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02 09:43:3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醫學哲學基礎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語言輸入 語言輸出 學習者個體差異 中學英語教學
一、引言
“語言習得”理論最初由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提出。他指出：成年人發展外語能力主要通過兩種途徑：習得（acquisition）與學習（learning）。“習得”指的是學習者通過與外界的交際實踐，無意識地吸收到該種語言，并在無意識的情況下，流利、正確地使用該語言。而“學習”是指有意識地研究且以理智的方式來理解某種語言（一般指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的過程。克拉申試圖通過習得與學習理論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中的一些現象。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了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過程、學習者差異等方面。本文擬從語言輸入、輸出及學習者個體差異三方面入手探討第二語言習得與中學英語教學的關系。
二、語言輸入與中學英語教學
明白易懂的語言輸入是獲得新的語言知識的重要途徑。Krashen認為，學習者獲得與自己的語言水平大致相等的輸入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有助于提高語言能力，有助于學習者內部語言加工機制的運行，即，學習者接收的語言應該是他們能夠理解的，才能把輸入的語言轉變為吸收的語言。這就要求語言輸入必須符合一些必要的條件，即要輸入經常性的、豐富的、可理解的語言材料。
因此，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為中學生提供地道的英語材料，標準的語音語調以及相對真實的語言環境，為學習者創建真實的語言交際環境，使真實交際成為可能，同時也使語言學習更富有連續性，以避免受母語的干擾而影響語言習得的效果。
三、語言輸出與高中英語教學
Swain在上世紀80年代針對Krashen的語言輸入提出了語言輸出理論。該研究發現：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接受了多年的法語為目標語的教學后，其法語水平有了極大地提高，但口頭語和書面語的表達仍停留在中介語的水平。基于該研究，Swain得出結論：可理解性輸入在習得過程中很重要，但還不足以使學習者二語水平得到全面發展。要使學習者二語流利又準確，不僅需要可理解性輸入，更需要可理解性輸出。Swain（1985）指出“單純的語言輸入對語言習得是不夠的，學習者應該有機會使用語言，語言的輸出對語言習得也有積極意義。”
語言輸入能夠激活語言習得機制，但語言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輸出對第二語言習得能產生多項積極的影響。顯而易見的一項功效就是輸出能夠提高學習者使用目標語的流利程度和準確程度。在中學英語教學中，應強調學生對語言的輸出機制，讓學生更多地參與聽、說、讀、寫等多種語言技能的輸出，以更好地提升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
四、學習者個體差異與高中英語教學
個體差異著重指出了學習者在認知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異，從而強調了學習主體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對認知方式研究中，美國心理學家Witkin于1962年最早提出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的概念。場獨立和場依存代表了人們在處理信息方面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場獨立者往往依靠自己內部具有的知識框架，傾向于自己獨立分析問題。場依存者則往往依靠外部提供的有關信息，傾向于從整體上認識事物。但是，場獨立和場依存對學習者個體來說并不是不變的，在不同的情況下，學習者可以改變自己的風格。因此不能把教學按照單一、孤立模式進行。高中英語教學要能為學生提供大量適合場獨立者的學習材料，同時又能提供適合場依存的學習者的學習材料，從而解決第二語言學習方面的困難，為他們學習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隨著教育者逐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者的個體差異越來越受重視。不同的學習者，在學習中的行為表現和參與意識各不相同。一般來說，性格開朗、自信、責任心強的學習者比性格內向、缺乏信心的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要好。內向型學習者經常會因為承受能力較差而刻意避免參加教學活動，以免因為犯錯而遭到別人嘲笑，進而喪失自信心，長久以來，就會對學習失去興趣。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要讓學生積極地參與各種教學活動，這樣做能促進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交流，改變他們的學習態度，培養學習興趣。
五、結語
本文主要介紹了美國語言學家克拉申（S. D. Krashen）的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及其相關的“語言輸入”、“語言輸出”、“學習者差異”等理論及其對高中英語教學的指導作用。在高中英語教學過程中，學校和教師要盡量為學生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以符合第二語言習得語言輸入的基本條件，有效地利用身邊的教學資源，可以有效的優化二語習得。與此同時，深刻理解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并把已有的研究成果應用到高中英語教學的實踐中去，指導高中英語教學的開展，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Rod Ellis.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9.
【摘要】
在《算術基礎》中，弗雷格追溯了數學表達式之不變的邏輯基礎的同時，清理了帶有主觀性和相對性的心理主義。但心理主義并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復興，而且蒯因還基于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否定了弗雷格對數學基礎的探尋。本文試圖借由解讀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數學哲學中的基礎主義與心理主義之爭，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對蒯因的心理主義做出回應。
關鍵詞
基礎主義；心理主義；分析性；整體論
中圖分類號：B08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60（2015）03-0063-07
作者簡介：劉鈺森，廣東潮州人，哲學博士，（廣州510006）華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哲學研究所講師。
蒯因（W·V·Quine）在《從刺激到科學》開頭“追憶往昔”一章中提到弗雷格（Gottlob Frege）時，將弗雷格的理想概括為探尋數學知識的本質以及數學真理的基礎。他認為弗雷格和羅素、懷特海在這一方面是同路人，他們的結論是認為數學可翻譯為純邏輯，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導出數學真理是邏輯真理，并且它的全部都能還原為自明的邏輯真理。蒯因認為弗雷格等人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而且哥德爾1931年的論文以及羅素1902年的發現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理想煙消云散
。
弗雷格當年在《算術基礎》等著作中所提出的如蒯因以上所說的基礎主義
理想，否定了密爾等人關于數學的心理主義所帶有的主觀性和相對性。然而，蒯因否定弗雷格等人對數學基礎的探尋的背后，恰好是他在《真之追求》等著作中所概括的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立場。本文試圖通過從《算術基礎》到《真之追求》的解讀，展示數學哲學中基礎主義與心理主義之爭的某種面貌，也試圖基于弗雷格的文本，回應蒯因新興的心理主義。
一、弗雷格的“基礎主義”
“如果在萬物長河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變的，永恒的，那么世界就不再是可認識的，一切就會陷于混亂。”
弗雷格要探求的就是這種永恒不變的東西。作為一名數學家，他的這種探索是從數字入手的。比如數字1，慣常的說法是它指示一個事物；將1這個數說成屬于事物，卻沒有說明事物是哪個；這將使得每個人都可以任意理解這個名稱，關于1的同一個句子對于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心理主義會導致的這種相對主義是弗雷格所反對的。
弗雷格認為，思維本質上在哪里都是一樣的：絕不能根據對象而考慮不同種類的思維規律。不同于心理主義從具有相對性的心理表象來解釋意義，弗雷格要找的是一個客觀的外在基礎：“人們從本書將能看出，甚至像從n到n＋1這樣一條表面上專屬于數學的推理，也基于普遍的邏輯規律，而且不需要特殊的聚合思維的規律。” 弗雷格要的是在語言、數字后面的那個永恒不變的東西，他要的是一種在哪里都是一樣的“思維”、一種普遍的邏輯規律。
弗雷格力圖說明，感覺與內在圖像具備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而數學概念和對象則具備確定性和明確性；因此算術與感覺根本沒有關系，內在圖像對于數學是無關緊要和偶然的。如果從心靈本質對概念進行心理學解釋，并以為由此可以得到概念的本質，那么這只會使一切成為主觀，走到底甚至會取消真。要認識到概念的純粹性質，需要大量的理性工作以追溯定義普遍的邏輯基礎：
如果定義僅僅在后來由于沒有遇到矛盾而被證明是有理由的，那么進行證明的嚴格性依然是一種假象，盡管推理串可能沒有缺陷。歸根到底，人們以這種方式總是只得到一種經驗的可靠性，實際上人們必須準備最終還是會遇到矛盾，而這個矛盾將使整個大廈倒塌。為此，我認為必須追溯到普遍的邏輯基礎……
普遍的邏輯基礎的追溯需要堅持三條基本原則：“要把心理學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必須在句子聯系中研究語詞的意謂，而不是個別地研究語詞的意謂；要時刻看到概念和對象的區別。”同上，第8—9頁。 換言之，堅持客觀性原則，要求只在心理學意義上使用“表象”，把表象與概念和對象區別開來，前者代表心理的和主觀的，后者代表客觀的和邏輯的；堅持語境原則，要求避免將個別的心靈的內在圖像或活動當作語詞的意謂；函項原則要求的是，未充實的概念不可成為不變的客觀對象。
客觀性原則預示著弗雷格所追溯的基礎將是與具有相對性的心理表象無關的客觀邏輯基礎，它是普遍性的；而函項原則與語境原則將在獲得作為算術基礎的數定義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提出這三個原則之后，弗雷格指出他那個時代的數學回到一種甚至要努力超越歐幾里得的嚴格性，那就是人們對各種概念進行嚴格的證明；而且他相信沿著嚴格證明之路，必然能獲得構成整個算術基礎的數概念以及適合于正整數的最簡單的句子。
于是在弗雷格眼中，數學本質上只要能用證明就不用歸納來獲得確證。證明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真擺脫各種懷疑，并且提供關于句子的真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的認識。句子間的真的依賴性在哲學上需要對先驗和后驗、分析和綜合做出區分。在弗雷格看來，與此區分有關的是判斷的根據（justification），而非其內容。因此，通過證明達到的根據如果是普遍的邏輯真理和一些定義，獲得的是分析的真；而根據非普遍邏輯性質的特殊知識領域的真得到證明的句子，則是綜合的。類似地，是否完全從本身不能夠也不需要證明的普遍定律得到證明，則是區分一個句子的真是否先驗的標準。
從根據而不是從內容區分真的先驗和后驗、分析和綜合，這也是弗雷格追溯基礎理想的一種體現，更直接的是，它與追溯算術基礎時所必需的嚴格證明之路密切相關：在數學領域，要盡可能嚴格地證明算術定理，避免推理串中的每個缺陷，找到證明所依據的原初真命題。比如：
2加2等于4，這不是直接的真；假定4表示3加1。人們可以如下證明這一點：
定義：1）、2是1加1；2）、3是2加1；3）、4是3加1
公理：如果代入相等的數，等式依然保持不變。
證明：2＋2＝2＋1＋1＝3＋1＝4（定義1，定義2，定義3）
所以；根據公理：2＋2＝4
弗雷格認為萊布尼茨的上述證明有缺陷，應該更精確地書寫為：
2＋2＝2＋（1＋1）
（2＋1）＋1＝3＋1＝4 同上，第16—17頁。
萊布尼茨的證明缺少2＋（1＋1）＝（2＋1）＋1，它是a＋（b＋c）=（a＋b）＋c的一種特殊情況；以這條定理為前提，其它公式都能以這種方式被證明，并且每個數就能夠由前面的數定義。“我們甚至沒有關于這個數的表象，可確實就這樣把它據為己有。通過這樣的定義，數的無窮集合化歸為一和加一，并且無窮多數公式均能夠由幾個普遍的句子證明。”基于這種證明方式，弗雷格試圖從a＋（b＋c）=（a＋b）＋c的形式來說明，借助幾條普遍規律，僅從個別數的定義可以得出數公式，但這些定義既不斷定觀察到的事實，也不假設其合法性（不需要justification）。他在批評前面提到的密爾等人的聚合性思維的同時，認為數的規律不可能是歸納的真命題：歸納如果是習慣的話，“習慣（作為一種主觀狀態）完全沒有保真的能力”，“歸納必須依據概率學說，因為它至多可以使一個句子成為概率的。但是如何能夠在不假設算術規律的前提下發展概率學說，卻是無法預料的”。
弗雷格認同萊布尼茨的觀點，數學中發現的必然真的命題必須有一些原則，其證明不依賴于例子及感覺證據。他認為幾何學定理之間可以互相獨立，它們不依賴邏輯的初始規律，因而是綜合的；但經驗綜合的性質并非算術規律的性質。就數而言，每個數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它要求關于數的科學原理是分析的，數相互之間是緊密相連的。關于數的普遍句子不必只適用于眼前存在的事實，數學的真命題“會有一系列未來使用的推理串，其用途將在于：人們不必再進行個別的推理，而是能夠立即說出這整個系列的結果。”
如果真的可以達到上面提到的作為根據的普遍句子，以便由之推導出數公式，那么這樣的句子應該是從更基本的數定義得出的。因此，接下來需要進一步考慮數的定義。
以往由于定義嘗試的失敗，數總被認為是不可定義的。把數看作事物性質，數是主觀的東西，把數解釋為集合、多或眾多，通過對不同的實物集合加以不同的命名來解釋數，這些說法都被弗雷格一一駁斥了。而對歐幾里德的“數是一種單位集合”的解釋，在指出后人的很多說法中的問題及困難之后，弗雷格提出解決困難的方法是：把一和單位做出區別。具有客觀性的“一”作為數學研究的一個對象的專名，不能是復數；相應地，單位應該是一個概念。概念不同于專名，只有當概念帶上定冠詞或指示代詞時才能被看做一事物的專名，但因此它就不是概念了。因此，“數是單位”的解釋把概念詞混淆為專名了。
弗雷格認為，“數的給出包含著對一個概念的表達”，“數的給出表達了一種獨立于我們理解的真實的東西”。上述觀點提醒我們：每一個個別的數詞是專名，它不等同于概念詞，當一個概念詞被它“充實”而飽和了之后，我們就得到了專名。在貫徹語境原則的前提下，弗雷格認為，為了獲得數這個概念作為對象的數，必須確定數相等的意義。他借助的是萊布尼茨“用一個事物替代另一個事物而不改變真，這樣的事物就是相同的”的解釋，把數相等界定為外延相等（數值的相等）。這與他在《含義與指稱》中提到的等值置換原則相一致：在邏輯中，真值相同的詞項和命題可以互相置換。我們可以由兩個等數的概念得到其下的數相等，加上“n在自然數序列中緊跟m”這個表達式，就能定義0和1，并且進一步確定數序列是無窮的。
基于客觀性原則，弗雷格反對心理主義的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他把算術奠基于一種不變的邏輯基礎之上。遵循語境原則和函項原則，他在《算術基礎》中主要展示了一種追溯算術基礎的方法。根據這種嚴格證明的方法，弗雷格認為從一些自明的公理（即他所謂的普遍的邏輯基礎、普遍句子）出發，加上數的定義，可以演繹出所有關于數的真命題。雖然這有循環論證嫌疑，但是弗雷格明確地認為按照他的嚴格證明的方法，可以追溯作為算術基礎的數的定義以及自明的公理。他在《算術基礎》中談及其基礎主義的哲學動機，在于澄清算術真是屬于先驗還是后驗、是屬于分析還是綜合。如前所述，從判斷的根據而非內容解釋真，由算術真所根據的是不可證明的普遍句子來看，算術真（truth）當然是先驗分析的。換言之，從算術真的基礎可以得出算術真是先驗分析的。這種哲學動機促使弗雷格進行基礎的追溯，而分析性也因此成了算術命題的特性，并且將其與綜合性的心理命題區分開來。
二、蒯因的《真之追求》及弗雷格應對的可能性
弗雷格以澄清算術真的分析性為其哲學動機，蒯因則由對分析性概念的批判而提出一種整體論的徹底經驗主義，他的經驗主義就是所謂的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基于對分析命題的態度，這種經驗主義并不承認數學中存在如弗雷格所追求的那種分析性的基礎。
蒯因在他著名的《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所批判的第一個非經驗論教條，就是分析與綜合之分：奠基于非事實的意義的真（truth）是分析的，而奠基于事實的真是綜合的。而且，對分析與綜合之分根源同一的還原論的清理之后，他的結論是：由真一般地依賴于語言和語言之外的事實得出，每個陳述的真可分解為語言部分和事實部分，這是很多胡說的源頭。根據這種劃分，如果某陳述的真只與語言部分有關，那么該陳述就是分析的。這種分析和綜合之分，在蒯因看來是頑固地抗拒任何明確的劃分。科學看起來總體上依賴于語言與事實，但逐個地審視科學陳述，卻能發現并非如此。 沒有教條的經驗論應該主張：“我們所謂的知識或者信念的總體，從最具因果性的地理和歷史的事實到相當復雜的原子物理或者甚至純數學和邏輯，是一個人造的構架，其僅僅是沿著邊緣侵入經驗。”Ibid.， p.39.
把架構在經驗基礎之上的人類知識體系比喻成一個倒扣的碗的話，純數學和邏輯即便處于碗頂，也最終要與經驗相關。這種思想在蒯因后期的《真之追求》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與弗雷格固守理性、固守不變的基礎不同的是，蒯因固守的是他心中的經驗論規范：“nihil in menter quod non prius in sensus（心靈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以前感覺中沒有的）”。他的出發點是：感覺的刺激-感受才是我們關于外在世界的知識客觀性的保證：
有關我們外在世界的知識的客觀性保持在我們與外在世界的接觸中、從而在我們的神經攝取和與之相應的觀察句中得以確立。我們從整個句子而非從詞項出發。函項的一個教益是，我們的本體論，像語法一樣，是我們自己對關于世界的理論做出的概念的貢獻的一部分。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施，但這僅僅是經由對具體表達人的預見的觀察句做出整句的“是”或“否”的判斷來達到的。
在蒯因看來，我們經由感官刺激（stimulation），在歷代累積的創造性之下構造關于外部世界的系統理論。在刺激和感受的關系或者刺激和我們的外在世界的科學理論的關系的分析中，神經科學、心理學、心理語言學、遺傳學或者歷史學都可以提供資源，而其中有一個部分可以僅借助邏輯分析來加以考察，那就是理論被預言檢驗的部分，或者屬于證據支持關系的部分。這就進入到了“求真”的領域，并且看來他也將采取邏輯分析和語言分析的方式，從目標和方法上看似乎與弗雷格對算術基礎的追求是一致的。
但事實并非如此，究其一生，蒯因直到最后的著作《從刺激到科學》都立足于前面提到的那個經驗論規范。雖然蒯因有時候認為有些數學命題是沒有經驗內容的，但是不同于弗雷格所認為的對每個對象都必然有意義的命題都是重認命題（recognition?judgment），比如數學中的等式，他認為有意義的命題恰好是有經驗內容的命題，也就是能被檢驗、值得檢驗的命題。
蒯因更直接要解決的是所謂“科學游戲的目的”的問題。他認為，科學游戲的壓倒性目的是技術和理解。從技術和理解的角度來看，“所指和本體論如此后退到單純的輔助者的地位。真句子，觀察的和理論的，是科學事業的始終。它們由結構聯系起來，而對象扮演了結構的純節點的角色”。這種結構就是邏輯的聯系，在函項的理論下，px原來意味x是p的地方，可以重新詮釋為x是p的f；即在重新解釋后的句子逐詞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觀察句依然和以前一樣與相同的感覺刺激結合在一起，而且邏輯聯系完好無損，理論的對象卻被隨意大幅度地移換了。
這說明對象“對于觀察句的真是無關緊要的，對于觀察句對理論句提供的支持是無關緊要的，對于這個理論預言中的成功也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能保證與感覺刺激結合，那么作為“人造架構”的觀察句、理論句的對象就可以隨意移換。語詞、句子不過是人類使用的符號，人類可以“任意”地解釋，當然，前提是與感覺刺激結合：“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施。”對象在蒯因這里并不重要，對真句子來說更重要的是與感覺刺激相合。但這種相合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整體的。在他看來，直接面臨經驗檢驗的是所謂的觀察范疇，而蘊含觀察范疇的是一個理論的整體，其中，算術和其他數學的分支是理論背景的一部分。在《真之追求》第6節中，蒯因試圖通過在整體論所要求的最低限度肢解整體的準則之下，保護任何純數學的真，但這種保護不是因為數學的基礎性，而是因為數學滲透到人類關于世界的知識系統的各個分支，對數學的破壞將令人無法容忍。蒯因認為，這可以解釋數學必然性，并且基于一個所謂的未闡明的原理：人類在自由地拒斥其它信念的同時卻要捍衛數學。由于整體論，加上數學對我們關于世界的知識系統的滲透，在數學得到應用之處，經驗內容也被數學所分享。
蒯因的老師卡爾納普在他的數學哲學中，使用分析性來解釋缺乏經驗內容的數學如何有意義以及為何數學是必然真。之所以使用分析性，在蒯因看來，是因為類似于形而上學的必然性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分析性反映了語詞的意義。不過，如前所述，蒯因認為通過整體論就可以解決卡爾納普通過分析性所解決的那兩個問題。蒯因對于數學必然性的說明，并不是給出像弗雷格那樣的基礎主義證明，而更主要是從數學應用的效果來說明；與其說他想說明數學的基礎性的必然性，倒不如說他想通過整體論來說明數學如何跟經驗關聯。
在《真之追求》第40節，蒯因專門討論“數學中的真”。在他看來，數學有一部分因為不應用于自然科學而不享有經驗意義，集合論的高級部分也是這樣，而它們的意義在于它們是與應用數學一樣用相同的語法和詞匯來進行表述的。或許因為這種數學的高級部分的非應用性，蒯因認為要是將之排除在二值邏輯之外，就需要不自然地劃分語法。因而，由于簡單、經濟和自然的考慮，這些高級部分或者是不必要的想象，或者可以在謂詞邏輯和集合論這類基礎上給出來；并且這樣處理缺乏經驗內容的純數學，跟自然科學內部進步的簡化和經濟達到一致，“它是關乎使我們關于世界的整體系統緊湊（tightening）和簡化（streamlining）的問題”。
從以上對蒯因在《真之追求》中的觀點的述評可見，蒯因自然主義的心理主義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人們使用的數學（包括邏輯、集合論作為其組成部分）只是人們的工具。蒯因不像弗雷格那樣試圖分析出一種外在的數學的基礎，他只是從數學的應用來說明數學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最終與經驗相關的應用關聯起來：數學作為理論背景的一部分，蘊含觀察范疇，并且當觀察范疇遇到反例時，唯有數學不能被破壞。在《從刺激到科學》中蒯因用一章的篇幅專門討論了邏輯和數學，其中的觀點與《真之追求》是一脈相承的，并且可以增進對他關于邏輯和數學的心理主義觀點的理解。
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對于邏輯的習得有一種“進化”的過程：人類從孩提時代習得“并非”、“并且”、“或者”這些邏輯聯結詞以及“有的”、“每個”這些量詞的時候，就逐步把蒯因界定的狹義的邏輯的基本律內化了；而當人類數學理論成熟時，就能夠在一種形式化中把這種邏輯壓縮為：證明一個給定的前提集對預期結論的蘊含，就是證明該前提集與結論的否定的不一致。這種觀點把數學當成比邏輯更加高級的知識體系，蒯因接下來的一句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點：“我樂意于如此狹義地限制詞項‘邏輯’，而把集合論處理為數學另一更高級的分支。”他在后面甚至把集合論當成數學的代名詞，即邏輯是數學的分支、集合論則是更高級的分支。并且，這種“狹義”的邏輯和集合論及數學的其它分支，有著三個重要的區別：一、邏輯沒有能稱為屬于它自己的對象，其變量允許所有離散的值；二、除去同一性，邏輯沒有自己的謂語；三、邏輯允許有完全的證明程序，而數學其它分支則由于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而不允許有完全的證明程序。
從以上對比可見，就沒有對象與謂語而言，邏輯如前面所引述的《真之追求》的觀點所表明的那樣，更主要的是具有一種聯系的功能；就證明的完全性來說，邏輯看來比之數學的其它分支更有優勢。如前所述，在蘊含觀察范疇方面，蒯因把數學律與自然律的作用等同起來，因為集合論和數學其余部分的規律排列在進行蘊含的前提之中，等同于自然科學的規律和假說。不過，這并不與公認的數學缺乏經驗內容的看法相沖突，蒯因認為數學的這種參與并不賦予經驗內容，因為經驗內容是屬于進行蘊含的集合并且不被其成員所分享的。
在《真之追求》里能夠享有經驗內容的是應用中的數學，而這里作為進行蘊含的集合一部分的數學，是所謂的非詮釋數學（uninterpreted mathematics），它們不僅缺乏經驗內容，且缺乏真假。蒯因在比擬這一類數學真理為經驗真理時，主要出于其對觀察范疇的蘊含有幫助的考量，而將其對經驗的背離忽略不計。蒯因認為許多這樣的語句可以用應用數學中所堅持的規律來處理，另外一些解證地獨立于先前理論的情形則還是用經濟原則來處理。加上哥德爾的不完全性定理，令蒯因為難的還有：有許多屬于數學的閉合句在一致的證明程序中，不可證明也不可證偽。最后，蒯因只能與這種超出他認為的值得并且能夠檢驗的才是真陳述的要求的句子做出妥協。但是，他還是強調，即使這涉及到康德的物自體問題，關鍵卻還在于人類的用法，而并非宇宙之秘。
與密爾等心理主義的前輩相比，蒯因并不否認數學尤其是純數學對于經驗的背離；而對于邏輯，他則更主要從一種工具的角度來對待。在寫作《經驗論的兩個教條》時，蒯因認為人類的知識最終都與經驗相關；而到了《從刺激到科學》，他卻承認非詮釋的數學對于經驗的背離。即使借用應用數學的規律處理部分這樣的數學陳述的真假問題，同時用奧康的剃刀處理另外一些數學命題，還是存在著真假不定的數學命題，蒯因提到非詮釋數學即抽象代數時說它們沒有經驗內容、也沒有真假。而這與前面提到的他所貫徹的經驗論的規范是沖突的。
蒯因的這種困境在弗雷格看來或許并不成為困境。弗雷格其實并不否認經驗的作用，他承認感覺印象是認知數和其他一些東西的條件，但他強調在數學基礎方面中經驗是無關的。在《概念文字》的序言中，他把科學真理分成兩類：一類是其證明純粹由邏輯完成，另一類是必須被經驗支撐的。不過，即使是第一類，也是與這樣的事實相一致的：“沒有任何感覺活動的話它是絕不會在人心中稱為意識”；只是它并非源起于心理學，而是基于分類之上的最好的證明方法。感覺活動是意識形成的必要條件，包括其證明純粹由邏輯完成的科學真理也是如此，不過感覺活動卻并非基礎。泰勒·伯奇（Tyler Burge）考究了奠基（grounding）一詞的德語，認為基礎和奠基是與理性相關的。哲學家所談論的理性，一般意指源自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理性，即弗雷格在《算術基礎》第31節提到的，使我們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更高精神力量。 作為算術基礎的命題恰好是不需要檢驗的、自明的，其作為真命題的意義因此不在于蒯因所要求的值得檢驗和能被檢驗，而在于它們所含有的內容是理性所必須確認的。
與《算術基礎》開篇建立的那三個原則相適應，弗雷格把科學真理分成兩類，其中，客觀性的算術真理純粹由邏輯得到證明。算術領域的真在弗雷格那里如同赤道與北海的存在一樣，具有超乎經驗的客觀性。算術真理在弗雷格那里具備的獨立于經驗的地位，恰好就標出了蒯因極不情愿地作出妥協后逐步接近的那種立場。另一方面，即使蒯因的經驗論看起來似乎更符合人類的實際（人們通過微弱的紐帶與包括數學對象這一類抽象對象的外在世界相連，更多的時候，人們談論知識就是在談論人們經驗中的知識，在此意義上，人類提出建議，世界付諸實踐），但是他卻無法將經驗主義的規范貫徹到非詮釋數學的領域。
最后回到本文開頭轉述的蒯因對于弗雷格理想的否定。自明的邏輯真理作為算術基礎的探尋在蒯因看來之所以是失敗的，與蒯因對分析性概念的態度密切相關。如前所述，弗雷格基礎主義探究的哲學動機是進一步澄清分析與綜合之分，把通過證明由非事實的普遍邏輯真理或定義得到辯護的數學真視為分析性的，并且在《算術基礎》結尾部分還認為他在這一點上推進了康德的研究。 蒯因在《經驗論的兩個教條》中雖然直接針對的是卡爾納普的分析與綜合之分，但就以奠基于非事實與事實來區分分析與綜合而言，他的這種批判也可以針對弗雷格的分析與綜合之分。蒯因否定奠基于非事實的分析的真的存在，最終目的是得出他的整體論的經驗主義。克里斯托弗·皮卡克（Christopher Peacocke）指出，蒯因拒斥分析性與他的整體論、可錯論相關聯，而他的整體論是刺激意義（stimuli?meaning）的整體論。如前所引的《真之追求》中的觀點所顯示的，在蒯因那里，可以說感官刺激才是所有知識的基礎。皮卡克指出，刺激意義并不必然具有一般的意義同一性。比如，對一個嚴重散光的人來說，“那條線是直的”的刺激意義將與他視力更好的朋友不同，但是這個句子在兩種情況下都有同樣的意義。
關鍵詞：醫學哲學;醫學哲學思想史;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三、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3.2心身統一整體觀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體性，人體的各種臟器，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協調、相互聯系地維持著生命活動;生理與心理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統一體，生理狀態決定著心理狀態：“黃帝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歧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素問》)。心理狀態影響著人的生理狀態和病理狀態：“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素問》)。
3.3臨床診治整體觀《內經》在對病因、病機、局部病變和整體狀況的關系、各種治療方法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鮮明地表達了整體思維的特
征。如認為局部病變是臟腑病變的整體反映，因此在診治局部病癥時，要：“謹守病機，各司其屬”(《素問》);強調將各種治病方法綜合起來，根據具體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運用，使病人得到適宜治療：“古圣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問》)。:
3.4疾病轉化恒動觀《內經》借用哲學“恒動觀”的概念﹑原理，認識人體生命過程的永恒運動及其伴隨發生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換過程。它認為世界是運動的，生命在于運動。事物與現象運動的化與變，以及事物和現象量與質的狀態為基本內容。正如《素問·六微旨大論篇》曰：“夫物之生從于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搏，成敗之所由也……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在論述臟腑功能之后總結謂：“恍惚之數，生之毫厘，毫厘之數，起于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問·上古天真論篇》、《靈樞·天年》篇關于人體生長發育的論述，《素問·熱論篇》關于熱病傳變過程的記載，都是以恒動觀為思想基礎的。
四、傳統醫學哲學思想的現實人文意義
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易經》、《黃帝內經》闡述了醫學人文觀念、醫生思維素質和醫學職業品格等方面寶貴思想。為醫學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體要求。
4.1醫學人文觀念第一，以生命為本的醫學本質觀。《內經》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素問》)，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醫家當以病人的生命為本。因此，在為病人診治的時候，如同面臨萬丈深淵，極其謹慎;同時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堅定有力，全神貫注，決無分心：“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于眾物”(《素問》)。第二，以人文關懷為本的醫學目的觀。《內經》認為，醫學的目的不僅是療病救傷，更重要的是對人的關愛：“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后世，無有終時”(《內經·靈樞》)。《內經》認為，醫者應關愛病人的生命，對病人滿懷同情和仁愛之心，以尊重和珍愛病人的生命為出發點考慮問題：“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靈樞》)
4.2醫者思維素質第一，完善的知識結構。《內經》從整體論的觀點和醫學的復雜性出發，對醫者的知識結構有著獨特的見解:醫者不僅要具有醫學知識，而且應該“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內經·素問》)，這樣的醫者，《內經》稱之為“上工”。第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醫者的診斷屬于主觀認識，病人病情屬于客觀事實。《內經》認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為本”，醫者的診斷是第二性的，“工為標”。醫者的主觀與客觀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而主觀背離客觀，治療就將失敗。第三，理論聯系實際。《內經》認為，理論聯系實際的醫者才能掌握醫學的規律而不迷惑;對事物的要領了解極其透徹，才是所謂明事達理的人。
4.3醫生的職業品格第一，接診療病有方。《內經》認為，醫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需要從業者具有特殊的職業品格。在接診的時候，醫生應該注意起坐有常，舉止得體，思維敏捷，頭腦清醒：“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凈”。《內經》要求醫者診病時要具有高度負責的精神，全面觀察，全面分析：“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素問》)，《內經》對“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素問》)的不良職業作風予以了嚴肅的批評。第二，醫患交往有禮。《內經》對醫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禮節作了首創性的闡述，首先提出“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的醫患交往的一般禮節，突出強調了“臨病人問所便”的重要性(《靈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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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中西醫學的優勢與趨勢
【摘 要】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人類文化有兩大流派，以空間概念為肇端誕生了西方文化；以時間概念為邏輯起點誕生了東方文化。思維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形態的集中反映。醫學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東西方文化的不同，故中西醫學從認知途徑、思維方式、科研路徑、技術方法、實踐手段與發展理念都存在著本質的不同，下面從1、中西醫學不同的文化思維哲學與人文科學背景闡述，2、中西醫學科學體系的比較及其優勢，3、中西醫學的未來發展趨勢，4、疾病譜變化有其明顯的時代性需要理論前置，5、結語等層面對中西醫學文化背景、學科概念、內涵與外延及其各自優勢進行比較和說明，旨在處理復雜性疑難類醫學問題時能夠拓展思維疆域迅速選擇中西醫優勢所在，用優勢學科進行最有效率的醫學干預最終實現低成本醫學選擇。
【關鍵詞】 文化；思維；哲學；醫學；西醫學；中醫學；科研路徑；比較；優勢；趨勢
由于世界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產生了中西兩種醫學體系為人類健康服務。中國祖先以超越超凡和超驗的醫學哲學思維智慧在兩千四百多年前中醫學奠基之作《黃帝內經》誕生之時就確立了人（生物）--自然（環境）--社會（心理）--整體（天人合一）的醫學模式，把人放在宇宙自然社會的整體環境中進行多維度多層級時空縱橫思考，經兩千多年的歷史時間與實踐檢驗證明其科學真理性毋庸置疑。由于中西醫學文化思維哲學背景的不同，導致了兩種醫學體系思維方式、哲學基礎、研究方向、科研路徑、方法選擇、技術手段、藥物選材、治療優勢、防治理念、價值目標、療效評價、治愈認定、健康維護等方面的明顯不同但各有優勢。兩者應相互借鑒促進與互補而不是相互排除和否定，盡管中西醫學能真正相容與溝通還任重而道遠，但大勢所趨應順勢而為。
1、 中西醫學不同的文化思維哲學與人文科學背景闡述 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和。人類文化有兩大源流，以空間概念為邏輯開端的文化肇始于西方，講求認識活動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而以時間概念為源流的文化開創于東方，講求主體與客體的相融，這就決定了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上下傳承五千年而沒有文化斷層的民族。經過幾千年的積淀與發展，形成了中西兩種性質不同卻優美對稱的文化形態。時空選擇不僅決定文化形態的原始出發點，更決定文化和科學的走向當然也包括中西醫學；思維是客觀現實的間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和事物間規律性的聯系，包括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因為他所研究的對象是整個世界最普遍的本質和規律，它所使用的范疇便具有最一般最普遍的意義，適用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一切領域及其一切科學；人文就是人類文化中的先進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進的價值觀及其規范。其集中體現是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文化、思維、哲學與人文等科學是醫學科學發展的基礎，醫學科學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同文化、思維、哲學與人文等科學形態與路徑有直接關系，東西方由于文化、思維、哲學與人文背景不同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方法與技術共同護佑人類健康。醫學是處理人健康定義中人的生理處于良好狀態相關問題的一種科學，是以治療預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體生理機體健康為目的的知識體系，屬自然科學范疇，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一方面，文化是醫學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醫學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故中醫學的文化語境、思維方式、哲學指導及其理論構建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均一脈相承，具體表現在第一文化相同，第二象數思維相同，第三哲學觀點相同，第四人文價值相同。中醫學是中國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用實象論哲學構建的，是象思維科學之結晶，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與客觀規律。中西醫盡管醫學意義作用和根本目的趨同，但就是與西醫學思維方法研究路徑不同[1]。
2、 中西醫學科學體系的比較及其優勢
2.1.中西醫學文化背景的不同 人類文化有兩大流派，以空間概念為肇端誕生了西方文化；以時間概念為邏輯起點誕生了東方文化。文化是思維哲學與自然科學的母體，醫學流派、哲學體系和思維方法都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故此，中西醫學的認識論方法論與價值觀都因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導致不同。
2.2.中西醫學思維方式的不同 中西醫學的本質區別是思維方式的區別，歸根結底是因為文化背景的不同。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以空間文化為邏輯開端的西方思維方式主要以邏輯（概念）思維為主，產生了還原論方法運用于自然科學研究，是一種線性的既由點到面的思維，面對復雜性生命科學研究表現出了明顯的思維局限。以時間文化為肇端的東方思維方式主要是形象思維為主，產生了演繹推理與綜合方法運用于生命科學研究，是一種立體的既多維度的思維，面對生命復雜巨系統表現出了明顯的思維優勢，可有效容納解釋和說明有關生命健康與疾病的相關資料與醫學問題，在抗御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和指導養生長壽治未病方面方法獨特效率倍增優勢凸顯。
2.3.中西醫學哲學基礎的不同 哲學是科學的旗幟。西醫學以實在論哲學為指導研究的是物之質既形下之器，運用的是白箱理論。中醫學以實象論哲學為指導研究的是物之事既形上之道，運用的是黑箱理論。事實證明：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因此，在描述復雜系統的規律和指導對復雜事物的應用方面常常顯示出更好的效果。對中醫“象”的深入研究將是中醫理論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2]，更是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智慧源泉。
2.4.中西醫學研究方向的不同 西醫屬邏輯思維下的微觀醫學，研究方向沿著：生態—群體—個體—器官—組織—細胞—分子—基因無限細分；中醫屬形象思維下的產物，研究方向沿著：組織--器官--個體—生態—網絡—社會—自然—宇宙宏觀拓展；網絡包括： 1.物質能量與信息網絡。2.生命健康與疾病變化規律。3.形態結構與功能損傷。4.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5.陰陽狀態。6.臟腑經絡系統。7.氣血津液分析等內容縱深思考有三焦辯證，橫向廣延有衛氣營血辨證，全息縱橫辯證有“陰陽--體病因機脈證治藥”思維模型。為中醫學整體辨證與調平、醫學觀察與哲學反思、繼承與創新提供了文化思維哲學與生命科研方法學基礎。
2.5.中西醫學科研路徑的不同 西醫學是以物理化學為基礎使用實體模型進行實驗的醫學研究路徑；中醫學則以象思維科學為指導以人體組織器官為基礎使用思維模型進行經驗總結和規律探索的醫學研究路徑。西醫形成于600年前人類第二次文藝復興 的歐洲物理化學崛起時期，是人類的物質文化產品登峰造極的時代屬實驗醫學，使用的是實體模型，研究的是人體器官、組織、結構與功能，以構成論為基礎從事致病學研究看到的只有病；中醫學產生于2500年前人類歷史第一次文化復興的中國春秋秦漢哲學成功之際，它是人類的精神文化產品空前豐富的時期屬經驗醫學。使用的是思維模型，研究的是關系既宇宙、自然、環境、社會、七情與人。以生成論為基礎，從發病學角度切入，看到的總是人。
2．6. 中西醫學方法選擇的不同 在科學家看來，“方法掌握著研究的命運”[3]。只有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快速實現從醫學、科學、哲學到真理的認知躍升。西醫學所選擇的思維方法是：形質結構、化整為零、診治分開、醫藥分開。它強調結構、局部、靜態分析，以解決局部病灶為首務，把病和病人分割開來，中醫學所選擇的思維方法是：司外踹內、以象測臟、天人合一，形神合一、道器合一、醫藥合一。它強調功能、整體、動態觀察，以協調整體關系為首務，認為局部病變是整體關系（陰陽）失調的局部表現，看的是有病的人，具有全息、實象、整體、系統、辯證、恒動思維特點，對生命運動規律的揭示體現了真理性認識，經兩千多年的歷史時間與實踐檢驗證明方法大道至簡。
2.7.中西醫學技術手段的不同 西醫學必須借助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才能更好的作用于研究對象并不斷取得進展，這必然需要大量的持續不斷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投入才能保證學科運轉和發展需要，因過度依賴于設備檢查和手段的外求，無疑診療成本同樣隨著投入增加而大幅度升高；中醫學只要借助整體觀念和哲學思辨等象思維科學成果就可以通過思維模型利用四診合參和司外踹內技術隨時隨地進行診療，只要中醫學主體不斷進行文化思維哲學醫學技術修為與訓練充分發揮醫者主觀能動性，在不增加任何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的前提下，仍可保證學科高效率運轉與發展，因其并不過度依賴于設備檢查而且是充分利用內求手段，所以更加彰顯出中醫診療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簡便廉驗、藥物天然的低成本醫學特點。
2.8.中西醫學藥物選材的不同 西醫學因其還原與分析方法所用治療工具大都是化學合成，所以結果必然導致物質對抗，化學物質的分解需要肝臟承擔，排泄需要腎臟增加負擔，長期使用不僅導致醫源性疾病，最主要的是這種單靶點治療藥物不能解決多病位損傷和一體多病問題使西醫學在處理復雜性內傷類自身損傷性疾病方面陷入了窘境；中醫學以象測藏明辨陰陽之性質是中醫學診斷的最高境界，所以選用自然界動物植物與礦物之偏性調平人體內陰陽之偏性就成了中醫治療學的終極目標，所用藥物自然天成可謂就地取材，又因其藥食同源綠色天然且節能環保而呈現出社會經濟發展目標趨同性趨勢而引起世界矚目，特別是它系統思考整合調節整體調平的優勢在抗御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所致的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一體多病方面和養生長壽治未病方面無可替代作用明顯。
2.9.中西醫學治療優勢的不同 世上疾病千千萬，外感內傷可類分。通過臨床觀察和比較，西醫對病因明確，病原清楚，靶點單一，主要造成理化與形態學改變類疾病既外感病可謂一枝獨秀，用抗生素消滅微生物病原體隨屬對抗與攻殺但效驗絕佳，但隨著抗菌素濫用其耐藥性與抗藥性亦成了制約發展的難題。 中醫學不僅對急慢性傷寒與溫病類外感病作用獨特，特別是在抗御復雜性內傷類疾病方面和養生長壽治未病方面更是學驗頗豐，其注重調解關系的學科內涵注定了在抗御復雜性內傷病多因素致病、多病機復合、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多維治療靶標和一體多病方面的獨特優勢與特長。
2.10.中西醫學防治理念的不同 中西醫學有著共同的研究對象和目的，所揭示的是人體生命的不同層面的規律，把防病祛病和保持健康作為終極目標。區別在于西醫把握的是共性的整體，中醫把握的是個性的整體。西醫所依靠的理論是抽象的產物，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需要平臺和規模必然消耗人財物力。而中醫通過辨證加減很好地解決了個案的差異問題，通過三因制宜為個性化診療開辟了低成本醫學道路；西醫理論側重于治療學研究，而中醫學研究更側重治未病理論探索，中醫學認為人體陰陽臟腑氣血功能失調是致病的主因，治療上主張“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瘥后防復”，主張“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先安未受邪之地，調和失衡狀態，而非對抗性、殺死病原的治療方法。“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人與自然相應，和合共生，西醫將人視做解剖的器官，將疾病與患者的生命相分離，而中醫則始終把病人當作一個與環境、宇宙相關的整體，將人的生命與健康當作其理論的中心與目的。而這種整體觀念正是“人的醫學”的一種體現，也是未來全世界醫學的目標。
綜上所述，通過對中西醫學兩種醫學體系的分析比較及其各自優勢探討，不僅存在上述所論之不同，還存在中西醫學的價值目標、療效評價、治愈認定、健康維護等方面認識、標準和評判體系的差異。
3、中西醫學的未來發展趨勢 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如果說工業化革命主要征服的是空間的話，那么信息化革命則主要征服的是時間，互聯網的普及與延伸讓偌大的世界頃刻之間變成了地球村，隨著東學西漸和東西方交往的頻繁中西醫必將優勢互補相互借鑒與包容。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西醫學以現代語言借助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文化復興和空間文化的全球推動，迅速占領了世界醫學空間，中醫學象思維科學語境因難與西方的空間文化通約而遭遇尷尬。然而伴隨著人類對醫學的哲學反思和理性認知，不約而同的發現中醫藥學在處理復雜性醫學問題中的真知與卓見，中醫藥象思維科學理論方法與技術經兩千多年歷史時間與實踐檢驗而歷久彌新，正在以無可辯駁的形象與自信對世界醫學方向進行引領。未來的科學發展方向是科學哲學化，哲學科學化，最終科學哲學一體化。中醫學是以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氣、陰陽、五行等哲學概念為科學方法論，以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以中國傳統醫學理論與實踐經驗為主體，研究人體生命健康與疾病的診斷與防治及健康長壽治未病的一門綜合性學科[4]。中醫學以中國古代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作為建構自己理論體系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古代哲學觀認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并以此分析客觀事物的整體性及辯證的層次關系。因此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觀察、分析、認識和處理是從整體出發，注重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及人與自然社會環境之間的統一性和聯系性。在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下，中醫學注重生命的精神層面、功能層面、整體層面和動態層面，體現了對生命復雜現象的直覺觀測、靈性感悟和整體把握上；醫藥學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健康需求為宗旨，體現了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技術與藝術的統一。這是其與一般自然科學的顯著不同之處，中醫藥學突出體現了這一特征，它不僅為中華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對世界文明的進步產生了久遠的積極影響[5]。中醫學理論體系所蘊含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是經千百年文化積淀融合而成，不僅對現代醫學，特別是未來生命科學和未來醫學科學都有著重要的科學意義。客觀地比較中、西醫學，可以正確認識中醫和西醫在學術上的差異和統一，有利于把握中醫學發展的戰略方向和人類對中醫藥學的使用與選擇，隨著中醫的國際化和當代科學技術先進成果的不斷融入，必將對東方醫學觀的開拓和發展帶來突破。
4、疾病譜變化有其明顯的時代性需要理論前置 近百年來由于西學東漸，西醫學的構成論和致病學醫學范式成為了世界的主流醫學模式，他的單靶點對抗性的診療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時代可謂大顯身手一枝獨秀，然而在復雜性內傷類疾病成為了人類健康主要威脅的今天，則明顯暴露出西醫學診療思維的局限，理論明顯滯后于臨床，加之利益博弈、過度市場化和過度追求醫學功利，使得衛生事業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漸淡化，天價醫藥費屢見報端，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重要 民生問題，加之以藥養醫引發過度醫療，不僅造成醫源性疾病更使醫藥資源浪費驚人，環境污染嚴重，性價比嚴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維護成本過高，遠遠超出了收入增長水平和支付預期，世界醫學科技的飛速發展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科技進步本來應該使就醫成本大幅度削減，然而實踐證明：西醫學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屬高成本醫學，對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顯現其局限性。隨著醫學模式轉變、疾病譜變化、社會老齡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衛生主題轉換，對那些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現，特別是面對那些病因不明、靶點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和一體多病的復雜性內傷類患者更顯力不從心，而中醫用象思維構建的天人合一、醫藥合一、形神統一、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醫學體系處理此類問題卻得心應手優勢凸顯效驗全面價格低廉，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努力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與發展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6]。
5、結語 《現代醫學概論》指出：“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現代醫學科學不能適應人體和疾病的復雜系統，生命整體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現，不僅生命體本身病理過程復雜，而且心理、社會、自然、環境等因素都會影響病理過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過于偏重單一病種的診治和局部醫療技術的發展而忽略了生命整體，過分依賴儀器設備、藥物和手術，而忽視了病人的主訴和醫生的智慧，醫療技術發展失控，醫療費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費驚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論滯后臨床乏術而進行著無效診療或安慰性治療，超過了社會經濟和個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了社會不公。治療學的第一原則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精神本體，人體作為整體存在的復雜開放巨系統，面對復雜性內傷病防治，理應遵從整體性、動態性、交叉性、非線性、最優化原則，從中醫的象思維科學入手，從《內經》的四時五臟陰陽整體觀切入，發揮中醫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中醫學思維模型優勢，彰顯中醫藥學思維哲學與理論智慧。中醫學以氣一元論整體觀和陰陽互化辯證觀為認知途徑，從宇宙生成學和疾病發生學角度切入，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有機整體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藥之偏性調整人體之偏頗大道至簡，所用方法與藥物醫藥合一就地取材節能環保自然天成，能充分調動人體自身生物學機能，可有效提高醫學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病人客體的自愈病能力，主客一起用中醫藥智慧努力實現復雜性疾病低成本診療調護及其養生長壽治未病醫學目的，為患者和養生長壽治未病群體創造出低成本最優化綠色節能環保高效普適的未來醫學體系理性護佑人類健康提供理論支撐和方法與技術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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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進行的研究，以發現其基本規律，這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問題，這已成為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全盤西化”、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學推定中國哲學的研究一樣，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及科學模式進行西化式的推定。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對哲學的承諾及其原理的推定，應當認為這些推定的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學和西醫學對中醫學理論的異化。
如果承認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并且承認中國文化的形式具有獨立性──中醫學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醫學的形式，那么，對生成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學反思──哲學的承諾和推定的統一并進行推定的結果。生成文化的歷史和邏輯只能是歷史和邏輯在文化形式中的統一。所以，對生成文化的哲學基礎進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諾的哲學──哲學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學形式上的統一。哲學在文化母體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諾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來文化所承諾的哲學進行推定。以西方哲學進行的推定，只是一種比較意義上的詮釋，哲學的比較不具有本體論承諾和推定的統一性，本體是自身的邏輯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學在當代的進展產生了分析哲學和解釋學，其理路表明的邏輯和形式對思維的限定，使對西方哲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產生了嚴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被語言和文字及形式邏輯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內部所進行的歷史文本的解釋──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既然對自在的文化的解釋呈現出重重困難，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原理和學科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用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中國哲學自在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與這些“基本規律”（例如辯證法）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哲學思維方式的統一。因此，就中國哲學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諾推定法進行哲學的外化。承諾推定法表明的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和內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產生的結果。
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以哲學的承諾和推定法進行的研究。由于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只能在中國文化的母體中尋求，所以，這種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這一研究還必然包括：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與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同時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統一論》⑴的哲學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承諾推定法的研究反思，發現在中國文化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成熟的科學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用哲學的承諾推定法把《易經》的思維方式外化為哲學的形式。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⑵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及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就成為承諾和推定中醫哲學的基本工作。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中國哲學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承諾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形而中論的統一，那么，中醫學在形而中論哲學思維中生成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以及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就成為中醫哲學研究的重要的價值論承諾。
《周易》和《道德經》及《內經》的哲學思維對當代的哲學發展及對中醫學的繼續進步將有極重要的意義。這已在近年的中國文化熱中顯見端倪。筆者在對人存在的本質性問題的研究中，結合西方哲學中的問題，以哲學的承諾推定法對《周易》的道器之論之承諾，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形而中論的哲學認為，人對存在的認識，是以形作為主體認識、并區分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體地位實際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時空的方式建立起對形的認識，因此，形而中論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是建立在時空的本體論基礎上，并且與中醫學的時空觀統一。所以，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能很好的解決一系列重大的中醫學哲學問題。
二、醫易相通
隨著世界學術界對《周易》研究的關注，“醫易相通”作為中國古代學術史上重要的哲學命題，在當代尤為引起重視。“醫易相通”的承諾表明，其不朽的意義和學術魅力發生于對人類生命本體的哲學思考和推定。“醫易相通”概括了易學的哲學思維作為中醫學理論基礎的基本特點，其不但表現出易學的博大精深，同時也說明了中醫學理論基礎一以貫之的哲學內涵。顯然，從內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醫學理論基礎的易學哲學性質。《周易》的形而中論的哲學制式，表明其哲學思維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學思維。就醫學的作用和價值而言，中醫和西醫這兩種不同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特點表明了其起源于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從對存在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及其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諾不同的價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疇和理論體系。對主體存在本質的不同認識，使其對生命形式本體的認同形成不同的醫學觀念，在此基礎上的發展，使我們看到了人類對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歷史形式中和由此產生的現實問題──中醫和西醫展現在歷史中的不同的邏輯理路和學科建構。
然而，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存在而言，就哲學的層次上推定人類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認為雖然有西方自然科學近三百年來的主導和促進，但是，人類就基本的存在問題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質性問題，還是作為一個亙古常新的課題困擾著人們的理性。近現代表現出所謂的人類進步絕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現在人類生存本質上的進步，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人類是在其自為的異化形式下存在，對人類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為的對自在的超越──自為的達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實現自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顯然，人類的存在現狀表明，人類還遠遠沒有達到這一目標。
因此，當西方科學模式對人們所期望解決的終極關懷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又由此產生了嚴重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時，人們已經顯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學產生的負面價值引起人們的反思時，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和文化思潮應運而生。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表明的對理性否定的堅決性已經成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學理性的重大問題。一些思想家把力圖走出誤區的方法寄托于中國文化時，中國的《周易》就不失時機的又一次成為顯學。對中醫哲學的研究而言，面對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潮，當企圖再以西方哲學的制式推定中國文化時，無疑是當頭棒喝。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醫哲學研究而言，許多學者不約而同的想到了“醫易相通”的古老命題。所以“易學熱”也把中醫哲學帶入其中。但是，就其以“醫易相通”為命題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卻令人倍感失望，因為其產生的結論，無不帶有西方哲學的“前見”。問題表明，因為《周易》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中醫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學的制式不可能正確的推定中醫哲學。中醫哲學由《周易》的哲學制式所推定，這是應當首先明確的問題。
顯然，后現代主義表現出的西方哲學的多元性及其帶來價值取向的多元性對理性的異化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在當代中國，也隨處可見西方文化的哲學、科學和宗教以各自的價值承諾帶給人們存在方式的異化。以《周易》為基礎的中國哲學的一以貫之，不但使“醫易相通”，而且使《周易》與中國古代科學相通、《周易》與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為中國文化的基石。可以說，綜觀人類文明的幾大形式，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像中國文明那樣能夠錦延不絕，持續發展并表現出文化的穩定性。西方哲學表明，就哲學問題及其表現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學家們在近代和當代由于他們內在哲學傳統思維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顯得無能為力，最終以據斥形而上學作為西方哲學的終結。然而，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伴隨著其造類存在的異化在當代使人們終于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優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學思維巨大的差異性，所以盡管《周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學及科學和宗教是對存在形式化的結果，所以，不能將《周易》與西方文化及哲學作簡單的類比，例如我們看到的把《周易》比附為科學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認定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樣。形而中論表明，《周易》的重要貢獻是其哲學的本體論思想，在這方面，同樣不能與西方哲學的本體論作簡單的比附。對西方哲學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學是內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學作為明確的形式外化出來，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周易》哲學的外化將帶來人類哲學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醫學的學科形式表明，其屬于不同的知識形式和結構，之所以稱為“醫易相通”，是指其作為共同的哲學本體而言的，具體講，《周易》的哲學思維是中醫學的基礎，易道廣大使中醫學與《周易》在“道”的層次上相通。因此，對道的理解問題成為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這屬于哲學層次的問題，在中國的學術史中被歷代學者所重視，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經之首的學術地位，但是，在西學倡興的當代，則帶來了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以《周易》為首的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和相互的哲學承諾，成為人類文化交融中的問題，尤其是人類發現其自身歷史的和社會的、群體的和個體的行為方式所引起的價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質作為反思的對象時，以《周易》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就又一次為人類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類存在的問題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發出其他所有問題的都應歸結為一個基本問題──這就是所謂的終極關懷問題，“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表明了其與西方醫學和哲學的截然不同的本體觀──而西方哲學對終極關懷的無能為力在后現代主義哲學中已經充分的暴露無遺。中醫學家、道家及道教學者在對“醫易相通”的基礎上和以自身的醫療及修煉實踐中形成的中國生命科學關于人的本質和應達到的存在方式，解決了終極關懷問題。中國的生命科學表明，“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和推定與《周易》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說卦傳》）終極關懷的價值論承諾的統一，是“醫易相通”的重要表現形式。
關于“醫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醫學的基本理論方面，在中醫學的發展過程中，張介賓的論述簡要而精到的指出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他說:“賓償聞之孫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為易之為書，在開務成務，知來常往；而醫之為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醫有內經，何借于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學到知羞，方克漸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造化萬物；人身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駭。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又說：“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醫，欲賅醫易，理之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于一闔一辟；天下之萬數，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萬理，出于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于一方一圓也。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辟也，總不出乎一與二也”、“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知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錯過了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簡而有之，則易之變化出乎天，醫之運用由乎我。”
上論表明，張介賓非常精練的總結了“醫易相通”的基本意義。把醫學和易學在天地萬物存在的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使之形成易體醫用、體用不二的一元論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和醫學上的重要思想。
總結前人在“醫易相通”方面的研究，應當認為《周易》對中醫基礎理論的影響是重大的。《周易》是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其具體影響了中醫學的臟腑理論、經絡理論、陰陽氣血理論、病理病機理論、診斷理論、治療理論、方劑學和本草理論。而在當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學領域內的具體運用──“氣功”理論成功的運用易理，可以作為“醫易相通”最好說明。
以當代的哲學觀推定“醫易相通”的哲學承諾，必然要求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層次分析《周易》對中醫學的影響。《周易》的陰陽之論表明，陰陽之道是時間和空間產生的并由主體承諾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體是時空的陰陽變化生成的存在。陰陽之道的推定是主體所能發現本體存在之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體而言，《易傳》認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所以，陰陽能對人體的存在發生生命的本質性作用是因為時空的本體性，而這種本體性作用與主體性方式的正確統一，是在主體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產生的正確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的命題承諾和推定。人作為一種存在，本身是屬于《周易》哲學推定的哪一種形式呢？人是什么呢？這些問題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為哲學所關心的也必須給預回答的主體論哲學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問題。但在《周易》哲學中，是不作為問題的，因為結論已經內化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承諾之中。所以。對應于西方哲學的主體論承諾而言，《周易》對這一問題沒有作出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關于人的主體性的中醫學中推定這一與《周易》相關的哲學問題，對今天的人類哲學而言是重要的。我認為，《周易》的哲學模式表明，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承諾的主體論作出的形式推定，說明了人的主體形式既不屬于形上之道，也不屬于形下之器，而是屬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謂之人。所以，主體被形而中所承諾──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謂的形而中者，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時空層次和主體意識時空能力的對應和中，通過主體時空方式所能把握主體自身存在和客體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過主體的形而中實現對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確認識。
“醫易相通”是中國生命科學中的重要命題。“醫易相通”的形而中論哲學推定，使主體的生命存在形式成為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的內容。形而中者謂之人的主體論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體將通過對時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實現主體的價值。主體能夠適應時空層次，并通過時空陰陽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從而超越生命的時空形式。這是形而中論哲學承諾的生命科學原理。形而中者謂之卦──形而中者謂之人的統一，從而解決了認識論的主體性問題。形而中論哲學表明的認識論本質是：人沒有獨立的主體性，客觀實在也沒有獨立的客體性，自為是自在的自為，而自在也是自為的自在，世界的時空統一性要求人類把握的世界要成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對客觀的存在而言，絕沒有獨立性可言，人的主觀存在也絕沒有獨立性，因此，在方法論上的建構，《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統一，形而中論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學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對人類哲學發展作出的重要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及方法論方面的貢獻，其由形而中的主體方式承諾和推定的“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學將成為人類科學的終極形式。
在“醫易相通”中，以陰陽的概念范疇承諾了哲學認識論。《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的推定成為中國哲學中的基本概念范疇。在中國文化中，陰陽范疇的具體應用，可謂一以貫之。在中醫哲學中，陰陽承諾了哲學本體論的邏輯推定和主體論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中有陰，陽中有陽”（《素問·金匱真言論篇第四》）等等。張介賓認為：“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類經附翼·求正錄·真陰論》）；石壽棠認為：“陽不能自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為基，而陰為陽之母，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統，而陽為陰為父”（《醫源·陰陽互根論》）；吳謙等認為：“一陰一陽者，天地之道；一開一和者，動靜之機”（《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鄭壽全認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陽氣乎！陽氣無傷，百病自然不作，陽氣若傷，群陰即起”（《醫理真傳》卷二·陽虛證問答目錄）柯琴認為：“陰陽互為其根，陽中無陰，謂之孤陽；陰中無陽，便是死陰”（《傷寒來蘇集·傷寒論注·卷一·傷寒總論》）等等。從上面眾多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陰陽概念在中醫學中的應用是相當廣泛而重要，并且在邏輯上是自恰的。如果陰陽的推定方式對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論哲學的對應和中的推定方式，將使這一自律由主體的自為而實現。這是“醫易相通”承諾的中國生命科學自在性的表現。
三、形而中論與中醫學
如果把《周易》作為群經之首，那么，中國的哲學原理就應當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的形式化，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為哲學形式的──形而中論是對“卦”的時空本質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謂之卦”的命題產生的哲學原理。關于“形而中者謂之卦”，我已多次進行論證⑴，在這里再簡單的作一介紹。“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思維以時空方式生成對存在的認識，中國哲學是以“卦”作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認識論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這就是說，“卦”是存在與思維的統一方式──存在與思維的對應和中，“卦”是“道”、“器”的對應和中者也。因此，筆者認為“形而中者謂之卦”，這是中國哲學的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現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質性而言，因“卦”承諾了主體論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的統一，就有形而中者謂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謂之人的哲學推定表明，主體的對應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論的哲學體系，是由形而中論哲學的本體論承諾和邏輯推定與主體論承諾和形式推定及價值論承諾和范疇推定的統一而實現的。
筆者在關于《周易》的研究方面，從認識論的角度把“卦”的哲學內涵歸結為“形而中者謂之卦”，“卦”的形式為陰陽爻表示的“時”和“空”，由此使“卦”無所不包，“卦”作為萬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極”，才能推定“太極”承諾的本體。把“太極”以“太極圖”和“八卦圖”統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論的哲學推定。具體講，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與主體對應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極”或“無”是不能與主體的形式對應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體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體，即本體不能作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體只能以時空進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簡單的討論形而中論的幾個基本問題。新晨
1淵源與發展
《周易》是中國經典文化的“原體”有“群經之首”之稱,她通過卦的形象變化來尋求自然、人化的規律。生動的反映了中國古代樸素而豐富的辨證法思想,極大地深化了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中醫學的理論體系是通過進取諸身、遠察諸物、取類比象的方法而建構的，這正是《周易》所創,所以說醫源于易。明代張介賓的“醫易同源”論曰:“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于中醫學#而變化莫大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此陰陽也；醫易同源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醫易同源，不僅是指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指理論形態的合一。
中醫發源于先秦，其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經歷了三次發展，第一次出現于戰國到秦漢時期，此期《黃帝內經》的產生標志著以整體觀念為基本特征的中國醫學理論體系初步形成。該書基于秦漢以前的天文、歷法、氣象、數學、生物、地理等學科的重要成果，在氣一元論、陰陽五行學說指導下，總結春秋戰國以前的醫療成就和治療經驗,確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原則，成為中醫學發展的基礎和理論源泉。《黃帝內經》與確立辨證論治原則的《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藥物學的《神衣本草經》以及《難經》和《黃帝內經》被歷代一家奉為四大經典，確立了中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第二次為唐、宋、金、元時期，此期各種專科和綜合性論著層出疊見，金元四大家學術思想各具特色，各有創見，均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第三次為明清時期，吳又可提出治療傳染病的學術見解，創立了溫病學說，與傷寒學說相輔相成，成為中醫治療外感熱病的兩大學說。此期，李時珍《本草綱目》問世，而清代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標志著古典形態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成熟。
中醫學以“氣一元論”為指導思想，以藏象經絡學說為核心，以陰陽五行學說為說理工具，說明人體的生理活動和疾病的病理變化;運用望、聞、問、切四診手段，診察病情；運用八綱、臟腑、經絡、精氣血津、衛氣營血“六經”和“三焦”等多種辨證方法,根據病情表現，辨明疾病的癥候,確定相應的治則治法,采用中藥、針灸、推拿等多種治療手段治療疾病。在治療疾病時，強調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
西醫源于古希臘文明，最早創造醫學體系的是愛奧尼亞地區柯斯島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年左右），以他的名義流傳下來的著作集成《希波克拉底文集》是有關西醫的第一本著作。希波克拉底創建了體液理論，認為人身上有4種體液，即血液、黃膽汁、黑膽汁和黏液，這四種液體的流動維系著人的生命,它們相互調和、平衡，人就健康;如果平衡破壞,人就生病。希臘化時期，蓋倫（公元130-200年)總結了希臘醫學自希波克拉底以來的成就并基于大量的解剖實踐和臨床實踐，創立了自成體系的醫學理論。蓋倫的醫學理論在歐洲持續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迎來了西方科學技術的大發展，16-17世紀,維薩留斯通過人體解剖校正了蓋倫的人體生理結構，出版了偉大的著作《人體結構》》標志著解剖學的誕生。哈維等則發現血液循環理論,將物理學、化學的概念引入生物醫學中。顯微鏡的發明不但確立了“細胞”概念而且認識了微生物。18-19世紀，細胞學、實驗生理學、遺傳學、微生物學、免疫學等學科的建立標志著現代醫學的誕生。巴斯德滅菌法的發明使手術死亡率降到15%，而疫苗的發明使傳染病有效控制,標志著現代醫學走向成熟。20世紀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的出現使現代醫學完全進入了實際應用時代。50年代,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奠定了70年代基因工程技術的誕生,使在分子水平上進行生命的探索、操作和創造成為可能。西醫學發展達到了巔峰。
西醫學把人簡化為生物學客體,注重人的組織器官、細胞、分子屬性,是通過解剖尸體，用實驗做出生物學等指標來解釋人體的生命現象和規律。把人的疾病與健康問題還原為生物的、物理的、化學的問題。認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化學、物理等致病因子,對人體某一部分的損害,或人體缺乏某些必需物質所致。因而一旦特定病因被查出來了,診斷便確立。治療上，西醫是依靠藥物等治療手段，針對致病因素進行對抗治療，強調消除人的病。
量子中醫學是中醫理論現代化的科研成果，它是基于在科學、哲學層面的充分比較中醫之氣與量子的本質特性特征，提出“量子表征中醫之氣”的觀點，在此基礎上，利用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耗散結構理論論)、特別是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揭示中醫理論的陰陽、五行、藏象、經絡、天人相應、藥性等學說的科學內涵。擬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中醫理論，建立現代的中醫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其基本思想是以整體觀和辨證唯物論為哲學思想，以量子理論等現代學科為理論基礎，基于機體電磁輻射場表征中醫人體之“氣”的觀點，運用微觀狀態的電磁輻射光（量子）輻射、能量（熱）等量子形式,研究闡述中醫理論關于人的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科學。概括的講，量子中醫學就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一門學科。當然，量子中醫學目前還僅僅是個概念，形成一個完整學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大量的理論和實驗層面的支撐。但隨著中醫理論科學內涵的揭示，量子中醫學的雛形已經形成。
2科學哲學觀
中醫學的哲學觀同中國古代哲學觀，為辨證、有機唯物主義，主要以取象思維為主。其方法論為思辨。中醫藥學是采用模型建構、整體認知、直覺觀測、動態把握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整體觀，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構成人體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協調、互為補充,在病理上相互影響。而且人體與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變化隨時影響著人體生理病理轉化,人類在能動的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維持著正常的生命活動。②功能性，中醫學在認識解剖形體的基礎上,特別重視人體的功能活動，常常從這一角度分析和認識人體的生命規律。③恒動性，中醫學認為人體是一個不斷發生著氣的升降出入運動而維系著形氣相互轉化過程的機體,人的生理和病理過程是機體氣的動態平衡和失衡的過程。
西醫學的哲學觀為機械唯物主義，以還原分析論為其方法論，其思維方式為邏輯思維，西醫學是采用物質分析、數學定量、實驗實證的方法來看問題^其特點為①將人體視為各個零部件的組合。主要從病灶局部出發，用微觀的、分析物質結構的方法及實驗手段，來研究和認識人體的病灶一一人的病。②注重結構忽視功能，以解剖學為基礎，著重研究人體的形體器官和化學構成，認為人是一臺機器,只有物理的關系，而沒有情感的融通。缺乏對人的整體生命的考察。③注重人體生理、病理的靜態、局部忽視其變化、動態及整體。
量子中醫學的哲學觀與中醫學相同，為有機、辨證唯物主義,其思維方式則以邏輯思維為主，方法論以還原、綜合并重。量子中醫學是中醫學理論框架下，利用量子理論等現論轉化構建而形成的。其特點與中醫學有諸多相同點,①整體觀,量子的通訊聯系性可以將具有電磁輻射的萬物聯系起來，具有整體觀外，量子組成的電磁場在宇宙的空間中伸延且沒有邊界，表現為整體性；量子的糾纏性、非定域性、超距作用等特性，更深刻的刻畫出量子的整體觀的屬性,②功能性,機體的量子是機體內非分子型的通訊信使，機體電磁輻射是生命現象基礎特征，其形成的電磁輻射場具有高度相干性，與生命體系相互關聯，是調節生命功能和生命狀態的有效途徑。③恒動性，電磁輻射都是恒動的、永無靜止的。④量子可以通過基于光電效應的儀器，定量的測知機體輻射的量子的數目、頻率及量子統計，從而分析生物體系（如：人）的狀態。與中醫氣的可察性相比，量子的可測性更客觀更縝密，這是量子中醫學建立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基礎。
3支撐學科
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中國古代哲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的陰陽學說、五行學說作為其思辨工具。這是目前唯一的不但以哲學作為其指導思想而且以哲學作為其說理工具的自然科學范疇的學科。造成了中醫理論抽象化、概念模糊化、診察方法主觀化,缺乏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使中醫的特色和優勢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顯現,而且難以理解和掌握。
西醫學的支撐學科為16-19世紀發展起來的經典物理學、化學等近代科學體系，西醫學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的基本原理和技術為基礎，建立了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理學、病原生物學等為基礎的醫學理論體系和診察及實驗研究體系,形成了西醫的生物醫學模式。具備現代科學的清晰性、嚴密性和可證性等基本特征。
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學科是量子理論、自組織理論、機體電磁輻射的相干性理論以及電磁理論等現代科學體系。量子中醫學是用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轉化中醫學的陰陽五行、氣等哲學思辨工具形成的學科,是在機體電磁輻射層面上研究人體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基于量子的強度、頻率及量子統計等建立起診察和實驗研究體系的。
綜上可見，中醫學、西醫學、量子中醫學的支撐基礎學科不同，決定了其研究層面不同，中醫學是以人體之“氣”這一抽象的物質概念為研究對象,西醫學是以機體的器官、細胞、分子為其研究對象的，量子中醫學是以機體的量子、（電磁輻射）為研究對象的。
4臨床診治
中醫理論是基于“氣一元論”思想建立起來的，認為氣是世界的本原，整個宇宙都是由氣構成的，人的生理、病理轉變也是氣的使然,氣的陰陽平衡是衡量機體健康與否的標準尺度,氣的狀態是由醫者通過望診、聞診、問診、切診等四診之診察方法收集的資料、癥狀和體征，通過分析、綜合，利用八綱、臟腑、病因、病機等中醫基礎理論,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即氣的狀態。然后根據辨證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方法如方劑、針灸、推拿等,這一過程中醫稱為辨證論治。
四診診斷方法依據有三條:①司外揣內。意為通過觀察、分析病人的外部表現,測知其體內的病理變化。②見微知著,通過觀察局部的、微小的變化，測知整體的、全身的病變。人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任何一部分都與整體或其它部分密切聯系，因而局部可反映整體的生理、病理信息。③以常達變，即以正常的狀況為標準，通過對比發現太過或不及的異常變化。意為以健康人體的表現或狀態去衡量病人，即可發現病人的異常之處及病變所在，從而為做出正確的診斷提供線索和依據。
中醫主要應用源于天然的中藥和以疏通經絡為主的各種非藥物治療，用中醫藥理論對藥物進行復方組合，對人體進行有重點的整體治療。在大量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先者們根據不同的癥候總結出大量的相應的藥方，這是我國勞動人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智慧結晶，有是證用是方是中醫的重要醫則。中醫主要是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恢復患者的健康的，以治未病為主的,所以其治療的范圍有限。
西醫在診斷疾病過程中，根據臨床經驗和理論知識,并借助于各種實驗儀器設備及檢查技術對疾病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包括病因診斷、病理解剖診斷、病理生理診斷等方面。
西醫主要應用化學藥品和手術治療，消除病原體的侵襲和彌補機體的代償功能。隨著技術的發展,西醫治療還有放射治療，介入治療,透析治療，物理治療等等。在治療疾病的不同階段,西醫可能會采用一種治療方法,或一種方法為主同時采用多種治療方法。
西醫學的治療原理是針對病變的特異性病因、病理，運用藥物的化學作用性質和方式,形成特異性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治療。治療思想是針對病因、病理、病位以直接控制的逆施性對抗療法。治療手段的選擇和設計是以能夠特異地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為標準，治療活動就是運用這種手段去消除病因、糾正病理的過程。隨著觀測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向更低的微觀層次深入，越來越趨向于在分子水平的層次上理解疾病和醫學現象。
量子中醫學是在傳統中醫的框架下，用量子理論轉化傳統中醫哲學內容構建的，認為量子可以表征中醫之氣。其診斷方法是用生物光子分析系統或其他檢測生物超微弱發光、電磁、熱能等儀器檢測機體的量子行為，定量確定機體的狀態,通過建立機體量子的行為與方劑、針灸等的定量數理關系，實施治療的。量子中醫學的治療方法和治療理念與傳統中醫學一樣，最大的區別在于量子中醫學實現治療的定量化，中醫學則是定性的。
5討論
中醫理論源于東方文明，西醫理論源于西方古希臘文明，量子中醫學卻是用源于西方文明的量子理論轉化來自東方文明的中醫理論而來的。他們有相同的目的性即抵御人的疾病保障人的健康。
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構成并維持人生命活動的最重要、最基礎的物質”這一哲學抽象概念之上的，量子中醫學是建立在人體之“氣是機體電磁輻射場”這一具體物質概念之上的，中醫學“氣”的概念是哲學層面的概念是徹底的、絕對的，量子中醫學“量子”的概念是物理層面的概念,是實在的、可定量檢測的。量子中醫學認為量子與氣具有同構性,而西方傳統的思想文化以原子和還原論為代表,認為“原子”是世界萬物的本原；量子中醫學是以中醫學為實踐基礎，以量子理論等現代科學為理論基礎建立的學科，同中醫學一樣強調人體生命的功能變化規律，西醫是以經典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近代科學為支撐建立的學科,強調人體生命的結構變化規律，強調征服自然。中醫學以中國古代哲學為支撐學科，以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哲學思辨工具為其說理工具。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重視機體的整體性、恒動性、功能性,形神統一，西醫則重視臟器和細胞組織分析、強調局部、靜態、結構，排斥精神因素；中醫學重唯象研究，強調陰陽平衡，而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則重實證研究,注重實證分析、綜合。量子中醫學從機體電磁輻射層面研究人體;西醫學從分子水平研究人體，中醫學則從整體水平來研究人體的變化；中醫學的診斷擅長司外揣內的功能觀察法，辨證邏輯和定性分析，量子中醫學和西醫學的診斷盡可能運用一切科學技術發明，以定量檢測為主；治療上中醫學和量子中醫學是以天然的中藥、針灸、拔罐等通過調整機體的狀態，調動機體的抗病潛能達到恢復健康的目的，并用多種藥物配伍，多種方法并用來提高療效,側重于治未病，西醫治病則主要是以化學藥物、手術等為主要工具，通過對抗局部病灶達到消除疾病的目的，側重于治已病。
量子中醫學剛剛形成，是基于中醫現代化研究的結果,其理論性實踐性都是初步的、尚未完善的#需要大量的長期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中醫學和西醫學已分別誕生了兩千多年和四百多年，理論成熟,臨床實踐豐富。
關鍵詞：PSS；免疫抑制劑；流行性出血熱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見流行性疾病，現我國發病率仍很高[1-2]。出血熱的癥狀主要為發熱、出血及器官損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極易造成后遺癥，影響患者日后的生存質量[3-4]。該疾病發病急、愈后差，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出血熱的主要發病機制為DIC以及自身免疫損傷[5-6]。故能有效延長凝血時間的PSS與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有望提高該疾病的治療效果。現即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選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來院患者進行研究。結果顯著，如下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療的流行性出血熱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齡19～60歲，平均年齡（46.35±5.45）歲。納入標準：①未應用過影響血凝相的藥物；②沒有其他系統嚴重疾病者。排除標準為：①年齡大于60歲者；②不愿配合實驗者。將該100例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患者，其自身情況，經檢驗，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①對照組：該組患者接受常規出血熱對癥治療藥物以及糖皮質激素類：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劑的治療。②實驗組：該組患者在接受對照組患者治療方法的基礎上，還接受PSS治療。治療方法：靜脈滴注，1 次/d，300 ng/次，連續應用3 d。
1.3判定標準 將兩組患者雙鏈酶（SK-SD）皮內實驗結果及免疫球蛋白檢測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并對比。
1.4統計學檢驗 使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本次實驗所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χ2以及t檢驗，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皮膚實驗情況 對照組患者皮膚實驗正常率為14.0%，實驗組為36.0%。經分析，具統計學意義（χ2=12.91，P
2.2兩組患者免疫球蛋白測定情況 對照組患者血中IgG含量為（1361.8±42.4）mg%，實驗組為（1009.9±50.3）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A含量為（224.6±60.7）mg%，實驗組為（180.6±20.5）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M含量為（171.8±22.4）mg%，實驗組為（139.9±22.3）mg%。經分析，均具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流行性出血熱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疾病，且在我國時常發生。該疾病的主要臨床特征為出血、發熱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腎衰竭為主，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該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損傷，故其極易給患者造成多種后遺癥，嚴重影響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流行性出血熱屬于自然疫源性傳染性疾病，傳染源主要為鼠。根據老鼠種類以及地區內鼠的種類的分布情況，該疾病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家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2～5月；野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11～次年1月[7-8]。出血熱具有多種傳播途徑，分別為：蟲媒傳播、消化道傳播以及呼吸道傳播等[9-10]。該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進一步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藥物及手段至關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熱發病過程中，DIC與免疫反應發揮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腎損傷。PSS是從褐藻中提取后人工處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響血小板的情況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從而有效緩解出血熱中的DIC，改善出血情況。免疫抑制劑則能有效抑制患者異常的免疫反應，從而降低免疫細胞及相應的免疫因子對機體的自身免疫損傷。DIC與免疫抑制劑結合應用，能有效緩解患者出血、發熱及相應的器官損傷。
現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特選取100例符合條件的患者進行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時改善皮內實驗，延長凝血時間。該治療方法在臨床上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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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結束的全國“中醫問題深層次思考”座談會上，我國著名中醫學家、中華醫學會心身學會會長、上海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醫學與哲學》雜志副主編何裕民教授對這場大討論所涉及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何裕民教授以清晰的思路、確鑿的證據和與新知同在的理論能力，對中醫的非科學問題做了理性辯護。
其實醫學是一門人學，是一種生活方式
記 者：這次有人提出要“廢除中醫”，原因是“中醫不科學”。而中醫給人的印象，無論是診斷方法還是用藥確實不像西醫學那么嚴謹。
何裕民：這個問題話題比較長，首先，科學在近一百年來，對中國是非常時髦的事，其實科學的含義是多樣的。首先科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其二，我們講“科學的”，往往是相對于迷信而言的。
就知識形態而言，我認為中醫是帶有歷史烙印的傳統科學形態。至于中醫科學不科學，那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中醫相對于迷信來說是科學的。就引申出一個更大的問題：怎么來看醫學。
就“狹義的科學”來說，歷史上或者目前所遵循的主要是指物理科學，物理科學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它是用還原方法，進行定量分析，然后用數字化表達。從這個含義上來說，我說一句可能很多人都會吃驚的話“現代西方醫學都不是科學”。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科學哲學家說的，他叫庫恩，美國人，這是他在50年前就發表的一種議論。他認為醫學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基礎，是生物科學，他認為生物科學尚夠得上科學標準；醫學的另一塊，更為重要的，也是醫學的主體――臨床醫學，卻遠遠夠不上科學的標準。
我們講兩個例子：一般人看病都喜歡找老醫生，不管找老中醫還是老西醫，因為經驗豐富。經驗的東西就不是定量化可以表達的，充滿著技藝之類成分，不是科學的問題。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比如說IT行業，原子物理，一般來說，30歲左右是最好的年齡段。因為科學是嚴格遵循還原方法論的，且不斷更新，很快很快，醫學卻恰恰相反。
第二個證據，近十幾年來醫學領域興起了一門新學科：循證醫學。就是充分尋求可信的臨床證據，因為我們光靠實驗室得出來的這些證據，還不足以說明很多問題。循證醫學的出現也表明醫學主體目前還夠不上一門嚴格意義的科學。
再如，揭示規律是科學理論的重要特征，物理科學認為規律是唯一的，無例外的。但生物科學領域并無嚴格意義上的規律，用著名現代生物科學哲學家邁爾的話來說：“生物學中只有一條定律，那就是所有概括都有例外。”
所有的物理科學，最后表達都是數字公式。但生命科學講的都是概率、百分比，大概是多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使生物科學也夠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科學。
這些生物科學家強調，低層次的特征并不足以完全解釋高層次生命活動的特點，但這在物理科學卻是必然的，因此他們力主生物學必須與物理科學保持“持續的間隔”。
再講第三個含義，醫學還是一門人學，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有個離休干部，他患高血壓、糖尿病，每次都開同樣兩種藥物。醫院有三種號5塊錢、15塊錢、50塊錢，他每次就掛50塊錢，同樣拿兩種藥。他說：“5塊錢的，醫生不聽我說、不讓我說；15塊錢的，讓我說、不聽我說；50塊錢既讓我說也聽我說，也和我交流。”你說這是科學問題，還是人學問題？所以我個人認為，關于醫學科學問題的討論，或者中醫不是科學問題的討論本身前提就是有點站不住腳的，缺乏一個常識，你想把醫學嚴格定義為科學，那么這門醫學肯定是沒有人性的。
醫學本身是科學的一個部分，醫學本身帶有一定的人文特征，如果我們帶有這種觀點來看的話，我覺得中醫學的存在，對世界是一件幸事。
中醫可稱是“生態醫學”
記 者：現在西方醫學已經非常發達，在社會生活中占主流地位，中醫還有什么意義？
何裕民：所有科學探索活動都受制于哲學觀念的指導。中醫是以哲學為基礎的，擅長從宏觀上捕捉現象，而不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機械模式。中國占主導的是自然觀點元氣論，西方占主導的是原子論。元氣論驅使人們注重過程與狀態，注重相互關聯與互動；而原子論則促使人們注重結構，注重還原，重視細節與構造。中西醫學理論解釋的最深層次的分歧也就在于此。因此，我們看到了中醫注重整體的“氣”，活體的經絡，人與外界的互動，中醫叫“天人相應”。而西醫卻汲汲于細胞、大分子、基因。而現代科學的走向是強調兩者的有機互補與結合，特別是新興的復雜性科學。
舉個簡單的例子，量子力學是二十世紀物理學的最偉大貢獻之一，量子力學的理論解釋至今就存在著“粒子說”與“波動說”，而“粒子說”就是原子論的經典體現，“波動說”似乎與中國（包括中醫學）的氣論更能對話。
用我的話來歸納，可以這么說，中西醫是以“不同的術語，揭示著生物不同階層系統的不同特征”。盡管中醫用的術語粗疏得多，甚至有許多荒謬之處，但你無法否定它的理論價值所在，就像整體層次的“經絡”現象，就像是“氣”所揭示的整體生命現象。
順便說一句，有位著名的否定中醫人士，口口聲聲說中醫是偽科學，但他卻從20世紀70年代就一直撰文充分肯定元氣論的現代科學價值，因為這是無法否定的事實。
中醫理論揭示的更多是整體與生態層次的生物問題，認為稱中醫為“生態醫學”，亦無不可。
就在我來北京參加討論的當天晚上，電視臺采訪了又一次獲得國家科技大獎的西醫肝膽外科權威湯釗猷教授，當主持人問到他對“告別中醫”事件看法時，他舉了自身兩個實例作出回應：一是他曾用針灸親自治療了他的兒子、妻子和母親的闌尾炎，而母親闌尾炎已并發腹膜炎，他是用針灸加穴位注射抗生素的。第二個例子，他現在每周門診，復診許多老患者，不是沖著他“刀開得好”，而是肝癌術后中藥調理方開得好而來的，這就是醫學大師的胸襟。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說過一句名言：“要讓食物變成你的藥物，不要讓藥物變成你的食物。”那么中醫學很多藥物，是藥食同源的，通過這樣的調整，一方面副作用可以減少很多，第二方面老百姓通常說可以治本。
經絡是古人通過自我感知發現的
記 者：經絡是否存在？這是中醫與西醫兩種醫學理論最嚴重的分歧之一。
何裕民：剛上大學時，我自己也堅定地認為經絡和針刺效果是子虛烏有，在中醫課堂上，我曾經站起來問老師怎樣證明經絡的存在。畢業后，我做了三四年針灸門診醫生，一系列親身經歷的故事改變了我對針灸的態度。例如，一位80多歲的老人到我的診室就診，老人患肩周炎，肩膀疼痛而無法抬起手臂脫下衣服，為了讓老人脫下衣服便于在他肩膀上用針，我在病人腿部“條口”穴位用了針灸，過了一會，老人自己就能抬起手臂了。看到眼前的效果，我不得不承認經絡和針灸的奇妙。
對于經絡機理的解釋，國內有幾十種理論，我比較認可的一種是：經絡是介于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之間的一種自我調節系統。在高等動物進化的早期，逐漸形成了這種原始的自我調節機制和系統，可以說它是高等生物在早期獲得的自我調節系統。隨著人類的不斷進化，出現了更為高級的調節系統，“經絡”則逐漸退化，隱而不顯。但它的作用還是不時顯現出來，因此，我認為，適當應用針灸學說和針灸術，可以增進健康。比如針刺麻醉，針刺適當穴位，可啟動調節系統，起到鎮痛的作用，和西醫用阻斷痛感神經不同的是，針刺是通過刺激穴位，讓人的身體自我調節，達到鎮痛的效果。
我們應該思考一些中醫發展中不能回避的問題。
一個是我們應該研究認識經絡的方法論問題。經絡的發現從方法學角度而言，與西方主流的“還原方法”是不同的，它是古代人們進行特殊的訓練中，體會到的一種感覺，這些特殊的訓練包括古代導引吐納功，相當于現在說的瑜伽、氣功等等。自我感知不是沒有價值，體驗到的感受，徑直用物理化學方法去破解它的機理，是會有困難的。
因此，循經感傳研究要想取得成功，方法論上的創新是關鍵。今天反對經絡學的聲音，都是試圖僅用物理化學方法去解釋經絡而得不出想象當中的結論，所以加以反對。我認為，這是一種偏見，不僅在文化哲學上需要多元，生命、醫學領域的研究方法也應該多元。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循經感傳現象應該被納入生命科學的研究范疇，我們的中醫界缺少信心和自信，其實，科學是描述事實，解釋現象的，既然循經感傳現象是種客觀存在的事實，科學就必須去解釋它，揭示它的背后機理。在這一點上中醫學應有足夠的自信。并且我們應該更多地與西醫及現代科學交流，讓他們看到臨床的效果，更多地參與研究工作，不能一直停留在描述臨床表現的階段。
西醫讓人明明白白地死，中醫讓人糊里糊涂地活
記 者：那么在西方醫學占據主流地位的情況下，中醫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何裕民：這場爭論對中醫是個新契機。至少大家可好好理一理，中醫究竟有什么價值？我個人認為，中醫對現實中國人來說，或者說對現實世界來說，它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第一，它是一種實用技術，它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大到比如說腫瘤、心臟病、冠心病、高血壓等等，小到一個感冒，很多人都離不開中醫藥。我臨床是看腫瘤的，對腫瘤我很有發言權，以最為兇險的胰腺癌為例，國際一般患者中位生存期4至6個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報告，這種癌一年生存率為8%，5年為3%，中位生存期僅2至3月，而我們診治的上海地區百余位胰腺癌患者中已有近二十位度過了3至5年，這些患者中絕大多數是無法手術，未經過化放療的，現在絕大多數活得有滋有味。有個領導對此說了句俏皮話：“西醫是讓人明明白白地死，中醫是讓人糊里糊涂地活。”
比如現在時髦的“亞健康”，亞健康的調整我相信很多人會找中藥。我目前主持“十一五”國家科技項目――亞健康課題研究，這個領域就凸現出中西醫的差異與中醫學的實用價值。亞健康是一類狀態，至少到目前為止，國內現代醫學界對亞健康還是失聲的，因為它的體系只有盯住某一個具體器官或結構的異常的研究才有價值，對亞健康的治療，也許只有維生素之類。中醫不然，亞健康狀態可以從中醫“證”的研究和體質研究中演繹出來，針對個體，時間進行調整，很能改變亞健康狀態，這是很有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