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5-23 17:14: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古代文學研究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為此,我們申報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式教學模式的探索與實踐”的教改課題,該項目分別獲得我們所在學院和湖南省教育廳重點項目立項。新的教學模式更加體現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作用。在課堂討論過程中,師生互動,相互啟發,集思廣益。我們甚至大膽地提出師生互教,這一點考驗老師的自尊心。其實學海無涯,面對無邊的知識的,每一個人都是渺小的。在網絡時代,學生在某方面超越老師既不奇怪也不必驚慌。
一、困難與對策
研究式教學模式的展開,困難與阻力無疑是存在的,當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傳統教學模式所形成的教與學的心理定勢與教學習慣,對接受并極積參與研究式教學是一種阻力。人們按照習慣或原有模式行事,往往覺得較輕松;而新的習慣與行為模式的形成須要一個長期的過程,這個過程開始是不適應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是一旦變成了新的習慣與模式,就會同樣感到輕松,甚至能夠讓參與者感受到創新所帶來的愉悅。
第二,研究式教學必須具備一定規模的圖書資料,目前我們這樣的地方新升本科院校圖書資料還不能充分滿足研究式教學的需要。由于這些地方本科院校大都處于較偏遠的地區,經濟文化欠發達,社會上的其他圖書館的資源也非常不足,使研究式教學模式的改革產生了一定的困難。然而隨著網絡時代的發展,網上資源十分豐富,只要我們善于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資源的不足。
第三,如何發揮研討課課堂教學的效率,是教改成功的關鍵。討論課對教師的掌控能力是一個新的挑戰,要求老師有充足的教學準備,具備解決多方面問題的能力。比如,如何指導學生進行研究式學習,如何調控課堂氛圍;如何調動所有上課學生的極積性,解決好點與面的關系;如何掌控課程教學的進度;如何使教師的講授與點評既有深度又有針對性;如何指導學生對討論的問題作進一步的研究式學習,如何收集、整理和積累研究式教學的資料等等。這些都必須在教學過程中一一加以解決,與傳統的教學模式相比較,老師與學生都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教學的過程變得更具挑戰性,師生雙方的能動性進一步被調動起來,教學活動更具有活力。
第四,如何將課堂教學向課外拓展,如何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教學活動,也是教改的重要環節。如舉辦讀書報告會,開展征文比賽,成立專業興趣小組,創辦內部專題刊物,外請專家講學等等,通過一系列課外活動的開展,引導學生開闊視野,活躍思維,積極探索,大膽創新,培養初步的研究能力。
第五,如何改革學生成績的評定方式,如何更科學地反應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是教改過程中的一道難題。研究式教學對學生成績的評定不僅要看結果,更要看過程;不僅要看期未成績,還要看平時參與討論、撰寫讀書筆記和研究式小論文的情況;不僅要看課程學習情況,還要看課外及社會實踐的情況。因此對學生成績的評判也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全方位的考量體系,而不是單純的看學生的期未考試成績和平時作業。要糾正一些學生僅僅滿足于考試過關拿到學分的消極態度,要把古代文學的學習作為獲取知識、培養能力、陶治情操、提高素質的重要方式,并把這些方面作為個人主動追求的目標。
二、善事與利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有效地開展研究式教學,我們要教給學生自主學習的必要的基礎知識和基本能力。例如,必須教會學生如何檢索和利用古代文學的文獻資料。學生不會利用資料,僅從老師講課中被動地獲取的知識,其知識量是有限的,而且這種嚼飯喂人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在教師方面可能是苦口婆心,而在學生方面卻并不一定受益。學生學會研究式學習,必須具備一定的文獻學知識。就拿查找人物資料來說,人物資料在文獻中的分布以史部傳記類書籍最為集中。傳記類圖書中有人物的行狀、年譜、宗譜,還有匯集多人事跡的傳紀資料集。例如,張撰寫的《漢丞相諸葛武侯(亮)傳》、呂大防撰寫的《杜工部年譜》、記載朱熹家族有關資料的《紫陽朱氏建安譜》,以及朱熹撰寫的《名臣言行錄》,元代辛文房撰寫的《唐才子傳》,清代阮元的《疇人傳》等,都在史部傳記類書籍中,利用傳記類圖書可以找到研究對象的大部分資料。此外,正史中的本紀、列傳部分有很多人物資料自不待言,而筆記野史中的人物資料也應引起高度重視,如《世說新語》《大唐新語》《唐摭言》等也有大量的人物資料。此外,還有書目提要中的傳記資料,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不但對歷代一萬余種圖書的內容得失、版本異同進行評論的考訂,并且對作者的爵里生平、人品學術亦多有論述。另外,詩文總集中的小傳也不乏人物資料。唐人編選的唐詩總集如《河岳英靈集》《國秀集》《中興間氣集》《極玄集》,往往載有入選作家的字號、籍貫、仕履,能為進一步查找資料提供線索。又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載集》、王昶的《湖海詩傳》、符葆森的《國朝正雅集》,據統計載有三千多詩人的小傳,而民國時期徐世昌的《晚晴詩匯》收詩人多達六千余人,亦大都附有作家小傳。地方性的文獻資料,如《江蘇詩征》《江西詩征》《兩浙軒錄》《兩浙軒續錄》等等,也收有大量的人物資料,其中后兩部書選錄了浙江自清初至晚清九千多名詩人的小傳和作品。再則,別集中的人物資料也十分豐富,不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查找利用不太容易。但也有些工具書可以利用,如陳乃乾編的《清代碑傳文通檢》,把清代很多別集的碑傳文按碑傳主的姓名編出索引,為利用別集中的人物資料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最后,方志中的人物資料也十分寶貴,古代方志中的人物門、職官門、雜記門等往往有不少人物資料。如南宋史安之修、高似孫撰的《剡錄》卷五收錄了許詢、孫綽、王羲之、謝靈運、孫稚圭等人的資料。而康熙年間徐相國等人撰的《湖廣通志》、清代鄧顯鶴輯的《沅湘耆舊集》、陸寶忠編的《沅湘覽秀集》等等有關地方志資料對查找人物資料也是非常有用的。
進行研究式學習必須具備目錄學方面的基礎知識,了解我國古代圖書分類的情況,這對我們查找古籍很有幫助。如要查找《瀛奎律髓》一書,不明白這本書的內容和體例,對古籍的分類方法又不太清楚,不知道這是一部詩歌總集,而誤以為書中有大量論詩之語,就到《四庫全書》詩文評一類中去查找,結果是找不到的。其實這部書收在集部的總集類中,有人把《瀛奎律髓》作為詩話著作,是因為書中不僅匯集江西派詩人的詩作,而且有江西派詩許多作家的小傳和大量的論詩之語。可見了解和掌握中國古典文獻方面的知識是很有必要的。
三、個案與體會
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的習慣和能力是研究式教學的關鍵性環節。人們一般習慣于消遣式的閱讀,閱讀過程中未能發現問題,這樣的學習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層,知識與能力難以得到深化。尋找問題式的學習與此不同,有時一個小小的問題深入挖掘下去會越挖越深,知識就象滾雪球似的增加,甚至于能夠發現大的學問,產生重大的創造性成果,牛頓從蘋果落地發現萬有引力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
在教改中,我的一位學生在閱讀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有關中唐著名詩人劉長卿的相關資料時,發現一個句子讀不通,前來請教。原來是《唐代詩人叢考》引用《皇甫持正集》卷四的一句話:“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單獨看這一句,不太好理解。其實這是一句很有名的語句,宋元以來著書人常常引用,其意思是說后世有些儒生自己學問不深卻自視甚高,菲薄前賢,目空一切。《皇甫持正集》引文前還有:“乃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十字,引文后面還有:“書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等數語。引文未引全句,所以不太好懂。通過進一步查找資料發現“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句中“舉語”一詞,很多不同版本都作“筆語”。“舉語”是古人常用語,“筆語”則不可通。傅先生引用的明代毛晉汲古閣本作“舉語”,沒有錯誤,汲古閣本版本價值較高,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另外,唐人作文尚很重視駢偶,“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舉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從后面的“舉語”“讀書”“書字”(宋代有的引文“書”后有一“字”字,今本《皇甫持正集》當是有奪文)三個詞語來看,這是鼎足對語,可知首句“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前應還有一字,方才符合對偶的要求。元代陶宗儀《說郛》卷三十五引此文即為“讀詩末有劉長卿一句”,可見“詩”前有一“讀”字。汲古閣本《皇甫持正集》中已經脫去此字,傅先生據汲古閣本,所以引文也漏了此“讀”字。這說明即便是好的版本,也不是沒有問題,讀書求真,何其不易!學生茅塞頓開,我也有新的收獲,真所謂教學相長啊。至于前一句“一謙三十年之說”,仍然是個疑問,古人常說“一謙而四益”,這句話最早出處是《漢書?藝文志》道家類小序,顏師古的注釋為:“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意思是謙虛的人,天、地、神、鬼、人都會益助他。顏師古的話又是出自《易經》的《謙》卦中的《彖》辭。至于“一謙三十年”之說,不明何意。此語在唐以后的文獻中雖亦數見,然而它的最早出處,并且也是唯一出處,卻都是皇甫的《與李生第二書》一文,也許是當時的一句俗語,也可能是皇甫的一個誤筆。這個問題無法解答,只好留待今后了。
發現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其意義不低于解決這個問題。而在研究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會獲得新知。開卷有益,探求問題的開卷更有益。學生自主地學習、極積地閱讀、細心地發現問題,師生共同努力去解決問題,這樣的教學應該大力提倡。
參考文獻:
[1]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M].北京:中華書局,1980.
關鍵詞：文獻閱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問題意識
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特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比較傳統且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專業。偉大的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文明開始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其所創造的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悠久、種類繁多、卷帙浩繁，蘊含著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承載了中華民族的理想信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
（一）研究內容極為豐富
中國古代文學是以中國上古至近代文學為研究對象，按照時代先后順序共分為先秦文學、秦漢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隋唐五代文學、宋遼金文學、元代文學、明代文學、清代文學及近代文學九個部分。按文體分也有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四大基本類別。其中，在文學史上有卓越貢獻且影響較大的作家就有數百位、作品數千篇，更不用說在當下文學史上提及甚少或默默無聞的作家作品了。
（二）研究問題相對隱蔽
中國古代文學所涉及的內容豐富、因素眾多，研究具有相對的復雜性與多元化。所以，在具體的研究中，研究的問題也呈現出相對隱蔽的狀態，很多觀點的解讀、審美傾向的表達、藝術手法的運用都不是簡單的呈現，其中不僅蘊含著作者文學思想與審美理想的表達，還有諸如文體的選擇、審美風尚、文藝思潮等的滲透，甚至受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影響，研究者必須通過相關問題的認知、歸納、辨析，才能揭示出研究問題的真諦與精髓。
（三）價值評判較為主觀
“文學”即“人學”。文學的主體是人，作品中所抒發的情感、表達的思想，甚至是所運用的表現手法，都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充滿了個人的價值判斷。文學的受眾亦是人，不同的人其生活經歷、情感體驗、思想傾向都有差異，所以很多時候對同一位作家、同一部作品也會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評判，正所謂：“一千個人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以，即使是學者們已達成基本共識的研究尚有不同的聲音，更遑論一直存在爭議的問題了。基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這些特點，研究生在探索其中的具體問題時，往往無法于相對豐富且駁雜的內容之中發現深藏的較為隱蔽的問題，無法做出自己主觀的價值判斷。所以，相對于其他專業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的主體性對科研有著更為重要的影響。不同于本科階段的基礎性學習，研究生更注重研究性、自主性學習。在自主性學習模式中，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所充當的是學習的指導者與協助者，包括對于學習內容與方法的指導，營造包容與獨立的對話場域，建立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等。所以，這種學習模式也決定了問題意識培養的關鍵不在于教師的教，而在于如何在教師的引導與協助之下，讓學生自主地學習，主動地閱讀。這里要說明的是，研究生所要閱讀的文獻，既包括中國古代文學中所涉及的古代文獻（原始古籍、影印本、排印本、點校本、注釋本等），也包括近現代學者的研究著作、期刊論文等。
二、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文獻閱讀的策略
在這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各類書籍席卷而來，到底應該讀什么書，應該怎么讀呢？有效的閱讀不能盲目，要建構科學的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并將吸收的知識有機結合到知識框架之中，才能使知識體系、思想體系更加有條理性，考慮問題才會更加有思辨性。概括來說，根據不同的文本類型，采用不同的讀書方法，是為明智之選。
（一）文學作品“細”讀
文學作品是一個完整的多層次的藝術客體，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起點與基礎。早在20世紀20年代英美的新批評流派就提倡“細讀法”。在這種批評中，“批評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鏡讀每一個字，捕捉著文學詞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聯想”[1]。英國文藝理論家瑞恰茲隨后提出了“細讀法”的具體步驟：“（1）從字、詞、句含義的釋讀入手。（2）細致分析表達手法和修辭技巧。（3）層層解剖內在的結構層次。（4）全力開掘多側面的主題內涵。”[2]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基礎文本的閱讀。這不僅包括對作品細節尤其是中心詞、重點段落的多側面、多層次解讀，還包括文本所附帶的內容與形式的意義。當然，“細讀”也必然要求研究生掌握一定的基礎知識，如古字的辨析能力、古文的閱讀能力、句讀能力、分析能力及相關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
（二）專業文本“深”讀
儲備專業知識是研究生閱讀的重要目的。只有夯實基礎，準確把握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背景、政治環境、文人交游、文化思潮、文壇文風等，才能真正理解、分析研究對象，了解作家、作品及其他文學現象的話語環境。這樣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就不再是客觀的體系，而是具有鮮活特色的思想史。研究生也更易于通過心理認同解讀先賢的思想歷程，從而更深切地體會學術傳統形成的原因與過程，進而準確把握作家、作品及相關的文學現象。
（三）相關文本“泛”讀
在文學作品與專業文本閱讀的基礎上，也不能忽視跨學科、學科交叉領域的知識融合。李浩教授指出：古代文學研究應由純文學的研究進入雜文學的研究，由狹義文學研究進入廣義的文學或大文學的研究，提倡廣譜研究，以期突破古文學的研究困境，實現學術突圍[3]。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些大家、名著及相關問題已被研究爛熟，新問題的發現更是難上加難，但學科間的溝通不僅會增加我們分析問題的深度，而且還可以兼顧多學科，達到知識的融合與溝通。在閱讀的過程中，還要善于提出問題、否定問題，形成自己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要有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更關注思維的真實性、精確性、意義和價值，更強調思維的見識性和思維性。”[4]因此，研究生要勤于思考、勇于質疑、科學分析、理性判斷。
三、文獻閱讀在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培養中的作用
“問題”的發現不是憑空想象，也不是主動尋找，而是在一定積累基礎上的闡發。文獻閱讀就是讓研究生廣泛涉獵，不斷豐富知識儲備，完善知識結構，從而激發研究生的思考，形成有效的“問題”。
（一）可以有效擴展研究生視野，積累相關專業知識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很多研究生表現出的問題意識不強的現象源于自身知識結構的不完整，專業知識儲備不足。相對于本科，研究生階段更注重學習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尤其是在原有知識結構上某一環（專業領域）的強化與深入，而這些知識往往是本科教學及研究生教學無法直接達到的。研究生所研究領域的相關知識大多需要通過個人的文獻閱讀獲取。比如，在整體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同時，研究生還需要深入了解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域、某一類文體的作家作品、文學批評、文學流派、文藝思潮，及其所產生的背景、因素、與相關文學現象的關系及所帶來的影響等。
（二）可以合理借鑒科學的研究方法
除了在閱讀文獻中獲取知識，還能學習其中科學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學習中，每個人的研究對象都不同，導師所教授的研究方法，或者師兄、師姐所分享的研究經驗，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的人，而閱讀文獻，尤其是閱讀相關的著作或期刊論文，可以有效學習其中的研究方法。研究生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對象，有針對性地選擇研究方法，并將其整合再利用，往往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為一種教學模式，研究型教學是上世紀在西方興起的。本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界為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也大力倡導研究型教學。2005 年，教育部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校積極推動研究型教學，提高大學生的創新能力[1]。對研究型教學的研究自然也成為高校教研的熱點之一。學界對研究型教學的研究性內涵存在廣義的、多向度的理解，如歸納為“研究領先的教學、研究取向的教學、研究為本的教學、研究支持的教學”等[2]。但不論側重點何在，研究型教學都旨在促進學生的自主性、深層次學習，轉變傳統教學活動中教師和學生的固有角色，在教師的“教與研”和學生的“學與研”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
一教學目的如何體認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基礎性、人文性屬性，決定了其教學目的在于傳道，既傳天之道（真），亦傳人之道（善、美），即將自然、社會、心靈的真、善、美展現和發揚出來，最終達成“立人”的目標。
在教學活動中，筆者力求踐行以上理念。為了突出教學的研究性，教師不僅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具備學術眼光，而且應著力培養學生在獨立思考的前提下提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問題意識是進行科學研究的起點，提出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更能鍛煉人的創造能力。舉例而言，筆者在講授完唐五代的詞之后，緊接著講宋詞，為了讓學生對兩者的關系有更深入的了解，筆者有意將唐五代和宋初幾位重要詞家的生卒年份排列出來。花間詞的代表溫庭筠卒于866 年，韋莊卒于910 年，南唐馮延巳卒于960 年，李煜被宋太宗賜死于978 年。而宋代最早的有成就的詞人柳永、張先、晏殊和歐陽修四人，則分別生于公元984 年、990 年、991 年和1007 年。如此一排列，果然就有學生看出了問題。他們說，柳永等四人的創作活動顯然都要在11 世紀20 年代之后，而此時距離宋代建國已有60 年時間，距李后主去世也將近半個世紀，也就是說，詞在這一段時間內幾乎是沉寂的。大家原來都以為有了五代詞的積累鋪墊，宋詞馬上就會踏上輝煌之旅，但沒有想到宋詞并未隨著宋王朝的建立而立即發達，而是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低迷才邁上高峰。幾位細心的同學發現了這一問題，便來請教筆者。筆者提示他們可以從宋初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以及詞體本身的發展等方面去尋找原因，并提供了一些可供參考的文獻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閱讀和思考，幾個學生得出了各自的答案，筆者又鼓勵他們寫出學習心得。其中一位同學據此寫成了《試論宋初詞壇沉寂的原因》一文，此文經過充實成為了他的本科畢業論文。
顯然，如果只是滿足于基本知識點的講解而不具備研究性的目的和眼光，則我們就不會想方設法誘導學生發現問題，學生的學習也就不會具有主動性、探索性，所得也就很有限了。
如果說研究性的教學目的要求培養學生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那么人文性的教學目的則側重于提高學生感受、領悟和處理人情的共情能力。前者的核心在于“理”，在于鍛煉受教者求真求實的智商；后者的核心在于“情”，在于提升受教者求善求美的情商，二者不可偏廢。對研究型教學而言，后者尤為重要，因為研究型教學主要培養有探索能力和全局性能力的人，因此人文素質和能力重于知識[3]。為此，首先要求教師本身具有較豐富的歷史、社會知識和人生閱歷，具有較高的情感感受和傳達能力，具有美善相兼的文化心理。只有這樣，教師才能先入乎其內地被作品所感動所牽引，然后再出乎其外地將學生感染、將學生誘發起來，在教師———作品———學生的三維關系中起到良好的介質作用。
二教學內容如何確定
教學內容即教師教什么和學生學什么的問題，一方面有培養計劃和教學大綱的規定，一方面也受制于其他因素和條件，諸如學生基礎之厚薄、授課時數之多寡、教師對內容之生疏與熟稔，等等。目前，研究型教學還不能也不必覆蓋課程的全部內容，我們大致選取了30%的內容進行研究型教學嘗試。這30%的教學內容之確定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價值的大小，二是教師和學生研究能力的高下。前者考慮的是客觀必要性，后者照顧的是主觀可行性。
以研究價值而言。中國古代文學經歷了3000 余年的發展，積累了十分厚重的文化遺產，從理論上、從傳承傳統的角度來看，它們都具有研究的價值。研究型教學就是要從這些內容中選取適合學生自主研討的部分來進行教學實踐。
我們在選取教學內容時兼顧了研究對象的純粹學理價值和現實情理價值兩個層面。比如，漢末五言詩《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論，如果通過考證能夠確定其作者，當然是一個具有相當學術價值的突破。但其意義主要是學理上的，對本科學子而言，這一命題并不切近于他們的思想和生活，難以引發參與熱情。又如，元末明初南戲的代表作品《琵琶記》，曾被晚明思想家李贄批評為“畫工”，雖也不乏生動形象之意，但終究不如《西廂記》《拜月亭》這樣的“化工”之作自然天成，尤其是情節上“三不從”的構思，頗受后人詬病。但在教學中，我們考慮到這一情節很能凸顯傳統道德系統的裂痕，對當今道德文化建設也很具有參考意義，所以將之作為研究選題讓學生自由探討。大家果然各抒己見，形成了爭論，深化了相關認識，教學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一個好的研究論題能夠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又循此旁涉到其他知識點、思考點、情感點，由點及面，學生思考和體會的深度與廣度因之拓展開來。
以研究能力的高下而言。首先是教師的科研能力和學術眼光。筆者在教學中的體會是，一方面要結合自己的學術專長選擇合適的研究論題進行教學，以保證教學的學術性，此即以科研促進教學。另一方面也可以甚至應該拓展自己的學術領域，在教學中與學生一道探討更廣泛的學術問題，甚至可以將教學中的研究成果融入到自己的學術思考和寫作中去，此即以教學促進科研。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和學生可以相互觸發思想的火花，彼此問難，教師就不僅僅是“教”，也是在“學”了。三教學過程與方式如何創新
在傳統教學模式中，教學局限于教書，教書局限于課程，課程局限于課堂，課堂局限于講授，講授局限于教材[4]。總之，傳統教學方式是以課堂教學為核心的，課堂之外的教學活動時間既少，效果亦微。研究型教學在方法上要實現對以上局限性的突破。
從縱向的教學過程來看。研究型教學要打破傳統的以課堂講授為主導、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模式，充分嘗試建立以課外研討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以保證研究性、人文性教學目的的實現。筆者在教學實踐中，試圖將教學過程梳理為五個環節，特擬表1 以示。
很明顯，五個環節按照：課外課堂課外課堂課外的順序逐次開展教學活動。其中，課堂教學在整個教學時間上所占比重并不大，且其作用僅限于教師對課題的導入、必要的背景知識精講以及最終研究成果的展示。事實上，研究型學習的主體即文獻閱讀、邏輯思考和成果寫作等均需學生在課外進行。研究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基礎性研究，其主要活動就是閱讀文獻、思考問題和寫作文字，這些活動怎么可能在極為有限的課堂中完成？而且“所有對學生產生深遠影響的重要的具體事件，有4/5 發生在課堂外”。所以，我們認為課堂交流主要是一個成果展示的平臺，是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課外研討才是研究型教學的主要部分，是水面下的冰山之根。
與此相應，教學主體也應由教師轉換成為學生。在課前準備環節中，學生要根據學習范圍精讀相關作品和文獻，獲得初步的感性認識。在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環節中，學生要泛覽教師提供的
參考文獻，搜集相關研究成果，思考論題，在師生、學生之間相互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研究報告。在課堂展示環節，小組代表以ppt 演示的形式向全班同學匯報本組研討的成果，教師和其他同學可以隨時提出辯難。在課后拓展環節，有深入研究興趣的同學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繼續探討相關問題直至寫出專業論文。
從橫向的教學方式來看。課前準備主要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訓練較好的文字感受能力。不同于一般的預習，它要求教師提出較為明確的研究范圍，學生不僅需要熟悉教材，更重要的是要精讀一定的文本，獲得初步的感性體驗，教師則以不定時交談和翻看讀書筆記的方式加以督促。
自主學習和小組研討是研究型教學的關鍵，經過此前的閱讀和導學，學生們對研討內容有了基本了解，需要在教師的指導下進入具體的研究狀態。如在一次教學實踐中，筆者在系統講述了唐五代及北宋詞史的基礎上，確定以“蘇軾的詞風”為題讓學生研討。先布置大家細讀了蘇軾的所有詞作，然后將全班50 名同學自由組合為3 個小組，分別研討“蘇軾詞風的表現”“蘇詞對前代詞人的沿革”“對蘇詞的評價”等3 個分論題。同學們進行了小組分工，有的查找資料，有的負責篩選，有的擬定提綱，有的制作ppt，有的執筆撰寫研究報告。大家有分有合，每組先后組織了兩次集體討論。最后寫出的研究報告，筆者則逐一批改。經過一番鉆研，多數同學的頭腦都動了起來，對論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有一個小組談蘇軾詞風的表現時，還能結合蘇軾的生平經歷來分析其詞風的變化，比較難得。課堂展示也是研究型教學在方式上的一種創新。每組選出一位同學在課堂上以ppt 演示文稿的形式匯報小組研討的成果，其他同學可以就相關問題提出看法，進行交流，教師則適時加以點評。這樣的做法既能看到學生們集體研究的結晶，也能鍛煉一定的師范技能如ppt 課件制作能力、口頭表達能力、現場控制能力等。實際上，3 個小組的ppt 文稿制作得都很不錯，陳述者能清晰流利地表達看法，其他同學也多能參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探討“對蘇詞的評價”問題時，班上同學還各執一詞，形成了爭論，現場氣氛熱烈。大家都反映，經過成果的現場展示，對問題的認識更為清楚和深入了。
四教學效果如何體現
教學效果即教得如何的問題，是對本文第一個方面———教學目的的回應。研究型教學的效果可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在教學過程中某個環節所取得的具體效果，二是整個教學所實現的整體效應。教學效果的表現形式也不應拘于一律，或是物化的文字成果，或是無形的心理躍遷。筆者從教學實踐中總結了閱讀、表達、思維等三個衡量指標。
1 閱讀效果
當下的年輕人其實并不缺乏閱讀，從各種媒介尤其是電子媒體上他們接觸了大量信息，但那些文字、圖像和聲音多數缺乏深度，有些則完全是信息垃圾。閱讀方式的碎片化不利于深入的思考，反而助長著浮躁的風氣。一些本科學生除教材之外極少專業閱讀，導致在畢業論文選題時捉襟見肘，讓論文指導教師很是為難，相信有過畢業論文指導經歷的高校教師對此都深有同感。
有鑒于此，在課前準備和自主學習階段，我們要求學生對專業書籍進行深入閱讀，旨在開闊其眼界，沉潛其心境，培養良好的感受力。人文學科的研究尤其是文學研究，首先即要求研究者對文字具備敏銳的感受能力。文字塑造形象，文字蘊含情感，文字傳達道理，對文字的敏銳感受即是對形象、情感和道理的敏銳感悟，而論題的提出也需在大量的、精細的專業閱讀中才能實現。如在進行“北宋婉約詞”的研究型教學中，學生較全面地細讀了柳永、晏殊、歐陽修、秦觀、晏幾道等幾位北宋重要詞家的作品，便對北宋詞的基本風貌有了具體感知，對詞體的特點獲得一些體認，為更深入地研討打下良好基礎。當然，為保障閱讀效果，教師需多花精力指導、督促，有條件的話最好定期開展讀書會之類的活動。比之一般教學，教師的付出會更多，而學生之閱讀實效也會更好。
2 表達效果
文學不外乎對事、情、理的書寫，如果說文學的閱讀是對這些要素入乎其內的感受，那么文學的研究則是對這些要素出乎其外的表達。因此，包括口頭和文字兩種形式的表達能力的培養，當然是研究型教學的要求和教學效果的體現。筆者的要求是，對事的表達要具體、完整，對情的表達要有感染力，對理的表達要有說服力。
在小組研討中，師生間、學生間的交流切磋有助于相互激發表達的欲望，理清表達的思路，選擇表達的方式。為了檢查小組研討的實際情況，筆者有時會參加學生的集體討論，在這種情況下，筆者一般不輕易發言，而將話語權充分交給學生。筆者發現，一些平素較為內向寡言的學生也慢慢開始想說話、有話說并且說得不錯起來，在此基礎上，筆者鼓勵大家將心得寫成文字。一開始，也許并不熟練和規范，也較少創意，但總算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較之在網上復制抄襲而上交的那些“作業”要有價值得多。經過多次打磨，每個小組的研究報告基本上能夠做到言之有物和言之有序，有些甚至言之有文（采），文字表達能力大有提高。
3 思維效果
應該說，研究型教學對學生最根本的訓練是思維的訓練，這一訓練及其效果也見之于教學的所有環節和細節當中。比如，閱讀中的感受力，側重于形象思維；表達中的說服力，側重于抽象思維；對某些問題的較為深徹的領悟，則往往依賴于直覺思維的作用。但是要追問的是，通過整個教學活動，我們希望受教育者達到一種怎樣的思想狀態？對此問題的回答，當然因學科、課程之不同而有異。對于中國古代文學這樣的人文性基礎課程而言，我們認為，應該讓學習者對傳統文學與文化養成一種情感認同與理性思辨相結合的文化心理。
筆者在與學生的交流中發現，有些同學對古代文學和傳統文化非常熱愛，但菁蕪不擇，茫無入處，可謂有心而無力；也有些同學雖然思聰意敏，資質尚佳，但盲目跟風，靈魂無根，可謂有力而無心。因此筆者認為，在古代文學的研究型教學中，要讓青年學子對于所學內容產生“愛”和“懂”的心理效果。愛就是情感認同，即對于傳統文化的崇敬心、自信心、擔當心；懂就是理性思辨，即對于傳統文化的辨別力、分析力、運用力。由愛而懂，因懂而愛，兩者互為因果，共同建構起當代青年面對傳統文化時的基本思維特質。筆者認為，研究型教學（也包括一般教學）要達到的這一思維效果相當重要，因為現在95 后的一代大學生，將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生力軍，他們的文化認同、文化姿態將決定中國夢的色彩。在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文化交匯路口何去何從？他們應該有心，也應該有力。
當然，從較現實的方面看，研究型教學的直接效益是對于學生學位論文寫作和考研考學的積極推助。幾輪教學實踐下來，一些同學跟我反映，畢業論文的選題一下子明朗了，猶豫不決的考研方向一下子決定了。而作為他們的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因為在平時的教學中便已有過不少交流，因而在論文指導過程中就感覺省力不少，論文寫作質量也明顯提高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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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數學的萌芽
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貨物交換產生以后，數與形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仰韶文化時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號。到原始公社末期，已開始用文字符號取代結繩記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個圓點組成的等邊三角形和分正方形為100個小正方形的圖案，半坡遺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圓形和方形。為了畫圓作方，確定平直，人們還創造了規、矩、準、繩等作圖與測量工具。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治水時已使用了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產生一套十進制數字和記數法，其中最大的數字為三萬；與此同時，殷人用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個名稱來記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陰、陽符號構成的八卦表示八種事物發展為六十四卦，表示64種事物。
公元前一世紀的《周髀算經》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測量高、深、廣、遠的方法，并舉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環矩可以為圓等例子。《禮記·內則》篇提到西周貴族子弟從九歲開始便要學習數目和記數方法，他們要受禮、樂、射、馭、書、數的訓練，作為“六藝”之一的數已經開始成為專門的課程。
春秋戰國之際，籌算已得到普遍的應用，籌算記數法已使用十進位值制，這種記數法對世界數學的發展是有劃時代意義的。這個時期的測量數學在生產上有了廣泛應用，在數學上亦有相應的提高。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尤其是對于正名和一些命題的爭論直接與數學有關。名家認為經過抽象以后的名詞概念與它們原來的實體不同，他們提出“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把“大一”(無窮大)定義為“至大無外”，“小一”(無窮小)定義為“至小無內”。還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等命題.
而墨家則認為名來源于物，名可以從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給出一些數學定義。例如圓、方、平、直、次(相切)、端(點)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題，提出一個“非半”的命題來進行反駁：將一線段按一半一半地無限分割下去，就必將出現一個不能再分割的“非半”，這個“非半”就是點。
名家的命題論述了有限長度可分割成一個無窮序列，墨家的命題則指出了這種無限分割的變化和結果。名家和墨家的數學定義和數學命題的討論，對中國古代數學理論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古代數學體系的形成
秦漢是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經濟和文化均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古代數學體系正是形成于這個時期，它的主要標志是算術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以及以《九章算術》為代表的數學著作的出現。
《九章算術》是戰國、秦、漢封建社會創立并鞏固時期數學發展的總結，就其數學成就來說，堪稱是世界數學名著。例如分數四則運算、今有術(西方稱三率法)、開平方與開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數值解法)、盈不足術(西方稱雙設法)、各種面積和體積公式、線性方程組解法、正負數運算的加減法則、勾股形解法(特別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數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組解法和正負數加減法則在世界數學發展上是遙遙領先的。就其特點來說，它形成了一個以籌算為中心、與古希臘數學完全不同的獨立體系。
《九章算術》有幾個顯著的特點：采用按類分章的數學問題集的形式；算式都是從籌算記數法發展起來的；以算術、代數為主，很少涉及圖形性質；重視應用，缺乏理論闡述等。
這些特點是同當時社會條件與學術思想密切相關的。秦漢時期，一切科學技術都要為當時確立和鞏固封建制度，以及發展社會生產服務，強調數學的應用性。最后成書于東漢初年的《九章算術》，排除了戰國時期在百家爭鳴中出現的名家和墨家重視名詞定義與邏輯的討論，偏重于與當時生產、生活密切相結合的數學問題及其解法，這與當時社會的發展情況是完全一致的。《九章算術》在隋唐時期曾傳到朝鮮、日本，并成為這些國家當時的數學教科書。它的一些成就如十進位值制、今有術、盈不足術等還傳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過印度、阿拉伯傳到歐洲，促進了世界數學的發展。
中國古代數學的發展
魏、晉時期出現的玄學，不為漢儒經學束縛，思想比較活躍；它詰辯求勝，又能運用邏輯思維，分析義理，這些都有利于數學從理論上加以提高。吳國趙爽注《周髀算經》，漢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術》注，魏末晉初劉徽撰《九章算術》注、《九章重差圖》都是出現在這個時期。趙爽與劉徽的工作
趙爽是中國古代對數學定理和公式進行證明與推導的最早的數學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經》書中補充的“勾股圓方圖及注”和“日高圖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數學文獻。在“勾股圓方圖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圖證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個公式；在“日高圖及注”中，他用圖形面積證明漢代普遍應用的重差公式，趙爽的工作是帶有開創性的，在中國古代數學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劉徽約與趙爽同時，他繼承和發展了戰國時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張對一些數學名詞特別是重要的數學概念給以嚴格的定義，認為對數學知識必須進行“析理”，才能使數學著作簡明嚴密，利于讀者。他的《九章算術》注不僅是對《九章算術》的方法、公式和定理進行一般的解釋和推導，而且在論述的過程中有很大的發展。劉徽創造割圓術，利用極限的思想證明圓的面積公式，并首次用理論的方法算得圓周率為157/50和3927/1250。
劉徽用無窮分割的方法證明了直角方錐與直角四面體的體積比恒為2:1，解決了一般立體體積的關鍵問題。在證明方錐、圓柱、圓錐、圓臺的體積時，劉徽為徹底解決球的體積提出了正確途徑。東晉以后，中國長期處于戰爭和南北分裂的狀態。祖沖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經濟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數學發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們在劉徽注《九章算術》的基礎上，把傳統數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的數學工作主要有：計算出圓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間；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與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據推測，祖沖之在劉徽割圓術的基礎上，算出圓內接正6144邊形和正12288邊形的面積，從而得到了這個結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圓周率兩個分數值，即約率22/7和密率355/113。祖沖之這一工作，使中國在圓周率計算方面，比西方領先約一千年之久；祖沖之之子祖(日恒)總結了劉徽的有關工作，提出“冪勢既同則積不容異”，即等高的兩立體，若其任意高處的水平截面積相等，則這兩立體體積相等，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應用這個公理，解決了劉徽尚未解決的球體積公式。
隋煬帝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客觀上促進了數學的發展。唐初王孝通的《緝古算經》，主要討論土木工程中計算土方、工程分工、驗收以及倉庫和地窖的計算問題，反映了這個時期數學的情況。王孝通在不用數學符號的情況下，立出數字三次方程，不僅解決了當時社會的需要，也為后來天元術的建立打下基礎。此外，對傳統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數字三次方程解決的。
唐初封建統治者繼承隋制，656年在國子監設立算學館，設有算學博士和助教，學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風等編纂注釋《算經十書》，作為算學館學生用的課本，明算科考試亦以這些算書為準。李淳風等編纂的《算經十書》，對保存數學經典著作、為數學研究提供文獻資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他們給《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以及《海島算經》所作的注解，對讀者是有幫助的。隋唐時期，由于歷法的需要，天算學家創立了二次函數的內插法，豐富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內容。
算籌是中國古代的主要計算工具，它具有簡單、形象、具體等優點，但也存在布籌占用面積大，運籌速度加快時容易擺弄不正而造成錯誤等缺點，因此很早就開始進行改革。其中太乙算、兩儀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盤，在技術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繼承了籌算五升十進與位值制的優點，又克服了籌算縱橫記數與置籌不便的缺點，優越性十分明顯。但由于當時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個橫列中進行。算珠還沒有穿檔，攜帶不方便，因此仍沒有普遍應用唐中期以后，商業繁榮，數字計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計算方法，從《新唐書》等文獻留下來的算書書目，可以看出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簡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個橫列中進行運算，它既適用于籌算，也適用于珠算。
中國古代數學的繁榮
960年，北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割據的局面。北宋的農業、手工業、商業空前繁榮，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明就是在這種經濟高漲的情況下得到廣泛應用。1084年秘書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經十書》，1213年鮑搟之又進行翻刻。這些都為數學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從11～14世紀約300年期間，出現了一批著名的數學家和數學著作，如賈憲的《黃帝九章算法細草》，劉益的《議古根源》，秦九韶的《數書九章》，李冶的《測圓海鏡》和《益古演段》，楊輝的《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楊輝算法》，朱世杰的《算學啟蒙》《四元玉鑒》等，很多領域都達到古代數學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當時世界數學的高峰
從開平方、開立方到四次以上的開方，在認識上是一個飛躍，實現這個飛躍的就是賈憲。楊輝在《九章算法纂類》中載有賈憲“增乘開平方法”、“增乘開立方法”；在《詳解九章算法》中載有賈憲的“開方作法本源”圖、“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開方法開四次方的例子。根據這些記錄可以確定賈憲已發現二項系數表，創造了增乘開方法。這兩項成就對整個宋元數學發生重大的影響，其中賈憲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開方法推廣到數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數為負的情形)解法的是劉益。《楊輝算法》中“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卷，介紹了原書中22個二次方程和1個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開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數書九章》中收集了21個用增乘開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數為10)的問題。為了適應增乘開方法的計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數項規定為負數，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種類型。當方程的根為非整數時，秦九韶采取繼續求根的小數，或用減根變換方程各次冪的系數之和為分母，常數為分子來表示根的非整數部分，這是《九章算術》和劉徽注處理無理數方法的發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數時，
秦九韶還提出以一次項系數除常數項為根的第二位數的試除法，這比西方最早的霍納方法早500多年。元代天文學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時歷》中解決了三次函數的內插值問題。秦九韶在“綴術推星”題、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如象招數”題都提到內插法(他們稱為招差術)，朱世杰得到一個四次函數的內插公式。
用天元(相當于x)作為未知數符號，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稱為天元術，這是中國數學史上首次引入符號，并用符號運算來解決建立高次方程的問題。現存最早的天元術著作是李冶的《測圓海鏡》。從天元術推廣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聯立方程組，是宋元數學家的又一項杰出的創造留傳至今，并對這一杰出創造進行系統論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鑒》。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聯立方程組表示法是在天元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把常數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冪放在上、下、左、右四個方向上，其他各項放在四個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貢獻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擇一元為未知數，其他元組成的多項式作為這未知數的系數，列成若干個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應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這一未知數。重復這一步驟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數，最后用增乘開方法求解。這是線性方法組解法的重大發展，比西方同類方法早400多年。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時期有新的發展，朱世杰在《算學啟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補充了《九章算術》的不足。李冶在《測圓海鏡》對勾股容圓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得到九個容圓公式，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幾何學的內容。已知黃道與赤道的夾角和太陽從冬至點向春分點運行的黃經余弧，求赤經余弧和赤緯度數，是一個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問題，傳統歷法都是用內插法進行計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則用傳統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會圓術和天元術解決了這個問題。不過他們得到的是一個近似公式，結果不夠精確。但他們的整個推算步驟是正確無誤的，從數學意義上講，這個方法開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徑。中國古代計算技術改革的也是出現在宋元時期。宋元明的歷史文獻中載有大量這個時期的實用算術書目，其數量遠比唐代為多，改革的主要內容仍是乘除法。與算法改革的同時，穿珠算盤在北宋可能已出現。但如果把現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盤，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訣，那么應該說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數學的繁榮，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傳統數學發展的必然結果。此外，數學家們的科學思想與數學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宋元數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理學家的象數神秘主義。秦九韶雖曾主張數學與道學同出一源，但他后來認識到，“通神明”的數學是不存在的，只有“經世務類萬物”的數學；莫若在《四元玉鑒》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虛問實”則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維的思想方法；楊輝對縱橫圖結構進行研究，揭示出洛書的本質，有力地批判了象數神秘主義。所有這些，無疑是促進數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數學的融合
中國從明代開始進入了封建社會的晚期，封建統治者實行極權統治，宣傳唯心主義哲學，施行八股考試制度。在這種情況下，除珠算外，數學發展逐漸衰落。
16世紀末以后，西方初等數學陸續傳入中國，使中國數學研究出現一個中西融合貫通的局面；以后，近代數學開始傳入中國，中國數學便轉入一個以學習西方數學為主的時期；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數學研究才真正開始。
從明初到明中葉，商品經濟有所發展，和這種商業發展相適應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對相四言雜字》和《魯班木經》的出現，說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兒童看圖識字的課本，后者把算盤作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冊中。隨著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訣也逐漸趨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歸、起一口訣；徐心魯和程大位增添加、減口訣并在除法中廣泛應用歸除，從而實現了珠算四則運算的全部口訣化；朱載墑和程大位把籌算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應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數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國內外流傳很廣，影響很大。
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中國，1607年以后，他先后與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測量法義》一卷，與李之藻編譯《圜容較義》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啟被禮部任命督修歷法，在他主持下，編譯《崇禎歷書》137卷。《崇禎歷書》主要是介紹歐洲天文學家第谷的地心學說。作為這一學說的數學基礎，希臘的幾何學，歐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學，以及納皮爾算籌、伽利略比例規等計算工具也同時介紹進來。
在傳入的數學中，影響最大的是《幾何原本》。《幾何原本》是中國第一部數學翻譯著作，絕大部分數學名詞都是首創，其中許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啟認為對它“不必疑”、“不必改”，“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幾何原本》是明清兩代數學家必讀的數學書，對他們的研究工作頗有影響。
其次應用最廣的是三角學，介紹西方三角學的著作有《大測》《割圓八線表》和《測量全義》。《大測》主要說明三角八線(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質，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測量全義》除增加一些《大測》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較重要的是積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這些，在當時歷法工作中都是隨譯隨用的。
1646年，波蘭傳教士穆尼閣來華，跟隨他學習西方科學的有薛鳳柞、方中通等。穆尼閣去世后，薛鳳柞據其所學，編成《歷學會通》，想把中法西法融會貫通起來。《歷學會通》中的數學內容主要有比例對數表》《比例四線新表》和《三角算法》。前兩書是介紹英國數學家納皮爾和布里格斯發明增修的對數。后一書除《崇禎歷書》介紹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納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數度衍》對對數理論進行解釋。對數的傳入是十分重要，它在歷法計算中立即就得到應用。清初學者研究中西數學有心得而著書傳世的很多，影響較大的有王錫闡《圖解》、梅文鼎《梅氏叢書輯要》(其中數學著作13種共40卷)、年希堯《視學》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數學之大成者。他對傳統數學中的線性方程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冪求正根方法等方面進行整理和研究，使瀕于枯萎的明代數學出現了生機。年希堯的《視學》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透視學的著作。
清康熙皇帝十分重視西方科學，他除了親自學習天文數學外，還培養了一些人才和翻譯了一些著作。1712年康熙皇帝命梅彀成任蒙養齋匯編官，會同陳厚耀、何國宗、明安圖、楊道聲等編纂天文算法書。1721年完成《律歷淵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義于1723年出版。其中《數理精蘊》主要由梅彀成負責，分上下兩編，上編包括《幾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譯自法文著作；下編包括算術、代數、平面幾何平面三角、立體幾何等初等數學，附有素數表、對數表和三角函數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較全面的初等數學百科全書，并有康熙“御定”的名義，因此對當時數學研究有一定影響。
綜上述可以看到，清代數學家對西方數學做了大量的會通工作，并取得許多獨創性的成果。這些成果，如和傳統數學比較，是有進步的，但和同時代的西方比較則明顯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對外閉關自守，導致西方科學停止輸入中國，對內實行高壓政策，致使一般學者既不能接觸西方數學，又不敢過問經世致用之學，因而埋頭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間逐漸形成一個以考據學為主的乾嘉學派。
隨著《算經十書》與宋元數學著作的收集與注釋，出現了一個研究傳統數學的。其中能突破舊有框框并有發明創造的有焦循、汪萊、李銳、李善蘭等。他們的工作，和宋元時代的代數學比較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和西方代數學比較，在時間上晚了一些，但這些成果是在沒有受到西方近代數學的影響下獨立得到的。
與傳統數學研究出現的同時，阮元與李銳等編寫了一部天文數學家傳記—《疇人傳》，收集了從黃帝時期到嘉慶四年已故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270余人(其中有數學著作傳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來介紹西方天文數學的傳教士41人。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書，荃萃群籍，甄而錄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在學術界頗有影響。
1840年以后，西方近代數學開始傳入中國。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介紹西方數學。第二次后，、李鴻章等官僚集團開展“”，也主張介紹和學習西方數學，組織翻譯了一批近代數學著作。
其中較重要的有李善蘭與偉烈亞力翻譯的《代數學》《代微積拾級》；華蘅芳與英人傅蘭雅合譯的《代數術》《微積溯源》《決疑數學》；鄒立文與狄考文編譯的《形學備旨》《代數備旨》《筆算數學》；謝洪賚與潘慎文合譯的《代形合參》《八線備旨》等等。
《代微積拾級》是中國第一部微積分學譯本；《代數學》是英國數學家德·摩根所著的符號代數學譯本；《決疑數學》是第一部概率論譯本。在這些譯著中，創造了許多數學名詞和術語，至今還在應用，但所用數學符號一般已被淘汰了。以后，各地興辦新法學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為主要教科書。
關鍵詞：藏族；古代文學；故事
藏族的民間故事是藏族古代文學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民間故事從生活實際出發，但其內容奇異、精怪，卻又在人們的認知范圍之內，因此，十分具有特色。藏族的故事最初由人們在口頭上進行傳播，后來很多故事被整理成冊，成為藏族古代文學的一部分。
一、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分類
（一）神話故事
神話故事是指有鬼的故事或者被神化的英雄傳說。神話故事的產生反映了古代人民想要征服自然的意愿和對美好社會狀態的向往。藏族古代的神話故事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與大自然有關的神話故事。在這一類神話故事中，人們借由神話想要闡述人類和世間萬物是如何產生的。比如《女媧娘娘》講的是女媧開世造物，捏泥造人，是萬物之母；《斯巴宰牛歌》，這一神話講的是斯巴最初形成時，天地混在一起，斯巴就將牛的各個部位割下，做成山巒、樹林、河水和天地。第二類是和人類起源有關的神話。比如被記載在《王統記》等書中的《獼猴變人》，講的是菩薩給神變來的獼猴授了戒律，后來獼猴繁衍，逐漸變成人類。第三類是和生產有關的神話。比如，講農耕的《青稞種子的來歷》等。
（二）傳說故事
藏族的傳說故事的種類很多。比如贊普傳說，贊普傳說的特點是贊普名字就是傳說本身。比如聶赤贊普，講的是頸座王；止貢贊普將的是用刀劍殺人。而《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八思巴運寶》是關于歷史人物和僧侶的傳說。還有關于藏族地區自然的傳說，比如《龍王潭》等。關于寺廟的傳說有《修建大昭寺》等。關于動物的傳說，比如《兔子的三瓣嘴》等。
（三）生活故事
藏族在封建社會時期還存在很多奴隸，因此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這一時期，藏族產生了很多關于底層人民奮起反抗的斗爭故事。比如，《農夫與暴君》講的是農夫因受到國王一再的壓迫，最后將國王殺死的故事。在生活故事中，還有一類是講述關于愛情的故事。比如，《青蛙騎手》，講的是姑娘愛上的一位天上下凡的王子，但是這個王子披著青蛙皮，姑娘為了使王子留在自己身邊，姑娘將王子的青蛙皮燒去，結果王子死了，姑娘也變成了墳前的石頭。
二、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特征
（一）內容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內容十分豐富。首先，在一個時期內流傳的藏族故事的內容受特定時期的時代特點所影響，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人們的生活狀態和主要矛盾會影響故事的內容。比如，在封建社會，藏族還存在很多受壓迫的努力，這一時期百姓貧苦，受到來自上層社會的壓迫，因此，出現了很多底層人民奮起反抗的故事。而在和平安定的時期，藏族人民熱衷于放牧、飼養牲畜以及種植業，因此，這一時期藏族故事的內容通常圍繞生產和生活。其次，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內容龐雜，主要有與自然產生相關的神話，有與人類起源相關的故事，有與生產生活有關的故事，有贊普傳說，有歷史人物和宗教傳說，有動物傳說，有斗爭故事和愛情故事。
（二）修辭特征
在藏族古代文學中很多故事是與動物有關的，在經過加工之后，很多故事都把動物當做人來對待，把動物自身本不具備的特點都賦予人性化，比如讓動物有人類的動作、語言、情感。這就是在故事中運用大量的擬人化修辭方法，是藏族古代文學故事的一大特征。
（三）體裁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的體裁十分豐富。最優特色的體裁有兩種，一種是將故事改為詩歌，比如卜辭《雪山水晶國》《卜卦簽語》等；還有將為人處世道理的諺語《猴鳥的故事》；藏族民間格言《水樹格言》等；藏族最有名的史詩《格薩爾》。第二種是將故事編入藏族民歌中，載歌載舞講述故事，比如《流奶記》《拉薩恐》等。
（四）藝術特征
藏族古代文學中故事是具有藝術性的。這些故事是藏族人民真、善、美的體現，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最初，這些故事都是藏族人民口頭流傳開來的，通過口口相傳被大家熟知，后來經過講述者的再次創作廣泛傳播，傳播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有的歌唱家把故事編為歌謠進行傳頌。優秀的歌者或者講述者可以記住成百甚至上千個故事。這些故事都反映了藏族人民的審美取向和內心的向往。
三、藏族故事對藏族文學發展的影響
藏族故事是藏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每一位傳播故事的人都是故事創作的一部分。由于藏族故事是藏族文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藏族故事因為其豐滿的故事內容，生動的人物形象和松散的傳播形式被人們津津樂道，因此，很多藏族故事被作家用文字形式記錄下來，被歌唱家用編曲形式記錄下來。可以說，藏族故事豐富了藏族文學的內容，推廣了藏族文學的影響，促進了藏族其他文學形式的發展。
四、總結
藏族文學起源甚早，經過時代的變遷和發展，藏族文學中故事的分類也不僅僅局限在神話故事、傳說故事和生活故事，還有很多新的故事分類值得我們探索。而藏族文學中故事的特征也越來越鮮明，藏族古代文學中的故事也因為其內容生動豐富、體裁多樣，修辭手法多樣和極具藝術價值的特點會永遠被我們傳頌。
參考文獻：
佛教文獻對于中國古代文學內容的豐富主要體現在對詩歌、戲曲、小說及俗文學的影響等方面，佛教文獻成為很多文人進行文學創作所借鑒的情節，其思想滲透到古代文學各個領域。創作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文學發展受政策影響比較大，比較明顯的是唐代，唐代的對外開放程度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這項政策加強了唐代的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使這個時候的文學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讓我國在文學發展上跨入了一大步，這個跨越性的發展與這個時期的佛教文化在唐朝廣泛流傳是離不開關系的。自從佛教文學傳入我國以后，文學創作也開始改變以往的陳舊思想，漸漸取材于佛教故事，將中國古代神話故事與佛教里的故事結合，充實自己的文學創造內容，使文學作品更加有內涵、有深度，比如流傳甚廣的《西游記》中的孫悟空這個形象及其部分情節就是借鑒了佛教的經典情節。并且，佛教文化的傳入也改變了一些詞的含義，比如“龍”的含義發生變化就是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六朝還催生了一種新的詩體，即“宮體詩”，佛教文獻影響到佛教僧侶文人，大量比較華麗的詩歌從他們筆下誕生，中國的戲曲則是由印度傳入，其中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思想就是佛經里面的鮮為人知的代表觀念。
二、佛教文獻影響文人的思想觀念，促使中國古代文學理念的形成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原本也有形、神、言、意只說，只不過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一部分文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祿而忽視了文學作品的形、神、言、意，而一些成績比較顯著的文人在追求自己的文學作品上已經達到了一個極端，佛教文獻強化了中國古代文學對形、神、言、意的追求，在其后來的發展過程中，文學作品愈加豐富，文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逐漸形成了中國文學的又一獨特理念，即“境界說”。佛教文獻的“形近神不滅”打破了文人們對原來的“形神”關系的理解局限，將文學當中的“形神”關系的論述推向一個歷史高度，并促使中國新的文學理念的形成，比如傳神寫照、以形寫神和重神輕形理念。佛教文獻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認識，對于文學創作來說是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佛教文獻促使了中國古代文學新的理念形成，至今這些理念還被應用到現代文學創作當中。
三、佛教文獻創新了古代文學的體裁，對今天的文化繁榮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古代文論；形式批評；研究
提到文學的形式研究，論者大多會把目光投向西方。似 乎“形式”批評本是西方文論的產物。縱覽二十世紀的西方 文論，在文學語言研究方面的確取得了巨大成就。無論是以俄 國形式主義和英美新批評為代表的“語言形式”，還是結構主 義文藝理論的“結構形式”；無論是符號學理論的“符號形 式”，還是神話原型批評的“原型”和格式塔理論的“格式 塔”概念，這些形形的批評理論都可歸之于“形式批評” 的范疇。六十年代以后的接受美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新 歷史主義等等，也都給文學語言問題以優先的地位和特別的關 注，并且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觀點。可以說，西方 二十世紀文論是以文學語言的研究為重要標志的.zclunwen.com
中國古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 定了中國詩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勢。中國古典詩學在形式批 評方面有諸多闡述，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古代文學創作的“形式”之美 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具有豐富的形式美。而中國古代文 論一方面強調“言志”、“宗經”、“載道”，另一方面又始 終對詩歌語言問題相當重視，產生了大量的有關詩歌語言的論 述，其成果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都遠遠超過了西方傳統文論.
以唐詩為例，唐詩是我國詩歌創作的高峰，其形式上的 成就遠遠高于內容。幾萬首唐詩里表達的思想情感，如愛國思 鄉、友情愛情、春愁秋恨、山水隱逸等，在先秦至六朝的詩歌 里已表達的很多了。哈羅德·布魯姆說“：一部文學作品能夠 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唐詩中的情感肯 定已不存什么陌生性了，只有語言而且是不斷翻新的語言，才 使唐詩贏得了經典地位.
漢語的詩性也促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獨特魅力。中國古 典詩學是以漢語言文字為基礎的，漢語的獨特性決定了中國詩 歌在形式方面的天然優勢。王力指出：“因為漢語是單音節， 所以排比起來可以弄得非常整齊，一音對一音，不多不少。有 了這種特性，漢語的駢語就非常發達。”正因為此，中國古典 詩歌在對偶、平仄、用韻等諸多方面是頗為講究的。與這一創 作現實相適應，中國詩學在這方面的理論總結和思想闡述也異 常豐富。流傳甚廣的賈島“推敲”的故事，鄭谷“一字師”的 故事都是古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推敲辭章的橋段。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詞句，表現了他對錘字煉句的 重視。白居易令老嫗解詩，王安石詩中“春風又綠江南岸”的 “綠”字，改十許字才定稿為“綠”。文學史上這樣注重文學 形式錘煉的例子不勝枚舉。也正是古人對于文學形式美的不懈 追求，這些優秀的詩篇才能給我們以獨特雋永的審美感受.
二、古代文論的“內容”與“形式” 當然，我們只是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才把文學分為內容 和形式。實際上中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古代文論 中“文”、“質”作為對舉的觀念范疇，論述了內容與形式的 關系。文質說源自《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早在孔子就注意到了 內容與形式統一，認為這才是君子作文的準則。孔子的這一理 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最大，引發的論述也最多，幾乎古代 的每個有影響的文論家都談到過這個問題.
漢代的揚雄繼承和發揮了孔子文質兼備的思想，劉勰還 把“文質”辯證統一關系看作是推動文學創作發展的內在基本 因素。王充的“言事增實”說，陸機的“辭達理舉”和“尚巧 貴妍”說，劉勰的“情采”說，韓愈的“陳言務去”和“氣盛 言宜”說，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說，白居易的“尚質抑” 說，歐陽修的“道盛文至”說，程頤的“作文害道”說，黃庭 堅的“理得辭順”說等等。“文質論”探討的是文學的語言形 式與內容的關系，總的來看，重內容但又講求文采的觀點占上 風。中國古代的“文質”理論及其所體現的中國古代文學歷史 發展的藝術辯證法，以及其中對文學形式的論述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大的文學理論意義.
中國古代文論中有關文學語言的論述是相當豐富多彩的， 對于文學語言形式，所論及的問題也非常廣泛和深入。有些論 點極富啟迪性，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寶庫。我們可以站在現 代的高度上對傳統做出新的闡釋和評價。繼承借鑒傳統文論對 形式批評的豐富論述，對我們今天的理論研究無疑是非常有益 的.
參考文獻:
法學論域內的律學，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中一個重要而獨特的領域，也是中華法系文化傳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中國古代法學中的至顯之學，律學萌芽于先秦，濫觴于秦漢，獨立于魏晉，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終結于明清1。本文擬從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對古代律學的發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闡述和再認知。
一．律、律學
“律”，是一個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經》和《尚書》中亦有之。《說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釋，“均”是一種木制的工具，長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調聲。“布”是分布之義。用“均”將十二種音調和諧地分布在樂器上，即為“均布”。從古人對“律”的釋義中可以看出，“律”的本義為音律。古樂中有以六律較五聲（宮、商、角、徵、羽）之說。以律較聲，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歸于一”的引申義。律在師旅中又引申為紀律、約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師出以律”的說法），這一用法在先秦的軍隊中已得到廣泛使用。從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他以李悝的《法經》為藍本，“改法為律”2，制定了秦律，“律”即成為當時及后世絕大多數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國古代律學（亦稱“刑名之學”、“刑學”）以注釋法學為主體，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為代表的法律的編纂、解釋及其相關理論。作為一種以古代法律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形態，律學關注的視角既包括立法原則的確定、法典的編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討、法律的解釋與適用等。秦漢以來，律學研究名家輩出，成果斐然，不僅出現了如鄭玄、張斐、杜預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學家，而且產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議》為代表的諸多律學經典著作。可以說，律學的發展對于中華法系的確立與發展、對于古代中國及其周邊國家的法制建構都給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論支撐。
二.中國古代律學的階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學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時期律學研究的萌芽，有著多方面的歷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則中就有了針對犯罪主觀心理狀態如眚[過失]與非眚[故意]、終[慣犯]與非終[偶犯]的明確區分，訴訟程序上也出現了獄[刑事]、訟[民事]之別，這說明當時已經開始從理論的高度探討法的現象與其適用的問題。春秋時齊國的管仲曾從概念上對法的含義予以闡釋，他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公元前501年鄭國大夫鄧析作《竹刑》，雖然該書內容已不可考，但從當時的執政者將其作為成文法加以應用來看，《竹刑》當屬萌芽期的律學著作，鄧析本人也被后世奉為古代“訟師”及律學研究的鼻祖。戰國初年魏相李悝在變法中主持撰成《法經》一書。雖然是一部戰國時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編撰體例、篇章結構和實體內容來看，《法經》不愧為初萌期律學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學乃至中國古代整個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經》首次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輕罪”的重刑主義原則，初步創立了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篇章體例結構，為封建律典法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也對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內容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先秦時期初萌律學的發展還很稚嫩，這種探索性研究其本身還處于偶然和自發的狀態，其初衷甚至還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義傾向；然而它卻為律學在秦漢時期的發軔乃至于后世的長足發展提供了適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準備。
2.秦漢時期——律學的發軔階段
律學在秦漢時期的誕生，以秦代法律注釋書《法律答問》等的出現、西漢和東漢相繼展開的以經釋律、以經注律活動等為主要標志。律學在這一時期濫觴,是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政治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以及國家的制度設計的日益完備等,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其次,這一時期成文立法的發達、立法活動的頻繁以及法律數量的日益龐雜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提供了現實的客觀的需要。再次,秦漢時期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的形成、經學的發達以及語言學、文字學和邏輯學的進步為以法律注釋活動為主要表征的秦漢律學研究的展開創造了適宜的文化環境。
作為以法家理論治國的典型,秦王朝雖然由于其高壓的集權統治而對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活動均予以取締和鎮壓,但卻異常重視法制,實行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國策,從而為律學的誕生與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國家支持(以《法律答問》為代表的法律注釋書的風行即是很好的例證)。盡管秦代律學由于缺少其他的學術支撐而在表現形式上仍略顯稚嫩,但它卻為兩漢時期律學的持續的開創性發展奠定了基礎。
漢朝建立后,經過西漢初年的休養生息,兩漢的統治者逐漸認同并采用了“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治國方針,通過說經解律、引禮入法以及推行春秋決獄等,把封建法制與儒家倫理密切結合起來,從而開始了封建倫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進程。因應這種時代的政治背景,兩漢時期的律學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現為董仲舒等儒家經學大師的以經釋律及東漢學者將經學方法應用于律學研究并進行的以經注律的實踐。如果說西漢的律學研究因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較為厚實的理論基礎,那么東漢時期通過訓詁方法(經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律學研究則變得更為系統、周密和嚴謹。據《晉書-刑法志》載:對當時(漢)的律文“后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十萬言……”東漢學者的律章句,是東漢時期最典型的律學著作,為秦漢時期律學誕生的重要標志之一。儒者們通過律章句對漢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歷史淵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較精確的界定和闡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學,秦漢誕生期的律學研究具有鮮明的特色。首先,它內容更加豐富,注釋也更為詳盡。秦漢律學有對某項法律、法令的歷史背景及其發展演變的闡述分析,有對律文的立法宗旨、含義的歸納總結,還有對法律概念、術語的訓詁、解讀和界定,呈現出一種較為系統的狀態。其次,律學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趨勢明顯。秦代律學對宗法倫理思想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視,如秦律規定:“父盜子,不為盜。”而兩漢時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維與視角所同化。漢時的儒者不僅用儒家經義來闡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經學方法來詮釋法律概念。再次,秦漢律學開創了立法與編撰律疏同時（如秦朝的《法律答問》）、法律注釋與私學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經釋律等傳統,這些都對后世影響極大。
3.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
盡管律學于秦漢時期誕生，但對律學研究予以明確記述并使用“律學”來指稱法律注釋及其相關的理論研究，卻是魏晉以后的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一個重要的過渡性演變時期，秦漢早期的封建法制經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備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轉變。在長達近四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封建集權統治的相對削弱及周邊少數民族的大規模內遷，整個社會的結構(包括文化結構)在劇烈的變動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應這種特殊的時代背景，律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獨立性明顯增強并呈現較前代更為昌盛與活躍的形態。主要表現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學研究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貫徹，律學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說，律學的誕生過程，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也是律學研究儒家化趨勢日益發展的過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在國家立法、司法活動中，在社會的律學研究中的影響，不僅較秦漢更加廣泛、深入，而且出現了系統化、制度化的傾向，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準乎禮”奠定了基礎。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這一時期“十惡”、“八議”等的出現以及圍繞“十惡”、“八議”的入律，律學家們從經義學理的角度對其進行的深入研究和闡述。
〈2〉律博士的設置和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的形成。
公元227年，衛覬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魏明帝采納了衛覬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頒布《新律》的同時，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負責對地方行政官吏和獄吏教授國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晉及南北朝時期的政權也大都設有律博士或類似職位。魏晉南北朝的律（學）博士，是在司法機構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屬官。這樣，法學教育附屬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們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參與立法與執法活動。又據史書載，后秦姚興當政時期（394-416）于長安設立律學，“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這是中國歷史上官方設立的第一個獨立的法律教育機構。律博士和獨立專門的法律教育機構的設置，使律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偶然自發的狀態和單純的學者熱情而具有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對促進這一時期律學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輩出與律學地位的提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名家層出不窮，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職業階層。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曹魏時期的劉劭、衛覬，西晉時期的杜預、劉頌、張斐，南北朝時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學家們或直接參與當朝立法，或對成文法典的條出權威性的注解——這些注疏經由官方認可甚至可以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從而使律學在社會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學研究在國家法制建構中的作用也日益彰顯。例如律學家杜預曾直接參與《晉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學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齊律》則取得了這一時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據《晉書-刑法志》載，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詔要求各級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但用鄭氏[注：指鄭玄]章句[以經釋律著作]，不得雜用余家”，這一規定使私人對法律的注釋在歷史上首次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當然，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律疏注釋成果當屬張斐、杜預兩位律學家對《晉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們的晉律注經晉武帝詔頒天下，具有了與法典律文條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徑稱《晉律》為“張、杜律”。
〈4〉方法論的進步和律學研究的深入與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晉代以后，由于玄學宇宙觀和“辨名析理”方法論的影響，律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了進步。律學家們一般不再單純使用儒家經義來解釋法律條文和法律名詞，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邏輯思維及歸納、演繹的推理方法，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趨勢愈加明顯。
在方法論進步、法制發展、文化昌明的基礎上，這一時期的律學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榮，其成果集中表現于兩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立法改革與創新之中。其一是魏晉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審，科條簡要”著稱于世的并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條文的結構體系提供了直接歷史淵源的《北齊律》的制定。
魏晉南北朝時期律學的獨立與勃興，除了上述四點表征，還表現為刑法原則的確立與完善、法律解釋的精確與明晰等等，筆者限于篇幅，此不贅言。雖然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有著濃厚的承啟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個律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關鍵的，而其在基礎理論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獨特的開創性的貢獻在中國古代律學史、法制史中無疑將永放光芒。
4.成熟與發達的隋唐律學
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的全盛時期，封建法制在這一時期達到了空前的完備狀態。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進步，因應立法發展、法學教育全面展開、法學世界觀進一步成熟的時代法制背景，在總結吸收前代律學成果的基礎上，律學在隋唐時期步入了歷史性的成熟與發達階段。主要表現在：
1）官方及私家編纂的律學著作為數眾多（代表性著作為唐長孫無忌等人奉詔編著的《永徽律疏》）且社會普及度較高；
2）以儒家為核心并綜合各家精華的封建正統法學世界觀全面滲入到律學的研究之中3；；
3）律學研究中有關法律體系的理論進一步成熟，體現立法學成果的法典的結構也更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則更為豐富，刑罰的體系更加完善；
5）專門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為深入；
6）律文注釋更為全面（如在闡述“十惡加重”原則時，唐律疏議對“十惡”重罪的立法意圖和宗旨均作了詳盡的說明和論證，并闡釋了與之相關的皇權原則、宗法倫理原則及貴賤尊卑等級原則等），法律名詞概念的解釋更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議在探討“罪刑法定”問題時雖然指出：“事有時宜，故人斷制敕，量情處分”，但同時也認為人主之斷為個案，強調“不得引為后比”）；
7）律學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學是中國古代律學發展的“巔峰時刻”，而作為中華法系的標志性律典和人類歷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議》[以下簡稱唐律]則是這一時期律學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從唐律的結構體系看，作為中國古代一部以刑為主、諸法合體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為首，實體犯罪居中，訴訟程序置后”，整部法典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內在的邏輯性，充分體現了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立法學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創新。前人有言,唐律“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范圍甚詳，節目甚簡”。的確，唐律不愧為我國古代法學世界觀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繼承了歷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發展和創新，從而達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為唐代封建社會的良性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國及東亞、東南亞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
當社會穩定發展、成文立法發達，講求“法條之所謂”的律學便會興旺。隋唐律學的成熟與發達，盡管有其歷史積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規律的具體體現。當然，律學在隋唐時期的成熟與發達已經有著濃厚的總結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物極必衰”的哲理——然而這卻并不構成我們置疑隋唐律學之輝煌成就及其歷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時期的律學研究
唐朝滅亡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由動蕩的五代十國進入到了地區局勢相對穩定的宋遼夏金元時期，這是我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階段（其中宋元法制較為完整）。這一時期的律學研究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趨勢明顯。然而獨特的社會時代背景賦予宋元時期律學以鮮明的時代特色——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其時斑斕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構。
終兩宋之世，律學興廢幾番，其路坎坷。律學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規模的興起，即所謂的“慶歷興學”、“熙寧—元豐興學”及“崇寧興學”，這三次“興學”可以認為是兩宋讀書讀律風行及律學研究較為活躍的時期。然而，盡管宋朝統治者對當時的讀律之風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設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機構“律學”問題上的游離不定的態度卻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律學的發展4。再加上程朱理學正統地位的日益確定、兩宋時期對總結司法審判經驗的異常重視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風行等等使得律學在兩宋時期事實上淪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兩宋律學依然在歷史上綻放出了其獨特的光彩，突出表現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統》之中。《宋刑統》由宋太祖時期的朝廷司法官員和法律專家受詔編撰，經由太祖皇帝詔頒天下而成為兩宋通行全國的刑書類型的根本大法，其獨特之處在于：1.采用刑律統類的形式，不僅是中唐以來立法編撰形式的一次重要變化，而且也是對傳統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體例，首開我國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編體例的先河。《宋刑統》不僅在兩宋時期得到實施，它還影響到了遼、金、元至明清時期甚至于東南亞諸國的立法，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宋朝律學研究的獨特的富有開創性的成就。
元朝未設律學，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時律學研究的偃旗息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個由少數民族進行統治的大一統的封建政權，元代的法制有著濃厚的夷族色彩（如確認各民族間的不平等地位、維護落后的生產方式、保留蒙古習俗、賦予宗教僧侶法律特權等等），但其主要的趨勢是漢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從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時期的《風憲宏綱》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編撰“附會漢法”，到處可見律學的影子（應用了漢人歷代政權的律學研究成果）。雖然元代律學無法同隋唐甚至兩宋的律學研究相比擬，但我們必須看到其在夷法漢化、封建化的過程中所起到的獨特的歷史作用，而其憑借元朝強大的軍政帝國實力所達致的周邊影響力也同樣不可輕視。
6.律學在明清時期的歷史性終結
處于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發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礎上在封建專制集權統治極端強化的背景下又有所發展，法制因應集權專制的需要而更加嚴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這種條件下，我國古代律學也終于在僵化的總結與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極的因襲與保守中走向了歷史的終結。當然，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明清時期我國古代律學對鄰國較之前代毫不遜色甚至更為突出的影響。
有明一代，立法活動主要集中于開國之初。從歷30年編纂始成的以“嚴”、“簡”著稱的《大明律》，到堪稱古代中國社會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誥》以及各種例典，無不是在明初統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國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完成的。作為明代法制的一個突出特點，“刑用重典”表征著漢唐以來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此成為明代律學的一大特色（雖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朝統治者的意志）。盡管律學在明代總體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沒落與僵化，但明代律學著作的極大豐富與較為完好的保存、其時中國律學對滿清一朝及周邊諸國尤其日本、朝鮮和越南法制建構的突出的影響力，卻使其在整個中國古代律學史中占有了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
與明朝相比，滿清時期的律學異中有同。一方面，少數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構凸現民族特色，從而使這一時期的律學也有帶上了濃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襲明制并走向終極的專制主義集權政治對這一時期的律學發展同樣有著顯著的影響。因此雖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極一時，但出新的很少，絕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當然，這種整理舊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學較為活躍的體現，而且也確實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的比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學對周邊國家的法制也同樣有著重大的影響。然而，不管怎么說，漸漸的近了，西學東漸的思潮即將涌動，我們的古代律學也將在隆隆的近代化的號角聲中走向終結。而清末律學家沈家本因應時代而進行的中西結合的律學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為我國古代的律學研究畫上了一個兼具傳統底蘊的近代化的句號。
尾論
綿延千載的中國封建社會成就了我們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三代以來從未停息的法制進程也成就了講求“法條之所謂”的中國古代律學。古代律學的輝煌成就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古代律學家們的治學精神和敬業態度值得我們在仰瞻的同時躬身實踐。當前，我國的法治進程正在穩步推進，與之相應，法學研究也日益繁榮。對古代律學（成就）進行歷史的回眸，從中汲取有益于法學研究乃至法治發展的合理養分，無疑將大有裨益——這也是筆者于此不吝筆墨展開論述的原因。只要我們不懈的進行相關的探討和努力，我想，我們就有理由期待這樣的一幅遠景：在古代律學取得輝煌成就的中國，法學至顯，法治昌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