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1 17:06:36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現代傳媒技術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汶川抗震救災中傳媒的表現普遍被視為傳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檢閱。會議主題報告用“正確的抉擇、重大的勝利”評價中國新聞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實力大大增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有力的輿論支持、努力探索體制和機制創新、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趨向繁榮、人才梯隊建設初有成效。如今傳媒改革遇到新聞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弊端所造成的種種障礙，反思過往、探尋未來之路，是本次會議召開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總結、回顧了30年來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和流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高鋼教授在《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教育基礎元素的構建》中則強調，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勢下，構成新聞教育四大基礎元素的學科架構、師資隊伍、課程體系和教學平臺，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標之下重新建構。南京大學段京肅教授基于CSSCI數據庫，通過分析論文篇均引用數量發現新聞傳播學科研究水平仍較低。
論文摘要：本文對如何構架現代傳媒展覽中的藝術性與現代性進行了分秒。
美術展覽是指各類美術作品在一處精心設計空間內的展示，有時附有簡略文寧性的解釋：如今許多美術展覽已成規模，以往我國傳統的美術展覽大致通過i種傳媒方式：一類是官方的、體制文化的，如國家的各屆美術作品展等；二類是學術的、々業的，如知名美術家個人展覽等；一類是商業的、經濟的，如美術作品拍賣展等這種傳媒形式的展覽構成為r藝術文化的傳播平臺，已成為r美術家傳播藝術思想的盛會，同時也成為了商家的投資新選擇但現代的美術展覽已有lr很大的融合，大多以：類展覽與網絡相混合來進行的，體現了今天傳媒中美術展覽}i社會和市場的有機結合．展覽文化也變得日益豐富繁榮一現今，美術作品展覽中的藝術性和現代性作為展覽的重輔，對美術展覽的發展還承擔著引導和指作用。
美術展覽并．只足簡單的美術作品陳列，若要最大限度的發揮美術作晶的魅力，除了美術作品自身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外，傳媒展覽的藝術性也會給美術作品增加傳播作用美術展覽作為一種傳播藝術語言體系，在展覽過程中體現的不僅只有運作方式和操作技巧．還包括選題視角、人文理念、藝術內涵，主愛就足展覽的藝術性問題；許多的學術團體、展覽機構或美術館都研擬自己的策展決策模型，使展覽信息的傳播快速、廣泛的送達到接受者，從而使展覽的信息得到較好的傳播，但，這種展覽模式的套用僅是適應市場快速發展的一種需求，從展覽的本質日的H{發，體現藝術魅力，展覽還需要奉身藝術價值．規范的、科學的展覽流程中加入豐富的藝術元素將使展覽更可觀、可研存現代傳媒中美術展覽中加入藝術元素主要有以下具體環節：
選擇美術作品的藝術件，舉辦展覽前期需要一份洋細的調查和預測，凋查預測；展覽對象其可行性并提出．之后制定詳細流程計劃全面精心的前期策劃至關重要．是美術展會成畋的第一步一前期準備完畢就是選擇藝術品，如果是官方展覽，這美術作品來A不同的機構；如果是學術展覽．主要來自美術專業機構等；如果是商業展覽．很多米自、廁廊和收藏機構，美術作品的選擇足根據展覽的日的而定，確定展覽的主題．定位是什么性質的展覽來選擇所展覽的美術作品，但是其中有個協調的過程，無論什么性質的展覽，都需要分類進行，所以美術作品的選擇就需要考慮到展覽目的和作品分類問題，也就是整個展覽主題的藝術性統一、和諧：沒計展覽空間的藝術性展覽的具體展現內容包括美術作品、際簽、l_F文鑲板凳，有時也包括目錄根據作品數量、作品風格、作品定位等對建筑環境進行與作品相協調的設計，包括展覽柜臺、展覽框架、照明選擇等。掌握展覽室內總體設汁風格，設定總體環境色調，在此環節最為重要，除以上因素外，展覽的氛同還需要環境的襯托和強調，涉及到色彩和諸方面，定位色彩元素對展覽的藝術性有良好的調節視神經作用，所以色彩常被人視為精神上、感情上的重要語言是有道理的，它確實能激發人的各種感情表達。暖色傳達給人以興夼，冷色給人平靜、清爽的感覺，而黑色白色則給人以嚴肅、素樸的感覺，灰色給人以安詳、舒適的感覺=不同色彩的搭配、變幻、調和．更加顯現風格迥異的感官映像，給人多種媒介汁感覺，它能更深刻的吸引人，達到傳媒神經的最高境界，加強造型的效果，它直接地、更好地傳遞展覽的情感，給人以深刻的影響。除色彩不僅給人以美的感覺，同時還會帶來更多的聯想和思考。
展覽中色彩的運用在現代傳媒中要有穿透力和時空感，要做到傳遞的感官豐富性、多樣性，就不能僅停留在色彩的形式變化，展覽空間色彩設計的真正靈魂其實來自于設計師的意設，沒有意念的空問色彩傳遞，無異于一具空有漂亮的色彩軀殼，只有將創作意念配合色彩元素融人卒間設計中，設計才有靈魂，那些顏色就會向觀眾傳情達意，發揮色彩對展覽的配合、襯托靈動作用。傳媒色彩的單純、明確有很強的符號性，適合學術性的展覽和宣傳，這類的色彩設計相比展覽在目的l：更加著重傳媒本身的價值，它能有效地統一總體特征，突出個體面貌，對作品起到較強的襯托作用；強烈的色彩對比會刺激人的感官，引起某種情緒和心理的變化，這樣的色彩應用于集體展覽宣傳上，可以融合作品的多樣性，統一展室視覺；柔和微妙的色彩則含蓄內向，令人細細品味，對民族風格、鄉土風格的展覽而言是再合適不過的色彩設計：因此，美術展覽的藝術性和現代性在當今的傳媒視覺沖擊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單純的色彩使展覽的個性明顯，帶給觀眾的視覺沖擊力也強；豐富的色彩能極大滿足視覺審美，帶給觀眾更加全面的視覺享受一色彩是展覽藝術的完善和補充，通過色與色之問的合理配置．以及色與色之間相互關系的安排，達到色彩的和諧，構建統一的展覽，延伸空間影響例如，補色是視覺對立中最具有對抗性的，而在媒體補色中一旦得到調和而形成更加完美統一，并通過今日的上具：相機、電腦、電視電影等來實踐三類展覽媒體激蕩人心的和諧的力體日的。色彩具有不穩定性，色彩的各要素之間又相互依賴。在展覽空問色彩設計中，在靈活運用各種形式法則的過程中，必須進行整體效果的把握，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設計出豐富多彩的色彩審美形態。設計者運用色彩藝術知識與應用表現相結合，完成色彩語意，不管是哪種形式，色彩理論是有章可循，可以把握的，恰恰相反，激發全新的想象，找到突出的個性(潛能的獨特的特征)，結合色彩表現的創意，將全新的演變轉化成展覽的個性色彩。前者是憑直覺，后者是熟練掌握了知識后賦予的展覽空間色彩的主觀表現，即精神的前者是直觀的觀察和表現色彩。所以，在當今設計思想的進步下，我們要努力打破常規的傳統色彩設計方式，從模仿的技術導致的程式化中的轉換成創新思維的設計，也是目前的理念j就空間藝術性設計還需要細致到作品位置的擺放，充分考慮到展覽參觀者實地的參觀路線，讓作品盡收眼底也是美術展覽藝術性的一方面。總之，經過周密考慮而將展覽空間設計得富有藝術性，讓美術作品在富有吸引力的建筑環境中展出，能夠給參觀者提供激動人心的環境，激發他們對作品互動的興趣。宣傳展覽的藝術性。利用媒體是當代藝術活動的特色之一，媒體與美術展覽便成為不可分的孿生～對，構成美術活動的一體。諸如辦展覽前的新聞，展覽前后的媒體報道和刊登作品，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行為和追求的目標，所以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可忽視，尤其在現代傳媒如此發達的階段，很好的運用傳媒這個媒介，美術展覽的影響力將極大的提高，因此有效地利用媒體發動廣告攻勢，是搶占宣傳策略高起點的必然手段。藝術與媒體的關系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得到展開的，又在各種社會關系中顯現出媒體的影響力，如何有效地選擇媒體，就需要把握傳媒特點，選擇恰當的操作方式，根據展覽性質、地點、觀眾的層次有的放矢。作品是基石，傳媒是外衣，現代藝術的發展是在許多不同層面上展開的，一者屬于消閑類藝術，在眾多人群的支持下，表現出一種主流性的態勢，它所反映出的是藝術本體上的問題，對于藝術未來發展的貢獻確有限，但是，它已經成為媒體主要服務的對象。另一方面，屬于少數人群體的藝術另類和新興藝術，如動畫，以其實驗性的新奇和感官的刺激，又成為媒體獵奇的目標，藝術成為媒體娛樂大眾的素材，是媒體的造勢，推進了這一潮流的前進。所以說展覽是美術作品借助媒體走向社會的平臺，它與媒體的宣傳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具體到美術展覽的宣傳不可或缺的需要準備是展覽相關資料，例如目錄、畫冊、光盤、視頻等，方便參觀者的快速了解和收藏。同時，展覽之余，整理美術作品出版畫集，能夠進行學術研究、·收藏和延伸擴大展覽的影響和典藏。
提高展覽的藝術性應注意到的是：制定科學的展覽模式，融人藝術的創新。展覽的藝術性首先在策展環節中就應提倡，中國美術展覽的現代格局已經明顯，但是在體制上尚缺一個基本的模型，展覽決策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主觀性，很少形成嚴格的決策模型，由于決策失誤的可能也比較大。
因此，要提高美術展覽水平和其藝術性進而能與國際同行接軌，加強展覽決策的系統性和科學性，必須有一個切實可行的、科學的決策藝術媒介做襯托。從目前情況來看，美術展覽策展決策模型應基于科學的專業學術理論和深入的調查研究，必須做到不僅要充分了解展示與宣傳的內容，而且要充分了解國內外專業學術團體和展覽機構與之相關的動態和藝術市場狀況。在科學展覽模式的應用中，需要根據各個展覽的特點，融人創新元素，配合作品內容。進行品味藝術新穎形式的布展，吸引更多人的關注。觀眾看到作品后，所得到的傳媒作用，媒介的影響何等的深入人心并一望可知。
色彩是展覽藝術性表現的最直接工具。色彩是裝扮展覽空間、襯托作品表達、提升展覽藝術品味的重要工具。美術展覽中色彩的藝術性，最起碼要讓色彩符合展覽的層次定位，表現到作品的特質，這就是說展覽在空間色彩上注重了情感，也是以理念為根本、色彩為方式完美體現展覽空間設計的表達。
請進展覽參觀者奉獻藝術大餐。作為國家美術機構、學術團體或是美術館，是最大的傳媒傳播機構，其所策劃或舉辦的美術展覽是面向廣大群眾的，無論是主題性展覽還是實驗性展覽，都必須考慮將觀眾的理解與參與放在首位，調動一切手段、盡一切可能地吸引最多的觀眾來觀看展覽，作為學術性的展覽，使觀者更有理解性的互動，不僅是層面上的觀賞，還要切實的理解。另外，展覽作品的風格、形式、內容、材料有不同的樣式，展覽還必須就此考慮作品與觀眾的交流問題。從美術展覽的組成部分說，舉辦作品展覽首先要考慮的是參觀者。在分析并確定了參觀者數量最多的那類后，按照其身份和分析參觀目的進行布展，不僅僅是符合參觀者的欣賞口味，應該是對參觀者對展覽受歡迎程度上將有很大提高體現以人為本，為藝術而展。欣賞美術展覽的另一種目的是在休閑享受的同時，媒介的藝術性深人人心，讓參觀者陶冶在藝術的氛圍中。體現以人為本，就要在某些情況下，對觀眾進行引導和演講，會給人們了一頓藝術盛宴，也是增加了展覽的藝術性的又一窗口，體現媒介中的新的理念。
現代傳媒中美術展覽的時空是它的現代性，主要是指現代技術在美術展覽中的應用，如計算機虛擬展覽、影像動態展等。由于現代美術展覽是集科學性、藝術性、思想性于一體的多學科類的綜合性藝術，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們對展覽形式與藝術性的設計的審美要求也趨于綜合更高的境界。所以，較好的運用現念與現代科技作為媒介手段，使展覽呈現更加富有魅力的展示藝術形式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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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視野：大眾傳播與接受
當代世界最不引人注目卻又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現象是什么?電視.電視觀眾恐怕是當代世界最廣泛的文化研究對象.研究電視,是理解與大眾傳播中心問題有關的整個社會和文化進程的潛在的關鍵.因為，電視觀眾是今天人類日常生活中社會和文化的最主要的實體。
在當代世界,與電視有關的生產者的力量日益強大,而與之相應的消費者的力量也日益強大.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德國接受美學興起時的一個重要契機就是其創始人敏銳地感受到了當時大眾流行文化的興起.后來,接受美學又突破了其早期讀者中心論的藩籬,向COMMUNICATION轉化.COMMUNICATION這個詞既是交流,也是傳播.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傳播及其傳播媒體已成為現代社會不可一刻或缺的生存手段.
按照傳統的觀念,消費的基本要素是其實用性或有效性,也就是說,購買一種產品,一定是于人有用的.而其之所以有用,是因為人的需求奠定了其效用的基礎.但是從現代觀念來看,人的需求是養成的.現代人的消費也在不斷發明著\制造著\涵養著他們自身的需求,特別是人們的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消費本身是一個構筑意義的過程,它"關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內化",是文化的生成\漫漶\固化的過程.我們無法想象,30年前中國社會會對當代流行音樂有如此巨大而狂熱的需求.10年前有位朋友從西方歸來,談及西方電視觀眾對某一電視主持人的喜愛和依賴.一位年長的時事政論主持人因度假,節目改由他人主持,竟然有幾十萬觀眾寫信打電話要求他回來,他們聲稱無法忍受沒有他的日子.當時對此深感不解.幾年后我國電視也重演了這一活劇.使我們深駭于電視的力量:電視改變著我們的生活.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傳播技術的發展，現代科技廣泛地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風，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生產方式工業化，實現了從文化手工業到現代文化大工業的深刻變革，直接導致文化工業革命。文化作坊讓位于文化工廠，社會化文化大生產取代個人化文化小生產，極大解放和發展了文化生產力。高新技術的產生和現代工業的發展，不僅導致所有傳統藝術形式的升級換代和現代更新，而且創造了大量嶄新的藝術形式。
文化傳播形式隨著現代大眾傳媒從紙煤質到電媒質的創生變換，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媒體革命。廣播、電影、電視、音像、多媒本相繼產生，不僅創造了嶄新的文化工業--廣播工業、電影工業、電視工業。音像文化乃至多媒體文化代替圖書文化，成為新興的主導文化形式，并且在圖書的基礎上創造了電子報刊，新聞產業、廣告產業等等相繼誕生，文化不斷經歷創新擴容。文化的領土前所未有地猛烈擴張。
相對而言，如果說中國二十世紀初葉經歷的實現了中國文化的新舊置換，是一場具有中國歷史意義的文化本體革命；那么，以電子媒質為代表的現代大眾傳媒的升級換代和創新發展，使人類具有了嶄新的現代文化，實現了文化本體的更新發展和創新擴容，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文化革命。
人類童年時代的文學藝術是通過口耳相傳的。古代的游吟詩人就是通過不斷的游走吟唱來傳播藝術、故事和歷史的。詩歌特別是史詩成了那個時代人類最主要的藝術方式。但是口耳相傳的藝術是沒有原本的藝術，是在傳播中創作和加工的藝術。印刷術的發明，使人類的傳播有了巨大的進步。閱讀成了獲得知識，展開想象力，享受藝術，開拓人類精神領域的最佳方式。正是紙媒質確立了文學在諸種藝術形式中的宗主地位。
從紙介質的傳播媒體向廣播電視等電子介質的傳播媒體轉化，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飛躍之一。電子傳媒比印刷傳媒擁有更為強大的力量。
今天科技對文化的滲透，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藝術的媒介化趨向。藝術的媒介化以越來越多的大眾文化產品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為標志。它表現為藝術的傳播越來越受到媒介工業技術和體制的制約。借助媒介，藝術傳播的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傳播效率更高。而且，媒介介入了藝術的創作過程，成為藝術的一部分。傳播媒介給藝術帶來的直接后果是藝術作品與藝術創作原初語境的分離，即所謂"取消語境"（decontextualization）,在一個虛擬時間虛擬地點重構一個新語境，此所謂"重置語境"(recontextualization)，藝術傳播和媒介技術帶來的語境的分離和重構，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藝術創作反映生活的傳統觀念。是媒介手段創造了比現實更真實的"超現實"或"超真實"。
如果說過去的藝術作品只有一個作者的話，現代的電子媒介藝術的作者則是一大群。這只要看看每一部電視劇后面長長的名單就了然了。當代電視藝術作品除了作者（編劇）外，還有導演、制作人、工程師，以及廣告公司或傳媒公司決策人員的介入。甚至作品的發行人員都可以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時尚潮流更多地影響藝術創作。
傳統的神話已經遠去，今天的神話是以電子媒介傳播的大眾文化。而電視就是當代大眾文化的神話與象征系統。電視作為技術,為其使用者創造了一個空間,這是一個操作的空間,又是一個能夠創造意義的空間,一個有著可能性及不確定性而有待填補有待擴展的空間.雖然沒有絕對的分界,電視(以及其他信息與傳播技術)區別于非交流性的家用電器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雙重連接作用.它本身具有意義,同時,它還是意義的傳送者.
先前的媒體研究認為，這一研究的核心論題應當是媒體節目的共同性與觀眾要求的特殊性之間的矛盾；是媒體的強制性壓抑、消弭了觀眾主體的能動性，使觀眾成為被動的接受者。但是，當前高科技傳媒的發展告訴我們，今日的媒體是在一個日益復雜日益多樣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里運轉和發展的，先前某一兩種媒體如電視或某一兩家電視霸世界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隨著媒體種類與數量的急劇增加，媒體技術的日新月異的發展，媒體的傳播功能與創造意義的功能逐漸合一，特別是互聯網技術的高速發展，人們的選擇性越來越高，主動性越來越強，某一種媒體或某一家媒體憑借一種行政命令或長官意志完全地直接地影響大眾的時代即將過去。如果我們說當今世界媒體的力量在左右著人類的話，那么，媒體的迅速發展也在不斷產生著消解其霸權的力量。媒體的多樣性和多元性，以及內容的極其豐富性，賦予受眾更大的選擇的能動性與自由度。競爭使媒體與接受者的關系由原來的教育、指導甚至命令變為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收費上網、有線電視使接受者白得免費午餐的受贈意識、傳統形成的受教育、聽報告的意識大為減弱，而代之以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個人購買與消費行為的意識。既然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我就有權要求得到更合乎我的個人意愿的服務；既然可以有多種選擇，我當然選擇最符合我的個性特征的節目。
但是這些眾多的選擇，仍然只能在一種任何人也無法逃脫的文化語境和公共空間中展開，在一定的文化與經濟的場域中實施。因而民族的、地域的、性別的、階層的特征就凸現出來，觀眾由文化所囿定的主觀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盡管這一顯現仍然顯得那么隨意、漫漶、毫不經意。
[page_break]從媒體來看，其"服務"的多樣性也是有條件和受制約的。盡管電視節目千變萬化，它眾多的表現類型叫人目眩神迷，但它本身實際上是一種"配方式媒介"。西方電視美學家赫拉斯.紐肯默指出，"成功的電視配方被廣為模仿……能夠存在下來的配方一定是廣有觀眾的。""配方成了組織和界定世界的特殊方式。情景喜劇和電視所創造的其它形式的世界都給人不真實的感覺，但是，我認為情景喜劇和電視卻創造了一種特殊的現實感。每種類型都有它自己的價值系統……打破這種現實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配方。在某些情況下，這也就創造出一種新的電視藝術形式。"
當然，媒體的偉大與可怕還在于它水滴石穿、有意無意地形塑觀眾的趣味、喜好之型，欣賞習慣、文化生活之模式乃至深層心理文化結構的功能。
對于觀眾的研究可以是相當抽象的，但世界上的任何觀賞行為都是具體的，都是在一定的場景中展開的。至今為止的主體媒介電視主要是在家庭中觀看的，它更多地帶有一種小型的群體性質，觀眾之間有感應，有共鳴，有交流。正在迅速崛起的網絡媒體其觀看行為則更加個人化或私人化。由于動態的互動關系，先前觀者之間的感應交流已被網上的互動交流所代替，先前極為重要的此時此地的具體時空場景，現在已相形見絀，不再那么絕對重要了。
媒體的文本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意義產生的主要源泉。其后來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對觀眾的引導或與觀眾的互動都先在于生成而預存于文本之中。所以從某種角度講，觀眾早被鐫刻在文本之中。
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型（“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結束語
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源遠流長，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社會科學特征明顯、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特點，抓住了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精髓，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
參考文獻：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采訪黃會林院長的地點,約在她家的客廳。整個采訪中,她始終微笑著,哪怕是說話,眼角的皺紋也似乎在歡躍。她的外表,她的聲音,讓我們很難置信,她已經年過古稀;然而,她全身散發的那股自信和魅力,卻無時不在透露,就是她和她的團隊,撐起了北師大藝術與傳媒學院的一片天。
藝術與傳媒 雙翼齊飛
記者:在學院建設的發展規劃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句話,“藝術與傳媒將成為學院起飛的雙翼”,能請您解釋一下這句話的含義嗎?
黃會林:根據建院14年來走過的印跡,我們總結出影視學科如何健康、有效發展的辦學經驗,大體歸納為:一個目標、兩個翅膀、三個支柱、四個特色。而關于這個“雙翼”,就是其中的“兩個翅膀”。
所謂“兩個翅膀”,在于從大的方面著眼,我們的發展思路切忌狹隘化,而應著力于藝術與傳媒之雙翼飛翔。事實上,在本校的藝術學科領域內,影視學科因其擁有本學科全部2個博士學位授予點和2個碩士學位授予點,構成特有的學術體系,被列入北京市重點學科,獲得國內外廣泛認同,因此成為藝術的“龍頭”系科;同時又因為擁有廣泛的藝術教育多學科綜合實力,包括藝術學科的藝術學博士授予權一級學科和藝術學博士點、其他藝術學二級學科全部碩士點;以及已分別招收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數字媒體專業;形成以“影視傳媒”學科牽頭,各個姊妹藝術學科親密組合的態勢,合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強勢群落”。
記者:那么,這對“雙翼”算不算是貴院獨有的特色呢?和其他院校的影視專業相比,對傳媒教育又有怎樣的影響?
黃會林:雙翼齊飛,既有利于發揮藝術的傳統學科優勢;又可促進開掘傳媒的現代教育屬性。傳統藝術和現代傳媒互動影響積極,特別適應于21世紀藝術教育專業化與綜合化結合的必然趨向,對于影視學科向縱深發展和向社會輻射,具有比較突出的后續條件。而在建構藝術科學研究的理論優勢的同時,開發傳媒平臺社會產業化發展路徑,亦可強化藝術學科的社會應用價值。另外,注重開拓數字媒體、科學與藝術等相關教學、科研的新領域,可以突出現代化高科技的新特質。
總之,在專業有機整合的基礎上,可以力求以藝術教育體現綜合大學的人文理念,傳達社會科學的文化品質;并以傳媒教育拓展實踐學科的社會空間,逐步與國際相關領域接軌。上述二元組合的學科配置,使我們的藝術與傳媒學院成為我國藝術教育體系中建制全面而重點突出的獨特藝術學科。
一個目標 三個支柱 四個特色
記者:根據前面您提到的辦學經驗,除了“雙翼”,還包括“一個目標、三個支柱和四個特色”,這又分別代表什么呢?
黃會林:簡單點說,“一個目標”是把影視專業建成培養中國影視傳媒教育人才、研究人才和創作人才的重要基地;“三個支柱”是指教學、科研、實踐是建設影視學科三個必不可少的方面;而“四個特色”則是指整合建制特色、人才培養特色、理論研究特色和實踐品牌特色。
記者:那么,在“一個目標、三個支柱和四個特色”的指導下,貴院又是如何具體發展的呢?
黃會林:“一個目標”,需要明確中國高校影視學科專業的目標定位。而我們的目標是,建成培養中國影視傳媒教育人才、影視傳媒研究人才、影視傳媒創作制作人才的重要基地。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培養本專業學生具有一定的影視傳媒理論素養、比較開闊的影視傳媒文化視野、以及良好的影視傳媒從業品質,使他們畢業時能夠勝任影視傳媒業界和其他文化藝術部門的理論研究和實務工作,或者成為學校和教育部門從事相關專業教學、管理的高級人才。因此,在培養過程中,一方面必然緊密圍繞影視專業的本身領域,不斷深入其間;而另一方面,絕不可忽視本學科背靠綜合大學實力雄厚的文理學科和氛圍濃郁的人文環境。
所謂“三個支柱”,包括建設影視學科必不可少的三個方面,即教學、科研和實踐。這就需要厘清構建符合于綜合大學影視學科生長的、具有可持續發展空間的學科體系之必備內涵。這三個支柱缺一不可;只有兩個則屬平面,難以支撐,有了第三個,便可構成立體錐形而穩固直立,持續進展。經歷了14年的嘗試,事實已充分證明了它的必要意義。
“四個特色”,是指需要把握本學科具有的相關獨特特色,以利于本學科的長足發展,以明晰本學科如何達到事半功倍的切實績效。就14年的前行軌跡而歸納之,我以為可以大體認定為四個特色。一為整合建制特色。二為人才培養特色。我們以“人才是事業發展的決定因素”為理念,多年來注重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三為理論研究特色。經過將近十年的穩步建設,我校影視學科已逐漸成為我國影視理論民族化研究領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基地。四為實踐品牌特色。標志性的舉措是成功舉辦13屆的“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為本學科教學、科研提供了一方獨特的寬廣天地。
傳媒回音 畢業生后勁足、有優勢
記者:在這種比較完善而又獨特的學院建設中,貴院的畢業生在進入新聞行業時,和其他新聞類院校的畢業生相比,有什么樣的優勢?
黃會林:客觀地說,我覺得各有各的優勢。我們不應貶低他人,但我們也很自信。比如,中央電視臺、中國電視總公司等很多單位都表示,“很樂意吸收北師大的學生。”因為我們的畢業生后勁足。
在經過4次修訂的“影視學專業”課程設置中,學校的平臺課程包括計算機與信息技術應用、數理統計、體育文化以及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等,占全部學分31%。有了這些學科的強力支撐,使專業師生獲得寬廣的文化滋養、廣博的知識背景。在時代的激烈競爭中,他們可以面對社會需求的廣泛性,從事影視傳媒的教育教學、理論研究、實踐操作、行政管理、產業運營等工作崗位。
記者:在您的學生中,有一批像元元、海霞這樣的名人學生。作為他們的老師,能談談您對這些名人學生的感受嗎?
黃會林:我覺得有兩個特點:第一,對于學校來說,他們只是學生,和大家一樣的學生。同樣經過統一的入學考試,獲得入門資格。入學以后,無論是學分要求,還是論文答辯,也絕對沒有特殊“照顧”。他們的學位論文基本上都要經過三至四稿的修改,才最后提交答辯。不管對方名氣有多大,我們都是一視同仁,一切按照學校的規章制度,進行正常的學習。
第二,對于他們自身來說,這是這些同學自覺追求的一次充電的機會,是一種求知的渴望。面對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們所肩負的責任和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求,他們從心底里萌生求知的欲望。這是他們要求進步,要求自我得到提升的表現,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追求,而并非為了浪得虛名,或是混個文憑。所以,他們也會自覺地按照普通學生那樣要求自己。學校曾經考慮要給他們另辟學習環境,與普通學生區分開來,但遭到了他們的一致拒絕,要求和普通同學一樣坐在教室里普通的課桌旁聽課、學習。
當然,對于這些名人學生,我們都會給予盡可能多的文化補充和思想啟發,努力幫助他們再次騰飛。
成功 取決于努力和認真
記者:14年來,貴院發展之迅速,和您的領導和決策是分不開的。作為文學、戲劇、影視等多個領域頗具威望的專家學者,請問您是怎樣把您的學術背景融入到學院建設之中的?
黃會林:我自認為是一個過渡性的人,我能獲得比較普遍的認同,可能是因為這個領域文化的積淀還不是非常豐厚的緣故。
而我也沾了數十年文化積累的光。我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書時喜歡古典文學,但畢業留校卻被分配教現代文學。學校給我的熏陶和我自己學到的東西,這是非常重要的墊底。改革開放時期,學科需要轉型,我們開始進入電影領域,然后又是戲劇領域,最后走上了研究影視的道路。
當然,我想有一點也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做事很認真,也很努力。無論是學院建設、學科建設,還是教學工作,我從來不會懈怠,都一定認認真真地完成。
學院走到現在,絕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1+1永遠大于2,1-1永遠小于 0。這是我的信念。
我是努力的,而且,我認為,我們學院的所有老師都是非常努力的。
用發展的眼光 建設影視傳媒學科
記者:如何更好地利用資源,發揮優勢,發展一所綜合大學中影視傳媒學科,能否請您給我們一些更多的建議?
黃會林:從事影視傳媒,尤其是傳媒工作,我認為跟上前沿思想是特別重要的。過去的是積淀,不能舍棄,但也一定要具備發展的眼光,永遠把目光放在最前面。比如,如今的數字媒體、文化產業,特別是創意產業,其實就是這些課題。
影視傳媒是最接近科學前沿的。時代的更新,更把我們的影視教育與學科發展推向了新的。對于它的建設,一定要心里有個根,腳下有個底,然后眼光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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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變遷與融合之道
對當今新聞傳播教育所處時代和媒介化社會的解讀是與會院長發言的普遍起點。外部世界的變遷,特別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業的“危”與“機”,傳統新聞傳播教育的困境,成為新聞傳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問題。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者所面臨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宋超在演講中提出,當代中國社會以及媒介生態的深刻轉型向今天的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戰,他提出了四個“融合”加以應對:傳承與創新的融合,本土與世界的融合,通識與專業的融合,教與學的融合。長期分管教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倪寧認為,經過多年討論,中國新聞學院院長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打好基礎平臺。在新技術媒介融合的態勢下,新聞教育應在知識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強培養。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則強調了“特色化”的新聞傳播教育需要注意的關鍵點。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Dean Mills在題為《新聞業與新聞教育中的失望與希望》的主題發言中首先檢視了美國的情況,認為從今天美國的一些報道來看,現在既是新聞學歷史上最糟糕的時刻,也是新聞界最糟糕的時刻,其表現是以報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大幅削減崗位,新一代的受眾逐漸拋棄傳統媒體轉而投向互聯網的懷抱。“就業”成為很多人對新聞學的擔憂。他駁斥了“新聞業已死”的論斷,認為教育者要開發創新性的課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僅更好地服務于新聞學生,也讓市民成為更好的新聞業消費者。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網絡媒體下的新聞教育》的主題發言中認為,我們處于新聞業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時刻,首先有必要把新聞的生產和它的傳播分開來看。新興新聞業有兩大特色:一是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連接性”(connectivity)。網狀的新型媒體結構改變媒體的消費和制作,而且影響深遠。就歐美的情況而言,目前媒體的改變不僅是內容的改變,也是商業模式的改變,同時也是在公眾領域,新聞從業狀態的一種改變。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組織,他們很多公眾職能都變成了媒體公司。我們新一輪教育是要不斷地挑戰新聞業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價值以及新媒體的本質。
東京大學情報學環學環長石田英敬回應了新聞和傳播研究的四個課題。第一,21世紀是一個新的百科全書時代,要構架出新的百科全書式的組織,匯集多種不同的知識,建立一種跨學科的百科全書研究網絡。第二,面對技術革新,尤其是通信技術的發展,要與技術專家積極合作,應對技術革新的挑戰。第三,對于大學以及知識與社會關系的重新定義,與各類機構合作,他認為新聞和媒體研究是社會的一個接點或者說是“契合點”,現有大學與社會存在一定的脫節,而在媒介化社會下,大學與社會的融合成為一種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視野中亞洲新世紀已經到來,教育要用國際化的視野積極進行教育交流。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鐘蔚文在主題發言《尋找未來的傳播教育》中認為,我們可能正面臨著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來的最大挑戰,進入了后Google時代。對臺灣新聞教育而言,不僅有來自全球化、媒體匯流的挑戰,還有來自商業化的挑戰。他認為我們今天傳播教育者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將資訊轉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把媒介化社會背景下新聞傳播教育多年討論的最基本問題總結為三對概念: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新聞與非新聞。從“面向”而非“矛盾”的視角去理解這三對概念更有助于我們擺脫當前新聞教育的困境。他還構筑了一個由三對概念構成雷達圖,并給出了橫向(院校間)和縱向(歷時)比照的標準和建議。他認為各院校應該根據規模、需要、歷史傳統等建立平衡和協調的標準。
二、技術爭議與專業本質
“技術”是眾多與會代表關心的問題,同時也集中了較多的討論。莫斯科國立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Evgeny Zaytsev認為要把新技術當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識才是新聞教育的兩翼。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認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費功夫,技能要貫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戴元光等認為,把學習現代技術作為新聞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應當受質疑的,過分的技術化取向對新聞教育是一種傷害。持同樣觀點的還有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傳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電臺訓練及發展總監張圭陽等。張圭陽認為,這種迎合市場即時需求的教育實踐被證明存在極大問題,畢業生們越來越擅長于播報即時短信息,而在分析性報道和深度報道方面頗為欠缺,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臺灣傳播管理研究協會理事長楊志弘對媒介融合做了細致深入的介紹,他認為面臨數字科技的這場革命,新聞傳播學科首先要思考這場產業變革的本質,分析行業的關鍵技能何在,不能僅僅停留在擔心的層面。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嚴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體專業人才培養情況調查》的報告,他認為不能泛泛而談新媒體與新技術,提供有說服力的事實可能更有利于問題解決。在他看來,技術是一種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對新聞傳播學學科“專業”的討論是本次論壇的另一個熱點。對專業性的挑戰來自各個方面,既有與其他學科的比較,又有來自新媒介生態下諸如“公民記者”的挑戰。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院長吳飛以重新審視新聞學教育的合法性為起點,對新聞教育的“專業性”何在進行了思考。他認為新聞是一個非常廣泛的領域而不是一個專門的知識領域,新聞實踐所處理的是變化無常的復雜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專業體系能提供一種完整的理論知識及支持這種視角的理論分析。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新聞學的專業程度又嚴重不足,與其他專業相比,新聞專業的人才缺乏專業獨有的精神氣質。
威斯敏斯特大學中國傳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討論了數字化時代新聞業所面臨的一個悖論: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記者,那么專業的記者和采編機構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認為:數字化時代不僅需要新聞教育,而且需要一種與傳統新聞學截然不同的,能夠將研究和傳播技術同知識與對公共世界的認識結合起來的新型新聞教育,這將為許多職業提供堅實的基礎。在他看來,新聞學比其他學科更適合作為一種基礎教育,新聞學是屬于21世紀的學問。南加州大學安尼伯格傳播學院院長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題發言中也強調了向本學科外推廣新聞傳播教育的必要性,認為所有的學生都應該有一些必要的新聞學常識。
美國富樂敦加州州立大學傳播學院院長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顧了美國新聞專業教育的發源正是在煽情主義泛濫的年代,作為這場黃色新聞的教訓,新聞學專業創立出專業化的課程計劃。準確性不夠和煽情主義是當時的一個很大困擾,而今天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并威脅著新聞專業主義的生存發展。同時,現在“專業”與“非專業”的壁壘在技術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來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不可能增加內容的附加值。在這種背景下,他們認為新聞學更適應于作為一種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廣,培養新一代的公民記者,以負責任的傳統新聞價值理念培養更多的公民記者、更多優秀的博主。
同樣面對公民記者的挑戰,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院院長葉明德認為與公民記者相比,新聞學院培養的記者更要著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數字技術,成為更好的“講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觀點,有立場,大多數人要的是有意義的信息,只有這樣才能與成千上萬的網民競爭;第三,要重新界定媒體的公共性,在培養人才時要格外注意這一點,否則對社會文明的提高沒有幫助。
三、培養層次與教育創新
正如本次論壇中多位院長指出的,中國的新聞傳播學自從被定為一級學科,已經建立起多層次的培養體系。在體系日趨健全的背后揮之不去的是各層次到底培養什么樣人才的疑問。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吳予敏介紹了深圳大學實踐教學理念變革和實踐教學體系創新所取得的一些經驗,在廣告學專業實行實戰性畢業設計代替本科畢業論文的做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一做法搭建起從大學到業界的過渡橋梁。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蔣曉麗對新聞教育和傳播教育進行了區分,并針對網絡熱炒的四川大學擬取消本科畢業論文的事情進行了澄清說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畢業論文,而是想給畢業論文找出多種方式。她認為以往的畢業論文形式已經不大適應業界對新聞學科的需要。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在《新聞與傳播碩士專業學位培養方案研究》中談到在研究生層面計劃從明年開始實行“3+2”模式,面向除新聞與傳播學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兩年新聞傳播碩士,從本科碩士跨學科的交叉來培養復合型的人才。中國傳媒大學電視與新聞學院院長高曉紅則對高層次應用型國際新聞傳播專門人才培養提出了她的觀點。自2009年起,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5所高校,試點培養國際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這一舉措是當前加強國際新聞傳播后備人才培養的重要步驟。
日本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政治學研究科主任瀨川至朗介紹了日本在2008年才設立第一個新聞學碩士學位的背景。地處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創建于1882年,它以培養記者而聲名卓著,但一直沒有設置新聞學的系統課程。此前的日本新聞界一直堅持在崗培訓(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養方式,新進人員像白紙一樣直接被各個媒體涂上自己的“顏色”,已經帶有“顏色”的記者并不受媒體的歡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生院開始設立新聞學碩士學位,這也是日本第一個新聞學研究生院。這一轉變與大眾媒體自身不斷變化有關:24小時新聞播報使時限更為緊迫,記者們不再能從容地書寫故事,也不再有時間來訓練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態環境的變化也讓人沮喪,媒體間的混戰、媒介入侵私人空間和錯誤報道導致一般民眾對大眾傳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時,新來者憑借對新聞業使命的認知、對法律知識的熟識,及實踐經驗為新聞界帶了一股新風。
悉尼大學媒介與傳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對博士層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對英國和澳大利亞關于專業博士學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專業實踐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傳統的博士學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討論進行了介紹,并集中介紹了國外對前兩者的爭議。與傳統的以學術研究為旨趣的博士學位(PhD)不同,專業博士學位(PD)的誕生較晚,在英國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它是以市場為驅動滿足于特定領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學博士等。PD與PhD的區分較為明顯。而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則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針對與藝術、創意等相關專業,它的出現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關于這類專業實踐型博士的討論集中了五種類型的話語:隔離主義的(Segregationist);PhD學位的墮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義的(Inclusive);(后)殖民主義的(Post-colonial);矯正或重整學術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認同第五種話語,認為專業實踐型博士的出現是一個反思學術何為的契機,也是反思大學傳統的契機。
本次論壇中多位來自英美的院長都強調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大眾傳播學院主任Judy Turk認為大眾傳媒生態的變化將帶來大量的外包業務,催生出個人工作者的職業模式,誕生不為任何一個雇主而為多個客戶工作的技巧嫻熟的自由職業工作者。這就意味著新聞傳播教育者要主動探討出新的教育培養模式,為新的現實環境、新的職業市場和新的職業途徑做準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更加強調新聞傳播基本的價值,但也要更加強調創新性與企業家精神。畢業生們不僅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求職者,更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策劃人,為一個企業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成為跨媒介和產業平臺的獨立工作者。
繼續教育和培訓成為新聞教育的新領域。新加坡傳媒學院副院長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個案為例,介紹了《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和碩士計劃》。Jackson Yip認為如今的媒體和創意產業正發生著結構調整,為就業準備的傳統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滿足傳媒業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靈活性的全新的創意產業能力培養體系與解決方案來滿足不斷演變的技術發展。而整合多種資源的繼續教育和培訓則幫助媒體與創意人士的實踐工作更專業化。
關鍵詞：高職院校 媒介素養 課程建設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11-130-02
我國媒介素養教育剛開始起步。公民特別是青少年對各類媒介信息的依賴和癡迷程度日漸加深，媒體的自面影響對青少年的影響越來越大，開展媒介素養教育可謂是迫在眉睫。
媒介素養就是公眾正確認識媒介、使用媒介的能力或修養。1992年，美國傳媒素養研究中心將其定義為：人們面對傳媒的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辯性回應能力。而媒介素養教育就是對公眾進行媒介認知能力方面的教育，其目的是幫助公眾正確認識傳媒的性質，提高對各種媒體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正確使用媒體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服務的能力。批判性的媒體讀解能力的獲得乃是個人與國民在學習如何應付具有誘惑力的文化環境時的一種重要的資源。學會如何讀解、批判和抵制社會文化方面的操縱，可以幫助人們在涉度主流的媒體和文化形式時獲得力量。它可以提升個人在面對媒體文化時的獨立性，同時賦予人們以更多的權力管理自身的文化環境。
所謂媒介素養教育。就是指導學生正確的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的教育，通過這種教育，培養學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媒介素養教育致力于解剖和辨析媒介的建構，使人們得以洞悉其中的機理和因果聯系。
從20世紀30年代英國學者開始倡導媒介素養教育至今，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研究。歸納近幾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媒介素養教育研究成果，其內涵應該包括認識大眾傳媒、參與大眾傳媒和使用大眾傳媒三個部分。概括而言。媒介素養教育就是一種關涉掌握傳媒知識、獲取傳媒技能、提升傳媒素養的活動。它是針對在校學生素質教育的一部分。
大眾傳媒在引領大學生成長和實現大學生社會化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它及時、迅速、無孔不入地傳遞有關社會事件與社會變革信息，提供社會角色模式、行為規范、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是高職大學生當仁不讓的“第二課堂”。因此。關注并加強高職大學生媒介素養教育，培養和提高高職大學生對媒介的識別能力，抵御媒介的不良影響，幫助大學生學會運用媒介發展自我，順利完成社會化，應該成為各高等職業院校育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在高職院校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是高職教育的內在需求。也是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要求。它是信息時代大學生提高綜合素質的重要內容，也是大學生媒介行為重構的重要舉措。
高等職業教育是面向就業的教育，是與社會經濟發展，職業環境變遷緊密相關的教育。當前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發展的舍力促使社會職業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在這樣一個不斷變革與創新的經濟時代，高職教學的內容與實質也應做相應的變革，以適應職業環境不斷變遷的需求。《媒介素養》課程應結合高等職業教育的特點，從人才培養的能力結構要求出發選擇與組織課程內容，從學生終身可持續發展能力形成的要求出發明確課程教學目標，創新教學模式。
一、課程的設置
對于高職學生來說，通過單列的通識課程形式開設媒介教育課程如《媒介素養》，是比較適當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學生學習有關媒介的理論知識、培養自我對媒介內容的批判性識讀能力、利用媒介采發展與完善自我，并通過使用媒介來實現傳播的目的，從而形成“人一媒”和諧的共生狀態。《媒介素養》課程的開設對于應對我國面臨轉型期社會的各種變化與觀念更新，時于青年學生思想道德建設、公民素質培養將起到積極作用。開設《媒介素養》課程可通過有保障的學習時間和學習空間，將媒介分析技能和媒介制作技能有效地整合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更好的媒介素養教育的教學效果。
二、課程的定位
《媒介素養》課程是一門集傳播學和媒介信息技術于一體的基礎性課程。它依據學生的認知規律、心理特征及社會實際需要，以對媒介信息的獲取、評價、分析并進而能夠接近和運用媒介為主要教學內容，包括傳播學相關知識，報紙、雜志、廣播、電視及網絡等媒介信息的制作技術。設置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應用媒介技術和媒介信息觀念進行學習和工作的能力與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為終身學習打好基礎。
三、課程的教學目標
課程作為一種具有多方面來源的客觀現象，作為學校藉以實現其目標、完成其任務的主要手段和媒介，其本質內涵是指在學校教育環境中，旨在使學生獲得的、促進其全面發展的可遷移的教育性經驗的計劃。
高職課程學習的總目標是使高職學生形成專業化的職業技能，同時也具備在同一職業群度不同職業群聞進行橫向和縱向流動的職業轉換與晉升能力。
關于媒介素養的內涵，有學者指出，公民的媒介素養應該包括四方面內容：第一，了解基礎的媒介知識以度如何使用媒介；第二，學習判斷媒介信息的意義和價值；第三，學習創造和傳播信，包的知識和技巧；第四。了解如何使用大眾傳媒發展自己。
結合高職教育的特點及媒介素養的內涵，《媒介素養》課程教學目標應是：一要使學生了解不同媒介形式的特征和信息制作過程，能夠自覺掌握個人接觸媒介的量和度，能夠有效地、自主地使用媒介工具，對媒介信息資源進行信息的獲取、傳輸、處理、應用等，二是要讓學生批判性地解讀媒介信息，樹立正確的媒介觀，諸如媒介對現實的再現、媒介的商業性與價值觀；三是能夠應用媒介教育的內容學習其他學科。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己。
從能力結構要求出發，具體表現在：首先，學會如何選擇媒介和信息，合理安排媒介接觸時間，避免無用的、有害的信，包所造成的危害。其次。理解媒介新聞和事實的關系，學會自己分析事實，在多種媒介的不同聲音中保持清醒。再次，建立積極參與媒介的信心與興趣，提高參與媒介的能力和批判監督媒介的能力。最后，積極參與到公眾媒介素養的教育中，為建立全社會良好的媒介素養意識、促進我國公民媒介素養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貢獻。
四、課程的內容
選擇和組織合理、有效的課程內容對于媒介素養教育課程來說顯得至關重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大學生的媒介素養還相對缺乏。考慮到我國傳媒和大學生的特點，大學生媒介素養教育的基本內容應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第一，了解大眾媒介的基本知識以及如何從媒介獲取信息；第=，學習辨別媒介信息的真偽并判斷其意義和價值；第三。學習利用媒介傳播信息的知識和技巧；第四，了解如何利
用媒介來發展和完善自我。
高職院校《媒介素養》課程建設的原則是：課程建設應按照整合能力觀，注重課程內容結構的定向化、綜合化和模塊化，實現課程結構模式的寬基礎、活模塊和人本位。
根據課程的教學目標和離職課程建設的原則，《媒介素養》課程應著重于媒介的本質、傳媒與社會、傳媒信息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能力和制作能力等方面。課程設計為四大模塊：認識媒介，選擇媒介，解讀媒介，利用媒介。
五、《媒介素養》課程的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教與學的理論指導下，在某種教學環境和資源支持下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學生、教材、教學媒體諸要素之間穩定的關系和活動進程結構形式。
媒介素養教育應該是“信息化教學模式”的一種實踐和探索。信息化教學模式是根據現代化教學環境中信息的傳遞方式和學生對知識信息加工的心理過程，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支持，調動盡可能多的教學媒體、信息資源，構建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在教師的組織和指導下，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使學生能夠真正成為知識信息的主動建構者，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信息化教學模式的關鍵在于從現代教學媒體構成理想教學環境的角度，探討如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我們知道，以計算機為主的現代教學媒體(主要指多媒體計算機、教學網絡、校園網和因特網)的出現帶來了傳統教學媒體所無法具備的特性：計算機交互性、多媒體特性、超文本特性、網絡特性。這些特性能夠使學生在課堂上的地位有所改變。使學生能夠真正積極主動的探索知識，而不再是被動的接受知識信息，成為知識信息的主動建構者。在這種模式下。教師成為課堂教學的組織者、指導者，學生建構意義的幫助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灌輸者和課堂的主宰。
六、《媒介素養》課程信息化教學模式的實施方法
1.目標設定。首先，按照教材的安排由學生預習單元內容，初步了解單元的中心主題。然后根據自己的知識積累以及上網搜尋的相關知識、文化背景等。在老師的幫助下，從不同的方向進行思考，確定自己的探討主題，進行立題分析。然后，根據不同的主題分類，就可以由學生分組圍繞感興趣的主題進行探討。
2.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確定了任務主題學生就可以帶著明確的目的，利用校園網以及互聯網查找資料。就這一步驟來說，教師的作用是對學生加以正確引導，首先，為網絡安全著想和快速查尋的目的，校園平臺資源庫是首選；再者。面對大量的信息資源，重要的是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對收集的資料進行篩選、分類、整理和處理。
關鍵詞：媒介融合；中國媒介；坦帕模式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283(2012)03－0159－08
收稿日期：2011－05－20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06jdxl84)
作者簡介：南長森，男，陜西興平市人，陜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石義彬，男，湖北隨州人，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媒介融合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和“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正如美國伊利諾大學厄本納一香檳分校洪宇博士所說：“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自媒介融合譯介至中國以來，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對其譯介、提倡、推動等遠遠超出其他學術研究的范圍。從研究態度和方法看，一些研究是出自窮究學理的科學研究，一些研究則是出自情有獨鐘的熱捧，一些研究則出自人云亦云的跟風。就美國而言，目前較流行的觀點有：美國新聞學會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魯·納齊森認為，媒介融合是“印刷的、音頻的、互動性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馬薩諸塞州理工大學的浦爾教授認為媒介融合是“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布萊恩-布魯克斯認為“媒介融合是一個新聞學上的假設”。對此，中國學術界先是由“英文閱讀、中文寫作”的學者介紹、釋義，然后是一些學者接受、演繹。繼之是學界、業界開始應用。一些學者認為，“媒介融合仍是一個認識不一、含混不清的概念，各種媒介融合實踐仍處于不成熟階段，有關媒介融合的種種論斷都未形成科學的理論”。本文擬從辯證思維的角度探究媒介融合應有的涵義、面貌和本質，并對流行的觀點進行致思和評騭。
一、媒介融合有無邊界：媒介融合的邊界與其應有的科學內涵
從邏輯歸謬法來看，媒介融合的邊界在哪里?媒介融合是不分媒介地域，不分媒介種群，不分內容屬性，不分民族國別，越大越好的融合，還是有規律、有邊界、有目的和有層次的融合?從媒介區域分布看，無論中國的省地還是外國的州縣，都擁有地方報、刊、廣、電、網等媒介，任何人似乎都無力將其整合成一種媒介，也無這個必要。正如國家廣電總局原副總編黃勇所說：“無論從國家信息文化安全的角度講，還是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講，全中國不可能只有一個物理網絡。‘三網合一’，那是一種想當然的想法。現在世界上任何發達國家都還沒有做到‘三網合一’”。從媒介種群的分布來看，人類傳播媒介形態的演變規律是繼承疊加發展的，既使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原初的聲音、書寫傳播照樣有其無法替代的功能。因此，提倡、允許一種媒介生存而扼殺、限制另一種媒介生存不符合媒介生態的演變規律。從民族、國別來看，任何媒介都是一國或當地民族的生活方式之必需，即使媒介不含意識形態，僅就語言的多樣性和技術的復雜性而言，恐怕世界上永遠都難以出現一個供地球70億受眾都能看得懂、聽得懂、用得上的媒介。從內容設置來看，媒介級別、類型、形式不同，它傳播的功能、作用和針對不同的受眾群體也自然不同。傳播專業信息和大眾信息，傳播科技信息和娛樂信息的媒介自然不會融合在一起。《自然》《科學》等自然科學雜志刊載的信息自然不會和都市報的新聞信息融合在一起。從形式邏輯歸謬法來看，將某一事物的發展推到極致就會就會產生謬誤。基于此，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媒介融合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應有其科學的內涵。
從原初定義翻譯看，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的定義就有不甚科學之嫌。宋昭勛
為，“根據牛津英文詞典的注解，convergence一詞最早源于科學領域，如1713年英國科學家威廉·德漢(wil－liam deham)談到光線的匯聚或發散(convergenceand divergence)；其后，經普爾·高登、安德魯·萊徹遜翻譯后對我國新聞傳播有重要影響。蔡雯、章于炎的研究都將媒介融合限定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使其沒有衍生出“融合”一詞的中文含義和語境中過多的附加意義。這無疑可以看出，當初的翻譯是忠實于原文和美國媒介實際的。蔡雯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始終將其限定在融合新聞(convergencejoumalism)或新聞媒介中，章于炎也是從優質新聞業務談媒介融合。然而，現今的媒介融合無限制地生發和外延，使媒介融合本來就可能產生歧義的界定更加難以表述，從而引發太多質疑，如產業融合和媒介融合是何關系?從概念種屬關系看，誰的內涵大?誰的外延廣?媒介作為信息產業它是“產業”種概念之屬，產業有第一產業的農業，也有第二產業之工業，也有第三產業之服務業，何況，產業是經濟學的概念，媒介是傳播學的概念，媒介融合應是產業種概念之屬。從語義學來看，“產業融合”、“媒介融合”作為主謂詞組無級量差別，若作偏正詞組則有前者修飾后者之別；從邏輯上分析，“產業融合”包含“媒介融合”而不是相反。故此，兩者在交叉中應以產業為重并作為媒介生存的基礎。由此看來，產業融合內涵要大于媒介融合，或者說媒介融合應隸屬于產業融合，而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將產業融合隸屬于媒介融合，這就難怪遭人質疑。李良榮認為，在沒有跨媒體組合，也沒有跨行業組合的前提下，“我們國家媒體融合的前景何在?”陳國權認為，“媒介融合易導致內容同質化”。另外，融合之后出現的高度壟斷將會對民主社會產生什么影響，這也是令人十分擔憂的。盡管中國與外國的傳媒環境不同，但傳媒發展有其共有規律，我們應順事物發展的必然邏輯，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來探求媒介融合的現象和規律。對此，應消除翻譯語境中的歧義，尋求其共同之處。具體說來，因為中文融合有“融化”、“消融”之意，且有化學反應的“合成一體”之意，按media convergence一詞的原意將其譯為“媒介聚合”，“聚合”就是和而不同，各種媒介各有其位，互不湮滅，只是傳播強勢程度不同而已。這樣，任何形態的媒介在互聯網技術平臺上都能擁有其位，都能生存。基于此，媒介聚合就是指新聞媒介形態受新媒體技術和受眾市場的牽引，為最大化地獲取傳播效果而發揮媒介自身優長卻不失其自身形態的新聞生產的理念和方式的新業態。目前在中國的媒介土壤中，這種新業態還是一種擬態行為。如果將媒介融合放在新媒體技術變遷、媒介規制變遷和媒介運營規則變遷的三維坐標中去衡量，那么，媒介技術就是催生媒介傳播方式和媒介形態發生變革的主導和擎動因素。然而從媒介生態學角度而言，媒介規制和媒介市場也是媒介變革的關鍵。可以這樣說，媒介技術是催生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變革的通用貨幣。但是，媒介制度和市場則因不同國度、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而各有倚重。不注重規制和市場未必能及時調節媒介融合進入改革領域。因此，不應將媒介融合擴大化、神圣化和萬能化，應將媒介融合限定在新聞媒介的新聞業務聚合上才符合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媒介融合是全球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新聞生產的新理念、新方式呈現出的擬態行為；其實質是一些市場化運作程度高的傳媒企業利用跨國企業全球擴張尋求傳媒企業新聞生產最大利潤和傳播效果的良好愿望和企圖；其誘因是新聞競爭的加劇和新媒體技術傳播傳受互動、網主天下規則的改變。按照事物發展的內在邏輯，媒介融合不是新的傳播方式和新的業態淘汰傳統的傳播方式和通用業態，而是吸納優長，共體同生。目前的書、報、刊、廣、電、臺作為人類信息傳播通用方式已被歷史證明各自具有其不可取代的功用，給受眾的感覺似乎被新媒介的便捷方式逼其退出大眾傳播領域，這在將來也許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則，傳播科技信息的專業媒介與傳播娛樂信息的大眾媒介融合在一起只能像恩格斯諷刺的那樣“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一樣荒唐。但是，這種混淆媒介不同形態和傳播屬性的論調卻大有人在。當下，一些大的報業集團的老總熱衷贏者通吃，強調企業的盈利屬性和傳播效果的最大化，但作為信息產業文化企業不像一般的經濟企業，它的精神文化屬性受到文化品位和質量的制約，它的內容生產的同質化和重復率高會影響傳
播效果的認知生成，因為受眾在新媒體語境下是積極主動的，網主天下的信息爆炸和遙控天下的選擇自由是辯證統一的。何況歷來對傳播效果的研究和檢測都如潘忠黨所言，幾乎每一個大家熟悉的媒介效果的假設都將假設當理論，將理論簡約為現象。因此，傳媒企業老總想象的媒介融合后新聞·次生產，復次、多次傳播也許同樣難逃傳播效果理論假設的臆想和猜度之嫌。 媒介融合的實質有何不同：媒介融合的路徑障礙與文化認同差異
以上從歷史邏輯的時空觀和現實邏輯的問題意識來反觀、總結和歸納媒介融合的內涵、實質，前期的翻譯、介紹、研究以蔡雯、章于炎、宋昭勛等人為代表，將媒介融合放在新聞業務綜合運作的創新維度進行研究。應該說前期的重點在新聞傳媒業務論域之內，其視野是開闊的，方法是恰當的。作為一新生事物，媒介融合負載了美國媒體實踐和傳媒環境中太多的“隱喻”。故其定義至今沒有一個權威性的認同，不僅給美國留下了諸多歧義的解釋，而且也給中國帶來了認識上的混亂。中美對媒介融合理解不同的實質性差異在于：翻譯語義信息負載了兩國媒介環境中太多的歧義，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認同的差異。時至今日，媒介融合在中國迅疾向多元化、全方位和縱深化發展，卻難有權威性的認同，這集中體現在研究向媒介形態融合、媒介組織融合、媒介規制融合、媒介所有制融合、媒介教育融合、媒介產業融合等方面滲透和推進并呈輻射式發展。學術論文、著作和學術會議、講座明顯增多。好之者大加稱贊，迷之者趨之若騖，行之者勇于實踐，疑之者一頭霧水。解謎之扣似乎都集中在對媒介融合的實質的理解上。媒介融合，從中文字面意思理解，是不同形態的媒介融合在一起形成受眾通用的媒體。這一解釋在現有學者的論文中屢見不鮮。然而常識性的問題讓人質疑：報、刊、廣、電都變成以網媒為主的全媒體或通媒體，向不同受眾傳播信息，這可能嗎?這現實嗎?因為，人類傳播五種方式的演變即可證明，新生傳媒對傳統傳媒都是在繼承中“疊加”發展的，至今仍不見原始的聲音傳播消失在新生媒介上就是證據。正像丹尼斯·麥奎爾所言：“為了順應新媒介的出現，大眾媒介也正在調整、擴展，以迎接挑戰”，“沒有任何證據足以顯示‘大眾媒介’正處于衰落中”。因此，媒介融合其功能性的實質應為不同新聞傳媒控者為最大化地獲取傳播效果而發揮媒介自身優長，卻又不失其自身形態綜合開發利用新聞資源的擬態行為。這一行為隨著媒體演化目前難以界定其性質、功能的走向，因主觀色彩強，還難以進行科學測度。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哪一種、哪一區域媒介是由于媒介融合創造了令人仰觀的效益。就媒介融合的目的而言，主要是傳媒企業為傳播效果最大化而尋求媒介的新業態，這樣媒介融合的演化方向和結果自然是要誕生新質態的媒介，但是，新媒介應吸納傳統媒體優長而不能橫空出世，即使新業態的媒體誕生也應與傳統媒體并存發展。當前的報、刊、廣、電和網競爭發展，只是在傳播強勢上有所不同，但也不會被新生媒介吞食消亡。就像全世界沒有任何一種媒介會覆蓋全世界的受眾，這就好像不能讓全世界的人穿一種衣服吃一種食品一樣。另外，任何媒介的單一化都可能導致意識形態、文化傳播的單一化，這顯然是不現實的。當然，受新技術革命的沖擊，使現存大眾媒介成為專業或特殊媒介，比如報紙受數字媒介、手機報等的沖擊不再受大眾的青睞可能退出大眾媒介領域，這不僅有可能，而且也許會轉化成現實。
本文利用邏輯規律方法界定媒介融合的實質，客觀地說，在大眾信息傳播領域，新聞傳播媒介為了獲取受眾市場的最大化或全方位覆蓋，克服信息間歇和信息分級對受眾造成的瞬間盲區，同時為了提高新聞生產力完全有可能、有必要進行媒介融合。但受眾信息飽和之后，即使信息再“一魚多吃”，畢竟還是同質信息，受眾拒絕接受。對于專業媒體，諸如科學、文化媒體，如果都能融合，不但泯滅了事物的個性，也扼殺了受眾的個性。因此，在界定媒介融合的內涵之后，還應對媒介所有權融合、產業融合等關鍵問題作一分析。
如何評價“媒介所有權融合”?這是如何看待媒介融合性質的另一佐證性的問題，中外認識大不相同。資本主義國家媒介所有制大多是私有制，媒介是由傳媒公司和新聞集團掌握，媒介受市場驅動，在利益制衡條件下可以自我調整，“坦帕模式”就是很現實的例子。西蒙·詹科夫等人在對媒介控制調查中發現
：“在全世界范圍內，媒體被家族或國家所控制。在97個國家的調查對象中，只有4％的媒體、企業是多方控股。不到2％的媒體企業是其他形式的所有權結構，僅僅2％的媒體企業歸雇員所有。平均起來，家族控股的報紙占報紙總數的57％，家族控股的電視臺占報紙總數的34％”。這種家族控股的媒介企業發展成為默多克傳媒帝國，其媒介融合的程度自然會相當高的，而其麾下的報刊電臺的“竊聽”事件對英國政治產生的影響難道還不能證明壟斷對社會的危害嗎?而在中國，媒體為國有制，其所有制分屬不同部門、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以及不同受眾群體的公有組織。任何媒體所有權的改革不僅是經濟利益大調整，而且關乎意識形態的輿論導向和社會和諧等問題。因此，媒介融合既要考慮到行業自身利益，還要顧及社會其他部門，尤其是后者，這是影響中國傳媒融合慢于美國的主要因素。
中美媒介融合進程有其共同的演進特點：都是以技術進步為牽引，以惠及受眾為目標，以尋求利益最大化為誘因，從而形成媒介融合的前提和基礎。這一特點似乎無人質疑。然而，在媒介融合的路徑中產生分歧，到底是像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李奇·高登所言的“所有權融合”(ownership convergence)、“策略性融合”(tactical convergence)、結構性融合(structural convergence)、信息采集融合(information－gathefing convergence)、新聞表達融合(storytelling orpresentation convergence)，還是像美國鮑爾州立大學戴默所言的交互推廣(cross－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競(competition)、內容分享(content sha－ring)，抑或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內容融合、網絡融合、終端融合，甚或大媒體產業融合以及電信、互聯網、多種類出版和廣播電視的融合。凡此種種，有關媒介融合的分類形態，如果涉及內在本質，因中美國情以及文化認同的差異，會呈現出迥然各異的觀點。美國媒介自1996年《電信法》公布以后逐漸打破信息設置行業、信息內容生產行業、信息資本投入行業、信息監管行業的界限，在利潤制衡前提下，會尋找跨媒體、跨行業、跨國的聯盟。媒介融合“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媒介融合當然是依靠先進技術和雄厚資本，而路徑障礙則是在利益結盟之前提下誰先試水?從哪個環節試水?雖然有21世紀初時代華納的結盟，但2009年12月9日最終還是分道揚鑣，走向分裂。這就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媒介融合集團，尤其是跨國、跨洲際的傳媒集團并未出現，而人們目前公認的美國最著名的媒介融合例子——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市媒介總公司小試牛刀，這家公司的《坦帕論壇報》、wfa電視臺和tbo.com網站在2000年3月份搬入一座占地12.1萬平方英尺、造價4 000萬美元的新的新聞中心。這3個媒體的新聞編輯部的員工不再只為一家媒體服務，而是通過媒體平臺同步“消息”。這一媒介融合的雛形是從新聞表達融合開始的。新聞業作為大眾傳播業，社會關注度高，受眾參與廣泛，商家盈利高，媒介融合的障礙在一集團或公司、地域自然少些。加之美國的傳播業監管淡化意識形態，信息產業和其他行業之間轉換相對自由，故媒介融合初露端倪，而我國的媒介融合似乎還缺少這樣的案例。國內一些報紙在“媒介融合的大勢所趨”下，“紛紛在實踐中大興土木，落實它”。但是，“取得實際收效的有多少呢?”“一些報紙的新聞網站也做了十幾年了，又有幾家能實現贏利或者形成一定規模呢?”在跨媒體出版中似乎也是如此。有學者認為，“多數出版社跨媒體出版尚未實現贏利，其中投入產出基本持平的圖書出版社占了較大的比重”。中國媒介融合的進程較為復雜，其路徑障礙與美國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除政策體制以外，還有行業壁壘以及文化認同等方面。 體所有權私有制不同，中國的媒體所有權是國有(公有)制，媒體格局是四級建制、混合覆蓋：既有中央縱向宏觀管理，又有地方橫向行業管理；媒體市場分布和占有就更復雜，既有黨報、黨刊、黨臺，又有都市報、刊、臺，也有行業報、刊、臺，加之以互聯網做平臺，都集中在信息傳播內容生產改革這一焦點上。最近三網聯合，又使電信業、it業媒介產業壟斷經營需要打破之聲呼之欲出。那么，三網合一、三網融合到底是誰吞并誰?誰是龍頭?從目前工作進程看，由于利益制衡和行業壁壘堅實，這一工程正在12個城市試點，其效果還難以評估。但是，三網
融合慢的主要原因恐怕是電信基礎設施行業占國民經濟比重大于傳媒產業，傳媒產業進行產業融合猶如小蛇吞象難以撼動電信業。清華大學傳媒經濟與管理中心的《2009年傳媒產業發展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傳媒產業總產值為4220.82億元。而中國電信業2月份總產值為556.14億元。兩相比較，孰重孰輕，不言自明。另一重要問題是，從媒介的產業屬性來看，中國恐怕和外國也一樣，任何政治邏輯都要大于經濟和產業邏輯，何況產業屬性要遠遠大于傳媒產業。當下，一些研究者屢屢提出三網合一，傳媒業做大頭。然而現實的邏輯是誰有資本誰腰粗。在外國，也許可以由于經濟杠桿進行調節，但在中國必須靠政治體制改革來推動，更何況三網合并以后人們期望的媒介融合是誰主政前景難卜。
對媒介融合實質的不同理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化認同的差異。如果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認識，媒介融合作為一種異質文化，我們不能一味地接受，也不能一味地排斥。因為“認同”本身就在同一性和差異性中尋求認識的真諦。正如社會家漢斯·摩爾所認為的那樣，“認同是一個人在混沌環境中所占據的穩固方位，個人能夠據之對外在環境做出積極的防御；在社會層面，認同是對一個基本的普遍擁有的信仰、模仿及價值的綜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對本身環境與成員的威脅及維續自身”。對于媒介融合，無論是從個人層面還是從社會層面來認識，這里的“積極的防御”不是排斥，更不是拒絕，而是合理的吸收為我所用。這里的“維續自身”，就是能維護民族文化血脈的健康流淌。對此，我們要警惕媒介融合在商業邏輯掩蓋下形成的文化霸權對我國媒介文化的侵襲。尹韻公認為，“科學技術的背后都或淺或深地隱藏著文化和制度的邏輯，接受一項別國的技術往往意味著要接納其背后的文化乃至制度。近年來新媒體在中國所引發的一些問題，分析其深層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在文化乃至傳媒制度方面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差異導致的。”除此之外，更應警惕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對人文主義的戕害。正如馬爾庫塞所認為的，技術理性已經取代價值理性成為統治理性，即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化，成為控制人、社會、自然的主要手段，社會文明愈是發展，科學技術愈是進步，就愈擴大對人性的奴役和摧殘。技術理性使得個人意識、內心自由、心理本性的私人天地被完全占有，個人成了沒有反抗性和挑戰性，只滿足物質需求的單面人；社會成了沒有反對派，沒有反對思想的單面社會。以此來衡量，媒介融合到底應是人文至上，還是技術至上?這是不言而喻的。具體到單個的人，“文化認同是指個體對于所屬文化的歸屬感和內心的承諾從而獲得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屬性的社會心理過程”。受眾在認知中根據自己現有的知識積累和文化心理來判斷事情的正誤，從而形成一種先人為主的刻板效應。中國的受眾對傳播業的認識在多年的發展中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政治家加商家加專家辦報(臺、刊、社、網)的思維模式，似乎媒體做內容產業是天經地義的，電信業做內容產業似乎不務正業，旁門左道。而在現有的政策規制中是不允許電信業做內容產業、辦媒體的。一旦放開，電信業憑借雄厚資本和現有技術，吸引高端媒體人才，現有媒體哪有招架之力?誰融合誰，誰做主業則很難預料。因此，人們文化認同的差異也是媒介融合緩慢的原因。
三、是實然性的現象歸納還是應然性的理論假設：學術喧鬧與理論變異
社會科學研究的顯著特點就是理論來源于實踐、高于實踐而又指導實踐。人的認識受客觀事物發展的限制。正如康德所言：“知識是外部經驗加諸于內在認知結構的產物。”是按照事物發展的必然邏輯，進行實然性的現象歸納研究，探究事物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還是按照事物發展的趨勢，進行應然性理論假設研究，預測事物發展的前景。這兩者都應具有科學性并以實踐為基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傳播藝術系潘忠黨教授認為，“近來社會科學界包括傳播學界有一種傾向，就是以為純思辨可以罔顧現實。罔顧現實有時候就讓我莫名其妙，中國的現象是這么回事嗎?所以從事思辨研究是一種路徑，跟從事經驗研究是兩條不同的路徑，但有一點是相通的，就是你的根要扎在現實中，要接地氣。”縱觀媒介融合進程及其研究現狀，基本上采取了上述兩種研究進路。在所有的研究中，無論是微觀研究技術融合，還是中觀研究媒介形態融合，還是宏觀研究媒介產業融合，都基本上是現象歸納和理論假設研究。美國
的假設研究以安德魯·納齊森的“印刷的、音頻的、視頻的互動數字媒體組織之間的戰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聯盟”和布萊恩·布魯克斯的“媒介融合是一個新聞學上的假設”，以及最早提出簡練定義的浦爾所說的“媒介融合是指各種媒介呈現出各功能一體化的趨勢”為代表。這種“假設”、“趨勢”、“聯盟”到底是否具有科學性，要受到美國傳媒實踐的證實。蔡雯認為，“媒介融合”在西方新聞傳播界成為研究熱點，是新聞媒體的融合實踐發展，然而致力于現象歸納研究最多的是密蘇里新聞學院的章于炎、肯尼迪、弗里茲、克羅普等人，為尋找媒介融合競爭優勢之間的相互性，對15位媒介融合的編輯、記者進行深度訪談和調研，主要的研究對象集中在新聞業務探討；凱文·曼尼(kevin maney)是對“大媒體”(mega－media)產業融合的進行調查與研究的學者，維森蘭特·f·福萊克(vincent f.flaik)與澳大利亞斯蒂弗里·奎因(ste－phen quinn)合著《媒介融合——跨媒體的寫作和制作》，也是探討實務操作較早的著作。這些研究都將研究重點放在在新聞實踐的新聞業務融合上。不難看出，美國最初的媒介融合意圖是提高新聞生產效率，獲得最大傳播效果。 如何呢?誠如上述所言，前期是翻譯引進，然后是將媒介當成一種理論在中國的媒體實踐中尋找“關聯性”。根據柳絮青研究《“媒介融合”的研究評述——以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近10年有關文獻的分析為依據》所涉及的論文作者身份進行統計，竟然69％出自學界，而業界人士研究僅占31％，且都是理論假設研究。近期出版的媒介融合的著作中，大多是博士論文。從研究方法上看，幾乎全是定性分析和文獻分析，缺少實證和調查研究。從中國媒介實踐看，還找不出像《坦帕先驅報》那樣媒介融合實踐的例證。有人認為，河南報業集團進行報網互動是這方面的嘗試。《河南日報》與河南報業網共同主辦的《焦點網談》欄目，每周二、四在報紙上刊登兩個版；報社的總編和記者協助網站開設《總編在線》《記者連線》欄目，網站則為報紙提供征稿園地。這種姑且算是媒介融合雛形的例證，遭到業界人士的質疑：這與跨媒體傳播、媒介聯動何異?這是媒介融合原初意義上的實踐行為嗎?因此，國內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能否像美國一些學者那樣，做一些實證研究和調查研究會更有說服力。筆者2010年9月為西安市宣傳部組織的記者、編輯培訓班授課時做過問卷調查，在受訪的104人中，當問及“您是否知曉是哪位學者提出媒介融合的”時，竟然有95％的學員不知道，而問及“當前媒介融合的困難障礙是什么”時，86％的學員未填，由此看來，業界對這一術語并不了解。因此，無論如何，將媒介融合視為一種理論假設還是一種現象歸納，無論將媒介融合視為一種趨勢，還是一種現實，都要顧及媒介實踐，不能靠想象去研究。只要有利于傳媒業提高生產力、惠及受眾、促進社會進步，都應以期待、關注、扶持的態度善待它。
“媒介融合”作為譯介的外來詞語，由于其發展具有動態和不確定因素，因此梳理、反思、研究媒介融合在中國的釋義具有更大的難度。然而，反觀后視鏡是為了前進，學術致思是為了提高學術進步。這一發展日熾且更趨火爆的傳媒現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比20世紀末傳媒界出現的“新聞策劃”動用的學術資源、涉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已遠遠超出傳播學的范圍。毋庸置疑，媒介融合受技術和市場兩輪驅動，在世界傳媒領域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無人懷疑。但是，這一正在發生、變化的新事物，能否就是一種新模式、新理論去指導業界的實踐則是令人置疑的。結合坦帕(tampa)實驗，高鋼在媒介融合剛進入中國就質問：“本學科的同行們能否同意——假說經過了有效檢驗?從實驗的資料、數據中得到的結論是否合理?概括出某些結論，這些結論是否來自被檢驗的范圍之內?”對于上述這些科學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坦帕僅僅是“媒介融合”研究的開始，還沒有提供詳細的、有說服力的數據和資料，不但不能得出結論，也沒有完整的理論可言，在媒介領域發生的種種融合行為(業界兼并和購買股權、控股、技術更新)能夠稱為“媒介融合”?這與媒介融合的內涵、本質之規定性何涉?則是令人置疑的。作為實驗，就有成功與失敗，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高鋼教授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再結合最早翻譯并研究“媒介融合”的學者蔡雯、章于炎的論文，他們都將其限定在一定新聞研究論域之內，沒有超出新聞業務融合的范圍。
而，最近媒介融合研究的熾熱波及業界的踐行和教育界開辦媒介融合新專業。這在中國媒介融合較貧瘠的土壤里長出的是“惡之花”，還是結出的豐碩果實確實令人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