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4-03-19 14:54:3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養老金融生態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子女參保
一、引言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2009年9月我國開始試點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民老有所養逐漸成為現實。與老農保相比。新農保的亮點之一就是規定：“凡年滿60周歲．未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農村有戶籍老人，不用繳費，就可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但其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①國家出臺這樣的政策．一方面是要讓農村老人都享受到由國家財力支持的養老待遇，另一面也是為引導更多中青年農民積極參保。但在政策實際執行中。卻出現了雖處于同一試點地區的年滿60周歲的農村戶籍老人。有的沒領到基礎養老金的現象。
一些農村老人被排除在享受基礎養老金待遇之外．這首先就有悖于建立“普惠式”新農保的初衷，進而還會引發新的社會不公。而各試點地區對老人“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的理解不同．導致各地對老人應參保子女的范圍界定不同．從而又給新農保工作造成管理上的混亂。除此之外。通過子女參保作為附加條件而實現的高參保率．還將使地方財政本來就困難的落后試點地區的新農保繳費補貼不堪重負。所以，為保證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和新農保的長期施行．及時解決這些問題．修正并完善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這一政策規定就顯得尤為必要。
二、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產生的問題
1．有悖于建立“普惠式”新農保的初衷，進而還會引發新的社會不公
社會保障作為“社會安全網”和“減震器”．是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普惠性”是其重要特征。啵村社會養老保險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因此，建立“普惠式”的農村養老保險便成為2009年推行新農保的重要目標之一。但在新農保的實際推行中，《指導意見》中有關“老人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的規定，卻在事實上違背了建立“普惠式”新農保的初衷．進而還可能引發新的社會不公平。
根據規定。若老人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未參保，老人就不能領取基礎養老金。這在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自動篩選機制．從而導致部分老人成為這一惠農政策下的“邊緣人”。當然，這并不是國家設計該參保繳費機制的初衷。提高參保率。增加養老基金積累，讓更多農民享受到有國家財政支撐的社會養老保險才是其目標所在。但當面對這樣一群因制度安排原因所形成的“邊緣人”。我們就不得不對新農保所倡導的“應保盡保”或建立“普惠式”新農保的目標提出質疑。因為這些現實與目標的偏差．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樣的規定是有悖于國家建立“普惠式”新農保的初衷的。另外，社會保障還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可以達到促進社會公平的目的。但新農保中關于老人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的做法卻使得一些農村老人被排除在基礎養老金領取范圍之外．這勢必將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因為恰恰是這些被制度“邊緣化”的老人(如其子女是因經濟困難而無法參保)。無論是依靠自我還是子女養老都缺乏保障。所以，他們才是更需要國家這部分基礎養老金來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人群。
2．由于新農保試點各地對老人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范圍界定不同，將給新農保工作造成管理上的混舌
據調查．由于新農保試點各地對“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這一規定理解不同。就導致各地對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范圍界定也不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所有與老人戶籍在同一個村委會，年齡在l6---59周歲之間且沒有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兒子、兒媳、未婚的女兒及入贅的女婿、女兒都屬于老人應當參保的子女：第二種是老人所有的子女都應當參保；第三種是根據戶籍登記情況，與老人戶籍在一起的子女必須參保。又由于目前新農保還處于縣級統籌。所以。即便在同一省份的各地對老人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的范圍界定也不盡相同，這必將給新農保今后的省級或更高層次統籌帶來困難。
從政策執行效果看．三種范圍界定標準是各有優劣。第一二種界定從短期看．有利于擴大新農保覆蓋面，增加了養老金的積累。但從長期看，這樣的規定(尤其是第二種)已帶有半強制性繳費性質，破壞了新農保自愿參保的原則，也侵害了老人的權益，會給新農保的長期推行造成心理抵觸和不穩定影響。第三種界定雖然對老人應參保子女的范圍界定要小些，但實際中，又出現了部分不愿參保的子女為不影響老人領取基礎養老金而提出與自己原本同一戶籍的老人“分戶”的現象。而且在有的地區，這種“分戶”現象還愈演愈烈，使得“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這一規定不僅沒能起到提高新農保參保率的作用。反而給當地的戶籍管理部門增加了工作負擔。不僅如此，部分農民利用“分戶”這種“搭便車”行為來逃避參保．還將造成一定的社會道德風險。進而給新農保的實際管理工作造成混亂。
3．通過“捆綁式”繳費機制實現的高參保率，使地方財政困難的落后試點地區參保繳費補貼不堪重負
已有調查數據顯示．自新農保試點以來，部分地區新農保參保率已高達90％甚至接近100％。對于這樣的成績．我們在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又不能不思考：這90％或者近100％的參保率背后。“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這一帶有附加條件性質的規定所帶來的參保貢獻又是多大?尤其是在那些經濟不夠發達．農民參保意識比較薄弱的試點地區。
事實證明，在這些地區，影響許多中青年農民參加新農保最直接或者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為了讓自家老人能夠領取到國家的基礎養老金。而這樣的直接后果就是提高了當地的新農保參保率。但是，當越來越多的農民都出于這樣的目的而參保時，則會導致當地財政的不堪重負。因為按照新農保
三、解決問題的建議
雖然新農保試點過程中．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的做法出現了上述種種問題，但總的來說，這樣的規定是符合中國農村目前實際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農民不同于城鎮職工．很多沒有用人單位．故參保的隨意性很大；二是我國農民社會養老意識薄弱，對新農保政策也缺乏了解。其對參保的抵觸性也很大。如果國家不實行這種引導性甚至帶有一定強制性的參保政策．估計新農保在試點階段就會遭到“冷落”，到老齡化危機真正到來之時．國家和個人都將無從應對。所以，在目前經濟和社會條件下，不能對“符合參保條件的子女應當參保繳費”這一規定加以完全否定。當然，也不能對該政策執行中存在的種種問題置之不理。關鍵是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完善這一政策。筆者的相關建議主要有： 1．縮小并明確老人應參保子女的范圍，要求只要與老人同戶籍的子女參保，老人就可領取基礎養老金
這樣的規定．大大降低了農村老人領取基礎養老金的門檻，更多老人納入領取之列．同時還可減輕因各地政策不一帶來的社會不公和新農保管理工作的混亂。為使此建議真正發揮作用。筆者還建議配以三項具體措施：一是國家要在新農保《指導意見》基礎上，以政策形式對新規定的老人應參保子女的范圍加以明確．從而避免各地區再存在不同理解。二是地方政府相關部門要堅決杜絕與老人同一戶籍的子女因不愿參加新農保而與老人“分戶”現象的發生。三是各試點地區政府要重點關注被排除在農村五保戶、低保戶、殘疾人優撫等范圍之外的繳費困難群體．讓他們不要總是成為優惠政策的“邊緣人”。對這類人群，在實際調查前提下，可以為其代繳部分養老金．使他們也能夠參加到新農保中來。
2．加大對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的宣傳力度．加快社會保險法等與農村養老保險相關的法律出臺
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開始實施時間較短．所以目前大部分農民對此還缺乏充分的了解和認識。再加上老農保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使得部分農民還擔心自己參保會重蹈覆轍。所以。在廣大農村加強對新農保的宣傳乃當務之急。對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政策的宣傳．一方面是要向農民講明國家制定該政策的初衷是為了引導大家積極參保．同時還需向老人的參保子女說明，子女繳費是在為自己以后積累養老金，老人基礎養老金并不會擠占他們所繳納的保險費。這樣讓農民們了解到政策的有利性．更多的農民就會自黨參保，也才能有效避免上述“捆綁式”參保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加快社會保險法等相關法律出臺也有利于解決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產生的問題。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法律對新農保的參保范圍、基金籌集、養老金待遇以及基金監督管理等作出規定。所以，政策執行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穩定性。在“捆綁式”繳費機制下．即便是已參保的農民也還有許多的顧慮。如自己所繳納保費的安全問題、養老金的待遇水平問題、新農保與其他養老制度的銜接問題等。這些顧慮，都可能成為今后已參保農民退保的影響因子。所以，通過“捆綁”帶來的高參保率．并不能成為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的長久之計。只有權威性的相關法律制定出來。才能給農民帶來“定心丸”的作用。屆時，即便沒有農民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的硬性規定．農民們也會積極參保的。
3．充分發揮農村其他惠農政策的幫扶作用，通過多種方式增加農民收入，讓更多農民有能力繳納養老保險費。這是解決上述問題走出“捆綁式”繳費模式的根本出路
在我國經濟落后地區，農民收入較低。繳納保費對于一些低收入家庭來說。增加了經濟負擔。在溫飽問題沒有或者剛好得到解決的時候．很多中青年農民并沒有為今后的養老問題作過多打算．他們更關注當前的問題．如：子女的教育問題、父母的贍養問題、看病問題、就業問題等等。所以。國家應充分發揮農村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種糧直補等現有惠農政策的幫扶作用，幫助農民解決好當前困難。同時，還應通過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和科技的投入。增加糧食產量并幫助中青年農民充分就業等來增加農民的經濟收入。只要解決好農民生產生活中的現實困難并使農民經濟收入增加，其自然就有參保繳費的能力。對老人基礎養老金領取與子女參保“掛鉤”這一做法也會從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從而由被動參保變為主動參保。至此，上述種種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4．強化新農保基金的安全監管，確保資金保值增值，這是新農保持續穩定發展的長久之計
摘要：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文章闡述了人口老齡化對金融服務業發展影響，在分析唐山市人口老齡化趨勢和金融服務業現狀的基礎上，提出了積極構建金融服務業發展所需的和諧金融生態環境；樹立“以人為本”的金融服務理念，將服務營銷貫徹于經營活動中；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加速老齡金融產品的研發；加快建立滿足老齡金融需要的金融機構，完善社會保障第二支柱；培養高素質金融服務業人才等發展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的策略建議，以期推動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的健康發展，緩解人力老齡化壓力。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唐山市；金融服務業；老齡金融；金融創新
一、人口老齡化對金融服務業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是未來幾十年中國社會發展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人口老齡化催生了老齡金融問題。所謂老齡金融，是指年輕人口（60 歲以下人口）在自己年輕時期所作的各種資產準備，在進入老年期以后將這些資產置換為可供享用的產品或服務的金融運作機制。
人口老齡化和老齡金融對金融服務業提出了全新的要求：首先，老齡化帶來的是金融消費觀念的改變，風險厭惡型金融消費將成為老年金融消費的主流，因此，保障性、儲蓄型金融產品將更受青睞。其次，老齡化對現有社會保障結構提出了新要求，在“未富先老”的壓力下，一方面需要強化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第一支柱的足夠保障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大力發展第二和第三支柱以提高保障水平。三是需要金融服務業提供更具人性化的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以緩解由于老齡化所引起的生活不便。四是在消費超過儲蓄情況下，融資問題成為金融服務業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一方面要解決個體老齡消費所引發的融資問題，另一方面也需要考慮由老齡消費需求擴大所引起的供給方融資需求的擴張。
老齡金融問題的本質是使用當前的價值積累來滿足未來資金需要的資金配置過程，其核心是金融資產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金融服務業是這種交換得以實現的媒介，適應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環境變化是金融服務業發展所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問題。
二、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現狀分析
根據《2012 年唐山市統計年鑒》資料，截止2012 年底，唐山市總人口為757.73萬，其中60歲以上人口117.5萬，占總人口的15.5%，預計2015 年，老齡人口將超過140萬。韓召華（2010 年）在分析河北省老齡化趨勢時進一步指出，唐山市在2013 年左右完成初始人口老齡化，在2033-2050 年間早于河北省其他地區進入平穩重度老齡化社會。
面對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唐山市金融服務業尚未做好充分的應對準備，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是金融服務業發展所需的良好金融生態環境有待完善。近年來，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發展較為迅速，大批股份制商業銀行、外資銀行和證券公司營業部進駐唐山，但金融服務職能弱化造成了金融對經濟滲透能力不足。另外，由于社會征信體系不健全，企業和公眾的誠信意識、金融風險意識、法律意識薄弱，在唐山產業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減緩的條件下，信用違規時有發生，加大了金融服務業的經營風險。二是缺少服務意識，整體服務理念有待提升。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金融服務業將面臨更多的老齡人口，如何為這一特殊群體提供更為便捷、靈活的金融服務將是金融服務業發展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三是金融創新不足，缺少有針對性的老齡金融產品。四是金融機構體系不夠完善，缺少滿足老齡金融發展需求的金融機構。五是高素質金融服務業人才缺乏。
三、人口老齡化趨勢下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發展策略
1.積極構建金融服務業發展所需的和諧金融生態環境
一般來說，金融生態環境指金融行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依照仿生學原理來發展建立金融體系的良性運作發展模式，法律制度、信用體系和產權制度是其構成的核心要素。首先，完善的金融法律體系是構建和諧金融生態環境的前提。在我國當前金融法律體系下，唐山可出臺扶持金融服務業發展的相關政策，一方面引導金融服務業加大對老齡金融服務的投入，另一方面配合金融監管部分加強對在唐金融機構的監管，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第二，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立，完善企業和個人征信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金融機構、行政執法部分和司法部門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實現資源共享，加大對違規企業的處罰力度。同時，可與本地高校建立合作機制，共同研究并開發信用風險預警機制，防范道德風險和金融風險。第三，根據人口老齡化的現實和金融服務業發展需要，鼓勵唐山市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提高金融行業競爭自由度，促進金融產權制度的完善和金融服務業的良性發展。
2.樹立“以人為本”的金融服務理念，將服務營銷貫徹于經營活動中
在老齡金融服務領域，老齡人口以及為老齡人口提供商品或勞務的企業將成為金融服務業的直接服務對象。尤其是老齡人口，是一群特殊的被服務群體，其生理特征、養老方式、消費途徑等內容是金融服務的供給方進行產品研發和經營、機構網點設置、業務領域拓展時必須要考慮的因素。唐山市的金融服務業應提高全行業的服務意識，樹立“靈活、便捷、安全”為核心內容的“以人為本”的金融服務理念，為顧客提供更為人性化的訂制型服務。此外，金融服務與其他商品或勞務服務不同，不是單純的產品銷售或服務的提供過程，其服務具有良好延續性、深入性和傳承性，與傳統商品銷售的售后服務更為接近，適用于服務營銷的概念，有利于企業根據顧客需要提供創新性的服務模式。“以人為本”理念和服務營銷策略的結合，為金融服務業發展開拓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
3.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加速老齡金融產品的研發
老齡金融產品的創新必須要充分考慮老齡人口的消費特征。首先，人口老齡化是社一個社會發展過程，是在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存在的社會現實狀況，是幾代人要面對的社會問題，而不只是當前老齡人口所需考慮的問題。以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狀況看，作為第一支柱的社會保險不足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因此，第二支柱以企業年金為代表的團體福利計劃和第三支柱商業保險將是未來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重點。唐山市的金融服務業應將集中力量進行第二、三支柱的金融創新研發，為人口老齡化做準備。其次，在金融產品的選擇上，老齡人口更傾向于選擇風險低、保本且收益穩定的產品，因此儲蓄型和保障型保險、個人理財產品將成為熱點。完善現有理財產品結構，開發如稅收遞延型保險、長期護理保險將成為金融服務業的老齡金融產品的供給方向。第三，由于老齡人口收入下降，根據我國國情和現有產權制度，研發住房反向抵押貸款等融資類產品推向市場將有效緩解老齡人口養老資金壓力、提高其生活質量。第四，老齡人口意外大額支出概率較高（主要受突發疾病影響），鑒于儲蓄作為老齡人口主要金融資產情況將長期存在這一事實，以商業銀行為代表的儲蓄型金融服務行業，應著力研發新型儲蓄產品，在兼顧流動性的同時，保證適當收益。
4.加快建立滿足老齡金融所需要的新型金融機構，完善社會保障第二支柱
未來可著力發展三種新型機構，即私營養老金、養老金信托和專業投資運作機構：私營養老金是第二支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主要由私人退休賬戶和雇主自助的養老金計劃組成，政府給予其一定的稅收優惠，由個人自愿參與，其覆蓋范圍較廣，類似于我國的企業年金制度，而我國企業年金發展緩慢，唐山也僅有唐山鋼鐵集團有試點企業年金計劃；養老金信托是采用信托管理的養老基金和養老資產，能有效杜絕養老資金被非法挪用情況的出現，是國外廣為流行的資產管理模式，具備財產管理和中長期融資的獨特職能；專業投資機構主要負責機構專項資金的保值增值運作，具有經營運作獨立、透明、高效的特征，可為上述兩種組織和其他機構提供專業化投資服務。以上三種新型機構將有效緩解老齡金融服務壓力，推動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的整體發展。
5.培養高素質金融服務業人才
金融服務業需要的人才應具有全面金融知識儲備，較強市場分析能力，較好實踐操作能力，良好人際溝通能力及一定研究能力等特征。唐山市金融服務業在人才培養方面可以通過域外引進或與市內高校聯合培養的途徑加以解決。從外引角度看，唐山市地理位置優越，毗鄰京津，是京津冀一體化的重要支撐點之一，城市規劃布局良好，基礎設施完備，經濟水平在河北省居于首位且發展潛力巨大，周邊地區高校云集，具備吸引高素質人才的良好環境和物質基礎。從內培角度看，唐山市現有的三所本科以上院校河北聯合大學、唐山學院和唐山師范學院均設有金融類相關本科專業，其中河北聯合大學具有金融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資格，這種人才供給結構符合金融服務業發展的需要。高校的優勢在于人才培養和科研能力，金融機構的優勢在于市場經驗和實踐操作，兩者結合能更有效的促進人才供給和需求契合，從而推動唐山市金融服務業的發展。
課題來源：
唐山學院科研項目13014A；唐山市社科聯課題項目TSSKL2014-016 。
參考文獻：
[1]黨俊武.老齡金融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制高點[J].老齡科學研究,2013,05:3-10.
[2]吳義根.中國金融結構變遷與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D].蘭州大學,2011.
在整個大資管行業中，公募基金是最具代表性的資產管理業務形態，按份募集、組合投資，管理人按照持有人利益優先原則履行謹慎勤勉職責，基金持有人按份承擔風險、獲取收益。與其他資產管理業態相比，公募基金最大的優勢是《基金法》賦予了基金財產的獨立性地位，信托法律關系落實到產品運作各個層面，包括風險自擔的產品設計和銷售規范、強制托管制度、每日估值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公平交易制度以及嚴格的監管執法，是投資者權益保護最為充分的大眾理財行業。
截至2016年底，公募基金資產規模達9.16萬億元，產品數量達3867只，是我國A股市場持股比例最高的專業機構投資者。公募基金個人有效賬戶數達到2億戶，85%的基金賬戶資產規模在5萬元以下。自開放式基金成立以來至2016年末，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為16.52%，超出同期上證綜指平均漲幅8.77個百分點；債券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均為8.05%，超出現行3年期銀行定期存款基準利率5.3個百分點；公募基金已經成為普惠金融的典型代表，為上億消費者創造了巨大收益和金融便利。公募基金在助力養老金保值增值方面也做出重大貢獻。截至2015年底，全國社保基金資產規模約1.91萬億元，成立14年來年化收益率達到8.8%，超過同期年均通貨膨脹率6.4個百分點，資產增值效果顯著。基金管理公司作為全國社保基金最主要的委托投資資產管理人，在18家管理人中占16席，管理了超過40%的全國社保基金資產，在機構投資者中樹立了良好聲譽。
二、公募基金出現結構性失衡，遭遇發展困境
一是投資工具屬性弱化，資本市場買方功能受到削弱。2012年以來，銀、證、保等各類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呈爆發式增長，但是，運作最為規范、真正做到“賣者有責、買者自負”的公募基金規模僅有9.16萬億元，占比不足10%。以精選標的為目標的股票型基金份額規模自2013年以來持續下降，與2012年末相比減少52.6%（2015年提高股票型基金持倉下限也是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混合型基金大量興起，精選個股、長期投資讓位于趨勢擇時，對投資標的內在價值的關注讓位于短期波動收益，投資工具屬性弱化。2008年以來，公募基金持有A股總市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由歷史最高的7.9%下降到歷史最低的3.4%。公募基金的價值投資、長期投資功能嚴重弱化，無論是作為大眾理財的專業化工具，還是作為資本市場的買方代表，公募基金的主體地位遠未體現。
二是資金流入流出波動大，缺少長期投資生態鏈條。從資金來源看，公募基金以散戶化投資為主，真正的長期機構資金占比很小，養老金、保險資金等有長期配置需求的資金主要通過專戶管理，對公募基金無法起到支持作用。產業鏈發育不足，過多依賴外部銷售渠道，代銷關系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職責，銷售利益最大化加劇頻繁申贖，公募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余額之比達到320%，其中，貨幣型基金認申贖總量與資產余額之比高達550%；從持有期限看，多數基金投資者并沒有把基金作為長期配置工具，平均持有期短，少于一年的占44%，少于三年的占67%。
三是公司治理偏離信托要求，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與上市公司類似，公募基金同樣面臨國有股話語權獨大，股權治理僵化，董事會功能受限、受托責任履行不充分等問題，股東利益尤其是大股東利益主導管理人行為和管理績效評價。從基金公司與投資者的關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公募基金過于追求短期規模和業績增長，投資人利益無法在治理層面得到充分保證；從基金公司與員工的關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導致對人才專業價值重視不足，缺少長效激勵約束機制，核心人才隊伍不穩定，多年來人才流失嚴重，2015年基金經理離職率達24.4%，創歷史新高（2016年有所降低，為12.5%）。
四是投資運作短期化，缺少長期核心價值。當前，短期功利主義是制約公募基金行業發展的重要原因，結構化產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資金驅動型產品層出不窮，短期化行為突出。公募基金如果不能投資于未來，那么自身也就沒有未來。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則是公募基金投資于未來的重要標準，全球諸多有影響力的機構投資者已經建立并遵循比較規范的ESG投資基準，有力推動了公募基金的發展，我國還停留在少數探索性實踐階段，缺少系統的、與我國資本市場和經濟轉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資與評價體系。
五是大資管法律基礎不統一，沖擊信托文化根基。從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看，各類資產管理業務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業銀行法》、《信托法》、《保險法》，導致在監管層面，既有信托關系主導的突出投資人利益優先原則的監管規則，也有民商關系主導的遵從平等合同主體地位的監管規則，受托財產法律屬性不清晰，相關主體受托責任不明確，出現大量信貸業務與投資業務混同、違背委托人根本利益的現象，“剛性兌付”、“資金池”、“通道”、高杠桿結構化產品等違背資產管理本質的業務屢禁不止，助長了投機文化，沖擊大眾理財本質和信托文化根基。分業式監管疊加以機構為主的監管，導致大資管行業監管標準各異，監管標準與業務性質發生錯配，風險無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監管，監管空白和監管套利帶來的負面影響已十分突出。
三、公募基金的出路與供給側改革方向
以公募基金為代表的資產管理I需要一場全面的供給側改革，完成行業的自我革命，真正承擔起提供普惠金融和推動產業創新的責任。
一是按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統一行業法律基礎和監管規則。應當推動《證券法》和《基金法》成為規范資本市場各類活動的根本大法，擺脫部門法束縛，強化功能監管，統一同類業務行為規則。資產管理業應當全面遵循《基金法》作為信托關系專門法所確立的各項原則和規范，根據公開募集和非公開募集兩類產品的特征制定針對性監管標準，統一公私募產品運作規范。公募類產品必須滿足面向非特定對象募集的特定要求，保證產品結構簡單，低杠桿或無杠桿，保證高流動性和申贖自由；私募類產品必須滿足合格投資者要求，對投資者進行充分信息披露。各類資產管理業務均必須杜絕資金池業務，杜絕“保底保收益”，嚴守不“剛性兌付”的底線，回歸“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受托理財本質。
二是完善股權治理和激勵約束，建設行業信用文化。應積極推進基金管理公司健全以董事會為核心的公司治理機制，強化管理層信托責任和行業信用管理，推動基金管理公司股權構成多元化，鼓勵專業人士、成熟私募機構參與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在私募基金領域，已經初步形成登記備案、資金募集、合同指引、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投資顧問到資金托管和中介服務的完整自律規則體系，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將依托法律法規和自律規則要求，積極打造私募行業機構、人員誠信數據庫，為從業人員建立完整的從業信用記錄，使私募基金管理人成為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合格后備軍。公募基金管理人要優化激勵約束機制，培養投資管理人的風險控制意識，以及對公司和客戶利益的忠誠；堅持持有人利益優先原則，產品的業績表現和風險控制相結合，打造股東、員工、持有人利益協調一致的可持續發展平臺；創造鼓勵創新、容忍失敗的發展環境。
三是系統推進ESG責任投資，發揮公募基金長期價值。在基礎資產端，應建立上市公司ESG評價指標體系，出臺上市公司ESG相關信息披露指引，基于ESG信息披露開展對上市公司踐行ESG有效性的評價，最終建立符合中國國情、價值觀統一、真正創造長期收益的上市公司ESG指數。在投資工具端，應建立公募基金ESG投資評價體系，改變短期規模業績導向，鼓勵公募基金真正發揮買方優勢和專業化價值，根據被投企業公司治理、社會與環境義務的改善和長期價值創造進行投資決策，提升長期回報能力。在資產配置端，應推動有稅收遞延優惠支持的三支柱養老金建設，將短期理財資金轉化為以長期投資為目標的個人賬戶養老金或公募型FOF產品，遵循ESG原則進行長期資產配置，從資金端約束資產管理機構的投資行為，形成投資人、資產管理機構、企業經營者利益一致、行動一致的良性發展機制。由上市公司ESG評價體系與信息披露、基金ESG指數以及長期資金ESG配置基準構成的ESG發展原則有利于全面改善中國資本市場基礎資產質量，激發經濟增長的技術新動能，推動上市公司和公募基金履行社會公民責任，為全社會貢獻長期價值增長。
四是發展不動產證券化和公募REITs，豐富長期投資工具。在綠色發展和經濟提質增效過程中，將產生大量具有持續穩定現金流的優質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項目，對這些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項目進行資產證券化并上市交易，通過公募REITs完成標的挑選和組合持有，可以極大地拓展傳統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不動產證券化+公募REITs可以實現公共不動產的社會化投資和長期持有，讓長期資金與長期資產通過股權而非債權的方式有效對接，縮短融資鏈條，切實降低實體經濟部門杠桿率。公募REITs可以充分發揮公募基金運作規范、監管透明的制度優勢，在傳統股票和債券之外，為公眾投資于優質不動產、獲取長期穩健收益提供專業化工具，為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提供理想渠道。
[關鍵詞]社會保障 國家經濟安全 要素 相關關系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9－0076－08
一、引言
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具有嚴格國別性的概念，對于不同國家、不同時期而言，其國家經濟安全具有不同的內涵和特點。因此研究經濟安全問題應遵守“外部著眼，內部著手”的原則，即從可能的外部沖擊出發來分析一國經濟內部存在的問題，并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按照這一原則，當前中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應界定為通過加強自身機制建設，使我國經濟具備抵御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以保證我國經濟在面臨外在因素沖擊時能繼續穩定運行、健康發展。從傳導途徑來看，經濟安全問題可以區分為直接經濟安全問題和間接經濟安全問題，直接經濟安全問題系指某些對外要素的變化直接導致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如貿易摩擦頻發與產業對外依存度提高等；間接經濟安全問題系指國內某領域出現問題，通過一定的傳導渠道，導致某些對外要素發生變化，進而在某些外部沖擊的誘發下，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從操作的層面上看。經濟安全問題又可以分為安全條件問題和安全能力問題，所謂安全條件問題系指衡量我國國家經濟安全所面臨的經濟風險程度，包括產業、環境、外貿等方面的安全程度；安全能力問題則是考慮我國經濟系統應對風險的能力，如金融風險應對能力、社會風險應對能力以及國家經濟保障能力等方面。
從世界范圍來看，經濟全球化、人口老齡化問題愈演愈烈。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生產力發展，加速了世界經濟增長，與此同時，也加劇了國際競爭，增加了國際風險，特別是2007年8月開始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更是突顯了經濟全球化給世界各國帶來的經濟安全隱患。而目前，全世界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已達6億，有60多個國家的老年人口達到或超過人口總數的10％，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行列，社會保障問題也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術界的關注。
從我國來看，中國經濟首先是大國經濟，經濟總量上，1978－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3645.2億元增長至34.05萬億元，30年來，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其次，中國經濟是轉軌經濟，所有制改革取得進展、經濟結構進行了重大調整，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再次，中國經濟是欠發達經濟，中國經濟距離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國的產業結構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科技研究成果與現實生產的結合也不緊密。由于中國經濟的這些特點，導致中國經濟社會在發展上很不平衡，有些導致明顯的歧視。比如，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就存在深度歧視，機關與非機關之間、企業與非企業之間、城市和鄉村之間、東部與中西部之間、國企與私企之間、壟斷國企與一般國企之間社會保障的標準差異很大。結果導致一部分人沒有任何保障，多數人有少量保障，極少數人被過度保障。而城鄉差別是社會保障深度歧視的典型。有專業人士估算，即使不計失業保障，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的需求缺口也至少在10萬億左右。
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是一國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國際上針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該問題更是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術界針對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安全的內涵、主要涵蓋領域、安全狀況監測與預測以及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措施幾個角度展開的；社會保障問題更是有著悠久的歷史，學術界針對社會保障的研究也是由來已久，研究的范圍也相對寬泛，有從社會保障中社會保險各個組成部分如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展開研究，也有針對國別社會保障的總體研究等等。總之，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對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然而筆者發現，基本沒有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社會保障研究中涉及國家經濟安全要素，以及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會保障要素屈指可數。
不論從時代背景、世界范圍還是中國自身而言，將社會保障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結合起來研究，都顯得尤為必要。本文試圖從國內外社會保障研究中涉及到的國家經濟安全要素和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會保障要素兩個角度出發，分別從國外和國內兩個方面，對學術界針對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的結合研究現狀進行梳理。
二、社會保障與國家經濟安全關聯研究的回顧與評述
1、國內外社會保障與國家經濟安全關聯研究的回顧。
筆者通過大量閱讀文獻資料發現，國內外學術界基本沒有明確地將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兩者相結合進行的研究，只有少量的在社會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因素，以及在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涉及社會保障要素，以下將分別論述之。
國外學者的社會保障文獻中，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因素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人口老齡化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導致社會保障制度的財務危機，從而對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可以看作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因素之一)產生影響，進而影響一國經濟安全能力，最終可能影響國家經濟安全。Jonathan Gruber(1997)的研究認為工業化國家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人的壽命預期增加，而老年人退休的年齡不斷降低，所有這些趨勢給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財務償付能力帶來了越來越嚴重的壓力，而社會保障制度規定本身，也容易導致老年勞動力人口的減少；Rowena A.Pecchenino(1999)研究了中年人所面對的孩子教育問題和老人贍養問題，論述了社會保障現收現付制度的經濟影響。在各種人口學的假設下，如資本積累、教育經費、社會福利以及經濟增長等，分析了社會保障稅的效果，研究表明，很多情況下，社會保障擠出教育，減慢經濟增長和減少社會福利；Bertholdu Wigger(2001)對作為公共選擇的結果的非累積制社會保障在內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在內生增長構架下，闡明社會保障的政治經濟作用，研究表明，盡管非累積社會保障一般而言并不危害經濟增長，但是卻危害民主的發展，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程，這種危害效果越來越明顯；Rodrigo A.Cerda(2005)研究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的財務危機是內生的，他通過內生人口統計變遷模型分析，以及勞動力供給的反面效應，即久而久之產生社會保障稅率的持續上升，認為社會保障制度的財務危機是內生的，因為社會保障影響生育力和人力資本決定，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率，從而導致了社會保障現收現付制財務問題，社會保障稅率、人口轉變和勞動力供給的關系導致了現收現付制爆發性的惡性循環，現收現付制無法維持，只能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稅率。
在國內學者的社會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因素主要有農民社會保障問題、人口老齡化和 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問題以及我國社會保障的歧視問題三個方面。農民社會保障問題可以歸結為從社會保障影響社會穩定的角度展開論述，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問題以及我國社會保障的歧視問題則主要是從社會保障影響經濟發展角度研究，而不論是社會穩定，或是經濟發展均是影響一國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方面，王國軍(2000)認為，合理化解中國的城市化難題，使人口城市化過程與農業勞動力非農化過程同步，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以推動農業人口的城市化。要給進城的農民提供一個最低的生活保障，讓他們能夠安心在一個地方工作，而不是在農村和城市間頻繁流動，給交通治安帶來巨大的壓力，解決民工在城市中沒有責任心和歸屬感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李強(2001)認為，城市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很可能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離鄉背井的外來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沒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會幫助，他們就會形成城市中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力量；劉翠霄(2001)、鮑海君和吳次芳(2002)也分別對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對我國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在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的研究方面，宋曉梧(2001)在分析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嚴峻形勢時指出，養老保險基金不能滿足人口老齡化的要求，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存在著互促與互制的關系，經濟發展既決定著社會保障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會保障發展的制約，而社會保障亦反過來促進或制約著經濟發展，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表明有效地運用資源和恰當地分攤負擔及利益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妥善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的關系是事關全局的大問題，尤其需要審慎考察，力求相得益彰的雙贏局面。
在我國社會保障的歧視問題方面，楊翠迎(2004)認為，中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適應經濟改革的需要，反而對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因此，現行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統籌城鄉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通過收人再分配的調節器減小貧富差距，熨平社會嚴重不公，努力實現保證社會公平和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但在實踐中，中國現行一邊倒式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嚴重扭曲，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調節作用，反而因其不公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
至于國外的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是否涉及到社會保障要素，筆者分別使用State Security、National Economic Safety、Economic Threat和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等相關檢索詞進行了廣泛檢索，發現國外文獻中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和Economic Safety，同時是我們所謂“經濟安全”含義的都是中國人寫的文章，并且文章數量很少。國外傳統意義上的“Economic Security”基本是用來指“經濟保障”，是有關健康問題、退休、失業問題等方面的經濟保障，而不是我國所謂“經濟安全”的含義，相關文獻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的也都是針對社會保障的研究。我們所謂“經濟安全”在國外并沒有對應的名詞，因此沒有明確定義，是分開能源安全、產業安全等，都歸屬于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國家利益(National Welfare)范疇。用National Security檢索，可以查到很多相關的書籍和文獻，針對國家安全的學術研究很多，在涉及到日本、美國等國家安全的文獻中，大多涉及三個領域，即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方面主要是針對資源、市場、貿易和金融等方面研究，但沒有論及社會保障要素，因此，此處不進行國外研究的綜述。
國內針對國家經濟安全的研究中，涉及到的社會保障要素主要是從三個角度體現。第一個角度是社會保障是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第二個角度為保障國家經濟安全須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三個角度是在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監測和評估指標體系中，加入社會保障因子。
第一個角度方面，張如海(2000)認為，應該從一個國家的內部因素和所面臨的外部因素認識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國的內部因素之一是社會的安定程度，任何一個國家只有在社會安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發展經濟，也只有經濟的發展才有國家經濟安全的物質基礎；謝伏瞻(2001)認為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安全是同國家的經濟安全緊密相關的，沒有國家的經濟安全就沒有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安全，在中國尤其如此。當然，即使國家經濟安全無憂，在繁榮發展的條件下，還會有一部分家庭、一部分個人會受到經濟安全的困擾和威脅，這也是需要特別關注和重視的。個人和家庭的經濟安全涉及就業機會、收入高低、社會保障程度等諸多方面。中國國家經濟安全面臨的挑戰之一是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張士銓(2009)認為，以民為本的國家經濟安全觀，旨在建設責權利對稱、促進將個人與公眾利益相融合的制度。在市場化進程中，做好社會保障醫療統籌等工作的宗旨，不是由政府施惠于民，而是讓民眾掌握自己的命運，是政府、民眾和市場都發揮各自功能，在各負其責的基礎上得到總體和個體收益。
第二個角度方面，即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對策研究方面，Wang Zhengyi(2004)在論述中國應該如何面對經濟中不安全因素時，建議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制定城鄉就業的全局計劃、優化就業結構、建立再就業服務培訓中心以及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認為社會保障制度是維持社會穩定最基本的制度，應該優先發展；徐學陶(2005)認為，政府為保障國民經濟安全，應建立完備的社會安全體制，并以繳納保費的社會保障為主，使人人獲得可預期且可靠的基本保障而安居樂業。對少數不幸或有特殊情況的國民，則以社會救助作選擇性補助。社會保險保障的水準，應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假定需要為限，并以此決定保費的高低。顧海兵(2009)等從政府機構視角進行了研究。認為保障經濟安全需要從政府機構視角研究，既包括短期，也包括中長期，因為機構的設立、健全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在社會領域，建議對民政部有關機構進行改革，部分職能放人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民政部改為緊急情況部，只對經濟社會中發生的緊急情況進行干預和調解。還認為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短期對策側重于政策視角的研究，在社會領域，盡快取消戶籍制度，完善最低社保制度，提高農民的征地補償標準，同時指出當前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保障事業的主流觀點是不現實的，由于財力不足，全民社保的實現面臨很大困難，而且從目前的社保管理實踐看，社會保障管理相對其眾多的工作人員來說，其運行的低效率較為突出。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我國經濟安全保障必須走向規范化和體系化，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從總體上看應該建立《國家經濟安全法》法律體系，從分領域看，在社會領域建議出臺《最低保障法》，建議盡快出臺《常住人口管理條例》，還認為目前應該主要抓住最低社會保障問題。
第三個角度方面，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監測和評估指標體系中社會保障因子方面的研究中，顧海兵 (2007)等在國家經濟安全能力指標系統的子系統及指標中，引入了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這一指標；年志遠、李丹(2008)在研究中將國家經濟安全預警體系的指標分為財金安全預警指標、社會安全預警指標、外經安全預警指標、資源安全預警指標和產業安全預警指標等，認為其中社會安全預警指標應主要通過收入分配風險、失業風險、社會保障風險、經濟增長風險和生態環境風險等指標反映。
2、研究評述。
綜觀已有的研究，不難發現，所謂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兩者相結合的研究只是在社會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一點國家經濟安全要素，或者在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涉及到一點社會保障要素，并沒有將兩者相結合的深入研究，筆者在查閱文獻過程中甚至沒有發現針對兩者關系的詳細論述。國外針對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相結合的研究，明顯少于國內，國外的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基本沒有涉及到任何社會保障要素，而國外社會保障文獻中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要素的也十分有限，并且只是從人口老齡化導致社會保障財務危機一個角度來論述，結合點單一。國內社會保障文獻中涉及到經濟安全要素的相對較多，包括農民社會保障問題、人口老齡化和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我國特有的社會保障歧視等。國內國家經濟安全研究中涉及到的社會保障要素也可以從社會保障是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因素、社會保障作為經濟安全保障措施之一的制度建設問題以及經濟安全監測評估指標體系中的社會保障因子三個角度來看。國內的研究相對豐富，某種程度上也跟中國社會的現實有關：我國的老齡化問題、社會保障資金的嚴重缺口、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社會保障體系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對不同階層的嚴重歧視等。
已有研究雖然不夠深入、不夠全面，并且相對零散，但至少讓我們認識到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從來就不應該是獨立的、不相關的領域，兩者結合著研究，不論是從世界上其他國家來看，還是單從中國來看，都確實有其現實必要性和學術意義。筆者認為，未來針對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相關的研究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理論方面，社會保障與國家經濟安全相關理論建設；社會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對國家經濟安全可能構成的影響；實證方面，有關國家經濟安全的社會保障指標體系的構建，社會保障與國家經濟安全關系的實證研究等。
三、社會保障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路徑的前瞻思考
社會保障和國家經濟安全是息息相關的，從國家經濟安全的范疇來看，社會保障涉及間接經濟安全問題，屬于安全能力的部分。社會保障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經濟手段。當然，社會保障制度也需要根據各國的不同國情、不同經濟發展時期、水平而相應、適度的發展，并且在一國的不同發展階段相應地呈現不同的問題和特點。根據中國的現實情況，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和社會保障歧視這兩個問題可能會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能力，進而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1、社會保障基金缺口與國家經濟安全能力。
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系指社會保障基金的需求總額與現行體制下所能籌集的基金總額之間的差額，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據有關專家測算，目前我國社保基金缺口達到10萬億元。從社會保障基金缺口的視角看，社會保障基金缺口將會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能力。社會保障基金是國家依法為實施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的專款專用的資金。社會保障基金按不同的社會保障項目分，包括社會保險基金、社會救濟基金、社會福利基金和社會優撫基金等。其中社會保險基金是社會保障基金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保險基金按照基金的用途又可以分為養老保險基金、失業保險基金、醫療保險基金、工傷保險基金和生育保險基金等，養老保險基金數額最大，在整個社會保險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單從養老保險基金來看，形成缺口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供給方面的，也包括需求方面的原因，如歷史欠賬、人口老齡化等。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機制可以簡單由下圖表示(見圖1)。
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7％，就表明該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從1999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09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數達1.67億，80歲以上高齡老人達到1899萬。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基數大、速度快的特點，人口預期壽命延長，高齡化趨勢明顯。加之社會統籌養老金曾被國家挪用、調用，養老保險從現收現付制向統賬結合的部分積累制轉軌的過程中，產生了歷史欠賬，個人賬戶資金被用來當期支付，空賬嚴重。另外社保基金理事會所掌管的社保基金在海內外投資過程中也面臨著一定的風險，這一系列因素將會導致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問題愈演愈烈。據有關學者測算，到我國老齡化高峰的2030年，離退休人員將達到全國職工總數的50％，這意味著在職職工的養老金繳費率將由目前的20％急劇上升為50％，這必然會加大中國的養老金缺口。2005年初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當時叫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指出中國在未來30年將會產生6萬億元的養老金缺口；另據世界銀行2005年進行的測算，不考慮貨幣購買力貶值等因素，2001年到2075年，中國養老金缺口達9.15萬億元。
面對如此巨大的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國家必然會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采取諸如推遲法定退休年齡、提高繳費率、國有股減持、征收社會保障稅等可能的措施。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加大養老金的財政投入，可能增大財政赤字、增發國債，也可能導致貨幣供給增加，從而加大了發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如果政府完全用稅收來彌補缺口，將會增加企業稅負，如果政府采用發行特種國債的方式來彌補缺口，會導致民間資金供給減少，利率上升，企業融資更為困難且成本加大，對各類企業、特別是經營業績較差的中小企業的發展產生極大影響；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不可否認的，廣大退休人員仍然很可能面臨“老無所養”的境地，在職人員也會因此而恐慌。這一系列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必然導致政府公信力極大地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從而影響政治穩定，導致國內外對中國經濟預期的變差，進而影響某些對外因素的變化，這一切均對我國社會風險應對能力以及國家經濟保障的能力提出了考驗，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以上僅從我國養老金缺口視角初步探討了社會保障與經濟安全的相關關系，實際上養老金缺口對一國經濟安全可能產生影響的傳導機制在中國以外的其他一些國家同樣存在。筆者現采用法國養老金改革引起的一系列罷工事件這一典型案例進行說明。法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同時隨著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工作人口減少，養老金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2010年赤字在107億歐元左右，明顯高于2008年56億歐元和2009年82億歐元。法國政府有關機構甚至預測，2015年赤字將達400億歐元，2050年赤字將達1140億歐元。彌補養老金缺口的慣用做法是財政撥款，養老金缺口占一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無疑是一項重要數據。由于沒有找到完整的近幾年法國養老金缺口和財政收入數據，筆者采用估算的方 式。根據筆者從IMF、國家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等相關網頁以及《國際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查到的部分年份法國財政收入和GDP數據，從相關機構測算2008-2010年法國養老金缺口的數據可以看出，法國養老金缺口約以每年35億美元的速度增加，估算可得2007-2010年法國養老金缺口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0.39％、0.63％、0.87％和1.27％(其中歐元數據按2011年1月24日匯率折合成美元：1歐元=1.3596美元)。由此可見，養老金缺口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約以每年超過0.2個百分點的幅度增大，并且隨著缺口的擴大，增加的幅度也存在增大的可能。
為緩解這一問題，2010年10月法國議會通過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該法案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將最低退休年齡從60歲提高到62歲，二是將可領取全部養老金的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到67歲。而這一制度改革引發了一系列全國性，在抗議中還發生了嚴重沖突事件，擾亂民眾正常生活，影響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政府公信力下降。實際上早在該法案改革沒有通過的2010年初，英國路透社就報道了一家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選民擔憂法國經濟疲弱，并且不滿薩科齊的執政風格，有65％的法國受訪民眾不希望薩科齊參加2012年法國總統大選。種種情況導致了國內外對法國經濟預期變差，進而可能引起某些對外因素的變化，這一切均對法國的社會風險應對能力以及國家經濟保障能力形成了嚴峻的挑戰，考驗國家經濟安全能力。
2、社會保障歧視與國家經濟安全能力。
社會保障歧視指的是一個社會里的不同群體適用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社會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公平享有，我國當前社會保障領域存在的歧視問題則嚴重違背了根本特征，城市和農村之間、公務員與非公務員之間、企業與非企業之間，甚至企業中國企和私企、壟斷行業和非壟斷行業之間，公務員里高級干部、普通干部和一般公務員之間，社會保障待遇都存在著明顯的很大差異。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由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等項目組成，其中，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核心內容，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等。僅從養老保險方面來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養老保險待遇的不同，必然導致相互攀比現象，此現象日益突出，并已成為每年“兩會”代表批評的社會不公問題之一，也是社會媒體關注的熱點新聞，由此導致上訪案件逐年增加，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類現象頻發，極易導致社會摩擦和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從而可能引起一些對外因素的變化，影響我國社會風險應對能力和國家經濟保障能力，進而對國家經濟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
我國社會保障歧視最典型的表現是城鄉之間的差異。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保障項目差異顯著。我國城鎮地區已經基本建立了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項目的相對完備的社會保險體系，而在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只在東部少數有條件的地區建立，新農合醫療也處于起步階段，農民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以及生育保險更是一片空白。第二，保障水平差距大。根據《2009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發展統計公報》中數據，2009年全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支出8894.4億元，農村養老金支出76億元，農村養老金支出僅為城鎮養老金支出的0.85％，而農村人口數卻是城鎮人口數的1.15倍。第三，覆蓋面差別較大。《中國統計年鑒2010》中數據顯示，2009年末我國鄉村人口71288萬人，占總人口數53.41％，而全國參加農村養老保險人數僅為8691萬人；城鎮人口62186萬人，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23550萬人。
但一般而言，農民擁有土地，不可否認土地仍然是我國大多數農民的主要生產資料，盡管存在社保歧視，土地帶給農民的保障程度也很低(土地保障程度可以用農民土地收入來衡量，筆者根據從《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查到的數據，按照全國種植業產品中稻谷、小麥、玉米三種主要糧食作物平均，用凈利潤、人工成本和農業補貼之和減去成本外支出計算得到2008年農民每畝土地收入為409.30元，從《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中查到2008年我國農民人均耕地面積2.18畝，算出農民平均每人土地收入為892.27元；土地保障程度也可以用農村居民平均每人家庭經營純收入當中的農業收入來近似，這里采用以上兩種方法相結合取算術平均值的辦法來估算，2008年土地帶給農民平均每人每年的保障價值為1159.62元)，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是不可忽視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農村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問題和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因此，農民社會保障歧視目前還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對國家經濟安全能力的影響也較有限，但長期看不容忽視。
然而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近年來農民土地被征用的規模不斷擴大，失地農民數量逐年增多，日益凸顯的失地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已使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日益嚴重，成為社會矛盾的一個焦點。對于失地農民社會保障處理，也存在明顯的歧視，如補償款被層層盤剝、就業難、部分失地農民幾乎喪失了基本國民待遇等。而農民工問題更是成為了城鎮人口和農村人口社會保障制度中的夾層、犧牲品。在某種意義上，農民失去土地、從農村走向城市是歷史的進步，但是在此過程中發生的社會保障歧視等方面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是需要特別重視的，在一定傳導機制作用下，很可能對國家經濟安全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1 貨幣政策從2008年7月份就及時進行了較大調整。調減公開市場對沖力度，相繼停發3年期中央銀行票據、減少1年期和3個月期中央銀行票據發行頻率，引導中央銀行票據發行利率適當下行，保證流動性供應。
2 9月、10月、11月連續四次下調基準利率，三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的下降，貸款基準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場貨幣供應量，擴大投資與消費。
3 2008年10月27B金融機構對居民首次購買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提供貸款，其貸款利率的下限可擴大為貸款基準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調整為20％。同時，下調個人住房公積金貸款利率。 4 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從2008年11月1日起，對個人首次購買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稅稅率統一下調到1％；對個人銷售或購買住房暫免征收印花稅；對個人銷售住房暫免征收土地增值稅。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勵住房消費的收費減免政策。
5 從2008年10月9日起，暫免征收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的個人所得稅。
6 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信貸規劃不再加以硬約束。
7 自2008年7月以來，財政部、國家稅務局已4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促進對外貿易。
8 推出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的方案。同時，降低從事小規模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和小企業稅收負擔，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統一降至3％。
9 支持資本市場健康發展。在2008年4月24日起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由3‰下調為1％的基礎上，從9月19日起，實行單邊征收。
10 從2008年10月9日起，對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取得的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
1 1，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對災區重建、“三農”、中小企業等貸款。
12 中央財政新增安排10億元，專項用于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的支持：2008年度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務補助資金采取無償資助方式。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2008年1月1日9月30B期間為中小企業提供的，單筆貸款擔保額在800萬元以下，擔保期限在1年以上(含1年)的貸款擔保業務，按照不超過擔保總額的1％給予資助；對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2008年10月1日12月31日期間為中小企業提供的，單筆貸款擔保額在800萬元以下，擔保期限在1年以上(含1年)的貸款擔保業務，按照擔保總額的1％給予資助。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收到的補助資金，用于彌補代償損失。
13 從2009年1月1日起再次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的水平按照當地2008年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的10％左右確定。
14 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主要是落實當前中央關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決策部署，有效發揮積極財政政策作用，通過實施強有力的減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發揮與減稅政策相同的擴張效應，促進企業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擴大國內需求。
15 為進一步擴大內需，政府擴大支出4萬億，促進經濟增長。具體舉措：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事業發展；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
16 為進一步調整和振興產業，政府制定和實施了涉及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制造、電子信息及物流業的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
17 2009年，國家結合重點產業調整和振興實施規劃，加大老舊汽車報廢更新力度，中央財政將老舊汽車報廢更新補貼資金從10億元增加到50億元，出臺鼓勵“汽車、摩托車下鄉”、“家電下鄉”等政策，有力的促進了農村消費，對拉動內需，穩定和擴大就業，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公共財政；中國孝文化；養老服務
一、相關概念
第一，公共財政。所謂公共財政，指的是國家（或政府）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分配活動或經濟行為，它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一種財政模式或類型。第二，公共財政分配。公共財政分配是指為執行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職能而進行的分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指為彌補市場失效，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要而進行的分配。第三，孝道文化。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著作《爾雅》下的定義是：“善事父母為孝。”漢代賈誼的《新書》界定為：“子愛利親謂之孝。”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解釋：“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其實，孝道文化是中國五千年歷史逐漸形成的，本文主要采納其中蘊含的“養兒防老”“老有所養”等傳統的家庭供養含義。
二、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概況
第一，基本情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貴州省東南部，全境東西寬220公里，南北長240公里，含17個縣（市、區）。黔東南州素有“百節之鄉”的別稱，一年中有少數民族節日集會300多個，其中過苗年，姊妹節、吃新節等尤為盛大，苗族的木鼓舞和侗族的“大歌”更是以其絕美的服飾和絕佳的呈現享譽中外，給黔東南帶來蓬勃的旅游熱潮。第二，人口構成。2018年，黔東南州年末常住人口352.37萬，比上年末增長0.5%。年末戶籍人口475.99萬，比上年末減少1.44萬人，其中城鎮人口137.41萬，占總戶籍人口比重為28.9%，比上年末提高2個百分點。全年全州人口出生率為14.05‰，死亡率為6.99‰，人口自然增長率為7.06‰（數據來源于《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第三，社會保障。2018年末，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參加基本養老保險247.74萬人，其中城鎮職工32.36萬人，城鄉居民215.38萬人。參加失業保險8.74萬人，工傷保險參保23.06萬人，基本醫療保險55.45萬人，生育保險19.80萬人，收繳基本醫療保險金10.12億元；年末享受城鎮最低生活保障4.23萬人，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50.38萬人，全州社區服務中心130個；收養性社會福利單位13所，國家撫恤補助各類優撫對象26665人（數據來源于《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三、黔東南州老齡化的現狀及困境
（一）黔東南州老齡化現狀一方面，相關數據顯示，從2000年起，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預計到2025年我國超過60歲人口將達到3億，占總人口的1/4（2017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分析）。按照聯合國“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如果1/10的人口處于60歲以上，那么這個地區或國家就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的判斷標準。黔東南州處于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達到14%以上，屬于老齡化地區，也面臨老齡化問題。另一方面，從現有數據看，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參加基本養老保險247.74萬人，其中城鎮職工32.36萬人，城鄉居民215.38萬人。老齡化人口和老齡化壓力主要集中在城鄉居民，占87%以上。
（二）黔東南州老齡化困境1.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經濟落后。根據貴州省統計局的1—11月全省經濟增長指標，雖然貴州省GDP總值達到6632.86億元，同比2017年增長15.71%，但貴州省9個地（市、州）中，7個州市的GDP總值均在1千億元以下且黔東南州最低，同比增長速率只有1.1%。黔東南州受國家減稅降費、金融調控政策收緊、政府投融資平臺融資受限、土地出讓項目減少等因素疊加影響，財政收入呈下降趨勢，2018年全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66.38億元，同比下降23.3%。2.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財政部門不夠重視養老服務。從2018年黔東南州財政局重點工作列項中看，提及養老工作的只有“統籌上級轉移支付以及州級可用財力，安排社會保障、就業及民政優撫等配套支出82203萬元，用于基本養老以及農低保、城低保等補助，切實加強民生保障”這樣統籌粗略的表述。從黔東南州財政2019年重點工作列項中看，第二大項“繼續以脫貧攻堅為統領，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及的六個方面看，竟然未曾提及關于養老服務的任何計劃。足以見得，在基礎經濟都還要費力發展的整體經濟情況確實不容樂觀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養老服務在整體發展考慮中，基本屬于很邊緣化的位置，公共財政顧及情況不容樂觀（《黔東南州2018年全州和州本級預算執行情況與2019年全州和州本級預算草案的報告》）。3.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難以接受新型養老服務。黔東南州有33個民族，其中苗族占42.5%，侗族占29.5%，兩者占總人口80%以上，民族傳統思想濃厚，漢化程度較弱。黔東南多是山多路少的地貌、陰雨連綿的天氣，加之少數民族眾多的狀況和經濟落后的實際，不難得出黔東南州居民在現代觀念的開放和進步上，同北上廣深這樣的現代化大都市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傳統儒家孝文化仍舊根深于城鄉居民的思想中，所以對于現代化城市提出的養老服務只是停留在聽說過和開玩笑或者講氣話的層面，并沒有絲毫主動接納和勇于體驗的想法。
四、黔東南州老齡化的對策
雖然老齡化問題目前已經是一個研究較多的領域，公共財政對老齡化問題的作用也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基于每個地域的實際情況不一樣，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也是一個特殊于中國現代化城市的地域。所以筆者根據實際，淺析幾個對策。第一，當地黨委政府要高度重視老齡化問題。在中國，在法律規章制度前置的情況下，領導的重視是一個問題得以解決或者一個事物得以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只有當地黨委政府意識到老齡化問題在黔東南州已經成為一個民生社保問題，并且只會越來越嚴峻時，才有可能加大公共財政分配時對養老服務的傾斜，才有可能從民生社保問題上一條龍地考慮養老服務的建設，從而有規劃地將黔東南州養老問題作出計劃性安排。從《黔東南州2018年全州和州本級預算執行情況與2019年全州和州本級預算草案的報告》來看，2018年對養老只是同農低保、城低保等補助粗略式提及，2019年更是在重點工作中涉及民生保障內未曾提及養老。可見，黔東南州雖然把養老保障也作為工作在開展，但重視程度和推進力度顯然不夠。從黔東南州迎督辦公布的數據看，截至目前，黔東南州共建成并投入使用14個綜合社會福利院、81所農村敬老院、531個農村幸福院、143個居家養老服務機構（居家養老服務中心22個、居家養老服務站121個）和8個社區日間照料中心。從數據看，黔東南州在養老服務上已經有所動作，但實際效果如何需要進一步考究。第二，確定養老金在公共財政中的科學占比。我國人口基數大，老齡化問題嚴峻，黔東南州雖然有少數民族傳統文化關于養兒防老的孝文化的根深觀念，但是養老服務是涉及社會基礎設施、老年人醫療救助等各方面的事情，養老院只是其中的一項，不能因為地域文化觀念不易接受養老院就偏激地認為養老服務可以邊緣化。黔東南州經濟落后，公共財政每年都緊張，要在以發展為主要計劃且扶貧問題在當下如此重要的大背景下，如果沒有一個剛性規則，是很難保障公共財政在養老金上有力投入的。而養老金沒有保障性增長或分配的話，養老服務后續難以得以切實發展，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也會積累性爆發。如果能將養老服務的資金按固定比例編政府公共財政預算中，那么無論財政是盈是虧，養老服務的資金都有固定的保障，能夠讓黔東南州的養老服務免受邊緣化影響。第三，養老服務市場應穩健逐步放開。養老服務市場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市場購買等現代市場化嘗試已經在發達地區得以實現并效果良好，非常值得學習和借鑒。但是基于黔東南州市一個少數民族傳統孝文化根深蒂固的地區，養老院仍舊等同于福利院，在老齡化人群眼里是無家可歸的人無奈的歸屬，并無太大的市場和需求。所以黔東南州目前的養老工作，主要還是在公共財政發放養老金及新建公共養老設施和制定養老政策方面，在養老機構的建設上仍舊屬于達標性、迎檢性工作。正是基于此現狀，筆者認為，黔東南州在養老社會化上應該穩健逐步進行，不能一次性放開，瞬間式企業化。因為養老產業涉及面非常廣，批地、建房、招商引資、管理監督等都飽含了尋租空間，如果以學習追趕發達城市先進經驗為名，激進地把養老服務讓渡給市場，會短時間內滋生很多腐敗，且會把黔東南州的養老服務（下轉67頁）假大空化，最后受難的落腳點還是老齡化人群，反而會帶來更加深層次的矛盾。黔東南州是一個民風淳樸，少數民族色彩濃厚的原生態秀美之地，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仍舊深植于心。雖然目前子女健在的家庭，仍舊很少發生把老人送到養老院的事例，但是隨著黔東南州老齡化發展和加重，隨著旅游經濟發展帶來的現代化生活方式影響，這個民風淳樸的地方也終將面臨和正視老齡化問題。本文認為，政府未雨綢繆，公共財政科學統籌分配，養老服務方式探索式前行，將是黔東南州養老服務工作發展之必然。
參考文獻：
[1]王浦劬，萊斯特·M.薩拉蒙.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高培勇，崔軍.公共部門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3]黃健榮.公共管理導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
[4]林閩鋼.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蘇振芳.人口老齡化與養老模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6]梁譽.我國養老服務的現狀、理念與發展路徑[J].老齡科學研究，2014，(5).
[7]林閩鋼.我國城鄉社會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探索[J].中國社會保障，2012，(6).
[8]張文娟，趙德宇.城市中低齡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模式研究[J].人口與發展，2015，(1)：78-88．
[9]王英，王小波.中國老年福利的“新常態”：老年教育的社會政策化[J].寧夏社會科學，2015，(6)：66-71．
[10]馬倩，張術松.老年人社會參與困境及政府責任研究[J].江淮論壇，2015，(2)：129-131．
[關鍵詞]影子銀行體系；中美差異性；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3）10-0099-03
[作者簡介]潘靜（1982-），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方向：經濟法、金融法。
[基金項目]西南財經大學課題“影子銀行的監管邊界與路徑選擇研究”。一、引言
2010年7月，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名為 《影子銀行》的報告，將“影子銀行”界定為：從事期限、信用和流動性轉換，但不能獲得中央銀行提供的流動性擔保或是公共部門提供信貸擔保的金融中介。[1]中美影子銀行體系存在諸多差異，如生成原因、運行模式、融資渠道、風險和杠桿率等方面各具特點，本文將以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為參照，從以上四方面對比研究中國影子銀行體系。
二、中美影子銀行體系的生成原因比較
美國影子銀行體系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監管當局盲目樂觀。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影子銀行體系已經在金融系統中迅速蔓延，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資產規模已超過傳統銀行體系。[2]金融業人士對于影子銀行的迅速擴張一直抱以樂觀的態度，甚至在危機爆發前夕，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職員、市場參與者和學者都認為貨幣市場基金（MMF）對金融穩定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3]一面是美國金融業對影子銀行寬松、樂觀的市場環境，另一面是《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8%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商業銀行為了繞過最低監管資本要求的限制，降低經營成本，在金融領域研發了一系列金融創新產品，促使商業銀行躋身于影子銀行，加快了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4]促成美國影子銀行體系迅速擴張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監管缺位。金融危機前，監管當局對于影子銀行的監管過于寬松，如影子銀行的證券化不但未受到資本準備金的要求，而且通過打包的資產其信用評級比政府債券的信用評級還高，證券化產品打包出售后還可以轉移信用風險。在多重原因的誘使下，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迅速擴張。
與危機前美國的金融寬松政策相異，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的出現是宏觀金融政策緊縮的結果。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是由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水平落后以及制度障礙，由于金融生態環境的不完善，而“倒逼出來”的，影子銀行體系解決的主要是傳統的信貸問題；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則是金融創新發展的產物，雖然也有進行監管套利的動機，但不是主要因素。如金融衍生品的形成主要起因是分散風險，既在時間跨度上分散風險，也在產品結構上分散風險，還在參與主體之間分散風險。而中國則不然，商業銀行依然具有壟斷地位或至少是主導地位，信貸渠道有限，政府干預存在，“正常的資本需求（符合市場正常發展）可能需要非正常的方式才能夠得到滿足，而非正常的資金需求（政府主導的信貸，可能并不符合市場發展）卻可能通過正常的融資渠道得到滿足。”資金供需矛盾催生了各類借道理財和所謂“創新”的“影子銀行”活動，以及種種監管套利的行為。[5]這才是中國式影子銀行產生的基礎，與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
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雖然具有不透明性，未被監管觸及，高杠桿性，表外性，信用創造或信貸膨脹效應等廣義影子銀行的一般特點，[6]但中國影子銀行的成因和背景有其特殊性。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形成，雖有提高資金流動性之目的，但更多可能是因為金融市場本身發展不完善，甚至是畸形發展，導致資金流動渠道僵化，市場實質存在脫節情況，資金冗余與資金需求之間受限于傳統渠道，不能有效互惠。即金融市場的發展不完善、封閉不開放的特點才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國外的影子銀行體系則更多是為了將風險細化分割，以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結構滿足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需求。
三、中美影子銀行體系的運行機制比較
美國影子銀行體系以證券化為核心，整個影子銀行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影子銀行體系通過證券化連接起完整的信用鏈條，影子銀行體系可以被看做是一個“在眾多專業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中重新分配商業銀行體系三大功能的系統”。[7]系統中的每一個影子銀行部門都發揮著某一個銀行中介的功能，這種由眾多影子銀行組成的“鏈式”（daisy-chain）信用中介系統的發展不僅是各類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的結果，也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體系的演進以及對風險管理、規模經濟以及專業化分工的必然要求。此外，美國金融市場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其影子銀行體系也是全球化的。一方面，以德國的州銀行（Landesbanks）為代表的許多歐洲國家的商業銀行購買并持有美國AAA級以上的資產支持證券和有擔保的債權憑證，從而成為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存款人”之一；另一方面，一些歐洲商業銀行還通過出售信用賣空期權（credit put option）合約的方式成為美國“外部”影子銀行體系中的私營信用風險承載方，從而參與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信用轉換。
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信貸中介過程比傳統的商業銀行體系更復雜，也更趨專業化。美國影子銀行體系的不同子體系以及同一子體系下的不同機構之間，信貸中介程序和復雜程度都不盡相同。一般來說，原生信貸資產的信用等級越低、周期越長，那么其信貸中介程序就越復雜，可以歸納為如下基本步驟：
中國金融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證券化發展階段相對滯后，中國影子銀行在整個金融業中更多充當補充性角色。作為融資型金融機構，中國影子銀行未形成一個整體的信用鏈條，各類影子銀行之間具有獨立性，總體上呈現一種較為松散的狀態，并沒有一個體系能夠囊括國內現有的影子銀行運行機制。[8]其中，表外理財產品通過發行權益份額進行融資，如銀信理財產品一般具有兩種模式發行權益進行融資：一種是信托貸款類銀信合作，即由銀行與信托公司聯合推出信托貸款理財項目作為權益，再通過銀行渠道銷售給金融投資者以完成融資；一種是信貸資產轉讓類銀信合作，即通過信托公司的平臺，將銀行未到期的信貸資產轉化為理財產品作為權益，銷售給金融投資者實現融資。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典當行等通過權益和負債兩個渠道進行融資，這類金融實體一般具有一定的自有資金，并通過銀行信貸融入部分資金，然后為資金需求方提供融資服務。可見，中國影子銀行實體并不像美歐影子銀行一樣成鏈式運行，中國影子銀行實體還處在獨立運行階段。
四、中美影子銀行體系的融資渠道比較
美國影子銀行通過貨幣市場基金、養老金、保險公司等機構實施批發性融資，影子銀行體系嚴重依賴非銀行間批發融資市場（non -interbank wholesale funding market）。批發性融資是指金融機構通過發行貨幣市場工具以及中長期債務工具而進行的資金融通方式。影子銀行不像傳統商業銀行一樣向社會公眾吸收存款，而是向貨幣市場投資者發行商業票據、ABCP等貨幣市場工具、向養老金、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中長期投資者發行票據和債券或者進行回購交易以獲得融資。批發性融資的資金需求方一般為機構借款人、金融借款人和非金融借款人，他們往往有資金缺口需要資金補缺。其中，機構借款人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影子銀行，其融資工具有貼現票據、參考票據、基準票據等；金融借款人包括經濟交易商和貨幣中心銀行等影子銀行，其以商業票據發行或回購交易融資。批發性融資的資金供給方為貨幣市場共同資金、養老金、資產支持商業票據、固定收益共同基金、短期資金批發市場等。批發性融資的資金供給方通過購買影子銀行的負債而成為影子銀行的“儲戶”。[9]可見，資金供給方是影子銀行體系運行的生命線，為影子銀行信用創造的每一個過程提供資金。據統計，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美國資金供給方為影子銀行提供資金達7萬億美元，資金規模已超過了同期銀行存款0.8萬億美元。
中國影子銀行采取與商業銀行類似的零售性的融資方式，主要以向企業或個人募集資金的方式融資，且部分影子銀行的資金來源直接通過銀行渠道。如委托貸款、銀信合作理財、同業代付、銀銀資產互換等產品，其內生于銀行體系，以銀行為中介，資金來源也是通過銀行渠道。從2006年起，銀行體系內非貸款融資迅速增長，到2010年銀行體系內新增非貸款融資規模達3.6萬億元，占貸款融資規模的一半。[10]可見，中國影子銀行在銀行系統內得到了迅猛發展。
五、中美影子銀行體系的風險及杠桿率對比
影子銀行的業務鏈比普通商業銀行更為復雜，商業銀行的傳統信貸業務一般是在銀行內部完成，而影子銀行是通過多家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采用復雜的業務流程來進行信用中介活動。Pozser，Zoltan，Tobias，Adam，Hayley對美國影子銀行的業務流程進行了細致研究，發現其可以囊括七個步驟：1.發起貸款；2.貸款的倉儲；3.發行資產支持證券（ABS）；4.資產支持證券的倉儲；5.發行ABS債務擔保憑證（CDO）；6.ABS的中介業務；7.批發型融資。商業銀行、金融公司、房利美、房地美等政府間接擔保企業、經紀交易商、經紀交易商發起的特殊目的載體（SPV）、結構性投資工具（SIV）、證券套利管道、對沖基金、養老金及保險公司、直接投資者等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主體或非金融機構都會參與到業務流程中。建立在如上業務流程基礎上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一個由性質不同的各類金融機構所組成的復雜的“鏈式”信用中介系統。盡管這一系統能夠逐層分散交易風險，但其缺陷在于一旦“鏈式”系統中的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則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崩潰。金融機構的個體交易風險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11]單個影子銀行的倒閉也會像DD模型（戴蒙德-迪布維格銀行擠兌模型）描述的銀行破產一樣，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由于債務資金的不穩定支持引發“債務—通縮—破產”的金融系統性風險。影子銀行體系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其抗波動和抗風險的能力較弱，一旦出現大面積資金鏈斷裂，其結果將變得更具有蔓延性和恐慌性，并很容易打擊實體經濟。”[12]但是也有一種聲音表示影子銀行體系并不必然產生系統性風險，過去 30 余年的運行及其給美國金融體系帶來的高效率、豐厚收益說明其風險是可控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影子銀行體系一直都是金融技術、制度創新的產物，甚至可以說，影子銀行體系就是金融創新自身，而沒有金融創新就沒有金融發展，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是提高金融效率的關鍵。
而中國影子銀行目前還沒有系統性風險，但對于影子銀行體系風險外部性應當謹慎看待。中國目前的影子銀行體系具有很強的中國特色，是與緊縮性宏觀政策調控措施相聯系的，并且整體規模還比較小，資產價格的下跌可能并不會導致資產負債表的惡化和資產被迫拋售的惡性循環。而且目前商業銀行內部具有影子銀行特質的業務，如表外經營、銀信合作及其他一些金融創新業務，都是不承諾回報的，損失直接由客戶承擔，風險和恐慌的傳遞性不高，銀行體系的風險并不高。出現這種情況可能與中國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壟斷地位有關。此外，中國影子銀行體系是在傳統金融秩序的狹縫中生出和發展的，涉及面窄，參與主體沒有“美式”那么廣泛，具有地域性，如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等，其資金供給方和需求方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具有保守性，如銀行理財產品盡管種類繁多，但真實創新比較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國金融產品普遍存在杠桿率低或者無杠桿問題。這些因素導致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的影響力不強。最主要的影響可能是干擾了傳統金融秩序，挑戰了部分金融機構的壟斷地位，干擾了國家的貨幣政策。
[參考文獻]
[1]Zoltan Pozsar、Tobias Adrian、Adam Ashcraft、Hayley Boesky：Shadow Banking.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Staff Reports.no.458 2010-01-10.
[2]Bengtsson E.Shadow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European Money Market Funds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EB/OL].http：//ssrn.corn/abstract=1772746，2011-02-28.
[3]Kohn D.Money Markets and Financial Stability[EB/OL].hRp：//federalreserve.gov/newsevents/speech/kohn2008—0529a.hun.2008-05-29.
[4]辛喬利.影子銀行[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67-68.
[5]劉明康.銀監會規范銀信合作中的影子銀行業務[N].金融時報，2011-01-21.
[6]王曉雅.次貸危機背景下影子銀行體系特性及發展研究[J].生產力研究， 2010（11）.
[7]同1.
[8]郭永強.影子銀行體系的內涵及外延[J].金融發展評論，2012（8）.
[9]劉俊山.美國的影子銀行系統[J].中國貨幣市場，2011（7）.
[10]蔡真.中國影子銀行：特征、模式與監管[J].銀行家，2012（11）.
2008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全省勞動保障部門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黨代會精神，深入實施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總戰略，按照省委、省政府“標本兼治、保穩促調”的經濟工作總體思路，圍繞2008年度十個方面實事和改善民生工作要求，實施“全面小康六大行動計劃”，推進勞動保障工作的開展，大部分工作指標提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政策體系進一步完善，保障待遇水平逐步提高。
（一）就業局勢繼續保持穩定。2008年我省就業雖然受到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但就業局勢總體保持平穩。一是就業總量繼續增長,就業結構有所改善。去年三季度末,全省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為653.2萬人，比上年同期增長11.8%，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23%。前11個月，全省新增城鎮就業人數73.68萬人，幫助33.73萬名城鎮失業人員實現再就業，其中困難人員實現再就業11.49萬人，已提前完成全年任務。同時，三次產業就業結構進一步優化，三季度第三產業吸納勞動力能力已經超過第二產業8個多百分點。二是積極貫徹《就業促進法》。認真研究現行就業政策與《就業促進法》的銜接問題，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做好就業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的實施意見》（浙政發〔2008〕59號），進一步完善政策支持體系。三是完善就業援助制度。以“樹新形象、創新業績”主題實踐活動為載體，就建立健全城鎮零就業家庭就業援助長效機制開展專題調研，結合調研成果，研究起草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鎮零就業家庭就業援助長效機制的意見（送審稿）》，已報省政府。四是加強公共就業服務。全省已建立縣以上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機構106個，縣以上公共就業服務工作機構（公共職業介紹機構）115個，基層勞動保障工作平臺7975個。五是職業培訓有新的進展。去年前三季度，已完成高技能人才培養7.3萬人，其中新技師1.5萬人；完成再就業培訓14.37萬人，跨省務工農民技能提升培訓23.1萬人。
（二）社會保障工作進一步推進。一是社會保障覆蓋面不斷擴大。抓住《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和社會保險“五費合征”制度全面推行的有利時機，大力推進社會保險的擴面征繳。二是全力幫助企業解困。針對當前企業經營困難的實際，在確保社會保險事業可持續發展和職工社保待遇不受影響的前提下，及時出臺了相關政策，切實減輕企業繳費負擔。三是社會保障政策體系更加完善。省人大修訂了《浙江省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條例》。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的意見》（浙政發〔2008〕36號），對我省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養老保障制度建設進行了整體的謀劃，對不同人群的養老保障作出了制度安排，在制度上實現了我省城鄉養老保障全覆蓋。全省各統籌地區全部出臺城鎮居民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政策文件，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全面運行。出臺了《浙江省工傷保險儲備金管理暫行辦法》，提高了工傷保險基金抗御重特大突發事故的能力。四是社會保障水平穩步提高。去年年初按月人均130元標準，順利完成全省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工作，企業退休人員月人均養老金已達1310元，位居各省區第一。最近，根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的要求，經省政府同意后，確定了我省2009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方案，已在全省部署調整工作并組織實施。
（三）勞動關系逐步規范。一是全力抓好《勞動合同法》的貫徹實施。全省貫徹《勞動合同法》情況總體平穩，勞動合同短期化現象明顯改觀，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不斷增強。二是大力加強勞動爭議處理、勞動保障監察和勞動保障維穩力度。開辟勞動爭議仲裁綠色通道，取消了勞動爭議案件收費。三是全面構建多層次的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工資支付保證金、欠薪應急周轉金和農民工記工考勤卡制度覆蓋面進一步擴大，目前全省共籌集工資支付保證金27億元，欠薪應急周轉金1.5億元，發放農民工記工考勤卡100萬份，有效地預防和減少了拖欠工資行為的發生。省政府召開了全省防范處置企業拖欠工資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與各設區市政府簽訂了目標責任書，采取了5個方面的應對措施，進一步完善了工資支付保障的長效機制。
二、2009年工作目標任務及措施
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全省勞動保障部門將認真貫徹中央和全省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按照“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要求，以深入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為動力，緊緊圍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再創浙江科學發展新優勢”這一中心，以實施“全面小康六大行動計劃”為抓手，把“幫扶企業、保障就業、完善社保、促進和諧”作為工作重點，繼續把擴大就業、加快推進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做好企業退休人員和參保城鎮居民免費健康體檢、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等工作列為省政府2009年度十個方面實事內容，加強對企業的扶持、解困和服務，切實優化發展環境，推動勞動保障工作進一步走上科學發展的軌道。重點抓好以下工作：
（一）穩定就業和擴大就業并舉，確保全省就業局勢基本穩定。
1．努力穩定就業崗位。一是切實加強對全社會就業的分析監控。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失業動態重點監測報告工作，做好就業失業統計數據的監測、分析和研判，分析就業再就業情況和發展變化趨勢，及時掌握企業關閉停產的動向，指導企業穩妥分流安置職工，調控企業規模裁員的數量。對生產經營遇到暫時困難的企業，引導支持其采取靈活用工、彈性工時等多種措施穩定就業崗位。二是加快建立就業相關數據快速調查制度。及時了解掌握農民工返鄉及外出、企業新的減員和崗位流失、人力資源市場職業供求等方面的數據，采取法律、經濟和行政的手段實施失業預防、調節和控制。三是發揮失業保險預防失業、促進再就業的功能。對符合條件的登記失業人員和農民工及時發放失業保險金，研究制定擴大失業保險基金支出范圍的政策措施，通過使用一部分失業保險基金結余，鼓勵和支持困難企業采取在崗培訓、輪班工作、生產自救等辦法減少裁員。
2．積極擴大就業容量。一是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和重大項目帶動就業的作用，緊緊抓住省政府增加4000億投資刺激內需、加強大型公共設施建設、大型民生工程的機會，完善崗位開發機制，增加就業崗位。二是積極拓寬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的空間。在農林水利、國土整治、生態環保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有計劃地安排和組織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做好農村低保家庭勞動力促進就業工作。三是把發展服務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尤其是要發展作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的生產業，大力開發公共服務、生產服務、生活服務等公益性崗位，配合有關部門完善資金支持、金融信貸、社會服務等扶持政策，使之成為擴大就業的新支撐。四是認真貫徹落實省政府《關于做好就業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的實施意見》，用好已出臺的各項就業扶持政策，切實解決政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難點問題，確保促進就業再就業資金落實，提高政策實施效果。五是完善就業援助。省政府《關于建立健全城鎮零就業家庭就業援助長效機制的意見》出臺后，我們將抓緊組織實施，確保“零就業家庭”“出現一戶、幫扶一戶、解決一戶”，全省城市50%以上的社區達到“充分就業社區”標準。加強與教育、人事等部門的溝通與協調，完善大中專畢業生失業登記制度，對家庭困難和進行失業登記的大中專畢業生開展一對一的就業援助，通過政策扶持、開展技能培訓、建立就業見習制度、開展專項就業服務等措施，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
3．全面推動創業帶動就業。建立健全政策扶持、創業培訓、創業服務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則，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切實落實鼓勵創業的場地安排、租金補貼、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小額擔保貸款貼息等扶持政策，給創業者予以一次性創業補助，加大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資金支持力度。進一步加強創業服務，利用現有的基層勞動保障服務工作平臺，引進各類創業咨詢服務機構參與項目開發和后續服務工作，提供項目開發、開業指導、創業培訓、小額貸款、稅費減免、政策咨詢、跟蹤扶持等“一條龍”服務，提升失業人員的創業能力。加強農民工返鄉創業服務，制訂農民工參加創業培訓、從事個體經營相關資金補貼、稅收減免、小額擔保貸款貼息等優惠政策，促進農民工返鄉創業。
（二）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就業能力。
抓住經濟轉型升級、打造創造強省的機遇，大力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一是開展對各類勞動者的技能培訓。抓好城鎮勞動力的就業前培訓、再就業培訓、創業培訓，開展農村新生勞動力、農民工專項能力培訓考核，繼續加強對被征地農民、轉移就業農民、轉產轉業漁民的技能培訓，逐步實現技能就業、素質就業。二是加快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加強高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各項政策措施，從技能培養、考核評價、崗位使用、競賽選拔、技術交流、表彰激勵、合理流動、社會保障等各個環節采取有力措施，創新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體制機制。推進行業企業高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統籌協調企業、行業和群眾組織開展的各類技能競賽，開展職業技能大比武、技能大練兵活動。三是加強技工院校建設。進一步突出高級技工學校、技師學院的辦學特色，改革培養模式，加大實用技能訓練的內容，重點培養適應我省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發展要求的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務于經濟轉型升級大局。
（三）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按照“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要求，以“五費合征”為抓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1．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抓好《關于調整用人單位基本養老保險費繳費比例有關工作的通知》和《關于臨時性下浮企業社會保險費繳納比例的通知》兩個文件的貫徹實施，加強分類指導、督促檢查，切實減輕企業負擔，為企業競爭創造公平環境。在此基礎上，抓住有利時機，配合地稅部門加快推行社會保險費5費合征，確保社會保險覆蓋面的持續擴大。
2．組織實施好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工作，確保增加的養老金于春節前發放到位。并同步調整精減退職人員、計劃外長期臨時工、職工供養直系親屬的生活困難補助費，讓他們共享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果。
3．不斷完善政策制度。一是抓緊研究各類參保人員流動時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暢通省內轉移渠道。二是研究制定我省省級統籌的實現形式和具體辦法、做實個人賬戶的具體實施意見和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辦法。三是全面啟動大學生醫療保障制度建設，將省屬、部屬、公辦、民辦高校大學生全部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范圍。四是深入研究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之間的政策銜接，確保參保人員可以隨著身份變化參加合適的險種。
4．適時出臺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和我省實施意見的精神，按照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相結合的要求，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一步修改完善《關于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指導意見》，適時提交省政府。同時，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先保后征”要求，不斷規范完善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使被征地農民生活長期有保障。
（四）綜合運用監察執法、爭議處理和手段，穩定勞動關系。
1．堅持正面宣傳引導，著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積極開展普法宣傳活動，宣傳解釋好《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把全社會的思想認識引導到全面準確理解和正確執行法律的軌道上來。認真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和《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結合我省實際，從促進企業發展和勞動者權益保護出發，抓緊制定《關于貫徹勞動合同法及實施條例的若干意見》，提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意見，穩步推進《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做到執法有度、平穩過渡。發揮各級勞動關系三方協調機制和勞動爭議調解機制的作用，化解勞資矛盾，進一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深入開展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和工業園區創建活動。
2．完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健全勞動爭議仲裁綠色通道，做到快立、快調、快審、快結，及時處置重大勞動爭議和集體勞動爭議。充分發揮企業調解、鄉鎮調解、仲裁調解相結合的調解網絡體系作用，積極引導企業建立內部調解機制，重在案結事了，重在問題解決，將矛盾化解在基層。
3．強化勞動保障維穩工作。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理涉及勞動保障方面的。按照抓早、抓小、抓苗頭的工作要求，提早介入、超前化解，對涉及困難企業特別是關停倒閉企業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建立快速處理通道。切實加強與公安、工會、維穩、法院、工商、財稅、銀行金融機構等部門的協調溝通，積極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企業風險預警系統，研究制定相應的防范處置措施，防止大規模集體上訪和突發事件的發生。暢通特殊群體的利益訴求渠道，做好敏感時期勞動保障工作。
4．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完善工資支付保障機制。認真貫徹落實省政府《關于切實做好防范處置企業拖欠工資工作的通知》精神，確保職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一是在元旦春節前后，組織對企業工資支付情況開展全面排查，強化對工資支付不規范企業特別是欠薪企業的日常監控，及時發現和化解各類隱患，堅決打擊企業欠薪逃匿。建立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快速確認處理機制，保證農民工高高興興回家過年。二是全面構建以“兩金一卡”為主體的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將工資支付保證金制度逐步覆蓋到租賃場地經營企業，切實提高容易發生欠薪行為的行業企業工資支付自我保障能力。不斷提高欠薪應急周轉金的應急保障能力，加大對動用欠薪應急周轉金墊付的欠薪企業的強制執行和處罰力度，并建立應急周轉金的靈活追加機制。三是加強基層勞動保障監察力量建設。逐步實施勞動保障監察網格化管理，在2009年底前基本建立覆蓋全省工業發達鄉鎮的勞動用工監控處理體制，防范和減少欠薪行為的發生，確保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