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2 17:36:1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工業發展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目前，標準化工作的進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橡塑機械行業科技創新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圍繞“精密、節能、高效”的要求，在橡塑機械組合結構、專用化、系列化、標準化、微型化、大型化、個性化、智能化方向開發出多種新裝置與新設備。例如：東華機械有限公司研發出了新一代全電機注塑機，該機型采用國內首創伺服混合動力油膜增壓鎖模，將全電機和直壓機的優點融合于一身，具有鎖模力閉環精密控制，超穩定及超高響應速度，節能效果好等優點；威猛巴頓菲爾機械設備（上海）有限公司開發出的MicroP-ower15/10微型注塑機能夠生產一種僅重0.003g的醫療用夾子；震雄集團開發的SU-PERMASTER超霸二板大型注塑機，突破了傳統“二板半”的設計方案，實現了“真二板”設計，可大幅減少鋼材用量，不僅降低了成本，而且減少了鋼材從礦石到冶煉，再到零件加工成型等一系列過程中的能耗和污染；阿博格ALLROUNDERS系列注塑機采用模塊化與標準化的結構可同每個注塑任務精確的匹配，通過多個可選的液壓和電動擴展級別、多種帶有精確級別劃分的鎖模和注塑單元來實現個性化、經濟性的配置。特別指出的是企業在落實GB/T25157國家標準過程中，極大地提高中國塑機產品安全性能，大幅度降低安全事故發生率的同時也提升了科技創新水平。在CHINAPLAS2013中國國際橡塑展上，各種和安全便捷生產相關的新技術，比如機器人技術、遠程控制技術、可視化操作技術等自動化、智能化技術成為業界展示的熱點技術。自動化技術可以確保機器的各種安全功能可靠執行，使人員遠離危險狀態。自動化技術廣泛應用于機械產品以保障機械安全是一個發展方向，是機械本質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的機械設備在安全方面還是主要采用簡單的機械式防護，隨著安全標準的推進和社會對安全生產的重視，未來的自動化技術將會有更大發展。
2標準化促進競爭力提升
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等的國際競爭更加激烈。標準作為創新技術產業化、市場化的關鍵環節，成為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保障產業利益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手段。進入21世紀，主要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紛紛研究制定了本國的標準化戰略，標準化由日常工作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主要發達國家的標準化戰略的核心是控制爭奪國際標準戰略制高點。爭奪的重點領域是公益、高技術、制造業、服務等領域的標準化。以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日本和加拿大戰略為例，依據他們的國際標準競爭策略的重點領域（見表3）來分析他們的戰略定位。通過表3可以看出，他們重視公益領域的標準化，確保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重視高技術領域的標準化，確保國家高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特色，爭取有利競爭條件；尋找競爭空白點，先聲奪人。通過以上分析，又可以歸納出標準化戰略的目的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我國橡塑機械行業與標準化戰略緊密相聯，加大了市場的開拓，品牌知名度進一步擴大，市場競爭力進一步提高。根據中國塑料機械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國內注塑機的生產廠家已超過2000家，產量占到全球的60%，2011年我國注塑機等主要塑機產品進口數量13704臺，同比減少8%，出口數量達51665臺，同比增長16%，出口金額約14.6億美元，同比增長28%。2011年以來設備出口呈現許多可喜的現象，以往的靠低價取勝、出口模式單一等問題，正在全面改進；以標準化為保障，向國際標準接軌，突破了國際貿易壁壘；由過去增加塑機出口數量的方式，向提高塑料機械產品質量、提高產品檔次、提高經濟效益轉變；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塑料機械產品增多，具有高效節能優勢的產品增多。在國內市場由于中國注塑機行業在高端、精密機型技術安全技術等方面的不斷進步，注塑機自給能力得到加強，進口量有所下降，國內企業的市場份額也逐漸增加。國內青島海爾集團等多家家電企業都曾表示由于國內注塑機技術發展較快，近幾年主要針對國內注塑機企業進行招標。
由此可見，標準與標準化雖沒有生產設備、原材料、產品等那樣直觀，但標準化“軟”因素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企業促進綠色低碳發展、促進科技創新、提升競爭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企業贏得產品定位和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在標準化推進過程中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一點是大多數地方主管部門和企業沒有知識產權管理職能，尚未認識到開展標準化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一些企業執行標準不到位，出現“上熱下涼”的狀況。在執行標準方面，東華機械有限公司走在了前面。2009年初，公司最高決策層不惜投入大量資源確立要達到“雙標”的開發目標：行業內率先全面采用國家GB22530—2008《橡膠塑料注射成型機安全要求》，率先全面通過《塑料注射成型機能耗檢測和等級評定的規范》。2010年1月～3月，國家塑料機械產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專家組對東華機械有限公司注塑機產品按“雙標”檢測。經檢測，東華機械有限公司所有系列的注塑機產品均符合國家GB22530，“Se綠箭系列伺服節能注塑機”2800T以下各型號產品達到國家一級能耗標準。東華機械因此也成為塑機行業內第一家全面采用強標，及全行業系列化（Se）最大噸位范圍（60T~2800T）注塑機獲得一級能耗認證（亦是惟一一家能在2000T以上獲得一級能耗認證）的企業。在2013年，東華機械有限公司3050JSe~4000JSe及以下機型均也達到國家標準規定的一級能耗水平，進一步擴大了系列范圍。
3結束語
（一）立足韓國特色合理選擇重點發展的高技術產業上世紀80年代，韓國國內傳統產業原有的比較優勢在逐漸喪失，韓國政府也必然將產業發展的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以提高韓國產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韓國政府在劃定重點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范圍時，充分考慮本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階段特點。80—90年代期間，韓國政府依據上述原則，在考慮現階段韓國產業技術水平與未來發展的需要時，將尖端電子信息產業、半導體產業、液晶顯示器（LCD）產業、機械電子產業、新材料產業、精密化工產業、遺傳工程產業、光學產業、尖端紡織產業、航空產業、尖端汽車產業等11類產業定為韓國重點發展的高科技產業。
（二）多方位投入大力支持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第一，擴大政府在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上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對基礎科學與產業技術領域的研究開發投資，使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89年的2.1%提高到1996年的3.4%的水平；增加對提高技術產業技術研究開發的資金支援；對高科技領域國家重大課題的共同研究增加政府支出在“國產機械購入基金”及“中小企業結構調整基金”中的份額。第二，為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提供稅收及融資等政策上的優惠。調整民間企業技術開發準備金的保留額度；允許民間企業在國外發行可轉換債券，以增強引進高科技設備的能力，并鼓勵企業在發達國家設立高科技研究機構或購買高科技企業；放寬高科技設備進口減免關稅的適用范圍，并擴大研究開發用品的租稅減免范圍。第三，完善政府對于產業技術研發的扶持體制。制定高技術產業領域的長期綜合計劃，并不斷調整完善；增設由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并鼓勵它們積極參與大型課題的研究、開發工作，成為高科技產業大型、長期課題的共同研究中心；加強對中小企業高科技產業部門的應用研究與地方企業研究的支援；大力加強高科技情報資源的搜集，創建技術情報市場。
（三）設立多種專項基金全方位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的產業組織政策由主要支持和培育大企業集團，轉為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并重，出臺了《中小企業創業支援法》等一系列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法規，同時，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每年確定并告示中小企業系列化行業與品目，并為有關企業提供特別信用保證和稅收減免。并建立中小企業創業支援制度，實施《中小企業創立補助法》、《中小企業產品購買促進法》等。金融支持方面。韓國財政經濟部、產業資源部等12個政府部門設立了91種政策性資金，專門用于支持中小企業的融資；韓國政府于1961年8月設立中小企業銀行，作為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性銀行；建立了針對中小企業的信用擔保體系。
（四）高度重視產業技術人才的培養長期以來，韓國政府就高度重視產業技術人才的培養，根據不同時期產業和社會發展需求的不同，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注重技術工人培養與在職員工的職業培訓，先后制定實施了《職業訓練特別措施法》、《國家技術資格法》和《職業訓練基本法》等一列政策法案。二是不斷加大高級科技人才培養的支持力度。韓國政府提出“技術立國”、“教育立國”的口號，加大了對高級科技人才培養的支持。先后制定了《科學技術振興方案》，《面向21世紀的智力韓國》（BrainKorea21）高等教育改革計劃等政策法案。
（五）政府大量投入支持信息產業發展韓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信息產業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諸多信息產業領域甚至已超過發達國家，這與韓國政府高度重視并積極扶持信息產業，政府與企業良性互動推出有效的產業發展創新戰略和扶持政策。韓國政府極為重視信息產業的發展，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在半導體、計算機通信技術和新媒體服務技術等領域進行了大量投資。2009年和2011年為了提高數據利用效率，韓國政府連續推出《云計算全而振興計劃》和《云計算擴散和加強競爭力戰略》，共投入31164億韓元。
二、對我國的啟示
（一）適時調整產業政策取向與政策工具選擇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政府要讓市場的作用更充分的發揮出來，盡可能地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政府在政策措施的選擇時，應更多選擇誘導型手段，更少采用審批限制類手段；更多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更少去替代市場選擇技術路線和發展方向。
（二）政企良好互動及時調整與優化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政府與企業應良好互動，政府尤其應尊重企業與企業家的選擇，順應市場與企業的選擇。產業政策不僅是引導企業創新，更重要的是不限制企業創新，按照市場規律要求順應企業發展，促進企業間競爭，為企業創新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三）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進一步支持信息產業的發展現今世界正孕育著新一輪技術革命，我國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要求下，應把信息產業作為產業轉型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我國正處于信息產業發展的重要時期，政府應在關鍵環節加大資金扶持力度，不僅重視研發投入，更要重視基礎研究支持，為信息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創新成果儲備。
（四）完善職業教育體制，大力培養產業技術人才一是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大力支持產業技術工人的培養；二是加快產業科技人才的培養，鼓勵和促進學校與企業技術應用相結合的現代制造技術教育，培養專業化的技術人才；三是鼓勵高校與應用技術研究機構緊密結合培養實用型創新人才。
關鍵詞：聚丙烯現狀前景
1現狀
1.1發展過程
我國的聚丙烯工業化生產始于1971年，當時蘭州化學工業公司從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引進5kt/a漿液法聚丙烯裝置投產，而后燕山石化公司從日本三井油化公司引進80kt/a漿液法聚丙烯裝置和遼陽石油化纖公司從美國阿莫科（Amoco）公司引進35kt/a漿液法聚丙烯裝置；80年代引進了日本三井油化公司的Hypol工藝（液相-氣相本體法）在揚子石化公司建設140kt/a聚丙烯裝置，又引進了意大利海蒙特（Himont）公司的Spheripol工藝（液相-氣相本體法）在齊魯石化公司和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分別建設70kt/a聚丙烯裝置，使國內的聚丙烯生產技術達到了比較先進的水平。
與此同時，80年代采用國內自行開發的技術和催化劑，利用煉廠催化裂化裝置的丙烯建設了一批規模較小的間歇式液相本體法聚丙烯裝置；進入90年代國內聚丙烯的發展更快，利用蒸汽裂解裝置和煉廠的丙烯建設了20多套聚丙烯裝置，其中最大的為燕山石化公司200kt/a采用阿莫科公司氣相本體法工藝，一般的生產能力為70kt/a，使聚丙烯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一種合成樹脂。到1998年底，全國共有聚丙烯生產企業50多家，總生產能力已達到2620kt/a，成為我國合成樹脂中生產能力最大的一個品種。在這些生產能力中采用Spheripol工藝的約占45％，采用Hypol工藝的約占21％，采用國內自行開發的間歇式液相本體法工藝的約占25％，采用其他工藝的約占9％。目前我國已能自行設計液相－氣體本體法（釜式或環管式）聚丙烯裝置，開發了能用于上述工藝的催化劑，并向外國轉讓了聚丙烯催化劑的專利技術。
1.2我國聚丙烯生產的主要問題
（1）裝置規模偏小
目前我國聚丙烯裝置規模最大的為北京燕山石化公司聚丙烯裝置，生產能力200kt/a，一般生產能力在40～70kt/a，相當一部分聚丙烯裝置，生產能力只有3～10kt/a。因此除了一些規模較大的聚丙烯裝置生產成本稍低外，其余中型的聚丙烯裝置由于單位生產能力的投資較大，生產成本較高。采用國內技術的間歇式本體法聚丙烯裝置由于投資低，原料丙烯來自煉廠副產，價格低，因此目前尚有一定競爭能力，但由于產品品種單一，只生產均聚物，質量差，消耗高，且生產的都是粉料，應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
（2）抗沖共聚產品、專用料等高檔產品生產較少
由于多種原因，如生產控制要求嚴格，產品市場開拓難度大，技術開發滯后，因此多數企業生產的都是通用料和大路貨，而市場短缺的洗衣機專用料、BOPP薄膜料、汽車專用料等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3）產品質量不穩定，售后服務差
國內生產的聚丙烯注塑料主要為均聚物，只能用于生產日用品等對性能要求不高的產品。也有部分經過改性的產品用于生產家用電器的部件，但嵌段共聚物的抗沖擊性能較差，特別如洗衣機內桶專用樹脂，在流動性和抗沖擊性能等方面不能滿足要求，因此國外聚丙烯就乘虛而入。
又如BOPP料，成膜性及熔體強度較差，只能用于生產普通的光膜和部分珠光膜，能用于生產煙膜和電工膜的不多。用于寬幅、高速BOPP生產線的原料都要依賴進口。
此外，國內生產的聚丙烯纖維料不能滿足高檔無紡布和運動服裝的用料要求，主要是灰分和可紡性差。
1.3我國聚丙烯的消費狀況
據有關統計數據，近三年來我國聚丙烯的消費量見表1。
由表1可見，近年來我國聚丙烯的需求以兩位數增長，自給率徘徊在60％左右。
據我國海關統計，我國進口的聚丙烯約95%來自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省、美國和新加坡，其中又以韓國的數量為最大，約占總進口量的一半。
據有關資料統計，1997年我國聚丙烯的消費量組成見表2。
2我國聚丙烯的發展前景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預計到下世紀初國內聚丙烯的應用結構將向發達國家的應用結構靠攏，即注塑級聚丙烯將有明顯增長，纖維級聚丙烯、BOPP、家用電器、汽車等專用料需求將會有較大的增長，編織袋應用比例將有所下降。
但編織制品仍將是國內聚丙烯消費的第一大領域，其主要用戶是糧食、化肥、水泥的包裝，其次是糖、鹽、蔬菜及其他工業用包裝。今后編織制品一方面將向大型、重型化包裝袋發展，即向集裝袋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將向低克重、低纖度包裝袋發展。各種功能性編織袋，如耐高溫、抗靜電、耐老化等編織袋的需求也將有一定的發展。
注塑制品為聚丙烯的第二大消費領域，主要用于硬包裝（如容器、周轉箱、托盤、瓶蓋等）、消費用品（如廚具、家具、花盆、旅行箱等）、運輸（如汽車內裝飾、保險杠、蓄電池殼等）、器械及醫療制品（如注射器、工具箱、料盆等），在這些應用中聚丙烯將替代傳統材料如木材、玻璃和金屬等。
由于投資高增長持續、勞動生產率增勢減弱及技術管理效率提升緩慢，近年來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依托資本數量增長推動工業增長的模式受到挑戰。2002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1.5%，與同期工業增速基本持平。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從2003年高點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個百分點。我國工業資本高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高資本回報率帶來的拉動作用和高儲蓄率產生的推動作用，但兩個方面下降壓力均在增大。一方面，工業資本回報率強勁增長是工業企業擴大投資的重要誘因。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轉軌背景下工業資本回報率總體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到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達到最低點，之后則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總利潤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業資本也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兩者表現出較高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提高，資本回報水平已成為市場主體投資決策的重要風向標。
目前，我國工業資本回報率已超過日本,并逼近美國制造業回報率的水平。不可否認，深化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和配置效率明顯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長以及資本運營效率改善對工業資本回報率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關注的是，2003年以來工業資本回報率上升與工業資本產出效率趨降形成明顯的反向走勢，顯示存在產出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的現象。當前要素市場不健全導致要素價格存在扭曲，資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資源環境外部負效應未充分內部化，顯性資本回報率可能由于存在隱性補貼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糾偏，勢必會降低現實的工業資本回報率水平，工業資本增速以及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也將隨之降低。另一方面，儲蓄率持續上升為工業投資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供給。近年來受扶養比下降及其他相關因素影響，我國總儲蓄率持續增長。1998—2011年期間，由38.2%上升至52.7%，期間儲蓄率增長與工業資本增長也同樣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顯示了高資本積累對工業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儲蓄率高低無公認的標準可以做出準確判斷，但未來繼續增長的確面臨壓力。當前，我國總儲蓄率在世界所有國家中遙遙領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高22.6個百分點。當前，居民儲蓄約占總儲蓄的50%，企業和政府儲蓄分別約占40%和10%。根據國際經驗，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將有所提高而儲蓄率會隨之下降；如果我國工業投資的隱性補貼減少、國企分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則企業和國家的儲蓄率也將隨之下降。
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趨于弱化，結構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低成本勞動力資源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并且隨著工業資本深化、人力資本素質改善及技術進步，工業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和大規模下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勞動力數量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間，工業從業人員出現連續下降。但“減員增效”改革卻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業從業人員數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應工業勞動生產率（不變價）則年均增長高達14.7%。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開放條件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斷發揮，工業就業人員恢復增長態勢；盡管資本深化、技術進步等因素仍然驅動勞動生產率繼續提升，但由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趨緩，勞動生產率增速呈現明顯下降趨勢。2002年到2011年，工業就業年均增長4.2%，工業就業占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僅增長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還多。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工業增長對勞動力數量增長的依賴程度有所提高。我國工業就業數量增加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轉移。2000年到2011年，非農領域就業增加與全國勞動供給增量和農業勞動力轉移之和基本相當。這一時期，估計轉移到非農領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一半左右成為工業就業人員。未來上述兩個方面均發生重要變化。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空間已十分有限。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見頂后將持續下降，預計勞動人口絕對量也將在2015年見頂后下降，到2020年將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
目前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勞動參與率由83.2%下降至78.4%，仍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在就業門檻提高、社會保障提升等因素影響下仍有繼續下降的可能。勞動人口和勞動參與率下降將共同導致勞動力供給總量在2015年之前見頂趨降。這樣，工業勞動力數量增加將主要依靠非工業部門尤其是農業就業向工業轉移。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和成本正不斷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國農業就業人數仍有2.6億人左右，占全部就業人數的34.8%。目前，發達國家農業就業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來農業就業占比下降到20%以下,將最多有1億人左右可以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而當前農村勞動力結構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可供轉移的年輕勞動力已較為有限。2011年，4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占農業從業人員的63.8%。近年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均每年新增900萬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平均每年新增僅600萬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減少了約300萬人。而且，轉移勞動力的成本也不斷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工資年均增長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綜合判斷，未來十年工業勞動力供給數量增速將比之前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同時，勞動力結構性供需矛盾也日漸突出。一是年輕勞動力供給更趨緊張。2011年，20—39歲的年輕就業人員占制造業就業的60.3%，而20—39歲的年輕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重僅為44.8%；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已經在2010年見頂，未來將會以快于勞動人口的速度下降，預計到2015年和2020年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將分別減少1200萬人和2500萬人。二是勞動力技能錯配現象也有所加劇。過去十年間，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職業技術學校年畢業生人數卻小幅增長1.3倍。教育體系與人才需求間錯配產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勞動力短缺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提高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無疑將有益于勞動力素質的長期提升，但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協調制約了潛在人力資源向現實人力資本的有效轉化，弱化了人力資本質量提升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加劇了勞動力供需矛盾。
三、技術進步難度和風險加大，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明顯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工業間接利用國外技術的重要途徑。1997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長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為直接技術引進大國。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占我國GDP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點下降了3個百分點。隨著工業發展水平的繼續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擴散效應正趨減弱。隨著引進數量的增加，技術引進步伐開始趨緩，2002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速（5年移動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時，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相當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顯示隨著我國技術位勢提高，進一步直接引進技術的成本和難度有所加大。當前，工業企業的外部直接技術來源呈現由國際主導向多元化轉換趨勢，技術進步方式由跟隨引進向自主創新轉換將加大技術進步的難度和風險。2000年到2012年，我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費用與購買國內技術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與國內消化吸收費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當前我國工業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和動力明顯不足。近年來工業企業研發強度增長明顯慢于全社會增長，且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縮小也并不十分明顯。考慮到全社會R&D支出還包括其他支出，工業企業研發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業研發投入和技術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為2.14%）；但同期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國全社會研發強度相當于美國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別達到71.1%和57.5%，但我國制造業研發強度仍僅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25.4%和24.8%。企業研發強度增長嚴重滯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會研發資源被較多地分配到非產業領域，對企業獲取研發資源形成一定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反映產學研存在明顯脫節，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間存在突出矛盾，技術創新資源潛力未能有效轉化為產業實際創新能力。同時，盡管我國高技術產值和出口快速增長，但技術水平存在顯著高估，出口產品中的勞動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練工人為主。根據測算，我國制造業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練工人是熟練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主體，多數國內企業在產業縱向分工中主要承擔較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
四、工業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增大，資源環境后發劣勢正在凸顯
近年來，我國工業快速發展帶動能源資源和環境成本不斷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總量年均增長6.4%，廢氣和固體廢物排放分別年均增長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強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來由于工業結構呈現明顯重型化趨勢，帶動工業能耗和污染增長明顯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年均增長8.4%，比前10年上升了3.8個百分點；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長分別比前10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9.2個百分點和9.8個百分點，尤其是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速顯著高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強度有所攀升。當前工業成為我國主要能源資源消耗部門和污染物排放源，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排放分別占全國的85%和40%左右。能源資源和環境損耗使我國工業增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成本出現明顯上升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機前的2008年曾一度達到10%以上。據估算，工業資源環境損耗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顯然，能源資源損耗和環境損失對我國工業高速增長起到重要助推作用。資源環境成本偏高助推工業增長一定程度偏離了理性規模，資源環境約束成為我國相比先行工業化國家的顯著后發劣勢。我國工業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強度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明顯。
目前我國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別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強度相當于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已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甚至也明顯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國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已相當可觀，未來繼續增長的壓力不斷加大。我國煤炭、鐵礦石和鋁土礦等資源消費量已分別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資源性產品進口量持續增加，原油、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鐵礦石、銅精礦超過60%。而且工業污染導致的環境風險逐漸增大，水體、土壤和大氣的累積性環境污染不斷顯現，近年頻繁出現的霧霾天氣對資源環境高損耗型的工業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未來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生活環境要求將越來越高，國際上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大勢所趨。在能源資源約束日漸增強的條件下，盡力降低能耗污染強度成為未來工業發展面臨的必然選擇，具體需要依靠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兩種途徑。結構調整要求降低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而這些產業往往具有較高的收入增長彈性；技術進步則要求企業加大節能環保投入，無疑將會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報。無論哪種途徑都難免會對工業增長產生很大抑制作用。
五、結語
【論文摘要】早期工業化等一系列問題一直是中國史研究的熱點，江南早期工業化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問題研究是從李伯重先生開始的，且已碩果雙累。本文從宏觀入手探討這一問題，首先對“江南早期工業化”概念作一概述，抵制“萌芽說”和“西方中心主義史觀”.從與英國模式的對比中重.點闡述其發生發展的前景，并最終得出結論，即江南早期工業化在再生產理論的普遍規律下不可能走向近代工業化。
早期工業化指的是近代工業化之前的工業發展使工業在經濟中所占的地位日益重要，直至超過農業所占的地位。由于這種變化發生在工業化之前，因此又被稱為“工業化前的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以區別于近代工業化。而一般所說的工業化，指的只是近代工業化，其含義是大力發展(近代)工業，使之在國民經濟中占主要地位。工業化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經濟變革，因此，作為近代工業化標志的工業革命，通常被視為“把人類歷史分開的分水嶺”。由于其在世界歷史上具有“頭等的重要性”。所以，對早期工業化的研究在歷史研究中也理應占有特殊地位。
一
工業化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過程，不是憑空發生的。工業化最初出現在西歐，并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展逐漸波及世界各地。在工業化由歐洲向世界各地擴散的過程中，西方的確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地方只是被動地等待著西方的“沖擊”而后作出“回應”，其工業化進程開始的基礎并非一片空白。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非西方地區的工業化，絕非完全由西方所創造。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實現工業化，主要取決于內因而非外因。因此，工業化不能“克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能否實現工業化，主要取決于該國(或地區)以往經濟發展所創造的基礎。
“江南早期工業化”的觀點最早由李伯重提出酗，這里，“江南”的地域范圍指的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江寧、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直隸州所組成的地區。這一地區亦稱為長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總面積大約4.3萬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態以及經濟聯系等方面形成了一個整體，從而構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經濟區。首先，這個地區同屬于太湖水系，縱橫交錯的水路網絡將此八府一州連成一整體。其次，明清時期，這個地區已具有幾個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在這些城市中，蘇州處于突出地位。它不僅位于太湖水系中央，而且也處于此地區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江南運河的中段，成為江南水路交通網的中心。最后，明清時該八府一州已形成了一種具有核心—邊緣關系的地域分化結構。蘇州不僅是江南最大的商業城市，而且是最大的工業城市，其人口和財富的集中程度在當時的中國城市中無與倫比。在其周圍，由南京、杭州、松江構成了一個三角形的核心區。此核心區內集中了這八府一州的大多數城鎮、人口與工商業。而在此核心區外的其他部分(主要是太湖西的寧鎮丘陵和浙西山地)在城市化、人口密度和工商業繁榮程度等方面均遜于核心區內的部分，并在經濟上依附于后者，屬于邊緣地帶。而且，這個經濟區輻射功能遠不止于該地區，以蘇州為例:作為最大的商業城市，蘇州及其近郊集中了全國最大的稻米、棉布、絲綢、木材等市場，其商業輻射到全國大多數地方。無怪施堅雅認為蘇州是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惟一擁有全國性經濟中心地位的城市，其經濟腹地可以說延伸到了中國大部分地區。而事實上，不僅這些大城市，就是江南一些專業化的市鎮，貿易范圍也往往越過上述邊界。
綜上所述，早期工業化是一個地區性的歷史現象，必須以一個地區的整體經濟發展為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某些工業部門雖然也有可能發展起來并達到相當的規模(如閩廣沿海一些地方的造船業)，但這個發展就不一定能使該地區出現早期工業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江南地區，由于其內部經濟聯系極為緊密，又最早接觸工業化，因此，對其發展前景作一番探討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江南近代工業化發生于19世紀后期，最早的近代工業，是洋務派在中模仿西方建立起來的軍火工業和少數民用工業。這些工業主要集中于上海，也即江南新的經濟中心。雖然此時的近代工業規模很小，但從工業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卻有重要意義。江南近代工業化的真正進程，實際也是肇端于此。此外，就江南經濟的發展而言，1850年是一分界線。在1850年以后，江南成為戰爭的主戰場。多年戰亂使江南人口減少過半，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也受到空前巨大的打擊。因此，就把江南早期工業化研究的下限放在戰亂前的1850年。其始發時期，按照大多數學者的研究，大致是明朝嘉靖、萬歷時期。網也就是說，江南早期工業化大約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終于清道光年間，約300年。這300年，也是許多學者歷來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階段。
二
那么在這里，我們不可避免地要去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江南的早期工業化，是否會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近代工業化?
乍一看，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因為在許多人心目中，這是一個毋庸討論的問題。持萌芽說的學者都相信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走的是一條與近代早期西歐相似的發展道路，所以才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并且像西歐國家一樣，最終發展到近代工業化。中國沒有走上該道路，這是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人侵導致了中國自身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中斷。這種看法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經濟史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因此再討論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前景，對于許多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十分奇怪的問題。可這個問題卻實實在在擺在我們面前。
我們以英國模式作為參照，因為它成功體現了工業革命從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的過程。早期工業化向近代工業化轉變的實質，是社會生產兩大部類比例關系發生重大改變，即生產資料的生產迅速擴大(表現為重工業的快速成長)，導致它在社會生產中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在英國，以煤鐵工業為主干的重工業急劇發展，使得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高，成為最重要的產業部門。而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情況，與英國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其工業發展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是重工業畸輕而輕工業畸重，形成了一種“超輕結構”。隨著江南工業的發展，這種畸形結構還日益加劇。可見，以往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人侵，江南就可以和英國一樣朝著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的道路前進，顯然這種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它與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那些普遍規律處于完全對立的地位。
在明清工業研究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江南工業發展前景的問題。在這里，涉及到對它的評價。李伯重曾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情結，當然，不能否認，“萌芽說”研究打破了自黑格爾以來盛行于西方的“中國停滯”論及其變種(如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出現的所謂“中國封建社會結構是超穩定系統”之說等)，和上世紀中期以來西方流行的“沖擊—反應”模式的束縛，使得我們能夠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過去的歷史，并把研究重心放到中國自身，而不是將近代中國經濟的變化歸之于外部因素。但這是一種先驗性的研究方法，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從英國模式出發來研究明清江南工業的發展，以證明明清江南工業發展必然像英國那樣走向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由于該理論是把江南工業發展的前景視為英國經驗在江南土地上的重復，就會忽視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真正特點。過去認為英國模式表現了一種歷史的必然，即早期資本主義必定導致近代的資本主義，如今已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質疑。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書中說:“任何對工業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勞的，因為它沒有一個簡單的和主要的原因。……單單用經濟因素不能說明這個或其他任何歷史事件。這里沒有超乎相互依賴的可變因素之上的其他獨立的不變因素。這里只有相互聯結的可變因素，其復雜性深不可測。”兩閃可見，把工業革命的發生視為歷史的必然是不對的。三
既然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化并非明清工業發展的必然趨勢，那么其前景究竟是什么?在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們要了解明清江南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么?受到什么制約?是否有極限?
明清江南工業發展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現象，其推動力量也不止一種，但是最主要的，應當是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這種推動力量，因為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高度的重視和很好的總結，因此也被稱為“斯密動力”(theSmithianDynamies)。這種推動作用的大小和持續時間的長短主要取決于市場的變化，就是指國內市場貿易。據證實，在明清時期，中國國內市場不僅在絕對規模上，而且在擴大的速度上，都是驚人的。與英國相比，至少在絕對規模上，明清國內市場比英國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國市場要更大。不僅如此，由于明清江南是大一統的明清帝國的一部分，而且在這個帝國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從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中獲得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優勢。近代早期的英國則為強鄰虎視，大部分殖民地又遠在萬里之外，為保衛本土與爭奪殖民地，不得不一次次地與荷蘭、西班牙、法國等強敵血戰。因此，英國在從殖民市場獲得重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要為保衛這個市場付出代價。從此意義上來說，雖然江南沒有殖民地，但是江南從巨大的中國國內市場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區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證。此外，明清時期東亞地區國際貿易的發展，導致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圈的形成。而在這個貿易圈中，江南也處于中心地位。由于這種地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的發展中，江南逐漸成為附加值高的輕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心。由于東亞地區此時正處于一個經濟加速成長的時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區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推動的江南早期工業化，還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遠未達到其發展的極限。
那么，如果沒有西方人侵，江南的早期工業化就必定不會發展成為近代工業化了嗎?答案是“機會很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密動力無法導致工業革命。歐洲發現了新大陸，便獲得了一筆橫財，而英國人則得到了其中最好的北美，這筆橫財使英國推遲了斯密所說的“經濟增長極限”的到來。但英國不僅僅依靠它，而且靠世界史上空前的礦物能源的大開發。相反江南由于缺乏煤鐵資源，也就無法出現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也就無法發展到近代工業化。
江南在早期工業化方面曾有出色的表現，從而使江南一度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地區之一。這個早期工業化雖沒有導致自發的近代工業化，但是它畢竟為后來的近代工業化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基礎，到了20世紀30年代，江南已是亞洲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紡織工業中心之一。在整個20世紀，它一直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如今中國經濟騰飛引起的產業結構大調整中，它又站在大潮前沿，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基地。江南工業在19世紀中期以后的表現，雖與其在明清時期的經歷有天淵之別，但若仔細尋去，仍能看到二者間的承繼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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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造林地的及時清理
將造林地上的灌木、雜草及采伐剩余物清理掉是造林整地翻墾土壤前的工序。清理方法主要有：全面清理、帶狀清理、塊狀清理、割除清理、火燒清理及化學藥劑清理等。
1.2選擇合適的整地方式和方法
整地方式可分為局部整地和全面整地。局部整地是翻墾造林地的一部分土壤的整地方式，包括塊狀整地和帶狀整地。塊狀整地是將土地分成塊狀的翻墾造林的方法；帶狀整地是將土地呈長條狀翻墾林地的方法。全面整地是翻墾全部的造林的土壤，此法主要用于平坦地區。平原地區造林整地的方法主要有坑狀、塊狀及高臺等；山地應用的造林整地方法有穴狀、塊狀及魚鱗坑等。
2造林方法的選擇
2.1直接播種法
就是把樹木種子直接播種在林地進行造林的方法。此方法種植的效率高，適合于面積較大、容易施工的造林地。直播造林法主要有：塊狀播種法、穴播法、條播法及撒播法等。
2.2繁殖造林法
利用現有林業資源的樹木的干、枝、根部等部位生根發芽，來繁殖新的樹木，進行造林。此法技術簡單，容易操作，樹木成活率高，小樹生長較快，縮短了生長周期，并能保持母樹的原有的優良性狀。
2.3移栽造林法
將種子繁育的樹苗直接進行移栽，并種植在所要造林的區域。此法造林效率也較高。但移栽后由于幼苗對環境會產生不適應，因此要加強管護。
3保護林業資源的手段
3.1建立相關的林業資源保護機制
相關部門應該從實際出發，增強林業資源保護工作中的高效性與持續性，增強林業資源保護工作的實時有效的進行，頒布相關林業資源保護政策及相關制度，以滿足林業資源保護的多樣性。
3.2加大對林區資源控制的力度
發展林權改革政策，努力發展家庭承包、轉包、出租、轉賣、對換及招標等。對責任山等要及時關注，加快開展林區經濟操控，掌握林業地域規劃的實施，關注國家林業森林控制規則的改革，創建產權清除、政府公司分離、實施責任與權力和效益共同發展的林業資源控制方式。
3.3正確控制和利用林業資源
林業資源的控制和利用，與人類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必須從實際出發，重視林業資源的保護控制工作，做好林業資源的監查，加強林業資源管理機制。努力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趨勢，重點檢測和控制林業資源的創新，為生態環境的改善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3.4加大科技的使用，加快科學化林業資源的進程
我國目前經濟水平不斷提高，科學技術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一些新研發的林木品種也處于多元化的狀態，林業資源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因此，要堅持以“科技興林”的原則，大力發展適合市場的新品種，以科學為支撐，實現林業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
3.5落實對外開放的政策
我國是人口大國，對木制品的需求量也很大，林業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將大幅度的影響到以木材為主的企業的經濟效益。通過對外開放，從國外引進木材，可以緩解林業資源利用的壓力，使林地中的樹木開采和種植達到平穩的狀態，從而可以維護自然環境，保證生態系統的平衡。
3.6增強林業人才的運用
林業人才的利用，可以為林業資源創造更大的價值。林業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與林業人才的開發是分不開的。人力資源的開發和應用，可以有效地進行林業規劃和整合，改良林業的不足，促進林業的優化和發展。而且采用新型的人才，還能夠改觀林業的發展狀況，保證林業資源的穩定，為發展市場提供新的力量，提升林業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從而達到林業合理開發利用的目的。
4結束語
1.企業的發展模式存在不足
目前，有很多企業的管理方式都是模仿一些較為成功的企業，而沒有建立自身的管理模式，也沒有創新的意識，所以導致其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立足之地，不僅影響其長久的發展，也影響其企業的經濟利益。企業工商管理的基礎是知識理論，所以在企業管理中不能忽視工商管理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并在企業管理中，應加強企業知識與科學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模式。
2.企業管理目標不明確
由于企業只顧追求產品給其帶來的經濟利益，所以忽視了企業自身的管理目標及其企業文化的宣傳。但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不斷改變，企業工商管理的要求也隨之革新，要求企業不僅要為了利益而生產，還需考慮其具備的社會責任，并要有擔當。將黨的科學指導思想與企業生產有機結合起來，使企業不僅實現利益的收效，還能承擔國家的社會責任。所以企業沒有明確的發展目標是不可以的，要嚴格構建并實行國家企業管理的思想。
3.企業品牌化意識不強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變革，企業間的管理與約束性也隨之減弱，造成地域間產品樣式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所以就需要企業應加強其自身的管理模式，并考慮其產品的樣式及結構的革新。并為了能夠在激勵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占用穩固的地位，企業應考慮樹立自身的品牌形象，以此來增強企業自身的地位及效益。但有很多企業只顧眼前的利益，不考慮品牌的設計與維權，大量的生產與銷售，只為一時的收效，從而忽視了品牌對其效益的影響。
4.企業經營模式適應性不強
目前在大多數企業中都會出現這種現象，只顧大量的生產產品，而不提高本企業產品的創新與改造，并形成了盲目生產的形式，而忽略了市場的需求，從而忽視了市場需求與企業生產模式相結合的有效使用。而且，企業市場部不能將最新的市場需求情況及時的上報，造成企業無法適應性的跟隨市場的腳步，從而導致其生產的產品無法銷售，造成貨品積壓，不僅占用倉庫位置也浪費了原材料。同時，企業對目前較為便捷的物流貨運形式認識不夠，也嚴重影響了其產品發貨的速度。因此，使企業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占據一席之地。
二、工商管理未來發展方向分析
1.知識管理成為企業核心內容
在企業工商管理中，應加強對企業員工知識的管理與培訓；并適時在實踐中總結企業的管理知識，然后將其運用到企業管理中。用這種形式來加強員工間的團結，并增強員工的責任心與自尊心，以此來加快企業的發展，實現知識時代的企業文化，并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定的文化素質地位。
2.組織結構的變革
在企業工商管理中，應該加強員工理論知識與實踐生產相結合使用的原則，避免其“紙上談兵”的現象出現，使員工學以致用。并加強企業產品的生產和更新改進，創造其自身的產品品牌，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及收益。同時應隨著市場經濟的變革，適當的改變原有的一對多的層級管理模式，逐漸變革成扁平式多對多的結構模式，從而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3、企業價值多樣化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其自身良好的區位優勢，并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從而抓住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率先進入了經濟增長的快車道。而與此相對，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還存在著眾多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欠發達地區，傳統農區就是這一類地區的主體。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如果這種區域發展失調的狀況不能及時得到改善，勢必將嚴重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動態均衡，進而制約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據傳統農區的自身特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選擇科學可行的發展路徑，以加快這類區域的工業化進程，進而實現整個區域經濟社會上的全面轉型，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已成為現階段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1.1選題意義
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我國現階段傳統農區的發展路徑問題也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大都以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模型為基礎，將資本與技術視為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又極力推崇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作用；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則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出發，竭力強調制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張將市場經濟制度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此外，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傳統貿易理論給出了落后國家和地區通過尋找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經濟增長的途徑，但它在如何發現這種比較優勢方面，以及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如何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的發展問題方面卻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此外，從國內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經濟轉型的學者都是從整個國家出發來研究轉型與增長問題，缺乏對國家內部不同類型區域之間的對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發達區域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就不容易發現影響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轉型與發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難為這些地區尋找到一條具有較大實際操作價值的具體發展路徑。因此，本文認為，如果能在綜合利用這些現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有關傳統農區經濟社會工業化與轉型發展的分析框架，從而給傳統農區如何啟動工業化、如何轉型，兩者的步驟與次序以及整個過程中的動力機制問題都找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經濟學解釋，并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對策建議，應該說在理論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1.2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
關于工業化與農業關系問題的闡述，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輪))中認為，農業是被動的、附屬的部門，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工業，農業部門只是起著輸送剩余勞動力的作用。之后，美國的拉尼斯和費景漢對此作了補充，海亞密和拉坦則全面地分析論證了工業化對農業的各方面影響，他們認為，工業化對要素市場的影響也許比對產品市場的影響更加顯著，工業發展增加非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由于工業專業化和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新知識應用的結果，使工業部門生產的現代農業投入，如化肥、機械的成本不斷降低。不斷發展的工業經濟還通過提高支持農業研究的能力，扶持農村普通教育和生產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發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訊系統的能力，進一步加強為農村服務的自然和社會基礎設施的能力，從而對農業生產率提高作出貢獻。國內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分割的工業化發展并沒有從根本上帶動傳統農業的改造，在農村單一經營條件下，工業的發展也未獲得穩定提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持。在整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屏弱的傳統農業與高速推進的工業化之間的矛盾，成為整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所以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農村工業化之路。因為，農村工業的發展不僅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對農業的穩定發展有巨大作用。農村工業是從農業里土生土長出來的，農業是農村工業的母體，而農村工業的發展，又帶動了農民收入的提高，推動了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工業在資金、技術、設備、物質等方面支持農業，成了促進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關于農業現代化路徑的闡述，國內學者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切實可行的路子應該是走自然資源節約，技術優先發展的道路，走生物技術現代化和機械技術現代化相結合，精耕細作的傳統技術和農業現代化技術相結合，機械工具以及半機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結合的道路，采取高就業、低成本的技術路線。農業現代化過程，是以農民富裕，縮小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為目標，以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管理手段、現代物質技術裝備武裝農業為支柱，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發展農村工業和小城鎮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等途徑，在國家對農業實施有效保護政策和協調工農業順利發展的條件下，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分階段、分地區、分類型，逐步把傳統農業建設成為適應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現代基礎產業，提高農業綜合要素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工農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
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加農村工業化，其發展道路應該是走集約持續農業、即集約農作、高效增收和持續發展的路子。關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問題的闡述，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本動力，城市的發展主要是靠工業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所吸引的人口與資本的聚集，表現為城市規模膨脹、數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擴大。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城鎮化就是非農化、即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村地域轉化為城鎮地域，農業人口轉化為農業人口的過程。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出路在于城鎮化。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除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同步推進，運用現代常規技術、尖端技術與我國傳統優秀技術相結合外，特別強調要采取工程建設的方式，加快改造傳統農業;同時，應在繼續完善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則對中國的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提出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工農一體化、城鄉一體化，以及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的提倡與推行，不僅在20世紀末、而且在21世紀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國人口眾多，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所需巨額資金難以落實，現有城市吸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隱蔽失業較為嚴重。因此，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與中國的國情難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關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特征，農業現代化在實現生產條件現代化的基礎上逐步向生產技術、經營體制、管理方法和運行機制的現代化轉移。中國農業現代化應是農業、農民、農村三位一體綜合考慮、全面發展。因為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增進農民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中國農業現代化應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農民知識化“四化”聯動，同步推進，互相促進。其中，農業現代化是基礎，農村工業化是動力，農村城市化是載體。中國農業現代化應實現生產、生活、生態三大效益的統一。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現代農業發展必須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處理好生產、生活與生態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問題的闡述，國內理論界一致認為，其內涵和實質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農業與工業、農民與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中去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
1.3研究框架與方法
鑒于目前學術界對傳統農區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運用了經濟學及地理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及指標，對傳統農區的區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確定的研究方法，就是為達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復雜性，本文準備采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研究。
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現狀評估
2.1研究區域的選擇與界定
我們首先明確一下傳統農區的概念。簡單地講，本文所要研究的傳統農區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為主，經濟以農業（主要為種植業）為主，人口以農民為主的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我國的中西部。這些地區大都身處內陸，缺乏可供開采加工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人口眾多但思想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依舊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從具體地理位置上看，根據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內太行山伏牛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北的地區；大別山和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蘇北和淮北地區；山東省境內京滬鐵路以西地區以及縱貫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中部的廣大地區。實際上也就是東北、華北和黃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所研究的區域是指“便于組織、計劃、協調、控制經濟活動而以整體加以考慮的，并考慮行政區劃基礎上的一定的空間范圍”，“實際使用時常以行政區劃界限為界線”。
2.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評估
現階段，傳統農區要想順利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的轉型，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情況的、卓有成效的發展道路。就目前來講，通過勞動力外向轉移來帶動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就不失為一條這樣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傳統農區人多地少，農業在社會生產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且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經濟時期，再加上這些地區的二、三產業發展一般都嚴重滯后，無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農業領域大量冗余的勞動力，這就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地之間的矛盾。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了勞動力剩余問題是傳統農區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轉型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歸根到底，一切發展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以此為突破口，逐步實現農民增收、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等一系列目標。為了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傳統農區的農業勞動力剩余的現狀有一個更為清晰、直觀的認識，我們下面利用數學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層次分析法，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指標評價體系，從而對傳統農區（以河南為例）當前的農業人口壓力程度作出一個相對科學的評估，這樣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對策建議也才能更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壓力的衡量方面，我們選取農業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幾年平均人口增長速度等三項指標作為代表，這些指標雖不能立即對改變當地人口壓力的大小，但卻有著一定的滯后效應，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日益深入，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漸成規模。誠然，這種域際間的流動給落后地區的農民帶來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勞動力輸出區并沒有由此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進而走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道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將“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這種發展機制的前后階段很好地銜接起來，通俗地講，也就是沒有將“富民”成功地轉化為“富區”。那么，制約這種轉化得以實現的障礙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維方式與理念
思維模式過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傳統農區農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來講，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愿意背井離鄉、拋妻別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會滿足于每月的幾百元錢，不思圖作更進一步的發展規劃。務工收入的絕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傳統的家庭支出項目上，這就對傳統農區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產生不了多大的帶動作用，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最終目標。因此，改造傳統農區勞動者的思維固式是推行整個發展機制的關鍵所在。這一方面需要農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兩畝薄田去謀生，敢于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接受沖擊和洗禮，敢于有意識地積累創業的資金與經驗，敢于把有限的務工收入投入到創業、擴大再生產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強引導，尤其是通過培訓、宣傳、教育等方式，引導農民將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觀念和小農意識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觀念并逐漸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歸根到底，一個地區的發展還是要靠人的發展，只要人的問題解決了，工業化、城鎮化乃至整個傳統經濟社會的轉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對那些勞動力大量流入的發達地區來講，也需要改變自己長久以來的固定思維模式與思想觀念，這主要體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上，即很多崗位都存在著對農民工的歧視現象，大部分農民工只能從事那些苦、臟、累的工作，而很難有機會進入有前途的職位空間，這對務工者的成長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個勞動力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3.2制度環境與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傳統農區的基礎設施落后，人員思想觀念保守，機構辦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長遠的發展目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許多縣市年年都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外出招商引資，簽訂的投資協議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實處的不多，能在投資地落地生根、發展壯大的就更少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欠發達地區的制度環境太差，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傳統農區吸引外出人員回鄉創業，雖說能夠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產生，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制度環境建設的問題，不能切實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不必要的協調成本，傳統農區就無法真正走上擁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在這方面，精簡機構，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力度，是傳統農區政府應該著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戶籍制度也是限制“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機制發揮作用的障礙因素之一。所謂工業化、城鎮化，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大量勞動力由農業轉向非農業，由農村轉向城鎮，但中國當前的戶籍制度卻并沒有給這種轉變創造多么有利的條件，相反還制約著它的順利實現。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步推進，城鄉戶籍制度已經開始有所松動，并帶來了明顯的積極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內漸成規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說也是功不可沒的。但也不可否認，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還很不徹底，城市戶口依舊還是阻礙農村勞動力融入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之一。再次，當前的農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傳統農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步伐。我國目前實行的還是土地國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場還很不完善。據調查，由于在外務工的多為農戶中的主要勞動力，剩余在家的則多是婦女兒童、老弱病殘之類，俗稱“386061”部隊，這些人的勞動能力較差，因此大量的農田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轉包給別人，還有的甚至干脆處于拋荒狀態，從而給我國本來就比較緊張的耕地資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但如果土地能夠比較順暢地合法交易流轉的話，一來可以使外出農戶免除后顧之憂，并獲得一部分創業啟動資金，二來也可以推動農業的產業化、集中化與現代化經營。當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規、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協調配合，因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4農區工業化博弈的選擇
4.1傳統農區產業結構現狀與調整方向
傳統農區主要分布于我國中部、東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區，是我國大宗農副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作為一個特定的經濟區域，傳統農區具有明顯的要素察賦、經濟活動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包括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對內其功能表現為區域內的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對外表現為是國民經濟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系統的運行中扮演著有別于其他地區的角色。農區產業結構現狀:以河南省為例，2006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為:21:48:31，盡管第一產業比重在過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個百分點，但仍然高于全國6個百分點，具有顯著的農業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為61%，高于全國10多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國平均人口低10多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明顯偏低。從工業內部結構看，一是工業經濟總量雖然逐年增加，但總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初加工產品多，深加工產品少;三是工業化程度低，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四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滯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農區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根據區域產業結構變動導向原則及農區實際，顯然，目前農區產業結構調整仍處于資源導向階段，亦即立足本地優勢資源，不斷提升產業層次，走有區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4.2工業化內涵辨析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業化往往是產業結構變動最迅速的時期，其演進階段也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在工業化起點，第一產業比重較高，第二產業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都相應有所提高，且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被第二產業所替代。當第一產業比重降低到20%以下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這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當第一產業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第二產業的比重轉為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經歷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變化。C.G.克拉克根據威廉•配第的觀點，依據若干國家一定時期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之間轉移的統計資料，得出如下結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人們在傳統意義上對工業化的理解，僅指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化應該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即與農業化時代相對的工業化時代。它是指18世紀下半葉，西方工業革命以后出現的一個歷史性發展過程，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的，引起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它標志著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上一個新飛躍的開端;另一方面，工業化不僅是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即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深刻變革的過程。就物質生產領域而言，工業化包括工業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工業化，正如張培剛同志所言:工業化“可以表明以往兩個世紀中經濟和社會的主要變化，而且將工業發展和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內。簡言之，工業化包括農業及工業兩方面生產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國內外有關專家還根據工業化對經濟和社會影響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業化的標準。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工業化社會可用產值(或增加值)標準和勞動力標準來共同衡量。標準之一: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比重超過農業增加值比重;標準之二:從事非農產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超過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一個國家或地區同時滿足了以上兩個標準，稱其己經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如果兩者都不滿足，稱其還處于農業化社會;如果滿足其中之一，稱其進入了半工業化社會。權威專家還認為，工業化不只是工業部門的事情，而是整個國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事情。工業發展的重點在“工”，工業化的重點在“化”。化者，乃變革、改進、創新之意，是某個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其含義是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一切非工業生產方式轉化為工業生產方式;將國民經濟中原來獨立于工業之外的經濟活動，納入工業發展的軌道;使一切不適應現代工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經濟運行機制適應工業發展。現代工業將自給自足的農業“化”為現代市場農業，將大部分農村居民“化”為市民，將傳統農業文明“化”為現代工業文明，是工業化的真諦。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廣義的工業化定義，認為工業化不但包括制造業、而且包括農村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還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在內的生產技術和產業結構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并認為農業的生產函數或要素組合方式的進步也是一種工業化進程的表現形式。這個定義的意義在于，對于傳統農業大國而言，尤其是中國，單純以非農業的份額大小來衡量工業化的進程，永遠也不可能超過原有的工業化國家，而這個定義卻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農業的份額偏大，但農業的技術水平很高，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國可以單純的發展農業成忽視工業部門份額的擴大，隨著居民消費升級即恩格爾系數的下降等過程，工業部門的擴大是個必然的結果，但也不排除一些發展農業生產非常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和國家可以以農業為主。其實這個定義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業化并不是單純追求非農業或工業的比重的上升，非農業就業人口或工業就業人口的比重的上升，農業的工業化也是工業化過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傳統農業大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而其農業又對于國民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學的農村工業化定義應該是把農村的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農產品等，大量地吸納到工業生產的循環過程中去。由于國民經濟是高度復雜的整體，而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法完全認識經濟發展內在的復雜聯系，無法顧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內在比例關系，割裂了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從而使得我國的工業發展與工業化嚴重脫節，工業化嚴重滯后于工業發展，形成了有“工”無“化”的格局。相比較農業對工業的基礎作用和貢獻而言，工業對于農業的反哺作用明顯薄弱。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一“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一“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4.3農區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的區別與聯系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國理論界提出了“農業產業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論農業產業化》一文中，把農業產業化定義為“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以此為指導，我國農業及農村產業結構逐步得到調整和優化，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但理論與實踐的結果也表明，農業產業化遠非農村工業化，它著重解決的是如何使小生產與大市場對接的問題，而較少涉及產業升級問題。農業產業化是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一是在生產組織形式上，將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多環節通過利益紐帶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二是在經營方式和經營內容上，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三是在生產經營目的上，提高產業化組織整體經營利潤，使農業的增值能力和比較效益得到提高，逐漸形成農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目標。農區工業化則是農區工業的興起與發展，并推動整個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過程。為了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資源能充分發揮效能，使農民能盡快脫貧致富，在搞好農業的同時，由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場，依托農村小城鎮，發展農村現代工業，使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力占到農村總勞力的絕大部分，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村基本實現城鎮化，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城市水平。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的內涵、組織形式、經營體制都還很不完善，還不能說實現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更低，即使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也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離農區工業化也還有一段或長或短的路要走。就農業產業化自身而言，也只是僅僅強調了“產業化經營”這個微觀層次概念的研究和實踐，而距離宏觀層次的農業產業化還相差甚遠。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盡管存在著上述區別，但是，兩者之間還有著重要的聯系。首先，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具有相同的經營規則。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都是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
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無從談起。因此，農業產業化與農工業化都要按照市場經濟的經營規則進行經營。其次，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村工業化的重要途徑。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同樣，農業是工業的基礎，沒有農村農業經濟的發展，就很難有農村工業經濟的發展。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快速發展農村經濟，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區工業化的重要途徑。第三，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繼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僅僅依靠農業產業化是不夠的。其實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產業鏈條的拉長，農業產業化必然會走向農區工業化，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繼續。總之，農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之間雖然存在著區別，但更重要的，它們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和互動的。農業產業化是農區工業化的基礎，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延續，農區經濟發展是農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和最終目的。離開農業產業化的基礎性作用，試圖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實現農區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同樣，離開農區工業化的帶動作用，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傳統農區加快推進工業化，是加快本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盡快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的首要選擇。結合區位優勢、產業結構特點和發展基礎，傳統農區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應使工業化與推進農業現代化(甚至包括城鎮化)相結合，以避免有“工”無“化”、工農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現。綜觀世界不同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之前都曾有過一場農業革命，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在農業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進行的，結果后者出現了城鎮繁榮與鄉村貧困并存、城鄉差距懸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現象，使得工業化難以為繼。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工業化推動城鎮化，城鎮化帶來了農業現代化(尤其是農業環境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又有效解決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基于以上分析，認為，傳統農區在調整產業結構、選擇工業化發展路徑時，應著眼于工業化與推進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相結合，通過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進程，以期達到用工業化解決農區農業比重過大問題，用城鎮化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出路問題，用農業現代化解決農業的效益問題的結果。
5對策與建議
1、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
從前面的計量分析以及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看，第三產業不僅是現代國家經濟結構的主體，也是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即使在所謂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是這樣，這就一方面對工業化的推進形成制約，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傳統農區勞動力轉移的就業空間與居住間的擴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國家應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促使第三產業加快發展，從而為傳統農區的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社型創造有利的條件。
2、加大對傳統農區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是改造傳統農區農民封閉落后的小農意識的有效途徑之一。傳統農區農業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農民文化水平低下，導致思想不夠開放，不敢輕易離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幾畝薄田外出闖蕩謀生。一旦他們的文化素質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綜合權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顧慮，勇敢地離開土地到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中去謀生。此外，隨著現代產業的發展，知識、技術的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傳統農區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高素質的城市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對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再次，轉移后的勞動力究竟能否迅速積累起必要的資金與能力，從而實現由單純的打工者向創業者的身份轉變，最終帶動整個傳統農區的工業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與開放的思想作保證，而這又是離不開對教育層次的要求。據統計，目前傳統農區農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個人的收入與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冪指數增長的，這就導致了農民祖祖輩輩都無法擺脫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對傳統農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來講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因為教育收益滯后性的存在，農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資，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導。除了義務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對農民技能培訓的力度也是提高傳統農區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途徑之一。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會有利于農村的進一步發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長遠發展。
3、拓寬就業渠道，注重后期轉變，引導整個發展機制逐步穩妥地推進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發達的今天，不對稱的現象依然存在，處于相對封閉、閉塞環境中的傳統農區農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匱乏。據調查，目前絕大部分外向流動的農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徑都是親友、同鄉等所謂“人帶人”的傳統信息機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因此政府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發揮在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優勢，及時將外界的有效信息傳達給農民，并根據用人單位的需要加以適當的教育培訓，從而保證前期流轉的順利進行。此外，在引導外出勞動力“智力回流、返鄉創業”階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適的回流時機，選擇好合適的回流對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尤其是要切實提高辦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從而為企業在傳統農區的生存成長、發展壯大創造最適宜的制度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