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2-28 08:24:3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精神病基礎學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1評價指標入組時對患者家屬采用自編問卷進行調查，由患者家屬自填，采用無記名問卷方式，要求陪護家屬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獨立評定，當場填寫當場收回，總計發放70份，回收有效率100%。用焦慮自評量表(SAS)和抑郁自評量表(SDS)在患者入院后3天內對其家屬進行第1次評定，第2次評定是在實施護理干預2周后進行。問卷內容:①自制的一般資料問卷調查，包括受試者的年齡、性別、職業、文化程度、陪護家屬與患者的關系、對患者病情了解的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家屬的各種心理狀態等項目。②應用SAS、SDS量表各由20個項目，將20個項目的各項得分相加得總粗分，用粗分乘以1．25得到標準分，用于評定受試者有無焦慮或抑郁以及焦慮和抑郁的程度。評分標準為4級，≤40分為無焦慮、41分～59分為輕度、60分～79分為中度、≥80分為重度。受試者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填寫并標明產生負性心理的相關因素，統計各項例數及百分比。
1．2統計學方法將干預前后調查所得數據應用SPSS10．0統計軟件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干預前后比較采用t檢驗，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干預前后患者家屬SAS及SDS評分比較(表1)。
2．2家屬產生負性心理的相關因素排序(表2)
3討論
上述評定結果顯示:綜合干預后患者家屬的SAS、SDS評分較干預前有明顯降低且有非常顯著的統計學意義(P＜0．01)。影響患者家屬產生負性心理的主要因素有:精神衛生知識缺乏;患者的病態表現;陌生的住院環境等共6項，針對患者家屬產生負性心理的不同原因實施相應的心理干預后，其焦慮、抑郁表現明顯下降，干預前后比較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說明通過實施心理干預，制定詳細的護理措施可有效改善患者家屬的心理狀況。因此，護士應重視家庭、社會因素對患者的影響，主動與患者家屬溝通［4］，同時進一步加強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力度，普及精神衛生知識，使社會能給予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關愛，鼓勵患者家屬在面對可能獲得的社會支持時，積極爭取，勇敢接納，以提高社會支持的利用度。通過針對性的護理干預，為患者家屬普及了精神疾病的相關知識，使其掌握了對精神病患者相應的應對方式，增強了家屬幫助患者戰勝疾病的信心，有效降低了患者家屬的心理緊張，減少了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的發生。
4小結
一、概述
精神病是一種以情緒、認知、行為改變為特征，伴有痛苦體驗，和或功能損害的一種疾病，目前全球總患病率10％左右，占全球疾病負擔的近11%，前10位造成功能殘缺的疾病中有5個屬于精神障礙。精神病分為輕癥和重癥兩種，我國目前重癥精神疾病的比例大約為1.3％，主要以精神分裂癥和情感障礙為主，精神疾患在我國疾病總負擔的排名已超過心腦血管病和惡性腫瘤居首位，約占疾病總負擔的20%。精神病患者由于思維、情感障礙，導致行為失去控制，從而出現一系列癥狀，尤其有攻擊行為的精神病患者傷人、毀物、縱火，破壞性大，威脅家庭和社會安全，同時因其不能對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因而無法借助法律手段對其進行控制，作為重要公共衛生問題和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和國際社會的共識做，好精神衛生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和社會穩定,對保障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以來精神病采用三大療法，即藥物治療、電休克、心理治療，約有20％的病人經過上述治療無效，發展成為難治性精神病。難治性精神病是指病史在3－5年以上,經過內科系統住院治療，連續使用3種化學結構不同的抗精神病藥物,足量、足療程治療,且經過電休克、胰島素等方法治療后仍然效果不佳的患者, 這部分患者治療十分困難，國內外學者一直在探討新的治療方法。精神病的病因至今未闡明，但患者發病與遺傳因素，個體素質，器質性因素，及心理社會因素有關。發病機制也不明確，近年的研究表明，患者精神癥狀的產生，與腦內某些神經遞質的的失衡有關，通過藥物或手術的方法使神經遞質恢復平衡，可減輕或消除癥狀。
二、精神外科的歷史
1935年，Fulton和Jackson對兩只黑猩猩施行額葉切除術后，發現其興奮性降低，術前恐怖狀態消失，該實驗結果在倫敦第二屆國際神經精神學術會上發表，1935年11月葡萄牙精神病學家Moniz與神經外科醫師Almeida Lima合作首次采用雙側額前葉腦白質切斷術治療精神病患者，獲得成功，精神外科從無到有，開始了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階段。1949年Moniz因首先介紹額葉前部白質切斷術治療嚴重精神病成功而獲得諾貝爾獎，故此，這位葡萄牙的精神病學家被認為是精神外科的創始人，額葉白質切斷術也被命名為Moniz- Lima手術。1936年在美國也開始了精神病的手術治療，美國精神學家Freeman和神經外科學家Watts逐步完善了Moniz的觀點，于1942年設計了標準前額葉白質切斷術，使精神外科迅速發展普及。當時在北美約作了50000例手術，在英國約作了10000例，這些病例中幾乎2/3為精神分裂癥，1/3為情感性精神病，治療結果：18%精神分裂癥效果好，50%情感性精神病得到改善或恢復，但有3.1%病人在術后出現嚴重人格障礙，1.3%發生癲癇，死亡為0.3%。英國衛生部回顧了1945-1955年間經手術治療10365例精神病患者的結局，其中3/4的患者進行了額前葉白質切斷術，結果證實手術對情感性精神癥狀療效最顯著，精神分裂癥最差，30%的精神分裂癥術后可“完全恢復”、“社會恢復”和“顯著進步”，3%的患者術后人格障礙達到不能出院的程度，2%病情惡化，4%死亡。前額葉白質切斷術當時曾被認為是一種較好的治療方法，然而該手術在取得療效的同時，部分患者遺留無可挽回的器質性精神障礙，如記憶、智能和人格缺陷等等，其后許多學者試圖在減少腦組織損害而又不降低療效的情況下對該手術進行了有限制地改良。該手術雖然幾經改良，副作用有所減少，但仍未超出腦白質切除或切斷的范疇，終因并發癥嚴重和缺乏明確的神經生理依據，精神外科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和批評。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新合成的有效抗精神病藥物的臨床應用，上述手術在世界范圍內急驟減少，額葉腦白質切除術幾乎完全被廢棄。
1949年Spiegel與Wycis首先報告采用立體定向行丘腦背正中核破壞治療精神病。1962年Foltz與White報告用立體定向扣帶回毀損術來治療惡痛、焦慮癥和其他精神病，所做16例手術，12例效果良好。Ballantine等也采用Foltz的定向方法治療各種嚴重精神病，共294例病人做了410次定向手術，無1例死亡。立體定向技術應用于精神外科，是現代精神外科誕生的標志，它將對腦組織進行纖維切斷或切除以阻斷神經傳導的方法，改為用定向技術進行電凝或射頻熱凝，使單部位單靶點手術發展為多部位多靶點手術，由一側半球手術發展為兩側半球同時手術，在減少腦組織損害的同時，大大提高了手術效率。近幾十年，隨著影像技術、電生理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飛速發展，立體定向手術越來越廣泛的應用于神經外科的各種手術中。
自1948年以后的歷屆國際精神病學會議關于精神外科的討論中，都肯定了精神外科的效果和成就，認為精神外科對于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癥、神經癥和癲癇伴發精神障礙的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成立“人的生物醫學與行為研究保護國家委員會”，對美國1971年至于1973年間每年所進行的400例手術患者進行調查和研究，結果半數患者療效肯定，手術并未導致明顯的精神缺陷；美國國會1977年在對手術病例歷經3年調查后發表了《關于精神外科的實踐和研究》的調查報告，肯定了精神外科在精神病治療中的地位，并駁斥了一些認為精神外科不人道、不安全和無效的臆測，為該學科的繼續開展提供了有力依據。目前，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等經濟和醫療發達國家均有精神外科手術開展，每年報道約數百例，以躁狂抑郁癥，頑固性強迫癥和癲癇性精神障礙為主。
三、中國精神外科的歷史與現狀
我國的精神外科起步較晚，20世紀50年代前后國內有學者進行了少量的額葉白質切除術，因受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快終止。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國內陸續開展了立體定向手術治療難治性精神病，1987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召開的首屆全國立體定向和功能性神經外科學術會議上，交流了一些地區開展精神外科的經驗。1988年首屆精神外科研討會在南京召開，交流論文30余篇，手術病例542例，代表們對我國精神外科發展的現狀、學術上的分歧以及如何促進精神外科健康、穩定地開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一致認為，立體定向手術雖然有效，但仍處于探索階段，應該有限制和科學地開展。會議對精神外科手術病人的選擇、手術操作規程、并發癥的預防、量表的應用、療效評定的方法等提出了原則性意見，起草了《全國精神外科協作組關于現代精神外科手術治療的要求（草案）》。1991年10月在山東曲阜召開的第二屆全國精神外科研討會上，交流論文99篇，手術病例943人次。從這次交流論文看，我國精神外科手術病例選擇規范，普遍采用了大型定向儀和射頻儀進行手術，療效明顯提高，并發癥明顯減少。
目前通過精神外科手術治療的疾病主要有：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頑固性強迫癥、癲癇、癲癇性精神障礙、藥物依賴等。近十年隨著大型定向儀，新型射頻儀，微電極，高精度螺旋CT及磁共振的應用，手術定為更準確，療效更佳，并發癥亦明顯減少。手術方法也由單靶點毀損發展到多靶點毀損，手術效率明顯提高，手術效果更好。
四、精神外科的局限與不足
精神病的病因與發病機制仍不確定，手術缺乏必要的理論依據。盡管通過動物實驗，人們對邊緣系統的Papez環路有了深入的了解，并確定這些結構與人類的情緒、行為等重要功能密切相關，但是，在動物實驗中無法制造出相應的精神病模型以模擬手術效果，因此精神外科實際上仍缺乏真正的理論基礎，這也是精神外科爭議的焦點之一。
早期精神外科進行的腦白質切斷或切除術，雖取得了較好的治療效果，但術后出現記憶、智能和人格缺陷等嚴重并發癥，在社會輿論的過分渲染下，使人們對精神外科手術缺乏信心。另外，精神外科手術涉及多個學科，神經外科和精神科醫師從不同角度看待病人的利益，存在不同的觀點和認識；精神外科手術的療效評價缺乏客觀指標，很多類型的精神病有自動緩解期，這往往被統計在手術療效內，使得療效評定欠客觀可靠。
精神外科不但存在醫學觀點的爭論，還涉及較多的社會因素、政治因素、倫理道德問題及特殊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一些國家甚至將精神外科用于政治目的，選擇政治犯或有色人種進行精神科手術。科學家擔心一旦精神外科手術被政治野心所利用，就可能將反對他們的人們變成沒有獨立思考、盲目執行指令的工具，因此，有些國家曾立法加以禁止。盡管美國國會于1977年肯定了精神外科的療效，但某些州議會仍通過立法對精神外科手術嚴加限制或禁止。許多國家的精神外科手術需要一些繁雜的申報和審批程序，使多數神經外科醫師不愿涉及此領域。另外，許多權威性醫學雜志為了避免引起倫理、道德及其它方面的爭論，不愿登載有關精神外科方面的文章，使得精神外科方面的論文大多只出現在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中，影響了這一學科的正常學術交流和發展。
精神外科術后的隨防與評價也是精神外科中復雜、困難而又充滿爭議的環節，其原因在于，精神病本身即缺乏必要的客觀診斷標準及病情輕重的客觀衡量指標，精神科量表的評估也很容易受外部條件的干擾，精神外科的術后評價更是牽涉到精神科、神經外科及其他相關學科，標準統一困難，制定更科學、客觀和易行的療效評定標準，也是精神外科面臨問題之一。
精神外科是現代醫學中最復雜的學科之一，面臨的困難還有很多，當然也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近年來，隨著醫學影像技術和立體定向技術的發展，精神外科的安全性有了極大提高，手術并發癥已降低至可被人們接受的程度，很多國家重新恢復了對精神外科的熱情。在精神外科的探索和發展過程中，神經外科醫生和精神科醫生應密切合作，對手術適應癥、手術部位及范圍達成共識，制定科學的、客觀的療效評定標準，深入進行多方位的合作研究，采取科學負責的態度，面對困難，不斷實踐，勇于探索，才能使精神外科沿著科學規范的方向穩步發展。
廈門市仙岳醫院檢驗科，福建廈門 361012
[摘要] 目的 分析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血脂水平，分析血脂異常的發生和相關因素。方法 選擇600例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測定其血脂水平并分析結果。結果 137例（22.83%）患者在檢測中出現了血脂異常；將患者按照病程15年為界分為兩組，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45，P<0.05）；氯氮平引起血脂異常明顯高于其他藥物（與氯丙嗪比較χ2=4.42，P<0.05），其次為利培酮和氯丙嗪。結論 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是血脂異常的高危人群，與病程、抗神經病藥物的使用情況等有關，在臨床上應引起醫師的高度重視。
關鍵詞 慢性精神分裂癥；血脂；抗神經病藥物
[中圖分類號] R44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4）07（b）－0037-02
慢性精神分裂癥是精神科一種較為常見的疾病，必須要長期服用一些抗精神病藥物來治療，而在治療過程中由于長期服用這些藥物會導致代謝紊亂[1]，最終導致各種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該研究選取2011年6月—2013年6月間該院收治的600例為研究對象，旨在討論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血脂生化水平的改變，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在廈門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療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600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438例，女162例，年齡（54.62±12.5）歲，病程（24.56±13.35）年，住院時間（11.99±10.45）年，服用抗精神病藥物時間為（7.83±8.94）年。
1.2 病例選擇標準
入選病例的診斷符合CCMD-3慢性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2]；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半年以上；排除嚴重的心腎肝功能不全以及有高血壓、高血脂等基礎性疾病。脂代謝異常標準符合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分學會代謝綜合征研究協作組制定的《中華醫學會糖尿病學分會關于代謝綜合征的建議》[3]。
1.3 方法
采用該院自制的資料調查統計表，調查內容包括患者一般資料、文化程度、精神疾病病程、抗精神藥物使用情況、住院時間等。所有患者在確定符合入選條件后于次日清晨采集空腹靜脈血5 mL，靜置30 min后3 000 r/min離心5 min待測。使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患者血脂水平：直接測定法測定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LDL-C）；膽固醇氧化酶法測定總膽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酶法測定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4]。
1.4 儀器與試劑
貝克曼DXC6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所用試劑為貝克曼公司提供的原裝試劑。
1.5 統計方法
該研究數據采用spss19.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值±標準差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2.1 患者血脂水平異常情況
137例（22.83%）患者在檢測中出現了血脂異常，其中TC升高35例（5.83%），TG升高94例（15.67%），TC與TG均升高8例（1.33%），利用χ2檢驗上述三項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將患者按照病程時間是否＞15年作為界限，將600例患者分為兩組，病程<15年患者187例，血脂異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413例，血脂異常者64例（15.50%），兩組患者比較差異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45，P<0.05）。
2.2 患者血脂水平異常與抗精神病藥物使用情況的關系
該組600例患者，使用經典抗精神病藥物治療者341例，其中血脂異常者57例（41.61%，57/137），其中TC升高者16例，TG升高32例，兩者均升高9例；使用非經典抗精神病藥物治療者259例，其中血脂異常者80例（58.39%，80/137），其中TC升高者17例，TG升高52例，兩者均升高11例。兩組比較，使用非經典抗神經病藥物治療患者血脂異常明顯高于使用經典抗神經病藥物治療的患者（χ2=8.42，P<0.05）。常用抗神經病藥物與血脂異常關系見表1，由表1可知氯氮平引起血脂異常明顯高于其他藥物（與氯丙嗪比較χ2=4.42，P<0.05），其次為利培酮和氯丙嗪，其他藥物因使用例數少不列入比較。
3 討論
相關研究表明[5]，中國18周歲及以上人群的血脂異常發生率為18.6%，該研究中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半年以上的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血脂水平異常率為41.61%，這明顯高于一般人群，這和國內一些研究[6]得出的結論相似。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血脂水平異常率明顯高于一般人群，這可能與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自身疾病的特點和長期服用抗神經病藥物有關[7]。
該研究中，將患者按照病程15年為界分為兩組，兩組患者血脂異常的發生率分別為病程<15年患者血脂異常者73例（39.04%），病程≥15年患者血脂異常者64例（15.50%），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45，P<0.05），提示病程的長短與血脂的異常呈負相關性，這可能與病程較長的患者因為慢性精神分裂癥的疾病特點而逐步發生精神衰退、營養不良、飲食不規律等情況有關。
該研究中，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引起的血脂水平異常明顯高于典型抗精神病藥物（χ2=8.42，P<0.05），而氯氮平（33.66%）引起血脂異常又明顯高于其他藥物，其次為利培酮(18.46%)和氯丙嗪(18.43%)，這與相關研究[8]得出的結論相似，分析原因可能與抗精神病藥物能夠影響患者體重和患者因為疾病原因而造成的生活習慣不規律有關，而抗精神病藥物對體重的影響非典型抗神經病藥物明顯高于典型精神病藥物，尤其以氯氮平最為顯著。另外當體重增加時會引起胰島素等激素的分泌增加，繼而導致脂代謝的異常。
該研究表明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是血脂異常的高危人群，尤其長期服用氯氮平治療的患者脂代謝紊亂的危險性更高，因此在臨床工作中，醫師應對具體患者具體治療，密切監控患者體重和血脂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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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15）
【關鍵詞】 復合性國際診斷交談表;軸Ⅰ障礙用臨床定式檢查;信度;效度;精神障礙
中圖分類號:R749.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10)001-0021-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1.005
Community-based evalu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3.0
HUANY Yue-Qin1,XIE Shou-Fu2,LU Jin1,Xu Jun-Ting2,DANG Wei-Min1,
LI Yi2,LIU Zhao-Rui1,CHI Rui1
1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Peking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Ministry of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
2The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Dalian City,Dalian 116023
Corresponding author:HUANY Yue-Qin,E-mail:huangyq@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hinese version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version 3.0(CIDI-3.0)by community-based study.Methods:Among 202 subjects from Dalian city,with the clinician-administered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SCID),102 patents were diagnostic as mood disorder,anxiety disorder,schizophrenia or psychotic disorder and so on.All of the patients and the other 100 subjects without mental disorders as the control group were interviewed blindly by CIDI-3.0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CIDI-3.0.Ten patients among them were interviewed twice independently in a 7-day interval to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of CIDI-3.0.Results:(1)For the screen section,the sensitivity values of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 ranged from 60.4% to 93.1%,while the specificity values from 33.6% to 92.7%.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from 60.1% to 95.1%,and th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from 68.1% to 93.7%.(2)For different mental disorders,the specificity values ranged from 97.1% to 98.9%,while the sensitivity values were from 33.3% to 70.3%.Positive predict values were from 66.7% to 95.7%,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s were from 87.7% to 95.4%.(3)The consistency was 0.78 in any mental disorder.(4)For test-retest reliability,kappa values ranged from 0.737 to 1.0.Conclusion:By clinical reappraisal,the Chinese version of CIDI-3.0 has satisfie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The screen section has high sensitivity,while the diagnostic sections have high specificities.That indicates that CIDI-3.0 is acceptable as a validated instrument for community survey on mental disorders.
【Key words】 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Stru ctured Chlinical Interview for Diagnosis;reliability;validity;mental disorder
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86年定式診斷性檢查工具“復合性國際診斷交談表(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以來[1-2],已有26種常用語言的版本,全世界有7個經WHO授權的CIDI培訓中心,約25萬人接受了CIDI的訪談,是WHO推薦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專用工具之一,在國內用于多項大規模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也獲得了滿意結果[3-4]。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作為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研究和培訓協作中心北京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授權中文版CIDI培訓中心對CIDI-C2.1中文版進行了臨床及社區測試[5-9],證實其具有較好的信效度。本中心對 CIDI-3.0中文版的臨床測試結果表明該問卷重測信度好,用于焦慮障礙的診斷和篩查價值高,用于重性抑郁障礙及精神病篩查效果較好,診斷效果更好[9]。為評價CIDI-3.0用于社區研究的信效度,在2006年大連市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社區試測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在2006年大連市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中抽取的年滿18歲的調查對象中獲得的社區精神障礙患者為研究對象,嚴重精神發育遲滯、嚴重癡呆、急性精神病等不適用CIDI-3.0的患者除外。病例組選擇:經CIDI-3.0訪談任一疾病單元有陽性結果的調查對象,再由精神科醫生使用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軸Ⅰ障礙用臨床定式檢查(研究版)(SCID-I)[10],確診社區患者共102人,其中包括心境障礙46人、精神病15人(精神分裂癥、其他精神病)、焦慮障礙26人、物質使用障礙15人。對照組選擇:該調查中5%陰性復查的社區調查對象,選擇與病例同地區、同性別、同年齡(相差不超過5歲)的社區居民共100人。以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為診斷標準進行評價。
以102例確診為單一種類精神障礙患者為病例組,由于部分精神障礙患者存在臨床共病診斷,故將其他精神障礙歸入非患者的對照組,以利于評價CIDI-3.0對各類精神障礙的區分度。將病例組與正常對照和其他精神障礙兩種對照組診斷結果進行比較。
本研究方案經過了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獨立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所有受訪者均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自愿參加本研究。
1.2 工具
測試工具:復合性國際診斷交談表-3.0(the Composite Intern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core version 3.0,CIDI-3.0),由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共同編制。CIDI-3.0分為兩部分:篩查部分及診斷部分,由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翻譯。
診斷工具:以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Ⅳ)軸Ⅰ障礙用臨床定式檢查(研究版)(Stru ctured Chlinical Interview for Diagnosis,SCID-I)為診斷的金標準。該半定式問卷原作者為First和Spitzer等,由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附屬第一醫院心理衛生研究所張波譯,劉協和審校。
調查員一致性評價方法:對精神科臨床醫生、精神科護士及醫學院在校研究生共24名調查員,進行嚴格系統的CIDI-3.0培訓。調查員一致性評定方法是24名調查員一起分別對10名患者進行逐一訪談,即每1名患者接受訪談1次,24名調查員同時記錄,每名調查員練習訪談記錄10次。
重測信度評價方法:對10名患者分別由同一名調查員間隔1周,進行2次CIDI-3.0訪談。
效標效度評價方法:對102名患者及100名非患者進行CIDI-3.0訪談,由接受統一培訓的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根據DSM-Ⅳ的定義和標準,采用金標準SCID-I對所有對象進行臨床評價。
1.3 資料收集和統計方法
專人檢查、回收完成的CIDI-3.0量表,經CIDI-3.0計算機診斷軟件處理,獲得DSM-Ⅳ診斷系統提供的每個研究對象的診斷結果;使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整理和統計分析。鑒于CIDI-3.0未對物質使用障礙者進行診斷,故本次分析未包含對物質使用者的結果報告。
2 結 果
2.1 研究對象一般情況
所有研究對象均能理解問卷條目,完成時間為30~150 min。對患者組與非患者組作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的均衡性檢驗,患者組102例,其中男34例,女68例,平均年齡(42±13)歲,受教育年限(13±3)年;非患者組100例,其中男40例,女60例,平均年齡(40±11)歲,受教育年限(12±4)年。兩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s>0.05)
2.2 調查員一致性
24名調查員對10名各類精神障礙患者診斷的一致性檢驗,Kappa值為0.78。
2.3 重測信度
各類精神障礙重測信度kappa值在0.737～1.0之間,其中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為1,心境障礙為0.737,焦慮障礙為0.765。
2.4 效標效度
2.4.1篩查部分的效標效度
以確診的各類患者為病例組,以非患者為對照組,計算CIDI-3.0篩查問卷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結果顯示各類精神障礙單一病種和3大類病種均具有高靈敏度,并有較高的陰性預測值,其中心境障礙、重性抑郁、廣泛性焦慮、心境惡劣障礙、特殊恐怖靈敏度在80.2%～91.2%之間,僅有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雙相情感障礙的靈敏度較低。篩查部分的各種精神障礙篩查單一病種具有中等特異度,在68.6%～93.1%之間,但是3大類病種由于個別單一病種特異度較低而使其種特異度偏低(表1)。
2.4.2診斷部分的效標效度
以確診的各類患者為病例組,以非患者為對照組,計算CIDI-3.0診斷部分的靈敏度、特異度、陽性預測值、陰性預測值、ROC曲線下面積(AUC)、OR值,結果顯示各類精神障礙具有中等靈敏度,其中心境障礙的靈敏度為70.3%,而心境惡劣障礙的靈敏度僅為20.0%;結果顯示各類精神障礙具有高特異度,并有較高的陽性預測值,其中3大類精神障礙的特異度在97.1%～98.9%之間,單一病種精神障礙的類型中,重性抑郁為89.0%,特殊恐怖和強迫障礙為100.0%;心境障礙的陽性預測值很高,達95.7%,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焦慮障礙的陽性預測值較高(表2)。
3 討 論
CIDI自1986年最初的版本由WHO以來不斷更新,已用于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的全國性精神疾病調查及研究,如WMH-CIDI在美國共病復測研究(NCS-R)中的應用[10],以及用于世界精神衛生調查;CIDI-1.0以及CIDI-2.1在國內不同地區精神疾病調查及有關研究中的使用令人滿意[3,9]。近10年來,經過CIDI專家委員會的多次嚴格審議和修改,CIDI在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學研究、初級保健研究(包括WHO的合作研究比如HIV感染、初級保健研究等)及許多臨床研究的訪談診斷中都處于領先地位,大量有關CIDI信度、效度研究及其應用結果證明CIDI是目前研究精神疾病的較為理想的社區調查工具[2-9]。國內深圳市調查中對CIDI-3.0中文版的效度研究后,認為其對精神障礙、心境障礙、焦慮障礙具有較高靈敏度,對于后兩者及精神病有較高特異度,是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的較好工具[11]。
CIDI-3.0包括篩查和診斷的兩個部分,發揮不同的作用。首先,篩查部分要求有高度靈敏度,盡可能少地遺漏任何精神障礙,而經過篩查獲得的可疑陽性患者,可以進入診斷部分進一步確診,因此診斷部分就要求有高度特異度。本研究顯示CIDI-3.0達到了篩查題目高靈敏度、診斷章節高特異度的要求,符合社區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的需要。
在篩查部分中,盡管多數精神障礙有較高靈敏度,但雙相障礙、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部分的靈敏度卻較低,分析原因,雙相障礙患者病情變化較多,其癥狀多與其他精神障礙有共病現象,加之患者通常不具備自知力,對躁狂發作期的相關癥狀予以否認,其本身臨床診斷的正確率就偏低;對于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由于CIDI-3.0的診斷是以非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訪談方式,依賴對象的正確回答,而精神病患者無法正常交談,故CIDI設計的篩查條目數量有限,且不包括發作精神病,故識別精神病的靈敏度偏低,但其特異度仍較高,與國外報道相似[12]。
其次,在診斷部分,心境障礙表現為中等靈敏度、高特異度、中等陽性預測值、高陰性預測值,表明CIDI-3.0用于心境障礙的診斷和篩查價值高,與國外研究結果一致[13],說明該量表的條目符合中國人癥狀表達的特點,適用于在患者及非患者群體的診斷;該部分的焦慮障礙、精神分裂癥和其他精神病表現為低靈敏度、高特異度,提示其用于診斷的價值高。既往國外在對CIDI-2.1進行的研究中發現:如在CIDI-2.1上增加6個對焦慮障礙內容追問的條目,能使研究樣本中疑似驚恐障礙的對象被確診為驚恐障礙患者增加21%[13]。跨文化精神病學分析表明,文化差異通常影響情緒的表達方式,國外特定診斷標準不能完全涵蓋國內人群的心理癥狀,以及患者的掩飾、保密以及患者對癥狀的自然和諧接受程度等,均將影響量表采集癥狀信息的全面性[9]。
同時,AUC可以解釋為隨機選擇的臨床病例被CIDI正確診斷率高于隨機選擇的非患者的概率。AUC值在0.5～0.7表示診斷一致性較差,0.7～0.9中等,0.9以上表示一致性很好。本研究CIDI-3.0的AUC表明對雙相情感障礙、重性抑郁診斷價值高。計算OR值,可以評價CIDI-3.0對患者和非患者獲得陽性結果的可能性,若OR>1,病例組比對照組更有可能獲得陽性結果;若OR
綜上所述,本研究證明CIDI-3.0作為一個定式的精神障礙篩查診斷性工具有滿意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由非專業人員使用,符合中國文化背景和中國語言習慣,適用于各類調查員使用;與CIDI-3.0/DSM-Ⅳ/ICD-10診斷軟件配合使用,能夠直接獲得有關精神障礙的診斷,是一個理想的用于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障礙流行病學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為精神科門診輔助診斷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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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康寧醫院的副主任醫師唐偉，自從2002年來到康寧醫院任職以來，對這家醫院的最大印象就是：“永遠都在建房子”，因為“病床永遠不夠用”。
唐偉坐在臨時住院部的辦公室里接受采訪，作為副主任醫師，他與其他的醫師之間隔著一道玻璃門。玻璃門外，一位頭上戴著好幾條監測線路的女病人，穿著土黃色小格的病號服，緩緩地穿過辦公室敞開的淺黃色木門，在一個醫生的辦公桌前站定，開始絮絮叨叨。 鐵窗、鐵門是傳統精神病院的標準配置。
溫州康寧醫院是一家精神病醫院。
這家醫院也是中國最大的民營精神病院。
溫州人的商機
溫州出租車司機邱師傅小時候經常和朋友爬到山坡上去看山下那家溫州最早最大的公立精神病醫院。對于兒時的邱師傅來說，那座破舊的醫院小樓實在太神秘。如今，這家醫院早已改造整修。三棟大樓，顏色是暗色調的白，最好的床位是三人間帶衛生間，要價是65元床/日。收費處的護士說：“不是你想住院就能住的，需要預約，而且現在沒有床位”。
這家醫院是康寧醫院院長管偉立工作過的地方，如今卻是管偉立的競爭對手。
1990年代初期，溫州政府提供的公共醫療服務，已經難以滿足溫州病患的就醫需求，而精神病患的就醫則難上加難。提起曾經的工作環境，管偉立的回憶是：破破爛爛的小樓，幾十張床位，服務態度不好卻一床難求。那時候溫州的精神病患，家里稍微有點條件的都往外地跑，從湖州到杭州、上海，甚至北京。
看到了市場需求，在公立醫院積累了病患資源，一邊上班一邊經營打火機廠的管偉立萌生了自己辦精神病醫院給市場補漏的想法。1993年，24歲的管偉立從溫州市民政部下屬精神病院辭職，管偉立說：“俗話說，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溫州人”。
這個市場著實不小，據衛生部《全國精神衛生專業機構資源配置研究》顯示，中國精神科床位數平均每萬人1.12張床，而世界平均數為4.3張。
1993年末，管偉立向溫州當地衛生局提出申請，希望建立一所民資的市級精神病醫院。1990年代的溫州，正是老板們拎著各式小商品滿世界跑的時候，改革氣氛濃厚。當時的溫州政府自身也一直想辦一家市級精神病醫院，但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辦成。于是，管偉立得到了溫州相關部門領導的支持。管偉立力、康寧醫院的2800萬初始資金，其中有1000多萬是溫州領導帶著他到銀行去貸的，另外除了管偉立在醫院任職期間開打火機廠掙的300萬，剩下的就是親朋東拼西湊的借款了。
但畢竟是摸著石頭過河，從申請到1998年醫院正式投入使用，管偉立花了5年時間，蓋了100多個章。盡管領導支持，但當時國家還沒有建設民營醫院的政策，土地一直落實不下來。管偉立還記得，為了能把土地申請下來，他天天跑土地規劃局，最后規劃局的保安還以為他是新來的公務員。由于一直忙于辦理各種行政許可，康寧醫院甚至沒有舉辦過開院儀式。
民營劣勢
對于管偉立來說，民營醫院身份仍然會帶來令人頭痛的差異，尤其是人才的差異。
在1998年康寧醫院投入使用的前一年，管偉立就開始籌備人才隊伍的建設。1997年，管偉立從大專院校畢業生中招聘了120多名醫護人員，并分別送往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蘇州廣濟醫院等四家老牌精神衛生醫院就修。醫院的中級職稱醫師則面向全國招聘，特別是西北、東北等經濟欠發達地區，如果決定留下，那么就由醫院來安排住所，給醫生的房子前15年有使用權，15年以后給所有權。高級職稱的醫師最棘手，50多歲的高級醫師是不會舍棄公立醫院待遇的，于是管偉立針對退休人員進行招聘，如此才初步形成康寧醫院的人才梯隊。
為了保障人才隊伍軍心的穩定，管偉立在員工待遇上還下了功夫：金字塔下面最初級醫護人員，簽訂了一個完全享受市級單位同等待遇，工資薪酬系統完全與市級單位接軌。如果遇到國家調整工資，康寧也會跟進調整，包括五險一金。目前唯一與事業單位不同的是，企業養老金與事業單位的不同。管偉立說，十年來，他一直在努力，目前溫州正在申請國家級的社會資本辦醫綜合改革試驗區，而在試驗區的相關配套意見中，將在近期有可能實現管偉立的愿望。
此外，醫生的職稱晉升離不開科研論文，康寧醫院還成為溫州大學、齊齊哈爾醫學院、安徽蚌埠醫學院、溫州醫學院等高校的教學醫院。
盡管管偉立已經做得不遺余力，但是民營醫院與公立醫院在人才與科研的差距，仍然令管偉立耿耿于懷。“公立醫院享受了太多資源，所有這些科研方面的平臺、有地位的專家，都在公立醫院里，”管偉立說，“課題是要申請的，但是評審的專家都是大醫院的，他們可以互相關照，我們靠什么？”
管偉立認為，真正的醫療市場化改革，就是要把單位人變成社會人。無論在哪家醫院工作，職業和工作內容一樣，保障就應該是平等的，唯有如此才能讓醫療人才流動起來，而這一點偏偏最難達到，公立醫院的醫生不僅擁有不比體制外遜色的實際收入，還有難以割社的體制內身份，這是民營醫院和公立醫院競爭的天生劣勢。
“這才是中國醫改中最難解的一個坎。這個結打不開，怎么能打開醫改局面？”管偉立說，“幾輪醫改，每一輪都是公立醫院新一輪的膨脹。無論是醫院遷建擴張的用地資源、床位增加資源，政府投入資源，都讓他們享受遍了，他們的聲音太響了，地位太高了。民營醫院除了機制靈活還有什么優勢？本來就是株小草，那大樹長了一倍和小草長了一倍，能一樣嗎？”
變關為管
真正讓溫州康寧醫院出名的，是管偉立將精神病醫院“變關為管”的理念。
全國精神病院的設計，曾經有一個代表性的詞：牛欄。房間設置一定要大開間，鐵窗鐵門，開間里用鐵欄桿隔離出一個一個區域;衛生間不能有鏡子，怕病人砸了鏡子自殺;不能供應熱水，怕病人把自己燙到;一臺小小的電視，在公共區域掛得老高老高，“不管病人看得到看不到，最起碼砸不到”。
在管偉立眼里，這樣的精神病醫院幾乎就是監獄。當管偉立第一次拿著獨立小開間帶電視、鏡子的病房設計圖給浙江省衛生廳下屬的設計院看時，對方一時無法接受。管偉立至今記得自己反問對方的幾句話：“我才是精神病醫生。是你了解病人還是我了解病人？我自己花錢辦的醫院，我對自己負責。”
1998年，溫州康寧醫院剛剛投入使用，管偉立到蘇州參加全國精神病學術年會。他在年會上，提出“變關為管”的理念：精神病人的病情各不相同，應該分級分類進行區別管理。通過管理來達到安全要求，即使需要隔離，現在的鋼化防爆玻璃也足以代替鐵門鐵窗。
現今溫州康寧醫院正在進行擴建改造，原先的醫院圖景已不能再現。但將被拆棄的老樓前一大片綠草顯示這里原是一座小型花園。目前臨時使用的綜合門診和住院部保持著統一的風格：暗米色的壁紙，墻上的小油畫，淺黃色的門窗。新裝修的綜合門診部樓梯走廊間刷了淺果綠色的墻漆，這個顏色讓管偉立有些得意，因為擺脫了傳統醫院的“死白”。精神專科的中端病房分為兩人間或一人間，配備獨立衛生間;普通病房為三到五人間。重癥病人送進醫院會先被送入隔離室觀察，待發現無暴力或自虐傾向則被送入普通病房，除了樓梯層一道鋼門上鎖，內部病房走廊內暢通無阻，病人可以直接進入醫生辦公室。
事實上，從管偉立推廣“變關為管”的理念開始，溫州康寧醫院隨后迎來了全國大大小小精神病院院長的參觀。目前，康寧醫院的硬件配備已經不算新鮮。管立偉期待著2015年新院的落成：“到時候，康寧醫院將成為排在亞洲前列的精神專科醫院。”
開辦14年，溫州康寧醫院接管了溫州70%的精神病患。一句坊間的玩笑令管偉立頗為自豪：“你瘋了吧？把你送康寧去！”
管偉立曾經工作過的溫州公立精神病醫院的老同事也來到康寧，這家自1950年代就成立的老資格醫院，起初根本不把康寧放在眼里。一年后，先是老院長打電話要求參觀，老院長參觀后，又帶了醫院中上層干部來參觀，兩次參觀完畢，這家公立醫院的干部連續開了一個星期的會，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對付康寧。而隨后的幾年里，這家醫院也開始轉變。
康寧的賬本
康寧員工包括管偉立在內，對康寧最大的印象都是：“永遠都在蓋房子”。最初的300張床位現在已經擴張為1060張床位，仍然無法滿足病患需求。如今，康寧醫院成立時修建的老樓已經被拆遷改造。根據管偉立的計劃，新擴展的康寧醫院將在2015年實現精神科床位1500張，綜合床位300張。這個數字不包括康寧在溫州周邊地區開設的分院。
問及康寧醫院的生財之道，管偉立的回答倒是頗為“小氣”。
“我們的成本控制要比公立醫院好，”管偉立說，畢竟，一家醫院的運營狀況不僅僅看收入多少，后勤設備的采購、管理人員的配置設備采購的價格、物品采購的價格，這些成本支出都影響到最終盈余狀況。
管偉立舉了不少“摳門”的例子：“上次我獲得了全國優秀院長的榮譽到北京領獎。公立醫院的院長是不可能一個人去的，至少要帶一個助理給自己拍照吧？我一個人去，因為我多帶一個人就要多付出5000塊錢的成本”。
還有物品的采購，“我發現只要和‘醫用’沾邊，價格就相差很大”，管偉立訴說著賬本：現在推行移動查房，一個放手提電腦的推車，電腦8000塊錢，配套的推車卻要12000元，而同類非醫用推車，1000塊錢足夠了。管偉立的辦法是直接配備個ipad，連推車都省了。一輛收納病人臟衣服的污物車，在國內買3000元，管偉立從臺灣采購，900元一臺。
事實上，盡管管偉立諱莫如深，但記者從醫院員工處得知了康寧最有特色的盈利模式：管偉立曾經親自和醫院的每一個合作藥商談判，希望找到一種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以藥養醫是醫療業公開的秘密，不僅醫院要靠藥掙錢，醫生的主要收入也來自銷售藥品。目前公立醫院的藥品價格采用順價作價法，也就是在進價的基礎上順加點，比如進價10元，加價15%，就是11.5元，但實際上，有大量藥品卻繞過醫院，給醫生20%一30%的回扣，如此一來，藥價仍然是10元，但醫生能獲得2～3元的非法收入，醫院的收入卻被截斷了。
管偉立采用的辦法是，保持藥品與公立醫院同等價位，由醫院直接與藥商談判，降低進貨價格。同時，將降低價格產生的額外利潤以獎金的形式發給醫生，如此一來醫生和醫院的收益都得以保障，也讓醫生收入合法化了。
14年來，康寧的業務量增長從來沒有低于30%，每年都以30%-55%～的速度遞增。去年，單溫州市康寧醫院總部，就達到1000余萬的凈利潤，1.5億的營業額。管偉立稱，未來康寧醫院將達到10多個億的營業額。事實上，今年以來，康寧醫院已經引入中外兩家醫療投資公司共計數千萬美金的投資，并計劃未來五年內走向資本市場。
管偉立對康寧的未來有十足的信心。“和公立醫院比，康寧的科研是有差距的。他們付出一分的努力，我要付出十分。但是我不怕，因為我有量。”
管偉立所指的量，就是康寧接納病患的數量。從去年年底開始，康寧醫院開始在溫州周邊地區開設直屬連鎖，包括溫州市的蒼南縣、永嘉縣、平陽縣、樂清市以及麗水市的青田縣都開設了連鎖醫院。在溫州市之外，他打算走堵漏補缺的思路，哪里精神衛生資源缺乏，哪里的精神病醫院辦得不好，康寧就開到哪里。如果加上這個量，那么康寧品牌下的床位可以達到2000張。這個數量，在精神病院里可名列全國第一。
一、當前臨床醫學本科五年課程設置情況
當前，臨床醫學本科五年一般要學習如下課程：系統解剖、局部解剖、生理、生物化學、藥理、心理、病理生理、病理、預防醫學、微生物、免疫、診斷、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傳染病、神經病、精神病、統計學等。基本上分為基礎課程和臨床課程。基本課程包括解剖學、有機化學、生物化學、生理學、病理學、病理生理學、人體寄生蟲、醫學免疫學、組織胚胎學、醫學微生物學等。后兩年以臨床課程為主，主要包括：內科學、外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藥理學、神經病學、精神病學等。最后1年以臨床實習為主。
二、當前臨床醫學本科五年課程設置優缺點分析
（一）優點
這種課程設置方法確有很多的優點，實踐證明足以把學生培養成材。臨床醫學五年制本科畢業的學生多數都能具有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基本理論知識，能掌握本專業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能掌握人類疾病病因、病理分類鑒別的基本理論和技能；能夠處理本專業多發病和常見病以及危急病癥，有一定的預防知識，具備一定的從事本專業業務工作的能力和適應相鄰專業業務工作的基本能力與素質。
（二）缺點
在與學生交流過程中，可以發現這種課程設置方法也并不是十全十美，一些學生針對課程設置在知識的系統性學習方面的不足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值得我們重視。
下面僅對學生吐槽最多的一點進行分析，這也是我們臨床醫學五年制本科課程改革尤其需要注意進行優化的地方。
學生反映最多的是不同課程之間知識點重復嚴重的問題。很多學生戲言，這可以使得他們掌握的知識點非常扎實、牢靠，比八年制本碩博連讀的學生學習更為深入。
下面以基礎課程里的病理學、系統解剖學和生理學為例說明這個問題。
病理學的研究對象分為人體病理學和實驗病理學。其中人體病理學的研究對象有尸體剖檢、活體組織檢查、細胞學檢查；實驗病理學的研究對象：動物實驗、組織和細胞培養。
系統解剖學是按人體器官功能系統闡述人體正常器官形態結構、位置毗鄰及其基本功能的科學。其任務使學生掌握人體各器官配布、形態結構和重要毗鄰關系的知識和解剖基本技能，要求一方面牢固而熟練的掌握系統解剖學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技能，正確認識各器官、結構的正常位置與形態，正確應用解剖學術語描述之。
生理學的主要任務是闡明構成人體各系統的器官和細胞所表現的各種生命活動過程、功能表現的內部機制及其規律。掌握和利用這些機制、規律，可以為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以及疾病的診斷、防治等研究提供理論基礎，使醫學生掌握正常人體功能活動的基本規律。
在以上三門課程里，均講到消化系統、呼吸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心血管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等。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然而其中知識點顯而易見有所重復。一旦各科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溝通不暢，對學生的要求就會出現重復，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厭煩的情緒。
三、解決方案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當然我們可以從教材選擇，教師要求等方面著手，既能讓學生系統全面的學習到相關知識，而不出現各種重復的知識點學習，從而提高效率，加強學習效果。
另一方面，國內臨床八年制醫學本碩博連讀在本科四年的一些專業課設置方法我們也可以進行借鑒。
我國臨床八年制醫學本碩博連讀實行八年一貫制的教學安排。包括公共基礎課程（通識教育課程）、醫學基礎課程（專業基礎課）、臨床醫學課程（專業課）、臨床通科實習、臨床二級學科實習、科研訓練、論文答辯等。各個院校對各階段的學習時間安排均有所不同。
上海交通大學臨床醫學八年課程設置分為人文社會科學、公共基礎、人體疾病與健康基礎、系統整合、基礎實驗、臨床醫學等。其中第二學年主要開設人體疾病與健康基礎，包括人體構造、分子細胞與組織、代謝、遺傳等課程。第三學年主要開設系統整合，基礎實驗等課程，如消化系統、呼吸系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心血管系統、淋巴系統、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等課程。第四學年主要開設臨床醫學等，如外科、內科、婦產科等。
這種專業設置方法，較好地解決了各科間知識點重復的問題。使學生更能高效率的系統深入的學習醫學知識，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關鍵詞】超自然；夢；精神病；未知
一、精神上的超自然現象
超自然現象可以理解為超越自然科學常規和可知性范圍的一種極端現象。在精神上，也有很多超越常規和我們認識的現象。也有很多事情我們到現在都無法做出明確的解釋。
我們都聽過莊子夢蝶的故事。在夢中，莊子變成了一只漂亮的蝴蝶在草叢花枝間翩翩起舞。莊子所變成的這只蝴蝶，只是一個勁兒地飛來飛去，完全忘了自己是莊子。它玩得正起勁，忽然醒了。莊子一看自己還躺在床上，這才明白原來那只蝴蝶不是自己，自己是人，是莊子。可是莊子忽而又感覺到這未必對：自己或許本來就是一只蝴蝶，是做夢，夢中才變成莊子的！ 接而又想，這恐怕是錯了：自己明明是莊子，剛剛肯定是在做夢！就這樣，莊子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想來想去，總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莊子還蝴蝶。
到底是莊子夢到了蝴蝶，還是蝴蝶夢到了莊子？本篇論文在此要討論的，就是我們主觀認為的世界是否就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其中是否會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美麗偏差。我們熟知的世界中又是否存在著超越我們理解的力量或現象？
二、神奇的夢
夢境自古以來就是人類不停探討議論的話題。夢是一種主體經驗，是人在睡眠時產生想象的影像、聲音、思考或感覺，通常是非自愿的。是一種神經行為也有解釋是人的意識突顯。然而我們為什么會做夢，夢的產生機制到目前還不清楚，解釋也是多種多樣的。夢的研究領域中，存在著大量未知未解之處，盡管夢是如此地貼近我們每一個人，每個晚上我們都會體驗到各種各樣的夢境，人們對之也始終保持著長盛不衰的興趣，但就其全部秘密而言，我們所知甚少。長期以來，夢的研究一直帶有神秘的色彩，尤其是觸及到夢的超自然現象的研究，就更是如此。
夢的超自然現象主要有兩大類：心靈感應以及預知。心靈感應，即兩個不在一起，甚至相距十分遙遠的人能夠知道對方當時的思想、意圖等。我們對“心靈感應”一詞不會覺得陌生，對夢中的心靈感應也會有所耳聞，甚至是親身經歷。古今中外，有著大量的被稱作心靈感應夢的報告，試舉一例。二戰期間，一位美國士兵的母親在家中夢到她那個駐扎在太平洋島嶼上的兒子突然遇到危險，一棵倒下的棕櫚樹猛地砸到了他的帳篷上，她懷著極大的恐懼呼喚著兒子的名字，好像在發出警告。與此同時，在太平洋某島嶼上，她的兒子在睡夢中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便離開了帳篷去尋找聲音來自何方，他轉過身時看到一棵樹倒在了他的身后，砸毀了他睡的那張帆布床。在許多心靈感應的夢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感應往往是與重大的災難性的事件有關，與夢者所關心的、對其來說是重要事件有關。
關于預知，即一個人靠超自然方式獲取到的、后來發現與未來事件有關的一種信息，未來發生的事件可能是在此人出現預感后的幾個小時、幾天甚至幾年。
對于夢的超自然現象研究與對其他超自然現象研究一樣，雖然有著不算短的歷史，但至今沒有明確的結果。因為科學的研究對象必須是可測量的，所以一些我們暫時無法理解的事情便被主觀的歸類為了不科學的一類。也許他們并不是不科學，而是暫時還不被我們所認同和理解。在精神層面上，一些不被理解的世界觀和現象也在逐步收到人們的關注。
三、精神病人的世界
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呢？看似很簡單的問題，可是問題在看似上，從不同的角度出發，能得到不同的推論。道說：這里是人間；佛說：這里是六道之一；上帝說：這里是天堂和地獄之間的戰場；哲學說：這里是無窮的辯證迷霧；物理說：這里是基本粒子堆砌出來的聚合體；人文說：這里是存在；歷史說：這里是時間的累積。所有的解釋都在這里。以下的事例就在于論證這本身就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世界。
2004―2008年間，一位精神病研究者通過各種渠道，利用所有的閑暇時間，探訪精神病院、公安部等機構，對“非正常人群”進行了近距離訪談。在此，我們僅引用兩例。
其中有一個精神病人是一個妄想癥患者，他認為自己是一部書的主角，同時也是作者。“你只是我小說中的一個人物罷了，你的出現目的就在于給我――這本書的主角添加一些心理上的反應，然后帶動整個事情、我是說整個故事發展下去。”“我知道這超出你的理解范圍了，但是這是事實。而且，你我的這段對話不會出現在小說里。在那里只是一帶而過，例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在精神病院見了你，之后我想了些什么，大概就會是這樣。”患者對研究人員說出這樣讓我們認為是無稽之談的話。研究人員沒有辦法說服他，從他個人角度講，他的世界觀堅不可摧。不過那以后沒多久他有所好轉，半年多后出院觀察了，出院那天研究人員再次和他聊起天。臨走時，他漫不經心的走到研究人員身邊，低聲快速的說：“還記得第一次聊天的那張桌子嗎？去看看桌子背面。”研究人員找到和患者第一次會面的那張桌子，趴下去看桌子底下，上面有很多指甲的劃痕，依稀能辨認出歪歪斜斜的幾個字。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日期，以及一句話：半年后離開。
另一個精神病人認為思維會限制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你會不會覺得這個世界不對勁？一切都好像有點兒問題，但是又說不清看不透什么地方有問題。這個世界有你太多不理解的了，你會困惑到崩潰，就像隔著朦朧的玻璃看不清一樣，最后你只好用哲學來解釋這一切，但是你比誰都清楚，那些解釋似是而非，不夠明朗。你有沒有？”“在隨便哪個位置的衣兜里裝個小一點的DV，想辦法固定住，然后再把兜掏個洞，從你早上出門開始拍，拍你的一天。等休息日的時候你就播放下看看，你會發現，原來世界變了，不一樣了，全部都是新鮮的，一切似是而非，陌生又熟悉。”這些話都出自這個精神病人之口。很多精神病醫師說：千萬千萬千萬別太在意精神病人說的話、別深想他們告訴你的世界觀，否則你遲早會瘋的。思維真的是限制我們的一堵墻嗎？世界到底有多大？在墻的另一邊。
在那些精神病人的眼中，他們的世界并沒有不正常，反而覺得我們的世界觀才是錯誤的，我們才是他們眼中的“精神病人”。我們沒有確鑿的證據去否定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同時也沒有證據去肯定我們的世界就是正確的。世界就在這里，對他的理解則是多種多樣的。到底怎樣的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還不能憑主觀感受來準確的去定義。
不管是夢還是精神病人眼中的世界，精神上的超自然現象都讓我們感到震撼。科學的發展永無止境，人類的探索也將是永無止境的。在我們知之甚少的問題上不應急于作出結論，更不應憑著自己的直感或個人的好惡作出是與非的判斷。在作出任何結論前，除了應該審度所使用理論的合理性外，還應對所使用的方法加以檢查，檢查一下在對已知問題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方法是否適用于另一種未知的截然不同的現象的研究以及現有的方法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這一現象。科學研究需要堅韌不拔、不斷探索的精神，應不滿足于一些現成的解釋和結論，更需要敏銳的目光和非常規的思維方式，善于從偶然中去尋找某種必然的東西。亦或不必偏執，最精彩的，其實就是世界本身。
【參考文獻】
[1]J?B?Rhine，“New World of the Mind”，New York，Morroue，1953：25.
關鍵詞：中文醫藥科學引文索引；內科學；引用分析；期刊評價；
作者簡介：徐浩(1989-)，男，江蘇鹽城人，南京中醫藥大學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醫藥衛生科學評價；
引言
科學文獻之間通過相互引證形成引文網絡，表現為橫向關聯和縱向繼承的交流形勢。期刊作為論文的主要載體，是科學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引文網絡引申出期刊引用網絡，基于網絡結構關系進行期刊引用分析，比基于單種期刊的影響力分析更容易得到學科層次上的宏觀分析結果。目前，基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期刊引用網絡研究已日趨成熟，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包括：政治學[1]、管理學[2]、新聞學與傳播學[3]、哲學[4]、中國文學[5]、外國文學[6]、[7]、法學[8]、藝術學[9]、語言學[10]、體育學[11]、心理學[12]、社會學[13]等，但是對醫學期刊引用網絡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具體到內科學領域，相關研究大多僅針對學科內個別期刊[14-16]，研究內容也僅局限于引文及互引[17-18]，并沒有揭示該學科與其他學科之間的引用網絡關系。因此，本文將借助引文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對內科學期刊引用網絡進行研究，揭示該學科期刊之間的引用網絡結構，體現研究內容的相關性，與其他學科的滲透、融合以及新的交叉點，進而全面了解該學科期刊內在質量、利用率和在本學科期刊引用網絡中的學術影響，為該學科的發展尋找新的增長點。
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筆者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所收錄之醫藥衛生類期刊創建的《中文醫藥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MedicineSciencesCitationIndex，以下簡稱CMSCI)數據庫。我們采集了CMSCI中2004-2008年24種內科學期刊的引文數據，并對期刊名稱進行統一規范，主要包括：(1)同一本期刊在不同時期的期刊名不同，例如：中國實用內科雜志、中國實用內科雜志(臨床版)、中國實用內科雜志(前沿版)；(2)外文期刊全稱和縮寫并存，例如：NEnglJMed簡稱為NEJM；WorldJGastroenterol簡稱為WJG等。(3)原數據本身存在錯誤，如：AmJCardiol被誤標注為AmJCardio等。此外，我們還剔除了不可用的數據，確保了分析的可靠性和準確性。
一、內科學期刊引用網絡概況
筆者選取24種內科學核心期刊作為統計對象，從兩個方面展開分析：(1)通過引用次數考察其他期刊對內科學期刊形成的引用網絡結構；(2)通過被引次數分析內科學期刊對其他期刊形成的引用網絡結構。需要說明的是：《中華高血壓雜志》原名為《高血壓雜志》，《中國糖尿病雜志》原名為《中華糖尿病雜志》，為了保證數據的延續性和一致性，筆者統一使用最新期刊名進行數據統計與分析。此外，由于本文討論的是期刊引用網絡，主要考察期刊相互間的引用情況，所以，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本文中的引用和被引用的期刊均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所收錄的醫藥衛生類來源期刊。
考察以內科學期刊為起點的引用網絡，筆者發現該網絡主要受三種因素影響：引文量、自引率、涉及學科范圍。一般來講，引文量越大、自引率越低、涉及學科范圍越廣，則該期刊引用網絡越復雜，反之，則越簡單。表1統計了內科學期刊2004-2008年引用文獻數據，并按5年引文量降序排列。
由表1可以看出：(1)《世界華人消化雜志》的引文量遠遠大于其他內科學期刊，自引率低于學科平均值(6.9%)，但是較窄的學科范圍影響了該刊引用網絡的復雜度。(2)《中國老年學雜志》位列第二，自引率也極低，涉及老年醫藥學、老年社會學、老年心理學、衰老生物學及抗衰老研究等多個領域，可見該刊的引用網絡必然較為復雜。(3)引文量在15000-18000之間的有6種期刊，其中：《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中國實用內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和《中華風濕病學雜志》的引文量較為接近，自引率也較低，涉及學科范圍也較廣，不難推斷出他們的期刊引用網絡較為復雜；《中國內鏡雜志》的引文量排在第五，但是涉及學科范圍較窄，而且自引率較高，因此期刊引用網絡的復雜度有所下降；《中國動脈硬化雜志》涉及中醫藥學、預防醫學、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藥學和特種醫學中防治動脈硬化性疾病，引文量也較高，但是稍高的自引率必然削弱該刊的引用網絡結構。(4)引文量在11000-14200之間的有8種期刊，其中：《臨床心血管病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老年醫學雜志》、《中華血液學雜志》和《中華腎臟病雜志》的自引率較低，但是引文量在整個內科學24種期刊中處于中等水平，而且涉及的學科范圍相對單一，因此，期刊引用網絡結構有待進一步擴展；《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中華內分泌代謝雜志》的自引率高于學科平均值，引文量不高、學科范圍窄必然導致期刊引用網絡結構的簡化。(5)10000以下的有8種，其中：《中國地方病學雜志》主要報道我國地方病科研成果和防治經驗，研究領域較窄，很難與其他期刊進行知識交流，從而自引率極高，必然導致期刊引用網絡結構簡單；《中華高血壓雜志》、《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中華傳染病雜志》、《中國糖尿病雜志》、《中華消化內鏡雜志》《腸外與腸內營養》和《中國循環雜志》的自引率并不算高，但是引文量均較低，而且僅涉及內科學的一個或少數幾個研究領域，期刊引用網絡必然較為簡單。
另一方面，期刊被引次數與期刊引用網絡結構的復雜度之間往往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是過高的發文量和自引率往往會對引用網絡產生負相關影響，為此，筆者引入篇均他引強度指標進行分析。篇均他引強度=2004-2008年度內科學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總次數/2004-2008年度內科學期刊的發文量。表2給出了內科學期刊2004-2008年被引用情況，并按5年被引次數降序排列。
根據表2數據，從期刊5年被引次數進行分析可得：(1)6200以上的有4種期刊，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主要報道結核和呼吸系統疾病的最新研究進展和實踐經驗，在內科學期刊中排在首位，而且篇均他引強度也最高，說明該刊對其他期刊的影響較大，以其為終點的期刊引用網絡較為復雜，結構穩定；《世界華人消化雜志》排在第二位，但是篇均他引強度遠低于學科平均值(1.47)，可見該刊的引用網絡有待進一步完善；《中華內科雜志》、《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位列第三、四位，篇均他引強度也較高，說明以其為終點的期刊引用網絡較為復雜，結構均衡。(2)3900-5100之間的有5種期刊，其中：《中華肝臟病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內分泌代謝雜志》的篇均他引強度均在2.0以上，可見他們的期刊引用網絡有一定的復雜度，結構也較合理；《中國地方病學雜志》、《中國內鏡雜志》涉及的學科范圍較窄，篇均他引強度也較低，必然導致期刊引用網絡結構相對松散。(3)2000-3500之間的期刊有9種，對應的期刊引用網絡相對簡單，對其他期刊的影響力有限。(4)其余6種期刊均在2000以下，對其他期刊的影響力較為微弱，引用網絡結構極其簡單。
二、內科學學科內期刊引用網絡分析
某個學科內的學術期刊往往會在其內部產生錯綜復雜的相互引用關系，從而構成一個學科內期刊引用網絡。如果我們將期刊看作富含學科知識的集群，那么引用與被引實際反映了知識在不同知識集群間的交流與滲透。為說明24種內科學期刊學科內引用網絡的構成情況，揭示內科學期刊間的相互引證關系，筆者統計了內科學期刊2004-2008年相互引用數據，如表3所示。其中行標題為來源期刊，列標題為被引期刊，對角線加粗數據即期刊自引數據。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將期刊之間年均相互引用2次及以下視為偶然事件，因此，如果兩種期刊之間5年引用或被引次數大于10，視為連通，出入度增加1，反之，出入度不變。
根據表3數據，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分析：
(1)學科自引率
通常情況下，學科自引率越高，則學科內期刊引用網絡越簡單。有17種內科學期刊的學科內自引率在50%以上，其中《中國地方病學雜志》、《世界華人消化雜志》更是高達97.88%、93.38%，說明其與學科內其他期刊的交流微乎其微。學科自引率較高的期刊還有《中國內鏡雜志》、《中國動脈硬化雜志》、《腸外與腸內營養》、《中國老年學雜志》、《中華風濕病學雜志》、《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分別為89.46%、89.11%、85.52%、85.30%、84.40%、83.65%，他們基本上只關注本期刊已發表的成果，對學科內其他期刊的影響極其有限。
(2)期刊出入度
內科學學科內部期刊引用網絡的平均出入度為7.42，僅有9本期刊的出度、11本期刊的入度在平均值之上，說明整個期刊引用網絡比較稀疏。《中華內科雜志》、《中國實用內科雜志》、《中華老年醫學雜志》的出入度均排在前5位，說明這3種期刊活躍程度較高，在學術網絡中的輻射度較廣，輻射能力較強，處于內科學期刊引用網絡的中心。《中華心血管病雜志》、《中華內分泌代謝雜志》的入度分別是14、11，名列第2、4位，但是出度分別僅有8和5，說明這2種期刊被內科學其他期刊較多引用，但是其他期刊對其影響有限。《中國老年學雜志》、《世界華人消化雜志》的出度名列前茅，但是入度僅有3和8，說明其在期刊網絡中尚處于知識接收端，受其他期刊的影響較大，對其他期刊的影響力有限。進一步觀察發現，《中國老年學雜志》從2007年開始由月刊改為半月刊出版，《世界華人消化雜志》從2006年開始由半月刊改為旬刊出版，導致這2本期刊2004-2008年的載文量排在24種內科學期刊的前兩位，從而嚴重削弱了他們對其他期刊的影響力。
(3)網絡連通性
如果表3所對應的期刊引用網絡中的24個節點完全連通，除去主對角線的自引情況，一共有552條有向邊，那么有向網絡圖的疏密程度可以直觀反映內科學學科內部24種期刊相互引用關系的強弱。根據表3數據，2004-2008年內科學24種期刊的連通度為178，連通率只有32.25%，進一步反映出該學科內部期刊相互滲透性有待加強。
筆者根據表3數據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Pajek繪制出對應的期刊引用網絡圖，每個節點表示一種來源期刊，兩個節點間的線條表示這兩種期刊存在引用關系，線條的粗細表示引用次數的多寡。由此能夠更直觀地考察期刊之間的引用網絡關系：(1)以《中華心血管病雜志》為關鍵節點的子網絡，該刊與《臨床心血管病雜志》、《中華高血壓雜志》、《中國循環雜志》、《中國動脈硬化雜志》、《中國老年學雜志》之間的線條較粗，說明相互聯系緊密。進一步觀察發現，這6種期刊所發表的論文較多涉及心血管及其相關疾病，研究領域具有高度交叉性，因此關系密切是必然的。(2)基于研究領域的高度一致性，即都與消化疾病有關，《中華消化內鏡雜志》、《中國內鏡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世界華人消化雜志》等4種期刊相互之間的線條較粗，聯系緊密。(3)《世界華人消化雜志》、《中華消化雜志》和《中華肝臟病雜志》構成引用子網，前者較多引用后兩種期刊的論文，受其影響較大。主要原因在于肝臟是消化系統的重要器官，內科學領域的學者對消化系統疾病的研究離不開對肝臟疾病的關注。(4)《腸外與腸內營養》、《中華血液學雜志》、《中國地方病學雜志》、《中國心臟起搏與心電生理雜志》和《中華風濕病學雜志》處于內科學學科內期刊引用網絡的邊緣，影響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三、內科學期刊與其他學科期刊引用網絡分析
以學科為單位，通過分析學科期刊之間的引用與被引用關系，可以反映期刊所對應的學科之間的密切程度，進而發現學科交叉點。為了考察內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分析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發現新的學科增長點，筆者統計了2004-2008年度內科學期刊與其他學科期刊之間的互引數據，按照學科類別進行統計，其中：表4統計出內科學期刊引用其他13個學科期刊的篇次，并按引用次數均值降序排列，表5給出其他學科期刊引用內科學期刊的篇次數，并按引用次數均值降序排列。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期刊的學科分類借鑒北京大學《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08年版)，由于綜合性醫藥衛生期刊通常會刊載多個學科的論文，無法將其歸屬于某一門學科，因此，筆者未將其納入學科討論范圍。
結合表4、表5數據可以看出：內科學期刊引用其他學科期刊的次數不僅很多，而且引用的學科種類也較多，13個學科均有涉及，這與內科學的學科特性密切相關。內科學是一門涉及面廣和整體性強的二級學科，包括呼吸病學、循環病學、消化病學、泌尿系統疾病學、血液病學、內分泌代謝病學、風濕免疫病學及中毒部分，因此，內科學與其他學科之間關系十分密切。
根據平均引用和被引次數，我們把13個學科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與內科學強相關的學科，包括：臨床醫學、中醫學、預防醫學衛生學、基礎醫學；第二類是與內科學部分相關的學科，分別是：藥學、外科學、兒科學、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特種醫學、腫瘤學；第三類是與內科學弱相關的學科，包括：五官科學、婦產科學、皮膚病學與性病學。
(1)與內科學強相關的學科
內科學引用臨床醫學位列第3，被臨床醫學引用的次數排在第1，可見內科學與臨床醫學的學科關系十分密切。內科學是一門涉及面廣和整體性強的學科，是臨床醫學各科的基礎學科，所闡述的內容在臨床醫學的理論和實踐中有其普遍意義，是學習和掌握其他臨床學科的重要基礎。臨床醫學的共性診斷與治療思維，集中表達在內科學中，且在臨床實踐中，內科疾病也最為常見，因此內科學知識對學習、掌握其他學科大有裨益。
引用內科學次數較多的學科還有中醫學，中醫學與內科學交叉形成中醫內科學，運用中醫學理論闡述內科病證的病因、病機及其證治規律，并采用中藥治療為主的一門學科，是學習和研究中醫其它臨床學科的基礎，這就決定了內科學對中醫學研究的滲透。
與內科學關系密切的還有預防醫學衛生學，平均引用次數和被引次數分列學科第4和第3位。預防醫學衛生學著重在保持、促進與維護社會大眾、特定群體或一般個人的健康，并包括預防傳染病、疾病、殘疾、癌癥、其他身體組織變異、與過早死亡的發生，因此涉及多個科學、醫學與公共衛生領域。
基礎醫學平均引用次數和被引次數分列學科第2和第4位，可見其與內科學關系緊密。基礎醫學屬于基礎學科，是現代醫學的基礎，其所研究的關于人體的健康與疾病的本質及其規律為其他所有應用醫學所遵循，因此，內科學的發展必然借鑒基礎醫學的相關理論和研究方法。
(2)與內科學部分相關的學科
藥學、外科學、兒科學、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特種醫學、腫瘤學都是與內科學部分領域相關的幾個學科。首先，內科學與藥學的關系好比內科醫師與藥師的關系，內科醫師要想臨床用藥做到安全、有效、經濟，得到滿意的治療效果，除了自己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準確的臨床診斷外，合理用藥更為關鍵，這就需要醫師和藥師的通力合作，二者密不可分，只有這樣才能將正確的診斷轉化為有效的治療。其次，外科學與內科學的關系比較特殊。內科學引用外科學名列第1，被外科學引用的次數排在第6，盡管如此，年均也達到421.8次，與基礎醫學、藥學相差不大。另外，兒科學與內科學也存在交叉，形成兒內科，主要研究小兒呼吸系統疾病、小兒循環系統疾病、小兒消化系統疾病、小兒泌尿系統疾病、小兒血液系統疾病、小兒內分泌疾病、小兒免疫缺陷疾病等。再次，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內科學交叉，形成神經內科學，主要研究神經系統疾病的定位及定性診斷，從學科性質上，神經內科隸屬于內科系統。另外，特種醫學有關放射診斷、放射治療、臨床核醫學和介入治療等研究主題被內科學期刊較多引用，例如：CT仿真結腸內窺鏡、門脈造影CT、多層螺旋CT、X線放大攝影、TIPSS技術、雙介入栓塞治療等。最后，內科學的很多期刊都涉及到各種癌癥的治療，例如：胃癌、肝癌、結腸癌、大腸腺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白血病等，這方面往往會引用腫瘤學的期刊。綜上，這些學科在部分領域與內科學都有交叉，并在交叉的基礎上產生了不少新興學科。
(3)與內科學弱相關的學科
五官科學、婦產科學、皮膚病學與性病學都與內科學有一定的引用關系，可見內科學的研究內容所涉及的領域相當廣泛，也說明內科學擁有很強的學科引用網絡。進一步的觀察發現，這些學科的研究范圍比較特定，其引用內科學期刊的次數相對較少，表明內科學與這些學科間的交叉和滲透較少，影響也較弱，但它們對內科學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內科學期刊引用外文期刊分析
引用外文文獻的多少可以反映一個學科與外國研究成果同步的程度。為提高我國內科學研究水平，內科學界必然會借鑒很多具有較高學術影響力的外文文獻，引進吸收國外優秀研究方法。鑒于過高的載文量往往會拉高總引文量，因此，筆者采用篇均引用外文數量這一指標進行分析。表6為24種內科學期刊引用外文情況，并按篇均引文降序排列。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