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17 18:02:1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語文教育研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關鍵詞：中學語文；課堂勢學；目標設計
語文，我們母語教育的支柱學科。其教學現狀不理想的狀態卻讓人無法釋懷，究其根源，語文課堂教學大而空問題不容忽視。調查發現，新課標頒布實施以來，在語文教學實踐過程中，教學目標仍常常被忽略。在很多課堂上，有些教師設置的教學目標不夠明確，過于分散，更有甚者，有些語文教師的課堂根本沒有目標可言，天馬行空，任其發揮。由于失去了教學目標的約束，一部分教師的公開課上得自由而散漫，在熱熱鬧鬧的課堂氣氛背后彰顯出太多的浮躁和不安分。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既與部分教師錯誤的思想觀念有關，更與部分教師對新課標教學理念的誤解有關。因此，筆者綴文認為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突破語文教學瓶頸的基點在于夯實目標教學。
我們仔細研讀新課標，不難發現，夯實目標教學，提高語文課堂教學效率本來就是新課改的應有之意。因此共同探討如何夯實目標教學，提高課堂教學效率問題亟須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重視和參與。
一、舊話重拾，理性認識和看待目標教學
自20世紀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布魯姆等人提出教學目標分類理論以來，目標教學得到了廣泛的重視和研究。所謂目標教學，是指確立教學目標后圍繞目標實施教學并根據目標評價教學效果的課堂教學過程。目標教學的稱謂是我國為強調教學目標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的重要地位故而稱之。
具體而言，目標教學具有五個特征：一是以單元作為控制教學過程的基本單位。將教材按照其內在的知識結構分為若干相對完整、獨立的單元，在整體設計和分節授課的基礎上，把單元知識系統化、結構化，以單元達標作為控制教學過程、提高教學質量的基本步子，在實現單元目標后，再進行下一單元的教學。二是以教學目標為中心組織教學活動。教學目標是一切教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三是以異步教學作為教學的基本組織形式。教師的教學只有盡可能適合每個學生的特征與需要，才有可能使不同的學生學會同樣的教學內容，達到同樣的教學目標。為此，必須把集體教學與個別化教學結合起來。四是以可控變量作為優化教學過程的著力點。影響教學目標達成的因素有些容易改變，有些則較難改變。教師要通過操作和調控那些較易改變的教學因素優化課堂教學。五是以教學評價作為教學活動高效運行的保證。目標教學借助教學評價建立的自我反饋矯正系統，為教學質量的大面積提高提供了監督保障機制。
二、研讀新課標，厘清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設計思路
1．整合“三個維度”，確立課堂教學目標的標尺。2001年《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明確提出，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設置應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維度進行。在這三個維度中，知識與能力是基礎，是核心，是實現過程與方法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兩個目標維度的載體；過程與方法是鏈接知識與技能和情感態度與價值觀兩個維度的橋梁；情感、態度、價值觀是教學中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的升華。三個方面并非簡單的并列關系，而是彼此滲透、相互融合，統一于學生的成長與發展中。新課標強調注重學生語文素養的整體提高，那么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在課堂教學目標設置過程中就應力求做到三維目標的有機整合。一是重視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正確導向，明確“導向”的重點是“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審美情趣”；重視熏陶感染、潛移默化，避免“貼標簽”式的教育；教師努力提高自身的語文素養。二是關注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方法。多給學生聽說讀寫的實踐機會；善于將課內學習引向課外，將課外學習引入課內，有計劃，有意識地作出安排，做好引導；課內的“拓展活動”和課外的綜合性學習活動都要注意“量”的問題。
2．協調“三個關系”，關注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特性。在語文課堂教學中要科學地制定教學目標，教師要正確地把握以下三個方面的辯證關系：
首先是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內隱性與外顯性。由語文學科性質所決定，語文教學目標具有鮮明的內隱性和外顯性。當然，教學目標的內隱與外顯都是相對的，教師在設置教學目標時，既不能為了使教學目標便于交流、測量與觀測，而過分強調行為化目標的價值，也不能為了強調情感體驗等內隱目標的重要，而排斥行為目標的價值。其次是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收斂性與開放性。在語文教學過程中，不難發現，越是低層次的教學目標越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周期內達成；越是高層次的教學目標，特別是能力和情感發展目標，達成周期越長。這就要求語文教師在設置教學目標時既要具體、明確，又要有一定的開放性，有些目標允許在較長的時間內達成。再次是語文課堂教學目標的預期性與非預期性。在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必須處理好預期性目標與非預期性目標的關系，不失時機地抓住課堂教學中出現的任何教育機遇。
三、在新課程理念下有效設置課堂教學目標
2001年《九年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中明確提出，在語文教學實踐中，應積極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這一教學理念為我們準確把握和設置語文課堂教學目標提供了新思路。教師的課堂教學過程應該是教師完成與編者的對話，與作者的對話，充分考慮與學生的對話的過程。也就是說，語文教學目標的設置，教師必須首先考慮到作者、編者的意圖和語文教學的總導向性，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尤其是課時目標，它應該是整個語文教學過程中的一個小小的鏈節，所有的課時目標之和就等于整個語文教學的總目標的完成。所以每一個課時目標必須像指南針一樣堅定不移地指向語文教學的總目標。這就要求我們在設置教學目標時就要做到：
1．教師應多角度全方位理解教材，確立教學的側重點。教師如何理解和把握教材，這一點，對確定教學目標至關重要。教師首先要仔細鉆研教材，在多方收集教材反復閱讀教材的基礎上做到透徹理解課文，才能獲得對課文的深層次感受。如在教學《晏子使楚》一文時，通過多次閱讀課文，教師體會到晏子和楚王的對話部分應是本文最精彩，也是最容易激發學生思維共鳴之處。在設置教學目標時教師很自然就應把教學重點放在如何引導學生通過欣賞晏子和楚王的精彩的對話，來體會晏子嚴密的邏輯思維，而喚起自身的體驗。有了明確的教學目標，教學重點顯然就是通過體會對話語句中的重點詞語來把握人物思想感情，了解人物性格特點。做到了這些，引導學生學語習文的目的也就很容易達到。
2．善于引導學生和文本對話，從學生學的角度確定教學目標。教學目標的確定要以學生的發展為著眼點，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已有知識積累、生活積累和思想認識水平，關注學生的興趣點、障礙點和發展點，將學生的昨天、今天、明天綜合在一起，把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有針對性地確定恰當的教學目標。不同個體對文本的解讀是不同的，教師不要把自己對教材的理解強加給學生，而是要引導學生跟文本對話，喚起學生對所學內容的新體驗。這就要求教師在備課過程中要善于從學生學的角度，思考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哪些困難，幫助學生解決困難這一方面去確定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而我們的課時目標考慮較多的是教參，是考試的內容，是課文的內容，對教學對象考慮得少，對教學的導向性考慮得少，對教學方式考慮得少。過分的依賴教參限制了老師和學生創造力的發揮。切實可行的教學目標，能激發學生的成就感、求知欲和創造力，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開發學生思維的張力，活躍教學氣氛，促進教學活動朝著高效快速的方向發展。
學生知識內容則包括了諸如學生年齡、學習動機、學習策略等。由于學科知識并不是最容易接受的，學科教師的作用就是將學科知識轉化為學生可以接受的知識，這也是PCK的核心內涵。所以，外語教學要從學生的角度進行考慮，采取有針對性的組織教學。外語學習情境既有廣義上的概念，即一種綜合了有關社會中各個方面的知識比如政治、文化等其他環境等的所有知識。狹義則是在學校范圍內的環境知識,在教學當中，教師不應機械的傳授知識，而要結合當時周圍的情境，把社會中和身邊的一些知識都結合進去，學生在學習中也同樣如此，不能只是一味的接受書本知識。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中的文化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社會正在發生一系列的變革，在這樣的環境當中，英語教學也要呈現出與環境相適應的一面，英語的教學目標也要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不能過于單一。PCK是多個知識的融合，它不僅包括了學科知識，同時也包括了為了能夠將學科知識進行有效傳授所需要的知識。比如外語教育理論知識，教師對外語教育理論個人觀點等等。與其他的學科不同，外語教學體現的是兩個過程，語言知識的傳授過程和語言技能的形成過程。在語言知識的傳授過程中，教師力求知識能夠被學生所容易接受，運用了多種手段，比如PPT、視頻等。
二、基于PCK理論框架的外語教師教育發展路徑
1.打破傳統教育教學觀念，提升學科知識水平和能力
教學信念的含義是指教師對于教學過程中的一些主體概念的看法，包括教育、教學、學習和學生等。教師的教學信念對于他們的教學行為有著較大的影響，課堂中教師的一系列的行為都是其教學理念的體現。PCK就是將教學中所必需的所有知識進行融合的統一，其中也包括了教師自身的一些認識和看法。所以，這些看法和觀點都會對教師的教學產生影響。教師的觀念也會影響到PCK的產生。在教學當中，教師會形成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能夠提高教學的效率。教師在教學中思考學生們對于知識的疑問會出現在什么地方，進而根據這些做出相應的策略調整，最后能夠促進課堂效率的提高，使得自身的PCK更加的豐富。教師的信念不論是非系統的還是帶有隱性性質的，都會對于課堂的教學活動帶有其影響。為了能夠將這種信念改變成為更加系統、顯性的信念，外語教師應該對教與學和心理學中的相關原理進行相應的學習，掌握其原理，使能夠在教學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外語PCK知識當中，學科的知識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外語教師要想能夠進行教學，營造良好的教學情境，首先自身要具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和教學知識。曾經有人經過研究發現，如果教師的學科基礎知識非常扎實，那么他就能夠不斷地構建出新的教學活動，同時能夠發現一些內容并不利于學生對于目標內容的學習，可以選擇放棄，與此同時還能夠根據課堂教學的需要適當的補充一些課本中沒有的知識。所以教師要不斷的提高自己的學科知識水平，完善學科知識體系的建設，了解英語知識的發展規律和內在聯系，鍛煉自身的語言應用能力。另外，外語教師也要不斷地提高自己對于語言背景文化的了解，以應對在教學當中學生們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提問，從而也能夠靈活的運用知識為學生營造良好的學習情境。提高個人的知識水平和能力，也是外語教學能夠高效進行教學的前提。
2.強化學習教育知識，促使教育知識轉化成PCK
在進行PCK的構建過程中，教育知識是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缺少了教育知識PCK知識的構建也就無從談起。為了能夠有效地將PCK進行構建，就必須要加強對于教育知識的學習。學習教育知識，教師能夠獲得教學中的一些方法，提高教學技能，掌握教學中的策略。一些外在的知識在英語教學中逐漸發揮了作用，因此也引起了外語界的重視，比如心理學知識和教育學的知識等等，通過運用這些知識，能夠是外語教學達到更加有效的效果。“從內到外”與“從外到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視角，從外到內主要是對外語教師進行培訓，并且為他們提供相應的知識，教師在這些過程中是知識的接受者。教師通過接受專業的教育，對于教學當中的一些基礎知識有了認識，學習到一些教學當中需要具備的策略，掌握了一定的教學方法，對于他們更深層次的研究一些教育問題是有非常積極的幫助的。但是對于教師來講，專家所傳授的知識往往都是理論性的，公共性的知識，并沒有實踐性的特征。教師的教學活動以實踐為主，這樣二者之間沒有能夠很好地聯系。從內到外的視角注重從教師的實踐為出發點進而促進教師PCK的發展，讓教師成為了知識的建構者。所以，對于教師，其所具備的基礎知識應該是通過理論知識的學習和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識共同構成的。雖然“外在”的知識理論培訓對教師的實踐指導較少，但是它卻對教師教學問題的探索有指導作用，外語教師要將外在培訓跟內在的實踐相結合，接受培訓之后，不斷地進行自我學習，反復的實踐，互相補充兩種模式。外語教師雖然積累的大量的學科知識，擁有豐富的教育知識，但是這并不能夠促進教師的PCK體系的豐富，教師的教學能力也不一定就能夠得到提升。教師要想能夠提高課堂中的教學能力，就需要將理論的知識能夠跟教學的情境相關聯，這樣才能夠不斷促進PCK的形成。PCK知識的形成并不是通過理論知識的學習就能夠實現的，必須要進行實踐，獲得一定的經驗。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教師的PCK的獲得是帶有經驗性和實踐性的。教師只有帶著理論的知識，在教學當中進行反復的實踐，不斷地思考，最終形成個人認知。作為一名合格的外語教師，應該能夠具有將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的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地調整，不斷地進行反思，進而能夠促使教育知識變成為自己的教學技能，才能夠促使PCK的真正形成。
3.外語教師要掌握PCK的形成方式
PCK知識的形成最大的特征就是通過實踐，所以，教師要想能夠不斷地增長PCK知識，就要不斷進行教學的實踐，增長教學實踐的知識。PCK的形成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它的結構是在不斷擴展的，帶有個體的明顯特征。與此同時，PCK知識并沒有好的傳授方法，它需要教師在自己所創建的情境當中去進行積極的摸索，并進行自主的構建。外語教師要想促進PCK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實踐的知識，具體的措施是提高自身的職業道德，只有讓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外語的教學工作當中，才能夠不斷地進行實踐，在教學過程中保持著較強的動力，積極的發現問題，改進教學策略。同時也要關心學生，了解學生的情況，這就包括了外語教師要及時掌握學生們的基礎知識掌握情況，學習能力處于哪個層次，學生的發展水平等，與此同時還要發現學生學習的需求，學習中遇到的困難，進而有針對性的調整教學方案。另外，教師也要對教材進行合理的利用，每一個班級的學生的學習特點和能力都不相同，所以外語教師在使用教材過程中要具有一定的創造性，不能照搬教材內容，要學會合理取舍和拓展。在外語教師進行實踐的過程中，要注重經驗的積累，并且進行深刻的反思，只有不斷地反思才能夠促進教師教學能力的提高。一些教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優秀的教師和專家，就是因為他們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發現了教學中最關鍵的部分，并且能夠針對性的采取有效教學策略。教學反思有效的有教師日志等，教師通過日志的方式記錄教學中發生的一些情況，出現的問題，然后進行有效的思考，這樣的反思有助于教師重新審視自己的教學過程，進而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教學對策。還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并不是一個獨立的部分，相互之間應該進行交流和學習，一些外語教師由于經驗較少，教學能力低，應該及時的學習經驗豐富教師的策略，不斷地加強學習。對于同一門課程的教師而言，相互之間的交流恰恰能夠發揮集體的智慧，一些共性的問題可以找到最好的解決對策，幫助教師深化對教學的認知。即便是交流中存在一些分歧，也能夠通過教師集體的實踐和理論學習進行有效地解決，這樣集體中的每一位教師都能夠不斷提高教學能力，形成自己的PCK。對教師進行教育的機構要針對外語教學中的案例建立PCK資源庫，把這些內容作為外語教師進行培訓的內容。教師通過對特殊案例的教學方式學習，結合自身教學中發現的問題，能夠制定出相應的對策，這樣推動了教師將學科知識轉化為教學能力。
三、結語
一、教育的瓶頸
“應試”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卻“屢禁不止”，說明有其深層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關系長期嚴重“失衡”，“求”一直遠遠大于“供”。
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本應同步發展，應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步從精英教育變為大眾教育，在學人數占適齡人數的比例在15％以內為精英教育階段，以上為大眾教育階段。據統計，我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僅為4％左右，遠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國愿意上大學的生源數量遠遠超過大學的招生數量。很明顯，高等教育在中國目前尚屬稀缺資源，這必然要形成“過度競爭”，無論人們多不情愿，只要這種狀況不改變，過度競爭自然要向中、小學蔓延擴展。由于大學容量太小，高中的發展也受到嚴重制約，致使多數初中生無法升入普通高中；為了上大學，人們只有千方百計考上高中，盡可能考上重點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點高中，又要千方百計上重點初中；要上重點初中，就必須“從小抓起”，結果本應天真浪漫、嬉戲玩耍的兒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學習負擔。這種過度競爭持久不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脹，但反過來看，這種“需求高度膨脹”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發展強大、積極的動力，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高教反而難以發展。這說明，近20年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教育此時面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轉變，也只有高等教育大眾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應試教育。
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力發展民辦/私立大學，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過半是私立大學，從哈佛、耶魯到慶應、早稻田……私立大學可說是高等教育的頂梁柱。中國一直有私立辦學傳統，所謂“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雖引入現代化學校、建立現代化學制，國家對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學校仍有不小的空間，不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學，而且有相當數量的私立大學，如南開、燕京、輔仁、金陵、圣約翰、光華、中法、之江、復旦、齊魯、協和、湘雅、華西……后，對教育實行“全包下”的方針，從1950年起開始接收私立大學，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畢，高等教育完全由國家壟斷。這種高等教育體制，與逐步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相適應的。
但最近20年，中國進行了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經濟、社會變革，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社會的變化和經濟的發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脹，而高等教育制度實際卻仍以計劃經濟為基礎，一直沒有根本性變化，與社會發展極不協調。雖然從80年代中期起國家重新允許創辦“民辦大學”，但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中，民辦/私立大學的大發展毫無可能。除去政治的、觀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計劃體制、教育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等）外，發展民辦/私立大學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嚴重限制。城鄉“二元化”，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特點。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到1958年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這種二元結構被固定下來，公民因此被分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兩種壁壘森嚴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數的“非農業人口”一直享受著由國家提供的比“農業人口”多得多的各種“優惠”。幾十年來，要想“農轉非”幾乎“難于上青天”，而考入中專以上的學校，則是廣大農村青年可以憑自己努力“農轉非”甚至“當干部”、改變“身份”的少數渠道之一。然而民辦大學則無此功能（權力），不能轉戶口、沒有干部指標……農村學生考上民辦大學雖然能獲得國家承認的學歷（但目前國家批準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無法改變其“農民”身份，更難成為干部/公務員/官員，而私立大學的學歷目前仍未得到國家承認，其他更不必論。所以，這些學校根本招不到較好的生源，也無法大發展，這樣怎能產生與北大、清華比肩而立的民辦/私立大學呢？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民辦/私立大學才能獲得質、量的大發展：或是它們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的權利/權力，或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從根本上廢除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說這種體制在建國初期為了加速工業化還有一定合理性，現在則很難說“合理”，甚至已成社會發展的障礙，對教育發展的影響亦證明了這一點）。否則，民辦/私立大學的發展空間極其有限，高教大眾化也難以實現，應試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變。
應該認識到，民辦/私立高校與公立高校的區別只在于投資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應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國家應公平對待民辦/私立高校的師生，其學歷證書具有與公立高校同級同類學歷證書同等效力。當然，國家要對民辦/私立大學進行嚴格的審批、監督，嚴格、科學地對其辦學水平進行監測。但這種監管（不是具體管理、干涉學校內部事務）的目地是為了促進民辦/私立高校的健康發展，而不能將其視為“另類”加以歧視。在嚴格監管的同時，國家更應對民辦/私立高校采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對其用地、用人給予適當優惠。總之，要用政策導向使社會和私人資本流向教育領域。
進一步說，民辦或曰私立大學是否發達，也是“社會”是否成熟、發達的重要標志。衡以中國之現狀，我們只能說，中國尚處為時不短的社會轉型期，“公民社會”才剛開始產生。
二、考試的是與非
中國社會“二元制”結構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變革，教育的格局也難有根本性變化。在這種現實條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的優質教育長期將均屬“稀缺資源”。如何分配這種稀缺資源，是任何教育體制的“制度設計”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更是我國教育“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背景。離開這一基本背景來談論“教改”，如果不使情況更糟，起碼是難中肯綮。
從原則上說，所有適齡青少年都有分享這種稀缺資源的權利，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有分享的機會，因此不得不設計出種種方法、制度選拔少數、淘汰多數。可以“舉薦”，如憑血統、家庭出身、家長的政治權力、本人的表現（古時是“舉孝廉”，現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為推薦的標準；可以考試，以考分作為選取的標準；可以用金錢購買，把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抽簽，如現在某些地方小學升初中實行的“電腦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學”。雖然種種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種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歷史表明，相對而言只有考試制是利大于弊。
當然，考試必然會有種種弊病，對此確不能忽視。但在恢復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制的各種弊病，因而患了“歷史健忘癥”，忘記當年廢除考試制必然帶來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誕不經、費盡心機地要為當年的“推薦制”尋找某種“合理性”，并想以此來補考試之弊，這的確是“吃錯了藥”。“推薦制”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完全公正無私，能了解、洞察學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擾、壓力，將最優者推薦上去的“推薦者”。但實際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推薦者”，因此，“推薦”實際成為“走后門”的同義語，“”廢除考試、實行“推薦”的“教改”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現在還有少數“推薦”名額，原本是為補考試之弊，但在許多地方實際成為權勢者子女享受的特權，亦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有人提出擴大高校招生自、擴大校長的招生權來補考試之弊，但這種觀點忘記了中國的大學并不“獨立”，而同時還是一個行政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在這種權力架構中，如果擴大校方的招生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在現在，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如果再擴大校方的招生權限，其后果可想而知。“電腦派位”、“就近入學”原本是一些地方為減輕中、小學學生的學習負擔而進行的入學改革，但在實際中，凡有權力有關系者，子女統統成為“擇校生”，廣大沒有關系、權勢的家長也想盡一切辦法“拉關系”交錢，讓自己的孩子“擇校”。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擇校”嚴格說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沒有“關系”有錢也交不上，用廣大家長的話說就是“拎著豬頭也找不著廟門”，“想交這幾萬塊錢還要求爺爺告奶奶”。由于擇校費并不是公開的明碼標價，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據“關系”的親疏、權力的大小決定“擇校費”的多少，少則幾千元，多則好幾萬元。在這種“運作”過程中，充滿了驚人的黑幕。所以廣大家長不禁發出“還是考試好”的感嘆。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實際上剝奪了貧寒人家子女原本憑考試的“高分”就能享受優質教育的權利。即便在美國，收費昂貴的私立中學也十分注重考試，貧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費（免學費甚至免食宿費）被“擇優”錄取。教育產業化無疑是教改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正確方向，但這就更要有考試制使貧家子女能憑高分享受優質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錢決定，因為教育畢竟是種特殊商品，這不僅是國家培養人才、發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種基本權利；同時，要防止現在已很嚴重的一些學校濫賣文憑和某些權勢者拿公款買文憑的現象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說，如果真想以“推薦”、“擴大校長招生權限”、“電腦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來補考試之弊，如果要使教育產業化改革健康發展，那實際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對現在的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作相當大的改變。在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在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這些措施不僅不能補考試之弊，而只會使腐敗更加嚴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徑依賴”，當所依賴的路徑并不存在時，改革實際無從下手；若不考慮“路徑”問題而執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達，甚至與原來的目標南轅北轍，所付成本之巨將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考試制度確有十分嚴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優點就是相對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數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統、背景、關系、金錢以及彈性極大的所謂“表現”作為錄取標準。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薦”弊端叢叢，遠不如考試，所以在幾千年前選拔官員時就以考試的“科舉”取代了推薦的“舉孝廉”。不問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試制，把個人的能力、才學放在首位，無疑是對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會”的否定。而推薦制的實行，恰恰是使一個階層可以相對流動的社會向階層壁累森嚴的“身份社會”的倒退。當然，考試的成敗對某些個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總體而言卻是公平、正常的。對少數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來說，的確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試，則會對絕大多數考生更為不公。當然不能說每一個考分低的學生就一定不如每一個考高分的學生，但如果作群體性比較，高分群體對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能力確高于低分群體。現在有種頗為流行觀點，將“高分”等于“低能”；還有人認為：“那些在歷次考試中獲勝的學生，他們的證書文憑是以犧牲創新能力為代價而取得的。”照此邏輯，本科生的創新能力要低于專科生，專科生的創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創新能力最低的應是北大、清華的學生。這與事實明顯不符，事實說明，從總體上說，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體現。
由于考試的優點明顯，所以這一方法被已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面對的考試會越來越多，幾乎各行各業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獲得上崗的資格。如開車的要考駕照，想開出租車更要考“五證”，當廚師的要考級，燒鍋爐要考上崗證，工人學完徒要有出師考，更不用說會計、出納、護士……種種數不勝數的專業考試和職稱考試，乃至最近才有的選用官員的公務員考試。雖說這些考試不勝煩瑣，但考試卻有自愿性，能使“人盡其才”，使應試者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同時，考試又有篩選性，把不合格、不適宜者淘汰。正是這種自愿性和篩選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強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總該記得當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須干什么。同時，如果有關系，不論是否合適，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關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門”有多寬。所以，當時知青從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幾乎每個人都想方設法拉關系、趟路子、走后門，因為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的唯一辦法。可以說，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的失范，實際是從那時開始的，是從廢除考試制度開始的。人類社會的實踐表明，盡管十分無奈，但我們今天還不得不面對的考試卻越來越多、越來越細，這本身就說明考試制度位居社會結構的核心之內，因此對考試制度的廢與立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變動，而不僅僅是一種教育體制的變化。所以，三十年前“”開始時第一個被廢除的制度就是考試制度。同樣，近二十年前“撥亂反正”時首先恢復的制度還是考試制度。一個正常的社會，必定是一個“考試社會”；一個廢除了考試制度的社會，必然會使社會價值體系嚴重紊亂，必然會由失范、失序而漸漸演變成一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混亂世界。
應當承認考試制度是一個弊端重重的制度，但還應當承認目前仍無更好的制度能夠取而代之。因此，不應因考試的弊病而過激地否定它，而應從改進考試的內容和方式著眼，對于一個曾經狂熱地廢除過考試制度的社會來說，更應珍惜來之不易的考試制度，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更趨完善－－當然不可能是沒有任何弊病的。
1.1強化論文過程管理，提升研究生培養質量學位論文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能夠綜合性、全面性的對研究生教育的質量以及水平高低進行反應，而學位論文也是對研究生自身學術水準高低進行衡量的重要載體與指標。而要想使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有保障，就要從源頭環節進行強化，保證論文寫作過程中的監督嚴格性，并詳細的進行評審與答辯。并且還要針對論文的開題、初檢、答辯等多個不同環節建立起管理制度。促使論文的形成過程得到更加完善的管理，極大的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哈工體育大學就是利用校外教授進行答辯外審的方式，來確認本專業的論文是否能夠報送，在通過之后，還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委員會評審通過，最后再由學校的學術委員進行審批。論文的開題和答辯，則是由校內外的教授來擔任評委，利用預開題與預答辯的形式做好準備后，再執行正式答辯。除此之外，哈工體育大學對論文的檢測標準，也嚴格要求在10%以內。只有真正的嚴格標準，才能夠防止不端學術行為的出現，為學術研究樹立好風氣。
1.2強化教育培養過程實踐環節，提高實際工作能力首先，對教學進行實踐訓練，哈工體育大學針對體育學教育研究生的培養目標，便是體育師資，那么教學的能力便成為了培養的核心所在，教師要想使得自身專業水平得到提升，就必須要保證實踐能力持續成長。那么這就需要讓研究生充分掌握知識與技能，并且讓其明白教師這一角色的責任。經過學習后的第二階段，就可以在引導下為本科學生進行5-7周左右的教學實踐，但要保證以教學進度為前提來備課，通過教案為大綱來上課，研究生的教師則要對全過程加以指導，這一環節的成績最終要記錄學習檔案之中；第二，積極的參與到社會實踐活動中。讓學生深入的投入到社會實踐活動中，一般為4-6周的時間，通常在第三、第四學期展開。社會時間活動必須要寫實踐報告，并交予學院備案，記錄學分；第三，實踐競賽。組織完成1-2項校內外的相關工作，學院教師擔任裁判，對整個過程進行考核；第四，每個研究生必須每學期參加講座與學術報告，至少2次，在學生畢業之前，參加校內外體育部報告會的次數不低于2次，并提交相應的學術學習手冊，由導師審查簽字，記錄學分。
2體育教育改革實踐中所存在的問題與解決對策
2.1體育教育改革實踐問題
2.1.1師資力量薄弱影響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哈工體育大學中的體育學教導教師多數是本科教師，多數擔任研究生培養工作的教師都是學校培養，只有小部分教師具備資格與能力參加研究生課程的授課，導致教師自身教學壓力大，無法全心投入到教學中。而具備能力的教師則壓力更大，不僅要負責課程，還要負責實踐、論文等工作。
2.1.2招生持續性問題哈工體育大學近幾年呈現出的研究生招生分數較高，始終沒有降低，并且與其他專業分數相同，導致一些學生望而卻步，形成的結果便是報告人數越來越少。
2.1.3課程設置問題目前，體育學研究生課程的設置基本是參考體育院系的課程設置，課程內容較為單一陳舊，重復本科生的課程太多，過度地突出課程體系的專業化和專門化，綜合性體現不夠，局限在一個學科領域，任課教師對應用型人才培養的認識不夠深入，培養出來的研究生知識面不夠寬廣，缺乏必要的應用知識與應用能力，無法適應社會應用型體育人才培養需要。
2.2針對體育教育改革所需采取的解決措施
2.2.1強化師資團隊在教育改革的新形勢下，一方面，不斷加強重視教學改革，積極認真地完成新一輪研究生培養方案修訂，提高任課教師專業理論水平，鼓勵支持教師不斷拓寬教學內容，并開設新的選修課和專題課。另一方面，加強與校內其他學科合作，研究生的跨學科研究，開設跨學科跨學院的研究生課程，給研究生更廣泛更靈活的學習和研究空間，聘請其他學科的教授擔任教師開設課程，
2.2.2提高招生持續性必須要針對師資力量團隊進行擴充，并且采取評職考核的政策來鼓勵教師，每年引進優秀的教師以及師資團隊，制定相應的師資培養計劃，持續為體育學研究教育團隊提供支持。
2.2.3科學設置課程科目學科想要發展，首先學生源就必須要充足，所以，針對體育學研究生的教育發展問題，需要利用招生政策加以支持，從專業發展角度出發，即便是區別對待也要以不影響其他專業的情況下，來降低分數，保證招生計劃完成。同時，積極鼓勵其他非體育專業的學生跨學科報考，實現復合型體育人才的發展。
3結語
一、嚴密準確、邏輯性強
向學生傳授科學知識，教師的語言必須科學準確，符合邏輯。這樣，不僅可以使學生獲得清晰正確的知識，而且使學生受到嚴格的物理語言訓練，形成一絲不茍、嚴謹治學的風氣。如在講“光的反射定射”時，不能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而應說：反射角等入射角。因為反射角的大小是由入射角的大小決定的，兩個角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所以，作為物理教師，要認真考慮自己的課堂語言設計是否科學合理、條理清晰，合乎邏輯。不能將日常生活俗語、方言當作物理語言搬到課堂，如將物理語言“熔化”、“沸騰”說成“化了”、“開了”等，應該避免。
二、抑揚頓挫，感染力強
所謂抑揚頓挫，就是教學語言應該有高有低，有快有慢，富有節奏感。將表情、手勢、停頓、操作等無聲語言與聲調、輕重音等有聲語言恰當地配合起來，使教師的講解有聲有色，更能激發學生的智力活動，從而使課堂氣氛有節奏、有旋律、有起伏，學生在獲得知識的同時，得到美的享受，不斷地把學生的學習情緒推向。魯迅先生的老師藤野先生之所以在魯迅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就是藤野先生的課堂語言抑揚頓挫，富有感染力。所以，在教學過程中，重要之處，適當提高聲音，促其注意；關鍵之處，稍作停頓；需熟記的內容，不妨和以聲韻，以利記憶。這樣，就可以增強感染力，提高物理課堂教學的效果。
三、生動形象、直觀性強
所謂語言直觀性，就是指語言的生動性、形象性，既活潑、有趣、逼直，又深入淺出、易于接受。語言直觀最好的形式就是“打比喻”。教師能深入淺出地選用一些富有情趣的比喻，化抽象為具體，變枯燥為有味，降低學生思維的難度，就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如在講“右手定則”時，采用割韭菜的例子進行類比：將刀尖指向、刀刃切割方向、韭菜直立方向分別喻作感應電流方向、導體運動方向、磁感線方面，不但講明了電磁感應中三方向之間的兩兩垂直關系，而且增強了學生對物理知識的形象理解。
所以，在許多教學難點上，教師若能巧妙地運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就可以把深奧的理論形象化，抽象的內容具體化，復雜的東西簡單化，使學生有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物之感，在增強理解知識的同時，給人以美的享受。
四、幽默可親、趣味性強
原蘇聯教育學家米·期洛特夫說過：幽默是教育家最主要、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在課堂講解中運用幽默，可以控制學生的注意；可以使講解的內容變得有趣，活躍課堂氣氛，消除師生間的隔閡，融洽師生間的關系；可以突出一些概念、規律的特征，解決教學的難點，還可以巧妙地處理偶發事件，使教學轉入正規。如在講“照相機”時，我采用講故事的形式：某君照相時頭頂地、腳朝天，問他為何如此照相，答曰，照相只能成倒立的像。學生聽后發出笑聲，不但活躍了課堂氣氛，而且牢牢地記住了成像的特點。
其實，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幽默可以搬到物理課堂上來，只要運用恰當，通過幽默的描述、生動的語言，聲情并茂的講解，學生興趣倍增、情緒高漲，容易進入一種最佳的學習意境。
“引導——發現”語文教學模式，大膽破除了“呈現——接受”的教學程式，追求運用主體的、和諧的、民主的課堂教學方法，促進學生認知、情感、技能的全面發展。
根據這種內在機理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中，學生的各種認知、非認知因素全面投入，各方面素質和諧發展，具有傳統的“呈現——接受”教學所無可比擬的優勢和“一切教學都是教育”的時代價值。
1.在“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中，學生始終處于積極熱情參與、動腦動手動口、相互交流協作狀態，他們在語言表達、思維推理、自學實踐、群體合作的學習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主動精神。
2.由于在體現學生“主體地位”的同時，突出教師“主導”作用，界定“導”的功能，正確地處理了教師與學生的關系。而且，“引導——發現”的過程包含了認知結構在新舊知識的相互作用中，不斷更新完善，因而學生通過“引導——發現”教學所學到的各種知識和技能之間存在著本質的聯系，必然會構成有著個體特點的統一完整的體系，其學習潛能得以充分發掘。
3.“引導——發現”教學模式適應學生的心理特點，有效地促使他們各種非認知因素投入認知過程中，他們的情感、意志、態度等勢必形成良好的學習心向，并得到和諧發展，諸如主動性、積極性、獨立性、創造性和堅持真理勇于探索精神以及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等，得到整體的培養和發展。
一、理論意義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要求教師根據教學目標、教材結構特點和學生認知水平，在縱向上將教學內容和教學過程同步劃分為相對獨立而又前后聯系的幾個階段；在橫向上，又綜合構成課堂教學諸因素，使教學媒體、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的系統功能得到最佳發揮，引導學生在自主探索中獲得發現，實現整體素質的發展。
其理論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引導——發現”的教學模式，充分體現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引導”與“發現”是以教師的“引導”為手段的，以學生的“發現”為目的。
所謂“發現”，在這里不是布魯納“發現法”的簡單移植，而是“用自己的頭腦來親自獲得知識的一種方法”，它具有三方面的要義，即：“發現”必須“發揮主動精神”；“發現”重視“發掘學生的個體潛能”；“發現”還要求“發展學生的整體素質”。
“引導——發現”的“發揮”、“發掘”和“發展”，正是為了最佳實現“主體的發展”。
（二）當代教學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教學”乃師生雙邊活動，教師起主導作用，強調在教學中必須重視開發學生的智力，提高學生的能力，使學生獲得整體發展、全面發展的意義。教師的主導作用，主要應當表現在“引導”上。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在強調“主體”“發現”的同時，也辯證地規定了“引導”的重要作用，突出了教師“引導”的要義在于目標誘導、過程疏導和評價指導，即突出它對“發現”的目標導向、層次編排、途徑選擇和價值評判等方面進行有意義的控制與調節。
“引導——發現”辯證地深層次地體現了教與學的關系。
（三）跨世紀教育的首選目標無疑是努力提高新世紀社會成員的整體素質，特別強調的是對現代人的素質的要求。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不僅僅是為了有效地掌握語言文字這一思想交際的工具，并且包含著深刻的內容，諸如學生情感意志的發展，精神世界的開拓，民族文化的承傳，心理素質的提高，健全人格的鑄造，乃至行為習慣的養成。
“引導——發現”的過程更在于強調學生自主探索精神的培養，著重于發展他們的自主意識、進取精神、創新觀念和耐挫能力等現代品質。這對于促進學生整體素質的優化，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二、操作方式
（一）操作原則
模式操作的基本原則，是“引導——發現”教學模式思想及其本質意義的體現，是組織和實施“引導——發現”教學活動的準則，是制定教學計劃的依據，它從客觀上反映了“引導——發現”教學的基本規律，對學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引導——發現”語文教學模式操作應遵循以下四條原則。
1.目標性原則
課堂教學要根據教材要求與學生實際，制訂切實可行的教學目標。課堂教學的終端目標，可以劃分為互相聯系、前者向后者遷移的階段目標。教學達標的過程，不僅是認知深化的過程，也是學生在情感、能力、智力等方面進一步發展的過程。
2.自主性原則
學生按照一定的目標，調動內驅力來展開“發現”活動，有很強的自主性，能使其個性不斷表現，才能逐步增強。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發現”的過程，是學生自主學習的過程，是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交互討論追求學習成果的過程，教師大可不必“越俎代皰”，要對學生有足夠的學習信任度，要給予他們思辨的充分空間。
3.激勵性原則
教師在目標誘導、過程疏導、評價指導中，要不斷激勵學生的“發現”、“再發現”，催化學習情緒，對萌發的“發現”幼芽，更要小心呵護，大加贊賞。要著力造成“發現”的心理期待，激發“發現”的學習欲望。
4.有效性原則
強調有效性原則，主要是教師應引導學生明確“發現”價值，培養學生的“發現”能力，從目標假設、策略選擇、探究深入及價值評判等活動過程中，充分利用教學時間，提高課堂效率。進行有效的調控、反饋、矯正，不斷實現學習目標并向新的目標推進，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二）一般結構
教學模式具有簡約性的特點。它必須極精要地反映由各要素組合形成的基本結構，并以簡約的形式為載體。任何一個成功的模式，只有確定了最簡約的形式，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遷移應用到各具個性特色的具體的教學中去。
“引導——發現”教學模式，強調讓學生在教師引導下經歷學習過程，即在創設的問題情境中，學生經過假設、歸類，確認定向目標，進行深入的發現活動；然后在交流發現材料時，作出演繹或歸納的思想加工；最后以目標為準則，對發現的結果作出評判。
教師“引導”作用與學生“發現”行為，在教學結構上呈現出互動，并推動教學過程的不斷深入。這樣，便構成了“引導——發現”教學的一般結構：
1.啟動發現欲望，形成問題情境；
2.展開發現活動，建立問題假設；
3.深入閱讀實踐，收集發現材料；
4.交流發現結果，綜合比較篩選；
5.取得發現認同，繼續深層探究。
它在課堂時序上縱向排列，既相對獨立，各有層次；在課堂教學的多種因素上橫向組合，又互為聯系，相互組合，使教學過程構成正態發展的價值取向。
（三）教學程序
與結構相對應，形成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教學程序，即：
讀中探究探后議論議中點撥交流評判歸納總結
教學程序的運用，可以是針對一堂課的整體設計，也可以是某一教學環節的局部設計。
1.讀中探究：通過對課文的整體感知，教師幫助學生初步提出學習目標、需要解決的問題；
2.探后議論：在誘發性的問題情境中，組織學生進行深入閱讀，學生經過分析，綜合提出自己解決問題的假設；
3.議中點撥：討論中，教師引導學生將原有的各種片段知識從不同角度加以改組，或者提供具體材料，要求學生從中發現必然聯系，逐步形成比較確切的認識上的結論；
4.交流評判：聯系具體的語言文字，廣泛交流表達發現結果，并作師與生、生與生、生與師之間的多向反應，進行比較選擇，評定有意義、有價值的“發現”；
5.歸納總結：引導學生自己分析學習內容、梳理思維過程、概括學習方法、提出新的學習目標。
三、課型變式
教學模式具有操作性特點。這就必須加強對模式的靈活應用性研究。“模式”一旦陷入“模式化”的泥潭，便會造成操作的失落，導致模式的僵化。
根據模式研究中的變換、孕育、包容三大原理，由于各個具體教學活動方式在教學目的、教材特點和學生學習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變量，在實際教學的應用操作中，“引導——發現”的教學必須產生多種課型變式。
這多種課型變式的衍生，同時也使教師的教學個性、風格得以張揚。
1.探究型變式
這類課型強調以學生自行探究為主，教師從旁點撥，起到引路的作用。它在課堂中造成問題態勢，但不是讓學生圍著教師的提問轉，而是教師努力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積極解決問題，具有漸進探索的特點。
變式結構為：
初探發現問題探究占有材料印證發現結果
這類課型變式，宜用于重點明確、難點集中、文理清晰的課文教學，或在學生已初步具有教師引導下自我進行發現的能力的情況下，也可選用。
2.研讀型變式
這是引導學生以讀促思、以思促讀為主要手段而達到發現目的一種課型。它重在“讀”字上下功夫，不但要求能讀得有情有味，而且更強調在“讀”的過程中形成發現課文佳處妙境的能力。
變式結構為：
初讀感知細讀深究精讀頓悟熟讀涵泳
它多應用在宜于朗讀的課文教學中，學生的發現越深刻，感受越纖微，朗讀的質量就相應地提高；而高質量的朗讀，對學生發現和加深領悟課文內容，發展語言能力，特別是培養語感，有著重要的作用。
3.情景型變式
它借助于各種教學媒體，把學生帶入一個特定的氛圍之中，尤其注重引導學生在氛圍發現情景外難以領略的東西。
變式結構為：
再現情景設定目標自行發現解決疑難
這種變式多借助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用于設計具有典型情景的課文教學。
4.體驗型變式
它不僅要求教師使用具有濃重情感的教學語言，包括導語、過渡語、小結語來催化學生的情緒，而且突出表現為由誘因到移情到轉化的“情感歷程”，去發現課文字里行間所蘊含的深刻而豐富的思想感情，增強學生對語言文字的感受力。
變式結構為：
創設誘因移情體驗反芻轉化深入感受這種以強調學生在教師引導下進行情感體驗為目的的課型變式，宜選帶有明顯情感傾向的課文進行設計。
5.比較型變式
這種課型的變式特點，在于教師有目的、有意識地精心設計幾組可供比較的材料，可以是句段或篇章，也可以是課文中不同特質的物與物或人與物，使學生從比較中獲得質的發現。
變式結構為：
[關鍵詞]語文教學；“高耗低效”；學生發展
近30年來，語文教學一直遭遇人們“高耗低效”的責難。語文教學的“高耗低效”源于1978年呂叔湘先生對當時語文教學狀況提出批評：“十年時間，2700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1]應該承認，當年呂叔湘先生是針對“”給語文教學所造成的極大破壞這一事實而言，其提出的目的是擺脫語文教學的“高耗低效”，這一思想在當時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語文教學的普遍心聲。正是因為此，呂叔湘先生的這一指責在當時被譽為語文教育的“一聲春雷”。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近30年來，人們一直在引用呂叔湘先生的這一觀點，認為語文教學仍是“高耗低效”。世紀之交的語文教育大批評更是直指語文教學的“低效”，認為語文教學簡直一無是處，甚至“誤盡蒼生”。但是，我們無法漠視的是，近30年來，語文界已有不少人在殫盡竭慮地改進“高耗低效”，同時在客觀上也取得了大家公認的成就。這使人產生了如下疑問：我們的語文教學到底怎么了?為什么語文教學一直都擺脫不了人們所謂的“高耗低效”的困境?我們進一步需要去辨明的問題是：語文教學是否“高耗”?語文教學是否“低效”?
一、追問之一：語文教學是否“高耗”
呂叔湘先生依據當時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學教學計劃試行草案》，計算出學生在中小學共10年的時間，上課總時數是9160課時，語文是2749課時，占總課時的30％。從所占課時量的比例這一角度來看，我們的確可以說語文教學耗時很多。但是，呂先生的這一判斷是基于當時學校的教學實際條件、背景和學生的生存環境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它是存在一定前提和背景的。然而，多少年來，人們卻不顧近30年來學生語文學習的學校、社會和家庭環境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一客觀事實，一直在簡單地套用呂先生的以上標準，僅僅只看到語文課時量的比例高便斷定語文課“高耗”。
當前判斷語文教學是否“高耗”，不應僅僅立足于課堂這一較狹隘的視野，而應立足于學生的整個學習環境和生存狀態。若立足于后者來考察，其結果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在當前，不管哪一門學科，學生的學了課堂之外，至少存在著以下幾條途徑：一為科任老師利用自習課或其他課來教學本門學科；二為學生在家里的自學；三為學生參加的各種學習輔導班等，包括校內組織的以及校外組織的；第四是大家都容易忽視的，就是學生是否在課堂上按要求學習該學的學科，如上語文課時學生是在學習語文還是學習其他學科。若依據以上幾點來考察如今的語文課，至少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在平常自習課語文老師補課的次數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有多少學生在家里主動、自覺地學習語文?有多少課外的語文輔導班?在語文課上有多少學生真正在學習語文?
針對以上幾個問題，筆者對不同地區的一些學校、教師和學生進行了觀察和訪談，結果表明：對于以上幾個問題絕大多數老師和學生都持不太樂觀的態度，語文老師利用其他時間為學生補課的次數遠低于數學、英語、物理等學科；在家自覺學習語文的學生不多(只是完成教師所布置的家庭作業)，課外的語文輔導班基本沒有(只有極個別學生請某個教師輔導應考作文)；在語文課上許多學生在學習其他學科，而在其他學科的課上主動學習語文者基本沒有。這種趨勢隨著年級的增長愈發明顯。這也就意味著，學生真正花在語文課上的時間實際上并不多，尤其與其他學科如數學、外語等相比而言。有研究者對北京市初中學生的閱讀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有9.7％的學生不讀書，23.2％的學生一學期只讀一本書，32.3％的學生一學期讀三本書，34.8％的學生一學期讀五本以上的書”[2]。也有學者的調查顯示：當前，中學生的閱讀狀況不容樂觀，其閱讀量嚴重不足，用于課外閱讀的時間極其有限。以初二年級為例，新的《語文課程標準》附錄的“課外讀物建議”中列有14本具體書目，閱讀過其中的五本及以上的學生的比率分別是：城市重點中學54％、城市普通中學32％、農村中學13％。再以高二年級為例，通讀過《三三國演義》的學生的比例分別是：城市重點中學43％，城市普通中學21％，農村中學19％；通讀過《紅樓夢》的學生的比例分別是：城市重點中學32％，城市普通中學9％，農村中學4％。[3]引以上雖僅涉及到課外閱讀，但眾所周知，閱讀是整個語文學習中的主渠道，不讀書而成天從事寫作或其他語文活動，對于中小學生而言是難以想象的。
此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進入新世紀課程改革以來，語文課的課時已被大幅削減：現在是高中每周4課時，初中5課時，小學7課時；中小學平均約占總課時的16％，小學約占20％；個別地方，小學語文每周只有5節課，僅占15％。當前語文教學的課時量已不是呂叔湘先生當年所稱的占全部總課時的30％之多。
綜合考察以上各因素，與其他主要學科相比，立足學生的整個學習和生存環境，語文課并不是通常被人所理解的所謂“高耗”。相反，在某種意義上語文所占的時間是非常少的，難怪近來不斷有人呼吁應增加語文的課時量。筆者澄清這點并不是在為語文課中的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現象開脫，人們長期不加區別地視語文教學為“高耗”，進而把“高耗”與“低效”聯系在一起對語文課和語文教師甚至整個教育橫加指責，的確是有失公允的。
二、追問之二：語文教學是否“低效”
不管對語文教學的“低效”理解為效果低、效益低、還是效率低，也不管對語文教學的有效性是從教師“教”的角度，還是學生“學”的角度，其實都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價值取向問題。人們正是依據語文教學的價值取向，認為語文教學應該達到以及是否達到某一目標，來判定語文教學是“低效”或者高效與否。
在呂叔湘先生看來，語文教學的“低效”主要指的是學生學習成績差。“中小學語文教學效果很差，中學畢業生語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對于少、慢、差、費的嚴重程度，恐怕還認識不足……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引起大家的重視?是不是應該研究如何提高語文教學的效率，用較少的時間取得較好的成績?”呂叔湘先生的這一指責主要是針對“”結束初期學生語文學業成績太低而言，就當時的時代背景而言，這種指責是十分有必要的。若以學生的學習成績來判斷語文教學是低效還是高效，當前的語文教學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擺脫了“低效”的困境。正如當前不少研究者所強調的那樣，改革開放以來，語文教學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現在的學生語文成績比以前提高了，作文寫得也比以前好了。然而，隨著教育全球化趨勢的加劇以及國人對國外教育先進理念的不斷吸納，隨著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思潮從分裂逐漸走向融合，隨著20世紀末對語文教育大批評的深刻反省，人們早已不再局限于用30年前的學習成績來衡量當前的語文教學。21世紀初的語文課程改革更是明確將“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作為課程總目標，這就意味著，當前人們判定語文教學的依據已是依照“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維度而定義的語文素養(這比較以往已大大拓寬了)。正是依據“語文素養”，時下人們發出感慨：學生的書寫能力太差，語言使用不規范、語言實際運用能力差，語言運用缺乏個性、對母語缺乏必要的情感，等等。這些都可以證明當前的語文教學在整體上仍未完全擺脫“低效”之困境。
當前語文學科的價值取向已不同，這勢必導致當前語文教學的“低效”與呂叔湘先生在30年前所說的“低效”在內涵上的明顯差異，可是不少人們卻未認清這一點，生硬地套用呂叔湘先生的觀點來審視當前的語文課堂，不加前提地批判語文教學的“低效”，甚至對整個語文教學進行否定，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我們認清這一點的重要意義在于：第一，語文教學的“低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是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而處于不斷動態變化之中的，所以語文教學的“低效”遠非一個事實判斷，更是一個價值判斷。改觀語文教學的低效也絕非一個簡單的技藝問題，它首先是一個價值取向的明辨澄清問題。第二，語文教學的“低效”必然具有長期性，同時也異常艱難，其原因正是在于人們總是隨著時代主題的演變向語文教學提出愈發豐富的要求(其中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第三，也正是因為人們總是隨著時代主題的演變向語文教學提出不同的愈發豐富的要求(其中加雜著一些非語文的成分)，與此同時又用這些要求來評判語文教學的高效與“低效”與否，這便使得語文教學的“低效”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人們也只能在主觀上將其減至到最低或者說合理的限度。三、追問之三：當前如何才可能改變語文教學的“低效”
改變語文教學的“低效”絕不限于停留在語文教學的某一或某些技巧技術之上，而必須立足于整個課堂教學生態。隨著當前教學論的研究主題由“工具論”向“發展論”的轉換，課堂教學價值取向正實現“從‘學會生存’‘學會關心’到‘學會發展’的跨世紀超越”[4]。改變語文教學的“低效”的問題已隨著時展演變成“學生發展”的問題。通過促進學生在語文課堂上實現其真實的、真正的發展，語文教學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低效”的遭遇。總體上說，“學生發展”的問題具體表現為“發展什么”與“如何發展”這兩個方面。
“發展什么”的問題實則是語文教學的價值取向問題。鑒于當前語文教學在價值取向上的混亂與紛爭，語文教學在價值取向上應首先進行“語文”與“非語文”的清算。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應重新澄清學生在語文學科之內究竟應獲得怎樣的發展。語文學科因其以母語為教學內容，這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而始于2000年《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教學大綱》(修訂本)并沿襲至《語文課程標準》的“語文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更使語文學科與文化糾纏不分。中國社會轉型帶來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語文教學很自然地在經典的選文問題上、傳統的誦讀問題上、語言技能的訓練問題上、系統語法知識的傳授問題上、文本的多元解讀問題上、作文的真實表達問題上陷入各種紛爭。這些紛爭集中表征為工具性與人文性學科性質之爭。語文新課程標準的“語文素養”無非是在面臨民族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沖突時的一個有意或是無奈的平衡。立足于語文素養的“面”上的整體把握就會忽視、掩蓋其在“點”上的必要區分。《語文課程標準》在語文素養的主次倚重上未作出明確的厘定，這為人們在語文教學實踐中把握語文與非語文之上預埋了一個極大隱患。這樣，語文教學便時常陷入如下的尷尬境遇：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什么是自己該干的，什么是自己不該干的?所以就語文教學目前的問題來看，在語文與非語文之上的適當分野，在語文教學的主觀性價值目標和其客觀之間的必要澄清，是當前語文教學在價值取向上最為緊迫的任務。總體思路是立足社會轉型這一時代背景積極實現語文教學從傳統向現代的真正轉型，在現代教學論的視野下構建現代語文教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題，以此為基點合理把握語文教學的“語文味”和“語文意識”，而不是簡單地由漢語言的特點直接推演出語文教學該如何實施。
如何發展的問題可以表征為語文課堂中學生的發展機制問題。解決這一問題必須置于語文課堂教學這一特定語境之下、把握語文教學的基本矛盾(人與語言之間的矛盾)和漢語言的本質特點，必須立足于語文課堂學習的基本特征、基本規律和基本進程以及學生言語能力發展的基本規律。我們要在以上基礎之上著力思考：個體言語學習的獨特性及其言語能力的差異性發展，個體經驗基礎上言語理解和表達，學生言語技能的有效訓練，語言的“社會化”與“個性化”特色與言語學習，言語互動的學習機制、對話交往與學生言語能力的生成，不同的語文學習方式與教學策略的實效性，學生生活實踐中言語學習的積累與領悟，課堂教學情境與學生言語能力的發展，學生生存狀態與學生言語能力的發展，等等。
以上“發展什么”的問題側重于“是什么”與“為什么”層面的哲學思維；“如何發展”側重“怎么樣”層面的科學思維。正是圍繞學生發展這一教學論主題，并依據“發展什么”與“如何發展”這兩個問題的統整，語文教學才有可能走出長期的“低效”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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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精英教育；大眾化；高等精英教育；內涵
2002年我國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已經超過15％，高等教育正式從“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到“大眾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走過精英教育階段后，在大眾化教育階段還要不要精英教育，對此學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學者雖然承認大眾化教育階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卻混淆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僅從“大眾化”概念的表象出發，試圖用“量”的擴張來說明“質”的下滑的合理性，進而對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質疑。
對“精英教育”這個概念在認識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導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實踐上的各取所需，進而對高等教育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因此，重新審視“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科學內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精英教育是伴隨教育發展過程而出現的一個概念。當教育發展成為一種特權之后，它只能為所謂的“精英階層”所享有。這其實就是一種為“少數人集團”服務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譯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權力、才能、財富等而被視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會集團”[1]，很顯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標準，當時所謂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隨著教育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日漸明顯，歐洲各國也越來越重視精英教育。對精英的選擇逐漸擺脫了“政治經濟的階層”標準，而偏重于通過心理測驗等等精確而公平的選擇方式[2]。1957年，前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朝野震驚，以科南特、里科弗為代表的要素主義教育學者猛烈抨擊美國在與前蘇聯腦力戰役中失敗的原因是“對優秀智力的漠不關心”，強烈呼吁要重視“智慧的訓練”[3]。美國隨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規，特別是1958年《國防教育法》出臺，提出“為了國家安全必須選拔我國大批的天才兒童，并努力進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國家存亡的高度，這一時期，精英教育的發展可謂登峰造極。至此，不論歷史上關于精英的評價標準有何變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種優秀人才的培養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訓經過嚴格選拔的學生，以使他們適應需要高標準和高度創造性的腦力工作”[5]，這是從人才培養質量的維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詞，它既適用于基礎教育領域，也適用于高等教育領域。1973年，馬丁·特羅教授根據他對美國高等教育歷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人數占全部適齡人口的比例(毛入學率)，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劃分為精英教育、大眾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個發展階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學率小于15％的階段定名為精英教育階段，并總結歸納出這一階段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和特征。他的有關論文報告在OECD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表后，“精英教育”階段這個概念被世界各國教育界廣泛認同，并用以衡量本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按照量的規定來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稱謂，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的標識。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備了雙重涵義：或指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精英教育階段，或指一種以培養社會精莢為目的的人才培養模式。當從后一個角度來使用精英教育一詞時，人們往往習慣于按照高等教育發展第一階段(精英教育階段)的一些質和量的特征來把握它的涵義。
正是因為精英教育這一概念在發展過程中有了較大的變化，所以對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現了很大的分歧。特別是在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之后，人們對“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過去的基礎上，而忽視了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所謂“精英教育”的必然聯系與本質區別。一些學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為一種人才培養模式，但對精英教育的范圍界定也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學者認為“精英教育”是專指高等教育領域的人才培養模式；有的學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層次的碩士生、博士生教育視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專、高職層次的教育均統一到大眾教育[6]；有的學者則堅持精英教育至少有兩大塊：一塊是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塊則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所培養的本科精英人才，也應屬于精英教育[7]。還有一些學者指出，精英教育涵蓋國家的整個教育層次系統，即不論初等教育還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眾化高等教育的發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護精英教育，政府必須支持、保護、發展精莢教育，這是政府和全社會的責任”[8]高等教育發展階段論的創始人馬丁·特羅教授的這段話，表明精英教育在大眾化教育階段不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眾化教育階段畢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階段。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以后，高等教育不僅表現為量的擴張，還主要表現為質的轉變，即在教育觀、教育功能、課程與教學形式、學生經歷、領導與決策、學術標準、學術管理、入學與選拔、院校管理等方面發生根本變化”[9]。如果說前一階段對精英教育的把握還主要是從“量”上分析，那么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則更強調“質”的突破。
隨著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斷拓寬，內涵在不斷豐富，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與精英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價值取向上已經大相徑庭。如果不給“精英教育”賦予新的內涵，或繼續用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模式來指導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質的精英教育發展得不到保證，而且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也會受到阻礙。
首先，兩個“精莢教育”不是同一個概念，其內涵存在質的區別。前一階段的“精英教育”雖然也包括“培養模式”意義上的涵義，但其本意是對高等教育發展過程階段的劃分，是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這一發展階段的指謂。雖然馬丁·特羅教授本人也承認，這一數值沒有統計學上的意義，不是一個固定的區別標準，各國可以對精英教育階段標準進行新的劃分[8]，，但15％這一數值畢竟得到了多數國家和學者的認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劃分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的功能，而是專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終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在質上具有規定性，但在量上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由于各國教育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其精英教育規模不可能用一個標準或尺度衡量，它是一個動態數值，其決定因素既有國別間的橫向差異，也有一個國家不同歷史發展時期的縱向變化。其次，兩個“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選拔墓礎存在質的差別。在精英教育階段，因為人學人數極其有限，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均被視為精英教育。進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對象是進入高等教育的全體學生，其教育對象選拔的基礎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毛入學率的計算基數是全體適齡人口數。在精英教育階段，“精英教育階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同人才培養模式)基本處于“全包”的關系，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不是“全包”的關系，它本身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個階段，二者屬于“被包含”與“包含”的關系。大眾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對象，不再是全體進入高等教育的學生，而是其中一部分優秀學生。因此，其選拔基礎應是可進入高等教育階段的少數優秀學生，其計算基數不再是全體適齡人口數，而是高等教育的總體規模。
由此可見，在精英教育階段，整個金字塔都被視為精英教育，而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優秀學生。盡管大眾化教育階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斷擴張，進入金字塔的門檻也在降低，但進入塔尖部分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第三，兩個“精英教育”的實施主體在學術地位上存在質的差別。前一階段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較少，既然同屬“精英教育階段”，也就基本上承擔了精英教育的任務，其教學計劃和人才培養目標沒有多大的區別，因而也就不存在重點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間的分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過程與高等教育多樣化的過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9]。特羅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樣化定義為“對應于規模的擴大，新階段的要素成為制度和結構，整個高等教育多層化、多元化的過程”[5]。可見，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隨著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種類、形態和職能呈多樣化的發展趨勢。高等教育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競爭中必然進行分化和重組。高等教育機構在國家的宏觀調控和高等教育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在層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專科教育，在辦學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和教學型進行重構，并帶來辦學職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目標的重新定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機構承擔，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機構和國家級人才培養基地的專業學科來承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大眾化階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現出國際化趨勢，現代性和開放性更加顯著，學校的目標定位不再滿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強調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對精英學生的吸納也跳出了本國的界限，向世界開放招生，表現出跨國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標準將出現質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標準一般采取剛性指標，其衡量學生能否入學的標準都是一維的，剛性的，并且實行全國統一考試和統一招生。不管考生報考何類學校，都是采用一個評價標準。雖然國家通過改革招生考試制度，對考試科目和內容進行了改革，錄取分數線根據各省(市、自治區)的招生指標劃定，但結果是照顧了“公平”而犧牲了“效率”。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后，隨著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張和社會對各類人才需求多樣性的凸顯，多樣性必然成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重要特征。這種變化隨著高等教育機構辦學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現多樣化的入學選拔方式，這在已經進人大眾化教育階段的國家可以得到證明。大眾化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入學選拔方式在向柔性化、開放式轉變的同時，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而對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歷史使命決定了入學選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并側重后者。因此，國家對高等教育關注的重點要逐步由面向“全體”的高等教育轉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層面，實行全國統考統招，為優秀考生進入精英教育機構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將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對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內涵缺乏正確的理解，因而出現許多有違精英教育規律的現象。例如，不了解現階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學校不顧自身的歷史和條件，盲目追求發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為其難地搞所謂精英教育。又如，沒有弄清現階段精英教育的入學選拔方式是“柔性化、開放式”與“高排斥性和高選擇性”的統一，有的精英教育機構在招收學生的時候沒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選擇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優秀青年被人為地邊緣化，而一些不該或本不適合進入精英教育機構的青年卻搶占了這些優質資源，使精英人才的選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機構為了眼前的利益，明顯越位，搞短期行為，發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爭奪非精英教育生源。這些現象既損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嚴重阻礙了我國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大眾化教育階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階段劃分的數量概念，兼具“發展階段”和“培養模式”的雙重涵義，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是建立在適齡青年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大眾化教育階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一個階段，而是處在高等教育發展過程的第二階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數量概念。前者側重強調量的劃分，而后者側重強調質的本質。基于以上認識，筆者建議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賦予高等教育大眾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義：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總量基礎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機構承擔、具有質的規定性的一種人才培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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