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1篇的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發展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發展研究篇1

1數字普惠金融支持“三農”發展的意義

數字普惠金融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互聯網技術構建更為全面、完善的農村征信體系，積極應對農村用戶缺信、失信行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的農村金融生態。此外，在互聯網背景下，監管體系中存在多重保障機制，準入前有保 證、準入后有檢查，交易前有審批、交易后有復核，由此推動農村金融規范化、體系化發展。數字普惠金融快速發展，在成本降低、風險管理能力提升的利好條件下，數字金融服務覆蓋了大面積農村地區，使得農戶也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取得小額貸款、農業保險、融資擔保等金融服務，獲得擴大生產、創業經營的必要資金，從而拉動農村就業率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態勢良好，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以此促進社會公平。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支持“三農”發展是將金融服務深入貫徹到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舉措。

2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支持“三農”發展的創新模式

2.1電商平臺主導下的農業供應鏈數字普惠金融模式

電商平臺主導下的農業供應鏈金融順應了“無科技、不金融”的時代趨勢，催生了“互聯網+”電商平臺的新型資金融通模式。在該模式下，電商平臺憑借自身海量用戶和交易信息及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的技術優勢，匯聚涉農上下游企業、農戶和消費者從而形成完整系統、有序運行的農業產業鏈，并為鏈內各環節參與主體提供信息咨詢、理財融資、信貸擔保等多種數字普惠金融服務。京東是目前國內大型電商平臺之一，近年來，其依托海量且即時的交易數據和信息以及自身構建的物流網絡，大力發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為社會公眾提供了相對成熟的供應鏈金融服務。京東陸續推出一系列供應鏈金融產品和服務，如“京小貝”“京農貸”“京東白條”等，其中“京農貸”是針對新型農業供應鏈金融的一種創新模式。“京農貸”是京東平臺為農村地區的農業和養殖業提供的生產經營信貸服務，采用的是“電商貸款+企業擔保+農戶融資”的模式。該系列下的數字普惠金融服務產品包括先鋒京農貸、仁壽京農貸和養殖貸。作為該系列最早推出的先鋒京農貸，其運作流程如下：京東金融數字平臺根據實力和信譽多方面要素挑選核心先鋒種業，進行合作授信，農戶向京東平臺申請貸款，由先鋒種業以及下屬經銷商為融資農戶提供擔保，平臺根據農戶資信狀況、授信額度以及資金需求靈活發放貸款。養殖貸則在先鋒京農貸基礎上新增了保險機制，貸款流程更加完備，安全性得以提高[1]。

2.2基于“互聯網+”農業產業鏈的數字普惠金融模式

農業產業鏈通常是由涉農龍頭企業帶動農業上下游企業協同生產經營交易，因此涉農龍頭企業是其中的主導力量[2]。在“互聯網+”農業產業鏈的金融模式下，涉農龍頭企業擔任“三農”服務商的角色，利用雄厚的資金實力和強大的農業市場勢力，搭乘成熟的互聯網技術和高效的互聯網平臺，打造“三農”數字普惠金融生態服務圈。在此農業綜合服務生態圈中，龍頭企業為產業鏈中有需求的上下游企業或分散農戶提供投融資、交易支付等普惠金融服務，并利用大數據、云計算、遙感等不斷開發和試驗新型農業數字金融服務產品。其中，作為國內上市涉農核心企業的中糧集團是該模式下的代表性公司，該企業通過打造農糧食品一體化產業鏈，運用創新數字普惠金融模式，發展信托、保險、期貨、基金等金融業務鏈，為我國農業發展提供金融支持，追求產融結合，服務“三農”發展。中糧集團通過其旗下的專業化公司中糧資本，充分捕捉了科技賦能農業產業鏈的契機，打造產業鏈內部融資服務，大力建設數字農業金融生態圈。例如，中糧資本推行的農業綜合服務一體化信托模式，其服務不僅面向生產前的土地、資本流轉環節，還覆蓋了產中產后的農作物種植、銷售環節。該模式還引入了“三農”服務商、涉農核心企業及其經銷商和物權擔保公司，采用“涉農貸款+擔保”的手段。在此基礎上，中糧資本不斷探索金融科技。2020年，中糧資本投資自建了服務上游供應商的“糧信”金融平臺和支持下游經銷商融資的“升悅”系統。2021年，中糧資本深度挖掘并分析中糧集團的真實業務場景，通過“云飛票”和“糧信”等大數據平臺為中糧集團產業鏈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務。同時，中糧資本對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進行信用分級管理，提升金融風險識別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動以信用為核心的農村數字普惠金融體系建立完善[3]。

2.3基于第三方金融網絡平臺的數字普惠金融模式

第三方金融網絡平臺區別于由傳統金融機構主導的金融服務體系，近年來，其以網絡借貸、第三方支付、眾籌等發展模式呈現在大眾面前。針對農村地區，農村個人消費者和涉農中小企業都是第三方平臺的服務對象。隨著數字金融的深入發展，第三方金融網絡平臺提供更具功能性、成本效益以及服務效率的服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第三方金融平臺通過網絡媒介代替傳統金融機構，進行借款端和理財端的交互流程，有效實現資金端與資產端的對接。其主要運作程序如下：借款方在互聯網金融平臺上提出借款需求，貸款方根據借款人資信狀況、違約風險、預期收益率等因素判斷是否貸款。在此過程中，金融平臺發揮信息交換的媒介作用，借貸雙方直接簽訂借貸協議，接著委托獨立且專業的第三方機構存管貸款方提供的資金。其中不乏專注于農村地區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其將數字技術融入農業產業鏈中，并與涉農實體企業進行互惠合作，為產業鏈各環節客戶設計并提供金融產品，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和資源配置不合理等問題，彌補“三農”領域金融資金缺口。

3數字普惠金融服務支持“三農”發展的有效路徑

3.1完善金融基礎建設體系，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

在傳統金融體系下，金融服務很難覆蓋到農村地區、貧困地區特別是偏遠山區，這體現了金融服務在地域上的供需不平衡。傳統金融對實體機構、人力物力、成本費用等方面的要求比較高，因此在基礎設施相對完備、人力資源相對豐富、經濟發展較好的城鎮地區覆蓋率較高。而在幾乎不見金融機構、人才流失嚴重、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偏遠地區，享受傳統金融服務難之又難。在數字普惠金融背景下，眾多偏遠地區已經設立機構網點，部分地區還通過建立便民助農服務點、流動服務站等方式來加強農村偏遠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而擴大農村普惠基礎金融服務的覆蓋面。由于互聯網金融不受時間地域限制，成本支出也較低，結合農村發展特點，能將普惠金融進一步注入農村經濟血液中，為農村發展助力[4]。

3.2培養數字金融復合型人才，加快金融產品創新，構建綜合性服務平臺

目前，互聯網金融技術服務人才不足是制約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要因素，農村人才流失嚴重是固有問題，當前的教育選拔機制和人才培養計劃也都促使農村青年涌向大城市發展。然而要在農村推廣數字普惠金融，必然需要更多掌握數字技術以及金融專業的高端復合型人才。如何留住和引進人才為農村發展助力是一個難題，這背后涉及改變教育理念，培養奮斗型、奉獻型、創造型人才等。與此同時，政府要給予適當的物質補貼，如提高薪酬、優化福利待遇。當地涉農部門有所作為，主動與新型互聯網金融公司取得聯系，加強交流學習，完成人才對接和培訓工作。鑒于農村地區缺乏多元融資渠道的情況，通過數字技術搭建平臺，鼓勵金融機構、涉農企業以及農戶等多方參與，促進農村數字普惠模式創新，推出符合數智鄉村和農業轉型升級的新型金融產品，同時，引入更加靈活的保險和擔保方式。政府部門結合區域特色與產業特征，充分依托資源優勢，著力建設“一村一品”模范鄉鎮。依托大型電商、涉農龍頭企業、金融機構以及第三方平臺，充分調動閑置資金資源，建立起集投融資、生產經營的綜合服務平臺，支持“三農”向好發展[5]。

3.3精簡審核流程，提高服務效率，更具功能性和成本效益

普惠金融致力于服務大眾，應不斷拓展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數字技術加持下農村普惠金融針對農村客戶的需求設計了更為人性化的發展模式，利用互聯網技術進行大數據計算，進行更有針對性、個性化的金融服務，為滿足農村金融需求者的要求而不斷創新。農村普惠金融的對象主要是低收入的農戶，這類用戶資金需求量較小，但是借貸次數可能相對頻繁。傳統實體機構交易程序煩瑣，借款往往需要層層審批，審批流程也相對復雜，既降低了貸款成功率，也將交易時間跨度拉長，不能滿足農村貸款者對資金的即時需求。利用互聯網提供線上服務，大大簡化了交易程序。通過電子檔案對用戶進行審批，全方面評價農戶的信用層級、借款額度、還款能力、還款意愿等，在短時間內為農戶提供最適配的貸款方案，從而縮短交易時間，提高交易效率，進而提升其對金融服務的滿意度，促進農村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3.4完善農村征信系統，建立新型信用評價機制

農村地區建立起完備的征信體系，推動金融活動公開化、透明化，維持基本金融市場的秩序，以確保農村普惠金融的安全性和普惠性。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線上交易削減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間環節，在降低成本的同時力求效益最大化，這雖然為廣大農村用戶進入金融市場降低了門檻，但是并不意味著其不需審核批準。建立新型農村信用評價機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傳統金融機構需要提供現有征信情況和信用資料，數字金融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的優勢，對農村用戶進行全面，調查、數據整理，刻畫出全方位的用戶形象，多維全面的信息才能最大限度減少供需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另一方面，針對征信困難、征信空白的地區，政府應當給予適當財政支持和補貼，調動專業人員進行走訪調查，在獲取充分有效的信息后，還應該設計相應方案對用戶信用進行重新評級。此外，不同金融主體間要信息對接、及時交流，確保建立起線上線下共享信用機制，隨時把握農戶的信息變化并及時更新，從而實現農村普惠金融的持續良性發展[6]。

4結語

本文在梳理現有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數字普惠金融支持“三農”發展的創新模式：一是電商主導下的農業供應鏈模式；二是基于“互聯網+”農業產業鏈模式；三是基于第三方金融網絡平臺模式。之后提出具有針對性的發展路徑：一是完善基礎建設，擴大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二是培養數字金融人才隊伍，加快金融產品創新；三是精簡審核流程，提高服務效率；四是完善農村征信系統和信用評價機制。

作者:仲培培 單位:江蘇大學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發展研究篇2

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是指，金融服務供應商利用農業大數據，通過數字技術和金融創新，為微觀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并在數字交換中實現雙方商業可持續和農業大數據增值的過程。

1融合發展的基本思路

廣義的數字農業是農業全過程的數字化，是將數字化信息作為農業新的生產要素，用數字技術對農業對象、環境和生產過程進行可視化表達、數字化設計、信息化管理的新型農業形態。狹義的數字農業則聚焦農業產供銷環節，旨在將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運用到農業生產、加工及銷售環節，以期促進數字技術與農業發展深度融合，從而實現農業生產經營的智能化、網絡化、信息化。2019年，農業農村部和中央網信辦聯合發布了《數字農業農村發展規劃（2019—2025年）》，提出數字農業農村發展的五個方面重點任務，即構建基礎數據資源體系、加快生產經營數字化改造、推進管理服務數字化轉型、強化關鍵技術裝備創新、加強重大工程設施建設。這五個方面重點任務覆蓋了農業全過程，屬于廣義的數字農業范疇，其中的第二個任務“加快生產經營數字化改造”屬于狹義的數字農業范疇。數字普惠金融是指一切通過數字金融服務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行動。它包括運用數字技術為無法獲得金融服務或缺乏金融服務的群體提供金融服務，并且這種服務是以負責任、成本可負擔的方式提供，對服務提供商而言也是可持數續的。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基于相同的邏輯、技術和方法，共同體現了數字化特征。它們融合發展的核心是數字的生產、采集、交換和運用，融合發展應該是雙向而非單向的，需要相互支持和促成，從而達到“1+1＞2”的效果。從數字農業分廣義、狹義來看，融合發展有兩層含義：一是數字普惠金融與狹義的數字農業如何融合發展，二是廣義的數字農業資源如何為這種融合發展創造條件、提供支持。首先，數字農業為數字普惠金融在三農領域展業提供大數據支撐。可以把狹義數字農業范疇下的農業數字資源，即農業生產經營環節產生的農業大數據，稱為“農業經營大數據”，而把廣義數字農業范疇下的其他農業數字資源統稱為“農業基礎大數據”。一方面，農業經營大數據為金融服務和風險識別創造條件，為金融機構開展普惠金融業務提供核心依據；另一方面，農業基礎大數據為數字普惠金融的數字化建模、系統性風險處理等提供基礎性支撐。其次，數字普惠金融為數字農業發展提供精準服務。融合發展的落腳點是利用數字化手段為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更精準、高效的金融服務，包括為農業生產經營的數字化改造提供融資支持，為農業產品等的交易流通提供高效便利的數字化支付結算服務，為農業生產經營提供數字化農業保險等。最后，數字普惠金融促進農業大數據價值的發現與增值。數字農業的發展帶來農業大數據的指數級增長，發現數據價值是數字農業發展的動力之源。金融行業市場空間大、涉及范圍廣，金融機構對農業大數據的應用將有力地促進農業大數據的價值發現與增值。這也將激勵農業經營主體參與數字農業建設，鼓勵市場主體積累、共享數據，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提供支撐，從而實現二者的良性融合發展。這是融合發展中“1+1＞2”的具體體現。

2融合發展的實踐探索

近年來，我國在數字農業和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與實踐。這些實踐可以按照所涉及的農業產業鏈階段分為農業交易環節、生產環節和全產業鏈的融合。農業交易環節的融合。農產品市場交易環節會產生大量“自動留痕數據”。這類數據客觀、易得，已在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融合發展中率先得到利用。根據融合的主導方不同，可分為大型電商主導、農業核心企業主導和金融機構主導三種形態。擁有大量用戶數據的綜合性頭部電商借助云計算、大數據技術，以電商交易大數據為切入口，開展數字普惠金融業務。某大型電商與一家農業畜業公司合作的農業數字供應鏈金融即屬于大型電商主導的融合類型。大型農業集團處于農業產業鏈條的核心環節，擁有眾多客戶資源，通過整合供應鏈數據，利用自身市場優勢，打造數字化金融服務模式。例如，大北農集團的“農信互聯模式”就是農業核心企業主導的融合類型。金融機構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提供線上線下支付結算服務，幫助企業建立信息系統，并在交易數據基礎上，為供應鏈內的企業提供信貸支持。例如，農業銀行搭建的“惠農e通”三農服務平臺就是金融機構主導的融合類型。農業生產環節的融合。農業生產環節同樣可以生成大量數據，這些數據不同于交易環節的自動留痕數據，需要主動采集才能得到，可稱為“主動采集數據”，主要是通過衛星遙感技術、GPS采樣、智能農機作業等獲取田間信息。這類大數據同樣可以運用于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但相對滯后于交易環節的融合。例如，網商銀行通過衛星遙感、光譜識別等技術獲取農業生產大數據，并運用數字化信貸模型，給予農民精準授信。種糧大戶發起貸款申請，在手機上圈出自己的地塊，衛星即可快速識別這塊地的面積、作物、長勢等關鍵數據，從而算出授信金額。再如，黑龍江省海倫市以數據為驅動的按圖承保理賠模式。在承保前，通過衛星遙感技術，對不同地塊的農作物進行空間分布制圖和面積估算，形成標的分布底圖。在承保時，結合基礎地理信息數據、遙感數據、歷史災情數據和承保理賠業務數據，評估農作物災害綜合情況和風險。在理賠階段，基于遙感影像進行災害損失評估。農業全產業鏈的融合。從協同論的觀點來看，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如果能夠基于農業全產業鏈的數據資源，會更加科學有效。這樣不僅金融服務可以更加到位，而且全產業鏈的數據信息也更有助于防控信貸風險。浙江省麗水市基于茶葉批發市場的農業全產業鏈普惠金融模式呈現了二者在農業全產業鏈融合的雛形。首先，依托“支付+溯源”系統獲取茶產業全產業鏈數據。在當地茶葉市場推行“茶葉質量溯源交易系統”，向茶農、加工戶、茶商發放集質量溯源、支付結算等功能于一體的茶葉金融IC卡。茶葉交易時通過專用機具刷卡或手機App操作，將交易信息自動錄入管理系統平臺。其次，采用區塊鏈技術提升數據可信度。主辦銀行運用區塊鏈技術記錄每位茶農、加工戶和茶商的溯源、交易信息，實現了數據的去中心化存儲和不可篡改。最后，在茶葉質量溯源交易系統內嵌入貸款功能，將系統的交易數據作為貸款授信核心指標，依托產業鏈大數據開展數字化授信。截至2021年6月末，已辦理茶葉金融IC卡2.78萬張，溯源交易系統累計交易180余萬筆，投放貸款582筆、1.27億元。

3存在的問題

我國數字農業與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難免存在各種不足和問題。一是農業數字化水平低，對數字普惠金融的支撐不足。2019年，我國縣域農產品網絡零售額僅占農產品交易總額的10.0%，全國農業生產數字化水平為23.8%；已實現數字化的部分也面臨數據甄別難、轉化難等問題，如將衛星遙感技術采集的圖像等非結構化數據轉化為數字普惠金融所需的結構化數據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二是農業大數據開放共享程度低、資源整合不夠。農業基礎大數據共享程度低；農業經營大數據分布于廣大農業經營主體，沒有實現統一歸集和共享。數據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機制尚未形成，數據資產確權和定價困難，市場主體積累、提供大數據的意愿較弱。三是金融機構對農業大數據的應用能力不足。金融機構的農業大數據積累少，大數據建模與農業實情契合度低，數字化風控模型效果較差。四是農業領域的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創新滯后。一些產品只是將線下流程搬到線上，而不是重新定義和發現價值；部分數字農貸產品仍需輔以抵押、擔保等增信手段，數字農業保險產品仍離不開人工現場核實；適用于小規模經營農戶的數字農業信貸、保險產品創新尤為薄弱。五是金融支持數字農業的政策體系不完善。缺少頂層制度安排，激勵政策、差異化監管措施、風險防控與分擔機制等尚未建立，數字普惠金融行業標準、區域標準和企業標準有待制定。

4改進建議

針對以上不足和問題，促進數字農業和數字普惠金融的融合發展需要新的思路和有針對性的措施。一是實施以“用戶授權、有條件共享”為核心的農業大數據產權標準。推進農業大數據采集、開放和應用的標準化建設，統一元數據，規范數據接口，打造農業數據交換的“通用語言”。加快制定數據資產產權界定和定價標準，探索構建產權清晰、有效運行的數據要素市場。二是構建“政府主導＋市場化”的農業大數據資源體系。政府提供農業基礎大數據，做好數據分級管理，主導推動農業大數據的開放與共享。引導市場主體實現農業經營大數據的市場化共享，按照“用戶授權、有條件共享、全程保護”原則，加強數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三是強化金融機構在農業領域的大數據應用能力建設。加強金融機構與政府大數據平臺、互聯網平臺、農業大數據公司、農業產業鏈核心企業、大宗商品交易平臺等的合作，獲取農業大數據支撐。加大數字化建模的研發力度，開發適合我國農業發展實際的數字化農業信貸風控模型。四是加快特色化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創新。推動金融機構構建數字化的組織架構和管理模式，打破條線壁壘，縮短決策流程，保障數字金融產品創新的高效供給。推動數字農業供應鏈金融發展，利用供應鏈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為相應的市場主體提供金融服務。五是完善數字普惠金融支持數字農業發展的政策體系和頂層制度設計。創設專門的政策工具，建立風險分擔機制。推動編制數字普惠金融行業標準和企業標準體系。推動政府部門和電商平臺向金融機構輸出直連式、批量化、標準化大數據，為融合發展提供大數據支撐和場景支持。

作者:陳明衡

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業發展研究篇3

一、研究背景

中國的數字金融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支付寶的上線，起初只是為了解決淘寶平臺網絡購物的交易問題，但是伴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支付寶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客戶，對傳統銀行造成了不小的沖擊。面對互聯網企業的沖擊，傳統商業銀行紛紛轉型，推出了各種金融創新產品和服務，比如各大銀行與中國銀聯攜手推出了“云閃付”，旨在與支付寶、微信支付搶奪移動支付業務；光大銀行在2016年內推出“云繳費”平臺，便利居民的各項生活繳費；各大銀行也相繼推出類余額寶理財產品。互聯網公司與傳統金融機構紛紛發力，推動了我國數字金融的蓬勃發展。“民以食為天”，農業在國家經濟體系中處于基礎性、重要性地位。但是，由于農業生產周期長、受季節影響大等特點，農業企業的經營風險較高，導致銀行對農業貸款風險定價難。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居民往往居住分散，農業生產規模較小，銀行難以獲得其真實的財務信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銀行往往不愿意給中小微農業企業提供貸款，造成大量有貸款需求的農戶和農業企業得不到貸款，形成農業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業企業的發展。數字金融借助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技術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拓寬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可以有效緩解農業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二、文獻綜述

從2004年支付寶上線后，我國的數字金融迅速發展，為了準確刻畫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狀況，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與螞蟻金服集團合作，編制了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該指數編制成功后，許多學者利用該指數進行有關數字金融的研究，目前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宏觀層面。張勛、萬光華等（2019）利用該指數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關系，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改善了農村居民的創業環境，提升了家庭收入，進而促進了包容性增長。錢海章、陶云清等（2020）研究了數字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研究發現我國數字金融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區域的經濟增長，而且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異質性，與東部地區相比，對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更顯著。并且通過實證研究，指出數字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促進技術創新和創業行為，進而推動經濟增長。金融是創業環境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金融機構是否愿意向小微企業提供貸款直接影響其創業活動。謝絢麗、沈艷等將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2012～2018年各省的新增注冊企業數量結合，發現數字金融的發展對各省的創業活躍度有積極作用。第二，微觀層面。何廣文、劉甜在研究貧困地區農戶創業活動中發現，在眾多影響創業的因素中，金融系統的支持可以緩解創業者的資金約束，提升創業績效。農村地區金融基礎設施落后，農民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市場知識和貸款知識，往往很難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取貸款，甚至還有些農民不知道如何申請貸款，面臨嚴重的金融排斥。陳寶珍、任金政基于農村微觀調查數據，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農民的金融知識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排斥問題。在促進居民消費方面，數字金融極大地縮短了交易支付的時間，比如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便可快速實現付款。張勛、楊桐等發現數字金融主要通過提升支付的便利性來促進居民消費。唐松、伍旭川等利用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數字金融能改善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進而促進企業的研發投入和技術創新能力。萬佳彧、周勤等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顯著緩解中小微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關于企業績效的影響因素，大量研究表明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創新能力等因素在企業績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一，人力資源在公司績效中發揮重要作用。張一馳、李書玲研究發現高效的人力資源管理通過提高企業的戰略實施能力改善企業績效。管理層的背景，如學歷、性別、任期等也會對企業績效產生影響，研究發現管理層學歷背景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在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中，管理者背景特征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也存在差異，國有企業中管理層的年齡、任期與投資規模之間負相關，管理者的這種投資行為又會對投資效率和公司業績產生負面影響。第二，技術創新是企業績效的驅動因素。胡元木、紀瑞從董事會成員背景角度出發，研究董事技術專長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發現技術性董事在提升企業績效上有顯著作用，并指出創新效率在其中發揮的中介效應。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數字金融依靠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分析和云計算等技術，不斷擴大應用場景，極大地拓展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和便捷性。王馨指出互聯網金融作為新興的金融模式，相較于傳統金融，具有交易成本低，服務效率高等優點，可以滿足被傳統金融機構忽視的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需求，增加了有效金融服務的供給。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解決企業融資困境提供了可行路徑，通過5G、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可以有效甄別信用風險，發揮金融對小微企業的支持作用，助力企業發展。據此，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H1：數字金融發展與農業企業績效存在正相關關系我國農村正面臨農業產業化趨勢，農業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量極大，但是農業生產周期長、受惡劣天氣及自然災害的影響大、經營風險較高，傳統銀行在對農業貸款進行風險定價時困難重重，而且農業企業往往存在缺乏抵押資產、公司規模小、生產經營不規范、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問題，銀行難以取得其真實財務信息，造成企業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因此農業企業難以從銀行獲得貸款，面臨著較高的融資約束，影響企業經營發展。據此，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H2：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與企業績效存在負相關系數字金融借助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等技術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拓寬了金融服務的可得性，緩解了農業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一些互聯網公司運用自己的海量數據與技術優勢，深入學習農業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建立數學模型對企業的收入、成本、費用等財務信息進行預測，并以企業的應收賬款、訂單、存貨等真實交易信息為依據向農業企業提供貸款，改善了以往需要抵押物才能獲得貸款的困境，極大地緩解了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通過緩解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推動農業企業的采購、生產、加工、流通、銷售等環節的順利運行，對企業績效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據此，本文提出第三個假設：H3：融資約束是數字金融與農業企業績效之間的中介變量，即數字金融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來促進農業企業績效提高

四、實證研究

（一）樣本與數據

本文采用以下數據：（1）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2）2012～2019年中國A股上市農業企業有關融資約束、企業績效相關數據，并對數據做以下處理：①剔除農業類金融上市企業；②剔除樣本期間被ST、*ST的企業；③剔除2012年以后上市的企業；④剔除數據缺失嚴重的樣本企業。最后共有59家上市農業企業2012～2019年的有關數據，樣本容量為472。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

（二）變量定義

1、企業績效。關于企業績效的度量主要有兩類指標，本文選取TobinQ值作為企業績效的度量指標，原因如下：一是To－binQ值可以反映企業的長期績效；二是與財務指標相比，To－binQ值不易被企業操縱，較為客觀真實。

2、數字金融發展。選取北大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作為數字金融發展程度的度量指標。該指數從覆蓋廣度、服務深度、數字支持服務程度三個方面考察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狀況。許多學者利用該指數進行有關數字金融的研究。本文將31個省份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作為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狀況的代表，且由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相較于Tobinq值太大，故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除以100。考慮到數字金融發展對緩解企業融資約束和促進企業績效均具有滯后效應，故將該指數滯后一期，即用2011～2018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2012～2019年的企業融資約束指數及Tobinq值相匹配。

3、融資約束。關于融資約束的度量，Kaplan和Zingales（1997）是最早對融資約束的測度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他們利用企業的財務指標構建融資約束指數。后來，又有大量學者提出有關融資約束的測度方法，比如Lamont（2001）在Kaplan和Zingales的基礎上構建了KZ指數。此外，還有WW指數和SA指數。本文選取SA指數作為融資約束度量，SA指數為-0.737×size+0.043×size2-0.04×age。其中，size表示企業期末資產的自然對數，age為企業年齡。SA指數絕對值越大，表明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高。

4、控制變量。企業績效影響因素較多，本文參考其他學者的研究，引入如下控制變量：（1）負債情況，用資產負債率表示；（2）企業規模，用企業期末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3）成長性，用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表示；（4）現金流量，用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與期末資產的比值表示。

（三）模型構建

本文借鑒溫忠麟、葉寶娟（2014）所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進行檢驗，具體模型（1）～（3）分別對應上文的3個假設：五、實證結果及分析表2給出了對模型（1）～模型（3）的回歸結果。首先，本部分實證檢驗了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從表2中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數字金融指數（index）和企業規模（size）在5%的水平上顯著，企業發展能力（growth）在1%的水平上顯著，結果表明數字金融發展對農業企業績效提升具有積極促進作用，本文提出的第一個假設H1成立。接下來進行中介效應檢驗，先檢驗數字金融發展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從表2中的模型2中可以看出，數字金融發展（index）、企業規模（size）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數字金融發展顯著緩解了農業上市公司的融資約束，本文提出的第二個假設H2成立。再將企業績效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將融資約束和數字金融發展同時作為解釋變量做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中的模型3所示，數字金融（in－dex）、融資約束（SA）和企業規模（size）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企業發展能力（growth）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融資約束在數字金融和企業績效關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提出的第三個假設H3成立。（表2）

六、結論

在互聯網和數字經濟轉型的背景下，企業如何拓寬融資渠道開始受到更多關注。對于企業而言，融資渠道是否順暢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的經營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特別地，考慮到我國主要以銀行為主導的間接融資方式這一客觀現實，農業企業由于自身經營特點和較大的經營風險，難以從銀行獲得生產經營所需資金。因此，如何緩解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提高農業企業經營績效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考慮到數字金融的普惠性，本文借助2012～2019年農業上市公司的相關數據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考察了數字金融發展對農業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本文主要研究結論為數字金融發展有效緩解了農業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當農業企業的融資狀況得到改善后，企業績效也得到了顯著提升，這表明融資約束在數字金融發展對農業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中起到了中介效應，即數字金融的發展通過緩解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來提升農業企業的績效。

作者:楊琦 陶建宏 單位: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