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5-20 19:58: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近代史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室內裝飾設計;現代技術;結合
1關于現代技術和現代審美意識了解
技術是設計的依托和保證。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新技術、新材料不斷發展和涌現,再加上有利于快速交流的信息網絡和電腦技術,使我們的設計思想和設計能力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技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高技術、高情感”就變成一句口號。美國未來學者約翰·奈斯特認為:“高技術和高情感是我用來描述我們怎樣對技術作出反映的一個公式。每當社會采用新技術就必須有人的平衡的反映——那就是高情感——不然的話,這種新技術會受到排斥。高技術越多,高情感越深。”
科學技術是美學觀念的動力,當科技發展之時,也必然導致審美意識的變異。“高技術、高情感”,這就是現代審美意識。現代的審美層次從單一的形式美轉向文化意識,人們更重視藝術風格、文化特色和美學價值的追求以及意境的創造。人們在探索科技的進步的同時,對以往的文化傳統并不是否定和拋棄,而是以強大的內聚力包容了傳統文化所創造的傳統技術、傳統工藝,并在現代設計的基礎上,拓展了包括作為“新傳統”的現代設計在內的幾乎所有的傳統設計和社會文化等內容,使傳統的涵義得到提倡。現代審美意識的發展使現代設計比以往具有更多的立足點和更廣泛的內容。
2室內裝飾設計的傳統風格與現代技術特征
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室內設計必須兼顧傳統和現代,但是有些人往往一提傳統就會理解為復古,一提現代就會理解為照搬西方風格,通過對傳統風格與現代特征的探討,對“中國特色的現代室內設計”將有一個較深刻的理解。
當代哲學家保羅·利庫爾在《歷史與真理》一書中的一段話曾被許多談論全球化問題的學者廣泛引用:全球化的現象,既是人類的一大進步,又起了某種微妙的破壞作用。它破壞了傳統的文化,并由此產生了沖突。我們的感覺是:這種單一的世界文明同時正在對締造了過去偉大文明的文化資源起著消耗和磨蝕的作用。這種沖突表現在它呈現于我們面前一種平庸無奇的文明——在世界各地,人們看到的是同樣的電影、同樣的由宣傳所歪曲的語言。看來似乎人類在“成群”地接近一種消費文化的過程中,也“成群”地停頓在一個次文化的水平上了。于是,我們遇到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了走向現代化,是否必須拋棄使這個民族得以生存的文化傳統?事實是:每個文化都無法承受及吸收來自現代文明的沖擊。這就是我們的謎:如何復興一個古老的、沉睡的文明,使其參與到全球文明中去。
民族的傳統復興是指經過一段非傳統的歷程之后出現的傳統復興,是以自然的方式從一種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形態,應在本體基礎上進行自身進化,灌輸以新鮮的內容。當代的人們常產生一個誤解,把傳統歸結為或者等同于“過去的東西”,認為只有古代的東西才能代表民族性,這是一種將傳統凝固化的觀點。實際上,傳統并不僅代表過去,同時也代表現代和未來。包豪斯的創建人格羅皮烏斯有句名言:“真正的傳統是不斷前進的產物,它的本質是運動,不是靜止的。傳統應該推動人的前進”。因此,對傳統復興的本身不等同于照搬和模仿傳統,“傳統”本身更要求和包含著文化發展中的積累性和繼承性。這樣,傳統在發展中才能流傳和保持,不是原有東西的延續,而是不斷地進行適應新時代的改變和增添的新內容。由此看來,當代人所要找尋的文化傳統,是“古”與“今”的統一,是對現代人仍然產生影響力和支配力的傳統,這種傳統指向未來。只有指向現代和未來的傳統才是有生命力的傳統。發揚傳統的最高境界是,來源于傳統,不似傳統。
因此,傳統和現代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個體,實質的特征都是一致的,都是建立在反思基礎上,遵循適時變化和發展的本質。而不是把“傳統”和“現代”當作某種形式或風格的“標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是一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民族傳統如何揚棄,如何創建適時性的新文化的問題。生活方式世界化、現代化與文化形式的民族化這兩種趨勢并非矛盾而是密切相連的。中國室內設計專業的室內設計師只要明晰民族傳統與現時代的關系和特征,明確新時期對繼承和革新民族傳統風格的探索依然是中國現代室內設計發展的主流,加之在設計師中產生民族的回歸意識,筆者相信,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室內設計會有嶄新的明天。:
3室內裝飾設計與現代技術結合的意義
室內裝飾設計是人類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產物,本身就代表了一種文化類型。世紀之交,在經濟、科技等全球化趨勢的影響下,文化趨同的問題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關注。從過去強調室內設計的藝術或技術屬性,到現代關注“室內設計與文化”的相互關系,體現出一種由文化衍生出的設計樣態不可避免地承擔了表達其文化旨意的任務,同時展現了世界多元化的格局。新世紀,室內創作向文化觀念的轉變是發展的必然趨勢。
現階段,整體看室內裝飾設計的風格,傳統與現代技術的結合過于生硬,傳統裝飾形式直接的運用,民族性的表達依然處在直白的彰顯時期,只能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本文旨在探討現代室內裝飾設計的中國風格,室內設計將更多地承載著隱性的文化內涵和不斷進步的現代技術氣息。現代的室內裝飾設計風格,呈現著凝煉的文化傳統精神與現代抽象的思辨形式融合的語境,并且,必將從彰顯走到隱性、含蓄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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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于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后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后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于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后,Von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于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并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于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于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后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后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并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于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愿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愿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于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于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后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后,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于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愿意將利潤用于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于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愿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于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并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么更愿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于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后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么愿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愿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后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于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于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于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并且Hart認為由于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并、股票的發行以及委托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并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后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Rider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后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并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并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于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于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后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于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于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報是由于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后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于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后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并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于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后,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于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于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并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于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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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確定性
與相關的其它學科相比,金融學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如何解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也可以說,所有不確定的問題都能通過金融學的準則解決,這使得金融學的研究和運用范圍逐漸加大,在與金融學沒有聯系的問題上,例如,在市場波動大的情況下,企業應當采取何種措施去應對市場價格、產品需求、客戶的要求,在環境保護方面,國家應當采取何種措施解決環境污染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等等,都可以通過金融學的思維去合理的解決問題。
(二)時間價值
這是金融學不同于其它學科的重要之處,在不同時間里,不能夠把相同的產品進行比較,一定要把資產帶來的風險和補償考慮其中,事實上,這是一個資源的時間配置過程,在資源配置上,金融學能夠具體的解釋其原則,并且能夠強化個體在風險與收益之間存在的不同能力,即在同等盈利的情況下,最大限度的降低風險,以及在同等風險水平的基礎之上,如何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以使企業更好、更快的向前發展。
(三)能力
能力問題是金融學家非常關心的問題,但是,金融學家對于能力概念的理解與經濟學家不一樣,能力的意義不僅僅局限于開拓市場、研發技術、更新設備,金融學家認為能力主要從兩方面確定:一方面是獲取、創造信息的能力,在金融學的研究領域里,很多都是以信息拓展開的,所以,最具體體現的代表就是信息的創造;一方面是資產頭寸的關系,充分合理的頭寸關系使得個體能夠克服以后的不確定性,這是導致企業兼并的基礎,而且也在實踐中得以驗證。
二、均衡的分析
在經濟學里,均衡是問題研究的重要方面,但是金融學里的均衡和經濟學里的均衡有著很大的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價格均衡問題,在經濟學里,主要的標志是供求均衡,金融學里,主要是以風險和收益的均衡為主,這兩者的意義完全不一樣。在研究對象方面,經濟學以商品,而金融學以資產,商品和資產的不同就是,商品主要是以滿足消費者為目的,資產是以持有者具有的增長價值空間為目的,這使得價格均衡力量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供求關系直接影響著商品的價格均衡,風險影響著資產的價格均衡,但是,在這方面,很多學者沒有提高重視程度,局限的運用經濟學中的價格均衡原理以此解答現實中的問題,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的膨脹問題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1]。2002年過后,央行不斷上調房貸利息,企業想通過此種方式控制極具上漲的房價,最后控制投資房地產的熱潮,但是結果卻與央行的最終目的相反,這一調整政策沒能達到想要的結果,反而促使房價不斷的上漲,使房地產業進一步發展,所以,在以往的經濟學思維方式下的調整政策,但是卻敗給了現實。事實上,利用金融學的思維方式去解釋此種現象,很容易找到原因,對于金融學的思維方式而言,資產的價值不完全取決于供求關系的均衡,而主要是預期和風險的均衡,提高房產的利率,對于買房的消費者,的確控制了需求,但是對于投資房產的人就不同了,主要原因是,商品的價格均衡主要以供求關系為主,但是商品的資產價格主要以投資的預期和風險為主,導致現在房地產市場不斷上漲的原因不是消費者,而是房產的開發和投資商,控制供求關系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問題,要想使問題得到解決,應當控制房產開發商,所以對于中央銀行的調整政策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也就有了充分合理的解釋。
三、市場的分析
經濟學領域里,市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樣的,金融學也是如此,但是金融學和經濟學所關注的方向完全不同,主要表現在角度、依賴程度方面。
(一)角度的不同
經濟學主要傾向于市場的一些基本特征,依據此特征,把市場分為完全競爭化的市場、壟斷市場和壟斷競爭市場,這種分析模式沒有從市場的不斷波動劃分,而是靜止的分析。不確定性是金融學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研究和探討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合理的進行資源的配置,所以更加關注對于資源配置的信息來源和效率程度。因此金融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是信息化市場對于資產價格的影響,以此為劃分標準,金融機構將市場劃分為弱式、半強式、強式有效市場,金融學的此種劃分,能夠使人們深入的了解市場的不斷變化,也能表現出金融學對于市場波動的體系進行完整的研究。雖然人們對于有效市場理論仍存在很多的疑問,而且還沒有支撐的依據,但是它的存在仍然是金融學里不可缺少的,并且為金融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由于金融學具有不確定性的金融價值,也能夠及時關注市場環境的外部變化,以此為基礎,形成了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兩個重要的研究體系。
(二)依賴程度不同
在這里,依賴主要指的是市場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科研成果,雖然,經濟學也依賴市場,但是同金融學相比,經濟學的依賴程度要小很多,主要是微觀金融學,原因是其關注的問題主要是資產的定價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通過市場的信息確定的,雖然,有效市場理論仍然不能準確的反映當前的金融市場,但是投資者們更相信市場的真實性,這些足以表明金融學的研究與發展對于市場的依賴。雖然,大部分企業能夠掌握主觀的定價模式,并且能脫離市場,但是,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據市場環境的變化,所以,也在暗示市場對金融學發展的重要性。
四、理性的分析
在經濟學里,理性是其研究的一項基本內容,經濟學給予理性的定義是:當收益高于成本時,個體所表現的行為就是理性的。但是這個定義有一個前提,在確定個體的行為是不是理性之前,金融學領域是指導此種做法的,同時,也把現行的成本作為成本的將來價值。但是,利用金融學的角度去分析此前提,很容易發現此前提忽視了金融學所講的不確定性,因此也同時忽視了收益和成本的時間價值,事實上,在收益度量上,金融學都是以預期效益為理論基礎。在對于理性的解釋上,金融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觀點大不相同,金融學家會將不確定性、時間價值、個體能力等因素納入考慮的范圍內,使得理性的定義更全面、科學的顯現出來,這對于金融學和個體本身都很重要。
五、企業的經營目標
在企業經營目標上,金融學家打破了以往經濟學家的理念,雖然分歧依舊存在,但是更加科學和具體化了。以往的金融學家認為,企業追求的經營目標應當是“最大程度的開發企業的市場價值”,但是它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財務結構影響市場評估上缺乏理論性的指導。此外,管理者和所有者對于最大程度的開發企業的市場價值也存在著爭議,管理者對于新的股票發行和市場價值不關心,關心的是公司的財富和融資,所有者關心的是股票所具有的價值,對于管理者感興趣的持反對態度。總之,在不確定的條件下,最大程度的開發企業的市場價值是金融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大突破。
六、金融學思維的發展
科學的發展是無止境的,雖然金融學在科研領域里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金融學的發展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逐步突破新的技術,在此,金融學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打破以往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模式。新古典經濟學的價值和牛頓力學在經濟學里的位置同等重要,它把時間的逆轉性作為基礎,運用觀察、假設和推理的思維模式,使得復雜化的經濟領域轉化為形象的數理化模型,而且,在經濟領域出現的一些問題,通過認真分析與研究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使得傳統的經濟學家十分認同。但是這個看起來完美的思維范式自身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使其嚴重影響著金融學的發展。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看起來合理的數理化模型,它是以和現實遙遠的假設為基礎的,例如阿羅—德不魯—麥其模型的基礎就是資產定價理論,但是這個模型以脫離實際的假設為基礎,與實際狀況相差甚遠,這樣一個脫離實際的假設做基礎,得出的結論不能真實的反映現實世界的狀況,例如有效市場的理論,投資者是客觀理性的、投資者的預期相同、投資者可以找到替代品等等這些假設都是與現實不同的,而且,在理論上,也同樣沒有支撐的條件,所以,怎樣正確的運用數理化的模型手段,是金融學以后必須面對的問題。另一方面,時間的逆轉性理論雖然很有說服力,但是卻不實用,以典型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方程為例,為了能夠更好的和現實相接近,準確的描述變化量的分布形式,他們引入一個非常重要的量——標價值波動率。從數學的角度分析,這個量的引入很好,其促使結果有一定的準確性,這一觀點在實際上也得到了證實,但是這個堪稱完美的量使得波動率無法正常運用,因為波動率所呈現的是標的價值將來的變化情況,但是標的信息卻不能使我們提前預知未來的變動,提前確認標以后價值的波動,以此也就不能夠依據此模型確認某一個標的所期待的未來價值了。雖然一些學者認為,標的未來價值波動率可以依據歷史的數據進行推算,但是,此種做法恰好違背了他們方程的建立基礎——有效市場理論與無套利原則,在有效市場理論中,對于弱勢的有效市場的假設,企業的投資人不能通過以往的歷史數據去分析當前的價格,未來的價格就更不可能了。布萊克—斯科爾斯方程遇到的困難又一次警醒人們“時間的可逆性”原則對金融學領域的損害,雖然還是有人執著的對模型進一步改進,以此打破前人遇到的困境,但是不管怎樣的新模型,假使不能夠打破原有的思維模式里的“時間可逆性”原則,對于所存在的困境,仍不會有太大的突破。在人們的爭議下,牛頓主義范式將會被達爾文主義范式所取代,達爾文范式主要強調的是時間的不可逆轉性,它和金融學所倡導的時間價值的觀點是一樣的,這種想法并不是不能夠實現,它非常有可能在金融學領域里率先實現,因為其不確定性的原則和金融學倡導的原則一致。例如,在一些已經開始的行業里的改革,例如金融理論的改革已經開始注重研究對象和思想行為的多樣性,其研究領域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所倡導的精神是一致的,在將來,金融學能否完成達爾文范式的思想,是不能夠預知的,但是對于在金融領域里面工作的每一位員工來講,都是有所期待的。
七、結論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財務指標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經濟危機的影響席卷全球,世界各國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期盼經濟能夠快速復蘇。后危機時代,我國各個行業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市場競爭愈加激烈,生產企業的貨物積壓嚴重,為我國企業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1]。如何能夠有效的化解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創新變革經濟發展模式是十分有必要的,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能夠保證企業獲得所需的各種資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加利潤,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推動企業健康持續發展。
一、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創新必要性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解金融危機帶來的創傷,大大加深了我國企業對經濟管理創新的需求,主要是基于我國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客觀環境影響。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世界范圍內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全球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加劇了企業之間的競爭,致使眾多企業破產倒閉。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迫切的要求我國摒棄傳統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資源集約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浪潮中獲得優勢,占據主導地位。此外,相較于國外企業而言,我國企業存在眾多突出問題,包括對企業歸屬感和認同感較低、人員素質不高、科學技術水平落后以及管理存在缺陷等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我國企業的持續發展。隨著全球范圍內金融危機的爆發,進一步催化了我國企業內部矛盾的產生,加強企業經濟管理已經成為當前首要研究課題。由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創新經濟管理方法能夠顯著提升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謀求更大經濟效益,推動企業健康持續發展,可以看出,后金融危機時代,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概述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極速下滑,加劇了我國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改革的需要。就我國企業經濟管理發展現狀而言,可以總結出三個具體表現方面[2]。首先,企業經濟管理同其他管理工作聯系密切,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后,企業為了謀求持續發展,內部所有的管理工作均涉及到資金的合理使用和調配,經濟管理和其他管理工作的聯系性愈加密切。基于此,企業內部管理人員以及下屬部門人員的薪酬待遇,同企業經濟管理水平好壞息息相關,企業只有結合自身發展狀況,營造良好的經濟管理氛圍,才能在工作開展中取得預期成效,確保企業其他管理措施的有序開展。經濟管理中財務指標能夠直接反映企業經營現狀。企業在經營和發展過程中,高層領導決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經濟管理工作成效,而企業的經營狀況是在年度、季度以及月份財務報表直接反映的。企業管理者需要根據財務報表中所呈現的生產經營狀況,制定相應的管理方針,調整生產經營方式、營銷手段以及工作開展方向,進而確保企業能夠在實現既定經濟管理目標的同時,全面提升企業綜合實力。
三、后金融危機時代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改革對策
(一)經濟管理觀念的創新
無論是任何企業管理活動,與時俱進,觀念的創新顯得尤為重要。所以,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企業在開展經濟管理工作過程中,加強員領導階層以及下屬員工的觀念創新十分有必要的,能夠營造良好的管理氛圍,為后續工作的有序開展奠定基礎[3]。此外,企業經濟管理工作開展中,應強化戰略危機意識,確保企業領導者在制定相應的方針和管理目標時,能夠有效結合企業實際發展水平,具備大局觀念。由于企業經濟管理工作同其他管理工作聯系較為密切,涉及范圍廣,所以企業在創新經濟管理觀念時,應注重管理方法以及生產技術的創新。
(二)經營策略的創新
企業經營策略的創新是企業經濟管理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企業需要秉著與時俱進的態度,轉變傳統經營方式,形成更為虛擬化和柔性化的組織結構,健全相應企業經營組織結構,進而確保后續企業管理工作的深度和廣度。企業經營策略的創新方式主要有企業間經營聯盟以及品牌,企業間經營聯盟主要是指同行業發展水平類似的企業之間聯合,形成固定的經營聯盟,來應對企業經營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謀求共同發展。品牌的創新是指轉變傳統代加工的生產模式,創新屬于企業自身的品牌,通過這種方法來提升企業知名度和影響力,從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大優勢。
(三)健全和完善財務管理機制
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企業首先需要健全和完善相應的內部規章制度,諸如經費管理制度、財務人員的約束制度以及其他內部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企業經營生產過程中費用的支出明細,做到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此外,健全和完善相應管理制度后,在執行過程中需要嚴格遵循規章制度進行,一方面保證制度的有效實施,另一方面能夠最大限度的節約成本,提升資金利用效率。建立部門預算制度,詳細記錄部門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類預算明細,進而全面提升企業財務管理能力,促進資金的合理配置。
綜上所述,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全球經濟發展呈現萎靡狀態,企業為了謀求持續發展,只有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從經營策略、管理觀念以及管理機制三個方面著手,才能確保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據更大市場份額,獲得長遠發展的資本。
作者:蘇一丹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國際學院
參考文獻:
對于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就目前而言,一般可以分為三種觀點,分別是“市場說”“制度說”以及“政策說”。在“市場說”這一觀點中,人們主要是通過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分析來研究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通過這些分析,人們總結出造成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評級機構的道德風險、過度的金融創新以及寬松的金融監管等方面。而“制度說”中則認為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最后,“政策說”中認為造成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以及長期低利率和貨幣政策寬松等因素。
二、新舊巴塞爾協議的簡要分析
在我國現階段,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以及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的金融系統與國際的金融系統接軌的呼聲變得越來越高。在這種前提下,為了解決由于國際經濟一體化帶來的金融風險,我們就必須對我國金融風險管理的方法進行改革,同時還應該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力度。就新舊巴塞爾協議而言,新的巴塞爾協議相對于舊的巴塞爾協議來說引入了更加先進的風險管理技術,同時還增加了金融監管以及風險控制的應用,從而有力的推動了整個金融風險防范的標準化以及科學化。在金融風險管理中,其主要的影響因素是信息的不對稱以及監管機制的不完善。而新巴塞爾協議的產生能夠為國際的金融監管提供一個更加科學規范的標準和依據,并且還能夠促進銀行資本充足率水平的提升以及信用風險的管理,從而為我國的金融風險管理提供了更加堅實的保障。
三、我國金融風險的現狀以及存在的問題
眾所周知,自從次貸危機以來,我國的經濟走勢就呈現出一種不確定增強的現狀。特別是在四萬萬經濟刺激計劃展開之后,我們的經濟嚴重受到了通貨膨脹的影響。除此之外,流動性過剩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由于股市、房市等行業中大量資金的不斷進入,使得這些行業中泡沫的不斷增多,從而使我國經濟金融中的風險變得越來越大。對于金融市場爆發危機的原因來說主要是因為經濟體系的失衡造成的,換句話說就是經濟體系中國際收支、資本市場以及借貸市場的失衡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與增強。在現階段,我國的金融業風險的制度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金融風險的復雜性以及隱蔽性、信用風險的觀念錯位以及邊界的模糊性等方面。與此同時,由于金融風險管理的制度不完善,導致了我國的金融業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一下幾個方面。許多的銀行存在著資產質量惡化的問題。其中有些銀行在貸款方面存在著很大的缺陷,其主要表現在不良貸款的比重比較高。特別是在當前階段,由于銀行在經營的過程中政府的干預比較大,所以這就導致了部分銀行中不良貸款的比例大大提升,從而也就為其自身的發展留下了極大的風險。股份公司發展過程中不規范的因素比較多,同時投機性也比較大。在股票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往往會存在著個別機構或者個人利用高股價進行大量投機方式的行為,這些行為嚴重的影響了股市的正常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發展中存在著嚴重的金融風險。在我國現階段,信托投資公司、保險公司以及證券公司都屬于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范圍。在這些機構之中,信托投資公司中有時會出現資產質量下降的現象,造成了不良資產的逐步增加,而保險公司中也會出現為了獲得高額利潤而采用不規范的方法獲得社會資金的行為,從而為自身的發展積累了很大的風險。最后就是證券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這些惡性競爭的產生嚴重影響了整個證券市場的效率。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本市場信息的不透明。資本市場的交易對整個金融行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對資本市場信息的研究能夠對每個上市公司的財務狀況以及市場交易進行全面的了解,而如果資本市場信息不透明則會導致整個金融市場變得比較混亂,不利于金融風險的管理。
四、后危機時代背景下我國金融風險管理的原則和方法
在后危機時代背景下,提高我國的金融風險管理已經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在進行金融風險管理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與我國的基本國情密切結合,采取最佳的方法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首先,我們要對金融風險管理的原則進行統一的規劃,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可以充分的借鑒新巴塞爾協議中對國際監管標準以及風險防范機制的制定和研究,同時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從而制定更加符合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金融風險管理基本原則:首先,在金融風險的管理過程中應該堅持人才的優化,也就是說在整個金融市場的工作過程中,我們要加強對優秀人才的吸收,使我國的金融人才隊伍變得更加強大;對于金融行業的發展應該堅持一種循序漸進的原則;金融風險管理中應該堅持利益協調,這有利于避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因為利益糾紛而產生不必要沖突的現象;加強審計工作在金融風險管理中的應用,并且還要進一步的提高審計的規范,在各種金融工作中都應該嚴格的接近性貨款的審計程序;進行金融風險的管理還應該實行目標一致的原則,在管理的過程中加強對核心人員的鼓勵,同時還應該建立健全完善的激勵制度。
五、結語
論文關鍵詞:現代性:現代化:蘇北
一、現代性與現代化
什么是現代性?中外學者們從不同視角對現代性問題進行了長期的探索,觀點各異,可謂見仁見智。英國著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關于現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頗具影響,他運用多維視角對現代性進行重新審視,在不同的理論著作中對現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現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中,現代性是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從一般意義上來說,現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啟蒙運動和現代化歷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會運行機理,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的地域性關聯中“脫域”(disemt~ding)出來后形成的一種新的人為的理性化的運行機制和運行規則。
現代性包含精神性維度和制度性維度兩方面,是用來說明現代社會的社會與文化特征的術語。歷史上不少學者在探討現代性問題時,首先把現代性作為一種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關于“啟蒙”的理解、胡塞爾的“純粹的理性”、哈貝馬斯的“時代意識”、利奧塔的“宏大敘事”等等。
從現代性的精神維度來看,現代性包含我們經常所說的理性、啟蒙、科學、契約、信任、主體性、個性、自由、自我意識、社會參與意識、批判精神等。現代性作為“脫域”之后的理性化社會的主導性文化模式,不僅要作為文化精神和價值取向滲透到個體和群體的行為和活動之中,而且必然作為自覺的制度安排而構成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和圖式。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吉登斯干脆斷言,“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而韋伯則詳細地從經濟運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層化、公共領域的自律化、公共權力的民主化和契約化等角度揭示了現代性作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現代化與現代性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現代化是指社會秩序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革過程。它是一個綜合的、多層次的動態的概念,以工業化為發端,涉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的整體變遷在經濟上是指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進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從經濟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參與型的政治文化轉變;在社會治理方面是指從以習慣為主導的規則系統向以法律為主導的規則系統進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經濟的變遷是現代化最終的決定因素。
現代化并非是在個別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特有社會現象和發展趨勢,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全球性發展趨勢,也是世界各國、各地區發展的必經之路。現代性是在社會現代化基礎上抽象與提煉出來的一種東西,現代性是唯一的,現代化卻是可以多種多樣的。國外學者布萊克曾經用因果關系來說明現代性與現代化之間的區別:“從上一代人開始,‘現代性’逐漸被廣泛地運用于表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諸方面處于最先進水平的國家所共有的特征。‘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獲得上述特征的過程。”現代化是動態的,是“因”,現代性則是靜態的,是“果”;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現代性的確立與實現的過程。現代性與現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沒有現代化,現代性就無法體現,而沒有現代性,現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標。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對現代性的追求,現代性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二、蘇北現代化進程中的現代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不少地區出現經濟發展失衡的現象,這種現象無疑是阻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學術界、政府和廣大民眾的高度關注。江蘇作為全國為數不多GDP超萬億的經濟強省,內部各區域之間顯著的經濟差異一直是困擾它的一大難題。江蘇省根據其13個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與經濟發展水平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板塊。蘇北地區包括徐州、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5個省轄市,共40個縣(市、區),土地面積達5.24萬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總人口達3281.12萬人。蘇北無論從土地面積還是從人口數量上來說都可以算是江蘇省的半壁江山。從地理位置而言,蘇北地區處于我國發達的東部沿海中部,連接華北、西北、長江三角洲,東臨太平洋,隔黃海又與日本、韓國兩個發達的東亞國家相望,是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擁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但是基于歷史的、客觀的等諸多原因,蘇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一直是全省經濟發展的一個低谷。從2000年來蘇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情況看,蘇北不僅在經濟總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來越小,有的經濟指標甚至不到全國平均水平,與蘇南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越來越大。2000年,蘇北五市人均GDP為6289元,是全省的53.4%、蘇南的28.3%;到2006年,蘇北五市人均GDP雖然達到12910元,卻降到了全省的45%,蘇南的22%,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入為130.28億元,是全省的15.1%、蘇南的24.7%;到2006年,蘇北五市財政總收人為501.13億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蘇南的20.3%。另有統計資料顯示,蘇北淮安、鹽城、宿遷、連云港等地級市不僅經濟總量達不到蘇南一些縣級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蘇南一些縣級市的1/10,甚至更低。
蘇北經濟在全省經濟發展中長期滯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從現代性的視角來分析,蘇北的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性原則的規范。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越來越注重個體的主體意識,如果沒有主體意識的自覺,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可能快速發展。中國雖然從20世紀初就開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不能說中國已經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現代精神氣質,尤其是蘇北這樣的欠發達地區,幾千年來中國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仍然嚴重阻礙著市場經濟和商品經濟中個體自由和主體意識的形成。現性雖然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態出現在某些個體的意識中,出現在社會運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側面,而沒有作為社會深層的和內在的機理、機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滲透到個體生存和社會運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農經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大量殘余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卻根深蒂固,主要表現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關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獨立,身份大于實力,安貧樂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這些因素都嚴重制約了蘇北現代化的迅速發展。
三、從蘇北現代化進程看落后地區的現代性構建
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組織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只是上級政策的簡單執行,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內經濟和社會發展雖有差距,但不是很顯著。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的戰略,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迅速發展,國內區域差距13益擴大,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已成為伴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蘇這樣的經濟大省,蘇南、蘇中、蘇北經濟上的顯著差異非常類似于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經濟發展上的梯狀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區域發展的失衡。如何推進像蘇北這樣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以促進各區域的共同發展,~直是中國各級政府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區現代性的構建,在精神層面上進一步解放人們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體制轉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積極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首先,在精神性維度上,立足現實,強化主體性意識。人的主體性是現代性的基本原則。主體性原則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實現”。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中,主體性與現代工業生產密不可分,現代工業的巨大生產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當作人的對象,人不再任意聽從自然界的擺布,而是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體性支撐著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奠定了現代西方文明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也證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體性意識覺醒的程度決定經濟發展的速度。哪個地區思想解放得快,主體性意識覺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質財富的欲望最強烈,哪個地方市場化進程就快、經濟發展也就快。張家港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緊緊著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們的主體性精神。張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觀念上實現了許多突破性的飛躍,比如“沒有名次就沒有地位”,“不能吃飽肚子,空了腦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個聲音喊到底”,“不是要我發展,而是我要發展”,這些新觀念滲透到許許多多人的頭腦中,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而蘇北地區人們思想解放得慢、主體性意識較弱,沒有真正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因此,盡管有良好的區位優勢、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較為豐富的資源,但是蘇北經濟還是長期發展不上去。要想推動像蘇北這樣落后地區的經濟快速發展,轉變人們的思想觀念是首要的,要強化在經濟發展中的主體性意識,徹底拋棄“等靠要”的觀念,讓創業致富成為發展的主旋律。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內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發展生產力的目的。
論文摘要:本文基于培養當今社會需求的專業藝術人才角度,細致探討不同教學模式下的教師職能與教學效果。解析怎樣的教學模式適應當代高校藝術教育,教師在這一教學模式中的職能作用是什么。
1、前言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藝術從始至終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進入新世紀以來,藝術對于人們生活的影響愈加強烈。人們在利用藝術美化生活的同時,創造性的推動著藝術的發展,藝術教育也隨著認識的深入,快速的朝向人們生活領域邁進,以嶄新的姿態展現在我們面前。
由于我國藝術教育長期以來一直作為教育的“副科”存在,關于高校藝術類教育的具體教學問題過去很少被人企及。隨著藝術學科的升溫,作為藝術人才培養的一線,我國高校藝術教育的人才培養問題逐漸成為熱點,藝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職能作用自然成為討論的核心。
教師職能問題討論的關鍵是教學模式的探討,適合人才培養的教學模式能夠很好的促使教師職能的實施,同樣教師盡職盡責同樣能夠促進教學模式建設性的發展。教師職能和教學模式的整合關系在高校藝術專業表現尤為突出,優秀的教學模式才能最大化地體現教師的職能作用,才能使高校藝術專業教師應盡哪些職能的問題得以展現。
2、高校藝術專業教學模式的比較
2.1、“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教師的職能作用和教學效果分析
我們可以把學習解析為:學習目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效果三個階段,其中的師生關系在“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主要依靠教師維系,學生的“學”主要依賴于教師的“教”,也就是說,學生能學到多少取決于教師知道多少和在課堂上教了多少,學生完全是被動參與,教師處于絕對的主動地位,主動到可以決定學生的學習目的、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
2.2、“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中教師的職能作用和教學效果分析
不同于“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強調學生是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方,而教師作為輔助者存在。教師的教學是以學生的需求作為基點進行調整,教學模式的運行依賴學生維系。最終的學習效果主要由學生的學習行為來決定,而學習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學習目的。
2.3、“雙核心”的教學模式中教師的職能作用和教學效果分析
所謂“雙核心”就是不以單一方面側重的教學模式,教師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并存互動。學生在學習目的性上爭取主動明確,主動端正學習態度,教師有責任和義務把握和端正學生的學習目的和學習態度,引導其朝向健康積極方向發展。在學習行為過程中,學生主動汲取知識,教師作為“知”者和“智”者,負責主導學生主動性的方向和敦促學生主動性的產生,拓展學生的學習思路,開闊學生的眼界,使之向專業領域的高層次邁進。
3、高校藝術專業教師在教學中的應盡職能
傳統意義上的教師應該具備以下廣義職能:1、教學管理者,2、專業講授指導者,3、教學監控者,4、教學信息提供者,5、學習督導促進者,等等。但是鑒于“雙核心”教學模式的有效作用,我們必須重構高校藝術專業教師的教學職能。
3.1、激勵職能
學習過程中,學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學習目的是否明確、學習態度是否端正。激勵職能是教師應盡的重要職能之一,教師需要激起學生對學科和專業的濃厚興趣,“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句話在藝術類專業顯得尤為重要,教師應該運用多重媒體手段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導引學生的專業歸屬感,是學生最大限度的獲取專業成就感。
3.2、傳授職能
傳授知識是教師應盡的天職,是任何教學模式下都具備的基本職能。教師在學生面前以“智”者和“知”者形象存在,務必與時俱進,不斷提升自身的學識和教學技能,高校藝術類教師更是要針對實際情況,暨學生的學習興趣、愛好、特點等來組織教學,做到因材施教。
3.3、校正與引導溝通職能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避免不了這樣那樣的錯誤,包括知識性的、思想性的、學習目的性的、學習態度和學習行為上的。這些錯誤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作為教師,就應義不容辭的承擔起對學生的校正職能。作為教師的應盡職能,校正不僅體現在糾正學生所犯的專業知識點錯誤,更重要的是端正學生的思想錯誤、學習目的性錯誤、學習態度錯誤和學習方法錯誤。
3.4、創新職能
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泉,是任何領域都不能放棄的原則。對于高校藝術專業的教師,要不斷更新教學理念,不能滿足于“教會”為止,而是做到“會教”,使教學因勢利導,對學生因材施教。
高校藝術專業教師應根據專業教學所需,引導學生創新學習方法。學習概括的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被動接受的適應性學習,它的功能在于獲取已有的知識經驗,用以提高解決已經發生問題的能力,對于學生的知識結構掌握來說就是“學會”;另一種是自主創新性學習,它的功能在于通過學習提高一個人發現、吸收新知識、新信息和提出新問題的能力,以迎接和處理未來專業日新月異的變化,也就是“會學”。當今信息時代要求學生的學習方式必須從“學會”轉向“會學”,高校藝術專業由于專業特點更需強化,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就是由專業教師指導學生來完成和創新。
4、結束語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學生應具備學習的自主性和主觀能動性,這對于高校藝術專業的學生顯得尤為重要。弘揚這種主體性的關鍵在于教師的主導,教師主導、學生主動是獲取最佳學習效果的關鍵,也是高校藝術專業教師職能工作的核心依據。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盡我們應盡的工作職能,開拓進取,推動我國的教育事業不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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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儲蓄信貸協會是專門從事儲蓄業務和住房抵押貸款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從1831年誕生于賓夕法尼亞州的第一家儲蓄信貸協會,到1970年代末,全美共有4700家儲蓄信貸協會,成為資產總額突破6000億美元重要的金融巨人之一,是美國政府調控房地產業的重要部門,具有濃厚的“國營色彩”;儲蓄信貸協會(S&L)的業務單一,僅為購房者提供低息住房抵押貸款,貸款融資渠道大都來自利率更低的政府借款和中息攬存,擁有制度性存貸息差收益,美國政府對其經營方式和范圍有很強的管制。
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通貨膨脹之下,資金大量向短期金融資產投資信托基金(MMF)集中,銀行和儲蓄機構的資金外流難以制止。如果銀行和S&L不大幅度提高普通存款利率,就會失去儲戶,營業面臨困難。假如實行利率自由化,提高存款利率,則S&L面臨存貸款利差倒掛,在經營上出現赤字。美政府當局決定在1982年實行利率自由化。結果,存款利率上漲,S&L的經營急速惡化,400多家S&L瀕臨倒閉危機。S&L出現危機的原因在于政府的政策失敗。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護瀕臨倒閉的S&L的所有存款,需要巨額資金,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沒有這么多資金,絕大部分需要政府負擔。,政府為了逃避負擔,采取放寬限制的措施,為S&L創造了增加利潤的機會。銀行本身所面臨的非系統風險絕大部分是通過貸款多樣化和分散化來規避的,允許其參與多行業的高風險商業貸款等業務經營,但是沒有經驗的S&L參與此類的經營,近乎進行賭博。1988年,儲蓄信貸協會出現更大的危機,總虧損額如天文數字,大約在五千億美元左右。儲蓄信貸協會(S&L)危機是先過度管制,后放松管制的結果。
二、2007年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
1.1990年以前美住房抵押融資機制的改變
S&L危機以后美國政府放松管制,促進金融市場創新,把原來高度集中在銀行系統的房地產按揭貸款資產通過金融市場分散給不同的投資者主體,美國的住房按揭抵押貸款金融市場逐漸發展成為二級市場的結構。其一級市場機構經營模式由傳統經營模式“貸款并持有”(originate-to-hold)讓位于新的“貸款并證券化”(originate-to-distribute)的商業模式,一級市場機構也基本為私人機構。住房抵押貸款融資渠道不再完全依靠吸收存款,而是依靠出售貸款合同,獲得直接融資。
在1990年以前,住房貸款二級金融市場的主體還是只有政府背景的金融機構(GSEs)。美國政府主要是通過房利美(FannieMae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和房地美(FreddieMac美國抵押貸款服務公司)這兩個機構來支持、調控美國住房融資體系的,這兩個機構是美國整個住房融資體系的基礎。其贏利來源于MBS的發行費用。
2.次級抵押貸款繁榮時期美住房抵押貸款融資市場的變化
其一,由于“貸款并證券化”的經營模式,使得一級市場上貸款公司可以快速回收資金并獲得手續費收入,為擴大信貸市場份額,降低信貸標準,給低收入者種種優惠條件,于是次級貸款市場開始迅速擴張。到2006年,美國住宅抵押貸款規模已超過國債市場和公司債券市場,貸款余額高達13萬億美元。次級貸款分額約為7%到8%。
其二,美國政府背景的機構“房地美”、“房利美”不再是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二級市場的主要力量,高額的證券發行費吸引私人中介機構和大型投資銀行進入,私人房貸公司如ImpacMortgageHoldings、“新世紀”(NewCentury)、Countrywide、Ameriques和多次等利用高財務杠桿向銀行借貸購買次級抵押貸款合同后通過打捆、證券化為MBS后出售大型投資銀行,后者將其再次證券化,目的已非分散抵押貸款風險,提高貸款機構的資金流動性,而是更注重獲取暴利。房地產抵押貸款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變成(一級市場貸款,出售貸款合同——二級市場證券化MBS—再次證券化——出售給投資者)的循環。
其三,美銀行業普遍認為“銀行債權證券化會有效化解銀行信貸風險”,再者發行并交易衍生品可獲高額利潤,美各大銀行都設立了附屬機構開發金融衍生品,近十年來該項業務的利潤往往占銀行總收入的50%以上。美政府在次貸危機出現之前一直是鼓勵銀行進行金融衍生品開發的。因此以次級按揭貸款債MBS為基礎資產的再次證券化的各種證券產品,如債務抵押憑證(CDO)、合成CDO、夾層CDO…投資銀行還利用分檔技術對不同還款概率的CDO不同處置方式。過于復雜的金融衍生環節,使評級機構和投資者很難真正了解所評級或購買的投資產品的風險。欺詐性的產品設計或有發生。
其四,商業銀行出現信用循環式擔保;一是商業銀行紛紛設立SPV,發行CDO,因出售證券化資產時通常附有協議,在一定期間出現違約風險,最終投資者有權向發行者要求賠償;二是銀行出資設立SIVs,便于其發行ABCP。雖然在法律上有所謂的“破產隔離”(BankruptcyRemote)安排,兩者的資產負債表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是為了提高SIVs的信用評級,銀行通常對SIVs有融資承諾,這是一種或有負債,為了發行更多的ABCP,SIVs的財務杠桿很高,且資產負債期限不匹配,一旦資產貶值,自有資本很快就會被沖銷,會形成銀行的實際損失。三是因以次貸為基礎資產的證券化產品的高收益,銀行亦購買別家或干脆持有自家發行的這類高收益產品。因此,美銀行隱藏的巨大的重復性的資本損失風險。
3.美次貸危機的根本原因
自2004年中開始,美聯儲先后17次加息,基準利率從1%上調至最高時:2007年9月的5.25%。不斷升高的利率導致還貸成本激增,超出眾多借款人的實際還貸能力,構成了借款人后續違約的直接原因。隨著金融機構執行抵押,將回收住房重新推向市場,更進一步加劇了房價下跌。以次級抵押貸款MBS為基礎資產的各種CDO證券化產品評級大幅下降,從而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引發了金融動蕩。
次級貸款的根本原因:一是放松貸款發放標準,美一級市場各放貸機構未能遵守“謹慎性原則”。二是美住房金融的二級市場機構以“獲利性”為目的的過度證券衍生引發信用過度擴張,潛在風險還無法計算清楚。
三、我國發展住房融資市場應思考的幾點問題
思考一:是否應加快發展我國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二級市場的建設。
儲貸危機爆發時,由于大量風險集中于銀行系統,因此必須由存款保險公司或國家出資清理,危機處理成本完全由政府(并最終由全體老百姓)承擔。而此次次級貸款危機爆發以來,由于美具有發達健全的房地產金融市場,尤其是證券化等直接融資渠道的快速發展,和高度分散的持有者結構,使危機的影響由金融市場各子市場共同分擔,雖然涉及面更廣但卻減少了危機的沖擊深度,尤其是大幅度減小了政府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增加了危機處理的靈活度。目前中國的銀行體系按揭貸款的金融二級市場并未形成,沒有信貸風險橫向分散的機制,一旦出現住房抵押信貸風險,只能由中國的銀行系統承擔。這一點應該引起關注。
思考二:住房抵押金融一、二級市場的風險控制是否應雙管齊下。
美國的房地產市場既是市場機制發育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充分發揮的市場,又是政府高度干預和調控的市場。政府行政手段都曾出現在美國儲蓄協會(S&L)的經營和美國住房金融二級市場機構經營的早期。但2007年次級債危機和1980年代的(S&L)危機都顯示出對于信貸風險控制的失效。因此,住房抵押貸款金融一、二級市場的風險控制不能完全交由市場行為。單靠市場力量或單靠行政手段都不及兩者雙管齊下來得有效。
思考三:貸款風險防范始終放在拓展信貸資產工作的第一位。
我國商業銀行以及貸款公司必須從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中吸取深刻教訓,始終把好貸款的發放關口,嚴格執行貸款準入條件,認真評估貸款對象的還款能力以及抵押質押的保證能力,把貸款風險防范始終放在拓展信貸資產工作的第一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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