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1-15 14:56:4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氣候變化科學概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在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甚囂塵上的今天，毫無疑問，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在很大程度上關乎著人類未來的福祉和命運。因此，氣候變化問題本應是最能體現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議題”。雖然為了人類的未來，國需要作出不同妥協甚至犧牲，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但是從冗長的會議時間、爭論不休的會議現場以及最后艱難達成的協議可以看出，這次大會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國勢力競相顯示姿態的“國際舞臺”。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在“氣候政治的戰場”上的博弈遠沒有因為會議的落幕而結束。事實上，無論這次會議的結果如何，整個博弈的過程蘊涵著今后較長時期內南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路徑。
當氣候變化問題從一個“科學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時，其背后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在發展問題上的角力，是發展中國家在打破國際舊經濟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戰。雖然在哥本哈根這一回合的博弈中，最后得到的是一個“并不具備法律約束力”的意愿聲明，但還是可以說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在艱難中前行。
在這場沒有結束的博弈中，無論是南北對話還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強調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立場，那么，各國就會為了實現本國利益而置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于不顧，將出現的是“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影響就是對國家的挑戰。
關鍵詞：
氣候政治南北關系南南關系對話合作全球化
一、引言
2009年的冬天，一場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氣候談判大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上演。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型會議齊聚了超過85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及多達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見證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針鋒相對的激烈斗爭，以及最后階段《哥本哈根協議》艱難出爐的過程。
在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甚囂塵上的今天，毫無疑問，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關乎著人類未來的福祉和命運。因此，氣候變化問題本應是最能體現全球概念的“全球化議題”。雖然為了人類的未來，國需要作出不同妥協甚至犧牲，是一個博弈的過程。但是從冗長的會議時間、爭論不休的會議現場以及最后艱難達成的協議可以看出，這次大會更是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各國勢力競相顯示姿態的“國際舞臺”。北方國家與南方國家在“氣候政治的戰場”上的博弈遠沒有因為會議的落幕而結束。整個博弈的過程蘊涵著今后較長時期內南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路徑。
二、“氣候政治”的背后
從1972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大會，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再到2001年美國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宣布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已經被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一個“科學問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是“氣候政治”。
在這場全球性的“氣候政治”博弈中，要達成一項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新協議就無法繞過下列問題：
第一，發達國家2020年減排目標，即中期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履行在2007年“巴厘路線圖”中作出的“在2020年應比1990年至少減排40%”的承諾。目前，僅有挪威承諾2020年比1990年減排40%。歐盟承諾到2020年比1990年減排20%，日本承諾25%，但美國只承諾4%左右”。①
第二，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減排問題。這些發展中大國正處于大規模、高速度的工業化建設和城市化進程之中必然導致能源消費的增長幅度大。對于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它們不具備承諾絕對量目標和排放量峰值的準確時間。
第三，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必需的技術和資金來源。由于發達國家對于氣候變化問題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發展中國家一直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不僅要率先減排，而且要在資金和技術上等方面基于發展中國家必要的支持。但是發達國家卻雷聲大雨點小。
第四，氣候變化談判的框架和原則。2009年9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的談判中，歐盟等國家主張把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分別舉行談判（即雙軌談判）合并成一條軌道，試圖徹底拋棄為發達國家規定了具體減排目標的《京都議定書》，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重新談判制定一項單一法律文件，試圖拋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2012年以后為發展中國家設定具體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要求它們承擔與發達國家相同的減排責任。
而在哥本哈根大會召開前，美國和法國已經先后提出了以征收“碳關稅”的方式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所謂征收“碳關稅”，是指發達國家提出的對高耗能進口產品征收的特別的二氧化碳排放關稅。碳排放問將溫室氣體排放縮小了一項具體的指標上，但其實質上還是發展問題。因為減排額度的大小與一國的各項經濟指標緊密相關。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消耗和利用，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大氣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
按照《京都議定書》“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暫不承擔溫室氣體排放額度。因此，顯而易見，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圍繞“低碳”這一關鍵詞構筑新的經濟秩序。對于以“高碳生產”為特點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發達國家征收“碳關稅”就意味對它們設置一道冠冕堂皇的貿易壁壘。這不能不說是發達國家打著“綠色環保”旗幟下經濟霸權的新形式。
“華盛頓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報告顯示，國際貿易和經濟發展將成為氣候變化的核心議題，關于這些議題的協商成果將對國際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改變。” ②“氣候政治”的背后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在發展問題上的角力，是發展中國家在打破國際舊經濟秩序道路上的新挑戰。
三、“氣候政治”下的南北對話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間的關系通常使用“南北關系”這一地理政治概念。在南北關系中政治和經濟是兩條主線。“南北國家之間實力不等、利益不同，在它們的關系中既存在對立和斗爭的一面，也存在依存與合作的一面。”③
南方國家在經歷了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革命后，從北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逐步成為了國際政治舞臺上的獨立一角。但是南北國家間圍繞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的斗爭卻從來沒有停止過。一方面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發達國家利用其現有優勢地位維護在現有政治和經濟秩序中的國家利益。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對于國際秩序中“游戲規則”制定權的訴求。獨立后依舊不平等的地位使得發展中國家能要求打破舊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冷戰結束后，東西關系朝著有利于西方國家的方向發展，南北關系中的政治問題日益突出。在經濟領域中，南北國家間存在的矛盾也在不斷加深。而隨著全球化腳步的加快，南北關系在矛盾斗爭的同時，依存與合作也在不斷發展。在推進南北對話過程中，歐洲共同體國家推行現實主義的、開放的南北政策，支持和參加南北會議。對第三世界國家實施普遍優惠制度，在國際貿易中第一個實行“非互惠”原則。《洛美協定》的簽訂為南北關系開創良好的先例。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認為，“國際體系本身存在矛盾。經濟繁榮取決于全球化是否取得成功。但全球化取得進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有悖于本來目的的情況。此外，與全球化有關的人幾乎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④他認為，面對全球化的沖擊，就應該消除世界政治經濟間巨大的落差，“有必要使各項國際經濟制度適合解決目前的經濟與社會課題”。⑤
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為勢不可擋的全球化而有了更多的對話的基礎與條件，但是在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下，這種對話依然充滿了不平等。2008年，由美國開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更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實現經濟平等，與發達國家國家一道，平等地參與和制定有關國際問題的決定，行使經濟、改革國際貿易制度、取消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等方面的訴求越來越迫切。
因此，原本不分國界的氣候變化問題，遇上各國的經濟發展及政治考量時，長遠的整體利益總是無法超越短期的個體利益。氣候談判表面層次是關于溫室氣體排放額度的談判，更深層次則涉及到各國競爭能源創新和經濟發展空間。歐美發達國家氣候談判的實質就是試圖占有未來新型能源技術和市場，壟斷環境容量劃分，最終實現對低碳經濟的控制。為追逐利益而進行的氣候變化問題主導權的爭奪也就在所難免。
四、“氣候政治”下的南南合作
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人們在爭執不休的吵鬧聲中發現了這樣一個利益集團――“基礎四國”。所謂“基礎四國”是指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因四國的英文首字母可組合為英文單詞“基礎”（BASIC）得名。這四國代表曾齊聚北京，共商這次氣候大會上的基本立場。當發達國家拋出“丹麥草案”時，當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將中印等發展中大國的“三可”承諾（減排的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作為發達國家拿出1000億美元資金援助最不發達國家的先決條件，試圖“分裂”發展中國家陣營時，“基礎四國”的出現，再次讓發達國家看到了發展中國家“抱團反擊”的中堅力量。
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面對激烈的爭吵，發展中國家抱團取暖以求得集體突圍。為南南國家將就共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斗爭提供了又一合作典范。
南南國家合作是發展和加強發展中國家經濟獨立和實現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工具，也是確保發展中國家公平而有效地參與新興全球經濟的辦法之一。
由于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的不平衡發展，使得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也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但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加快了南南合作的步伐。它們意識到只有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通過南南合作，增強集體自力更生的能力，并用一個聲音與發達國家談判，才能與發達國家的博弈中保持競爭性。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性南南合作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勢而且更加靈活。
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基礎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和巴西都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的領頭羊。這些國家連同俄羅斯被稱為“金磚四國”。“金磚四國”一詞最早由高盛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2001年11月20日發表的一份題為《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中首次提出。因此，當中國、印度和巴西這三國用同一個聲音說話的時候，其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約翰?格雷認為，“世界權力分配正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二戰以來的美國霸權時代結束了。華盛頓正在上演的瘋狂混亂場面標志著一種資本主義的終結，那些抵制美式放任做法的市場經濟體將最能安然渡過風暴。但顯而易見的是，權力正加速流出美國，它的全球領導力正迅速衰弱，而新的世界正悄然形成”。⑥
但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認為，歷史上“興衰史”的教訓之一就是大國的崩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它們之所以能繼續支撐，通常是因為新興的力量還不知道如何去取代它們。⑦
在保羅?肯尼迪教授在其所著的《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將“新興的力量”定義為未來的世界領導大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和巴西代表著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當它們在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面前形成合力時，也就成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博弈中的核心力量。這可以說是在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分歧中尋求合作的一種嘗試。“新興的力量”正在尋求一種構建新的規則以取代現有大國的“游戲規則”。
當然，在南南國家中，立場還是“多元”的。在這次大會上，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可以細化為“77國集團”（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目前正式成員134個）、“小島國聯盟”（代表43個海岸線低洼的國家）和“雨林國家聯盟”（由非洲和南美洲的熱帶雨林國家組成）三個方陣。但人們看到的更多的是南南國家的博弈中形成的“中堅力量”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斗爭而帶來的新氣象。
五、結語
今天全球仍有20多億人以煤炭、木炭、秸稈為主要燃料，有16億人沒有用上電。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指出，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統籌安排，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但必須看到的是氣候談判之所以艱難還因為從地理位置來看，氣候變化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不同。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漲，對島國（圖瓦盧、馬爾代夫）和赤道附近的熱帶地區影響比較大。相反，氣候變暖將會為一些國家在短期內帶來效益。例如俄羅斯和冰島等國家。全球變暖將使得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被更多地開發利用。更暖和的氣候導致冰川融化，使冰島的水力發電企業生產出更多能量。
因此，解決氣候問題貴在將心比心。但在21世紀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原則仍應是至高無上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基于國家而產生的各項國家利益，依然是各國一切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但同時隨著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變革，文化交流的頻繁以及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在大踏步向前發展的同時，也日益受到越來越多的問題的困擾，如氣候變化問題、人權問題、和平與安全問題等。這些問題往往與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緊密相連，而這些問題能否得到有效地解決，對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來說也是至關重要。
在這場才剛剛開始的博弈中，無論是南北對話還是南南合作，如果都一味強調各自的國家利益和國家立場，那么，各國就會為了實現本國利益而置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于不顧，將出現的是“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而全球化本身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影響就是對國家的挑戰。
注釋：
辛本健.哥本哈根大會要過“四道坎”.載北京：人民日報海外版第1版 2009年
②劉麗娜、李學梅.征收“碳關稅”背后的玄機. 載北京：新華網 2009年12月28日
③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P108
④ 、⑤亨利•基辛格.需要增加八國集團峰會正式成員.載日本：《讀賣新聞》2008年7月7日
⑥約翰?格雷.美國權力衰弱過程中的崩潰時刻.載英國：《觀察家報》.2008年9月28日
⑦保羅?肯尼迪.美國時代終結了嗎.載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8年10月11日
參考文獻
1、暢征，劉青建.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玉璽.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氣候政治”博弈的新起點.載廣州：廣州日報網站.2009年12月20日訪問
3、約翰?奈斯比特（美）.亞洲大趨勢.外文出版社 經濟日報出版社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6
4、主編李景治，林.當地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保羅?肯尼迪、陳景彪等譯.大國的興衰.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關鍵詞】功能對等理論 農學類論文 英譯分析
一、功能對等理論概述
功能對等理論是美國語言學家和翻譯家尤金?奈達在1964年出版的《翻譯科學初探》中提出來的，他提出了“形式對等”和“動態對等”兩個翻譯概念。
奈達的對等功能強調的是相對意義的對等，翻譯的本質還是對文本信息內涵的傳遞，通過相對的對等，可以避免翻譯過程中一些過分關注原文而造成譯文難以理解的缺陷。
二、農學類論文界定及其特點
（一）農學專業的定義
農學專業是研究作物生產發育規律、產量形成規律、品質形成規律及其對環境條件的要求，并采取恰當的農業技術措施，實現作物的高產、優質、高效和可持續發展，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應用專業。
（二）農學類論文英譯的文本特色
與其他英語類型相比，農學類翻譯的特點主要體現在其客觀性、精準性、簡明性。
1. 客觀簡明的闡述。
要尊重原文的客觀性，譯文要盡量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客觀觀點，符合所涉及的科學技術及其科學領域的專業行文表達；譯者必須要全面理解原文的表述內容，包括原文詞匯、語法、邏輯關系和科學相關內容的理解。
2. 言簡意賅的措辭。
科技英語中頻頻出現大量的專業術語，其詞意比較穩定和單一，在表達上需要簡練的措辭；譯文要簡短精練，一目了然，文理通順，盡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復。譯文簡潔明晰，應是專業英語翻譯的理想呈現。
三、常見錯誤類別
本文從《中國農業科學》期刊庫中隨機抽取了20篇農學類期刊論文，從功能對等理論的視角對該類論文的標題、關鍵詞和摘要進行了英譯分析，發現概論論文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錯誤。
（一）標題的翻譯
論文的標題是整篇文章的濃縮和縮影，根據論文的標題，讀者能直接知曉論文大旨。本研究顯示這些篇論文標題的英譯存在以下問題。
1. 選詞錯誤。
農學類論文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客觀性以及科學性，在選擇用詞上要求作者區分出普通詞和專業詞，尤其是英譯成英文標題的對應表述。其中，容易忽略的還有縮寫的規范性錯誤，對于專有名詞的慣用拼寫，還要考慮“同拼異指”的現象，即同一縮寫對應指代兩個不同的專業用語。
例1：原文：轉抗蟲基因棉花和玉米花粉對家蠶生長發育影響的評價。
譯文：Evaluation of Impact of Pollen Grains of BT，BT/CPTI Transgenic Cotton and BT Corn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ulberry Silkworm，Bombyx mori Linnaeus.
分析：該論文標題英譯的結構是合理的，其中對于專有名詞的英譯采用的是專業術語直接表述的形式，對于相關專業讀者的理解是沒有偏差的。這也突出了農學類論文專業性、科學性的特征。
2. 句式結構錯誤。
標題通常以短語或短語詞組的形式擬定，多采用并列結構和偏正結構的形式。并列結構即闡述并列關系，偏正結構通常采用中心詞前置、中心詞后置等。由于中英表達的思維慣式的差異，在標題英譯的過程中，需要{整對應語序，達到表達意義上的對應。作者應根據原論文的側重點來選擇相對應的標題組成結構。
例2：原文：非洲農業產量對氣候變化響應與適應研究進展。
譯文：Climate Chang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frica： A Review of Impacts and Adaptations.
分析：該論文的中文標題結構是偏正結構，即農業產量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和適應，但英譯標題采用的是并列關系，即非洲的氣候變化和農業產量，缺失了兩者之間的關聯效應。在英譯這類標題時，應將研究的類型前置，以偏正結構或包含結構采用后置說明的表達形式。
3. 曲解原義。
標題英譯過程中，容易出現曲解原義、詞不達意的問題。逐詞逐句英譯，刻板英譯是造成這一錯誤的主要原因。只根據中文標題的字面意義，并未對論文的深意進行深層理解、分析，雖字、詞、句英譯都一一對應，但表達意義相差甚遠。
例3：原文：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肥料問題。
譯文：Fertilizer use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分析：不難看出，該標題的英譯和原標題所表述的研究側重點不一致。究其原因在于，作者未找準該論文的研究問題中心，理解有偏差，以致譯文中并未體現出“保障”之義，使得讀者在讀題時容易產生誤解，有曲解原義之嫌。
（二）關鍵詞的翻譯
關鍵詞是論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用于文章的檢索。根據關鍵詞能夠更直接、更精準地檢索，具有較強的概括性、實效性和精準性。在選取關鍵詞時，應少而精，精而準。本研究發現論文的關鍵詞翻譯存在用詞不當、書寫格式不規范兩個典型問題。
1. 用詞不當。
關鍵詞的個數直接限制了用詞的精準度和規范性。這里所指的精準性是其概括性以及實效性，簡而言之，少而精，精而準。關鍵詞應多用實詞，以名詞或名詞詞組為主，少用動詞或動賓結構。
例4：原文：土壤功能性狀。
譯文：soil functionalities.
分析：該原文關鍵詞由三個名詞構成，分別是“土壤”“功能”“性狀”，作者缺失了“性狀”的翻譯。在農學類論文關鍵詞中，絕大多數是專有名詞，而“功能性狀”這一詞，在農學類英文詞匯表述中有“functional traits”專業名詞。因此，對于專業名詞，要選取相對應的慣用詞匯，以免造成讀者的陌生化。
2. 書寫格式。
關鍵詞的英譯書寫格式，應按順序與原中文關鍵詞一一對應，且各英文關鍵詞用分號隔開，除最后一個關鍵詞后無需注標點符號；英文關鍵詞須首字母大寫，專有名詞或名詞詞組各實詞均大寫首字母，關鍵詞中出現的介詞、連詞等虛詞不大寫首字母。
例5：原文：水稻；高產；株型；栽培；技術。
英譯：rice； high yield； plant typ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分析：該篇論文的關鍵詞英譯，首字母均沒有大寫，不符合論文的書寫格式。
（三）摘要的翻譯
論文摘要是對正文內容的高度概括，它應該簡潔明了，含義明確，表達清楚，不僅可以幫助讀者了解原文的主要內容，而且也為科技情報人員編制摘要型索引提供依據。本次研究發現了以下摘要音譯錯誤。
1. 時態錯誤。
摘要部分的英譯，通常以現在時和過去時為主，少用現在完成時和過去完成時等。農學類論文音譯時，應該注重各時態的表現功能。
例6：原文：【目的】建立一種……的高精度非線性多維時間序列預測方法。【方法】耦合支持向量機回歸（SVR）和帶受控項的自回歸模型（CAR），……【結果】3個農業科學實例驗證表明，……【結論】SVR―CAR是一種……序列分析方法，……有廣泛應用前景。
譯文：[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nove1 nonlinear multidimensional time series approach ... [Method] Integrated controlled autoregressive （CAR）into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gression（SVR）， ... [Resul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agricultural sample set showed that ... [Conclusion] As a novel nonlinear multidimensional time series analysis approach integrated CAR into SVR，... SVR-CAR，Can be widely used in the prediction area of agriculture，ecology an d economics.
分析：該論文摘要部分，采取的是分點闡述的方式，清晰明了，分為目的、方法、結果、結論四個方面，并且在闡述目的和結論部分時用一般時，闡述方法和研究結果部分用過去時。條理清晰，表達時態與方式正確無誤，為正確的論文摘要撰寫范例。
2. 語法結構錯誤。
中英兩種語言本身就具有其語法、句法結構，因此在摘要英譯過程中要適當地調整句式結構。例如，中英文中的主謂賓位置大w相同，除開起強調作用的偏正、倒裝結構，而定狀補的句法結構則大相徑庭。為了言簡意賅地表達出實意，需適當地調整句式結構。
例7：原文：提高氣候變化對非洲作物產量影響的理解，揭示非洲農業對氣候變化的響應規律，是及時、正確和有效適應氣候變化的關鍵。
譯文：We need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Africa， and to know the responses of climate change to African agriculture. These are critical keys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for agriculture in time.
分析：該句摘要的英譯在翻譯表述上沒有問題，但沒有考慮中英兩種語言表達的習慣差異。漢語表達上，習慣把關鍵詞、關鍵點后置，而英文中則習慣中心詞前置。因此，在英譯摘要的過程中要適當地調整句式結構，以適應英文表述習慣。
四、結束語
本文對相對典型的20篇農學類論文的標題、關鍵詞和摘要進行了相對應的錯誤分析，并總結歸納出了農學類論文英譯中常見的錯誤類型，結合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對其論文的英譯提出相應的建議，以提高農學類論文漢譯英的翻譯質量。
【參考文獻】
[1]胡莘.淺談科技英語翻譯與功能對等理論[J].教育界（高等教育研究），2015（02）：124.
關鍵詞：新災變論 影響 災害管理
近幾十年來，地球科學不斷向前發展，其前沿領域出現了很多新學說和新觀點。其中，新災變論（Neocatastrophism）就是一個突出的代表。[1]新災變論最初為德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辛德瓦夫于1954年所提出。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新災變論獲得了更深入的拓展，其研究領域涉及天文學、氣象學、古地磁學、古生物學、地層學、沉積學、海洋學、板塊學說和礦床學等多個方面，其研究成果和發展趨向，對豐富地球科學的主要領域如資源、環境及抗災等，都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一、新災變論產生的歷史背景
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地質學處于早期的發展狀態，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是災變論。1745年，法國博物學家布豐，在研究地球起源時候率先提出了災變論。他根據彗星的運行軌道偏心率極大有時距離太陽很近的特點，設想在原始的太陽形成以后曾有一顆彗星與其相撞，地球就是這一碰撞的產物。本來布豐關于地球起源的假說帶有反宗教的性質，因為他把地球產生的原因歸因于自然本身而排除上帝的作用；但是卻被居維葉等人加以曲解，變成了一種保守的、企圖與宗教神學相調和的理論。[2]
1812年,法國生物學家居維葉出版了一部古生物學的奠基性的著作《化石骨骼研究》，主張根據化石的遺骼把已經滅絕的古代生物復制出來。在居維葉看來，巖層與巖層之間有著明顯的分界，它們似乎沒有任何連續性，不同巖層中保留下來的化石又各不相同，因而這些動物物種之間沒有任何聯系。居維葉認為地球上的生命（進程）曾多次被可怕的事件所打斷；地球曾經經歷過相繼的革命及各種災變，而這種災變大多數是突然發生的。[3]
雖然居維葉主張地球表面會不斷地發生革命性變化，但這種觀點與宗教傳說中的大洪水相吻合，反而容易導致對地球演變的保守結論；不斷前進的地質科學勢必要對其進行挑戰，而尋找腳踏實地的發展道路。早在居維葉之前，英國地質學家赫頓首先提出了古今類比的現實主義思想，他主張應該以現在仍然起作用的地質力量去解釋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地質變動，承認古今自然規律的統一性。后來萊伊爾在他的巨著《地質學原理》中對這一思想給以詳細闡述并形成了均變論。均變論是針對災變論發展起來的。萊伊爾認為，地球并沒用經受過災變，地球演化歷史中古生物的的變化、地層的褶皺，斷裂等都是由于緩慢的效應在漫長的地質歷史中積累的結果。[4]十九世紀中葉，生物學家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問世，提出自然選擇原理。他主張在世界上每日每時都在檢查著最細微的變異，把壞的排除掉，把好的保留下來加以積累；這種過程非常“細微”“安靜”和“緩慢”，以至于人們無法覺察出來。他認為生物演化不能產生大的或是突然的變化，提出“自然界無躍進”的漸變觀。他將古生物演化中大部分中間類型的缺失和生物界的突然變化歸因于“地質記錄的不完全”，極力主張在所有物種和絕滅物種之間的中間的和過渡的連鎖數量，一定是難以計數。[5]達爾文的生物漸進演化觀，進一步沖擊了災變論，使“均變論”在地質學領域中的統治地位長達100多年。
新災變論就是在上述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在現實主義原理和進化論思想占統治地位達一個半世紀之后，隨著地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積累了許多觀測資料，證明在宇宙中和地球上確實存在過突然發生的劇烈變化，有許多現象從“均變論”觀點是難以解釋的。因此，各種災變假說便應運而生。[6]
二十世紀中葉是一個新學科新理論集中爆發出現的歷史時期。在獲取大量的新的科學事實和證據的前提下，德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辛德瓦夫率先提出了新災變論，他把地史時期(生物)大絕滅(mass extinction)與宇宙間超新星爆發這種“天外橫禍”相聯系。1980年阿爾瓦茲等發現了中、新生代界線粘土層中富含銥，于是提出小行星撞擊地球導致生物大絕滅的觀點，使新災變論更容易被地學界所接受。
主張新災變論的學者認為：在宇宙和地球演化中出現過一系列災變事件，如超新星爆發、外星體撞擊地球、地球磁極倒轉、大規模火山爆發等等，其特點是時間短、能量大、突發性強。其后果可能引起生物大絕滅，還會出現災變成礦等現象。與萊伊爾和達爾文等人的主張相反，災變論認為災變普遍存在于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是自然界的一種基本演化現象。由于居維葉等人已經提出過災變論，故現代災變假設被稱為新災變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新災變論的出現，也是地質學理論自身發展的一次較大的“旋回”，它好像是向舊理論的回復，但是它是在更高基礎上的回復。它站在現代科學技術綜合發展的“地基”之上，以新的科學觀察和科學證據為條件，拋棄了舊災變論的神創論的陰影。其提出的初期，不僅看到了地球內部因素導致的災變，更多強調宇空外在因素對地球的作用。
二、新災變論發展的主要階段
人們對災變現象產生濃厚的興趣，與地球科學與技術的綜合發展有密切的聯系。一方面，在傳統領域，地層學、古生物學的研究不斷深入；另一方面，在高新技術領域，天文觀測、宇宙探測獲得許多新的證據。人們的研究視野被打開，對災變假說的信心不斷增強。從二十世紀中葉到現在，新災變論發展大概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54－1979年，為提出假說階段。第二階段，1980至今，是對災變假說的實證與完善階段。在第一階段，為解釋災變的原因，地學家提出了種種假說，可分為地內成因說和地外成因說兩類。[7]
地內成因說包括下面幾個因素：
一是磁場翻轉。當磁場倒轉時，磁場對地球的屏蔽作用大減，使太陽輻射和宇宙線直射地球。在這段時間，如果因宇宙因素產生巨大輻射沖擊（如太陽耀斑，超新星爆發），可能給地球生物帶來災難，導致大絕滅。由于生物體的磁效應，磁極反轉期的低磁場對具有磁性排列能力的生物可造成直接影響；地磁場變化也可能引起自然環境變化，如氣候變化而危及一些生物。哥騰堡地磁偏移事件與更新世末的哺乳動物大絕滅期很接近，當時全球氣候也發生了反常現象。[8]
二是溫度變化。溫度的劇烈變化對只適應于某范圍溫度的生物的影響或許是災難性的。全球變冷可使赤道溫度下降，使整個溫度帶消失，從而使適應該帶的動物群絕滅。氣候變冷事件，往往與生物一些絕滅現象相吻合。全球變暖也會造成同樣地后果。溫度上升，二氧化碳增多會對生物繁殖造成負面影響；海水升溫，還造成水循環停滯而導致缺氧等事件發生，從而造成某些生物絕滅。
三是海平面劇烈升降。如板塊運動或冰川事件會引起海平面大幅度升降，而海平面的劇烈運動又會引發一系列的災難性的事件的發生，如缺氧事件、氣候變化、生存空間縮小等等，從而導致生物大規模的絕滅。
四是火山爆發。大規模的火山爆發噴發的二氧化碳氣體會嚴重地擾亂地球的大氣圈、水圈和生物圈的物質循環，惡化生態環境，造成大量生物死亡。二氧化碳還會使大氣圈產生溫室效應，引起溫度的災害性的上升。酸性火山爆發可放出大量灰塵與有毒物質，還可造成與小行星撞擊地球同類型的蔽光、酸雨、致冷和中毒效應，從而導致生物大絕滅。
地外成因說則包括下面幾個因素：
一是太陽耀斑爆發。太陽耀斑特大爆發時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還能發射出各種頻率的電磁波和太陽宇宙線。有些科學家相信，現代太陽耀斑活動與氣候災害（風暴，洪澇，旱災，低溫等）密切相關；并對人類的神經系統有影響，與霍亂，傷寒，黑熱病等有關。在地質時代中，太陽超級耀斑可能使地球上古氣候，古生物等發生過災變。
二是超新星爆發。超新星爆發是銀河系恒星世界已知最劇烈的爆發過程之一。它以高速拋射碎片，形成擴散殼，同時還發射宇宙線和電磁輻射。超新星爆發造成大絕滅假說在二十世紀70年代討論得最熱烈。超新星爆發對地球引起的變化可能有二：一是宇宙線增強，直接危害生物體；二是宇宙線增強影響大氣臭氧層導致氣候變化。
三是小行星撞擊說。小行星是太陽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多數小行星的軌道是在火星與木星之間，形成小行星帶。但是，也有一些小行星距太陽更近一些，它們的軌道可穿越地球軌道。10公里直徑的小行星可在地球上形成直徑達200公里的隕擊坑。10公里的小行星與地球碰撞的幾率約3千萬年一次，也有人認為約1億年一次。小行星撞擊地球時產生很大撞擊能，在地表形成一個盆狀洼地，并把大量物質向四周拋濺，細微的塵埃可高達同溫層，一部分沖擊能轉變成熱能，使被撞擊物質熔化或部分地汽化，這些都會給降落地區和整個地球帶來巨大的災難。
1980年，美國學者阿爾瓦茲等應用中子活化法在意大利、丹麥等地的晚白堊－早第三紀界限處粘土層發現銥異常，以此作為小行星撞擊地球造成恐龍絕滅的有力證據。對災變論的研究也進入實證階段。迄今為止，地學家們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利用現代技術的方法與手段，獲得了許多翔實的資料與記錄，除銥及痕量元素異常外，還有微球粒、撞擊石英、撞擊坑、高溫石英及火山塵碎屑物的收集研究等。國際地質對比規劃（IGCP）列出了多項專攻對地質災變事件的研究，如地史中的稀罕事件、全球生物事件、白堊紀中事件、東特提斯二疊紀、三疊紀事件，并舉行了一系列國際學術討論會，涉及天文學、氣象學、古地磁學、古生物學、地層學、沉積學、海洋學、板塊學說和礦床學多方面內容，使新災變論內容不斷得到深化。
科學家相信，在地史上發生過多次生物絕滅事件，包括元古宙晚期軟軀體生物的絕滅、奧陶紀末期的絕滅、晚泥盆世的絕滅、二疊紀末的絕滅、晚三疊世的絕滅和白堊紀末的絕滅等。其中，二疊系―三疊系之間的絕滅規模最大，有人認為海洋生物的一半左右，陸地生物的六成左右絕滅；還有人甚至認為可能有百分之九十的物種絕滅。對于這次絕滅事件持續的時間估計，有人認為需要幾百萬年，有人認為需要一到二百萬年，還有人甚至認為只需要十萬年或者幾萬年。[9]因此，對二疊系―三疊系的分界標志、分界剖面上的物理、化學、生物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就成為國際地學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
早在1923年，美籍教授葛利普就注意到中國浙江長興縣灰巖中的動物化石群，并將其命名為長興灰巖。1962年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盛金章等提出了長興階，1977年該所成立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工作組。1978年，由楊遵儀領導的中國地質大學界線組成立。1985年，中國地質大學教師張克信在浙江煤山剖面上發現微小欣德牙形石化石。著名古生物學家殷鴻福于1986年提出以牙形石取代菊石作為二疊系―三疊系界線標準化石，逐步得到國際學者的贊同。1993年，殷鴻福主持召開了國際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工作組會議，確定了4條層型候選剖面，煤山剖面列為首選剖面。2001年3月，國際地質科學聯合會在界線工作組、三疊系分會，國際地層委員會三輪投票后，正式確認長興煤山D剖面27C之底為這一重要地質年代界線的“金釘子”。二疊系―三疊系界線，同時也是古生界與中生界的界限，它的異乎尋常的意義在于記錄了地球歷史的一次重大轉折，在此期間發生了顯生宙以來最深遠的變化和最劇烈的絕滅事件。[10]
三、新災變論對地學的影響及展望
“一石激起千層浪”。新災變論的理論與實踐沖擊了地學中統治達一世紀之久的漸變論，開辟了地學研究的新思路。它使那種慣常以為地球上占統治地位的總是靜靜的緩慢的和令人無法覺察的運動換位于突發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性變化。它對地球科學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第一，豐富了對生物進化過程的理解。達爾文的進化論強調了生物進化過程中的緩慢演化的意義，并提出一點一滴的量的積累會造成巨大的物種的差異。達爾文還揭示了這種量變過程的內在機制就是自然選擇，適者生存。但是達爾文的理論不能解釋這樣的現象，即生物在內部因素和外部原因的作用之下所產生的突變。例如寒武紀生命的大爆發，當時幾乎所有的無脊椎動物門，絕大部分綱都出現了。達爾文的理論更不能合理解釋進化過程中的災變現象，他認為動物的絕滅要么是數量過多，要么是不適應環境而被逐漸淘汰。但是在災變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是，外部環境的災難變化會使先前適應環境的生物集體絕滅，因而偶發性的因素也必須納入生物進化過程的考慮。同時也要看到，從一個角度看來是偶然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來則是必然的。生物進化過程中舊的物種不斷滅亡，新的物種的不斷更新是自然發展的必然規律。災變現象只是這種必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的一種形式。災變的意義在于它可以促進生態系統的更替，舊的生態系統的結構被打破，新的生態系統的結構被重新建立起來。[11]因此生物進化過程中，量變、質變、突變、災變等都發揮了作用。生物進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漸進過程，而是一個復雜的、多重反復的過程。首先，量變或漸變是我們通常看到的現象，它的特點在于時間漫長而空間狹窄。但量變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就會引起質變。注意有兩種不同的質變，一種是由單純的量變所引起的質變，如水滴石穿便是；另一種是由突然性的原因所造成的，簡稱突變，它并不是由單純的量變所形成。突變也有兩種形式，一是向上的進步的突變，例如創新進化事件，從猿到人；另一種是破壞性的突變即災變。災變是進化過程正常秩序的打斷，是暫時的曲折和倒退，但卻孕育著新的進化的萌芽。進化的道路包括：量變（漸變）質變…突變…災變新的量變（漸變）等一系列過程。進化的總方向是前進的，但發展具有階段性，曲折和倒退也是前進道路上的組成部分。
第二，促進了地層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與發展。由于災變事件往往具有全球性與典型性的特征，這就為是地層層序的建立及其相互間時間關系的確定，提供了一個天然的試驗場。在典型的地質剖面，例如中國長興煤山剖面，中外地質學家進行了磁性地層學、化學地層學、分子地層學、生物地層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在事件地層學的研究方面，通過大量的證據、綜合的方法，追溯絕滅事件產生的背景和原因，還原地史上曾經有過的真實畫面，是一件憾人心弦的體驗。但這里更需要排除先入之見，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災變產生的過程可能是瞬間的、由隕石撞擊等地外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較長期的、多相的、由火山爆發等地內原因造成的。[12]當然，還有可能是地內與地外諸多因素都發揮了作用，導致海退、缺氧、高溫、海進、低溫等難以預測的災難現象的出現。事件地層學用突變的、甚至是災變性的特殊事件去劃分、對比地層，豐富了地層的劃分類型，也使地層的對比研究更有說服力。地質界線有兩類。一類是“平靜界線”，即界線處沒發生突變或災變性事件；另一類是在界線處發生過劇烈的突變事件，稱“突變界線”。據現有資料表明，幾乎所有重要的年代地層界線上或得或少發生過某種等級的災變性事件。在許多界線上往往是多種事件并存，如界線可能會有撞擊，火山爆發、全球森林大火，古氣候突變、海平面上升和生物大滅絕等多種災變事件的復合出現。由于各種事件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要區分原發事件和終極事件。原發事件可導致新事件的產生。地學家認為，進行事件學研究必須抓住生物事件和巖石事件這兩條線索，探討導致這些事件產生的原發事件，如板塊運動、天體碰撞等。事件地層學用突發性災變事件劃分對比地層，大大提高了地層對比研究的精度，使重大地質事件清晰明白，易于辨認，有強大的生命力，也是地球科學發展的新領域。
第三，災變觀還被運用來探討某些礦產的成因，指導找礦。災變成礦論認為，災變過程為有機礦產準備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如成油、成煤規律與生物界的大發展和大絕滅直接相關。[13]災變是礦質來源的一個選擇。如果一個富含某些元素的大隕石撞擊地面，有可能直接形成具有工業價值的礦床。加拿大肖得貝里銅鎳礦床最突出的特征是外形呈橢圓形“浴缸”狀，屬高溫貧銅類型，關于它的產生，有人提出，巨大隕石的墜落可能導致肖得貝里構造及礦床的形成。災變為成礦創造了構造條件，有人提出“轟擊構造成礦”的模式，認為地外星體撞擊地球時可以撞穿巖石圈層，破壞古大陸和古大洋使之解體，使巖漿沿破裂上升，地幔塑性物質開始流動，由此可以促進板塊構造的發生和運動，并由此控制著不同構造―成礦帶的分布和差異。另外，中國地質學家研究了燕山期成礦大爆發，認為中國有33個超大型內生礦床，其中有17個形成于中國東部燕山期。這種集中成礦的現象源于巖石圈-軟流圈系統的大災變，即大量新的、熱地幔物質和熱的下地殼物質去取代、加熱和注入冷的巖石圈和地殼，富集有用的元素會被巖漿-流體子系統析出，并在某些地段堆積成礦。這是典型的巖漿-構造-成礦事件。它說明了深部環境的驟變對成礦的意義。[14]
第四，災變觀還啟迪了天文地質學的形成。天文地質學是應用天文學的研究方法、觀測資料和研究成果，來探討和解釋地球上的各種地質現象的成因和演化規律的學科。地球系統的存在，不能脫離與太陽系甚至銀河系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各種天文因素對地球地質發展都有影響，諸如銀河系運動、超新星爆發、太陽活動、太陽系天體（行星、小行星、彗星、隕石）、月球、地球旋轉等。宇宙的各種物理場（引力、電磁波、宇宙線等）對巖石圈、大氣圈、水圈和生物圈也存在影響。萬有引力把天地之間的引力和地球上物體之間的引力聯系起來。在漫長的地質時期，引力常數可能是不“常”的。地球經常受到太陽風的影響，銀河系的恒星風對地球亦可能產生作用，這些都對地球帶來深遠影響。1982年，在國際上召開過大規模國際學術會議，其論文集刊于《大的小行星和彗星對地球撞擊的地質解釋》。在我國，徐道一是較早把天文地質學引進中國的研究者之一，他牽頭編著的《天文地質學概論》對中國天文地質界有深遠的影響。[15]近年來，隨著宇航技術和方法的應用，科學家從宇宙空間對地球表面進行觀測和分析，并把天文學與地質學兩方面的成果進行對比，確定其相似程度，建立其聯系的關系式，對兩者關系的成因機制進行探討。今天人類已進入宇航時代，應用天文和宇航研究的成果和資料，能夠更完整和系統地解釋地質現象的形成機制。可以預見，天文地質學將有力地促進地質學的成長和發展。
最后，新災變論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也有助于地質科學向資源、環境和抗災的一體化的方法發展。人們已十分明確的認識到，當今人類所面臨的自然問題是復雜的，跨域多個學科的。在地球系統中，大氣、海洋、陸地和生命都有密切聯系。巖石與土壤中蘊藏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解答，例如能源與礦產資源成因、生命演化、氣候變化、自然災害、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營養物質與有毒物質的運動等等。地質科學能幫助人們了解物理和生物世界的過程，從而模擬和預測系統內的變化，以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挑戰。[16]科學家們愈來愈關注地表過程和氣候過程，關注其對生態系統健康和變化的影響。生態系統正受到自然和人為壓力的改變，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荒漠化、以及物種絕滅的現象日益凸顯。必須加強對于發生在地球表面或附近的生命、化學和物理過程的復雜相互作用的研究。科學家還指出，地震、山崩、火山、火災、強風暴、海岸洪災等對經濟安全、公共安全和環境安全構成重大挑戰，災害易發區如果人口與基礎設施過度擴張會使抗災能力減弱，一場自然災害可能引發巨大的物資損失與人員傷亡的慘劇。因此必須開展有針對性的災害研究，改善并擴大災害的監測、預警和預測能力，將多種災害、脆弱性、風險和恢復力納入災害評估，發展有效的、跨學科的、迅速應對災害的實際能力。為達到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構建社會與地球系統的和諧運行機制，人們還必須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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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郴州市氣象局，湖南郴州423000；2邵陽市氣象局，湖南邵陽422000）
摘要：為了研究各類臺風對郴州降水的影響，為氣候預測和氣象防災減災服務提供有益參考，筆者對1959—2011 年53 年間影響臺風在郴州的年降水分布、不同強度的降水分布、關鍵月份的降水和不同登陸地的降水特性進行統計分析。結果表明：在時間分布上，影響郴州的臺風降水發生在4—11 月，主要集中在7—9 月，8 月臺風降水頻次最多，9 月次之，4 月最少；在空間分布上，臺風年平均降水量總體上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小，臺風年最大降水區出現在中部，7 月臺風最大降水區出現在郴州中南部，8 月在郴州北部，9 月較8 月略有南移；此外，臺風登陸地點不同，影響郴州的臺風降水差異較大，在廣州登陸的臺風主要影響郴州西部，在福建登陸的臺風主要影響郴州中部。
關鍵詞 ：臺風；降水；時空分布；特征；郴州
中圖分類號：P466 文獻標志碼：A 論文編號：2014-0955
0 引言
郴州市地處湖南省東南部，地形復雜地貌多樣，東部是南北延伸的羅霄山脈，南部是東西走向的南嶺山脈，中部、北部低山、丘陵、平地交錯，地勢自東南向西北傾斜，是全省受臺風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每年7—9 月，西太平洋和南海熱帶氣旋從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登陸，給郴州帶來不同強度的降水。臺風降水多寡對郴州的旱澇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適量的臺風降水可以緩解本地旱情和高溫，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而臺風暴雨則易誘發洪澇、山體滑坡等地質災害，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
長期以來，氣象學者對熱帶氣旋的生成、結構、強度、路徑、風雨影響的預報進行了大量的研究[1-4]。而近些年，關于臺風降水的氣候研究在國內外逐漸受到廣泛的重視。Englehart 等[5]探討了墨西哥西部臺風降水氣候特征，并進行模擬；王繼志[6]對1884—1979 近百年的西北太平洋臺風進行了統計；李英等[7-10]對影響中國的西北太平洋臺風的時空分布、強度分布、移動路徑和臺風源地進行了氣候學分析；孟瑩等[11-18]對影響臺灣、福建等某一小區域的臺風降水特征進行了探討。
然而，由于不同地區臺風降水的氣候變化特征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且迄今為止，關于影響郴州的臺風降水的研究主要是對臺風降水個例的研究[19-20]。因此，本研究對1959—2011年共142個臺風資料進行統計，著重從氣候變化角度分析影響郴州臺風降水的基本特征，以期為氣候預測和氣象防災減災服務提供有益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本研究使用的臺風資料來源于中國氣象局整編的《臺風年鑒》（1959—1988 年）和《熱帶氣旋年鑒》（1989—2011 年）[21-22]；降水資料來源于湖南省氣候中心和郴州各縣（市）地面氣象觀測站共同提供的1959—2011 年10個測站的逐日降水資料。
1.2 研究方法
當臺風從東南沿海登陸并對郴州產生了影響，便進行臺風降水統計。臺風過程降水統計時段為臺風登陸前一日到降水過程結束之日；臺風過程降水量為降水統計時段內的總降水量；臺風月降水總量為月內各次臺風過程降水量的累加值（以臺風登陸時間為準，可向下月跨月統計）；臺風年度降水量為各月臺風降水量之加。
1.3 統計分析
本研究用Fortran 語言對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并用Suffer 軟件進行繪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影響郴州臺風登陸地點的統計特征
1959—2011 年53 年共有142 個臺風登陸影響郴州，年平均2.7 個，最多的年份有6 個（1961 年），其中1987、1993、1998 年無臺風影響。由表1 可得，臺風登陸影響郴州最早出現在4 月，最遲出現在11 月份；影響時段集中在7—9 月，共有臺風110 個，年平均2.1 個，占總數的77.5%；8 月影響郴州的登錄臺風最多，占總數的34.5%，9 月次之，占21.8%，4 月最少，僅占0.7%。
由表2 可得，影響郴州臺風主要從廣東和福建沿海登陸，共有132 個，占總數的93%，從廣東登陸影響郴州的臺風最多，占總數的64.8% ，福建次之，占28.2%，山東最少，僅占0.7%。
2.2 影響臺風在郴州的降水特征
2.2.1 降水時空分布特征1959—2011 年郴州各縣市臺風年平均降水量為140 mm，桂東的臺風年平均降水量最多，為169 mm，汝城次之，為160 mm，安仁最少，為106 mm。臺風年平均降水總體上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小，有明顯的多雨區和少雨區之分，東南部的汝城、桂東和中部的郴州位于多雨區內，是郴州境內臺風雨水資源最豐富的區域，而西南部的臨武、宜章和最北部的安仁位于少雨區（見圖1a）。臺風年最大降水區域出現在中部的郴州、資興和永興，中心在郴州，年最大降水703 mm；安仁最小，只有443 mm（見圖1b）。
1959—2011 年郴州各縣市臺風年降水量≥100 mm的年份數（見圖2a）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少，其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東南部，頻數極大值出現在桂東（19 年），極小值出現在安仁（8 年）。臺風年降水量≥300 mm的出現次數（見圖2b）由中部向南北兩端逐漸減少，其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中部，頻數極大值出現在郴州（8 年），極小值出現在安仁和宜章（2 年）。可見，郴州中部至東南一線受臺風強降水的影響重于其他地區，尤其是郴州市區受臺風強降水影響最嚴重，既是臺風年降水最大中心，又是臺風強降水易發中心。
臺風主要影響季節（7—9 月）郴州各縣市平均臺風降水量為110 mm，占臺風年降水量的79%。7—9 月臺風降水量的空間分布與臺風年降水量相似，最大降雨中心區域也與年最大降雨中心相同（圖略），可見年內臺風降水總量主要取決于7—9 月臺風降水量。其中，7 月臺風主要影響地是郴州中部和南部，郴州、汝城、宜章等縣市在多雨區范圍內（見圖3a），月最大降雨區位于永興至郴州一線（見圖3b），月最大降雨中心在郴州，降水量達648 mm，為臺風月降水量歷史最大值，出現在2006 年；8 月臺風多雨區位置較7 月略有北移，郴州、汝城、桂東等縣市在多雨區范圍內（見圖3c），月最大降雨區位于郴州東北部，月最大降雨中心在資興，降水量達506 mm（見圖3d）；9 月多雨區面積略有縮小，降水量減少，位置較8 月略有南落，汝城、桂東等縣市在多雨區范圍內，月最大降雨中心在汝城，降水量達243 mm（圖略）。
2.2.2 不同登陸地臺風在郴州的降水特性影響郴州的臺風主要是從廣東、福建登陸的臺風，分析其降水特性為：1959—2011 年從廣東沿海地區登陸并影響郴州的臺風共92 個，平均年降水量為113 mm，桂東降水量最多(113 mm)，汝城次之(108 mm)，安仁最少(62 mm)；平均臺風年降水量的空間分布自南向北逐漸減小，多雨區位于桂東到汝城一線，其次為嘉禾、臨武，最少降雨區在郴州東北部（見圖4a）；臺風最大降水區域集中在郴州西部，最大降水中心在嘉禾，降水量達368 mm（見圖4b）；臺風年降水量≥100 mm的年份數（見圖5）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少，其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東南部，頻數極大值出現在桂東和汝城（21 年），極小值出現在安仁（8 年）。
1959—2011年從福建沿海地區登陸并影響郴州的臺風共40 個，平均臺風年降水量為104 mm，資興降水量最多(130 mm)，郴州次之(128 mm)，臨武最少(82 mm)；平均臺風年降水量的空間分布由中部向南北兩端逐漸減小，多雨區位于郴州—資興—桂東一線，其次為永興和汝城，最少降雨區在郴州最北端和西南部（見圖6a）；臺風最大降水區域集中在郴州中部，最大降水中心在郴州市區，降水量達648 mm（見圖6b）；臺風年降水量≥100 mm的年份數（見圖7）由中部向南北兩端逐漸減少，其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中部，頻數極大值出現在郴州（18年），極小值出現在安仁和臨武（8 年）。
3 結論與討論
（1）影響郴州的臺風平均年降水量總體上自東南向西北逐漸減小；臺風年最大降水區出現在中部，7 月臺風最大降水區出現在郴州中南部，8 月在郴州北部，9 月較8 月略有南移；臺風年降水量≥100 mm的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東南部，年降水量≥300 mm的頻發區主要集中在郴州中部，即郴州中部至東南一線受臺風強降水的影響重于其他地區，是全市洪澇災害最易出現的地方。
（2）臺風登陸地點不同，影響郴州的臺風降水差異較大。在廣東登陸的臺風主要影響郴州西部，其帶來的降水往往比較均勻，強度不大；在福建登陸的臺風主要影響郴州中部，由于地形作用，極易給郴州中部地區帶來強降水，造成洪澇災害；從廣東沿海和福建沿海登陸臺風，對境內安仁和宜章2 個地區的影響相對較小。
（3）影響郴州的臺風主要集中在7—9 月，該時段郴州境內常出現大旱，臺風影響所帶來的適量降水，可以有效緩解旱情，同時也可通過人工影響天氣充分開發空中水資源，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4）本研究中臺風登陸地以省界為單位，有待進一步細化到市或縣，為防臺減災提供更精細化的分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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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 排澇 解決方案
城市是區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區的面積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將會涌入城市。我國大多數的城市坐落在平原或盆地，一旦發生洪澇災害，后果不堪設想。近些年來，隨著全球氣溫變暖，氣候變化無常，洪澇災害頻發，給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帶來巨大損失。城市的防洪排澇是我國水利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鄭州市是河南省省會城市，是黃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之一，屬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降雨量年內分布極為不均，夏季多雨，汛期7-9月占到全年降雨量的一半以上。近年來，鄭州市每年都出現內澇災害，城區多處小區被淹，鐵路路基下沉，公路崩塌，城市道路交通癱瘓，給城市居民的生活帶來不便。據統計，目前鄭州市中心城區遭遇強降雨時，易造成道路斷行及嚴重積水的主、次干道二十余處。
一、內澇成因分析
（一）自然因素
全球極端氣候的出現已經變的極為普遍，我國南方暴雪，云南大旱以及海上臺風的出現頻率大為增長。鄭州市也不例外，近年來極端天氣也是越來越頻繁，2008年7月13日20:00到14日5:00，局部地區降雨達到173.5mm,2009年6月27日，短短1h內，有5個觀測站的降水量在50mm以上，局部降水量達到70mm以上。由于城市的熱島效應，夏季城區與郊區的對流現象明顯加強，這也加劇了局部地區出現大暴雨的可能性。
（二）城市建設與管理因素
1.城區排澇系統由于早年規劃不合理，沒有形成較為暢通的排水管道網絡。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各種工程項目陸續實施，很多項目攔斷了舊的排水管道且沒有修建新的排水管道，造成此地區排水不暢，形成積水。由于沒有長遠的規劃，整治了以往的積水點，又出現了新的積水點，終究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排澇的問題。
2.大多數地區仍然按照舊的標準設計排水系統，設計標準普遍偏低。造成設計標準偏低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兩點：
（1）受經濟能力限制，為壓縮投資不得不降低標準。
（2）由于缺少整體規劃，采取延伸已有管道的方法，造成排水系統標準偏低。
3.隨著城區的范圍不斷擴大，區域內建筑物、道路等占地面積不斷增大，綠化面積和透水面積逐漸較小，改變了原有下墊面，使不透水層面積比例增大，地表徑流系數減小，造成城區排水不暢。
4.排水口由于垃圾雜物堆堵，影響到排水的效果。如此造成管道內無水而路面上到處積水的局面，此現象在較為繁華的路段表現尤為明顯，即使積水區管道通暢也毫無用處。
5.排水系統建設和維護不利也是造成城區積水的重要原因。
二、城市內澇解決方案
城市排澇措施分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兩類。工程措施主要是指建排澇閘、排澇泵站和整治內河、修建排澇溝渠、建蓄澇區、建蓄澇水庫或利用現有水庫蓄澇削峰，有條件的地區可實施高水高排方案、提高排澇標準。非工程措施主要是指建立預警系統，對水庫、排澇站、排澇閘、內河等進行一系列排澇調度管理等。 對于鄭州市而言，切不可急于一時效果，只有進行長期規劃，承擔長遠責任，才能標本兼治。
（一）雨水收集
北京市今夏遭遇暴雨襲擊，形成城市內澇。在調研水務時，北京市市委書記劉淇表示，城市防洪排澇建設要高標準規劃，并特別強調將雨水收集納入地方立法，要求新開發項目一律建設雨水蓄集工程。其他城市也不應落伍，特別對于缺水城市，如果能夠全面建立起合理的雨水利用系統，既減少了雨水白白流失，又解決了排澇不暢的問題，走出缺水與內澇并存的窘境，兩全其美。
（二）排水管道改造與維護
建于六、七十年代的管道排水能力已不能滿足城市排水的要求，在建設新的管道的同時，應該及時對舊管道進行改造和更新，使其繼續發揮排水功能，并且定期檢修和維護，特別是雨季來臨之前。
（三）內澇預警與調度
氣象部門僅提供預報，對整個降水過程進行跟進式、滾動式服務，雖然預報準確、預警及時，但這些是遠遠不夠的。面對強降雨，政府部門應采取相應應急措施，預報、預警信息，各相關部門統一調度，科學安排，才能減少災害，保證城市正常運行。
（四）處理細節問題
比如在路邊修建用于排澇的植草邊溝；在立交橋上，開設較大的排水口，能減少橋面和橋下段的積水；道路和綠地之間建有水通道，下雨時，道路不會形成積水；注重地面設計，鋪設透水地面，使降雨直接滲入地下；我國現代綠地大多是高臺式的，不利于排水，應建設下凹式綠地等。
三、建議與意見
(一)科學規劃，合理制定排水設計標準。各地應該加強城市排水規劃的研究和編制工作，依據城市總體規劃制定排水專項規劃，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合理確定適度超前排水標準以提高城市排水能力。
(二)加大投入，加快排水設施建設。各市政府在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中，應加大排水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加快城市排水管網、泵站等排水設施的建設和改造，努力提高城市排水能力和排水體系科學化、自動化水平。
(三)加強管理，確保排水設施正常運行。指導各市加強對城市排水設施和運行管理的檢查，做好排水設施的維修養護，保障排水泵站高效、安全運行。
(四)制訂預案，提高應急搶險能力。各地制訂城市排澇應急預案，開展應急演練，落實應急措施。根據城市內澇的具體原因，制定搶排方案，配備足夠的移動泵車、備用電源等應急設備，以備遭遇突發災害性天氣及時開展搶排，同時，加強應急搶險隊伍建設，提高應急搶險處置能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農科專業；應用型；教學模式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46-0178-02
引言：
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發展，各高等院校已將培養應用型專業人才列為學校教學的重點。農科專業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專業，尤其是在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過程中，除了要求學生掌握基本的理論知識外，還需要學生親自到田間現場進行參觀實驗，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實踐操作的能力。同時，對于農科專業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進行探討研究，有助于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一、構建農科專業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的原則
1.應用性原則。農科專業在設置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時首先要遵循應用性的原則，合理設計理論知識教學與實踐教學的結構，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既要保證理論知識的完整傳授，又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以應用性教學為基礎展開課程教學。除此之外，在構建教學模式時，要保證課程內容與社會需求相適應，以社會實際需求為前提，培養農科專業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能力，并使個人的努力方向與社會需求保持一致，為學生以后參加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2.知識傳授為基礎原則。應用型課程教學仍需要以理論知識的傳授進行教學，因此在構建教學模式時學校仍需以理論知識為前提開展教學。農科專業的應用型教學課程主要包括基礎性的理論知識和專業性的實踐知識，例如農業種植等方面的技術原理，農業管理方面的管理經驗和管理規范等。例如《旱作農業概論》主要是在先天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教師在設計教學方案時就要針對干旱地區的地形特點、降雨量的多少設置相關的教學課程，使學生掌握這些方面的基礎知識以及專家學者總結的這方面的經驗教訓等，為以后參與實踐活動打下良好基礎。農科專業的學生通過對基礎知識的掌握，能夠更好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做好農業方面的工作。
3.能力培養為主原則。培養農科專業的應用型人才，提高農科專業學生的實踐能力是構建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的最終目標。因此，農科專業在設計教學模式時，應區別于傳統的教學方式，將能力培養貫穿到課程教學的每個部分。除此之外，學校在設置課程前，應對農科行業的相關崗位需求進行調查研究，并以此為基本前提設計課程教學方案，配置課程結構，有針對性地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水平及應用能力，使學生在未來工作中能夠更快、更好地適應社會。
4.素質教育為目標原則。新課標要求學校教學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主要是通過學校的教育以及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對于農科專業的應用型人才來說，綜合素質的培養，不僅包括提高學生的知識技能水平和實踐參與能力，也要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社會價值觀。因此，學校在設置教學課程時，除了農科專業的課程，也要有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促進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
二、農科專業的課程教學模式存在的不足
1.重理論、輕實踐。農科專業是一門對實踐能力要求較高的專業，但很多學校的農科專業在設置課程時仍舊過于側重理論知識的傳授，甚至一些理論知識不在學生所需掌握的知識技能的范圍之內，并且沒有注重學生的實踐教學，沒有正確理解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與學術性課程教學模式的不同，忽視了其應用型的功能，這對于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是十分不利的。
理論是實踐的基礎，實踐經驗卻是理論知識的來源。例如，在一些相較干旱的地區，如果不到實地分析、調查，很難清楚地了解當地土地的水分含量、水土保持程度以及降雨量等，對于其適合種植的作物種植種類、播種時期就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是如果沒有相關方面的理論知識，即使了解了當地的實際情況，但不能做出準確的分析、判斷，也不能種植出可以正常生長的作物。因此，理論和實踐是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缺一不可。
2.教學模式與市場需求聯系不緊密。構建農科專業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主要是為國家培養農科方面的專業技能人才，針對社會上農業方面的崗位所需的技能型人才對學生進行教學。然而，當前一些專科院校的農科專業在進行招生時只是按計劃招生，并非針對農科行業的市場需求，在專業課程的設置上也沒有按照市場的真實需求，招生計劃仍舊十分傳統，教學模式和培養目標仍舊十分單一，使學生步入社會后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農科方面的單位招不到所需的人才。因此這種與市場需求相脫離的教學模式對于為國家及社會培養應用型人才，實現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3.教學質量落后。農科專業的學生不僅要學習農學學科的知識，也要學習生物學科、物理學科以及化學學科等方面的知識，同時也要學學的基礎課程，例如大學英語、馬哲等。這就致使農科專業對教師的綜合能力要求教高。但是很多學校的基礎課程的教師數量很少，并且一些專科教師的綜合水平較低，滿足不了教學的實際需要。
除此之外，由于農科專業的課程教學是一種實踐性較強的教學模式。尤其是在特殊環境下對不同作物的培養，都需要一步步地實踐研究，這就需要學生有比較完善的實驗設備和實習場地。但很多院校教學條件相對滯后，實驗設備落后，實踐場地缺乏，致使在進行應用型課程教學時難以順利實施。
三、構建農科專業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的方法
1.合理配置理論教學和實踐教學的結構。在構建課程教學模式時，要理論教學與實踐相結合，二者合理搭配。在設計教學目標時，在保證學生學習基礎知識的前提下，以培養學生的應用型能力為目標，為國家和社會培養能夠綜合運用知識技能和具備創新思維和實踐操作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例如《旱作農業概論》在進行課程教學時，要經常組織學生到田間或實驗基地進行實地參觀實驗，通過運用所學的理論知識對當前的氣候變化、土壤特點等進行分析，對適合種植的不同作物品種進行試驗種植，并通過測量記錄當地的降雨量、水土保持程度等，選擇最為適合種植的作物，或將一些作物品種進行雜交改良等，提高農作物的產量。這些都要通過學生掌握的理論知識以及親身的實踐參與以及思考、教師的指點等才能完成。
2.教學模式的構建與社會需求保持一致。農科專業在設置教學課程時，應主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與相應的農科企業或行業相銜接，培養學生的應用型能力，強調專業課程的應用性。在設置教學內容時，應使教學內容與農科機構或行業的當前需求以及未來需求，重點圍繞學生的實踐能力開展教學。旱作農業主要是研究在缺乏人工灌溉的條件下的一種農業，對于旱作農業進行研究，使干旱地區也能夠成功種植高產量的農作物，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種重要途徑，也是農科機構和行業十分重視的一個項目，因此，旱作農業方面的人才也是社會上急需的一種人才。因此，在課程設置中，應將《旱作農業概論》設為農科專業的一門重要課程，在強化該方面理論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應用性能力。
3.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學校應多組織教師到校外的農科崗位進行實踐培訓，例如學校定期對教師進行分組選派培訓，從不同課程的教師中首先選出一部分到校辦企業或者附近城鎮的農業園等進行基地鍛煉，這部分教師實地鍛煉結束后，再組織另一部分參加，教師在校辦企業或農業園中可以輪崗實習，了解每個崗位的真實情況，培養自身的綜合能力。除此之外，學校應加強學生實驗基地的建設，一方面，學校加強與農科行業的相關企業合作，使學生都這些企業學習實踐，為學生最大程度地提供實踐操作的空間，另一方面，學校加強實驗基地的建設，引進先進的實驗教學設備，建設相應的實驗教學場所，為應用型課程教學提供良好的教學條件。
總結：
應用型課程教學模式是一種新興的教學模式，它與傳統教學模式的不同在于主要是為國家及社會培養應用型人才，使學生在學習理論文化知識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實踐操作能力。農科專業課程像《旱作農業概論》在設置教學課程時，應以理論教學為前提，組織學生多到田間或實驗場地進行實地參觀實習，以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關鍵詞：生物資源；保護；利用
1 生物資源及其重要性
生物資源是地球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生物資源也被叫做“生物遺傳資源”，它涵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星球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微生物遺傳資源。在我們地球上所有的自然資源中，生物資源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物資源在農業方面被廣泛地加以運用，例如作物、林業、藥材和花卉植物遺傳資源等。因為生物資源的存在，我們人類才有了這些賴以的生存的必需品，比如大量的食物、薪材、沼氣等干物質都是來自綠色植物的，還有很多動植物都可以供人類直接食用。生物資源同時支撐著傳統工業的發展，化石能源越用越少，新興工業技術則要以纖維素等生物資源為主要原料，以利用和改造多種微生物的代謝系統為主要技術手段進行生物加工。除此之外，生物資源還同時為人類提供大量的藥物，除傳統的中藥材外，還有用現代生物和化學技術提取的治療瘧疾的新藥青蒿素、蒿甲醚，治療艾滋病的復方SH等。生物資源因其多樣性成為了維持生態系統平衡的基本要素。
2 生物資源利用
2.1 生物資源與食品
野生物種可被人類馴化并進行圈養，也可被用作遺傳改良。有的野生物種或者它的變種的個別基因能抵抗蟲害，有的則可以用來提高相應作物的產量。得到這些有利基因后，科學家便將這些有用的基因收集并整理成“基因庫”，以供利用。自然界中的災害有的時候是因為某種遺傳變異基因的丟失。舉個例子來說，在19世紀四十年代，土豆因其產量高而在愛爾蘭被大片種植，它暫時緩解了人口和糧食壓力，但卻大大降低了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當時，一種引發土豆枯萎病的真菌（Phytophtorainfestans）首次侵襲愛爾蘭，使得土豆變黑枯萎死亡。正是由于當地的土豆品種過于單一，都無法抵抗這種真菌，造成歷史上有名的土豆，餓死了百萬人口。另一方面，利用生物資源豐富基因的多樣性，可以幫助作物增加產量。比如，矮化育種、雜交水稻等方式都會讓水稻的產量同期增長20%-30%。因為這樣，野生物種的多樣性遺傳基因被廣發需求，尤其實在傳統的農作物和家養的禽畜領域。比如，墨西哥多年玉米野生近緣種的發現具有很高潛在價值，可栽種出多年生高產玉米。
2.2 生物資源與醫學
生物資源在人類醫學健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生物資源是藥品成分的重要一部分。在藥物研制過程中，很多功效都要依靠植物的有效成分，上千種抗生素都是源于微生物的，比如，阿司匹林就是在野生物種中發現的。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批準的藥物中，有過百種來自天然生物活性物質或其衍生物，抗癌藥物過半源于天然生物活性物質或其衍生物[7]。另外，很多新的醫藥問題不斷產生，如心血管疾病、癌癥等老年性疾病。這些都被期待可能在生物資源中找到治療方法。
除了制藥方面，生物資源在研究人體生理、疾病致病機理時也起了很大的幫助，如動物模型就是一例。比如，樹 這種小型哺乳動物就成功地幫助科學家們建立了很多種醫學生物學動物模型并已廣泛應用于人孢疹病毒感染、乙肝等疾病的研究中。
2.3 生物資源與能源
新能源可被分為傳統生物質能和新型可再生能源，其中新型可再生能源被分為以下幾類：太陽能、風能、現代生物質能。生物質是光合作用所產生的有機體。而對于可再生能源來說，生物質能是指“綠色植物通過葉綠素將太陽能轉化為化學能儲存在生物中的能量形式”，這種能量是以生物質為載體的唯一可再生的碳源，可以被轉化為常規的固液氣三態燃料。生物質能的原始能量來源是太陽，換句話說，生物質能是太陽能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生物質不僅僅能量巨大而且在地球上分布廣發，所以生物質能正在被廣發地研究和開發利用。有機物中除礦物燃料以外所有來源于動植物的能源物質均是生物質能，一般林農工業的廢棄物、動物的大便等。地球上的生物質能豐富且無害，每年經光合作用產生的物質達上千億噸，其能量等同于地球能耗量的十倍以上，但是利用率卻不到3%。因此可見，生物質能在未來新能源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3 生物資源瀕危狀況
20世紀后期，全球人口增加、氣候變化，物種多樣性銳減，范圍幾乎涵蓋了地球上的動植物等一切生物類群。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林業面積為39億hm2（改成漢子把，不知道什么單位），因亂砍濫伐每年減少0.4%，熱帶雨林的減少速度則快1倍。非洲森林覆蓋率從60%減至10%；南美洲2/3熱帶雨林已消失，亞馬遜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過半；東南亞的熱帶雨林也在迅速消失。
農作物資源的情況更加悲觀，1949年我國小麥品種約1萬，而如今只有300個左右；我國原產的野生稻和大豆種群數已減少70%至90%，其他國家也如此。我國草藥蘊藏量也急劇下降，30多種瀕于滅絕，其中354種已列入國家瀕危植物名錄。
在動物資源方面同樣存在很大的問題。糧農組織稱，如今每年至少有1種畜禽品種滅絕，目前牛羊豬馬和禽類品種約20%有滅絕的跡象。據統計，中國已有10個畜禽地方品種消失，8個瀕臨滅絕，20個數量在減少。水源干枯污染和過度捕撈導致大量水生生物遭殃，如白鰭豚、鰓魚和一些冷水性魚。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在下降，如珍禽朱鸚僅有數十只，揚子鱷僅有少數殘存于長江中，而這些野生種往往具有獨特的品質特性，對于保證人類的安全非常必要。
4 生物資源銳減的緣由
地球上的生物資源驟減幾個主要原因是：（1）各種動物的棲息
地的消失及碎片化。隨著城市化和工農業發展，森林被亂砍濫伐，草原被過度放牧，生物棲息地不斷被破壞消失，大片連接的生態環境被剪斷，這種狀況很嚴重地影響了生物維持生存和生態過程的能力。（2）搶奪似的砍伐和掠取。（3）環境污染。（4）生產的集約化和商品化。品種的高度一致性降低了遺傳基礎和對病蟲旱寒等的抵御能力。（5）外來物種的人侵。人類的定居和活動對生物資源破壞嚴重，尤其在一些島嶼國家。
綜上所述，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國家應建立完整的生物資源保護管理w系，注重生物資源的收集和保存，對生物資源保護給予充足的經費支持，并建立相關政策法規逐步規范生物資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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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然地理學；自然事件；過程；預測；公共基礎課
經過30多年來的有關“氣、水、土、生、地”若干方面及其相互關系的調查研究，與自然地理學的“教與學”，個人認為現在中國的自然地理學的基本特點是，繼承了探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個方面相互關系及其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的傳統，以闡述“氣、水、土、生、地”物質與物質運動及其相互關系與其對人類社會的深刻影響為主要內容的自然地理學，現在的自然地理學應該成為大學“地球科學”類各院系的公共基礎課。
一、自然地理學的正本清源
幾十年以來，有關方面總把自然地理學(PhysicalGeography)視為“舶來品”，是地球概論、氣象氣候、水文、土壤、植物地理、地貌等內容的組合或者提為以這些學科知識為基礎的綜合。如果我們把上面提到的有關學科的研究內容理解為分別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那么，最早對上述八方面有關現象進行“分門別類”做實錄，并分析其“相互關系”與探討其發展變化的，恰恰是幾千年前中國的《周易》。
在《周易?系辭》中依次有如下的敘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系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由此可以理解古人的思維為“現象實錄－統計過去－推理過程－預測未來”。這就是現代自然地理學所熱衷于探討的內容。
我們反復琢磨什么是自然地理學的靈魂?從最初探討的八個方面來看，自然地理的研究內容本是與人類的生活乃至生存密切相關的，而且這八個方面的顯著特點是“剛柔相推，而生變化”。那么，用現在的話來說，自然地理學的靈魂就是“人之周圍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自然部分或物理部分)，自然世界的物質與物質運動及其環境效應是隨時隨地而變化的(時空特征或地理觀念)”，只有通過對方方面面的細致觀測分析，才能“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回觀過去的一些工作，如在城市規劃中為免洪水侵襲所畫的紅線，再如防洪工程要達到防幾十年一遇洪水的標準等，都是把今后要發生的洪水一概視為過去發生過的洪水的重復，要做的是防過去的洪水而不是防未來的洪水，根本沒有“多變易變”的自然地理學的悟性和觀念。
二、自然地理學系多學科的公共基礎
幾十年以前在我國流行的俄譯本自然地理學與英譯本自然地理學，以及后來多位中國專家編的自然地理學，雖然在章節名稱與內容安排方面，總有一些順應時代的進步，但又始終不能擺脫“多學科拼裝”的基本模式；有的教材則把地質學、水文學、植物地理學、地貌學等列為自然地理學的基礎課。實際上，多門專業程度比較深的學科，都是從“上曉天文，下知地理”的“自然”部分中先后分化出來的，而且其中的多數學科如今已發展成為學科群。如果再把那些自成體系的學科，視為自然地理學的基礎，不僅把學科關系“倒置”了，而且會成為阻礙相關學科進步的“絆腳石”。還有的教材，堅持把多門相關學科列為受制于自然地理學的“部門自然地理”，其實早在幾十年以前人家就把“部門自然地理”名稱丟到路溝里去了。
我們要重新把自然地理學拉回到“多學科之母”、“多學科之公共基礎”的層面上來。這句話又該如何理解呢?例如，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發現，如今大部分城市都有較嚴重的水環境問題，自然地理學的研究發現它不僅僅是城市給排水問題，而主要與城區內外的水系變遷及其水情變化有關，還與防洪泄污等工程效應有關，特別是這類問題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表現。例如在南京城區，2500年以前的秦淮河河口地段，已被城墻與堤防等分隔為七河四湖；與此同時，隨著長江河口位置越來越遠地向外遷移，南京城下長江河段的洪水位至少上漲了4m多；為了城區的防洪，還在城外挖了一條秦淮新河以宣泄洪流，以至于現在南京城區的河湖，不僅沒有了自然的秦淮河來水，只有雨污水水源與生活污水水源，而且這些河湖在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沒有出流匯入長江，也就是說河湖中的污水大部分被蒸發(而污染水)濃縮了，有一部分下滲了。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城區的河湖水能不嚴重污染嗎?這樣的城區水環境問題的自然地理科學研究，把自然地理學擺到了善于聯系實際、不斷發現問題及提出問題的基礎學科位置上來，以促進城市水科學研究與教學取得新進展。
三、自然地理學的教學內容要與時俱進
我國歷史上一直在贊頌幾千年前的大禹治水，而黃河以及長江中下游的洪災卻越演越烈；50多年前，當教師介紹黃河中下游歷來多決口改道大洪災的時候，人們奮力加固加高黃河兩岸的堤防，竟然幾十年來沒有再發生重大的決口改道大洪災；30多年前，當教師介紹多年平均的黃河年輸沙量為16×108t的時候，黃河中下游竟然連續幾十年發生斷流，而且每年的斷流天數越來越多，斷流河段越來越長，到1997年累計斷流天數達226天、斷流河長達704km；十多年前，在大家十分關注黃河斷流問題的時候，在黃河水利委員會傳出了“3條”黃河新概念與黃河下游實現“不斷流、不淤積、不泛濫”新目標。所謂的“3條”黃河分別為自然黃河、“數字黃河”(數字化并在計算機上模擬)與“人工黃河”，后者概指確保黃河有210×103m3的出流入海前提下，統一調度黃河沿岸各省市的用水，所以自1999年以來黃河下游就不再發生斷流。
毫無疑問，自然地理學的教學內容必須隨時改進，總結過去的成就，提出今后研究的新問題。例如在研討黃淮海平原地貌過程的時候，必須介紹過去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黃河的輸水輸沙－黃河下游的泛濫－黃河口外的沿岸流輸沙等：在討論今后的黃河地貌過程及其環境效應科學問題的時候，又必須以現在的“自然黃河”、“數字黃河”及“人工黃河”為起點了。
在大氣科學深入研究全球變暖的時候，自然地理學討論氣候類型與氣候變化的重點就應改為全球變化的區域響應，闡述地域差異及其生態(環境)效應，以利于有關地區適應當地的種種變化。
四、自然地理學的職責與使命
我們試從一系列驚人的“意外事件”來體會自然地理學的職責與使命，例如2005年6月10日下午2點
20分，黑龍江牡丹江地區寧安市突降暴雨，沙蘭鄉長安小學遭洪水襲擊，300多名學生有105名遇難，他們是從課桌上滑落到2米深的泥漿中窒息而亡的(多么慘痛啊)，同時遇難的只有4位村民。6月11日20時，黑龍江省水文局負責人說，此次洪災的原因為短時間、局部、突發性強降雨造成的典型的泥石流山洪；在洪災發生前，沙蘭河上游在40分鐘內，降雨量達150－200mm，屬200年一遇的強降雨，在目前條件下，這種情況造成的山洪尚無法預知。安寧市教育局負責人稱它是“天災”。事實上，后建的沙蘭鄉長安小學，被安置在泥石流堆積平臺上村邊的低洼處，最終被洶涌的泥石流包圍而導致重災。從“暴雨－山洪－泥石流－順古溝谷侵襲后建的小學，到造成慘重損失”，這樣的自然成災過程，雖然不太復雜，但是它關系到“大氣與大氣降水”、“坡地匯水－洪流”、“大量碎屑物質加入洪流，轉化為泥石流”、“泥石流順古溝谷侵襲后建的小學”等，所以它不是個簡單的水文學問題，也不是個簡單的氣象學問題，而是自然地理學“研究過去”發生的過程、“發現”該地的泥石流堆積體、“預測未來”該地還會遭受泥石流侵襲、在建校選址的時候或者回避或者規劃防護工程的問題。
也就是說，自然地理學的職責與使命就在于從實際生活中，不斷地“研究過去，(發現問題)觀測動態，預測未來”，以促進自然科學研究的不斷進步，并不斷提高人類生活與生存安全水平。
五、自然地理學的章節體系
過去的自然地理學無法擺脫“多學科拼裝”的束縛，所以在章節安排方面一直都很受拘束，有的主張按“圈層”結構來分，有的強調以“系統”或“相互關系”來分。如果把自然地理學內容分解為探索與人類生存發展有直接關系的許多自然事件的過去(發生)及其未來(發展)過程，那么自然地理學的基本內容就以敘“事”為主了，其章節安排也就有了“自由度”。
例如介紹三角洲，若按“水文”一條線下去，那就是“水文學－河流水文學－河口水文學”，然后才是三角洲的發育及其結構構造特征等；若按“地貌”一條線下去，那就是“地貌學－河流地貌學－河口地貌學或河口－海岸地貌學”，然后才是三角洲地貌過程。然而，三角洲發育演變原本就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因素直接作用的產物，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在河口地段的泥沙積累過程，具有因時因地而異的特點。以江蘇沿海的故黃河三角洲為例，首先它與黃河改道有關，在江蘇中部入海；其二與故黃河的輸水輸沙的變化以及故黃河河道的塑造過程有關(其中包括在故黃河兩岸修建堤防的影響)；其三與故黃河口的波浪及潮汐作用以及岸外水下地形的演化有關；其四與季風漂流及沿岸流的強弱變化有關；其五還與泥沙灘上的生物種類及其數量變化有關，如此等等。所以，影響三角洲發育的因素很多，而且因時因地而異，而三角洲的發育本是在該地泥沙運動發生變化并出現泥沙累積的動態過程，只有從“氣、水、土、生、地”物質與物質運動，及其十分復雜的相互關系來介紹三角洲(地貌)過程，才有可能把這個問題解說得比較清楚。所以，三角洲應該是“地貌”體系中一個相對獨立的章節。
六、自然地理學教與學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