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2-08-30 22:49:1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水利經濟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水利工程多在邊遠山區，遠離城市，生產與生活存在許多實際困難。水利建設必須考慮和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逐步把水利工程所在地建設成為中小型城市或鄉鎮，改變邊遠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工程管理的財務分析和收支平衡問題在水利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及規劃設計中，不僅要做好國民經濟評價，還要做好財務評價。在財務分析中，要研究工程管理單位的經濟良性循環問題，使工程管理單位這個非營利性企業能夠做到財務收支平衡并略有節余。防洪工程當前難以向受益單位收取防洪費用，但工程需要設立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進行工程的管理運行和維修，它是社會經濟大循環模式中的一環。在工程規劃設計中，應充分考慮工程管理單位的財務收支平衡，由工程主管單位負責解決其工作條件，維持經濟良性循環。
水利經濟不是水與利的問題，而是一個全面的問題。所以說雖然我們研究的看似是一個經濟問題，其實經濟也是受全方位影響的，可能其中一環出了問題，就會影響全局的利益。所以我們在水利經濟的發展中，更要依托行業優勢為基礎動力，培養具備高科技知識的水利人才，調整固有結構，順因民意以及市場，這其中我們主要要注意四點相對關系。正確處理宏觀認識與具體落實的關系在宏觀認識上要正確把握水利經濟的內涵，在微觀上抓好具體工作的落實。對水利經濟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是水利經濟不同于水利多種經營，而是涉及水利系統各部門的全方位的經濟工作。水利系統所從事的注重投入產出，講求經濟效益的管理、生產、經營活動叫做水利經濟。這樣水利經濟的內涵就非常明確，其主體是水利系統所有的單位和個人;其經營策略是以市場為導向，注重投入產出，講求經濟效益其業務范圍不但包括經營活動，還包括管理、生產活動。
正確處理整體推進與發揮行業優勢的關系從長遠發展戰略上，要以市場經濟規律指導我們的水利經濟工作，樹立全方位、多行業、全社會的發展思路，細化到水利經濟當中，我們需要的是從水資源來考慮，首先注重的是質量而不是速度，所以我們還需要壹個細致的規劃去幫助水利經濟的改革，爭取走上一條萬無一失的道路。從目前發展戰術上，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于發揮行業優勢，捷足先登，突出工作重點，以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
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要加強針對性和實效性以往的思政工作固然存在諸多不足，但是仍有許多可取之處。所以在今后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設中，既要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又要創新思政工作開展形式，做到結合實際，做到與時俱進，做到工作開展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從而使思想政治工作長期穩定地發展下去。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脫離了實際，那其開展就毫無意義了。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從實際出發，結合廣大職工的需求，以職工的實際利益為出發點來開展思政工作。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思政工作做到職工內心，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不斷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
㈢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形式、方法上創新如今的思政工作都將以人為本作為基礎思想，將人本管理與思想政治工作有機結合起來，互相協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思政工作的進行應該采用創新的形式，改變以往單一進行的模式，把傳統灌輸式教導變為引導和職工自我教育。在創新的同時，一定不能脫離實際，要從實際出發，與客觀事實為依據，加強創建精神文明活動在職工思想上的滲透力，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切實融入到廣大干部職工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㈣堅持正確方針，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增強凝聚力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是決定其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可以說是思政工作的靈魂。所以思政工作的進行要將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的同時，要更加注重信念式教育意識與能力的培養，使員工的思想工作與教育工作相融合，用友善、生動、有說服的實例來引導教育，消除其排斥心理和互相之間的隔閡，進而增進交流與合作，提高凝聚力，達到思政工作的最終目的。
㈤堅持以發展水利經濟為中心思想政治工作要圍繞水利經濟建設進行，做到服務于水利經濟，以發展水利經濟為中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水利改革在不斷地深入，水利建設與管理體制正面臨著重要的轉變時期。作為一名合格的思政工作者，任務是艱巨的。隨著人們的精神世界的重大變化，如功利意識、效益意識、自主意識和競爭意識的不斷增強，人們的心態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偏頗和失衡。為此，如果不采取積極正確的引導，就會使人們在改革中、在轉型時期失去明確的目標和方向，就會產生對經濟發展前途的困惑與迷惘。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針對水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研究和探索新方法、新思路，始終立足服務和服從于經濟建設工作這一中心，緊貼經濟工作，滲透到水利經濟工作的各個環節中去，而不是游離在水利經濟發展這個中心之外。
一、優化稅制理論：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出發點
追根溯源，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對“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根據優化稅制理論的基本觀點，稅制優化首先要符合稅收效率原則的要求，其次稅制設置在滿足效率原則的同時，還要兼顧稅收公平原則的實現；而一個能夠實現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的稅制，將能夠較好地解決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問題。但是，這一優化稅制目標能否實現、如何實現以及實現的方式等，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對實現這一優化稅制所需的信息的獲取程度；現代優化稅制理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能夠從稅制優化與信息需求這對矛盾統一體的相互關系入手，將在充分的、完全的、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形態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參照系，來探討現實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對稱的信息獲取條件下的優化稅制設置問題，探討在這一過程中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的刺激作用。
雖然優化稅制理論并未直接探討國際稅收競爭問題，但其在討論效率與公平原則并存性時，始終將稅制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的刺激作用列為首要研究問題，進而論證在不充分信息條件下對經濟行為主體決策過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標和約束條件，這種分析思路為研究國際稅收競爭奠定了理論起點。尤其是優化稅制理論摒棄了孤立、封閉地看待一國稅制設置的研究思路，而現實性地將經濟的開放作為外部約束引入一國的最優稅制分析，這正是國際稅收競爭理論模型的一個最基本的假設前提。戴蒙德和米爾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開放經濟的小國在資本可以自由跨國流動從而追求世界資本市場收益率的約束條件下，如何制定最優資本所得稅的問題，并認為對于開放經濟的小國，原則上應該放棄按收入來源地原則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而應采取居民管轄權原則對資本所得采取從人征稅。這樣，稅收不會干擾國內投資與國外投資之間的選擇，從而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進而，當本國無法充分獲得其居民在國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實施監控時。開放經濟的小國此時最優的選擇是對資本所得不征稅。
正是在優化稅制理論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這些模型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關于所得課稅國際協調原則的研究；二是關于生產要素流動和稅負分布的研究；三是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二、關于所得課稅協調原則的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試圖對所得兩種基本課稅原則及所得稅國際協調具體原則進行優劣比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對戴蒙德和米爾利斯的結論的假設前提進行了全面的重新審視，認為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出于效率考慮應采取從人征稅原則和開放經濟的小國應放棄對資本所得征稅，其理論假設前提應受到質疑。例如，當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或者如果國家經濟是不完全開放的，那么上述結論是否仍然成立?如果這些理論假設被，那么優化稅制理論得出的結論就站不住腳。戈登在此文中著重分析了一些國家規模相對于世界資本市場較大的情況，認為這些國家如果能通過其擁有的市場力量對借貸進行限制從而影響利率使自身獲利，那么資本輸出國和資本進口國在稅制的設定上就應該有很大的差異，這顯然不同于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導出的標準稅收模式。事實上，優化稅制理論無法解釋很多國家的資本所得稅收現狀。在現實中，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其境內發生的公司和個人所得征稅，同時在許多國家的稅制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實際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對本國資本在外國發生收入的雙重稅收管轄權。這種慣例通過賦予本國居民將其在外國產生收入的已納稅收在本國應納稅收中進行抵免的權利，從而可以避免該筆收入的雙重征稅。
戈登對此現象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如果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協定，則無法導致納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稅率的出現，但是當存在著主導市場的資本輸出者時，會出現斯坦克爾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結果。如果資本輸出國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的慣例，就會激勵資本進口國采用資本輸出國的所得稅率對進口資本征稅。因為跨國投資人可以將這一稅負在母國應納稅收中抵免，所以這種從源課稅不僅不會阻礙國外投資，而且會達到增加財政收入的結果。這樣，資本輸出國通過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國內資本所得稅率在世界范圍內設定。同時，資本輸出國誘使資本進口國采取它制定的稅率從源征稅，也減少了其居民通過海外投資逃避國內稅收的動機。但是，如果資本進口國成為斯坦克爾伯格主導者時，資本輸出者將不會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得出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均衡結果。這一理論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戰后美國作為主導資本輸出國對其他國家稅收政策的影響。但隨著世界經濟的變化，世界資本市場結構愈加復雜，已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可以在世界資本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因此戈登認為，資本所得課稅是否在未來仍然存在或將發生怎樣的變化，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采取雙重稅收管轄權，并利用稅收抵免法消除雙重征稅，是國際上對資本所得征稅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稅收扣除法來消除雙重征稅也仍然在一些國家得到使用。財稅理論界對這兩者的優劣爭論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觀點認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因為抵免法可以徹底消除雙重征稅，并可以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徹底消除雙重征稅，會產生阻礙資本流動的結果。但邦德和薩繆爾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認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優于扣除法的結論，是因為這一結論是在稅率和資本流向固定的假設前提下得出的靜態均衡結果。實際上，如果采取兩國博弈分析，并假定國家可以區分屬于國內居民的資本和屬于國外居民的資本，則在稅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規則之下，國家在博弈中將采取不同的戰略行為。在稅收抵免法下，兩國采取的戰略行為將導致國家間資本流動的消除。其原因是：東道國將試圖設定和母國稅率一樣高的稅率，以試圖獲得最大的稅收收入，而母國則會試圖使自己的稅率設定得比東道國更高，以從限制資本的流動中獲取最大收益。這種稅收競爭的納什均衡的最終結果是：稅率設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資本的跨國流動。相對于稅收抵免法，稅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結果表明：扣除法將不會阻礙兩國間的資本流動，均衡產出在國家福利上也優于抵免法。和傳統上達成共識的觀點相反，這一分析結論表明，恰恰是稅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礙了資本的國際間流動，同時，采取扣除法對資本進口國和資本出口國都有好處。
三、關于生產要素流動與稅負分布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國際稅收競爭對流動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擔稅負的不同效應及其對公共物品提供的影響。由于現實中資本跨國流動頻繁，國家間稅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協調，因此，母國往往對本國居民的國外收入缺乏有效監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監控實際上成為不可能。這樣，居民管轄權原則實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財政收入的需要，從源征稅就不可避免，同時，為了吸引稀缺資本而大大降低資本所得稅率。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對此所持的主導觀點是：一方面，稅收競爭將導致資本所得課稅的低稅率，導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實行居民管轄權原則，政府的最優選擇是應免除對流動資本的課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性要素如土地和勞動征稅，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滿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對開放經濟的小國而言尤其是這樣(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針對上述觀點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首先假定政府在給定一組稅收工具的條件下，除了對資本所得從源征稅以外，僅僅對工資收入征稅。其得出的結果是：在不實施居民管轄權的情況下，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依舊不足，對資本所得課征的稅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對工資所得課征的稅率。然后，他們假定一國相對于世界市場足夠小，從而政府放棄對資本所得的從源征稅而僅僅依靠對工資征稅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結果還是得出了工資所得課稅缺乏效率、稅率過低導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結論。這個結論和“開放經濟的小國可以通過放棄對流動資本征稅而代之以對國內非流動要素征稅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結論顯然是相左的。布克維斯基和威爾遜認為，兩種觀點沖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設前提是兩個小國面對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資本市場利率，而他們的模型則假定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稅收政策都是內生決定的。為了尋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稅收工具組合，他們最后考慮了政府同時采用收入來源地和居民管轄權對資本所得征稅、并放棄對工資所得征稅的組合，結果證明政府的均衡行為將有效地利用這兩種征稅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滿足。可以看出，實際上其最終結論為：是放棄了對資本所得課稅的居民管轄權。而不是缺少對勞動等非流動要素的課稅，才導致了對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這種結論和優化稅制理論也是有區別的，因為優化稅制理論所推崇的最優稅制中通常包括對勞動的征稅。
四、關于國際稅收合作的研究
眾多國際稅收競爭模型都試圖論證在各國經濟存在異質性的條件下，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萊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認為，既然國際稅收競爭將導致無效產出，那么就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實施空間。國際稅收合作應是兩國間稅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稅收信息的交流、稅收管轄權和稅率的選擇以及是否采取資本流動限制等。作為一種參與約束，國際稅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個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國家的合作均衡產出必須比非合作狀態下的均衡產出更好。這樣，國際稅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決于非合作均衡的結果。
萊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稅收競爭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轄權原則對國外資本所得課稅需要東道國提供充分的稅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來源地的原則，這樣在一個兩國的稅收競爭模型中，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就成為緩解稅收競爭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時，他分析了兩國存在經濟異質性的3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兩國完全相同。分析結果表明，稅收競爭會導致缺乏效率的產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時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完全限制將會導致有效率的產出結果。進一步分析表明，國際稅收合作均衡的產出等同于對資本跨國流動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也就是說，在國家經濟同質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資本流動和采取國際稅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種情形是：兩國僅僅在經濟規模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大國，一個是小國。分析結果表明，國際稅收競爭將是缺乏效率的，小國將會利用稅率的差異作為稅收競爭的工具，最終導致小國國內的過度投資和大國國內的投資不足。此時大國將會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從而會對小國產生不利影響。但就總產出而言，大國對資本跨國流動進行限制，其結果將是有效率的。分析結果同時表明，在產出水平上，雖然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將無法替代資本流動的跨國限制，然而大國以對資本跨國流動限制的威脅將通過影響雙方非合作均衡的產出，從而最終影響雙方合作均衡的產出。因為如果在合作無法達成時，大國將會運用資本跨國流動限制，小國不合作利益則會受到損害，而大國則至少會獲得有效資本跨國限制帶來的利益。這時，大國限制資本流動的威脅就是可置信的，它不僅改變了國際稅收競爭中大國與小國討價還價的地位，也為國際稅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種情形是：兩國資本稟賦上存在不同，一個是富國，一個是窮國。在這種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產出結果都是無效率的，甚至引入資本跨國流動限制也不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當兩個國家具有足夠大的資本稟賦差異時，他們都會傾向于讓資本自由流動和進行國際稅收合作，使雙方的福利獲得改善，即使這種國際稅收合作不一定會產生有效率的產出結果。
以上是對一些重要的國際稅收競爭模型的介紹和評述。總體而言，雖然這些模型的假設前提有較大的差別，其得出的結論也有所不同，但它們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產出市場完全競爭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為博奔的參與者，通過稅收政策的制定來實現國家福利最大化。雖然政府擁有市場力量，但這些模型將政府利用稅制操縱貿易條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
五、戰略性國際稅收競爭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國家間貿易利益的沖突已成為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政府作為經濟的管理者，總是試圖通過政策工具來操縱貿易條件，進而對產出市場產生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新國際貿易理論——戰略性貿易理論(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為政府這種干預經濟貿易的行為提供了理論支持。標準的戰略性貿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礎之上的：一是產出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二是存在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應。不難理解，一且這兩個理論假設前提成立，就為政府介入廠商貿易行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戰略性貿易理論一個很重要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對國內企業進行稅收補貼，以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從而獲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時，兩國的戰略性貿易模型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假定前提是，廠商通常是不可移動的，它們只能在國內生產，產品在第三國消費。那么，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就被提出來了：當轉移成本為零，廠商可以自由跨國移動到國外進行生產時，對廠商的稅收補貼是否會加劇稅收競爭，或者這種補貼最終是否有效率?
賈尼巴(Janeba，1998)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稅收競爭模型。他通過給國際稅收競爭模型增加不完全競爭的假定，并將廠商流動性假設賦予戰略性貿易模型，從而將這兩種模型結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結論是：不完全競爭和廠商流動性并不會產生相互增強效應以至加劇稅收補貼競爭。相反，當政府無法或不可能對外國企業實行差別待遇時，會使政府放棄補貼采取不干預的態度。在這個模型中，廠商可自由選擇在兩國進行生產，但消費在第三國進行，同時假定政府對所得從源征稅并使凈剩余最大化。這一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一個多階段博弈均衡的結果：由于對國內生產進行補貼時無法排除外國企業，那么過度補貼將是一種浪費。在稅收競爭博弈的最后階段，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廠商在對方國家生產，以享用對方給予的過度補貼的好處，其結果是大家都放棄補貼而不去干預貿易。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賈尼巴的結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礎之上的，其結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存在著爭議，但他創見性地將國際經濟學和國際稅收學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結合在一起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無疑是具有相當重大的理論意義的。
六、國際稅收競爭的政治經濟學
現行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結合，這種分析方法也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一些經濟學者開始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研究國際稅收競爭。雖然這些對國際稅收競爭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從這樣一個新的角度探討國際稅收競爭，不僅對主流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經濟全球化下的國家稅收制度設計有一定的理論啟發性。
第一種觀點是從“管理競爭”(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稅收競爭(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認為稅收競爭規則取決于社會、政治和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結果，并因此在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政策傾向，其結果也是不確定的。第二種觀點是從稅收競爭產生的財政負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對不同類型國家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并尋求將財政負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解決方案(KanburandKeen，1993)。還有一種觀點則應用尋租理論，假定政府決策者本身是有集權傾向的尋租者，他們有強烈的擴大國家財政的動機。這種分析的一個典型結論是：一定程度的國際稅收競爭是必須的，它可以遏制財政權力尋租者不斷擴大財政的內在沖動(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集團因經營發展需要，需在境外設立機構，應從戰略角度出發將稅收籌劃作為考慮因素之一確定應設立子公司、分公司還是項目部亦或其他形式機構。如很多國家對不同的機構設置按不同的稅種、稅率及方式征稅；一些國家允許在其境內的企業集團內部單位之間可以盈虧互抵；分公司的虧損有時可以沖抵總公司的利潤等。集團層面還可以從以下環節做進一步稅收籌劃工作。如：子公司向母公司支付的諸如特許權、利息、其他間接投資等，要比分公司向母公司支付更容易得到稅務部門的認可；子公司利潤匯回母公司要比分公司靈活得多，資本利得可以保留在子公司，或者可以選擇稅負較輕時分配，以得到額外的稅收收益；而分公司交付給母公司的利潤通常不必繳納預提稅；母公司轉售境外子公司的股票增值部分，通常可免稅，而出售分公司資產取得的資本增值要被課稅；在某些國家分公司資本轉讓給子公司有時要征稅，而子公司之間的轉讓則不征稅。集團層面可以選擇有利于集團整體利益的組織機構設計，以降低綜合稅負。
2.完善境外稅務管理制度、規范稅務管理流程
集團層面必須根據整體管控模式、組織架構體系、管理戰略、經營目標、企業文化等，結合國家相關規定、行業規則和國際通行慣例制定境外稅務管理制度，明確集團層面境外稅務管理組織體系，境外稅務管理工作的總體目標和思路，強調集團、子公司、國別機構、項目部在稅務管理與稅收籌劃上的分工與協作，風險監督及問責機制等。同時，集團層面應要求參與國際經營的各子企業也要在集團統一稅務管理制度的框架下，以各子企業為單位制定自身的稅務管理制度及實施細則，從制度上明確稅務管理工作的各項相關要求。
3.協調內部利益分配、實現集團利益最大化
國際工程項目及投資稅收籌劃產生的外在原因在于國際經濟大環境上存在國與國之間的稅收差異，而且國際業務經營一般涉及兩個以上國家。盡管國際業務涉及的稅種主要有收益稅、流轉稅、財產稅、雜項稅等，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稅法在涉稅主體、征稅對象及稅率、稅基等內容上與另一個國家是完全一致的。同時，國際競爭、社會生活進步、科技發展、通貨膨脹等因素令全球經濟環境變幻莫測，這些因素給集團國際業務稅收籌劃提供了充分的空間。對于重大國際工程項目與投資，集團層面應統籌、協調內部各子公司從業務涉及的國家、涉及的納稅主體、稅率、稅基等差異、涉及的各國稅收優惠及雙邊、多邊稅收協定等多項因素，選擇一個最佳稅收籌劃方案。集團層面設計稅收籌劃方案可以避免只考慮單項投資或單個項目、只關注一個國別稅負最小、只覆蓋局部或較低層面等方面的不足，實現集團全球范圍內總體稅負最小的目標。
4.深入開展不同國家稅法研究，打造資源共享平臺
國際工程承包及投資因涉及不同國家稅法，存在諸多稅收風險，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受語言環境等影響，對財稅政策理解不深入，甚至產生歧義；一些國家財稅政策變化頻繁，不易掌握；各個國家都在對本國稅法不斷完善，對新稅法及新老稅法交替不能及時調整；部分國家針對外國企業加大審計、稽查力度等。集團公司須充分整合內部資源，組織內部各單位深入開展不同國家的稅收法律研究，尤其關注與所處行業密切相關的稅收優惠、抵免、國際稅收協定和反避稅條款的研究，加強與我國商務部、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及駐各國經濟參贊處的溝通交流，動態獲取不同國家最新的稅收信息和法律調整情況，對重大誤解事項簽署備忘錄并推動積極解決。在集團層面形成境外稅務管理指引，并以開放式架構切實打造一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從里到外、從外到里的動態資源共享平臺，提供共享服務，方便各子企業之間共享各國稅收資源、交流信息和尋求幫助。
5.深化境外稅收籌劃理念、創新管理方式，推動稅收籌劃的全過程管理
開展國際經營，必須在集團范圍內樹立稅收籌劃的理念，時刻關注系統內可以進行稅收籌劃的關鍵規程，積極推動稅收籌劃的全過程控制與參與。稅收籌劃工作要做到早期籌劃、過程跟進、適時調整。目前大部分企業尚沒有將稅收籌劃工作深化為企業商業文化，多數在遇到虧損時方意識到稅收籌劃的重要性，多繳稅款并嚴重影響項目的收益及投資回報。集團層面應在系統內強調稅收籌劃工作的重要性，明確稅務管理與稅收籌劃是全員參與的工作，而非傳統觀念上只與財務人員有關，要求在投標之前就要針對招標文件開展盈利分析和稅務評估，合理界定企業的投標價格。中標后，要根據實際中標內容和價格等情況開展詳細深入的稅收籌劃，并嚴格依照籌劃方案開展組織設計、團隊搭建、資本流動通道設計等工作，力爭將稅負成本和稅收風險降至最低。同時，集團層面應強化在海外投資活動中稅收籌劃工作應進入前期的海外投資框架設計中，它是海外投資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起到降低風險、提高投資收益等積極作用。
6.構建境外稅收風險識別體系
1．1缺水指標
淡水資源是一種有限資源。雖然通過水循環可以得到更新，但受氣候、地形等因素影響，在全球分布極不均勻。根據“國際人口行動”發表的資料，從1940年到1990年，全球人口從23億增長到53億，超過一倍，但人均年用水量卻從400立方米增加到800立方米，也增加了一倍。因此，全球用水總量超過了4倍。雖然世界各國的用水量相差懸殊，但全球用水總量和人口的增長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因此，從人口增長和人均占有水資源的變化，可以大致看出未來水資源變化的趨勢。
在國際人口行動提出的《可持續利用水（SustainingWater）》報告中，根據全世界149個國家的水資源資料，聯合國出版的1955、1990年人口統計資料和2025、2050年人口預測數據，采用瑞典水文學家M．富肯瑪克（MalinFalkenmark提出的“水緊缺指標（Water-StressIndex）”（見表1），對一些國家人均水資源量的變化趨勢進行了預測。
表1是M．富肯瑪克根據世界各國人均實際用水情況，特別是非洲干旱缺水國家的資料，分析比較后提出的。這些指標不是精確的界限。由于水的緊缺受到氣候、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并且與節水和用水效率有關。但是，這個“門閥值”有利于進行國家間人口和人均供水變化的比較分析。世界銀行和其它學者已接受將人均占有水資源1000立方米作為缺水指標。M．富肯瑪克提出的1000—1700立方米水的緊缺指標，是對那些人口在繼續增長的國家的警告：如果人口不穩定下來，大多數用水緊張的國家將進入缺水國家的行列。
1．2缺水國家
根據以上指標，對149個國家人均用水量資料的統計：1990年有28個國家經受用水緊張或缺水，涉及人口3．35億；到2025年，根據不同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預測，將有46—52個國家進入缺水國家的行列，涉及人口27．8—32．9億。印度由于人口增長較快，人均占有水資源由1990年的2451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389—1498立方米，步入用水緊張的國家，中南部地區會出現嚴重持續性缺水。中國在計劃生育政策下，2025年人均占有水資源將降至1680—1835立方米，處于用水緊張國家的邊緣，但北部平原仍屬于嚴重缺水地區。
預測結果表明，21世紀中葉，非洲、中東、中國北部、印度中南部、墨西哥、美國西部、巴西東北部、獨聯體中亞許多國家將發生持續性缺水。
2經濟增長與缺水的關系
2．1M．富肯瑪克的統計分析
在干旱地區的現代化國家，維持良好健康條件的最低生活日需水量為100升（相當于36．5立方米／年）；在節約用水和高效用水的條件下，需要相當于5—20倍的生活需水量來滿足農業、工業和能源生產用水（相當于180—730立方米／年）。
溫帶地區的工業化國家，人均年需水總量約150—900立方米。
半干旱灌溉國家，人均年需水總量約700—3500立方米。
半干旱—灌溉—工業化國家，人均年需水總量約2700—7000立方米。
如果十分注意節約用水和高效用水，某些干旱和半干旱工業化國家用水量將減少到相當低的水平。例如，以色列人均年用水總量408立方米，南非404立方米。但以色列并不力求糧食自給，主要生產高附加值的奢侈農產品出口。
2．2世界各國用水現狀
根據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和1999年世界發展指標，統計計算的世界各國用水量及其相應的經濟發展指標見附表1。附表1按人均GNP（美元）大小順序排隊，可分為四類國家，即
（1）高經濟收入國家（人均GNP高于9700美元）；
（2）中等偏上經濟收入國家（人均GNP在3000—9700美元之間）；
（3）中等偏下經濟收入國家（人均GNP在790—3000美元之間）；
（4）低經濟收入國家（人均GNP小于790美元）。
從附表1可以看出，高經濟收入國家人均年用水量，除美國1870立方米、加拿大1602立方米較大，瑞士173立方米、新加坡84立方米較小以外，其余國家介于200—990立方米之間，多數國家集中在400—800立方米之間，以色列為408立方米。
中等偏上和偏下經濟收入國家的人均年用水量多數大于高經濟收入國家，一般在400—1100立方米之間，其中烏茲別克斯坦最高（4122立方米），哈薩克斯坦為2294立方米。這說明干旱—灌溉—工業化國家的人均年用水量較高。另外，約旦、阿爾及尼亞、牙買加等國家由于缺水，人均年用水量低于200立方米。
3中國人均年用水量及其發展前景
（1）中國人均年用水量，從建國初期不足200立方米增長到1980年的450立方米，進入九十年代基本保持在450立方米上下。而同期我國的糧食產量和國內生產總值卻有長足增長。參照世界高經濟收入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在節約用水和高效用水的情況下，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保持人均年用水量大體穩定在450—500立方米，經過努力是可以辦到的（見表2）。
（2）1997年全國人均用水量450立方米，1998年為435立方米，1998年各省市區的用水指標見附表2。從附表2同樣可以看出，人均GDP比較高的省市，人均年用水量、萬元GDP用水量、萬元工業產值用水量都比較低。說明人均年用水量與經濟發展水平、人均占有水資源、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節水水平等有密切關系。北方各省市區以北京、天津人均GDP最高，但人均年用水量、萬元GDP用水量和萬元工業產值用水量都較低。南方各省市區中，上海、浙江、廣東的人均GDP名列前茅，而人均年用水量、萬元GDP用水量和萬元工業產值用水量也都較低。但這些省市的萬美元GDP用水量和萬元工業產值用水量均高于世界高經濟收入國家（如美國、日本）的5—10倍，表明節水還有潛力。
（3）全國農業灌溉水的利用系數平均在0．3—0．4，與先進國家的0．7—0．8相比，我國灌區用水效率落后了30—50年。水分利用效率0．6—1．0千克／立方米。以色列通過節約用水和高效用水，水分利用效率已從1995年的1．2千克／立方米提高到1998年的2．6千克／立方米。我國山東桓臺縣1997—1998年實施綜合節水措施后，水分利用效率已提高到2．02千克／立方米，北京南邵鄉1994—1997年冬小麥的水分利用效率已達2．3—2．4千克／立方米。其它地方，如山西留屯，河南商丘、清豐等試驗田、示范區的水分利用效率也都接近或超過2千克／立方米。這些資料表明，我國農業節水增產的潛力還很大。
以上分析表明，人口的增長與用水量的增加密切相關。到2050年我國人口達到16億峰值時，人均占有水資源將降至1760立方米，已接近用水緊張國家的指標。因此，必須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對有限的水資源，應加強管理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護。在此前提下，經過努力，我國有條件在人均年用水量450—500立方米較低的用水標準下，實現經濟發展的第三步戰略目標。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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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水資源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
1、水資源貧乏，供需矛盾加劇制約經濟發展
我國是一個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人均水資源2200M3，人均水資源居世界第119位，世界人均水資源8800M3，是世界水平的四分之一，被列為世界上最缺水的十三個國家之一，據專家預言，2010年后我國將進入嚴重缺水期，2030年我國人口達16億，水資源缺口400~500億M3，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工業用水、城市用水量急劇增大，水資源供需之間的矛盾顯現，造成工業生產停滯、城市供水限時、、、、、據統計：8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236座，缺水量1200萬M3/d，9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300座，缺水量1600萬M3/d，2000年代全國缺水城市450座，缺水量2000萬M3/d。加之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農業人口約占70%，而在廣大農村節約用水觀念普遍不強，農業用水利用率相當低，造成了巨大的水資源浪費，供需矛盾進一步加劇，水資源型干旱導致廣大農村農作物減產絕收、農村飲水困難、農民收入大幅度下降，嚴重影響人民的生產、生活，給工農業生產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經濟損失，是農村實現小康社會，工業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桎梏。
2、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衡
我國水資源與人口、土地、經濟發展組合狀況不理想，我國降雨在空間上分布不均衡，降雨量南方比較充沛，年平均降雨超過1000mm，而北方內陸地區降雨量少，年平均降雨量少于400mm，這種降雨分布的區域性差異導致水資源分布南北不均衡，北方資源性缺水嚴重。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36.5%，但水資源占全國的81%；而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國土面積占全國的63.5%，而水量僅占19%，其中西北內陸河地區資源性缺水更嚴重，這種南北水資源分布不均衡造成北方資源性缺水嚴重。
我國降雨受典型季風氣候影響，全年降雨在年內時間分布極不平衡，降雨呈明顯的季節性，其中70~80%降雨集中在汛期的6、7、8月內，汛期降雨強度大、雨量太過集中，往往地表徑流匯聚而引發洪澇災害，當降雨集中的汛期過后，工農業用水量依然巨大，因水量大部份都集中在了汛期，水資源集中期偏離農業用水集中期，水資源供需矛盾顯現，季節性缺水嚴重，降雨的季節性造成災害的季節性，大洪之后又遇大旱，汛期抗洪汛后抗旱，嚴重阻礙經濟發展。
3、流域內、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
我國目前水資源的開發極不合理，局部流域內上游不顧下游，左岸不顧右岸，攔河修壩截流，在上游對水資源進行過度的開發利用，導致水資源在上下游，左右岸分配利用不合理，嚴重影響居民的生產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流域之間，水資源豐富的流域，用水浪費嚴重，水利用率低，而在水資源貧乏的流域卻是河流斷水，水庫干涸，無水可用，連最基本的生態環境用水都無法保障，流域之間水資源利用分配不合理。建議國家加強對水資源進行統一管理、統一調度，保證水資源在流域內、流域之間的合理配置，綜合考慮流域內、流域之間的用水需求，科學配置、合理調度，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4、污染嚴重形成水質性缺水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工農業污水排放量逐年加大，近年來全國污水排放量達600億T，其中絕大部分未作處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全國700多條河流中，有近50河段水域污染嚴重，水污染嚴重形成水質性缺水，生活水資源總量因河湖水源污染而不斷減少。
5、各種用水需求不合理，導致生態破壞
我國北方的高緯度地區由于長時間的持續干旱，用水相當緊張，工業用水擠占農業用水，農業用水擠占生態環境用水，生態環境用水瀕臨枯絕，如果這樣無休止的擠占生態環境用水，不合理的配置工業、農業、生態環境用水之間的比例，必然會對生態系統和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導致植被覆蓋率減少、自然綠洲萎縮、草場退化、土地沙漠化嚴重，目前我國沙化面積已擴展到174.3萬KM2，占全國面積的18.2%，而且年擴展速度呈增加的趨勢，由20世紀70年代的1560KM2增加到90年代末的3436KM2。
目前我國有些缺水區，為了保證當地的生產、生活需要，對地下水開采過度，全國超采地下水約74億M3，形成了160多個地下水超采區，導致地下水位降低海水倒灌，地面下沉，地下水鹽堿化嚴重。
二、科學合理協調水資源開發利用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1、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基礎
我國水資源貧乏，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用水總量也在不斷加大，水資源供需矛盾曾加劇趨勢，對水資源進行合理開發、科學利用勢在必行，只有實現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才能保證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與經濟發展相協調，對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即要服務于經濟發展又不能開發過度，即要服從于經濟又不能破壞生態環境，科學規劃、統籌安排，在水資源的合理開發限度內促進經濟發展。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而對水資源的開發應立足長遠，不僅要為當前經濟發展服務，還應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保障，不能對水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應充份考慮子孫后代未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目的
我們對于水資源的合理開發、科學利用，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只有經濟高度發展，物資產品才會不斷豐富，人民生活水平才會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國力才會不斷增強，因而我們應大力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當然經濟發展并非速度越快越好，應控制好這個度，經濟發展速度不能超過水資源的的承載力，水資源開發過度必將導致生態系統造受破壞，經濟發展會出大問題，經濟發展會倒退，會出現回過頭來搞治理，因而經濟發展速度一定要合理，以實現經濟的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
3、協調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詣發展
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水資源可持續利用是基礎，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目的，我們應積極協調好這兩個方面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育目發展，要做到人與自然和詣發展，經濟發展一定不能超過資源、環境承載力，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內促進經濟發展，相反如果超過了資源、環境承載力，必然會制約經濟發展，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大力促進經濟發展，而不能制約經濟發展，科學協調好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詣發展。
三、綜合保障措施
我國對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應科學規劃、合理應用，采取綜合措施充分緩解各種矛盾，協調各方面關系，實現經濟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講有行政措施、法律措施、工程措施、技術措施、經濟措施。
1、行政措施
國家應積極加強宏觀調控，運用行政手段來合理引導，調整國家工農業產業結構及產業內部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建立健全適合我國水資源現狀的產業結構模式，我國目前單位產值工業耗水少于農業耗水，國家可以適當提高工業比重，在經濟總量不減少的情況下，降低水資源需求總量，減輕水資源供需矛盾，同時對于工業、農業結構內部進行產業轉化，鼓勵農民向節水型農業發展，引導農民大力發展漁業、林業、牧業等低耗水型農業，節約寶貴的水資源；對工業企業中高耗水低產出，強制進行技術改造，提高水資源利用率，對工業項目進行政審批時，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還應考慮環境生態效益，科學分析當地的水資源情況，對于超過水資源承載力的項目不充許上馬，國家應積極加強宏觀調控，實現水資源供需的總體平衡。
2、法律措施
在全國范圍內加強《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宣傳，提高全民節水意識，積極參予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依靠法制節水，節約寶貴的水資源，但目前我國對水資源管理法律體系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依法治水必須以法律為基礎，這樣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國家應加快這方面的立法建設，以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
3、工程措施
我國降雨因分的的區域性，致使地區之間水資源不平衡，相對而言南方水資源豐富北方貧泛，北方地區特別是黃淮地區水資源供需矛盾尖銳，農業干旱性缺水、河流斷流、湖泊干涸，地下水超采，水資源環境惡化越來越嚴重，制約了當地經濟發展，為了從根本上緩和我國區域性的干旱災害，減輕水資源供需矛盾，興建大型跨流域調水工程是必須的（如：南水北調工程），以緩和北方地區的資源性缺水，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保障南北地區經濟同時協調、健康、快速發展。
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比較豐富，但降雨在時間上分布上極不衡，呈明顯的季節性，季節性缺水嚴重，在降雨集中期因降雨強度大，降雨太過集中往往引發洪澇災害，降雨集中期過后由于雨量希少而引起旱災，為緩解這種季節性旱災，應在流域內興建小型灌溉工程，在降雨集中期蓄水用于降雨集中期過后灌溉之用，除水害興水利，同時還可以結合發電、養殖開展多種經營，活躍地方經濟。
4、技術措施
我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率低，一般只有30~40%，生產單位糧食用水量是發達國家的2~2.5倍，農業用水占全國用水總量的70%，水資源存在極大的浪費，因此應積極推廣節水灌溉新技術，發展節水型農業，如滴灌、噴灌比傳統的漫灌水資源利用率要提高約10~20%，可以大量節約寶貴的水資源；我國工業水資源利用率偏低，用水浪費嚴重，據統計資料，日本每增加一萬美元GDP耗水208M3，美國為514M3，中國則高達5045M3，是美國的十倍、日本的24倍，如此大的差異主要差在科學技術，我們應依靠科技進步，大力進行工業部門的技術革新，發展節水型工業，充分發掘節水潛力，降低發展對水資源的消耗。依靠技術措施，發展節水型工業、節水型農業，為建設節水型社會而努力。
一、管理的內涵及要素
管理的內涵一方面是合理組織社會生產力的各種要素，其硬件要素歸結為人和物兩大方面，管理和科技是生產力的軟件要素，是形成現實生產力的連貫樞紐；另一方面，管理又是協調人們生產關系的客觀要求，是人們為了達到某種預定目標的活動，這種目標總是要服從生產資料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管理還是一種知識，一種實踐，不僅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因此，管理概念的準確含義，應該是指一定組織中的管理者，通過協調他人的社會活動，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從而實現組織目標的一系列社會活動過程。
管理有十大構成要素：管理觀念（包括價值方面的觀念、經營方面的觀念、人性方面的觀念），組織目標和管理者的目標，管理組織，管理組織中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人員，能夠反映管理內容并可以傳遞和加工處理的文字、數據和信號的信息，管理組織中財產和物資的貨幣表現——資金，相應于一定組織特點的自然科學技術和相應于多種組織的管理技術，物資，時間，環境等。作為中小型水電設計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不僅僅要高度重視管理，更應該學習和掌握管理理論和管理藝術，使企業壯大和發展起來。
二、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經營管理的特點
1．管理的共性
所有企業管理都是圍繞構成管理的十大要素進行的，主要是對人員、組織、信息、資金、技術的管理。從管理所依據的理論到具體管理藝術都有共同之處，其他企業的管理經驗、管理藝術都值得中小水電設計企業借鑒。
2．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經營管理的特性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經營管理的特性來自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即：
（1）市場需求與供給的特殊性
構成生產有形物資或生活用品的生產企業的需求條件有2個，即購買欲望和支付能力。影響這類企業供給的因素主要有6個，即商品本身的價格，其他商品的價格，生產技術的變動，生產要素的價格，政府制定的政策，廠商對未來的預期。構成水電設計企業的需求條件有如下幾個：國民經濟狀況，國家發展戰略方向以及各地區發展戰略方向，一些企業財團對某個項目前景的看法。當國民經濟運行良好，國家經濟實力雄厚，而且又與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方向相符合時，或者某些企業財團為了企業本身利益，對某個項目的前景看好時，這樣的項目就容易列為規劃設計項目，這樣的項目也就是水電設計企業的社會需求。影響水電設計企業供給的主要因素有：設計成果本身價格高，供給增加；設計技術水平高，技術能力強，供給增加；生產要素價格下降，會使成本下降，利潤增加，從而供給增加；政府減稅，會增加供給，增稅，則減少供給。
（2）產品生產管理的特殊性
其他企業的產品生產管理有：生產系統的配置、產品開發設計、作業研究、生產計劃、生產控制、物資庫存控制、設備管理、質量管理、工藝技術管理、現場管理等。水電設計企業的產品就是可行性研究報告書、設計報告書、概預算書、施工圖紙等，因此，水電設計企業的產品生產管理有：勞動管理、技術管理、設備管理、質量管理、成本管理、合同管理、物資管理和設計后服務管理。
（3）成本費用的特殊性
企業從事經濟活動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取得利潤，而能否取得利潤，最終取決于其收益是否超過成本。企業的成本費用分為產品制造成本和期間費用兩項。其他企業產品與水電設計企業產品的產品性質不同，制造成本中的各項費用種類與多少均有所不同。如水電設計企業會發生設計前現場踏勘及設計后服務等特定費用。
（4）人員的特殊性
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的人員一般都比較少，且都是業務骨干，企業中的專職行政管理人員少，企業的業務比較單一，往往局限于勘察和設計。
三、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管理的運作
根據以上特性分析，首先要明確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管理的主要內容，然后才是如何進行管理運作。
1．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管理的主要內容
內容應包括人員管理、設計系統的配置、設計作業計劃、設備管理、質量管理、工藝技術管理、成本控制管理和財務管理。
人員管理是指對企業員工的素質、技能、思想狀態、個人及家庭基本情況等全方位的管理；設計系統的配置是指對企業所有設計能力的優化組合及分配，包括對現有設計能力的評定、對未來設計能力的預測、變更和調整設計力量、設計能力決策、選擇完成任務的最佳設計能力組合等；設計作業計劃是指設計任務計劃的具體執行計劃，它把這些任務具體分配到各個設計室或設計組，規定他們在某個時間內完成設計任務；設備管理是指對設計時所用的計算機、繪圖工具等設備的管理，設計所需工具大部分都分配到了個人，設備管理主要以個人管理為主；質量管理是指對設計成果內容的準確性、精度以及設計成果書文本的美觀程度要求的管理；工藝技術管理是指對設計成果內容的優化、創新、突破的具體要求；成本控制管理是指對設計全過程中所有支出費用的控制管理，成本控制的好壞，直接反映企業的盈利水平；財務管理是指對企業的財務活動及其所形成的財務關系進行管理，其主要內容包括籌集資金、資產運用、成本費用、其他收入、利潤和利潤分配、財務收支等方面。
2．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管理的運作
要使管理真正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管理系統，即組織系統、企業文化系統、人才管理系統、財務管理系統。
（1）組織系統
構成組織系統有5個要素：一是部門，它是組織中具有獨立職能的工作單元。在水電設計企業中部門可分為設計部門、控制部門、服務管理部門。二是崗位，即根據企業性質需要而設置的某一具體職位。三是編制，即根據組織機構、人員定額設置每個崗位人的數量。四是級別，指企業管理系統上下左右之間的權力劃分，以及實施領導職能的等級形式，級別與工資待遇可以有聯系，但不一定相互對應。五是指揮線，是指管理機構中從最高一級到最低一級逐級建立關系明確的職權等級系列，它既是行使權力的線路，也是信息傳遞的渠道。
中小水電設計企業的組織系統應該是垂直指揮、橫向聯絡、檢查反饋的有機統一系統。
（2）企業文化系統
企業文化具有導向功能、約束功能、凝聚功能、統一功能和輻射功能。企業的最大利益和能否立足于社會，取決于它對社會的貢獻。企業的價值觀是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為使企業獲得成功而形成的基本信念和行為準則。價值觀是企業文化的核心。
中小水電設計企業同樣應該營造自己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表現為：一是能適應環境，贏得各種市場；二是建立為員工所共享的豐富的企業價值觀念——維護什么，鼓勵什么，反對什么，通過宣傳這些信念，共同分享員工的設計成果；三是樹立企業榜樣人物，通過他們為每個員工塑造其潛在的成功意識；四是重視和強調團隊精神，培養員工的群體意識；五是提倡良好的職業道德，特別是在同行業的競爭中更應遵守規則和職業道德。
（3）人才管理系統
優秀的人才和合理的人才組合是市場競爭的優勢所在，水電設計企業最重要的王牌不是設計成品，不是先進設計工具，而是擁有必要的人才。因此，中小水電設計企業一是要為企業的發展不失時機地挖掘所需要的人才，實現企業內部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二是要千方百計留住自己已擁有的人才；三是要不斷培養自己內部員工，提高現有人員的素質；四是在引進人才時要注意行業特點和專業需要；五是建立和完善獎勵機制，對于取得優秀成果的、自學成才的、為了適應企業的發展需要學習第二專業和獲取資質證書的人員給予表彰和獎勵。
摘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本文結合工作實踐，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管理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水運行業率先實現開放化，“有水大家行船”，無論個體、集體、國有企業都可以從事水上運輸，水運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但同時，由于市場準入標準等種種原因，也給水上安全埋下了不少事故隱患。
跑馬行船三分險。水上安全管理工作，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直接涉及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勢好壞，既影響國家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發展，又影響到社會穩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勢依然比較嚴峻。如1999年“11.24”海難，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慶合川市一艘個體客船因嚴重超載觸礁翻沉，死亡46人。這些事故的發生，不但使國家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為社會所震驚，沖擊了良好的社會秩序。
而這些事故的發生與我國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領導干部安全意識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責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時，部分水運企業對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毫不關心，重經濟效益，輕安全生產，“要錢不要命”，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社會水運資源的配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著根本性動因的作用的。因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為前提條件規定了水運經濟運行與社會交互關系的特征的，制度所決定的選擇取向對水運企業等經濟主體所追求的穩定的均衡更能產生實質性的影響。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對水運生產力的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要避免負面影響的出現，就必須減少對制度的人為干擾。
無可非議，水上安全管理與我國經濟發展相伴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質量的進一步提高；水上從業人員結構變化，就業方式多樣化和人員流動性的加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管理機構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產工作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些諸多問題，為水運安全管理的制度變遷造就了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在對社會心理進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礎上，對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術必須進行矯正，從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類社會內在發展規律。
根據制度變遷中各主體所發揮作用的區別，筆者認為水運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的思路應該是：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發揮其積極的主導作用，推動市場力量以提高資產的共性程度，特別是游戲規則的普遍適用程度，要通過法律程序構建游戲規則，使游戲規則具有公開性、普遍性、嚴肅性和強制性，在最大限度上減少敗德性機會主義的內在沖動，增加理動機。具體地說，就是以法律制度為基礎，以事故預防為目標，通過提高敗德成本，提高企業自我約束力，以科技進步和管理方式現代化為手段，督促水運企業及有關經濟主體提高素質，構建現代的水運安全管理機制。總結以上思路，筆者認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須進行五個方面的創新。
一、以人為本，創新安全文化
以人為本，體現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須以保障從事水運的人的生命權和健康權為最高原則，杜絕以危害人的生命與健康去換取物的安全和經濟效益的非人道行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加強安全文化建設必須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種媒體和網絡向全社會宣傳安全知識，繼續開展“安全生產月”等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活動，提高從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和事故應急能力，創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圍。二是要切實加強水運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要突出抓好水運企業經營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使從事水運業的所有人員在心理、思想和行為上形成安全生產的自我意識。
二、轉變理念,創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實現水上安全管理從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轉變。
1999年“11.24”海難，因天氣惡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長達7個小時都沒有救援成功，導致“大舜號”沉沒，死亡282人。就是隨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國海域，一艘馬耳他籍油輪斷為兩截，在風力10級環境下，船上20多名員工在很短時間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難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這個事故所帶來的慘痛教訓，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加強應急救援體系建設，提高應急管理水平，以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迫需求。
目前，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國家特點的應急救援體系，包括建立了國家統一指揮的應急救援協調機構、擁有精良的應急救援裝備、充足的應急救援隊伍、完善的工作運行機制。國外應急救援體系的發展過程既有先進的經驗值得借鑒，也有一些教訓應當汲取：如應急救援工作的組織實施必須具有堅實的法律保障；應急救援指揮應當實行國家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基本原則；國家要大幅度地增加應急體系建設的整體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確保應急救援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應急救援的主要基礎是全社會總動員等等。
二是要實現由經驗型管理向技術型、專業化管理轉變。
過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憑借規章制度的約束。誠然這種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隨著當今水運行業的日益專業化，這一傳統管理方式，無疑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應更多地依靠專業化、職業化隊伍來實施有效的監管。
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機構不是萬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的知識是有限的，知識的有限性和專用性決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機構要學會有所為有所不為，以擺脫其“救火隊”的職能與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專家會議制是彌補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知識缺陷的合理選擇。當然，在舉行專家會議時，參與者的廣泛代表性和會議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兩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體應由船舶個體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運企業的“大安全”管理轉變。
近年來發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鄉鎮、個體運輸企業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須適應經濟市場化和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及事故多發的特點，即由過去只注重對大水運經濟主體的管理轉向對各種所有制的經濟主體，尤其是要強化對非公有制中小經濟主體的安全監督管理。
三、科學管理，創新水運企業自我管理制度
水運企業是水運經濟的細胞，是水運先進生產力的載體和經濟增長的主體。水運安全工作的落腳點是企業。企業安全生產管理制度的創新是水運安全管理制度創新的基礎。只要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運安全生產形勢才能有一個根本性的好轉。當前，要逐步實現水運企業經營管理者和船員從“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會安全”轉變，并形成企業安全生產的自我約束和激勵機制。通過強化水運企業的安全管理，提高水運企業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現代水運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確保水運企業安全生產，提高企業國際競爭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結合先進科技，創新管理途徑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在生產力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實現水上安全形勢的根本性好轉，必須緊緊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安全管理技術，如使用CCTV、AIS等技術，從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從本質上為遏制或減少重特大事故發生提供技術手段，使安全管理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的軌道上，從而減少傷亡事故的發生。
五、完善法制，創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職責的本質就是依據國家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及行政規章對安全生產主體實施監督管理和監察的行政行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機構必須以安全生產基本法為依據，清理、修改和完善過去各有關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條例，并同時廢除與安全生產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適應現實生活的現行法律、法規和條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機構應根據新形勢和水上安全生產特點及發展趨勢，研究和制定產業政策與中長期規劃，切實改變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應急，而忽視對未來防范的被動管理狀況。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當前，更應著眼未來，具有前瞻性，以增強對安全管理工作的預測性和指導性。
再有，應依法強化水上安全管理監察，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懲戒力度，維護生產正常秩序。在制度創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機構的主導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戲規則。游戲規則必須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且社會中任何經濟主體所面臨的規則應該是統一的。如果一方出現嚴重違反安全管理的行為能夠不受制裁或只被輕微處罰，那么嚴守規則的另一方會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規則也就會被所有經濟主體視作“空頭紙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無從談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中，因環境的變化，從事水運業的經濟主體在不改變其行為動機的前提下，必將改變其行為模式，以便更好地與已經改變了的環境因素相適應。因此，在實施創新的變遷時，水上管理機構還必須不斷對新制度進行評價。就轉變后的體制而言，是鼓勵一種生產性努力的行為，還是鼓勵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評價水上安全管理制度變遷績效的主要標準。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