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腹地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1)神形全備，追求物我兩忘的境界:中國傳統養生注重天時地利，以天人合一為追求理念，把身體的調養結合天時地利，養生的最高境界是將身心融入自然，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2)追求修身養性的統一，強調預防保健:中國傳統養生注重強調個人品德修養，身心協調一致，運用保健手段養生，如氣功、藥囊等，既可以用于養生、治病，也可以用來防患未然。中醫養生學，根據中國傳統中醫養生理論為基礎，從精神養生、飲食養生、環境養生、起居養生、睡眠養生以及其他養生等六方面研究如何增強體質，預防疾病，以達到體質增強、防治疾病、防止衰老、延年益壽的理論和方法。《黃帝內經》云:“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辟邪不至，長生久視”。

2康復景觀

2.1康復景觀的概念

康復景觀或稱康復花園，是近40年來興起于美國的一類帶有康復功能或者治療功效的景觀類型，主要是指與治療或恢復身體健康有關聯的各種類型環境所包圍的場所，這類景觀以能夠實現身體、精神與心靈的協調健康而聞名。

2.2康復景觀相比普通景觀的特色

普通景觀類型可能具備改善環境，優化生態，促進人的公共交流活動等多種功能，而康復性景觀自始至終以具有康復作用為先，當康復景觀的一般功能與康復功能發生沖突時，優先景觀的康復功能。康復性景觀的主體服務人群具備特殊性，在養老地產景觀設計中植入康復景觀設計非常適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特征，除了滿足老年人的安全、審美需求以外，還能夠讓老年人在每天的生活接觸中維護身心健康，預防疾病，緩解身體不適。

3康復景觀設計在老年地產中的應用

3.1借鑒中國傳統養生理論

中國傳統養生的門類豐富，各臻其妙，簡捷適用，如:針灸、推拿、按摩、食療食補等，每種養生門類都有其各自的妙處，如幫助老年人堅固牙齒、延緩老年人視力衰退、改善老年人聽力，促進老年人鎮靜安神等功效，老年人都很喜聞樂見。傳統的中醫養生學綜合了陰陽、五行等學說，強調在養生中環境的重要性，遵從天人合一，尊崇自然的原理。康復景觀的設計應借鑒中國古典園林在傳統養生文化方面的手法，汲取在建筑營造、筑山理水等方面的養生思想，根據中醫五行把景觀各要素與人的身心聯系起來，使養老地產中的康復景觀更加符合老年人的文化背景，更好的調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3.2利用植物的藥用價值

基于大眾認知，藥用植物是指具備強健身體、醫治疾病等醫療功效的植物。藥用植物在景觀中具有營造景色、展示文化內涵和保健康復的作用，人們融入到用藥用植物打造的環境中，可以達到恢復身心，保持健康的效果。藥用植物的保健、藥用價值系統歸納并積極探索藥用植物在康復景觀設計中的應用，將藥用植物有意識地融入康復景觀的設計中，將營造一種新型的融藝術、保健、傳統文化、科學為一體的養生康復景觀。按照藥用植物在景觀中的不同用途及其自身特征可將藥用植物分為以下幾類:嗅覺型的藥用植物，外療型的木本植物，內療型的中草藥，綜合型的中草藥。藥用植物在康復景觀設計中的運用，能夠起到弘揚中草藥文化的效果。

3.3注重植物的形態影響

一般來講老年人的生理上會表現出新陳代謝放緩、抵抗力下降、生理機能下降等特征，老年人對環境的依賴感也會越來越強，研究發現:1)自然型植物景觀，舒張壓顯著降低，心臟速率顯著降低，收縮壓降低但不顯著;2)幾何型植物景觀，舒張壓和收縮壓顯著降低，而心臟速率略有升高;3)在主觀評價中自然型植物景觀舒適性較好，觀賞后呈現正性情緒狀態，植物幾何型植物景觀促進作用相對較小，不適宜緩解緊張情緒。結果綜合表明，不同形態類型的植物景觀環境對人生理和心理產生不同影響。

3.4強調參與性、體驗性

老年人懷舊、怕孤單、返老還童、喜歡參與式活動，從老年人與自然、老年人與科學知識、老年人與家庭、老年人與鄰里四個方面增強康復景觀互動性，如:種植勞作活動、家庭親子活動、科普教育活動、農作物產品交換活動和其他生活互助活動。增強老年人與環境中的晴雨變化、土地更新、植物生長等自然過程的全面體驗和互動，增強對社區環境的主人翁意識和認同感，增強老年人對親自動手改善生活環境主動性和合理的途徑，滿足老年人的各類心理需求。

3.5公共設施適老化

老年地產的康復景觀設計要創造老年人喜愛甚至熱愛的環境場所，讓老年人喜歡走到室外，體驗自然，沐浴陽光，實現輕松愉悅交流的場所。康復景觀設計要充分考慮老年人的體能狀況，增設戶外休憩模塊，設計時要充分考慮老年人看護者視線的順暢，設計尺度上符合殘障老人的活動，同時注意考慮四季節氣變換對自然條件的改善。考慮到老年人對子女、小孩的親情交流需求，將老人活動區與兒童活動區臨近設置，全程實行無障礙設計。

4結語

第2篇

作者：王得翔 季秀麗 馬德東 張玉可 何寶龍 王文巧 肖偉 單位：山東大學齊魯醫院呼吸內科 濟南市中醫醫院呼吸內科

2009年濟南市總人口數為603萬，其中城市人口430萬，農村人口173萬;城鎮日工資為68．2元/d，農村日均勞動收入為23．4元/d［4］。疾病經濟負擔指標包括:最近12個月，用于治療哮喘的醫療費用，非醫療費用，哮喘患者因哮喘累計誤工天數，家人因照顧哮喘患者累計誤工天數。與經濟負擔可能有關的因素包括:最近12個月用藥、是否接受全球哮喘防治創議(globalinitiativeforasthma，GINA)方案的正規治療，哮喘的治療費用，每年疾病發作次數，每年急診次數，每年是否住院治療及住院次數;相關因素包括是否合并鼻炎等其他過敏性疾病，吸煙狀況及是否合并其他非過敏性疾病。統計學處理問卷結果由兩名調查員獨立錄入計算機數據庫。采用SPSS16．0軟件分析數據。由于經過正態分布檢驗發現哮喘的醫療費用、非醫療費用、患者及其家人誤工天數均為偏態分布，其中部分數據(如家人因照顧哮喘患者累計誤工天數)采用中位數表示時為0，而且標準差又較大，因此參考有關文獻用均數表示［5］。率的比較用χ2檢驗，相關危險因素研究用逐步Logistic回歸。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調查對象本次共調查13419人，哮喘患者152例，患病率為1．1%。疾病經濟負擔152名患者的年總直接醫療費用為471504元，人均3102元;總直接非醫療費用為109440元，人均720元，年人均直接經濟負擔為3822元。城市和農村哮喘患者及其家人年均誤工日分別為10d/年和15d/年，總間接經濟負擔為84573元，人均556元。年總經濟負擔為665517元，人均4378元。由此推算，濟南市哮喘的年直接經濟負擔2．53億元，年間接經濟負擔0．37億元，總經濟負擔2．90億元。哮喘患者用藥情況、疾病診治情況及相關因素現患哮喘患者用藥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抗生素的比例均最高，見表2。哮喘患者中，病程超過10年、未接受GINA方案規范化治療比例很高，每年住院、每年都因病去急診就診者比例也較高。醫療費用水平分成高(＞2000元)、中(301～2000元)、低(0～300元)3組，分析各因素對其影響。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居住地、是否合并鼻炎等其他過敏性疾病、是否合并其他心肺疾病、年去急診次數、是否需住院治療、是否吸煙、是否接受GINA方案的規范化治療等因素對治療費用水平的影響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而性別、年齡、職業、婚姻狀況、文化程度、收入和醫療費用來源等因素對治療費用水平的影響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對可能影響哮喘治療費用的因素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將上述7個變量進入回歸方程，由回歸方程結果可知，合并鼻炎等其他過敏性疾病、合并其他非過敏性疾病、住院、吸煙、未接受GINA方案的規范化治療是哮喘治療費用的影響因素，增加了哮喘患者的經濟負擔，（表略）

從20世紀80年代起，近20年來全球哮喘患病率增加了30%，80%的醫療費用是由20%的患者引起的，1989年調查結果顯示山東省總人群哮喘病患病率為0．59%［7］，本調查結果顯示，2009年濟南地區普通人群支氣管哮喘患病率則為1．1%［8］。隨著哮喘患病率的快速增長，勢必會造成支氣管哮喘的總經濟負擔急劇增長。本調查數據分析顯示，吸煙是導致支氣管哮喘患者經濟負擔增加的重要因素。在煙草的煙霧中可發現超過4500種的化合物和污染物，其中包括可吸入顆粒物、多環碳氫化合物、一氧化碳、尼古丁和丙烯醛等。多項研究表明，煙草煙霧可增加哮喘的嚴重性，加速哮喘患者肺功能的損害程度［9］，使其發作次數增多、嚴重程度加劇、住院頻繁，從而導致支氣管哮喘患者經濟負擔加重。我國于2011年2月14日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中明確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煙。并于2011年5月在全國各級醫療衛生系統開展了深入扎實有效的控煙運動。本項研究的結果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控煙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而控煙運動的持續開展，對減輕支氣管哮喘的經濟負擔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必須引起患者、醫生和社會的高度重視。由本研究資料可見，沒有接受規范化治療，是支氣管哮喘患者經濟負擔加重的因素，除了GINA宣傳、普及不夠之外，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抗菌藥物的過度使用。調查數據顯示，在哮喘患者治療藥物中，抗菌藥物的使用率為48．5%，這種現象在農村尤為嚴重，其應用比例高達62．2%。抗菌藥物在哮喘中高比率使用的原因是復雜的。如基層醫生(尤其是鄉村醫生)不能夠正確診斷哮喘，而認為是其他感染性疾病;又如，醫生對哮喘疾病本質的認識不足，GI-NA方案在很多醫院沒有得到普及和貫徹，很多基層醫院的醫生對其知之甚少，甚至把氣道變態反應性炎癥誤認為細菌感染性炎癥，認為抗菌藥物的“消炎”可以治療哮喘;再如，患者對抗菌藥物的迷信依賴而主動甚至強烈要求使用;另外，有關部門對抗菌藥物使用的監管不夠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上述原因的最終后果是抗生素的過度使用，后者影響了哮喘的病情控制，增加住院率，使哮喘的醫藥花費明顯增高，而抗菌藥物的過度使用本身又直接導致醫療資源的浪費，增加患者和社會的經濟負擔。對于規范抗生素的使用，近年來衛生部先后出臺了48號及38號文件，規范抗菌藥物的臨床應用。本次調查資料使我們領會到貫徹執行衛生部對抗菌藥物的管理規范對于哮喘這一非感染性疾病所具有的戰略意義。合并鼻炎是支氣管哮喘患者經濟負擔加重的另一重要原因。有研究發現哮喘的發病率與過敏性鼻炎(allergyrhinitis，AR)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10］。Valovirta等［11］調查發現73%的患者在診斷為哮喘前有AR的癥狀，當AR癥狀加重時，79%的患者伴隨有哮喘的加重。故支氣管哮喘往往伴有AR，即“同一個氣道，同一種疾病”，治療支氣管哮喘的同時治療AR，能較快控制病情，縮短病程，降低治療費用。有研究發現，伴有AR的哮喘患者已經成為醫療費用最高的疾病之一，分別治療可明顯增加醫療費用和降低生命質量［12］，積極治療鼻炎可以減少哮喘患者急診和住院的次數。綜上所述，濟南地區支氣管哮喘患者經濟負擔沉重，吸煙和抗生素的過度使用是主要的、但又是可以控制的經濟負擔增加的因素，積極控制吸煙，大力宣傳貫徹實行哮喘的規范化治療，杜絕濫用抗菌藥物，可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有效降低哮喘的經濟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