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0 18:10:2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城市的變遷與發展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沈陽；商業市街；分布；發展
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沈陽古城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而沈陽商業分布的顯現和商業體系規模秩序化的出現，是在清代。
公元1627年，皇太極將沈陽中衛城改為八個城門、井字形街道，這井字形街道的中央便是現在的沈陽故宮，在故宮兩側街道與后面橫街的交叉口處，分別建造了鐘樓和鼓樓，兩門樓之間是一條東西走向，長為174丈,寬3丈5尺的街道.命名為“四平街”,取“四季平安”之意。由于它位于故宮的后面，根據中國傳統的“面朝后市”的都城規劃格局，將這條街辟為商業街，此后日漸繁華，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中街”。
在沈陽作為陪都時期，沈陽城仍然以“四平街”做為商業中心。至晚清城內井字街及城外八關等地皆有不同程度的商業繁榮，形成各種“市”和“行”。當時城內的“順城街路”指的是“城墻根”，而對城外的順城街路則通稱為“門臉”。隨著商業的發展，在方城自然形成了具有各種專業特色的市場，市場周圍的小路也隨市場經營的物品而得名。
早期的沈陽城有東西南北四個門臉，構成四處主要的商業市集，而沈陽城最早的系統化有一定格局的商業也是從這四個門臉開始的。
東門臉附近曾有魚市和瓜行；大東城門南是大東菜行，北是專賣風味食品的攤床；小東城門為東關菜市場，在天齊廟前，有東關柴草市場。民國初年，柴草市場移往大東小什字街宇宙里東空場形成柴草市場街巷。
從小西門到大西門，是西門臉中段最繁華的地方，當時被稱為“江湖雜巴地”，有大小什字街、南轆櫓把、大茶館、分水嶺等胡同，東側開設幾家故衣鋪、麻袋莊和較有名氣的天足坊、金盛興、金盛福等鞋鋪。西側一排矮房，有回民風味于家館和馬家館，還有評書清茶館德泰軒，是西門臉最聚人氣之地。中間空地則江湖上醫、卜、星、相、風、馬、燕、缸生意的集聚場地，正是由于江湖人及其活動才促成了雜巴地兒的形成和演變。
南門臉是以古玩鋪、舊書鋪和小器具作坊為主的商業市場。六大家古玩商集聚于此。民間金石書畫藝術名手，也在這里出售金石藝術品及書畫作品，還有多家小器具作坊，制作精細的小器具。
小北城門以東至城東北角是小商店，小攤床和許多家低級妓院和聚集地，構成柳巷花街。小北門以西到城西北角是木行，有隋家染坊、萃豐店、瑤池宮、東清宮、欣來當、天德店、德源昌等胡同。
在1918 年，令其省長王永江督辦，在商埠地開辟兩個市場，即南市場和北市場。
南市場位于商埠區南界，中心區平面設計成八卦形狀，俗稱八卦街。各小胡同兩旁果品雜貨攤店、酒樓茶館、賭場煙室鱗次櫛比，另外，南市場內還建筑了戲園子、飯館、旅店及各雜業，飲食業有鹿鳴春、新德馨、商埠樓、厚德福四大家，還有三十余家小飯鋪。
北市場東起作頌里，西至二十二經路，南至今市府大路，北至皇寺路。由于南側有馬車鐵道，東側靠火車站，交通十分便利。早期建筑是從青蓮閣和永宜里的妓館建筑開始，以后相繼建立了大觀茶園，群從、公益舞臺，大眾登瀛泉浴池等。1930 年遼寧總站建成通車后，來此經商開業者逐漸增多，商業繁榮逐步形成。
民國 12 年（1923 年），奉天市政公所公告，從大西門經太清宮至小西邊門開辟電車路，路面寬八丈，兩側店鋪民房一律拆除，將原來西門臉的熱鬧場所遷到太清宮至小西邊門路北，并辟為奉天第一商場。
1927 年，市政公所作出拓寬城內四平街，拆除鐘、鼓二樓之決定。路兩旁店鋪一律后退，大街兩側辟出人行道。這些措施使古老的四平街面貌發生變化，同義和的三層樓房、利民商場二層樓、吉順絲房的五層大樓、萃華金店總號三層樓、吉順隆絲房五層樓等商廈接踵而起，古商業街向近代商業經濟邁出重要一步。改建后的四平街，連同正陽街、朝陽街、西順城、小西路、第一商場等組成沈陽最大的城市商業區。
從當時的沈陽城的商業分布圖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沈陽城主要的商業集中在城墻根一帶和城中一帶，并沒有形成一定的規則性格局。
而在商業繁榮的同時，我們看到，本土民族商業尚處于剛剛起步時期，所經營的產品多屬于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經營方式多是小店鋪、攤檔為主，服務行業多以飯館、茶樓、浴室為主，而南市場、北市場的妓館、煙館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可見正統的商業還不很發達，與擁有近代技術和管理的歐美商家相比，尚有相當大的差距。
此時在沈陽城中，外資商業的發展也進入全盛時期。
德國人創辦的禮和、雅利、福華、天利、原太、華惠、木床、西門子、世昌、東大、魏德、雷虎、羅古洛、馬古斯、三德生等德國洋行、公司從事建材、機械、染料、藥品等商品經營；老晉隆、怡和、亞細亞、仁紀等二十余家英國公司經營機械、石油和染料行業；慎昌、美孚等美國洋行、秋林等十余家俄國商行、捷克的斯克達、奧地利的百祿、丹麥的文德、挪威的福康，還有法國的洋行都在沈陽商界占有相當的營業份額。
同時日本不甘落后，滿鐵附屬地成為日商對沈陽城進行商業擴張的大本營，在附屬地幾條主要馬路上，日本的商號已相當密集，日商單體規模并不很大，但群體能量不小，在服務滿鐵社員的名義下，日本商家把更多的精力對準沈陽城的中國市民，對準更大的東北市場。滿鐵附屬地內有屈指可數的幾家華資商業，多是因軍閥政府有關聯才得以發展。
縱觀沈陽城的商業發展歷史，基本沿襲了先人所規劃的商業區域格局，除了年代久遠的東南西北城墻根的特色商業市街已經漸漸離開人們的視野。但主要的商業中心，例如當年的四平街，也就是現如今的中街商業圈，和太原街商業圈都得以保留，依然是沈陽最大的兩大商圈。
到近代，中國大多數城市，特別是古城、都城，在城市轉型過程當中都出現了兩個或兩上以上多城市中心的格局，呈拼貼狀城市形態，而象沈陽這樣同時出現有四、五個新城市中心，眾多板塊拼貼，而且各自成獨立系統的現象，在其它城市很少出現。現今沈陽同時擁有8個比較大的商圈，其中沈河區的中街商圈和和平區的太原街商圈最大，其次有沈河的五愛市場，和平的三好街，沈河的南塔，皇姑的北行，鐵西的鐵西廣場，和平的西塔商圈等。
從近百年的歷史軌跡可以看出，沈陽城的商業文化歷經時代的變遷之后，依然展現出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獨特街區，現在的沈陽同時擁有中街商圈，太原街商圈，五愛商圈，北行商圈等獨特的多商業中心格局，使沈陽的商業在歷史以來幾百年的時間里發展的越來越快，促使其形成沈陽的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但同時，由于沈陽多商業中心的格局，雖然商圈服務范圍的相互交叉，使購買力下降。隨著人們越來越高的購物需求，使得傳統的理應保留下來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商業風貌卻淡出人們的視野，所以，在歷史街區的保護性改造需要格外注意對傳統商業形式的保留與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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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伯超 沈陽中街與中街建筑 沈陽建筑工程學院學報 1992.4
[3] 李曉宇 劉忠剛 張慧玲 林莉 沈陽太原街地區近代城市建設史研究(1898-1948年) 城市規劃和科學發展 2009.
【關鍵詞】:城市廣場；變遷
【 abstract 】 : the city square is a c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open space, showing a city the cultural contexts and artistic roots;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 city spirit is the embodiment of, is also the most energetic, the most vivid card of a city, and it is a microcosm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 the city square; change
中圖分類號：E22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一個城市的變遷可以通過很多方面得以體現，城市廣場無疑是最直接的一種。作為一個城市最重要的開放空間，城市廣場是一個城市的形象與精神最集中的體現，是最富有城市文化脈絡與藝術底蘊的城市標識空間；也是最富有活力、最生動的城市名片[1]。
筑城廣場，一個有著44年歷史，貴陽市甚至整個貴州省最大的綜合性廣場，從1968年建成伊始就承載著城市的地標性建筑與城市的名片的功能。通過其三次變遷，見證了城市廣場建設發展的歷程。
2筑城廣場的發展歷程
2.1政治性的集會場所――春雷廣場
筑城廣場位于貴陽市中心城區，廣場跨大街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南廣場原名“春雷廣場”，建于1968年，面積16000平方米。和當時的很多建筑一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寬大的主席臺、刻有的詩詞及手書字跡的墻體、巨型的雕像、高聳的旗桿（如圖1），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集會場所，見證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時刻。1979年改名為“人民廣場”，并新建了3800平方米的北廣場，廣場栽種了許多樹木花卉、鋪設了草坪和座位，從政治性的集會場所逐漸演變為群眾休閑娛樂、開展文化活動的公共廣場[2]。
2.2 擴建后的廣場―― 缺乏城市個性和特色的綜合性廣場
90年代，一股廣場建設熱潮席卷全國，1999年，北廣場開始大規模擴建，從3800平方米面積拓展到46552平方米。廣場中布設了一座直徑為20米的花壇鐘、兩座14.5米高的藍色透明金字塔（讓人聯想到盧浮宮的玻璃金字塔），軸線對稱的噴水池、大型的草坪（如圖2）。廣場的體量增大了，但是設計上卻飽受詬病：一方面，廣場建設缺乏文化理念設計素材和根據，只是照搬一些成功的廣場的形式，追求一些圖案化的表面，欠缺文化底蘊的同時也毫無地方特色可言[3] [4]。另一方面，服務設施過少，草坪、噴泉的尺度過大，缺乏高大的喬木遮陰，不僅使得廣場設計中人文關懷不足，也使整個空間缺乏立體層次感[3] [4]。
2.3 筑城廣場――代表貴陽形象的誠意之作
近年來貴陽城市迅猛發展，中心城區人口規模達到200多萬，城市化率達69%。提出了創建“生態文明城市”等活動[5]，針對城市的宣傳活動也日益增多，但是與之相對應的是城市對外的認知度嚴重不足，貴陽急需一個富有貴陽特色，能夠充分展示貴陽文化脈絡與城市精神的極具辨識度的城市標志性空間和城市形象窗口，城市廣場的改建應運而生。
此次的改擴建，充分體現了當前的廣場建設的發展趨勢：（1）尺度更趨于理性化、合理化，將原來緊鄰廣場的原貴陽一中的地塊納入，使得整個廣場成為一塊獨立的地塊，標識性更加的突出。（2）主題設計更多地呈現出地域性與文化性，體現在城市特色的深度挖掘：貴陽市簡稱 “筑”，竹是這座城市的圖騰，廣場的主體雕塑“筑韻”以貴州少數民族傳統竹制樂器“蘆笙”為創作元素，極具民族風情與文化特色。（3）功能更加的齊全，廣場融合了文化、政治、紀念、商業、休閑五大功能。（4）更為重視人性化的設計，比如廣場上的直飲水設施、展示一中歷史記憶的浮雕墻、石刻等。（5）更加注重公眾的參與性。廣場建設的整個過程――廣場命名、功能設置、標志物設置、植物配置等都在各類媒體廣泛宣傳，對各種方案進行公示，充分征求市民的意見與建議。
3結語
筑城廣場40多年的歷史變遷，見證了城市廣場的發展歷程。雖然并非每一個城市都有輝煌的歷史與聲名卓著的文化遺產，但是每個城市一定都有自己的歷史與成長環境、有各自獨特的城市風貌、空間肌理和人文景觀。城市的個性和魅力、廣場的靈氣內涵正是凝結于此。廣場的建設不僅與設計者的審美、技術水平有關，與城市的社會歷史文脈和城市規劃建設的融合度有關，更與城市決策者的遠見息息相關。
圖一：70年代的春雷廣場
圖二：90年代的人民廣場
圖三：筑城廣場夜景
【參考文獻】
[1]石楠等．城市廣場Ⅱ[M] ．北京: 中國建筑出版社。2000
[2]木子．從“春雷”廣場到人民廣場――一段貴陽歷史的印象記[J]．貴陽文史，2008（6）
[3] 于克強．談城市廣場建設[J]．建筑經濟，2006（12）
[4] 楊 坤．城市廣場的精神價值研究[J]．商業時代 ，2011（3）
[5] 申振東, 龍海波．生態文明城市建設的政府回應：職能定位、衍生與調整[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 2010 （6）
【關鍵詞】 城市化指標 洪澇災害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0 引言
城市化過程中改變了城市的地貌，改變了城市排水環境，使城市在遇到強降雨時發生洪澇災害的幾率增加。同時，由于人口和資源向城市集中，城市在發生洪澇災害時的損失大大增加。為了更好的衡量不同城市在遭遇強降雨時發生洪澇災害的幾率和受災情況的嚴重性，分析城市化指標，建立評價系統。
1 城市化程度的一般評價辦法
城市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所引起的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發生變遷的自然歷史過程[1]。要客觀地反映城市化的進程，就必須綜合反映城市化引起的上述變遷過程。為分析城市用水量與城市化程度的關系，卓敏[2]提議城市化程度為：
X =x1·x2·x3·x4(1)
式中：X——城市化程度；
x1——城市非農業人口/萬人，反映了城市的規模大小；
x2——人口城市化水平，即非農業人口/總人口，反映了人類居住方式的變遷過程；
x3——第三產業生產總值/萬元，代表城市服務設施水平[2]，反映了人類生活方式的變遷過程；
x4——第三產業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代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反映了人類生產方式的變遷過程。
此類城市化進程的評價方式只考慮了人口和經濟發展水平，不適用于研究城市遭遇洪澇災害的風險。通過研究城市化各指標對城市洪澇災害的影響，建立合理的評價體系，為城市遭洪澇災害風險的研究做參考。
2 城市化各指標對城市洪澇災害的影響
城市化對城市洪澇災害的影響與以下因素有關。
2.1 常住人口P和人口密度xP
對于人口，城市常住人口比非農業人口更能反映城市受洪澇災害的影響。同時人口密度大的城市在受災的時候更不容易疏散，城市受災人口、經濟損失都往往更大。
2.2 城市面積F和城市綠化覆蓋率xF
城市面積越大，城市在遭遇強降雨時排水系統的流域面積更大，更容易受災。城市綠化覆蓋率越大，則徑流系數越小，流入城市排水系統的雨水量更小，受災可能性更小。
2.3 城市市政建設水平S
城市市政建設中，城市排水管長度L一定程度可以反應城市排水系統的優劣，在衡量城市受洪澇災害的風險評價中，可以采用單位面積城市排水管長度來衡量城市市政設施水平的高低。即。
2.4 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J
隨著城市的經濟發展，城市受洪澇災害的影響更大。選用城市的第三產業總值來衡量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
3城市化程度指標的衡量
通過對以上城市化指標的分析，通過對各參數進行無量綱化的處理，將城市化指標用以下參數方程式表示。
（1）
其中——城市化程度指標
——權重系數。
——城市市區總人口/100萬人
——城市市區人口密度/（1000人/平方公里）
——市區城市土地面積/1000平方公里
——市區綠化覆蓋率（%）。
——{第三產業總值/1000億元}0.5
——單位面積城市排水管長度（km/平方公里）
4城市化程度方程的應用
以浙江杭州市為例，根據杭州市統計年鑒[3]數據，2010年末市區常住人口434.82萬人，則=4.35。市區人口密度為1417人/平方公里，則=1.42。市區土地面積為3068平方公里，則=3.07，綠化覆蓋率為39.95%。第三產業總值為2896.69億元，則=1.70。排水管道長度為3904km，則S=3904/3068=1.27。令，則計算出杭州市的城市化水平為
以北京地區為例，根據北京市統計年鑒[4]數據，2010年末常住人口1961.9萬人，則=19.62。市區人口密度為1195人/平方公里，則=1.20。市區土地面積為16410.54平方公里，則=16.4，綠化覆蓋率為45%。第三產業總值為10600.8億元，則=3.26。排水管道長度為10172km，則S=10172/16410.54=0.62。令，則計算出北京市的城市化水平為
通過對北京市和杭州市的城市化受洪澇災害影響的因素進行分析可知，北京市的城市化程度比杭州的城市化程度高，在遭遇洪澇災害時可能后果更為嚴重。
5 小結
對于不同的城市同樣可以采用這種方法衡量城市化進程，此方法可以為研究城市受洪澇災害的風險評價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對于城市受洪澇災害的影響還與城市的設計暴雨強度和所遭受的暴雨重現期密切相關，也與城市防洪標準及城市排水系統的設計重現期等因素有關。應結合這些相關因素進行考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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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敏,俞亭超,嚴建明. 城市用水量與城市化進程的關系探討 [J].中國農村水利水電. 2004,8:31-33
杭州市統計局. 2011杭州統計年鑒[M]，2011.
北京市統計局. 2011杭州統計年鑒[M]，2011.
關鍵詞：城市化 動力 對策
1.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各階段動力
我國的城市化路徑表現出了和西方國家以及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征，也因此，對我國之前的城市化的動力機制的考察不應太多參照其它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歷程，即以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范式，我國城市化各階段的動力應如表1-1所示：
表1-1城市化動力機制演變過程的一般劃分
城市化階段 城市化主要特征 動力機制演變趨勢
初期階段 發展速度比較緩慢；城市規模小、數量少；城市的擴張表現為“量”上的擴張，即外延擴大。 工業化與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動力；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增加；經濟與技術等資源匱乏，制約城市化發展。
中期階段 城市化高速發展；城市在外延擴大的同時也開始了內涵的進展。 工業化、制度仍是重要動力；產業結構的轉移推動力開始顯露；經濟與技術等資源約束機制得到緩解。
后期階段 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城市化主要表現為內涵的擴大，即質量上的提高。 產業結構的轉移已經成為主要的后續動力；制度的變遷能有效地促進城市化往更高層次的發展。
2.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三大動力
城市化動力機制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系統，不同時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其城市化動力結構是不同的。城市化進城的動力有很多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力是多種多樣的，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主導力量，城市化作為動態的過程，主要表現為政府政策影響、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轉換三種基本動力，屬于城市化動力的核心表現。
2.1 制度變遷
制度和政策因素對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區域城市化的影響巨大。我國實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鄉之間的遷移具有明顯的政治運動特征，而不是由于經濟原因的驅動而引起的流動。國家對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實行了非常嚴格的控制，加上在農村不讓農民發展工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制度安排，使農村無法內生發展小城鎮，致使這一階段城市化發展進程非常緩慢，甚至出現一定時段上的停滯和倒退。
2.2 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間體系下的一種經濟轉換過程，人口和經濟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經濟和規模經濟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必然帶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無疑又加速經濟增長。
科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經濟發展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科技進步會加速經濟增長，深刻地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結構的轉換，影響城市化進程，可以說技術進步是城市化發展的源動力。先進的農業技術推動人口向城市轉移。
2.3 產業結構的轉換
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最基本的動力是產業的空間集聚，也就是工業化過程。
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演進會改變城市的形態和規模，進而影響城市化的發展進程。城市化發展的本身，就是變落后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經濟為先進的城市社會和商品經濟的歷史過程，所以農業發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動力，而在產業革命之后，工業化則成為城市化的根本動力。
中國“一五”時期和改革開放以后的快速城鎮化過程，也證明了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巨大推動力量。隨著工業化步入現代化階段，第三產業開始崛起，并一躍成為城市產業的主角，成為大城市的后續動力。
2.4 三者與城市化的關系
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產業結構轉換和制度變遷共同推動城市化進程，但其各自推動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現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經濟增長與技術進步體現在城市效率與城市競爭力上，產業結構對城市化的推動主要是從整體上、總量上體現的；制度變遷對城市化的影響往往還要體現在結構上、形態上，比如對城市的規模結構的影響。
3.對策
3.1 調整城市發展戰略，完善城鎮體系
我國在城市發展的指導思想上，一直貫徹“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但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這一方針已不適應城市化發展的要求，因此，應順應潮流，適應形勢，及時調整方針。目前應確立“發揮大城市的優勢，強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積極發展小城鎮”的指導思想，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鎮體系。城鎮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著城市化由低級向高級轉化。
3.2 積極發展小城鎮，推進城鄉一體化
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及時改變指導鄉鎮企業發展的基本方針，有重點的選擇和扶持一批縣城和主要建制鎮，促使其成為農村地區現代經濟新的生長點，推動鄉村工業化和鄉村城鎮化，這是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重要途徑之一。小城鎮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和橋梁，是大中城市發展的基地，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實選擇，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小城鎮的優勢。目前在小城鎮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規模偏小，布局不合理，環境污染嚴重，土地浪費嚴重，戶籍制度管理滯后等問題，國家應給予高度重視，并積極加以引導，重點要搞好小城鎮規劃，配套建設各項基礎設施，并逐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實現城鄉經濟的最終順利接軌。城鄉一體化是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選擇，而小城鎮的大力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改革開放 武漢 空間結構
許學強先曾說過：“城市地理學研究歷來有兩大走向，一是把城市作為一個點，研究區域城市體系；一是把城市作為一個面，研究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兩者都能為城市和區域的規劃發展服務。” [1]因此，基于空間結構分析武漢市的城市發展是有必要的。本文將人口變化、產業發展及交通組織三項要素作為分析城市內部空間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旨在將理論與實際結合，以便了解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
1、改革開放后武漢市人口變化
城市人口分布以及密度變化可分為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及老年階段三個階段[2]。1978年～2010年，武漢市總人口數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其中1978-1982年、1985-1991年、1997-2008年出現三次明顯增加（如圖一所示）。可以初步判斷城市在改革開放后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結構處于成長階段。
2、改革開放后的武漢市工業結構與布局變化
1949年后，我國大力提倡發展工業，工業成為我國推動城市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胡華穎在書中提到：“工業結構的演進左右了空間結構的變化基調，而空間結構又可影響工業整體結構的效益與功能，進而影響城市的發展” [3]。城市原有的空間形態被廠房所替代，這一時期的城市用地快速向周邊蔓延，導致部分地域出現工業與居住用地混雜的景象。
由于坐落在長江邊的江漢平原，地理位置九省通衢，歷史上的武漢市以商業為主，第三產業相對發達。
建國時，隨著第二產業的崛起，第三產業比重相對下降，“一五”、“二五”時期，國家重點投資現代化工廠，武漢開發了大片的工業基地，如武鋼、武重、武鍋、武船等[4]，形成了相對分散的空間分布格局，而這些大型企業周圍配套建設有相應規模的居住區，使其成為城市空間擴展的重要生長點，城市跳出以舊城向外蔓延的趨勢，傾向飛地式發展（如圖二所示。注：圖中交通環線為后期形成，此處作為參考）。
9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迅猛發展，武漢市對已形成規模的十二個工業區進行配套調整建設，并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相繼形成沌口開發區和東湖開發區，成為遠離主城的飛地和綜合組團。武漢市逐漸形成了以主城為核心，7個重點鎮和4個城關鎮為衛星城的空間布局[5]，基于空間的工業發展態勢如圖三所示。
3、改革開放后的武漢市交通發展和用地演化
其一，城市形成發展與城市交通的形成發展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城市交通自始至終貫徹于城市的形成于發展過程之中。人們社會經濟和日常生活活動的城市空間依靠城市交通的發展而不斷擴展。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規模的擴大，城市內部交通也隨之形成與發展。兩方面存在一種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反饋關系[6]。
其二，從歷史上看，交通工具及運輸方式的變革是新技術革命的起源和落腳點，當新的交通工具出現，城市的發展會突破原有的約束門檻，在更大的尺度范圍內組成新的結構，然后采取填充的方式繼續拓展[7]。軌道交通的實現，加速老城區更新改造的同時，也帶動了郊區的配套設施建設[8]。
長江大橋、京漢鐵路等興建之前，武漢多為水運、小汽車或步行交通形式，城市多沿水道和馬路發展。改革開放后，城市空間形態上除沿新修建道路軸線推進發展外，開始轉向在原有用地周邊蔓延和在已形成的發展軸之間進行填充發展。隨著小汽車使用率提高，高速公路和機場建設帶動放射式的城市快速路網形成。
其三，城市空間形態在客觀上影響城市道路交通的選擇，不同的城市空間有不同的交通需求特征，必然要求相應的道路交通與之適應，對于集中型城市來說，公共交通則處于主導地位[9]。
主城與周邊郊區、衛星鎮的經濟活動、社會聯系日益增多，城市軸向發展需求愈加明顯。隨著江漢三橋、五橋、白沙洲大橋（長江三橋）建成，京珠、滬蓉國道在武漢西南相交并由軍山長江大橋相連形成圍繞江城的一個“半環”。武漢中心城區是由三條聯系三鎮的環線來組織交通的（詳見圖二），環線的發展建設體現著武漢市城市建設的過程。
小 結
在現實中需要用綜合的眼光看待城市的發展和空間變遷，考慮到城市發展的政策拉力和經濟推力，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斷。武漢市的城市形態在歷史原因、人口變遷、交通發展等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經歷了分散、集中、再分散的過程，各個時期都體現了時代和政策的明顯特征。而在未來更多樣化的影響，例如高鐵及地鐵建成，帶動武漢市域的整體發展以武漢火車站為新主題，開發服務中部、面向全國的綜合交通樞紐；大學城的建設推動黃家湖片區的改造，及城市文化中心的構建，武漢的空間格局將會發生更大的變化。
展 望
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所處的政策環境和發展需要，因此城市的空間發展仍然可以通過定性結合定量手段進行預測，并結合工業、經濟、交通、社會等具體要求進行調整，以達到合理利用空間、優化城市結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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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才反哺；重中之重；城市；農村
作者簡介：許冰凌，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人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湖南 長沙 410003）
由于自然和歷史的原因，農村人才開發基礎差，底子薄，人才資源的內生性增長能力嚴重不足。這種情況下，加強城市對農村的人才反哺，促進農村人才資源的外生性增長，無疑是理性和現實的選擇，應當將人才反哺作為城市反哺農村的重中之重來加以推進。一般來說，“反哺”是指動物長大后反過來“贍養”父母的行為。隨著社會發展，“反哺”的詞義不斷得到延伸與深化。所謂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也就是從人才開發的角度出發，借用生物學反哺的概念，描繪城市利用各種人才開發資源和途徑，對農村人才發展給予支持和幫助，推動農村人才發展產生積極、廣泛而深刻變化的過程。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大體有三種形式：一是城市幫助農村培養人才。二是城市支持農村人才創新創業。三是引導城市相關人才為農村發展服務。
一、推進城市反哺農村人才的現實緊迫性
1. 農村人才發展迫切需要城市反哺
人力資本大師舒爾茨指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在傳統農業中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特別是要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以此帶動農業經濟的增長 [1 ] （142-143）。由此可見，對新農村建設來說，農村人才資源比物質資源更加重要。世界銀行的資料表明，在低收入國家，上過四年學的農民的生產產量比未上過學的高出13%；即使在沒有諸如高產種子、化肥投入的前提下，前者也比后者高出8% [2 ]。這些研究揭示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生產率之間的確存在著顯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從表象來看，農村發展滯后，是科技貧困、信息貧困、金融貧困、公共服務貧困等經濟社會發展的滯后，但從深層次看，則是農村人才貧困、農民素質貧困。
農村人才素質的提高必須依靠城市的反哺之力。在全面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的今天，我國農村現代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農村社會結構日益“空心化”，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起步艱難。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在整體上已處于劣勢地位，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劣勢愈發明顯。在農業比較效益持續下降的情況下，依靠農業自身的產出，在較短的時間里富裕起來，顯然難度極大。200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同志明確指出：“我國現在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按照中央的這一重大部署，我國在城市反哺農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相對于農村對城市的支持和貢獻而言，還僅僅只是反哺的開端，其中對人的因素關注也還明顯不夠。農業的現代化之路，特別是農村人口素質提升的現代化之路，必須依靠城市的外在拉力。在城市反哺農村諸多方面中，突出對農村人才的反哺，提高農民素質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和根本。
2. 長期得到農村支持并獲高速發展的城市應當反哺
農村對城市人才資本的持續哺育，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城鄉人才資本存量上的巨大差距。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教育年限”作為推算人才資本存量的方法 [3 ]。據2009年中國社科院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統計，現階段，我國城鄉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具有較大差異。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表明，16歲及以上農村勞動力中，51%的人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過初中教育，僅有不到8%的人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而在城市勞動力中，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的人只占25%，受過初中教育的人占39%，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占35%。隨著全社會學歷的逐步提高，城鄉居民的學歷差距也呈明顯擴大的趨勢。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6倍和323倍 [4 ] （5 ）。由此可見，多年來人才資本投資偏向城市、農村人才資本單向流入城市，產生了兩個重要后果：其一，城市的發展包含了農村人才資本對城市的哺育；其二，農村為城市發展付出了代價。
在城鄉二元格局突破難度依然很大、教育資源配置依然不盡合理的格局下，農村人才資本積累存在著許多先天不足，要希望農村通過自身的努力增加人才資本存量與增量不僅不現實，更重要的是從歷史上農村對城市的支持來看也極不公平。可以說，反哺農村，不僅是當前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長遠的政治、社會問題 [5 ]。因此，在城鄉統籌發展中，國家和城市應更多更具體地對廣大農村地區人才資本積累負責，體現國家對農村的“關懷”，顯現城市對農村的“反哺”與“報答”，符合發展倫理上的道義性。
3. 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是發達國家促進農村發展的重要經驗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是縮小城鄉差距的第一推動力，在各種要素反哺中，人才反哺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國外的實踐來看，發達國家在起步階段，也基本上都奉行人才資源反哺戰略。1970年，韓國開展“新村運動”，對全國3.5萬個村，每個村都派3～5名“新村指導者”，手把手教農民致富，一直到整個村子富裕起來 [6 ]。即使是已經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在工業化中后期也普遍重視對農村人才資本積累的國家關懷，并從立法的高度保證農村人才開發。至今，瑞士等國的農場經營人員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且在從業前必須進行技術培訓和實習；日本還開設“營農大學”，招收高中畢業且有農業實踐經驗的農民入校學習培訓；在法國，要求只有經過農業技術培訓的人才能取得農業經營者資格并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與優惠貸款 [7 ]，等等。
現代化發展的規律和國際經驗，為我國實施“以工哺農、以城哺鄉”戰略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參考。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不僅需要、可行，而且以人才反哺能帶動資金、科技、信息、管理等關鍵要素向農村流動，可望發揮人才資源在各種要素組合中的“放大”、“倍乘”效應，開辟“以工哺農、以城哺鄉”的新途徑。
二、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反哺動力不足
工業化階段的農業具有自然和社會雙重屬性。這種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相統一的定位，決定了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律的運行方式，生產要素必然會發生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凈流動 [8 ]。因此，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不會是自發行為。也就是說，推動城市對農村的人才反哺，更多是依靠行政力量的介入。通過制定政策措施等多種行政手段，遏制市場機制的負面作用，引導城市人才資本向農村有序流動。在城市反哺農村人才中，政策的引導和制度的規范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就整個社會來說，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仍然是處于被動狀態。
2. 反哺力度單薄
近年來，國家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幫助農村人才開發的政策措施，如組織實施“三支一扶”、“大學生村官”計劃，鼓勵大學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工作，擔任村“兩委”職務等。這些政策的實施，的確為農村發展輸送了新鮮血液，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與整個農村發展的需求相比，這些政策的惠及面還是太小，政策措施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系統，在具體實施上也存在連續性不強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些政策的推行，基本上還是屬于國家對農村人才的政策性開發，還只能起到示范性、引導性的作用，不能滿足農村建設對人才的渴求，開發的力量還相當薄弱。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全社會的力量，特別是已經處于經濟較發達的城市的力量、大中型企業的力量、社會組織與團體的力量，只有充分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城市反哺農村人才事業才能形成強大合力，取得突出成效。
3. 反哺發展失衡
我國幅員遼闊，東部與西部地區、內陸與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存在較大差距。這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東部與西部、內陸與沿海地區的農村經濟社會狀況及農村人才資源開發上體現得更加明顯。東部及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水平高，經濟實力強，地方財政有能力加大對農村人才培養投入，優質的教育資源能為農村人才的學歷教育和技能培訓提供更好的條件。因此，東部地區的部分農村，已經具備與西部地區某些城市相當的經濟實力與人才實力。而西部等欠發達地區不僅仍然有很大部分農村地區處于貧困，而且城市的經濟科技教育實力也相當薄弱，自然其對農村和農村人才的反哺就會相對不足。
三、加快我國城市反哺農村人才進程的戰略選擇
1. 政策推動
按照制度變遷理論，制度變遷區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兩種類型。誘致性變遷的主體是個人或群體，強制性變遷的主體則是政府部門。但不管是哪一種變遷，任何一項新的政策或制度安排只有在創新的預期凈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才會發生。這是探索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的政策或制度安排的重要原則。從哺育—反哺的角度，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支出的成本包括城市人才輸出組織或個人的人力成本與制度創新的管理成本，而相對于農村人才資本的跨越積累，資金、科技、信息、管理等資源向農村的伴隨流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的極大提升等收益來說，政策與制度創新存在著巨大的盈利空間。政府必須就共同開辟這種盈利空間加大政策推動的力度，著力構建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的政策和制度框架，從政策層面推動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成為一種義務，成為一種必須履行的責任。
2. 教育培養
城市對農村人才反哺，說到底是一個造就有現代農業思想意識和工作技能的新農民問題。在教育經費分配方面，必須保證向農村傾斜，鼓勵城市一對一援助有條件的農村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提高農村基礎教育水平。城市必須開放優質教育資源，在高等院校、職業技術院校的專業設置、學科建設方面，將農村專業技術人才、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作為整個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加以高度重視，培養具有較高學歷、掌握一定知識與技能的新型農民。同時，鼓勵廣大農民就近參加多種形式的技能培訓，引導城市具有培訓、指導能力的人才深入農村幫助農民發展新型農業、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幫助農民增產增收，切實提高農民收入。
3. 創業扶持
當前，留守農村和農業的絕大部分是低人力資本的勞動者，對他們的培養培訓固然重要，但客觀地說效果可能是有限的，更有價值的是引導和鼓勵新一代大學生和城市相關居民到農村創新創業，引導和鼓勵外出打工積累了一定知識與技能的農民工回鄉創新創業，把大學生城市部分居民、回鄉創業農民工培養成新時代的新農民，加速農村的人才資本積累。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各級政府為這些新農民的進入提供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加大財政對農村人才創業的支持力度；加強金融信貸對農民的服務，建立一個整體農村金融供給保障機制，吸引多元資本關注農村和農業，增加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規定征用、出讓農地凈收益基本回投農業，對農村人才創新創業給予最大支持。
4. 輿論引導
一直以來，城鄉發展二元化結構的長期存在，使“城市”與“農村”，“市民”與“農民”成為了兩極。其實農村與城市的發展唇齒相依。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遲緩，不僅使廣大農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較慢，而且使城市發展特別是城市經濟發展也面臨后勁不足的問題，最終必然會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必須在全社會樹立城市必須反哺農村的觀念，提高農村人才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加大對城市反哺農村人才優秀典型、先進人物的表彰與獎勵。對在這一方面已經做出成績、具有成功經驗的地方政府、優秀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加以宣傳與推廣，在全社會形成一種關心農村經濟發展、愿意為農村建設服務的輿論導向。政府要引導全社會轉變觀念，真正讓“農民”這一稱謂回歸為一個職業，而不再是一種身份，讓農村成為充滿活力與機會，并且能夠成就事業的大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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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型；城市空間結構；演化
中圖分類號：F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09)05-0055-02
1 經濟全球化
轉型期的中國，直接面臨經濟的全球化和城市的國際化這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趨勢，這一切意味著資源與資本的快速流動和重新組合。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原先所形成的城市一區域關系正在被迅速地改變著，城市的功能已不一定是建立在為其所在區域服務的基礎上，區域的發展也不一定以區域內固有的中心城市為核心。城市的功能作用在分化。中心城市的實際輻射與吸引功能超出了區域范圍，而區域內城市的中心功能則更是趨于集中到某些特定的節點，等級分明的縱向作用關系正在被更大范圍內的網絡關系所取代。城市的發展也因而進入了全球城市網絡時代。全球化時代城市空間格局，將是擴散與聚集形態并存，其機制直接來自于跨國公司全球化經營的戰略部署，以金融、保險、咨詢、房地產業等商務機構為主的現代生產業持續增長，跨國公司與組織機構的數量也日漸擴大，特別是世界500強跨國公司中，有95％以上在中國投資，而且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開始把中國作為全球投資的重點領域，這既為城市的分散布局創造了條件，也為城市內某些要素的集聚莫定基礎。因此，現代商務功能在一些特大城市迅速發展，對辦公用地、用房的需求也隨之快速上漲，在外力強大的沖擊與自身發展內在需求下，開發一個適度規模的CBD成為我國特大城市參與全球城市競爭網絡體系、逐步實現國際化的關鍵和捷徑。例如，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中央商務區的建設完全是浦東新區開發決策所催生的產物，其開發建設使上海的空間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2 產業結構高度化
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已成為經濟增長的一般性條件。城市的市場化水平提高與創新能力加強，推動著城市產業高級化。也推動著城市空間形態不斷變化。產業結構轉移與重構通常是隨著城市經濟結構和城市功能的改變而衍生的，并通過城市空間結構中城市經濟用地功能的變化具體呈現出來。
一般的產業轉移過程呈現為制造業份額降低、服務業份額提高以及服務業的結構優化與升級，最終都會在城市空間位置上產生相應的變化。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我國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由1978年的28.1：48.2：23.7到2008年的3.6：54.1：42.3。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第三產業將是大部分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最直接的表現是以高新技術產業和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成為我國各發達城市產業發展的主導趨勢。這些新興產業憑借先進的交通、通訊手段，極大地改變了企業對生產區位的要求，近郊型的城市開發區是我國新產業空間的主要類型。通過研究我們知道信息技術對城市空間起著擴散和集聚的作用，不斷優化城市空間結構。
從擴散層面來看，信息技術縮小了空間距離，加大了企業，個人區位選擇的自由度，減少了對中心城區的依賴，為人口郊區化、工業郊區化和后臺辦公業郊區化提供了有利條件，避免了人口、產業過度集中在中心城區，造成交通堵塞、生活環境的惡化。
從集聚層面來看，信息技術提高了中心城區的遠程控制能力，加強了中心城區對前臺辦公業的吸引能力，促使這些高端的商務企業向中心城區集聚，提高了中心城區土地利用的效益。從總體看，城市空間結構將從圈層式生長結構向網絡化結構轉型，多功能區將成為網絡化城市的基本空間載體。
3 土地使用制度變遷
土地是城市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我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實行的是土地無償使用制度，這對城市空間結構演變的作用多體現為城市中心區土地利用結構極端不合理、效益低下，功能混雜無序；土地閑置與土地資產流失現象嚴重；土地利用缺乏效率、城市經濟低效運行。
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確立，使城市新增土地和轉讓土地走入批租制的軌道，建立了城市用地自我約束機制和城市土地市場，市中心區和郊區的土地優勢和潛能得到相當程度的體現，直接推動了城市空間結構的演化，如城市中心高地租、高地價的推力使大量城區工業企業通過用地置換而更換至地區，城市中心舊城區改造運動由此大規模開展。同時也為城市土地利用的社會經濟效益注入了活力，極大地推動了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的合理化以及空間結構的優化及地域擴展。但是。我國目前城市土地利用管理的基礎薄弱。土地無償使用制度仍未改革徹底，市場調控的范圍和力度均較為有限。因此，諸多因素的時空累積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中國城市土地利用結構與空間結構有機協同的演變過程。
4 住宅商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