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1 10:05:1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宏觀經濟的風險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 信用風險；宏觀經濟環境；信用循環指標；違約概率
[中圖分類號] F83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中期發展建模：預測方法與應用研究”(批準號：7053101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基于行為的若干社會經濟復雜系統建模與管理”(批準號：70521001)
[作者簡介] 曹漢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中國銀行總行高級經理，研究方向為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競爭力比較、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北京 100053)
一、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信用風險的研究如雨后春筍，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這些早期的信用風險模型大多集中對違約可能性(信用評分)的預測，主要強調對樣本截面數據，而不是從時間序列角度來分析辨別“好”或“壞”的公司，并且這些模型大部分僅僅考慮了公司本身的狀況與能力，而未將外在的環境因素納入其中。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公司必須面對許多不確定性，增加了公司經營的風險。信用風險的時間序列或動態行為分析已經廣受學術界、業界以及監管機構的重視。
首先，信用風險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大。抵押證券(ABS)，如債券抵押證券(CBO)與貸款抵押證券(CLO)，與信用衍生產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許金融機構在不用破壞客戶關系的情況下降低信用風險敞口。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價需要利率、違約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動態行為的足夠數據。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觀測這些變量的歷史數據，或者利用流動性信用敏感工具定價模型來計量這些相關經濟變量的動態行為即為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證券有效性彌補了早期信用評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風險時的適應能力，同時它也使違約分析的重點從截面分析、時間點分析轉換到動態的信用風險管理。
其次，信用風險組合管理需要動態信用風險分析。雖然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為分析信用風險組合的工具，但是對于不同風險種類的分析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可辨別的獨特性風險與系統風險情況下，絕大多數獨特性風險都能被分散，系統性風險對信用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較少關注系統風險因素的行為。通常而言，系統信用風險因素經常與宏觀經濟環境有關。因此，如果能將宏觀經濟環境與系統信用風險因素建立聯系，那么有關宏觀經濟變量的趨勢與狀態的知識就可以幫助商業銀行評價組合信用風險。
第三，監管的發展也需要對信用風險進行動態分析。新巴塞爾協議(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議銀行的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須直接與交易雙方的履約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聯系。同時，新監管架構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銀行資本需求的親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這樣的方法來增加經濟周期的沖擊，這可能會惡化經濟周期波動。經濟增長期間，銀行可能會降低經濟資本水平，而經濟資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違約概率估計的風險敏感性資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經濟周期的波峰時，經濟資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無法應付后續的經濟下降趨勢。而在經濟下降期間，經濟資本的積累同樣可能很低。此外，經濟資本的增加可能會導致銀行信用緊縮(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惡化已經不利的經濟環境。親周期(pro-cyclicality)的問題進一步凸現了對信用評級、違約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風險驅動因子進行動態分析的需要。
本論文主要嘗試將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二、信用風險模型的發展歷程
信用風險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過去近四十年來取得了廣泛的研究與探討，發展出許多類型的信用風險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關的理論基礎，大致而言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基于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所發展出來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類則是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機構用期權理論發展出來計算違約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為止，并未有具體將宏觀經濟因素納入信用風險模型的研究。不過，經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與Jongwoo Kim(1999)兩篇對信用轉移矩陣(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風險模型納入宏觀經濟變量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將公司價值變動的因素分成兩部分，個別公司單獨面對的風險與所有公司共同面對的風險，前者可稱為個別風險，后者則為系統風險。Jongwoo Kim(1999)運用前述研究的概念，進一步建立較為具體的信用循環指標。
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相關性展開了研究，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歸宏觀經濟矩陣模型GVAR。該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權理論為基礎架構，以經濟的全球化為背景，用橫跨25個國家、時間段為1979―1999的季度相關數據，通過建立模型，分析國內宏觀經濟變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匯率、以及全球變量(如石油價格等)的沖擊對資產信用組合風險的影響，證明銀行沖銷壞帳損失與國內外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具有重要關系。另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應用時間序列模型研究違約概率的周期性變化。
綜合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信用風險作為商業銀行業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一直是銀行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監管機構及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話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分析和評估技術仍處于傳統的比率分析階段。隨著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賴，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都必須面對并分析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或損失分布)的影響。因此，在此領域，尤其是宏觀經濟環境與信用風險相關性研究方面，將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考慮到本論文旨在嘗試將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兩部分)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因此主要參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觀經濟模型，并利用宏觀經濟變量(GDP增長率，CPI通膨率、貨幣供應量、失業率等)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值，來表示宏觀經濟情況，然后以此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調整不同經濟情況下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間銀行放款組合價值之信用風險的變動型態。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論文假設影響公司價值的因素有三個方面，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Z)、公司經營績效(M)與個別公司風險(ε)。現將此三種變量定義如下：
1.宏觀經濟風險
宏觀經濟風險以Z表示，為所有公司都必須面臨的風險，可視為系統性的。這種整體且全面性的風險可能導因于國內GDP的變動、貨幣供應的變化、進出口成長或衰退、產值提升或下降等。為識別宏觀經濟風險，首先需要辨別哪些宏觀經濟變量可以合理仿真未來宏觀經濟狀態。不同的國家，其經濟狀態各有其特定的全局變量組合代表，Wilson(1997)建議至少應有3個以上的宏觀經濟變量。此外，隨著行業、評級的差異，其辨別的解釋變量亦隨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計方法上，隨著模型設定而有所差異，其共同處則在于利用過去的變量資料來預測未來變量的可能。
本論文主要是依據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運用宏觀經濟變量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來表示整體經濟情況，再依據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去調整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紹。
(1)建立復回歸模型
首先，分析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線性回歸關系，再以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數估計(Parameter Estimates)、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個方法作整體模型分析解釋。其中：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有無直線線性關系；而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則作為該模型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斷標準。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數對被解釋變量(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作轉換，得出的轉換值再與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做復回歸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觀經濟變量的估計系數。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機率，Xi，t-1：表示第i個宏觀經濟變量在t-1期的值，β：為未知的參數，εt：為隨機誤差項，h：為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個數。
(2)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狀況
由公式(1)估計下一期的投機級公司違約機率的轉換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經濟狀況。其公式可表示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環指標，Φ-1為標準正態之累積分配的反函數，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2.公司經營績效
公司經營績效以M表示，本論文以稅前息前資產報酬率作為經營績效變量。Mt值的轉換主要應用統計上標準差距離的計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為了符合Mt~N(0，1)的假設，本研究假定同行業內各公司資產報酬率成標準正態分布。換句話說，即公司經營績效的好壞概率呈標準正態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為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數字式表示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IRAt表示t期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N為同行業內公司數量。
從式(3)可知，本研究將資產報酬率作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為了將宏觀經濟環境對資產報酬率的影響剔除，并消除行業特性差異，將其減去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后再除以行業資產報酬率標準差，得到的經營績效指標Mt就等于該公司經營表現與行業平均間的標準差距離。若公司資產報酬率小于行業平均報酬率，則Mt0，表示有正面的經營績效。若兩者相等，則Mt=0。
3.個別風險
個別風險以ε表示，此風險僅與個別公司相關，如新產品開發等。
根據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歸式來估計宏觀經濟風險對公司價值變動的影響，并據此建立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為t期公司價值變動，Mt為t期公司的經營績效指標，Zt為t期宏觀經濟指標，εt為t期個別價值變動風險，w1、w2、w3分別為Zt、Mt、εt的權重。為了保證正態分布的假設，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設①Mt、Zt與εt也為N(0，1)的標準正態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與εt間相互獨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數學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圖形表示(如圖1)。從圖1中可以發現，公司價值變動可以區分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義，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公司經營績效與誤差限。圖中V0代表0期公司資產價值，Nt則為t期公司可能價值概率函數，Vt則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變動中，V0至V′為受公司經營績效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1Mt；V′至Vt則是受宏觀經濟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2Zt。
此圖的例子是當Mt為負，而Zt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況。若Mt與Zt兩者均為正，Vt、V′皆會位于V0右邊；反之，則Vt、V′皆會位于V0左邊。換句話說，公司價值可能會因為Mt與Zt而變動，變動的幅度分別為wtMt與w2Zt，總變動幅度則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權模式的信用風險模型中，違約率的估計是以低于臨界值的累計概率加以表示。該概率為：
其中，t為期間，V0為0期公司資產價值，Dt為t期負債帳面價值，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違約概率也能夠在圖形上看出。圖2為期權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價值分布圖，公司可能價值為標準正態分布，所以此公司價值線Nt代表的一樣是標準正態分布的概率函數。圖中的橫軸并非公司絕對價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離，以一個標準差為單位。此時只要求出臨界值b的數值，即能得到臨界值以下的累計概率，以τ表示。
此臨界值也可稱為違約點(default point)，根據公式(6)，可得臨界值b為：
公式(7)所計算的臨界值隱含的假設為公司價值低于負債面值就發生違約，但在現實生活中，違約不會在低過負債時即刻發生，而是已經低過負債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據上式，而是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
本研究為求出更精確的信用組合風險及違約概率，將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因此，每家公司的臨界點均不同。
bt=IDt+ SDt(8)
為了不失一般性，假設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價為P(ST)t；CSt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數，則公司t期末的價值與公司價值變動可分別表示為
Vt=P(ST)t×CSt(9)
根據Merton(1974)違約模型，在時間t-1的信息條件下，如果下式成立違約將在時間t發生：
假設：
那么λt將是正的違約門檻，它將隨著時間與企業的特定屬性(如行業區分)而變化。
因此，在末期t時的違約概率為：
τ=p(default)=p(Rt
綜合以上的敘述，本研究的信用風險模型將外在環境因素納入；外在環境因素又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為宏觀經濟因素，另一則為行業競爭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如資金是否寬松、進出口貿易興衰、GDP增減等因素對公司信用風險的沖擊。后者為行業特性因素，如行業競爭情況、行業特性等。
四、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年度實際GDP、實際全社會總投資、信貸余額、匯率、全國實際零售總額、全國進出口總額等。各變量均以各個指標各年名義值除以各年相對于1985年的物價指數，折算為以1985年基準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由于論文篇幅的限制，本論文在行業與公司的選擇上只選擇了IT行業作相關分析研究。根據前文分析，我們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來計算出方程(1)中的相關參數(如表1)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投機級公司(SG)的違約概率與信用循環指標的預測值(表2與圖3表示其預測值與實際的值非常接近)。
各風險因子的權重系數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業的條件信用風險模型(5)可以寫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們可選擇一家IT行業的上市公司進行具體分析。假設該公司在1999年度與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該公司2000年的條件違約概率(PD)可表示為：
τ=p(default)=p(Rt
實證表明，利用本論文建立的信用風險模型，可以計算出公司的信用風險，即可能的違約概率，而且根據違約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風險的大小與其變動。
五、結束語
本研究通過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景氣狀況，將宏觀經濟周期因素納入到現有信用風險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觀經濟變量與行業競爭環境因素等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建立了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本論文的分析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信用風險的度量問題。在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下，從信用風險管理的角度入手，將能夠測量到的不穩定因素納入到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中去，使商業銀行能夠按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要求，建立具有長遠性、穩定性、前瞻性的更為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對增強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將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為了簡化分析，本論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價格計算公司價值，除必須假設國內股票市場為完全市場外，又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另外，本研究雖然盡力依文獻或實務界的經驗去選擇合適的變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釋宏觀經濟的經濟變量，但由于宏觀經濟變量的選取存在一定主觀性，容易遺漏重要的經濟金融變量，使得選取變量與應變量的關聯性不夠顯著，或多或少會影響模型的預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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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趙玉旭.現代信用風險量化模型在我國銀行中的應用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2003.
關鍵詞:宏觀經濟不確定；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現有不足；改進建議
一、前言
在宏觀經濟不確定背景下，商業銀行面臨的市場環境更為復雜，管理工作也面臨很多新的挑戰，其中，信貸風險逐漸增大是銀行管理中的一大難題。信貸風險可對商業銀行構成巨大威脅，但同時其又是此類銀行經營、發展中難以消除的風險因素，所以，加強防范信貸風險其實是現階段商業銀行管理中必須要特別重視的一個方面。
二、宏觀經濟不確定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增大的關聯
在經濟平穩增長時，為了獲得更大的利益，投資者往往會通過借貸來追加投資，同時，消費者也可能會通過借貸來滿足消費需求。此種情況下，商業銀行要想盡可能的滿足日漸旺盛的信貸需求，其就必須不斷擴大信貸規模。這個過程中，出于吸引借貸者、提高業務開展效率的考慮，商業銀行普遍會主動的化簡審查程序。此種做法會降低貸款發放門檻，進而導致市場走向預測失準，最終造成信貸風險偏高。除了借貸行為之外，經濟結構發生變化或經濟泡沫、虛擬經濟等現象也可能會導致信貸風險增大。
三、宏觀經濟不確定下的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
(一)現有不足
雖然現階段商業銀行對于信貸風險的威脅性已經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法進行防范，但是，很多銀行的防范都并未取得理想效果，信貸風險依舊高居不下。此種現象說明，現有防范機制的有效性還比較低。本文認為，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防范機制的不足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管理方式較為陳舊。在商業銀行中，對信貸風險進行防范是行長的責任，但卻不是行長的唯一責任，這就使得行長很容易顧此失彼，再加上缺乏有效監督及能夠制衡行長權力的機構，行長對于信貸風險實施的管理實際上是在主觀判斷的基礎上展開的。此外，風險滯后于信貸業務、管理考核周期短等情況也會給管理者開展工作帶去一定的干擾。其次，管理過于粗放。此項問題的產生與計劃經濟有著一定的關系，主要是管理改革不徹底、不全面導致的，表現為經濟欠發達地區信貸增速高、發達地區信貸壓力大。最后，預警機制有效性低。風險預警決定著商業銀行能否及時發現和處理風險，關系到風險的波及范圍，對風險管控成效具有重要影響。但在現階段，由于預警機制有效性低，商業銀行普遍尚未實現有效的事前防范，事后補救仍然是主要手段，管理處于被動局面。
(二)改進建議
1、強化內控此項措施主要針對的是現行管理方式陳舊的問題，方法為：分解信貸業務，確保各環節由不同人員負責，以免個人或部門單獨操控信貸業務的現象。此種做法的實質是將信貸業務分為多個運作系統，利用各系統間的制約關系來達到降低風險的目的。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商業銀行有必要特別強調“同層系統制衡”，并以資金運用環節為依據進行業務分解與部門設立，以便通過橫向制約來實現審計貸款與發放貸款的分離。在此種管理模式下，業務部門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制約，單個部門或個人大權獨攬的現象將不復存在。因此，上述措施也可以視為是對貸款權力的分解，對實現風險的有效控制意義重大。2、實行審批授信制此項措施針對的是管理粗放問題，實施方法為：以總行垂直管理為基礎，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給予各級分支機構有差異的授信權限。在具體實踐中，銀行應以企業類型與業務品種為依據給予有差異的信譽度。此種方法屬于事中控制手段，作用體現為自我制約與自我調控，除了能夠有效減輕管理粗放帶來的問題之外，還可以起到激發基層分行積極性的作用，有助于基層分行主動進行風險防范。結合目前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管控機制來講，上述做法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防控要求，又與銀行發展狀況及相關制度相適應，具有較高的可行性。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宏觀經濟不確定與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加大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鑒于此種聯系不可消除，銀行在發展中有必要積極應對風險增大帶來的挑戰。
參考文獻：
[1]劉華.經濟下行期銀行信貸風險及防范對策[J].現代商業銀行導刊,2014,(07)：19-22
[2]馬文明.商業銀行信貸風險之防范[N].金融管理與研究：杭州金融研修學院學報,2012,(06)：14-16
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通貨膨脹
我國經濟近年來一直保持“低通脹高增長”的理想態勢。2006年11月份由于糧價上漲，CPI的數據顯示通漲指標有上升的跡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長3.2％，為近三年來的最高增長水平。在幾年的“低通脹高增長”的態勢下，適度通脹也有利于調整經濟中一些矛盾和內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長率顯示出繼續增長的趨勢明顯，7月份更是達到十年來的新高5.6％。
理論上來說，低通脹高增長是總需求與總供給均衡的表現，高通脹高增長就是偏熱的表現了。要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就應對CPI預期上升的因素進行具體分析，以制定相關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豬肉和一些食品價格的上漲顯示的供求關系不平衡是否會成為引發通脹上升的扳機。
一般來說，如果價格上漲發生在收購環節，應該是直接向生產者傳遞供給不足的價格信號，這樣就可以使生產者迅速把握市場的需求預期，在最短的生產周期內使供給得到調整，達到市場供求關系的均衡。但是，如果價格上漲只是發生在不同的流通環節，就可能不僅僅是供給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通貨膨脹了。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當經濟運行中的貨幣供應總量超出了總需求，就會出現價格水平上漲的現象。這種純粹價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為貨幣供給造成的，特別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動性過剩”困擾的形勢下，我們不能不認真分析近期CPI上漲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動性過剩”的影響，那么豬肉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將不是孤立的現象，錢多了可能會使價格上漲的情況逐漸蔓延到其他商品。這樣會進一步推動CPI的上升，也推動總體價格水平的上升，通貨膨脹率就上升了。食品類市場競爭程度較高，不容易有價格操縱，所以食品類價格的上漲顯示流通環節價格上漲的信號作用應該比較強烈。
其次，糧價上漲是否是自然災害的短期影響。如果糧價上漲只是因為自然災害的原因減產所致，糧價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會造成通貨膨脹預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糧價上升與國際糧價上漲有關。中國的糧食進口越來越大，國際糧價上漲直接影響中國國內的糧食價格。國際糧食價格上漲有許多原因，糧食供應大國(比如澳大利亞)由于自然災害減產是其中一個原因。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國際糧食庫存去年幾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點，而國際糧價只是1974～1975年糧食價格大幅上漲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國際糧價再次發生20世紀70年代庫存不足糧價大幅上漲的情況，國內的糧價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恐怕就不能忽視了。而且由于糧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業需求的增長，美國宣布要把其國內玉米(1676，5,0.30％)種植面積從7％增加到15％，這樣會減少其他農作物的種植面積而提高其他農作物的價格。對于這些變化帶來的連鎖反應對中國糧食價格的影響，我們要有充分的準備。
另外，石油價格以及化肥價格的不斷上漲，帶來農業成本的不斷上升，這些都有可能通過糧價上漲變成決定通貨膨脹預期上漲的剛性因素。還有各種因素帶來的工資上漲，也是通貨膨脹預期提升的剛性因素。
因此，對當前通貨膨脹的關注，應該重點放在可能導致通脹預期提升的剛性因素的變化，這會影響對通脹上升趨勢的判斷，把握不準確會錯過調整通脹的時機。同時要關注價格上升是否是“流動性過剩”的貨幣形態的表現，這會影響對通脹原因的分析，判斷失誤會使政策的針對性，進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響大為降低。
為了防止經濟運行中貨幣總量超過總需求引起的通貨膨脹，調整經濟偏熱的態勢，要堅持對沖新增流動性，特別是要對沖新的資本流入。在必要時，可以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在關注流動性增量的同時，要注意過去沒有完全對沖所積淀的存量流動性。適當調整加息的頻率，從總需求角度調整經濟運行中過剩的貨幣總量，超前治理通貨膨脹。
特別國債的發行，可以協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動性。國家甚至可以通過發行特別國債向一些改革中的銀行和國有機構注資，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動性的作用。對于低保人員進行適當補貼以降低社會對通脹上升的擔心，也有穩定通脹預期的作用。應加強價格信號向生產者的傳遞，降低季節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對通脹預期上升的影響。
對于國際糧價變化，我們是比較被動的。因為農業是土地密集型產業，我們并沒有土地資源方面的比較優勢，而且在農業產品市場方面，從成本和技術方面似乎都沒有比較優勢，所以，糧食進口增長是有一定根據的。在糧食生產方面，我們應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戰略的思路，實施像解決石油問題一樣的策略。我們是否可以投資糧食生產大國的農業生產機構：是否能夠購買外國的農場；是否可以租種別國的土地，比如菲律賓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蕪的；是否可以同非洲進行農業勞務輸出；是否可以直接進入糧食收購環節，減少中間環節：等等。這些跨國行為最好是民間行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資產價格膨脹
“以資產價格泡沫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經濟危機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經濟危機、亞洲經濟危機，包括以納斯達克大幅下跌開始的美國的“新經濟”調整帶來的幾年的經濟低迷等。近十幾年來爆發的經濟危機，都具有通貨膨脹水平不高，但是資產價格膨脹的特征。國際經驗證明，在流動性過剩的大環境中，過剩的貨幣資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資產市場，會在短期內不斷推高資產價格，積累泡沫風險，甚至成為經濟危機的導火線。
當前，我國資產類市場的情況和大的經濟環境，與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的情況非常相似。
當時，日本推行外向型經濟，產生了很大外貿順差，跟美國人發生了很大的貿易摩擦。在外部壓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場迅速全面開放。對內部來說，也存在產業結構失衡的問題，日本的支柱制造業發展需要某種調整，特別是其沒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發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業特別是金融市場的虛假繁榮里面。對于持續十幾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人均GDP近3萬美元，日本人充滿信心，誰也不認為有什么東西可以讓日本長期增長的趨勢受到巨大的影響。這些方面都與我們現在的情形非常相像，這也是我們為什么要特別警惕的原因。
在當時日元升值的預期下，資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資產價格。日本當時有“土地價格不降”的神話。日本京都、東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價上漲了280％。股票市場從一萬點漲到兩萬七千點，最后漲到了四萬點。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覺得不行了，開始利率調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壓破了。當年股票市場就下跌了40％，地價下跌了46％，最后整個經濟一蹶不振，走進“失去的十年”。
日本當年沒有處理好資產類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沒有意識到資產價格膨脹積累的巨大風險，犯了很大錯誤，最后導致了十幾年的經濟低迷，中國付不起這種代價。
我們現在也面對著與日本當年同樣的國際國內環境。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吸引大量外國資本流入來持有人民幣資產，房地產價格和股市價格輪番上漲。資產價格膨脹的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
對于近一段時間以來政府多次調控房價但仍難以遇制上漲的情況，應該引起我們注意。那種認為政府調控土地的政策不對，并籠統地提出應該擴大供給來抑制房價上漲的主張，有很大的誤區。
房地產市場屬于資產類市場，不是一般商品市場，資產類市場的供求均衡關系與一般消費品的供求均衡關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數的限制。市場商品供給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滿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場就會達到供求均衡，價格就穩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對于住房市場，要區別兩類不同的需求。一類需求是“居住需求”，屬于實際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為效用滿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約束，對價格上漲非常敏感，價格高低直接影響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這個市場的價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類需求是“投資需求”，或者叫“賺錢需求”。這類需求屬于非實際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滿足度的約束。換句話說，這類需求是以價格差異為目標的。理論上來說，沒有“供給”水平能與這種無限需求達到均衡，因而也就沒有均衡價格。特別是這種無限需求，在流動性過剩困擾的銀行信貸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產循環抵押貸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資，基本不承擔風險，風險由銀行承擔。所以“賺錢需求不在意價格高，而在意價格不上漲，“賺錢需求”有推動價格不斷上漲的強烈動機。銀行不斷向“賺錢需求”提供的信貸給了價格上漲源源不斷的動力。如果不斷增加“賺錢需求”的房屋的“供給”，可能會把價格越推越高。在兩類需求市場沒有分開的情況下，“賺錢需求”市場的價格上升會把平均價格拉高。用增加供給來抑制“賺錢需求”市場的房價可能適得其反。
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兩類截然不同的需求劃分成兩個市場，即“居住需求”市場和“賺錢需求”市場。兩個市場相對分割，具有不同的價格形成機制，就不會產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響。
在“居住需求”市場上，應該增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給。政府應該主導整個游戲規則的制定和執行。控制地價、房價的合理定價，嚴格把關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購買和租住條件，保障公平。銀行可以增加對“居住需求”的信貸，增加對“居住需求”的開發商的信貸。相信圍繞“居住需求”的信貸業務應該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且只要嚴格對“居住需求”住房的規則嚴格把握，銀行的風險也會小一些。
在“賺錢需求”的市場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預價格，但是要嚴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場招標規則，“賺錢需求”市場上的土地不能給任何政策優惠，完全進行市場競拍，出高價者勝出。二是要切實落實房屋“封頂”才能銷售的規定。三是嚴格控制“賺錢需求”貸款，限制銀行向炒作房地產賺錢的人貸款。四是完善稅收體制，加強各類稅收的管理。只要堅持這幾個原則，無論“賺錢需求”市場的房地產價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選擇，風險也由開發商和需求者分擔，而不僅僅是銀行承擔。
當前，不能以“銀行的市場化運作”為理由而放任銀行為“賺錢需求”進行貸款。日本當年泡沫破滅，引起銀行業全面崩潰的巨額壞債，基本都是在價格泡沫形成過程中，銀行信貸大量違規進入房地產市場所致。
現在有一個困惑，銀行現在50％的信貸是對房地產的貸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賺錢需求”的滾動貸款。日本當年也有對銀行向房地產貸款的限制，但是規定并沒有嚴格執行，當“土地價格不降”的神話破滅后，銀行業深深陷入危機之中。
股市也是“賺錢需求”市場，目前市場也有靠增加“供給”調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動性過剩、資金非常充裕、投機氛圍很大的市場環境中，“供給”的大幅增長可能會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漲。弄得不好，會重演臺灣股市與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靜。
現在有些觀點認為不能拿當前中國的情況與當時的日本相比。我覺得每個國家的情況確實是不一樣的，但是，它們可能會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問題。在這個情況下，吸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特別有意義。近期應該特別關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資產類市場的價格膨脹帶來的風險，防止以價格泡沫為特征的經濟危機。
第三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流動性過剩
流動性過剩的貨幣表現是兩個，傳統的表現是通貨膨脹，“近代”的表現是資產價格泡沫。
中國經濟已經同時出現這兩種現象的跡象，因此要特別關注流動性過剩問題。
首先，目前流動性過剩是個全球性問題，現在全球快速流動的資本主要是金融資本。這個現象由全球資產價格如黃金價格、房地產價格、股市價格都不約而同地大漲而充分表現出來。股市上漲更是全球性現象。全球化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對金融資本在快速流動中創造更大的流動性有巨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
其次，中國的流動性過剩直接與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有關。2006年有800億美元左右的非貿易和非直接投資的資本流入。人民幣的升值預期，使得全球金融資本以各種名目(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和戰略投資)、以各種身份(房地產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還有改頭換面的對沖基金)涌進中國，使中國外匯積累不斷上升的同時，通過結匯把全球過剩的流動性輸入了中國，M2或者M1甚至兩者同時增長，完成了國際流動性與中國流動性的接軌。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大，國際資本爭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國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變得更嚴重，資產價格泡沫積累的風險更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可能需要防止資產價格膨脹和通貨膨脹并存的雙重風險。
對于中國目前存在的流動性過剩，從根本上來說，要從國內的結構調整上著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宏觀上進行儲蓄與投資的差異調整，減少政府儲蓄和投資，國有企業利潤向國家分紅以減少企業儲蓄，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減少居民為將來不確定性而進行的“審慎儲蓄”，刺激居民當期消費。擴大內需，減少外需，降低貿易順差，減少外匯順差造成的新增流動性。
微觀上進行出口企業的成本結構的調整，企業的環境成本、員工基本衛生醫療體制、退休金個人賬戶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勞動力工資等方面，應進行強制性的完善，在調整國際收支和減少流動性的同時，也把利益留在國內。
關鍵詞：金融開放； 宏觀經濟 ；穩定協調
金融開放，雖然大多學者從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服務角度來進行不同的定義，但以姜波克論述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金融開放可從靜態與動態兩方面來看。從靜態方面來，金融開放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從動態方面來看，金融開放則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由原先的金融閉鎖的狀態向金融開放狀態的轉變過程。
金融一體化的開放對國家宏觀經濟帶來了很多影響，本文就從三個方面來研究金融開放環境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一 影響國家甚至地區金融危機的產生
在過去，學術理論界認為金融開放對國家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并不很明確。因為他們認為金融開放一方面能給國家或地區提供利用國際資本的機會，能夠幫助那些資本貧乏的國家實現生產基礎的多元化； 另一方面， 金融開放程度的提升也能讓處于比較優勢的生產專業化程度能上升，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利。特別是東亞地區在上世紀80 年代經濟的騰飛，更讓理論界對金融開放持樂觀的態度。
但伴隨著東亞國家加快金融開放的步伐，對金融市場的規制也不斷放松，資本賬戶的自由化進程也日益加快，這些也吸引了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大量過剩資本涌入。這些外資的大量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東亞地區國內建設資金存在的不足，增強了融資能力，從而形成了良性循環，推動經濟發展和造就經濟的繁榮與“東亞奇跡”。然而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世界所爆發一系列貨幣與金融危機，尤其是在1997 年發生的東南亞金融危機， 讓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在2008 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次貸危機，沖擊了世界上許許多多國家，包括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這讓很多流入的外資紛紛撤回本國來救市，導致許多國家的股市暴跌和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
這些事實讓學者們對金融開放的后果產生了質疑。當今學術界普遍研究總結，國家在金融開放的條件下容易產生著經濟波動，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許多外來的國際資本有著親周期流動的特點，正當經濟低迷時，往往會傾向集中撤離。在這時如果國內沒有形成良好的融資渠道，就無法能給企業提供上有效及時的資金補給，容易導致企業生產產生癱瘓，經濟陷入蕭條狀況中。
二、效率與風險是金融開放下宏觀經濟特點
效率與風險是學術界根據金融開放后國際金融危機所總結出來的特點。特別在我國加入WTO之后，外資金融機構的涌入，我國金融機構也要出到國外的金融市場，今后對外借款與投資必然會成為我國宏觀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當向政府機構或者外國政府貸款時，由于貸款都是沒有擔保，國家風險就會成為最明顯的。一般來說國家風險的表現形式就是“轉移風險”，也就是借款人的債務都不是以本幣計值，不管這些借款人財務狀況如何，都可能無法得到外幣來用以償還著借款。特別是我國的絕大多數金融機構都以往都處在封閉的金融市場上活動，所以對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風險并不是很熟悉，所以在金融開放后更應該對此進行格外地關注。在加上由于市場價的變動，無論在銀行的表內與表外頭寸上都會面臨著遭受巨大損失的風險。所以市場風險一個具體的內容就是外匯的風險。在國際金融匯率劇烈波動時，外匯業務中內在的風險，特別是外匯上的風險也會增大。在加入WTO金融市場對外開放之后，金融匯率的市場化進程也會進一步加快，匯率的波動也會更加頻繁，與此同時，銀行的外匯業務也日益增多，我國的各類金融機構對外匯業務并不熟悉，因此，這類金融風險會逐漸增加，這一些都讓效率與風險是國家宏觀經濟的特點。
三 保持穩定與協調是宏觀經濟的特點
由此看來，金融開放對于宏觀經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金融開放可以克服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弱點，廣泛的融資能為企業的經營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還能為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提供刺激，從而推動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但如果條件不能完全具備來強行實行金融開放，就會有著巨大的風險。
為此，我國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應該把金融開放隱含的，不得不承受以及會發生的金融經濟危機考慮進去，在政策與制度來進行完善。實質上，金融穩定與金融開放、金融危機和體制外的協調等方面存在著必然聯系。所以，我國在推進市場經濟體制中，強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同時，更應改去著重強調金融開放的漸進性與次序。
要做到金融開放的漸進性與次序，關鍵的實質就在于經濟上國內與國外協調一致。著名學者麥金農也曾經指出，國家為實現非通貨膨脹上的金融均衡，財政和貨幣，以及與外匯政策上的排列順序是至關重要。政府不僅，而且也不應該去采取全部完全的自由化措施；相反，經濟金融上的自由化應有一個最佳合理的順序。
因此，根據麥金農的論述，一個經濟上中央集權化的國家經濟過渡到一個金融開放的國家，應該做到國內與國外的協調，在財政上做到金融開放下的平衡，這樣才能防止入不敷出以及游動資金的出逃。同時在財政收支方面重建公共財政。一方面要實行“權力來制約權力”的改革。用相應的權力甚至更大的權力，來實現對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同時要推進以利益，尤其是物質方面足額的利益來激勵與推進政府職能的利益與調整。這樣，才能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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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周期 信貸風險 親周期性 逆周期
一、經濟周期下信貸風險的變動趨勢
經濟周期亦稱為經濟循環或商業循環，是指總體經濟活動的發展趨勢有規律的出現擴張和收縮的一種經濟現象。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中，峰點和低谷是非常重要的兩個轉折點。經濟周期可以據此劃為擴張期和收縮期。當經濟變量從谷點運行到峰點時，經濟處于擴張期；當經濟變量從峰點運行到谷點時，經濟處于收縮期。如果我們把經濟擴張階段的前半階段稱為復蘇階段，則后半階段稱為繁榮階段，把經濟收縮的前半段稱為衰退階段，后半階段稱為蕭條階段，整個經濟周期便可劃為復蘇、繁榮、衰退和蕭條四個階段。
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是指商業銀行發放的貸款不能在到期后全部收回信貸本金和利息或只能部分收回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正確認識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特征對商業銀行進行風險管理、完善風險管理機制，減少損失、增加收益和增強銀行競爭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信貸風險主要是由債務人自身因素和宏觀系統因素所決定，宏觀經濟因素作為一種系統風險，很難在銀行貸款組合中進行分散。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發現經濟周期對銀行信貸風險具有顯著的影響，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信用風險具有明顯的不同，一般表現為在經濟擴張階段信貸風險較低，而在經濟衰退階段信貸風險較高。經濟周期對銀行信貸風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違約風險、違約損失和信用質量遷移風險隨著經濟周期變動表現出一定的周期性。
二、經濟周期下影響信貸風險的因素
1、商業銀行自身因素
商業銀行在信貸經營活動中表現出明顯的親周期性。在宏觀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信貸需求旺盛，銀行此時也往往過于樂觀，對風險估計不足而制定出較為激進的經營政策。信貸的過度擴張使得部分資金進入低盈利、高風險的項目。當宏觀經濟步入衰退收縮時，低盈利、高風險項目風險不斷暴露，銀行不良資產增加，銀行對未來經濟產生悲觀情緒，此時銀行可能會制定出保守的經營政策，甚至會過度收縮信貸規模，導致銀行惜貸現象的發生，使得部分經營穩健的企業出現融資困難，使其正常的經營受到影響，致使銀行不良資產進一步增加。
另外，商業銀行一般會選擇經營狀況良好、財務穩健和發展潛力大的企業作為貸款對象。但是企業的盈利狀況除了受自身因素影響外，還要受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因此，宏觀經濟的變化會對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產生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經濟周期影響信貸行業結構、期限結構和客戶結構選擇上：在經濟繁榮時期，商業銀行相對增加對周期性行業和中小企業的貸款，其貸款期限也較長。這就會造成一種結果：當商業銀行沒有把握好經濟周期變動規律時，商業銀行就很難及時調整放貸對象，造成比較嚴重的信貸風險。因為在經濟下行時期，周期性行業受宏觀經濟下行的沖擊相對比較大，中小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弱小，同時期限較長的貸款也增加了銀行信貸資產風險暴露的可能。這些因素都會使得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上升，信貸資產質量下降。
2、借款人因素
經濟周期變動會導致借款人經營狀況的波動，并最終對借款人違約產生重要影響。當經濟從蕭條轉為復蘇時，經濟增長使得企業利潤增加，利潤的增加刺激企業增加投資，投資的增加一方面使得總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資會轉化為下一期的資本，并使得下一年固定成本（折舊和利息）增加。經濟形勢的樂觀和投資的增加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增加企業的利潤，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投資，導致經濟高漲。在經濟高漲時，隨著投資的增加，資本存量對收入的比率會提高（企業成本構成中可變成本對不變成本的比重下降）。這種情況隨著經濟的進一步擴張會導致消費需求的相對減少和產品成本的上升。在現行價格水平上，工人買不起企業的產品，市場無法出清。企業如果選擇降價則會導致利潤減少甚至虧損，企業投資隨著利潤的下降也減少，最終導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引起企業盈利下降，商業銀行將會減少信貸供給和向企業追債，導致企業破產，引發商業銀行信貸損失。
3、監管層監管因素
金融監管的外部規則大大強化了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性，這些外部規則主要包括監管層對金融機構的資本監管、貸款損失準備計提等。商業銀行本身所具有的內在順周期性，在資本監管等外部規則下進一步得到強化，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
（1）資本監管。資本要求會隨著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當經濟衰退發生時，監管層會要求商業銀行有更多的資本來抵御風險，而當經濟擴張時資本要求會隨之降低。這樣做雖然實現了對資本要求的動態管理目標，但經濟擴張和衰退所導致的資本要求變動會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信貸能力，進而作用于實體經濟，強化宏觀經濟的波動程度。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動對信貸風險直接產生影響，進而會影響到監管層對資本的要求。在經濟衰退時期，一方面商業銀行壞賬的增加會沖減銀行資本；另一方面借款人信用等級的下降又會迫使商業銀行增加銀行資本。這無疑會大大制約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最終會加大經濟的衰退程度。而在經濟擴張時期，資本的順周期性又會使得商業銀行增加信貸投放，促使經濟進一步過熱。經濟波動幅度的加大，無疑使商業銀行信貸資產面臨著更大的宏觀系統風險。
（2）貸款損失計提規則。在監管體系下，商業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也是導致其信貸行為順周期的一個重要原因。貸款損失撥備計提的周期性波動強化了商業銀行信貸周期性特征，其結果會增加宏觀經濟的波動性，最終對銀行信貸資產產生不利影響。在經濟繁榮擴張階段，商業銀行貸款違約率和損失率降低，計提的損失撥備減少、利潤增加，促使銀行擴張信貸，推動宏觀經濟進一步擴張；在經濟緊縮衰退階段，違約率和損失率的上升，使得銀行大量增加撥備計提，導致銀行緊縮信貸規模，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延緩經濟復蘇進程。
通過在經濟周期背景下對影響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經濟周期、信貸周期、信貸風險周期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系：信貸供給波動會增加實體經濟波動的風險，這又會影響商業銀行信貸風險。 轉貼于
三、對策與建議
1、完善信貸經營機制
商業銀行在信貸經營中應該做到：一是商業銀行總行應該組建具有較高水平的、能夠掌握經濟周期變動的專家團隊，前瞻性的預判宏觀經濟走勢，為制定信貸經營戰略提供依據。地區分行應該建立區域和行業風險控制部門，制定出較為穩妥的區域和行業信貸投放策略，控制信貸區域和行業風險。二是商業銀行應該在把握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規律基礎上，根據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調整授信額度，建立逆經濟周期信貸授權機制。在經濟繁榮上升時期，適當的控制銀行分行的授信額度，在經濟緊縮蕭條階段則適度擴大授權來增加信貸投放，以此來避免信貸過度擴張和收縮造成的宏觀經濟波動。
2、提高信貸風險管理水平，建立跨周期的信貸風險計量模型
建立適當的跨經濟周期信貸風險計量模型，對商業銀行進行信貸風險預警和管理具有現實意義。目前來看，大部分風險計量模型多采用“外推法”，違約率或信貸質量的變化只是評級機械式延伸的結果，顯然這些計量方法，不適應計量由于宏觀經濟波動而引起的系統性風險變化的需要。因此，商業銀行可以考慮改進信貸風險計量模型。一方面要建立至少跨越一個完整經濟周期的違約數據庫，完善數據庫的建設，以此緩解數據期限跨度不夠導致違約率易產生偏差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設計更為科學的計量風險模型，利用歷史數據找出經濟繁榮時期和衰退時期不同的違約區分指標，在考慮經濟周期各個階段指標差異的基礎上，對信貸風險進行計量。
3、進行審慎的金融監管
監管層應當采取適當的逆周期政策和機制來弱化金融機構的順周期性行為，避免其加劇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1）前瞻性的資本監管要求。由于內部評級法本身的親周期性，使得計算出的監管資本隨著經濟周期變動表現出較大的波動。因此，必須從宏觀審慎的角度來增加針對宏觀系統風險的逆周期性資本要求，減弱銀行信貸行為對宏觀經濟的沖擊。
由于商業銀行在經濟繁榮時期籌集資本要比在經濟下行時期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也低很多。因此，監管機構可以考慮在經濟繁榮時期要求商業銀行增加資本的持有，提高資本充足率，為經濟衰退階段大量損失提供足夠的緩沖。這樣可以保證經濟衰退來臨時商業銀行有足夠的資本金來增強銀行面對危機的承受力。
（2）跨周期的撥備計提制度。目前大多數商業銀行在損失準備金計提時，會計處理上采用的是權責發生制，使得商業銀行損失準備金計算在經濟繁榮時期計提的少，而在經濟衰退時期計提得多，導致商業銀行在經濟衰退來臨時缺乏足夠的準備金來緩沖違約損失，加劇了商業銀行的親周期性行為。因此，為了緩和信貸損失的順周期性，建議采用跨周期的撥備計提方法，提高貸款損失撥備計提的前瞻性。
此外，可以設計一種將逆經濟周期因素引入到現有的撥備計提制度中來，在這種制度下，商業銀行貸款損失的數據應當基于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我們可以用整個經濟周期中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除以該時期信貸總額，得出完整經濟周期中的平均撥備比率。這樣，在經濟和信貸擴張時期應當使貸款損失撥備比率高于制度設計計算得出的平均撥備比率；在經濟和信貸收縮時，由于在前期計提了額外的貸款損失準備，只需計提低于平均水平貸款損失撥備即可。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由于商業銀行的親周期性行為帶來的宏觀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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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房價波動 宏觀經濟 關系
一、引言
房價是指在房地產在“開發、建設、經營”過程中所耗費的全部社會必要勞動形成的價格加上土地所有權價格的綜合貨幣表現。宏觀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總量（經濟活動運行），通常才用GDP為核算指標，GDP=C（消費）（居民行為）+I（投資）（企業行為）+G（政府支出）（政府行為）+NX（凈出口）（國外行為）。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基本承載體，本身屬于消費品與投資品的結合，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C（消費）（居民行為）+I（投資）（企業行為）兩項。經濟學者研究認為房價的波動會對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產生現實（潛在）影響，即房價增長幅度與GDP增長率密切相關。本文為研究將房價概括為房地產價格體系中新建住宅用房（商品住宅）價格。
二、房價波動與我國宏觀經濟的相關性
房價與宏觀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相互作用相互加強的。房價下跌預示宏觀經濟的蕭條，在蕭條的經濟形勢下對房地產的投資就會因需求不夠而降低，房價的持續下跌再次預示宏觀經濟蕭條情況惡化，形成相互作用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房價增長過快預示宏觀經濟過熱（經濟泡沫，即經濟繁榮的虛假表面化），在過熱的經濟形勢下對房地產的投資就會因需求過高而提升，房價被進一步推高，從而形成房地產泡沫。
（一）房價適度增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抑制過度住房消費趨勢。作為“產業鏈長、相關產業多（與“材料工業、建筑業、金融服務業”等眾多行業有著密切的關聯）、關聯度大”的房地產行業，房價的適度增長能夠有效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經濟增長。適度的房價增長能夠幫助消費者與投資者樹立信心，增加居民財產，從而刺激住宅的“投資、開發、消費”。此外，當經濟增長已經處于高峰期時，可通過提升房價抑制過度住房消費趨勢與房地產投資的速度，從而調節經濟增長。
（2）調節產業結構，創造就業機會。如上文所列，房地產行業屬于“產業鏈長、相關產業多、關聯度大”的特殊行業，通過直接或間接帶動相關產業的“投資、生產、消費、收益”為社會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并調整產業結構。單就房地產業本身而言，房價適度增長能夠帶動“開發、建筑、銷售、物業管理、評估”等市場的繁榮。
（3）改善城市面貌，推動經濟發展。伴隨房地產的投資與開發，城市的基礎設施（硬環境）被極大改善，從而吸引更多的外資前來發展，在改善居民居住水平的同時提升城市的商業環境，為城市居民生活與服務（軟環境）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此外，住宅用地等于購買70年的土地使用權，房價的適度增加也提升了國家儲備資金（土地使用權歸國家），更多的資金被用來推動經濟的發展。
（二）房價過快增長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1）抑制居民消費，增加居民生存壓力。國家的經濟政策為“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在房價過快增長的推動下，居民家庭固定收入中絕大部分被用來消費在住房上，其它方面消費能力勢必下降。房價過快增長加重了居民購房壓力與經濟負擔。高房價能在短期拉動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步伐，但這是犧牲其它消費增長所換取的，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需要從擴大內需入手。
（2）相關產業重復建設，產業結構失衡。房價過快增長引發“鋼鐵、水泥、有色金屬”建筑材料工業等關聯產業進行低水平重復建設，不僅導致原材料市場與運輸的緊張，而且嚴重阻礙國家產業結構的優化。當虛高的房價泡沫破滅后，相關產業鏈就會斷裂，房地產行業無法兌現與其它產業簽定的合同，從而形成巨大的債務拖欠網絡，并導致關聯產業陷入低迷。
（3）積聚金融風險，引發金融危機。房地產購買土地與項目開發所使用的資金幾乎全部為銀行貸款，即房地產貸款為銀行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目前國內居民大多采用“按揭買房、分期付款”的購房方式，這就意味著銀行成為房地產業的最大風險承擔者。過高的房價將銀行抵押貸款擱置于虛假的價格泡沫之上，當社會購買力被迅速消耗、虛高的房價泡沫破滅后，銀行的抵押資產價值就因大幅下跌而形成資不抵債[4]的問題，當貸款人無力還貸而放棄抵押物時，銀行就會因大量不良貸款而陷入困境。
三、房價軟著路措施
（一）開征物業稅，防范囤積房產
通過開征物業稅（額的房地產保有稅）刺激土地的有效供給與不動產的流動，防范投機者（開發商）通過囤積房產提升房價。對不同戶型的商品房實施區別稅收對待，即對豪宅征收高額稅款，給予貧劣房較大減稅或免稅，以有效緩解國內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的情況。
（二）轉變國有土地供應方式，防范“招、拍、掛”制度
轉變傳統標價高低的單一招標方式，通過對土地投標者的“信譽、業績、業務水準”等全方位的評判方式進行土地招標。建立清晰的法制化地價調控體系來設定“土地使用權租用價格、房產價格”兩者的具體標準，實現房價制定的透明與公平。
（三）開發多元化房地金融產品，加快房地產業貸款的證券化
銀行應通過開辟多元化的房地金融產品為房地產的“融資、開發、交易”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從而降低房地產業大量借貸海外資金而產生的高昂成本，以有效降低房價。通過加快房地產業貸款的證券化更多的將國外資金引入國內房地產市場，在提升金融投資安全性與效率的同時分散房地產信貸機構存在的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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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型 轉型方向 路徑選擇
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主要為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產業，企業的主要競爭優勢在于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投入，大多數企業存在技術投入不足、創新能力較差、生產效率較低的問題，因而我國經濟發展的潛力需要依靠深刻的經濟變革和產業升級來實現有效的提升，由此才能更好地應對內外部風險的挑戰。本文從我國宏觀經濟在金融危機后的現狀出發，通過分析我國宏觀經濟運作特點及轉型選擇的可能性，對我國未來宏觀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結構升級的方向及其途徑提出相關的建議。
金融危機后我國宏觀經濟的特點分析
（一）經濟改革驅動型增長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均屬于一種經濟改革驅動型增長。在不同階段的變革之后，我國近幾年的全部工業增加值及其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根據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變化規律可以發現，我國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波動規律，即在我國每次經濟改革之后，宏觀經濟會因為經濟轉型而重新獲得活力，并出現持續一定時間的高速增長期，而在一段時間之后由于缺乏新的變革和經濟轉型，在面對國內外經濟風險的情況下整個經濟形勢會出現一定的下滑，因此在目前我國宏觀經濟出現下滑風險的情況下，通過加深經濟改革的力度，實現宏觀經濟增長轉型，增強市場活力來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新一輪增長是十分必要的。
（二）出口加投資驅動型增長
雖然我國政府在近年的改革中一直強調擴大內需在驅動我國宏觀經濟增長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的增長一直依賴于對外出口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政府的投資驅動成為驅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其在GDP增長中的貢獻率在金融危機之后處于一個穩步增長的階段之中，而由于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出口在GDP增長中的貢獻呈明顯下降趨勢，而作為國家政策關注重點的內需消費的貢獻率一直保持穩定，并未出現較為顯著的增長，如圖2所示。
隨著金融危機過后國外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我國宏觀經濟中的出口增長趨勢明顯放緩，對外貿易順差額的減少和資源成本的不斷上升使我國出口貿易的利潤不斷壓縮，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明顯下降，如圖3所示。
（三）信貸驅動型增長
自我國加入WTO以來，我國貨幣市場的流動性一直處于不斷的擴張之中，2001年以來我國貨幣擴張力度的提升使得我國宏觀經濟體系中的信貸擴張力度不斷增大，客觀上通過企業融資難度的下降促進了宏觀經濟的再投資循環，從而刺激了經濟的增長。
從圖4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宏觀經濟信貸發放規模和貨幣市場M2的增速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上升，顯示金融危機過后我國宏觀經濟受到信貸驅動而保持平穩增長的內在運作特點。
此外，在我國宏觀經濟發展中，尤其是金融危機過后的宏觀經濟增長還存在以房地產經濟為主導、外匯占款過多、基礎設施投資高于生產設備投資等特點，這些經濟增長驅動因素在新興的知識經濟體系中所起到的驅動作用將越來越小，其增長模式在越來越強調低碳、環保、高附加值的宏觀經濟增長模式中也難以長期維持，因此我國迫切需要在金融危機過后的動蕩時期實施有效的經濟轉型政策，從而變革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經濟發展潛力。
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轉型方向及途徑
（一）加快產業結構升級
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低經濟附加值、高資源投入及人力資源密集型的產業為主，并且依靠我國廉價的人力資源和原材料來壓低自身產品價格，依靠低價策略搶占國際市場。然而目前國際資源價格上漲、我國人力資源價格不斷上升的趨勢使得這種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同時外部市場需求疲軟也進一步限制了這種產業的發展潛力，因此加深我國經濟體系中的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產業創新和產業高端化發展是我國宏觀經濟轉型的一個最主要的方向。
目前，我國在產業結構升級方面應當首先重視發展現代產業體系中的服務業，從而加強第三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力度，并進一步利用我國人口紅利末期的人力成本優勢形成服務產業的初步積累，為后續發展提供前期利潤積淀進而實現服務業的長期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的轉型。
同時，作為我國目前宏觀經濟的一個主體產業，我國的制造業也是經濟轉型的改革重點。我國應當加大對制造業產業升級的引導，通過發展高端制造業來提高制造業的利潤附加值，以新興技術的使用和管理流程的改進來提高制造業的生產效率。我國政府可以采用政府驅動型技術創新和需求拉動型技術創新兩種轉型模式來促進我國制造業的升級：一是政府驅動型技術創新，通過加強研發院所與高等院校同企業界的合作，以國家的科研投入為前期引導促進科研單位的技術研發，然后以企業的后期生產投入來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進程，從而實現我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實現制造業的經濟增長轉型；二是需求拉動型技術創新，通過分析我國未來居民消費的需求，如信息需求、健康需求、環保需求等需求新趨勢，對相關的產業企業或是企業的相關創新業務提供稅收優惠等引導措施來促進企業分析市場客戶的具體需求內容，從而依照該內容進行更加有效的技術創新。
最后，我國應當集中資源發展諸如低碳產業、生物科學產業、新材料產業等戰略新興產業，從而在新興技術領域集中形成一批具有世界競爭力的高新技術公司，進而實現戰略新興產業領域的良性創新循環，在長期發展上實現以技術創新為主導，以戰略新興產業為支柱的經濟增長。
（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目前，我國區域發展不協調也是造成宏觀經濟增長乏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東南沿海城市發展增速較快導致的土地等資源價格高企給企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并且由于人口密度持續增大導致的生活成本升高，也使得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國家的內需拉動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因此，為了有效地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提高我國經濟的發展活力，我國相關部門應當從宏觀和長期發展的角度，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通過擴大對主體城市和經濟區周邊的相對落后區域的支持和幫助，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機制。具體到操作上，我國可以通過建立一套涵蓋區域中心城市和周邊落后地區政府決策人員及經濟發展資源的協調部門的集中協商機制，在區域發展重大經濟決策上相互通報發展規劃，從而提高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度，加強區域經濟發展合作。此外，我國政府還應當有意識地加大對貧困落后地區的財政補助力度，從而幫助減少區域經濟發展差距過大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保障宏觀經濟轉型的順利進行。
同時，中央政府應當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對各個城市群、經濟發展區域的主體功能定位和發展戰略進行協調，避免出現地方相互之間的惡性同質化競爭和重復建設，減少我國目前大中型城市出現的長期規劃同質化現象的進一步深入，從而提高各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性。中央經濟部門應當通過指導和協調各地監管部門進行合理的自我特色分析，促進各地政府因地制宜，更好地發揮地方經濟特色，從而實現更加協調的區域經濟發展。
最后，我國政府還應當對我國目前較為緊缺的礦產資源、土地資源等進行統籌規劃，提高我國國土空間的利用率，并對不同區域的資源用途進行合理的劃分和開發進度規劃，從而促進區域資源交互的良好進行，減少資源交互混亂導致的區域發展瓶頸。
（三）發展福利支撐型經濟
目前，我國內需不足是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要瓶頸因素，為了有效地改變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模式，實現成功的經濟發展轉型，提高我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刺激內需的增長是我國宏觀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為了刺激我國的內部消費需求，解決目前居民生活當中的各種負擔從而釋放居民購買力是促進該轉型進程的關鍵因素。因此，為了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相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促使我國宏觀經濟由原有的出口加投資拉動型增長轉變為以內需為主導的增長模式。
政府首先應當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全面推廣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保障體系和公共資源分配體系來全面支撐我國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保障需求，通過解決居民生活的福利需求，如醫療保障需求、生存居住需求等來使居民減少儲蓄意愿，并釋放居民購買力，從而刺激居民消費。
同時，政府應當制定合理的長期勞動就業協調機制，針對我國不同時期的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調整相關的勞動力保障政策，從而實現和諧的勞動關系，減少由于企業用工和居民就業兩者之間存在的結構不匹配現象，從而提高我國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業的尋工成本，同時促進居民就業，從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最終實現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
最后，應當深入改革收入二次分配調整體系，通過利用稅收機制、最低工資保障等制度的建立來合理地調整我國宏觀經濟中收入分配關系，并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兩種渠道來提升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從而刺激居民的消費意愿。
關鍵詞 互聯網金融 宏觀經濟 影響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互聯網金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該模式能夠很好地適應當下金融發展的主要形式，并對于我國經濟制度的創新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使得我國的經濟制度能夠適應經濟模式的發展。另外，互聯網金融具有很多不可忽視的優勢，為金融業務的辦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使經濟的發展超越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互聯網金融為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下文將針對相關方面進行闡述。
一、互聯網金融的特征
（一）眾籌模式
互聯網金融是信息時代的必然產物，互聯網金融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對于經濟模式的改革與創新，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主要利用計算機技術、云計算、大數據等信息技術達到資金流動與交易的目的。眾籌模式是當下使用最為普遍的金融模式之一，是由者將自己的項目在相關的籌資平臺進行，吸引眾人進行集體投資。眾籌模式的發展需要較為安全、規范的交易平臺，并且保證項目能讓更多人看到，從而達到更迅速地集齊資金的目的。
（二）P2P信貸模式
P2P是近些年來金融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主要是利用網絡作為主要平臺從而進行相關的借貸活動。P2P是借款人按照規定的程序完成信息的審核，然后在相關平臺實現資金的借貸。P2P在應用過程中有一定的借貸門檻，但其借貸效率高、速度快也是不可忽視的優點，該模式的對象一般為部分中小企業與個人，P2P為他們提供需要的借貸服務，實現資金的流動與經濟的發展。
（三）第三方支付模式
伴隨著淘寶、天貓等網絡購物平臺的興起，第三方支付平臺也逐漸發展，第三方支付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網絡購物的安全性與信用。該模式主要是利用信息技術與網絡購物平臺建立一定的聯系，使得資金支付更加方便，保證了網絡購物的安全性與規范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四）數字貨幣的發展
數字貨幣的發展是互聯網金融的主要特征之一，這在很多領域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比如Q幣、游戲幣、代金券、充值卡等，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比例與人民幣進行兌換，從而達到在虛擬世界消費的目的。例如，目前在淘寶上極為普遍的數字貨幣的充值，8.8元人民幣可以購買10元Q幣，數字貨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對實體經濟造成了很大的打擊。另外，還有部分人利用比特幣投資，從中獲取實際利益，這都是數字貨幣的發展帶來的效應。
二、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一）風險較大
互聯網金融是近年來興起的經濟模式，它與傳統的經濟模式有一定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發揮傳統金融的相關功能，但是在監管方面卻存在一定的漏洞，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互聯網金融的風險，為宏觀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消極影響。例如，在互聯網借貸中，互聯網只是為交易雙方提供需要的平臺，并不承擔相關的違約風險，因此，貸款人就需要承擔該風險，若對方的信用不良，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大貸款人的風險。同時，由于網絡交易的局限性，貸款人無法知道對方利用該資金作何用途，若借款人將資金用于炒股等高風險活動，這也會在一定程度增大風險。另外，借貸平臺在進行交易時并未對交易雙方的信息進行嚴格的審核，也沒有對資金的用途進行調查，雖然網絡借貸效率高、成本低，卻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借貸人的經濟風險。
（二）為影子銀行的發展帶來風險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形式較為簡單，且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承包了金融發展的大部分服務，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銀行成為金融市場的壟斷者，許多中小企業由于無法達到銀行的借貸標準而向影子銀行進行借貸。目前，我國的互聯網借貸已然成為借貸的一種主要形式，部分互聯網借貸平臺不僅作為借貸的中介，還進行一定的財富管理，如投資相關理財產品等。互聯網借貸平臺已經具有影子銀行的相關功能，影子銀行主要是指在監管范圍之外，具有一定風險的金融中介。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對影子銀行的發展造成了威脅。除此之外，互聯網借貸不能對資金的用途進行相應的調查，只要求借款人按時還款即可，這使得互聯網對資金用途的監管并未發揮作用，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互聯網金融的信用與違約風險。
三、針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相關建議
針對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造成的影響，相關人員必須給予足夠重視，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進而有效降低互聯網金融對我國宏觀經濟健康發展造成的影響。基于此，下面就對互聯網金融實現健康發展的有效對策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建立完善的互聯網監管
互聯網金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經濟市場的競爭力、資金的流動速度以及利用效率等，但是在缺乏完善監管的情況下，互聯網金融對宏觀經濟的發展而言仍然存在一定風險。因此，目前我國主要針對互聯網中介平臺的發展建立了相關的監管機構，并及時提出相關的指導意見，對互聯網金融的相關平臺與機構進行規范、有效的管理，提升互聯網經濟的利用效率，保證互聯網金融的安全性。例如，對互聯網相關的金融企業與機構發放牌照等，并根據借貸、投資以及存款等分別建立不同的監管系統，保證對互聯網金融的高效管理，除此之外，互聯網金融還能高效地為人們提供各類服務。因此，監管機構不僅只是針對相關服務進行一定的限制與打壓，而應該引導互聯網金融向積極、有利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