，稅收水平tr也是引起財政支出水平fe變化的granger原因。
另外，在稅收水平tr方程中，“ag不能granger引起tr”與“ae不能granger引起tr”的p值分別為0.2396和o.2590，這說明農業水平和進出口水平不是引起稅收水平變化的格蘭杰原因，該結論也是符合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農業水平越高意味著一國的工業化水平越低，經濟發展的質量越低下，可供政府征稅的“稅收把柄”越少，稅收水平自然相當低；反之，農業水平越低，說明該國的工業化水平越高，社會生產的剩余產品規模就越大，“稅收把柄”也就越多，稅收水平就相對較高。由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一國經濟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短期內很難改變，而影響稅收水平的因素比較多，波動相對頻繁，所以ag不能granger引起tr是和實際情況相符的。ae不能granger引起tr則主要是由于在如今日益開放的年代，稅收不再是一國調控進出口規模最主要的手段，而只是一個通用的政策而已，并且使用稅收調節還必須考慮到他國反應，否則會使稅收干預經濟的負面效應以及由此引起的效率損失更加明顯。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進出口水平與稅收水平之間不存在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而忽略了前者對后者的影響，畢竟將滯后期適當延長，它們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可能就會得到改變，這一點在之后的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中將得到求證。
三、脈沖響應函數
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性的模型，即它無需對變量作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建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如何，而是分析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者說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這種分析方法稱為脈沖響應函數方法(簡稱irf)。根據irf方法原理。我們通過使用eviews6.0軟件分別給予tr以及三個決定tr的因素fe、ag和ae一個單位的正沖擊，從而得到關于tr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圖2至圖5)。在此系列圖示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階數(單位：年度)；縱軸表示稅收水平的變化率；實線表示脈沖影響函數，代表稅收水平對自身沖擊及其相關決定因素沖擊的反應；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
從圖2中可以看出，當在本期給稅收水平自身一個單位正沖擊后，稅收水平在前6期持續下滑.在第7期時達到最低，此時的c1.2=0.003435(其中“1”表示第1個變量、“7”表示滯后階數)；從第8期開始穩定增長。這說明稅收水平自身的一個正沖擊能在長時間里使稅收水平保持一個穩定的增長態勢。
從圖3中可以看出，當在本期給財政支出水平fe一個正沖擊后，稅收水平增長率的相對變化幅度比較大，最高時出現在第2期，此時的響應c2.2=0.007979。但從第2期開始，這種響應開始下降，在有些滯后期，例如第6期、第7期的響應甚至為負(c2.66=-0.000328，c2.7=-0.000229)。從第8期開始才恢復穩定增長態勢。到第20期時達到至第5期以來的最大值，此時的響應c2.20=0.002083。
從圖4中可以看出：在給本期農業水平一個正沖擊后，稅收水平的增長率在長期范圍內將呈現一種負增長的態勢，而就這種負增長本身的態勢而言是相對穩定的，并未出現較大波動。在前3期里，農業水平ag受到的正沖擊使得稅收水平tr的降幅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c3.1=-0.003419，c3.3=-0.006142)，之后從4期開始這種下降的趨勢才得以緩解，并始終保持在-0.004左右。從圖5中可以看出，在給本期進出口水平一個正沖擊后，稅收水平的增長率有一個緩慢上升的過程，在第4期達到最大，此時的響應為c4.4=0.026618，之后保持平穩增長態勢。
綜合圖2到圖5可以看出，分別給與稅收水平自身、財政支出水平、農業水平以及進出口水平一個正沖擊后。稅收水平對稅收水平自身以及決定稅收水平的三個因素的響應是不一樣的。撇開稅收水平自身的沖擊外，從稅收水平對其三個決定性因素響應的最大值來看，對進出口水平的響應最為明顯，其次是財政支出水平，最后是農業水平。三者的數量比較關系為：c4.4(0.026618)＞c2.2(0.007979)＞c3.7(-0.002593)。稅收水平對進出口沖擊的響應高出其他兩個決定因素，可能的原因是進出口規模的增加或進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得進出口“稅收把柄”擴大，但這種擴大的過程是緩慢、不顯著的。
四、方差分解
脈沖響應函數模型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則是通過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通常用方差來表示)的貢獻度，即在分析了每個稅收決定因素的一個正沖擊給稅收收入的增長率帶來的影響之后，可以繼續用方差分析的原理進一步分析稅收收入決定因素的結構沖擊對稅收收入增長率的貢獻程度，以此來實現對稅收收入決定因素的動態分析。通過eviews6.0軟件，我們可以實現模型的方差分析。采用高鐵梅使用的相對方差貢獻率(rvc)來表示貢獻率。具體的公式表示為：
rvcii(s)為相對方差貢獻率，指根據第i個變量基于沖擊的方差對變量y；的方差的相對貢獻度來觀測第j個變量對第i個變量的影響，cij表示由yi的脈沖引起的y.的響應函數，s表示滯后階數。如果 rvcii(s)大時，意味著第j個變量對第i個變量的影響大；相反地，rvcii(s)較小時，可以認為第j個變量對第i個變量的影響小。圖6到圖9為稅收水平自身及其決定因素對稅收水平的方差分解圖，即各自的貢獻率情況。在此系列圖示中，橫軸表示滯后階數(單位：年)，縱軸表示稅收水平及各決定因素對稅收的貢獻度(單位：百分數)。
從圖6中可以看出，考慮稅收水平自身對稅收水平的影響，在滯后1期時，稅收水平對自身的貢獻率達到100％(rvc11(1)=100.0000)，之后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在滯后期達到20時，rvc11(20)=46.30946，使貢獻率降至最低。這種結果的原因還在于，稅收水平自身的變化，如稅收征管效率提高、稅收努力水平提高、稅收法律的完善都可能使稅收收入在不侵蝕稅基的前提下得到增加，從而使稅收水平也得到相應提高。張德志通過數據分析說明了征管因素與稅收水平之間的關系，“1995～2003年，因加強征管而提高的稅收水平為1.06％，約占整體影響的41％”。由此可以看出，稅收水平自身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能夠保持在45％以上是符合我國稅收收入變化實際的。
從圖7中可以看出，財政支出水平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在前12期有一個持續上升的趨勢，并在第12期時達到最大，此時的rvc21(12)=16.06456，之后的貢獻率處于一個穩定增長狀態。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證實，財政支出水平是引起稅收水平變化的granger原因。所以，財政支出水平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稅收水平也發生相應的變化。但總的來看，這種變化正如圖7所示，是一種穩定的增長態勢。
農業水平涉及到一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從圖4的脈沖響應函數圖中就可以看出，農業水平的提高對稅收水平的提高始終處于一個負效應狀態。圖8中所體現的農業水平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更是證明了這一點。從滯后1期開始直到滯后20期，農業水平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基本上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且有持續增加的趨勢，超過4％的時期分別是第16～20期(rvc3(16)=4.322589，rvc31(20)=5.846197)。
從圖9中可以看出，進出口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從滯后1期開始自始至終均保持著上升的態勢，在第20期時達到最大，此時的貢獻率達到34.69704％(rvc41(20)=34.69704)。這主要是進出口規模的增加使得“稅收把柄”逐漸擴大造成的。
綜合圖6至圖9可以看出，撇開稅收水平自身的貢獻率，進出口水平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最高達到34.70％，其次是財政支出水平達到16.06％，最低的是農業水平為5.85％。但若考慮到稅收水平自身的影響因素，則其貢獻率(最低貢獻率)將超過進出口水平的貢獻率達11.59％。這從經驗分析的角度證實了我國現階段稅收收入超常規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影響稅收水平的自身因素，例如稅法的完善、稅收征管效率的提高、稅收成本的降低。
五、結束語
通過構建稅收水平、財政支出水平、農業水平和進出口水平的模型，筆者分析了稅收水平與其決定因素間的動態關系，具體結論最終如下：
1.我國的稅收水平受財政支出水平的影響較大。在完善的市場經濟國家，財政支出最終由國家稅收來承擔，因此，如若財政支出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則稅收水平也將隨之上升。本文所構建的模型中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一財政支出水平對稅收水平短期波動的“糾正”一方差分析中，財政支出水平對稅收水平的貢獻率都證明了這一結論。
2.我國稅收制度本身的完善對稅收水平的影響是顯著的。我國從1994年實施分稅制改革以來，稅收收入呈快速增長趨勢，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超過同期gdp增速，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國稅收制度尤其是稅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3.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業產值占gdp比重不斷下滑。從歷史和發展的視角看，這種下滑趨勢是和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相吻合的。因此，農業水平對稅收水平所做出的貢獻表現為負向貢獻也是基本符合實際的。
4.改革開放以來，進出口總額的增加使相關的“稅收把柄”有所增加，進而對增加我國稅收收入總體規模、提高我國稅收水平起到了長期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財稅政策；市場經濟；合理性；規范性
從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及其構建模式來看，財政稅收政策通常情況下是國家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而制定的這一時期的工作方針和實施措施，因此它是這一時期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為國家經濟發展的總體目標服務的。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稅收理論的不斷完善，我國稅收工作已經深入到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當中，不但為企業和群眾所廣泛接受，而且還逐漸從片面強調籌集財政收入功能轉向了重視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實現了功能性的轉變。可以說，財政稅收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對社會活動的影響已經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重要，因此積極研究財政稅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1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財政稅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巨大成就，這一點毋容置疑、有目共睹。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收入上差距的問題也突顯出來，這當然不符合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有必要通過財政稅收的手段來對收入水平和資源的分配進行調節，以便維持社會的穩定發展和更好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現狀來看，供需關系已經成為了市場經濟發展的主導，歷史上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已經不能夠滿足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市場經濟在這一時期的經濟建設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在這樣的背景下，財政稅收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日漸突出，這是因為，市場稅收征收工作的開展對商品的公平競爭以及價格有著很大的影響，財政稅收工作的開展會產生一定的市場效應，不僅有利于市場競爭的公平，也有利于實現市場經濟的平衡，更有利于讓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更強的包容性。由于在經濟社會中，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國力的重要基礎，是國家穩健運行的支撐點，而國家的財政收入能否得以保障則取決于同期所執行的財稅政策，因此國家的財政稅收具有不可替代性，這一點世界各國都有所共識。所以說，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部門應該依據實際情況制定出切合市場需要的財稅政策，工作人員要依據經濟發展情況對現階段的財政稅收工作進行不斷的調整，要保證財政稅收制度的公平性、公正性，要以最大的限度縮小收入上的差距，盡可能的降低資源上的不平衡，要在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時也保證社會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
2市場經濟環境下的財政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財政稅收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關系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特別是對國有企業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首先，不同的財政稅收政策會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和投資吸引力。把財政稅收政策用于調控社會經濟發展時，通過對不同區域實行不同的財政稅收政策可以實現國家對該地區經濟的宏觀調控。比如，對經濟特區、貧困地區等國家希望經濟更快發展的區域，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政策就能夠實現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財政稅收政策的主要職能就是為企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使這些企業發揮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其次，財政稅收政策在國家的產業政策傾斜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從世界范圍的經濟發展路徑來看，各國政府都是根據本國當前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確立國民經濟中相關產業的優先發展順序，并以制定有利于這些產業發展的財稅政策來進行保障。第三，財政稅收政策還為國企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目前，國家繼續實行積極的財稅政策，通過擴大投資、啟動消費和增加出口等方式拉動國內的需求，在保證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提高經濟的運行質量，以此為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特別是近年來國家在財稅政策方面的改革，有力地解決國有企業發展中的難點、重點問題。國企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國企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步驟，它對原有的財政稅收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了順應國企發展改革的需要，我國的財稅政策率先進行了自身的改革，制定了新的政策和法規，在為國企改革發展提供財稅政策層面上支持的同時，也為國企的改革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3以財政稅收政策為依托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措施
國家財政稅收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建設發展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點無需多言，那么在實際的市場經濟運行中，如何借助財政稅收政策上的支持來促進經濟的有效發展呢，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試做探討：
3.1落實積極的財稅政策，確保經濟的穩定增長
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穩健運行，可以說實體經濟是財稅政策發展的基石，反過來，財稅政策又為實體經濟的發展保駕護航。當下，宏觀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市場體制尚不夠成熟和完善，所以國家財政部門務必要落實積極的財稅政策，減輕企業負擔、突破市場瓶頸，采用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
3.2構建完善的稅收機制
完善的稅收機制，是稅收工作順利開展的保障。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為了能夠有效的提高稅收工作效率，推動財政稅收工作的開展，必須要建立健全當下的稅收制度，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作為國家財政部門，要對現有的財稅工作進行調整和優化，既要重點保護，又要均衡發展，這樣才能推動我國經濟的穩健運行。
3.3構建完善的監管機制
由于市場經濟的復雜性以及機制方面的不完善，偷稅漏稅行為成了一種常見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存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所以要加大對財政稅收工作的監管力度，要建立完善的稅收監督體制，要對企業的稅收收繳情況指派專人進行監管，從制度上限制偷稅漏稅行為的發生。
3.4強化資金扶持導向的作用
國家財政部門要對資金的使用方向進行科學的規劃和嚴格的管制，國家的財稅政策應該著力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比如在支持新興產業方面、在推動傳統產業升級方面、在推進農業的現代化建設方面、在貧困地區的扶持方面等等，財政部門要積極協調好政府職能和財政支出的關系，明確政府職責、強化資金導向，把好鋼用在刀刃上。
3.5保證預算的合理性和稅收的規范性
通常情況下，財政預算是一個管理工具，是一種定量計劃，用來幫助協調和控制一定時期內資源的獲得、配置和使用，合理的預算可以保證財政收入的平衡，最大化的實現資金效益，提高風險預防能力，為市場經濟的科學化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依據。稅收則是政府依照法律規定，對個人或組織無償征收實物或貨幣的總稱，稅收的基本特征為強制性和無償性，稅收原則包括諸如公平原則、效率原則、適度原則、法治原則等，規范性的稅收標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備條件，這是因為稅收的規范性可以減輕納稅人的負擔，規范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對企業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可見，保證預算的合理性和稅收的規范性，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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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稅收 宏觀調控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四、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