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5 17:40:0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金融危機;虛擬經濟;實體經濟
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經歷了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已引發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經濟社會危機,我們不得不深入思考,爆發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基本觀點來對此次金融危機作出科學的分析和闡釋?
在當代,要證明的科學性,根本上要從理論上科學闡釋兩大現實問題: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驗證了馬克思所揭示的規律;二是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實和趨勢是否符合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的發展,將產生兩方面的矛盾:一是資本的本性決定了生產規模的無限擴大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不足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現象成為社會經濟運行的一種常態,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二是資本主義由市場自發調節的運行方式與社會經濟按比例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會引起社會生產宏觀上的比例失調,這一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造成因經濟不能正常運行而爆發經濟危機。
內容摘要:本文研究由美國次債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傳染性,首先應用分位點回歸模型變點檢測方法檢測出中國股票市場被傳染的具體時刻,并以此時刻將危機劃分為危機前、后期。最后采用格蘭杰因果關系及脈沖效應函數證明傳染的存在性以及傳染的強度和持續時間。
關鍵詞:金融危機傳染 分位點回歸模型 格蘭杰檢驗 脈沖效應函數
國內外研究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各國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經濟風險的傳染效應也尤其顯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每一次危機的爆發都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劇烈的影響,并且危機波及的范圍也在擴大。因此,金融危機傳染已成為國內外學者新的研究課題。
國外眾多學者運用金融危機傳染理論去分析研究金融危機傳染的存在性及傳染的渠道,已取得豐富的研究成果。Calvo和Reinhart也運用該方法檢驗了墨西哥比索危機之后的股票市場傳染;Longin和Solnik應用多元極值理論的方法對金融危機風險傳染進行了分析;Francesco Caramazza,Luca Ricci和Ranil Salgado對上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風險傳染問題進行了研究,檢驗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關系在風險傳染中起的作用,通過應用截面probit回歸模型對41個新興市場進行了分析,發現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關系在墨西哥危機、亞洲危機以及俄羅斯危機中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Dobromi Serwa和Martin Bohl對歐洲股票市場1997-2002年之間的七次大的金融沖擊進行了危機傳染的研究,文中用異方差調整的相關系數來區分傳染、相依關系以及金融市場的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通過分析,得出中東歐發展中股票市場相對西歐發達的股票市場更容易發生金融傳染;Rim和 Setaputra 通過建立一類GARCH類模型,對亞洲金融危機前后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各國的股市數據進行了擬合分析,研究結論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股票市場及發生后的聯動相關性都極強,該地區主要通過金融市場進行風險傳染。
在國內專注于金融危機傳染領域研究的學者也很多,李小牧(2001)分析了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理論,認為金融危機風險傳染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金融危機風險傳染的定義應該泛指金融危機在國家之間的傳播與擴散,既包括金融危機國內傳染的溢出,也包括單純由外部原因而導致的跨國傳染,既有存在于貿易金融聯系的國家間接觸性傳導,也有存在于貿易金融關系并不緊密的國家之間的非接觸性傳導。狹義的金融危機風險傳染即接觸性傳導,是指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經濟要素的變化引起其他要素變化,最終引起經濟金融的某些側面或整體變化,以致引發、擴大、緩解金融危機的跨國作用過程,也稱為溢出效應。馮蕓和吳沖鋒(2002)基于引導和互動性的理論對危機的傳染進行檢驗。金紅飛構造了一個有一種無風險資產和多種風險資產組成的投資組合模型,來解釋貨幣危機的傳染現象。朱波、范方志(2005)在對金融危機理論與模型進行系統梳理的基礎上,認為銀行同業市場中流動性危機的傳染是危機傳染的重要途徑。孫晶晶(2007)運用平穩性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協整檢驗及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傳染性進行了檢驗。韋艷華(2008)通過對金融市場信息傳導機制的研究發現,市場收益率和波動的變化及它們對市場間相關性的影響是檢驗金融危機傳染的基礎。陳奕播(2009)構建了基于Copula方法的金融危機風險傳染度量模型,并將其應用于美國次債危機來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該模型可以較為準確的對金融危機風險傳染程度進行度量。李成、王建軍(2009)通過對5國摩根史丹利MSCI 指數的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和脈沖響應函數檢驗分析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結論得出美國金融危機與各國家間存在單向的影響關系,并且受傳染的國家也會對美國產生逆感染。
理論模型
(一)分位數回歸模型
分位數回歸(Quantile Regression)最早由Koenker和Bassett于1978年提出,它提出了回歸變量X和因變量Y的分位數之間的線性關系的估計方法。假設隨機變量Y的概率分布為:F(y)=Prob(Y≤y),y的τ分位數定義為滿足F(y)≥τ的最小y值,即q(τ)=inf{y:F(y)≥τ},0
式中argminξ(•)函數表示去函數最小值時ξ的取值,ρτ(u)=u(τ-I(u
即F(ξ)=τ,也就是說F(y)的第τ個分位數是上述優化問題的解。
假設解釋變量X為K×1維隨機向量,{x1,x2……xn}為它的n個實現,因此分為點回歸模型可被假定為
i=1,2……n(1)
模型中ui,τ為誤差項,需滿足條件Qr(ui,τ|xi)=0,即在X=xi的τ分位點時ui,τ均為0,所以,Y的τ條件分位點模型為Qr(Y|X=x)=。
分位數回歸的變點檢測。以往爆發的金融危機都是由具體的事件所引發的,有精確的時間截點,例如1997年7月泰國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施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殃及整個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但是美國金融危機是由于次債危機所引起的,危機不是迅速爆發,而是由資本市場逐漸蔓延到實體市場,關于具體的時間沒有權威的說法。本文應用分位數回歸變點檢測模型,找到危機爆發的具體時刻。并以此時刻將危機分為危機前期和危機后期,對前后期進行傳染效應檢驗。
Hrishnaiah和Miao(1988)對分位數回歸變點檢測模型做出了總結,假設只有一個變點,那么分位數回歸模型(1)可被化為:
并定義:
該定義是對由變點時刻t0分成的前后兩個方程分別應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并將其擬合后的殘差求和即是Vt。本文所要求的危機爆發的時刻就是使Vt達到最小時的t0,結果中可能會出現多個時刻使Vt達到最小,則選取最早的時刻為變點時刻。
(二)Granger因果檢驗
判斷一個變量的變化是否是由另一個變量變化的原因是經濟學中常見的問題,Granger(1969)提出一個判斷因果關系的檢驗,解決了x是否引起y的問題,主要看現在的y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過去的x解釋。本文應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證明金融危機傳染效應的存在性。
在一個二維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中:
(1)
(2)
對于(1)式,其原假設為:α1=α2=α3=……=αq=0
對于(2)式,其原假設為:β1=β2=β3=……=βq=0
分為以下幾種情況討論:第一,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即存在x到y的單向因果關系。若(1)式中x的系數估計值整體顯著不為0,(2)式中y的系數估計值整體顯著為0,則稱x引起y變化的原因。第二,y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即存在y到x的單向因果關系。若(2)式中的y系數估計值整體顯著不為0,(1)式中x的系數估計值整體顯著為0,則稱y引起x變化的原因。
(三)脈沖響應函數
脈沖響應函數方法是分析當一個誤差項發生變化,或是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本文應用脈沖響應函數求出金融危機傳染的傳染強度,以及被傳染國受金融危機傳染的持續時間。
兩變量的VAR(2)模型:
t=1,2,……T
式中,ai,bi,ci,di是參數,擾動項。當ε1t發生變化時,不僅當前的Z值會立刻改變,而且還會通過當前Z值的變化影響到變量Z和X今后的取值。脈沖響應函數能夠捕捉到被傳染國受到沖擊的效果,反映出任意一個變量的擾動如何通過模型影響所有其他變量,最終又傳遞給自身的過程。因此,本文應用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檢驗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股票市場的傳染強度以及傳染所持續的時間。
實證分析
(一)數據描述
本文以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標普500指數與滬市綜合指數每日收盤價樣本指數,選取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25日為樣本期。并對股票數據做一階差分,計算出股票收益率。由于危機前、后期的劃分沒有一致的時刻,所以應用分位數回歸變點檢測方法找出危機的傳染時刻。
(二)分位數回歸模型變點檢測
本文研究的是美國標普500指數收益率與滬市綜合指數收益率之間的關系,假設標普500指數收益率為解釋變量xi,滬市指數收益率為yi,根據線性分位數回歸模型,且需滿足條件ui,τ=0,因此可得模型:。對已得到的兩種指數分位數模型做變點檢測,按照變點檢測方法求出擬合結果圖(見圖1)。經過對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并結合上圖可以得出變點位置發生在2007年9月12日。這個時刻美國次債危機正在惡化,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就暴露了次級抵押債券的風險,2007年8月開始,美聯儲作出反應向金融市場注資,但是這并沒有解決次債的根本問題,致使次債危機蔓延成美國金融危機。本文用所求出的變點時刻將數據劃分為危機前、后期,然后應用Granger因果檢驗來證明傳染的存在性。
(三)Granger因果檢驗
1.單位根檢驗。在做Granger因果檢驗之前必須確保研究所選取的金融數據是平穩的時間序列,避免出現“偽回歸”現象。 本文運用ADF對美國標普指數和滬市綜合指數的收益率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表1、表2中危機前、后期的ADF統計量均小于1%的臨界值,說明所選取的兩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假設,即原收益率序列均為平穩序列,可應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美國標普500指數收益率、滬市綜合指數收益率進行滯后一階和二階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3、表4。由表3的結論可以得出:危機前期,無論滯后一期或是二期美國標普指數不是引起滬市綜合指數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同樣,滬市綜合指數也不是引起標普指數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兩個國家不存在金融危機傳染。由表4的結論得出:危機后期,滯后一期和滯后二期美國標普指數都是引起滬市綜合指數變化的格蘭杰原因,但是,滬市綜合指數卻不是引起標普指數的格蘭杰原因,因此兩個國家存在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發生了金融危機傳染,并且傳染方向是由美國傳向中國。檢驗結果也完全符合美國在世界經濟的霸主地位,即使發生金融危機中國仍不能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
(四)脈沖響應函數
危機前期,美國標普指數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有較強反映,但持續時間不長,到第5期就趨于緩和;美國標普指數對滬市綜合指數的影響同樣很強烈,在第2期時波幅最大,持續時間也同樣很短,第五期后不在有波動。這段時間美國次債危機已經爆發,2007年8月6日美國住房抵押貸款投資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請破產保護,成為繼新世紀金融公司之后美國又一家申請破產的大型抵押貸款機構,2007年8月,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宣布旗下兩支基金倒閉,原因同樣是由于次債危機,美國標普股價也受到影響,造成了很大的波動。
危機后期,美國標普指數收益率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息的反映強烈,并且出現了多次震蕩,持續時間由危機前的5期延長至11期。滬市綜合指數對美國標普指數沖擊的反映已產生驟變,波動的起伏更加劇烈,并且有多次震蕩伴隨發生,持續的時間擴大到第14期才趨于緩和,這說明美國金融危機已傳染到中國,并且有較強的傳染。
結論
美國與中國之間存在單向的傳染關系。金融傳染發生在危機后期,并且是由美國傳染至中國。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但是在危機的前、后期,美國經濟都沒有被中國所影響。這更加凸顯了美國經濟的霸主地位,但是次債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經濟受到重創,并且美國政府在危機爆發時沒有采取根本性措施,致使引發了金融危機。中國受到美國金融危機傳染的持續時間在擴大。在危機前期沒有發生傳染,但從脈沖響應圖(見圖2)上可以看到發生了劇烈的振蕩,但是到第5期就結束了。危機后期,金融危機傳染已發生,并且傳染持續到14期才趨于緩和。持續時間的增加說明美國金融危機的加劇,受到影響的國家越來越多,此次危機成為美國歷史上自從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中國受到美國金融危機的傳染強度在增加。由脈沖響應圖2可知,危機前期,傳染強度最高達到0.0018,并且大的波動后沒有起伏出現,雙方趨于穩定。這是由于次債危機爆發時,美國政府出臺了挽救政策,但這些政策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本上去除金融危機爆發的潛在根源。由脈沖響應(見圖3)可知,危機后期,傳染強度最高達到了0.0052,并且在受到大的沖擊后,波動并沒有停止,伴隨有起伏。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飛速發展,中國經濟的開放以及加入WTO使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更加緊密,這些都是傳染強度驟增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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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韋艷華,齊樹天.亞洲新興市場金融危機傳染問題研究―基于Copula理論的檢驗方法[J].國際金融研究,2008(13)
關鍵詞:金融危機;資本主義;金融資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爆發至今,波及范圍不斷擴大,危機已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全球正面臨自二十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由于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長期失衡,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沖擊力度之強、連鎖效應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給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
二、當前對金融危機成因的探討
此次危機是以美國的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由美國虛擬經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理論界對次貸危機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主要包括以下觀點:
(一)美國信貸市場上寬松的信貸條件
2001年以后,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房地產市場繁榮,貸款機構預期未來市場持續走高,加大貸款力度,盲目擴大住房貸款業務。在市場繁榮時期,次級貸款也有很高的回報率,在滿足優級及次優級抵押貸款后,貸款機構積極發放次級貸款。為了將次級抵押貸款出售給低收入者,貸款機構盡可能地降低進入門坎,不斷創新次貸產品,降低貸款條件。實質上是貸款機構放松了風險監管,為日后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隨著后來利率的不斷攀升,低收入階層無法承受還款壓力,從而導致大量違約。長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場流動性過剩,助長了經濟的泡沫。
(二)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
低利率和流動性過剩,推動了住房需求和房價上漲,這又降低了房貸的風險,刺激了房貸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債券(RMBS)的存在,任何貸款機構在對不良信用評級的個人貸款后無需置于其資產負債表內,而只需轉手賣給RMBS的投資者。由于RMBS信用級別低,市場流動性不強,不易脫手,誘發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根據期限和信用水平將RMBS打包成抵押債務憑證(CDO),從而進一步刺激了RMBS的發展和CDO市場的極度膨脹,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當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由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率的上升,引發貸款機構資金鏈的斷裂,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出的金融產品縮水,最終引發這場金融危機。
(三)信用評級不嚴和金融監管的缺位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2008年7月份發表的調查報告,在對高風險次貸金融產品進行評級時,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都存在違反內部程序的行為。同時,評級機構對次級債券和衍生產品給予了與風險不對稱的評級結果,在相關債券信用質量嚴重惡化時,未能及時更新信用評級,助長了危機的蔓延。此外,美國信用評級體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評級機構出于利益考慮,沒有動力去糾正這些缺陷。
在信用評級不嚴的同時,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對市場上的金融創新監管松懈。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次級抵押貸款在一輪又一輪的創新中加長了鏈條,衍生產品的定價已經脫離了原有貸款產品的風險,而僅取決于發行機構公布的回報率和評級機構評定的等級。監管的缺失,縱容了金融機構盲目追逐高額利潤的行為,也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國的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出現問題
次貸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是利率的不斷提高,房價下跌,使貸款人無力償還次級貸款,金融機構信用緊縮,房地產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機爆發。美國當前的收入差距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寬松的信貸環境和美國式的過度消費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樣追求高消費和超前消費,從而導致物價和房價的大幅上漲,出現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聯邦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不斷提高利率,最后引發次貸危機。
(五)投行杠桿比例過高和金融衍生品開發過濫
據有關統計顯示,美林的杠桿率從2003年的15倍飆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達到28倍。華爾街利用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金融創新工具,在次貸基礎上設計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CDO)、信用違約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桿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貸的金融效應,鑄就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傳遞鏈條。
從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的因果關系,對次貸危機成因進行闡述:即利率上升―房價下降―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次級抵押貸款還貸困難―次級貸款違約率上升―信用緊縮―以次級貸款為基礎衍生出的金融產品的資金鏈斷裂―金融資產縮水―投資衰減―金融恐慌―次貸危機爆發―國際金融危機。
三、當代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和新特征
以美國為首的當代資本主義表現為國家金融的超級壟斷、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的特征,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演變的一種趨勢。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其最重要的標志是金融資本的高度虛擬化、高度壟斷與高度投機相結合。
(一)金融資本高度虛擬化的資本主義
隨著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虛擬資本也在不斷地衍生出新的品種,出現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這些虛擬資本是對股票和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再次虛擬。虛擬資本也成為當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占主體地位的資本形態。
(二)高度壟斷與高度投機相結合的資本主義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生息資本為G―G’,實際上是省略了中間實體資本的增殖即G―W―G’。但發展到巨大金融寡頭壟斷市場的層面,金融創新使G―G’成了買空賣空的連鎖交易,脫離創造價值的實體運動,脫離價值決定價格的根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在資本市場利用資本壟斷實現高度投機,獲得高額利潤。
(三)以美國為首的當代資本主義以新的形式稱霸全球
當代資本主義利用金融資本控制整個世界,通過美元霸權,特別是以紙幣美元為武器影響世界。歷史表明,經濟震蕩,由通貨膨脹急劇變為通貨緊縮,正是經濟危機的一種癥候;石油價格由過高急轉直下轉為狂瀉,也是一種市場危機,反映了實體經濟下降、需求嚴重不足,使石油產業遭到重創,達到以美元優勢控制石油的目的。
當前美國GDP與虛擬資本的比例大體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后特別是80年代以來,美國跨越式地成為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把金融與工業的結合蛻變為脫離并統治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世界。而與高科技結合,進一步引發由經濟泡沫釀成泡沫經濟,在實體經濟的下降與虛擬經濟的無限擴大下,表明美國為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級虛擬化。經濟的高度虛擬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權,折射出當代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對金融危機的再認識
從美國的信貸政策、金融風險管理政策等角度出發,分析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屬于操作層面和現象層次的分析;缺乏從對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歷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認識危機發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出發,分析危機產生的根源。
(一)從視角分析金融危機形成機制
馬克思將金融危機的爆發建立在經濟危機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基礎上,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矛盾各方強制統一的一種方式。馬克思將金融危機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作為生產和商業危機先導階段的金融危機;第二類是作為資本市場核心的虛擬資本的獨立運動規律以及資本市場賭博投機的本質特征的金融危機。
1. 第一類金融危機的形成機制。馬克思認為,導致第一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剩造成的。導致生產過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對立,生產和消費的對立,在現實中表現為生產擴大與市場擴大之間的矛盾,生產和消費的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就成為資本價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資本主義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提供了動力,資本過剩從而商品過剩是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三,以商業信用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發展導致商業貨幣的膨脹,進一步刺激了生產過剩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由于商業資本的獨立化,商品價值的回流時間往往早于商品價值的最終實現,因此容易產生虛假的需求;在商業貨幣不斷膨脹下,這種虛假的需求積累起來,商品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對立、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屬性,它們決定了生產過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發展并不是商品過剩的必要條件,不是商品過剩的充分條件,只是加劇了商品過剩的累積程度。第一類金融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奏,其形成機制(圖1)揭示了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隱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類金融危機的形成機制。馬克思將第二類金融危機成因歸結為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活動而導致的虛擬資本過剩。虛擬資本的過剩同樣可能導致虛擬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而與貨幣之間形成尖銳的對立,從而虛擬資本價格暴跌,引發金融市場的危機。
首先,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能夠定期帶來收入的、以有價證券形式表現的資本,“生息資本的形式造成這樣的結果:每一個確定的和有規則的貨幣收入都表現為資本的利息,而不論這種收入是不是由資本生出”。虛擬資本實際上是基于預期收益資本化的幻想的資本。
其次,虛擬資本是伴隨企業資本擴張與商品流通發展而產生的,但卻能擺脫生產和商業的束縛而依靠信用制度獲得自身的發展。“虛擬資本巨大的擴張潛力與信用制度的過度發展相結合,為金融市場虛擬資本商品的過剩創造了條件”。
最后,虛擬資本特殊的運動規律極大地滿足了資本家通過賭博投機實現價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金融杠桿化”;另一方面,“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當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使得金融杠桿化的比例不斷提高,以致虛擬資本商品過剩嚴重,一旦貨幣發生緊縮,將導致債務支付鏈條斷裂,金融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
第二類金融危機本質是在金融市場過度的賭博投機與信用制度的膨脹相結合的情況下,過剩的虛擬資本與貨幣形成尖銳的對立,最終虛擬資本價格暴跌導致危機爆發。其形成機制(圖2)揭示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活動是危機發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與二十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截然相反,以房價下跌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為導火索,從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等金融部門開始,進而波及實體經濟部門,造成實體經濟部門的流動性短缺,大量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從而由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但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制度。
(二)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認識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1. 商品內在二重性矛盾潛伏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馬克思從商品和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體現了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潛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中,這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條件下,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對矛盾表現為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構成了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內含的勞動二重性矛盾決定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矛盾的進一步演變,表現為商品與貨幣的對立,進一步表現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內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越來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對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經濟內在二重性矛盾只構成產生危機的可能,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機爆發成為必然現實。
2. 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機的深層制度原因。資本主義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產的社會性同生產資料私有性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商品經濟內含的危機可能性轉變成必然性。商品經濟內在二重性矛盾只構成產生危機的可能,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使危機的產生成為現實。在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中,貨幣越來越背離商品,虛擬經濟越來越背離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泡沫、金融危機乃至全面經濟危機的內在成因。
3. 金融資本的逐利性、貪婪性和杠桿性是形成金融危機的最深刻根源。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動機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一方面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動了經濟發展,具有對生產強有力的拉動性。馬克思揭示了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變,隨著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和向全球擴張,資本的貪欲更加膨脹。在金融資本和虛擬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階段,為了創造業績和贏得巨額利潤,銀行家們不斷推出創新的金融產品,制造高風險的虛擬資本。利用金融資本的杠桿性,實行高杠桿的運營模式,通過將金融資產證券化、衍生化,從而獲得巨額利潤。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的高度膨脹,將直接導致金融危機。
4.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金融危機是必然的、無法克服的。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既是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又是一場深度的經濟危機、思想危機、社會危機和制度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歷史上,資本主義幾次帶有全球性的危機都引起時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美國金融危機將使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調整、大動蕩時期。本次危機具有顛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長期性的效應,將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持續的影響,世界局勢將發生重大變化。
五、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關系
(一)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以往的危機多半起始于物質生產領域,然后向其他領域擴散,而這次危機首先發生在金融領域,之后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以往危機大多表現為生產過剩,而此次危機在發達國家則是實物生產日趨萎縮,整個國民經濟虛擬化。以往的危機表現為廣大居民購買能力下降和消費不足,在發達國家之間也有相當強的傳染性和擴散性;此次危機則是這些國家各個階層包括工薪層在內的超前消費或過度消費,國民經濟形成了嚴重的“消費泡沫”;這次危機不僅擴散的面更廣,幾乎傳播到了世界所有國家,而且傳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這些特點,都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演化相聯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新形態的特點。
(二)金融資本惡性膨脹,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
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國家的資本在繼續使用這種商品輸出和不等價交換手段進行國際剝削的同時,越來越注重資本輸出和資本直接剝削外國勞動的作用,國際剝削的重點已由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國際剝削的重點由昔日的以工業資本為主體的資本輸出,逐步向以金融資本為主體的資本輸出轉移。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壟斷資本之所以積極推動這種轉移,是因為金融資本的輸出具有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所不具備的特殊的國際剝削和壓榨功能。
金融資本已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建立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所需要的國際經濟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積極的推動者。總之,金融壟斷資本已成為世界經濟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國主義侵略擴張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強。金融資本的惡性膨脹,其世界統治和盤剝的增強,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演化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
(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國民經濟的虛擬化,是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這次世界性金融風暴的形成,是金融壟斷資本長期統治、橫行的必然產物。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形成了越來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這些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日趨虛擬化。表現為:
第一、金融資本橫行,金融衍生資本泛濫,金融資本越來越與實體經濟相脫離。金融資本超前發展,資本家與生產過程脫離,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重要表現。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額已達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資本不僅在數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不僅完全脫離了生產活動,置身于生產過程之外,而且凌駕于整個社會生產之上,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宰,實體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金融資本的發展。
第二、在金融資本泛濫的同時,實體經濟卻相對乃至絕對萎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而以各種服務性消費為主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則不斷上升。到上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相繼完成了工業化過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物質產品的需求相對飽和,資本通過發展物質生產而增殖的途徑日趨狹窄,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工業品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形成了所謂產業空心化趨勢。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資本越來越多地從實物生產領域向第三產業轉移。銀行、保險、證券等雖然能給資本帶來利潤、增加產值,但卻不能為國民經濟增加物質財富,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為國民經濟虛擬化的重要因素。
(四)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金融資本橫行,進一步增強了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資本增殖的過程之所以能夠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脫離實體生產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將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轉移的過程,也是國際壟斷資本組織發展跨國生產的一個重要條件。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還表現為投機心理和投機行為的惡性發展、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和沉淪。不僅各行各業的資本家和經營者在從事各種投機活動,而且這些國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種貨幣金融杠桿或貨幣金融政策從事國內外的投機活動。總之,金融投機已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特征,成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超額利潤的一種基本途徑。
(五)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金融資本權勢的增強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資本主義的虛弱性、垂死性更加明顯
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從來都是不一致的,不僅廣大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利益根本對立,而且壟斷資本與中小資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隨著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矛盾和對立則在進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發展中國家還要強烈。所有這些矛盾和沖突,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必然會進一步加劇。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社會經濟相對平穩發展時期結束、新的動蕩時期開始的一個突出的信號。從國際方面來看,隨著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也日益惡化。
六、結語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對當前金融危機
的成因的認識,不應單從其體制層面和技術操作層面進行闡釋,更要從制度層面、本質層面對其剖析。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證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理論的真理性。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需要從制度和體制兩個方面規避和防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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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出口貿易國際金融危機影響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一些經濟學家在本次金融危機爆發后對爆發國實體經濟部門傳染的途徑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資本市場等途徑。他們基本觀點是：金融危機爆發前和過程中，會通過銀行業的恐慌和脆弱性，加劇金融危機的影響程度，最終影響爆發國國內經濟，但是對于如何影響其他國家卻沒有深入分析。通過研究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具體影響機制，對我國積極應對金融危機影響、實現出口貿易復蘇和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主要從需求方面和供給方面對中國出口貿易產生影響。
（一）需求方面
1.收入機制
中國出口貿易的主要對象是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首先出現金融資產的危機，金融資產萎縮會造成股市行情過度動蕩。收入水平下降：金融危機進一步擴散后導致金融機構破產倒閉。這時會出現失業現象。金融危機通過各種金融通道滲透到各個經濟實體中后。便出現資金緊張和市場需求量減少的局面，進一步導致失業，大量的企業破產倒閉，較低的收入導致人們各種進口商品需求量減少，我國商品出口量減小。
2.匯率機制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使西方發達國家與我國之間資金流動性受到影響，貨幣政策為了解決資金流動性問題便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但在市場資本自由流動和其他國家貨幣政策滯后性的情況下，會使資金大量地流入利率較高的國家，從而使金融危機爆發過和受災國的資本賬戶進一步惡化，匯率受到影響后致使本國貨幣貶值。
3.預期機制
金融危機主要通過羊群效應和蝴蝶效應對預期機制產生影響，從而引起公眾經濟行為的變動。金融資產縮水之后，失業人數大量增加。勞資雙方博弈中的利益趨勢帶來普遍的壓力，國家財政部門和國際金融組織公布的宏觀經濟下滑的數據增加了公眾的恐慌，公眾在收入減少的情況下不得不調整消費，消費需求量的大幅下降使企業家對產品銷售的預期受到阻力，導致投資數額減少。西方發達國家各個經濟體爭相效仿，需求總量銳減，中國出口商品大量減少。
4.信貸機制
國際金融危初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信用較差的債務，信貸渠道收緊之后，金融危機受災國家便會吸取經驗教訓，減少消費信貸的發放并收緊對企業的投資信貸。全球范圍內信貸收縮之后，使社會總需求量降低，對于國外商品的需求量下降，進口量減少。
（二）供給方面
1.價格機制
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商品價格下降，出口商品的利潤率在很難得到保證的情況下，會使本國商品生產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出口量減少。同時，金融危機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農業產品、礦產等商品的價格，從而使該類商品的進口成本降低，使商品出口的利潤減少。
2.外商直接投資機制
國際金融危機會導致一部分跨國公司虧損或者破產，這時公司會采取消減海外投資和撤資的措施，尤其是那些出口型外資企業，在國際市場萎縮和需求量下降的情況下會堅決撤出資金。從而引起出口商品生產和貿易出現速度下降的局面。
3.金融機制
金融體系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經濟發展變化影響較大，資金實力較小的出口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會出現融資困難的局面，大多企業會做出縮小生產規模的調整，或者直接倒閉。
4.預期機制
出口企業在對金融危機后果進行預測時，會考慮到金融危機爆發國家和受災國家產品需求量下降的情況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這些現象會導致收匯困難。出口企業可以通過縮減生產和慎重選擇生產項目的措施避免過多的經濟損失。
二、中國出口貿易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建議與措施
（一）進一步完善我國出口貿易發展模式，實現出口產業升級
堅持和完善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利用貿易規模適度增長帶動內需，促進經濟復蘇，積極引導產品出口企業貿易轉型升級，引進先進技術。
（二）提高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能力，推動區域間貿易自由化進程
利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法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規定積極展開貿易談判，實現國際貿易合理有序化
（三）通過擴大內需的形式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帶動出口增長
運用多種措施促進我國內部需求擴大，如改善分配方式、提高薪資待遇、減免稅收等措施。國內消費市場逐漸擴大之后會形成規模經濟效應，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
（四）政府財政部門積極加強對出口企業的引導扶持
對于嚴重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企業國家財政部門和企業管理部門應當給予高度重視，利用稅收優惠和財政扶持等政策減輕企業負擔。政府部門給予技術支持，幫助企業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提升企業競爭力。
三、結語
我國經濟能避免金融危機的另一項依據是改革所能釋放的潛在生產力，我國經濟避免危機爆發的唯一途徑，就是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避免人為制造危機。政府財政部門應采取積極的應對策略，加強對企業市場的監管和世界金融貿易的趨勢轉變，不斷消減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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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萬解秋教授認為，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白永秀教授認為，歐債危機從深層原因來看，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效率與公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責任與權利之間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錢津研究員認為歐洲債務危機不是市場化的信用危機，而是政府信用的危機。傳統的陳舊的貨幣理論直接導致了經濟相對脆弱的一些歐洲國家在遭遇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自家政府財務的危機。從本質上看，歐洲債務危機是一個貨幣理論亟需轉換和推進的問題。余斌研究員則認為，歐債危機不同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危機，它更多地是一場人為的危機。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大量持有歐債，那么歐盟和德法金融寡頭必然會以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如設置人權話題等手段在合適的時機迫使中國同樣貶值所持有的歐債，借機掠奪中國人民。
關鍵詞：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歐洲聯盟；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10-12
一、債務危機起因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是一場國家的債務危機，從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曝險，到歐盟主要成員國的債務比重超越警戒線引發債務評級下調，顯示的是一場可能的債務違約和債務危機。現在這場危機還在繼續延宕過程中，影響波及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為什么在全球經濟最核心的歐元區國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
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時，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看起來是關鍵因素，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產生的沖擊波殺傷了融資過度、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出現了像冰島、愛爾蘭這樣的陷入危機的經濟體。因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過度和過分的杠桿融資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部分曝險，一部分金融機構受到了影響，這顯然與債務性質結構無關。
金融危機的沖擊首先體現為對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否穩健的影響，當時主要的觀察認識認為金融市場衍生品的杠桿化交易失控和銀行類機構資產的過度市場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資產受到了影響，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并沒有陷入危機，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和政策是健康穩定的。這些國家的財政體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應對金融市場動蕩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充分發揮了財政的最大能力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也是應該的，一些國家的財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載能力實施擴張和經濟拉動，甚至還帶動或強制其他金融機構實施擴張和提高支出水平，以應對經濟下滑。這在學術界不同流派看來，是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一次徹底批判和否定。
那么，在一個健康穩定的財政體制和貨幣體制下，金融體系的危機爆發可能嗎？它僅僅可能是局部性的嗎？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難以理解，金融市場的交易和融資活動與一國的財政體系活動和貨幣體系的活動可以完全地切割分離嗎？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并不清楚，在學術和政策實際運作層面并沒有很多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財政體系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危機，貨幣政策體系也顯得穩健安全，利率、匯率和通貨膨脹水平都是在穩定水平狀態下運行，金融危機在當時顯得像是個別銀行和證券機構的信用危機。在應對流動性收縮和金融機構穩健時，美國政府沖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種預算工具籌集資金，并給予了危機金融機構大幅度的資本輸入，而美聯儲并未作出過多反應，維持了基本的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和就業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擴張性的貨幣供應政策，即QE1和QE2。
歐洲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危機沖擊的初期，也體現出了一種有限的金融機構信用或支付危機，對于經濟財政支出最多是一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并未影響到貨幣體系的穩定，歐元體系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健康的。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今天的歐債危機來說，它似乎與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某種聯系，但作為財政工具的債務危機又似乎與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的聯系。
這種假設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被多數人所接受，也就是歐債危機是債務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水平失調所帶來的后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債務危機也就是一國的財政信用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關系。我們必須要問，這樣的假設合理嗎？金融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債務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究竟有何關系。
當我們深入地看一下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的結構影響，才能發現歐元體系內部財政體系的功能，它們二者其實是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財政支出體系與統一的非的貨幣政策體系被結合到一起時，它們的運作就已經潛伏了財政擴張和債務失控的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此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因此，歐債危機，看似并非貨幣體系的危機，實際上真正是貨幣政策體系矛盾危機的集中爆發。我們這種分析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歐元貨幣體系隱含著內在的矛盾，財政體系的矛盾是一種突破口，債務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二、貨幣政策體系矛盾的財政表現
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始于1999年，它的產生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職能。它既是歐洲統一經濟體的流通貨幣和支付工具，也成為歐元區的儲備貨幣和外匯支付工具。歐元一誕生，就取代了歐洲各國原有流通的貨幣，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美元、日元、英鎊在國際結算中競爭，而且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于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歐元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與美元競爭國際儲備貨幣中獲得了較高的市場份額，使歐洲央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統一的貨幣也帶來了積極的作用和利益，對于資本流通、貨物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帶來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歐元體系從誕生起就帶來了它的不穩定性，它隱含的矛盾沖突在市場條件形成時就必然爆發出來。
第一，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的貨幣是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它的出現是建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統一開放條件下的，17個國家形成的貨幣區大約有3.3億人口，12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人口規模已超過美國，GDP總量為美國的80％。歐元一出現就被認為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歐洲各國經濟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高度接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小，對于經濟合作和聯合市場化競爭的意愿十分強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較小，大多數西歐國家都積極加入了歐元區，一些東歐國家也積極要求加入歐元體系，這也使歐元一度被多數人看好，甚至認為在未來10多年以后極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作為貨幣體系涉及到了諸多國家的權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現嚴重的利益沖突，貨幣體系的運行就會出現危機，尤其是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難以達成一致而又沒有一種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時，矛盾就會爆發，貨幣政策體系就難以去左右國家的財政行動，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國的政治決策。而歐元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行動，沒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嚴重分裂隱患，也就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們所獲得的來自歐元體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當面臨市場沖擊時他們所受到的沖擊程度也是不同的，極有可能出現人們不愿看到的組合：最小的獲益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則成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歐債危機，正是這種結果。
第二，在各國紛紛放棄而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結果，顯然也低估了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去搭便車，獲得一些免費的經濟利益。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南歐和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會極盡努力直至修改財政數據力圖加入這一體系。這種利益是什么，我們簡而言之，就是在貨幣體系層面有可能的儲備貨幣利益，競爭型的儲備貨幣份額可能是發行和貨幣國際化流通獲得實際的鑄幣稅收入，而且統一的歐元變得更有競爭性，對于那些經濟地位較為弱小的國家來說，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對于美元的儲備性依賴也會大大降低。而從經濟層面上說，區域性貨幣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摩擦，對于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應，這在理論上也被歸結為存在著一種最優的“區域貨幣配置效應”。
現在我們從實際狀況看，金融危機的沖擊粉碎了這種美麗的夢想，歐元區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這個現實就是，歐元區貨幣的運作需要付出極高的運行成本，利益矛盾沖突積累又可能使得區域貨幣體系分崩離析，財政和債務危機的爆發是貨幣體系矛盾的直接體現。
第三，已有研究已經揭示了大量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是一國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已經統一了貨幣政策，各國也就只有財政政策可以作為調節支出的工具了，歐元區成立時已經意識到財政支出規模和預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歐元體系的穩定，已經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規定了上限，但財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義，這一要求的提出沒有強制的法律或行政約束，這為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擴張和失控留下了隱患。
財政支出失控和債務危機爆發的誘發原因可以分為下列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結構差異和政治決策沖突方面看，財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歐元體系的17國在進入統一貨幣政策以后，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市場產品的發展前景差異極大，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陣營。第一陣營即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其具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勞動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GDP在35 000美元以上；第二陣營為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挪威、瑞典、芬蘭等國家，經濟結構較為優勢，有較高的競爭力，人均GDP為25 000~45 000美元；第三陣營為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為20 000~30 000美元，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低。這樣的結構差異導致經濟政策協調的困難。統一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政策必然導致不同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財政收入和預算支出能力會受到更大的制約，赤字政策和財政狀況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狀態，而且背負的債務包袱越來越重。二是從危機應對決策過程看，財政政策失控導致的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的擴展爆發，金融危機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其中具有內在的聯系。
歐元區國家具有較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但其國內的政治結構、治理方法、社會文化影響還是有著較大差異，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福利主義盛行，出于政黨利益要求而對于財政約束松弛，導致債臺高筑。其中歐豬五國的當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為1％左右，到2011年已經達到13％以上；累計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臘已經達到180％以上，其他國家也達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歐盟規定的安全警戒線。
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對于用國家干預來影響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抱有幻想，學術上也出現了否定市場機制推崇國家干預的思潮，這正好迎合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國家干預控制的理念，在歐債危機爆發過程中，這種思潮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和信用收縮的主要政策，這些國家的財政紛紛采取了空前的擴張和救援行動，對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虧損進行補貼，增加公共項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補貼消費者以拉動市場，應對危機事實上是在擴張支出刺激經濟，這完全符合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原則，新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財政擴張。
但隨后我們看到的是狂熱擴張后的嚴峻局面，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迅速上升，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比重已經上升到15％左右，累計債務比重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債務在2009年以后，已經進入償還期而財政已經失去了償還能力，債務危機已經是一觸即發。巨額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帶來就業和經濟的增長，反而引發了嚴重的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增長，局面已經惡化到經濟的負增長和高達20％左右的失業率，青年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50％以上，應對失業經濟衰退和面對債務危機已是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處境。很明顯，在財政擴張和收縮這條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產清算也許是唯一結局，這也意味著財政擴張主義的破產，連帶著歐元貨幣體系的破產。
三、歐債危機的不同解讀與啟示
歐債危機的爆發已是事實，但如何看待其爆發卻出現了不同的解讀。這對于分析其影響沖擊和經驗借鑒也存在分歧。一種分析結論認為歐債危機就是一國的債務危機，是一國財政擴張和赤字預算導致收支失衡而引起的債務清償危機，按此結論，可以認為是一種財政危機解讀，這與貨幣金融危機沒有直接關系，應對危機的方法就是收縮支出，恢復財政平衡，包括實施國際救援和債務重組。這一解讀單純化看待債務危機的爆發，無法解答為何在歐元體系國家中同時爆發債務危機，也不能解釋為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財政擴張行動后會爆發債務危機。另一種解讀是將歐債危機看成是一種歐元區的貨幣危機，金融危機在歐元區的爆發沖擊轉化為了債務危機。在歐元貨幣政策體系內，各國已經失去了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調整的措施，也就是失去了貨幣貶值避免經濟衰退的手段，轉而只能使用財政杠桿擴大預算支出來避免經濟的過分收縮，財政支出的失衡引發了一部分經濟弱勢國家的債務危機。按此解讀，金融危機引發的信用收縮和經濟衰退只要應用貨幣貶值就可能解決，這是自欺欺人的觀點，因為那些經歷債務危機折磨的國家，豈不是輕輕松松就可以渡過難關了嗎？從實際看，一個國家用自貶貨幣的方法是嫁禍于人，也不能自救，因為這必然會引發其他國家的貨幣報復性貶值，這樣的貨幣匯率戰根本不能解救一國經濟的衰退危機，而且混亂的國際經濟貿易關系必定會阻礙經濟的復蘇。
歐債危機是金融危機的延續，但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體制和結構的失衡，低效率的經濟運行和增長動力的衰退，難以用國家債務來填補，當然也不可能用發行貨幣來解決，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經濟衰退危機的必然表現，而僅僅想通過債務發行和貨幣投放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它有可能招致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危機，這也是我們現在所應該引以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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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東亞；貨幣金融；合作
一、引言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后，為刺激本國經濟增長，歐美國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這意味著向以美元、歐元作為其外匯儲備的國家征收通脹稅。東亞經濟的快速發展，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儲備，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對美國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對目前國際貨幣體系的不滿再次引發了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熱烈討論。本文在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過程進行反思和對已取得的成果進行總結的基礎上，結合目前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面對的新形勢、新問題，試圖探究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新路徑。
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各經濟體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對美元的過度依賴，欲尋求區域貨幣合作成為東亞各經濟體的共識。1997年，日本提出組建總額為300億美元的亞洲基金，用于解決危機發生時的資金短缺問題。2000年，在“10+3”共同努力下，關于東盟各經濟體間的貨幣互換協議——清邁協議（CMI）簽訂。貨幣互換的總金額為10億美元，為進一步的貨幣合作打下堅實的基礎。2001年蒙代爾基于最優貨幣理論，提出建立亞元。2003年初始規模為10億美元的亞洲債券基金（ABF）正式啟動，2004年擴大亞洲債券基金二期的20億美元。2008年，“10+3”達成了CMI多邊化協議。2009年，“10+3”特別財長會議發表了《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劃》， 擴大了“清邁倡議多邊機制”（ CMIM） 共同儲備基金的規模，此次會議還要求建立獨立的區域經濟監控實體。2009年5月， “10+3”財長會議公布， 將于2009年底前完成總值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的籌建。在發生金融危機時， 儲備庫以借貸方式向出現流動性困難的成員國提供資金幫助。
三、關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的思考
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脫美元化”，合作的目標是什么，構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需考慮“美元體制”的持續性
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強勁的經濟增長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了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的最終市場提供者。東亞各經濟體為發展經濟，反過來又穩固了“美元體制”的地位。在美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和美元的比值穩定的前提下，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相互依賴的過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美國廣泛采取量化寬松政策，肆意將金融危機的損害轉嫁到以美元作為外匯儲備的國家的情況下，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依然沒有改變。原因主要有：首先，國際貨幣體系的變更都是以國際關系格局的變更為前提的。目前，“一超多強”的國際關系格局雖然已經形成，但是短期內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成為霸權國家，美國通過其強勢的進入霸權實現了對那些向美國輸入商品和服務的國家的綁架；其次，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取代美國作為東亞地區的最終市場提供者。近年來東亞各經濟出口產品中美國所占的比重總體上雖有下降趨勢，但美國依舊是該地區最大的最終產品市場提供者。因此，東亞地區在短期內難以擺脫對“美元體制”的依賴。再次，美元依然是強勢貨幣。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即使是在人們一直討論美元長期貶值趨勢的情況下，每當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機爆發時，不論危機產生的原因和地點，美元依舊是各國政府和投資者資產保值和規避風險的最終選擇，這里就有對選擇美元的無奈，也有對未來美元依舊堅挺的預期。歐元誕生后，也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特別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后，強勢美元的性子更加凸顯。從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美元指數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房地產和其他資產價格暴跌，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但國際資本向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入并沒有停止。2008年，投資于非美國政府債券的其他債券的規模出現很大下降，但投資美國政府債券的規模卻達到約5080.65億美元，遠超過2007年2303.30 億美元的水平。2008年，美國資本賬戶仍然出現5465.90 億美元的順差。因此，現階段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
（二）需改變現有的合作路徑設計思路
一直以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的思路主要針對如何解決和防范東亞經濟體資金短缺的問題。這次金融危機輕而易舉地擊潰了既已取得的成果，原因在于兩個危機的作用機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產生原因不同。東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東亞個經濟體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以及金融體制建設的滯后和金融監管力度的不足。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過度的依賴出口拉動，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當出口競爭力下降時，為避免本幣貶值，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引發了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從而催生泡沫經濟，當泡沫爆炸時，外資大量流出時，本國外匯儲備不足以維持本國匯率時，本幣大幅度貶值，金融危機產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對新金融衍生品監管的有關的制度創新未能趕上金融衍生品創新的步伐，忽視了對創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產品以獲取暴利的金融部門的監管，金融監管系統漏洞難以及時發現，影子銀行過度膨脹，當資產價格下降時金融體系就變得十分脆弱。其次，影響造成的結果不同。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影響的是東亞各經濟體資產價值的嚴重縮水。再次，應對之策不同。針對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其應對之策主要是如何解決東亞各經濟體流動性不足和支付困難的問題，清邁協議（CMI）以及之后的清邁擴大協議（CMIM）可以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針對2008年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此次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主要是各國、各地區應加強其金融體系的監督和管理，注重金融監管制度建設的及時與完備，這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無法解決的。當然，全球層面的相互合作是度過此次危機的必然選擇。最后，危機發生時外部環境不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 美國經濟正處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時期， 這也是東亞各經濟體走出1997年金融危機的重要的外在條件。而此次金融危機是由美國引發的，歐美經濟都處于近乎停滯的狀態，這對以出口為導向的東亞各經濟體走出金融危機是十分不利的。 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方向應是危機的防范與經濟的共同發展。
（三）合理、準確地設定合作目標
迄今為止，對于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毫無爭議，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人們就已達成廣泛的共識——東亞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直接的應對經濟危機，更應該是謀求東亞地區經濟的共同繁榮與持續、穩定發展。鑒于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的歷史文化、要素稟賦、經濟結構的差異，各經濟體對于危機的應對之策是不同的。所以，這種以直接應對金融危機為目標的合作機制不僅不會促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推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將阻礙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進程。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危機是非常態的，經濟的發展、綜合實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經濟體發展的要求。因此，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標應該是東亞各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共同繁榮與穩定發展”。
于此同時，本文認為那些把“脫美元化”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路徑設計時的一個重要目標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美元體制”在現階段是不可能消除的。歷史上所有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是一種霸權更替的結果。目前，東亞各經濟體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還是軍事上都還不具備直接變革當今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因此，若將“去美元化”或者說變革“美元體制”作為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會嚴重阻礙東亞地區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因此，“美元體制”的持續性仍將是現階段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大背景，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目標不應該是變革“美元體系”，而應該是在“美元體制”的可持續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體制對東亞地區發展所造成的不利影響，謀求東亞地區的持續、穩定發展。
四、東亞貨幣金融合作的路徑設計
東亞各經濟體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決定了短期內該地區不可能具備“最優貨幣理論”的前提條件，即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經濟發展結構與發展水平。所以，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體系的建立必須是一個分步驟、分階段、多層面進行的過程。
第一階段，建立、健全危機防范體系。
繼續擴大和強化“清邁多邊擴大協議（CMIM）”取得的成果，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機構即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主要負責設定共同基金執行標準、提供和管理區域性的緊急救助資金、評估和監督執行效果，各國的出資份額與該國在組織內表決權和可以申請的經濟救助資金之間掛鉤；建立一套早期預警指標，以便于及時發現和協調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戰略，加強東亞各經濟體整體對危機的防范能力。同時，為實現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共同繁榮，可以依照財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個主要投資區域內金融資產的多國合作投資基金。此外，組建2個獨立于東亞貨幣基金組織的國家評級的非政府機構評級機構，這樣既增加評級結果的準確性又節約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資源。
第二階，組建東亞次區域地區的匯率聯動機制。
在經濟發展水平和貿易結構相似性相近的次區域構建一個共同貨幣籃子。在已經開啟東盟自由貿易的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文萊、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中國，構建分別盯住各自共同貨幣籃子的制度，實現次區域內的匯率聯動，限定東亞各經濟體幣值對中心匯率波幅以防范價格不穩定帶來的投機行為。次區域貨幣籃子的構建以“亞洲貨幣單位（ACU）”作為主要參考目標。這既可以增強整體區域對外匯率政策的協調性，又可以避免價格環境不穩定造成的區域內各經濟體間非良性競爭。
第三階段，建立東亞地區的共同貨幣籃子制度，組建東亞中央銀行。
首先，在次區域范圍內，實現貨幣的一體化，即用比較嚴格的固定匯率制度替代共同貨幣籃子制度。接下來，建立各次區域固定匯率與ACU的關系，形成東亞地區統一的貨幣聯動機制。最后，隨著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和東亞匯率聯動機制的穩定運行，依據最優貨幣理論（OCA），就可以建立統一的東亞中央銀行，實現單一貨幣——亞元的構想。
這將是一個復雜和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須按照“充分協商，平等互利”的原則，分階段多層面地進行，其最終結果還有賴于東亞各經濟體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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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國際經濟;國際貨幣體系;國際游資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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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金融危機;缺陷;改革
一、金融危機前的國際貨幣體系
1.牙買加體系的特征。1976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頓(Kingston)召開會議,并達成了《牙買加協定》。牙買加體系無本位貨幣及其適度增長約束,無統一匯率制度,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實質是國際放任自由制度。牙買加體系下國際貨幣本位已經與實物價值完全脫鉤,并達成了多種強勢國家的信用貨幣。牙買加體系的明顯缺陷是大國之間缺乏制度化的貨幣合作,各種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2.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全球匯率制度呈現出明顯的中心―架構。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處于絕對地位,以東亞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以中東國家為代表的資源輸出國位于體系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框架結構決定了世界性的兩極對立:對于國際貨幣國家來說,本幣可以無限創造或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等融資途徑來解決國際支付問題,國家則必須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否則就會發生債務危機。
二、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本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
危機出現的必然性是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決定,也是美國過度利用這個體系缺陷為本國經濟服務的必然結果。
1.新的“特里芬難題”。任何一種國際貨幣都面臨“特里芬難題”的挑戰:強幣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強幣。只要美元在儲備貨幣中仍然占據核心地位,只要美元仍然充當國內通貨和國際貨幣兩種職能,“特里芬難題”就無法得到徹底解決。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若美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逆差,必然影響美元信用,引起美元危機;美國若要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穩定美元,則會斷絕國際儲備的來源,引起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
2.美國對“特里芬難題”的過度利用。美聯儲為什么能長時間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是因為美國可以憑借著美元的“中心貨幣”地位來攫取國際鑄幣稅,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國家提供的資本。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相當長時間內為什么要拒絕加強金融監管。如果看到美國金融服務業(含房地產)占GDP的比重,已從1950年的11.39%上升到2007年的20.36%,其原因則不言而喻。亞洲和中東地區為什么要維持高儲蓄率,除文化及發展階段等原因外,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IMF令人失望的表現,亞洲國家不得不自己積累起龐大的外匯儲備,以應對今后可能再出現的金融危機。危機出現的必然性是由現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決定的,也是美國過度利用這個體系缺陷為本國經濟服務的必然結果
3.匯率調節機制作用局限。發展中國家一般都選擇釘住匯率制,這種匯率制度的缺陷是匯率缺乏彈性,且極具脆弱性。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會誘使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匯率發生了過度波動。加之美國可以會同其他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的時間內控制匯率水平,使發展中國家的外匯籌備和國內市場遭遇很大的匯率風險。
4.制度缺位導致監管不力。首先,是IMF的功能缺陷。主要表現在:一是缺乏獨立性,被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操縱,不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二是缺乏一種有效的監控機制,對走向危機的國家進行早期預警,并提供條件寬松的貸款盡可能預防金融危機的發生。其次,缺乏協調的“超國家”配套制度。由于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不存在協調的“超國家”制度,各國相機抉擇的經濟政策又常常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合作,為此世界各國間協同戰略無法有效實施,協作性利益也無法取得。
三、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的展望
1.美元本位仍將存續較長時間。首先,國際貨幣體系的短期改革不符合現行的世界格局。以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本位和美國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必然會遭到美國的反對。從東亞新興市場經濟體方而看,為了避兔爆發金融風險。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將具有長期性,且充滿摩擦和矛盾。其次,從目前看,美元的實質地位并未受到損害,美元匯率還在走強,這是與美國經濟在全球仍然占據絕對優勢分不開的。
2.全球貨幣競爭將加劇。美國金融危機給世界上有實力的國家,創造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為了在未來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有利地位,美元、歐元和日元的貨幣競爭趨勢將會更加激烈,國際貨幣多極化的格局在短時間內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歐元已成為美元最具潛力的競爭對手。IMF統計顯示: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的比例從1999年的71%下降到2007年底的63.9%,同期歐元的比例從17.9%上升到2007年底的26.5%。多極化、貨幣區域化、競爭化將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顯著特征,也鮮明地表明了世界政治格局由美國獨霸向更為均衡的方向發展。
3.東亞地區將加速區域貨幣合作進程。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2000年貨幣雙邊互換的《清邁協議》和2003年“亞洲債券基金”的建立使亞洲金融合作從構想變為現實。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東盟10國及中、日、韓三國決定將原計劃的300億美元亞洲共同儲備基金提高到1000億元,為未來亞洲區域貨幣的產生奠定了初步基礎。在此基礎上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將會加速推進,貨幣互換多邊化、將東亞儲備庫倡議做實,將是未來東亞貨幣合作的發展方向。
4.加強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力度。雖然自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IMF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貸款機制,以增強反應速度,但次貸危機的爆發依然對IMF提出質疑:首先IMF失敗的預測危機的爆發;其次IMF有限的資金規模對于危機救援而言微乎其微。鑒于此,IMF必須加強和具有監管職能的國際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為了增強IMF可動用的資源,IMF有必要進行增資。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機構多邊協調,則是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成功的一項重要前提條件。
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使用分析表象的方法,需要尋找這些現象背后的實質性原因,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這次金融風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二十年來世界金融危機頻發的制度性根源。國際貨幣體系體系本質上是世界經濟格局的反映,從短期來看,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在相當長時間內仍將維持,很多政策的選擇仍需要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框架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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