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03 16:44:5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生態文化的概念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生態旅游；實踐視角；理解誤區
一、生態旅游
目前，在學術界“生態旅游”的定義仍處于一個探索發展階段。生態旅游（ecotourism）一詞是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生態旅游特別顧問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獻中使用的。
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態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漸受到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重視，在以后20幾年的發展中，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和旅游造成的生態問題的嚴重，
生態旅游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加入到對生態旅游相關概念的研究中，據不完全統計，生態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種（彭曉嬌 2009）。關于生態旅游的定義，目前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去旅行”。（二）生態旅游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為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有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做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第一屆東亞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域會議上對生態旅游定義為：倡導愛護環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應的設施及環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損害生態系統或地域文化的情況下訪問、了解鑒賞、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盧云亭（1996）認為，生態旅游是按生態學的要求實現環境優化，使物質、能量良性循環，經濟和社會優良、高效、和諧地發展，并有豐富的值得觀賞的生態項目，以不破壞環境為特征的旅游活動。（五）郭來喜（1997）則把生態旅游界定為以大自然為舞臺，以高雅科學文化為內涵，以生態學思想為設計指導，以休閑、度假、保健、求知、探索為載體，旅游者參與性強，品味高雅、形式多樣，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識增益.又能增強熱愛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護環境的意識，弘揚文明精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旅游體系。（六）加拿大生態旅游學專家戴維?A.芬內爾（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態旅游》一書論述：“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旅游形式，主要強調的是對自然的體驗和學習，這種旅游經過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種低影響，非消費性和注重當地影響的旅游。它一般發生在自然區域，并能對這些區域的保護和維護作出貢獻。”（七）郭舒（2002）認為，生態旅游概念本質屬性應從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續旅游發展，作為一種理念，它的主體應該是旅游地；對生態旅游基本特征的歸納，應是在生態旅游本質的規定下進行，其所描述的應該是旅游者進行生態旅游活動時表現出來的特征，而不應該同時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亞生態旅游協會（EAA）（2003）：著重通過體驗大自然來培養人們對環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賞和保護，從而達到生態上可持續的旅游。（九）盧小麗等（2006）通過對中外當代近10―15年內40個有影響力的生態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煉出生態旅游概念槊構所遵循的8個標準規則，它們是：以自然為基礎、對保護的貢獻、當地社區受益、環境教育、道德規范與責任、可持續性、旅游享受體驗和文化。（十）吳楚材等（2007）認為，生態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區的居民為了解除城市惡劣環境的困擾，為了健康長壽，追求人類理想的生存環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去保健療養、度假休憩、娛樂，達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的目的。
從以上的定義中，可以提煉四個生態旅游核心標準：即以自然為基礎、教育性或文化性的體驗、當地社區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
（一）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的關系
1.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
在規模經濟驅動下，大眾旅游以其固定的價格、標準化的服務以及大批量的銷售形式成為的旅游熱點。大眾旅游在發展過程中，卻給接待地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成為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代名詞，受到諸多批判，人們開始探討尋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眾型旅游。選擇性旅游就是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并成為極具活力和創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對于大眾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組產品簇，它突出體現了環境意識和小規模開發，是由當地人掌握、具有自覺價值意識的旅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小，為當地社區帶來利益并具可持續性（肖小玉等 2010）。
總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種新型的可替代傳統大眾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與大眾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將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的相互關系描述為一個全集表示旅游，兩個子集分別表示為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而且這兩個子集互補的關系（圖1）。
2.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
一般認為，生態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識，從適應階段的理念看來，生態旅游與大眾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更科學、更客觀的理性旅游階段理念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對生態旅游和大眾旅游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評價（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眾旅游景區，利用建設棧道等旅游游憩系統，進行有益的資源循環利用，減小對旅游景區的破壞，同時建設科普教育基地，還讓當地居民參與到旅游景區的保護中來，這符合本文關于生態旅游的核心標準，生態旅游沒有實質性的理由不成為一種大眾旅游方式。所以大眾旅游的一些部分應該要包含到生態旅游之中（圖2）。
摘 要：本文對目前學術界對生態旅游概念的有關界定進行了梳理，提出了更具本質規定性的生態旅游定義，并以此定義為基礎，分析了理論中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結合中國生態旅游發展現狀，得出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理解誤區的有關分析。
關鍵詞：生態旅游；實踐視角；理解誤區
一、生態旅游
目前，在學術界“生態旅游”的定義仍處于一個探索發展階段。生態旅游（ecotourism）一詞是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生態旅游特別顧問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先在文獻中使用的。
中國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引入的生態旅游的概念，90年代逐漸受到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重視，在以后20幾年的發展中，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和旅游造成的生態問題的嚴重，
生態旅游越來越為人們所認同和接受，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加入到對生態旅游相關概念的研究中，據不完全統計，生態旅游的概念目前已有200余種（彭曉嬌 2009）。關于生態旅游的定義，目前較具代表性的包括：
（一）海克托?謝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 Ceballos-Lascurain）（1987）提出“到相對未受干擾或未受污染的自然區域去旅行”。（二）生態旅游學會（The Ecotourism Society）（1993）：為了解當地環境的文化與自然歷史知識，有目的地到自然區域所做的旅游，這種旅游活動的開展在盡量不改變生態系統完整的同時，創造經濟發展機會，讓自然資源的保護在財政上使當地居民受益。（三）1993年9月，在中國北京召開的第一屆東亞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域會議上對生態旅游定義為：倡導愛護環境的旅游，或者提供相應的設施及環境教育，以便旅游者在不損害生態系統或地域文化的情況下訪問、了解鑒賞、享受自然及地域文化。（四）盧云亭（1996）認為，生態旅游是按生態學的要求實現環境優化，使物質、能量良性循環，經濟和社會優良、高效、和諧地發展，并有豐富的值得觀賞的生態項目，以不破壞環境為特征的旅游活動。（五）郭來喜（1997）則把生態旅游界定為以大自然為舞臺，以高雅科學文化為內涵，以生態學思想為設計指導，以休閑、度假、保健、求知、探索為載體，旅游者參與性強，品味高雅、形式多樣，既使旅游者身心健康、知識增益.又能增強熱愛自然、珍惜民族文化、保護環境的意識，弘揚文明精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旅游體系。（六）加拿大生態旅游學專家戴維?A.芬內爾（David A.Fennell）（1999）在其著作《生態旅游》一書論述：“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為依托的可持續旅游形式，主要強調的是對自然的體驗和學習，這種旅游經過有道德的管理，是一種低影響，非消費性和注重當地影響的旅游。它一般發生在自然區域，并能對這些區域的保護和維護作出貢獻。”（七）郭舒（2002）認為，生態旅游概念本質屬性應從旅游者角度定；可持續旅游發展，作為一種理念，它的主體應該是旅游地；對生態旅游基本特征的歸納，應是在生態旅游本質的規定下進行，其所描述的應該是旅游者進行生態旅游活動時表現出來的特征，而不應該同時包括旅游地的某些特征。（八）澳大利亞生態旅游協會（EAA）（2003）：著重通過體驗大自然來培養人們對環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賞和保護，從而達到生態上可持續的旅游。（九）盧小麗等（2006）通過對中外當代近10―15年內40個有影響力的生態旅游概念的分析，提煉出生態旅游概念槊構所遵循的8個標準規則，它們是：以自然為基礎、對保護的貢獻、當地社區受益、環境教育、道德規范與責任、可持續性、旅游享受體驗和文化。（十）吳楚材等（2007）認為，生態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區的居民為了解除城市惡劣環境的困擾，為了健康長壽，追求人類理想的生存環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態環境中去保健療養、度假休憩、娛樂，達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護自然的目的。
從以上的定義中，可以提煉四個生態旅游核心標準：即以自然為基礎、教育性或文化性的體驗、當地社區受益、以及要求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旅游與其他旅游方式的關系
（一）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的關系
1.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
在規模經濟驅動下，大眾旅游以其固定的價格、標準化的服務以及大批量的銷售形式成為的旅游熱點。大眾旅游在發展過程中，卻給接待地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成為破壞生態、污染環境的代名詞，受到諸多批判，人們開始探討尋求新的旅游形式以取代大眾型旅游。選擇性旅游就是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并成為極具活力和創新力的旅游方式。
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是相對于大眾旅游（mass tourism）而言的一組產品簇，它突出體現了環境意識和小規模開發，是由當地人掌握、具有自覺價值意識的旅游活動，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小，為當地社區帶來利益并具可持續性（肖小玉等 2010）。
總之，可替代性旅游是一種新型的可替代傳統大眾旅游的旅游模式，它不能與大眾旅游相互交叉，所以可以將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的相互關系描述為一個全集表示旅游，兩個子集分別表示為替代性旅游與大眾旅游，而且這兩個子集互補的關系（圖1）。
2.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
一般認為，生態旅游源于替代性旅游的意識，從適應階段的理念看來，生態旅游與大眾旅游是互相排斥的旅游方式。但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更科學、更客觀的理性旅游階段理念的出現，我們有必要對生態旅游和大眾旅游之間的關系進行重新評價（李燕琴 2006）。如今部分大眾旅游景區，利用建設棧道等旅游游憩系統，進行有益的資源循環利用，減小對旅游景區的破壞，同時建設科普教育基地，還讓當地居民參與到旅游景區的保護中來，這符合本文關于生態旅游的核心標準，生態旅游沒有實質性的理由不成為一種大眾旅游方式。所以大眾旅游的一些部分應該要包含到生態旅游之中（圖2）。
4.游客生態保護意識較差
廣大旅游者的生態旅游知識貧乏，欣賞水平低，環境保護意識差。游客在景區游覽過程中隨意丟棄各種廢棄物，如隨乎亂扔果皮、飲料瓶、塑料袋、煙頭等垃圾，在游覽過程中不遵守旅游景區的有關游覽規定的違章活動行為，如亂攀亂爬，亂涂亂刻亂畫，越位游覽，違章拍照，違章采集，違章野炊、露營，隨意給動物喂食，襲擊動物、捕殺動物等。
特別是在生態旅游區內，游人的踏踩、攀摘野花等不文明行為會造成土壤侵蝕，影響自然保護區植物的生長發育和更新。例如，現在“驢友”這個詞快要成為破壞環境，不珍惜生命的代名詞。以油菜花引來大批游客的綠江被稱為北方香格里拉，吸引了很多的驢友前來觀賞。露營的驢友在酒足飯飽之后，都會留下滿地的啤酒瓶子、飲料瓶子、塑料袋等垃圾。很多游客看到油菜花海都忍不住拍攝欲望，一小部分游客會跑到油菜花海中照相，不少油菜花都被踩倒了（王琦 2012）。
（三）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與替代性旅游、大眾旅游、可持續旅游關系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以得出在中國實踐視角下生態旅游有些不符合可持續的發展的要求。因此，圖5能被修改為一個生態旅游的領域，包括了絕大多數（但不是全部）的可持續性旅游和替代性旅游以及相當一部分的大眾旅游。
參考文獻：
[1]戴維?A.芬內爾. 生態旅游[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2]David Weaver. Ecotourism[M]. John Wiley&Sons Australia， Ltd. 2001.
[3]葛安新，楊瑞峰. 關于生態旅游實踐的反思[J]，陜西林業，2004（6）.
[4]盧小麗，武春友，Holly Donohoe.生態旅游概念識別及其比較研究――對中外40個生態旅游概念的定量分析[J]. 旅游學刊，2006（2）.
[5]李燕琴. 生態旅游游客行為與游客管理研究[M]. 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
[6]劉. 淺議中國生態旅游的特征[J]. 商業文化，2011（9）.
[7]牛然，李學東. 我國生態旅游發展的現狀、問題及對策：1999年至今國內生態旅游文獻研究[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2）.
[8]彭曉嬌. 生態旅游概念探究[J]. 傳承，2009（7）.
[9]吳楚材，吳章文，鄭群明，胡衛華. 生態旅游概念的研究[J]. 旅游學刊，2007（1）.
[10]王琦. 驢友亂丟垃圾，北方香格里拉綠江環境遭破壞[EB/OL].http：// /20120626/n346522559.shtml.
[11]肖小玉，曾小玲，吳歡強. 基于Alternative Tourism概念綜述的替代性旅游發展探討[J]. 網絡財富， 2010（8）.
關鍵詞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
中圖分類號 F316.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3）10-0349-02
中國畜牧科技城及國家現代畜牧業示范區核心區所在地榮昌縣，是世界優良地方豬種、我國最優地方豬種——榮昌豬的發源地和主產區。榮昌豬對我國畜牧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作用。2012年中國農業品牌研究中心經過認真的考察和評估，給“榮昌豬”品牌價值定為21.7億元。菲利普·科特勒曾指出，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一個公司必須努力尋找能使他的產品產生差異化的特定方法，以贏得競爭優勢[1]。現如今，國內外畜產品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如何進一步維持和提升“榮昌豬”品牌價值，尤其是開展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是亟待深入研究和實踐的課題。
1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的內涵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是依據榮昌豬的社會、歷史、文化、實體產品等資源優勢而開展的有別于其他生豬品牌的差異化的整體市場營銷活動，包括生鮮生態榮昌豬肉及其烹調品和加工品等，實質上就是針對生態榮昌豬的品牌內涵中區別于同一子市場中的其他生豬品牌的產品標識、品牌形象、品牌價值和品牌文化等的加強和刻意提煉及運用的過程。
2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現狀
榮昌豬是我國畜牧業尤其生豬產業發展的優勢豬種資源，每年銷往全國各地的商品仔豬達160萬頭以上，對生豬業的發展貢獻巨大，如2009年我國豬肉總產量為4 890.8萬t，占肉類總產量的63.9%；2010年我國豬肉總產量為5 070萬t，占肉類總產量的69.5%[2]；2011年肉產量排名世界第一，占世界總產量的48.9%[3]；畜牧業總產值由1978年的1 397億元增加至2010年的20 870億元，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15%上升至2010年的33%[4]。常規榮昌豬產量巨大，但相對于廣東省“壹號土豬”品牌的產銷量，生態榮昌豬的產銷量、產品價值增值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筆者采用典型調查法，于2012年1月和2013年3月先后調查了榮昌生鮮豬肉市場及相關生豬生產企業，面市生態榮昌豬有2家銷售店以及1家生態榮昌豬生產企業，預計2013年能產300萬頭。
我國生豬雖然產銷量大，但具有品牌者少。重慶生豬市場上生態榮昌豬產品品牌剛剛起步，盡管生態榮昌豬的價格隨著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普遍上漲也有小幅攀升，但經過調查發現，生態榮昌豬價格漲幅較之其他農畜產品價格如“壹號土豬”等最低，這與其缺乏品牌化及品牌價值急需提升等不無關系。若能對生態榮昌豬進行差異化的品牌化加工，可獲得品牌帶來的附加利益。
3 生態榮昌豬的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
3.1 品牌定位上的差異化
差異化品牌營銷的成功，要求企業必須向市場提供達到相當質量水平且經得起市場競爭檢驗的產品，首先就要進行準確的市場細分，選對目標市場和做好產品的市場定位。生態榮昌豬的品牌定位首先應該突出為川渝地區5%～10%的高收入人群和高檔餐飲企業消費者服務，然后逐漸向下緩慢延伸。當前要重點提升生態榮昌豬品牌形象的親和力，圍繞目前訴求的“豬生態，優生活”，實現人們對生態榮昌豬品牌的親切感。從市場營銷的視角看，切不可忽視對消費者的消費引導，設計出對目標受眾有親和力的品牌名稱、直觀視覺效果的品牌標志、簡練深刻的廣告語言等，從而深入強化生態榮昌豬品牌的價值所在。
3.2 概念上的差異化
當今世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標準化生產的推進，無論是非農產品和農產品都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產品同質化現象。開展差異化品牌營銷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體現為品牌的競爭，而事實上品牌的競爭就是品牌核心點表述差異之間的競爭。要把差異化品牌營銷的重點放在概念上，提出的品牌概念一定要新穎和有力度，品牌概念的核心表述一定要深刻、犀利。如重慶新生品牌時期的“雙味魚”、“吃魚的女士美麗、吃魚的小孩聰明、吃魚的男士健康”等概念[4]。因此，可以設想推出以生態榮昌豬肉為基礎食材加工的“湯有為”生態榮昌豬大骨湯、“香絲肉”等關聯概念產品和實體產品，豐富生態榮昌豬品牌的產品線和滿足目標顧客的多元化美食之需求。
3.3 文化上的差異化
品牌的一半是文化已經是學術界和市場營銷實戰者的共識。隨著當前生豬產業化的推進和特色生鮮豬肉品牌建設的開展必然帶來生豬文化產業的發展。事實上，當今時代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年輕的新生代和下幾代將對農業文化尤其生豬文化的了解、體驗越來越少，而對農業文化的了解、體驗是多數人現實和潛在的欲望。如榮昌縣的“豬文化博物館”，歷年接待參觀人次不斷增加，表明生豬文化產業發展所提供的系列產品市場將會需求旺盛。因此，生態榮昌豬品牌應基于區域內生豬社會、文化、歷史、自然環境和生豬品種、養殖技術、飼料獸藥工業文明等資源特色，大力推進圍繞“生豬一生、餐飲、豬文化節”等集旅游、觀光、科普知識普及等為一體的品牌文化融合，可借助中國畜牧科技城的“豬文化博物館”、“年豬節”等，豐富和提升生態榮昌豬品牌的文化底蘊，在區域內乃至全國建成有影響力的生態榮昌豬品牌文化。此外，當地政府部門應加大政策支持、文化產業規劃、市場組織以及農業管理工程等多種學科理論和實施技術的交叉。
3.4 充分運用地名品牌
目前國家開展的“地理標識”就是地名品牌的現實運用。由地名而產生的品牌自身就有著強烈的排他差異性，因而這種品牌在顧客心目中產生的差異則更為強烈。如在全國范圍內吃火鍋，無論哪個城市的居民大多數首選都是重慶、四川的麻辣火鍋。生態榮昌豬品牌也要凸顯“榮昌、榮昌豬”這一地名品牌，在系列產品中突出榮昌縣這一地域名字與榮昌豬的社會文化歷史的深度關聯，有別于其他地方的生態豬品牌，從而維護和提升榮昌豬品牌價值，提高其競爭力。
3.5 泛化和延伸上的差異化
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中的品牌泛化和延伸，目的是利用品牌既有的優勢，盡可能地擴大將來的生態榮昌豬產品市場。可以采用在成功的品牌基礎上泛化新的產品系列，如由生態榮昌豬品牌的“生豬全宴、年豬節、生鮮豬肉”等泛化出豬肉佐劑、關聯制品等，從該行業品牌逐步泛化到其他行業品牌。
4 結語
當前我國生豬雖然產銷量大，但知名品牌少，重慶生豬市場上生態榮昌豬品牌也剛起步，而國內外畜產品市場競爭激烈，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勢在必行。生態榮昌豬差異化品牌營銷應采取品牌定位、概念、文化、充分運用地名、泛化和延伸等方面的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同時注意規避實施差異化品牌營銷策略可能引起單位產品生產、營銷等相對成本上升的風險。
5 參考文獻
[1] 黃瓊波，付貴.對品牌文化建設的幾點建議[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6（11）：58-59.
[2] 田金梅，齊文娥，左兩軍.品牌豬肉競爭分析及品牌資產培育策略——以中國肉業前三強和廣東省典型品牌為例[J].中國畜牧雜志，2012，48（18）：57-61.
關鍵詞:生態旅游；研究開發；問題；建議
1993年9月第一屆東亞地區國家公園與保護會議(北京)通過了“東亞保護區行動計劃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態旅游”的定義；1994年成立了中國生態旅游協會（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雙版納發表了《發展我國生態旅游的倡議》，標志著我國學術界對生態旅游研究開發的關注；1996年6月召開武漢國際生態旅游學術研討會，同年10月推出的《中國21世紀議程優先項目計劃》。1997年12月，與生態旅游密切相關的“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在北京舉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開“亞太議員環發大會”第六屆年會主題為“旅游與環境保護”；國家旅游局將1999年定為“生態環境旅游年”，首次承辦了主題為“人與自然”的“中國昆明‘99世界園藝博覽會”將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推向，1999年前后是我國學術界發表有份量的生態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國土資源部建立11個首批國家地質公園，2005年首批國家礦山公園掛牌,意味著我國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向理性發展。我國生態旅游業迅猛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時由于不規范的過度開發和落后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生態旅游區資源環境的破壞也是觸目驚心的；旅游廢物的處理并不比處理傳統工業三廢容易，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超負荷運行必將導致景觀的消亡和旅游景區的毀滅的警告不是危言聳聽的。
綜上所述，我國生態旅游研究開發歷史短，發展快，存在問題多。
一、我國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內涵界定方面存在誤區：
1.生態旅游內涵界定生搬硬套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多，創新少。許多研究者頻頻引用某某外國專家對生態旅游的定義以示正統或經典，缺乏創新,實際上外國學者對生態旅游的界定到“目前還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2.我國學者對生態旅游概念界定爭議很多，溝通少。有代表性的有盧云亭（1996）從旅游開發和經營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金鑒明（2002），楊富泉（1995），郭錦超（1997）持類似的觀點；張廣瑞（1998）從旅游需求的角度，強調生態旅游是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種“有目的的旅游活動”，李緒萌（1995），張延毅（1997），劉健生（1997），王興國（1998），王爾康（1998），陳立軍（1998），劉家明（1999）的觀點與這相近似。李東和等（1999）認為從供給者（開發者，經營者）的角度看，生態旅游是一種將生態學思想貫穿于整個旅游系統并指導其有序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需求者（旅游者）來看，生態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形式或旅游產品。筆者認為雖然存在上述爭議，但是絕大多數研究者對生態旅游概念內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嚴重的生態旅游概念泛化傾向。生態旅游概念泛化是將生態旅游內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體泛延，其具體所指模糊化的現象。例如有人認為生態旅游既是生態工程又是旅游活動，將與生態環境有關的旅游均稱為生態旅游，認為中國生態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馮天駟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組織（WTO,1997）在“關于旅游業的21世紀議程”中指出生態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場中僅占3%~7%，中國生態旅游真得那么旺嗎？生態旅游概念泛化的結果是引起認知混亂，最終導致消費者對生態旅游失去興趣引發生態旅游市場的崩潰。
(二)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足
我國生態旅游研究歷史短，理論基礎研究系統性不夠，目前尚未到形成一個大家普遍認可的理論體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為特征的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只在旅游容量（環境承載力）等個別領域開展研究工作，如崔鳳軍[7]等（1999）在泰山名勝風景區案例研究基礎上提出一套由生態承載量、資源空間承載量、心理承載量、經濟承載量四部份組成的適用于山岳風景區不同功能類型區的量測模型。
我國生態旅游理論基礎研究比較零散，公認的基礎是有關資源環境經濟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其次是文明社會中人類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態哲學意義的“生態美理論”和建立在人與自然協調論和生態人文論基礎上的“人與自然關系理論”。顯然，我們在以生態旅游市場主體（生態旅游業從業人員和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的理論（如消費行為理論）研究不足；針對生態旅游市場客體（有形的，無形的生態旅游資源）的基礎研究，如資源規劃與管理、旅游地學等方面不夠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幾乎空白；生態旅游企業營銷環境研究，尤其是社會人文生態旅游環境的研究更少。
二、對策
（一）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積極參與生態旅游的開發,在實踐中實現創新
“生態旅游”是一個正處于發展的概念，它的內涵和本質特征有待于人們深入研究，但是理論源于實踐，目前，我們的研究者應該采取擱置生態旅游內涵的爭議，到實踐中去領會生態旅游的真諦的態度，從案例研究和實證研究及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總結歸納符合中國國情的生態旅游內涵。
（二）中國傳統文化應融入生態旅游理論中促進理論本土化
生態旅游理論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盡管其概念界還無法統一，但是其概念內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與環境的協調，這與我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謀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指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為相通，相類和統一。歷代諸子百家都力圖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協調，和諧與統一。西漢董仲舒繼承和發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無為為之之謂天”（《莊子·天道》）等諸子觀點，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應思想體系，首次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人類與大自然要和諧共處，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絕不能盲目地破壞自然規律，使自然生態失衡，一旦失衡必將自食其果。麗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與東巴文化強調人與自然協調的傳統不無關系。
綜上所述，我們的傳統文化與生態旅游理論有許多相似的理念，我們應該將它融入到生態旅游理論研究中，這將有利于挖掘和弘揚傳統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態旅游理論的本土化，將對研究中國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開發保護發揮重要作用。
（三）拓寬生態旅游理論基礎，提高生態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對生態旅游理論研究比較零散的現實，拓寬理論基礎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學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學是運用地學的理論方法為旅游資源調查，規劃開發及保護工作服務，從而促進旅游業發展的一門邊緣學科。生態旅游資源中的地質旅游資源、地貌旅游資源、水文旅游資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學問題。可見，旅游地學與生態旅游資源研究開發密切相關。目前已建立的國家地質公園世界地質公園國家礦山公園無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態旅游熱點。生態旅游和地質旅游的對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險游，沙漠景觀探險旅游，焦作市云臺山世界地質公園旅游開發及廣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險游和全國性的漂流旅游熱等等。
（四）加強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整合研究
我們發現自然生態旅游資源和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規律的。一般情況下，自然生態旅游資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對封閉的地方（以滇西、湘西為代表的西部地區），也常常保存有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狀態，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生態旅游資源。加強兩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護和繼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例如，東巴文化與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認識“香格里拉的魅力”，體會東巴文化“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的協調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識結構,引導生態旅游企業貫徹“社會市場營銷”理念
傳統旅游管理類人才培養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識結構方面存在自然科學知識面不夠寬的缺陷，生態旅游知識更是不足，從而造成我國生態旅游產品設計、開發和資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現狀。在生態旅游開發過程中開展消費者教育，并將之滲透到企業營銷的各個環節，讓消費者在享受生態旅游樂趣的過程中進一步認識生態旅游的內涵提高生態環保意識。讓政府管理層和旅游業從主人員在實施生態旅游開發的過程中更加深刻體會生態旅游環境效益外部化和內部化的內涵，更加清楚地認識到環境保護對企業乃至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促使他們轉變觀念，主動地考慮社會長期利益即生態旅游環境保護，正確處理好消費者利益、企業利益及社會長遠利益三者的關系，真正實現以社會市場營銷理念為生態旅游企業經營理念，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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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功能景觀概念；可持續景觀；規劃運用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精神生活質量要求也不斷提高，對生活景觀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現代景觀生成過程中，不再局限于自然景觀的營造，而是將一些社會人文景觀也融入其中，具有很強的區域特色文化屬性和特征。在目前環境保護形勢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可持續發展景觀概念的出現，能夠在生態保護規劃的基礎上，有效提高環境保護水平，最大程度降低環境污染。而且在推行這個規劃的過程中， 同時將自然資源保護、傳統景觀文化以及現代美學特點有機結合起來，在美化城市環境的同時，還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因此，本文從景觀生態學與可持續景觀規劃理論出發，探討其在城市景觀建設過程中的作用，針對在可持續景觀規劃中應用多功能景觀概念出現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提出有益解決建議和對策。
一、景觀生態學與可持續景觀規劃
景觀生態學主要以景觀單元類型為研究對象，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在實際工作中，景觀生態學主要通過分析特定空間結構和景觀形態尺度之間的關系，來合理規劃景觀體系和布局，以促進生態景觀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景觀生態學主要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即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這二者構成了人類生態總系統，其主要功能和目的是促使土地規劃和利用更加科學合理，以促進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協調發展。在實際工作中，可持續景觀規劃主要圍繞景觀生態學理論開展工作，以人類活動場所和地域景觀布局為研究對象，采用系統性方法，用多學科知識和技能來解決現實中各種復雜的經過造型問題，同時用景觀概念來豐富城市生態發展理論體系，以促進城市美學和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從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景觀生態學與可持續景觀規劃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相互共存的關系。
二、多功能景觀新理論在城市景觀可持續規劃中的作用
多功能景觀新理論的建立和應用，有效提高了城市景觀規劃水平，促進了城市景觀體系的完善和健全，促使其朝著全面健康方向發展。在實際工作中，其主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景觀的整體性理論的建立和發展，充分吸收了地域景觀特征和發展經驗，可以說是在傳統景觀系統理論基礎上的發展和延伸，借助多學科知識交叉，通過人類社會與自然共同發展來形成新的世界觀和理論體系，使得城市景觀體系的規劃和布局能夠提高人與周邊環境的融入水平，打造具有時空高度統一的城市生態體系。在整個景觀結構當中，主要由無機物實體空間和有機體的生命空間交叉形成。這些有機物和無機物在長時間的融合中，根據時空次序自發組成了特定的結合體，也就是生態景觀理論體系中的格式塔理論。在整個格式塔結構中，具有同一屬性的物質能夠結合在一起，它們有效豐富了地域的景觀文化內容和體系。 在實際融合過程中，其內涵和內容已覆蓋了多個領域，將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美學等多個學科知識和精髓融入其中，打造了獨特的地域景觀特征。
（2）多層次分級概念。城市生態景觀體系具有多層次分級特征，每個層次和結構都對應不同的特點， 這些特點并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與地方文化、經濟發展有著天然的聯系。即使在同一個時空范圍內， 整體中的每個層次都體現了不同的身份和特點。在多層次分級中， 整體中的每個層次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子系統彼此之間具有分離性和聯系性。景觀設計人員在實際工作中，要具有開闊的視野，正確處理好不同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矛盾。 從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大到一個區域性的生態圈，還是小到一個社區生態景觀系統，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體現動態、多層次的特征，在覆蓋不同層次和含義的同時，還直入到人們感性思維中。
（3）生成次序理論與景觀特征
在構建景觀系統的過程中，由于景觀系統具有高度復雜性特點，使得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之間相互交融，這些是傳統的機械組合和布局方式所不能夠實現的，需要景觀設計人員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大膽創新和突破。面對不同的景觀系統構建要求，怎樣最好突出這些景觀系統潛在的價值屬性，直接影響到到其對地方傳統文化、景觀設計理念的呈現效果。換句話說，在長時間的浸潤和沉淀下，景觀系統會逐漸形成一些比較個性化的特征，同時與社區居民的生活的聯系性變得的更加緊密起來。這一切不僅促進了城市景觀的向前發展，還為現代城市景觀設計和促進其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切入點和方向。
（4）人類生態總系統概念與景觀思想
多功能景觀理論體系的成熟和完善，意味著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實現了知識、心理的有機融合和發展，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景觀設計者思維理念的更新與發展，將城市景觀設計理論推向新的發展高度。此外，結合傳統城市景觀有關理論， 大大突破了既有的景觀思維，使其逐漸朝著與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相一致的方向發展，客觀的呈現社會發展歷史， 從更高的角度來審視景觀設計，促使其更加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同時，在分析和總結人類生態總系統概念的基礎上，以景觀建筑學與環境哲學理論為分析工具， 城市景觀設計對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人性化空間設計促進人際關系的發展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這也是對城市景觀質量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評判要求。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現代城市景觀設計中融入多功能景觀概念， 在提高城市景觀規劃科學合理性的同時，也有效壓縮了景觀建設工程成本，增強了景觀的生命力，促使其更加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在實際工作中，城市景觀設計人員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靈活運用城市景觀規劃理論，不斷提高景觀的價值屬性和可持續發展功能，為提升社會精神文化和社會審美學水平做出突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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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建三江地區為著眼點，以農業生態“稻米文化”為研究對象，對其在酒店設計中的應用進行研究。因此，酒店設計在發揮農業功能和體現地區特色中起到了橋梁和紐帶作用。
關鍵詞: 原生態文化;地區特色；酒店設計
中圖分類號：S6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原生態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1.1指認為是一種審美的大眾化重構性實踐
由于原生態文化是涉及“地方特色展示”的形式呈現，因此有些學者把它歸結為對地方特色的審美的大眾化重構性實踐，并且把“審美重構”界定成為地方風格——從“祛魅”到“還魅”的活動，在這一過程中以物質文化來保護和界定原生態形式的呈現是“還魅”的重要途徑。
1.2從地方模式的文化生態知識挖掘的角度去研究
“原生態文化”這一概念的產生，學界人士提出與生態學相關，認為生態指的是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通過表述，可以確定原生態是從自然科學中得出來的。基于此類觀念，在學術上，與文化生態學嫁接并形成特定研究領域來使用其概念。把地方生態知識歸結為原生態文化，在邏輯上主要考慮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二者的物質轉化。
1.3基于現代經濟背景的開發與保護的思考
原生態文化概念的出場是具有時代性意義和現代性背景的，即現代的文化概念，并非古而有之。事實上，它與經濟發展相關，滋生于自然生態產業化這樣一種背景。因此，對原生態文化含義的理解中，有人指出它是“與商業行為和市場化轉型相關的專用符號和指喻”。
二、建三江地區特色的分析研究
2.1人文歷史是建三江文化的根
二十萬建三江人民，來自全國三十個省市和自治區。他們組成了一支“思想過硬，作風過硬，艱苦創業，無私奉獻”能為榮譽而戰斗的特殊群體。由包括這個群體在內的所有黑龍江農墾人塑造出來的北大荒精神，這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昔日不僅僅靠它戰勝了各種艱難險阻，更是積累了寶貴的財富。
2.2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是建三江文化的精神氣質的源泉
建三江是我國“最早迎接太陽的墾區”，占整個黑龍江省農墾地區總面積的22%。由于地處祖國最東方，又以盛產綠色優質水稻而聞名，故有“中國綠色米都”和“東方第一稻”之譽。
建三江農墾地區環境優美，境內各個農場所在地建筑各異、環境整潔、美觀大方，分局和農場像十六顆明珠鑲嵌在建三江大地上。境內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春天一整片綠色鋪天蓋地，秋天一整片金黃色豐收景象，自然是美不勝收。
2.3信息社會的思想觀念是建三江文化的核心價值
當今的社會是一個高度發達的信息社會，人們應該用一些共同的社會理念和思想價值觀念，包括對和諧的追求，對生命的尊重，對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提倡，對人類文明的保護等等，于是這些便組成了現代城市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和核心思想，也是建三江原生態文化的核心價值。設計中要充分運用最能體現這一核心價值的處理手法、科學的文化傳播手段來建立和發展具有原生態文化內涵的建三江酒店室內設計。
三、酒店室內設計與原生態文化的關系
全世界酒店文明的發展與進步，要求文化種類應多樣性，世界不同文明，在競爭比較的過程中取長補短，中實現共同發展。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靈魂，一旦失去了文化，也就失去了地方特色，而沒有自身文化好比失去靈魂的人，它是不能自立的。酒店的文化是酒店的靈魂，靈魂能夠反映酒店特色和個性，一個成功的酒店，本身擁有其自身的文化特點，為旅客展示它的獨特魅力與精神內涵。從文化傳播角度看酒店文化，它是一個國家，城市展示出來的氣質。只有與內地區域中的地域性特征結合的酒店才是社會文化整體精彩的一部分。
總之，酒店是城市的重要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它能代表城市形象，是一處室內城市風景，更是一處城市特色文化景觀。酒店應該顯示出其原生態文化的多樣性，選擇能夠貼近地方經典特征的內容并表達出來，對酒店進行室內空間設計要著重強調與城市特殊環境形成呼應，如果酒店處在地域性特征濃烈、形象個性鮮明的城市，設計中最重要的就是先對其當地城市形象和原生態文化內涵進行深入研究、調研、分析，提煉核心設計要素，塑造酒店中原生態文化的認同感，以起到城市形象得到優化和提升的作用，從而為旅客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四、建三江酒店室內設計中融入原生態文化的策略
4.1材料運用體現原生態文化
材料因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不同，表現出不同的特性和個性，顯示出明顯的地區特征。某些材料因其地理、氣候具有地區獨特性，材料既可以是為實用功能的實現而服務，又可以承載精神文化和空間品格的表達。
4.2通過色彩設計體現原生態文化
色彩設計被稱為室內空間環境的靈魂，設計中的空間感、環境氛圍、舒適度等因為色彩作用于人的心理感受和生理感受而隨之改變。因此，通過色彩來體現原生態文化主題是常用手法。色彩為空間在實現功能后起到“畫龍點睛”的重要作用，增添空間獨特的美學效益與文化藝術氛圍。
4.3在主題性陳列物品中體現原生態文化
陳設物品可以烘托空間意境，抒發高雅文化和優化環境氛圍。陳設品因其造型、圖案、色彩、質感的不同而具有獨特的風格特征。某些物品帶有濃烈的地方特色，可以運用它們來塑造空間的地域性，空間風格也相應起著進一步確定與強化的作用。陳設物品可以最具原生態文化的表達性和感染力，具有完整性，既能準確的表達原生態文化內涵，又具有極好的視覺審美價值。
4.4主題烘托手法體現原生態文化
任何設計都必須有明確的主題，因為它是設計的靈魂。主題烘托法體現原生態文化是設計師創新思維的再現，對酒店室內空間的藝術理解和對原生態文化的領悟，將現代設計手法與獨特文化內涵相結合，突出主題的文化性和地域性特征。使酒店室內空間的文化底蘊與藝術特色是在自然而然的情況下顯露出來，被人們在使用的過程中心領神會。
4.5裝飾符號體現原生態文化
將簡約而又復雜、傳統而又時尚的符號，應用在現代酒店室內設計中，從而創造出人文化、地域化、個性化的全新符號。酒店室內設計中符號的象征性，在形式上使人產生視覺和思想上的聯想，達到情感上的共鳴，富有原生態文化內涵的酒店空間環境也因而更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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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賀州民歌；保護傳承；產業化開發；文化生態壁龕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國外學術界關于賀州民歌的論文，筆者尚未發現。國內學者對于賀州地區的民歌研究頗多。歸納起來，有兩個方面：第一，從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的理念出發，對賀州民歌進行繼承發揚。第二，從賀州民歌的經濟應用價值理念出發，對賀州民歌進行開發，帶動賀州地區的經濟發展。
（一）基于賀州民歌文化價值保護傳承的理論
基于賀州民歌文化價值保護傳承的角度，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對賀州民歌的文化價值與傳承方法的研究。黃玉婷[1]對賀州民歌的傳承發展的重要性與民歌的傳承原則和途徑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第二，對賀州客家雞歌保護與傳承的研究。蘇秀玲[2]通過對賀州客家雞歌的調查現狀分析，認為客家雞歌在傳唱方式上具有獨特性，其傳承方式必須符合客家雞歌本身的特殊性。第三，在民族群體與民族藝術相互促進的基礎上，如何對賀州民歌中的“蝴蝶歌”、“喇格哩”保護與傳承的研究。黃玉婷[3]認為民歌在保持發揚內部精華的前提下，其民歌的創作、保護應該留有一定的生存及發展的預留空間。第四，民歌的語境關系及群體行為對民歌傳承具有重要作用的研究。覃愛民[4]以賀州瑤族民歌為例，深入研究了其民歌的群體性對民歌的保護傳承的重要性。
上述學者對賀州民歌保護傳承的論述觀點無可否認是有道理的，但是沒有更深層次指出賀州民歌保護與產業化開發之間存在的微妙關系，以及給出合理的解決方法，從而使賀州民歌得以有效的保護傳承，同時讓賀州地區人民獲得切實的經濟利益。
（二）基于賀州民歌商業經濟價值產業化開發的理論
目前，國內的學者基于賀州民歌商業經濟價值開發的角度來對賀州民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第一，對賀州民歌的產業化開發的現狀不足和應對措施的研究。黃斌[5]認為賀州民歌具有極大的開發價值。在城市化文化品牌打造的浪潮中，賀州地區人民應抓住機遇，積極開拓本土的民族文化，逐漸形成一個文化產業鏈，為賀州地區創造經濟利益。第二，對賀州民歌結合地方旅游的研究。覃愛民[6]認為通過發掘賀州傳統的民間音樂，加大培育特色民歌文化與地方景點結合的力度，將使賀州民間音樂有機的結合起來，實現共贏發展，等等。
上述學者認識到了賀州民歌的產業化開發的潛力，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僅是把賀州民歌推入市場，而市場本身又有著自身的特點，這與賀州民歌保護傳承的出發點是不符的。按照市場本身的運行機制，可能使賀州民歌的文化保護傳承偏離原來的傳承軌道。
總之，以上學者對賀州民歌的研究，主要觀點集中于賀州民歌的文化價值保護傳承與商業經濟價值的開發兩個角度。對于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者開始涉及。如高尚學[7]認為：廣西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兩者的關系是微妙的，應用文化生態壁龕這個概念，可以合理的解決兩者之間存在的悖論。但是，對于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兩者微妙獨特關系的研究，目前還沒有涉及。
二、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策略
（一）文化生態壁龕概念的提出
在新時代的背景下，賀州民歌該如何保護及傳承？因為保護與傳承這兩個概念本身是有對象與時間、空間的范圍與邊界的，這明顯與賀州民歌“活態性”的文化活動形態是不相符合的。其次，該如何處理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賀州民歌的產業化開發的兩難之地？即解決好賀州民歌保護傳承的文化價值與經濟開發的商業價值之間存在的悖論。因為賀州民歌市場本身有著自己的運行規律，盲目的將民歌推入市場，可能會把賀州民歌的文化價值引向偏離其文化傳承的方向。
目前，如何處理民歌陷入的兩難之地，高尚學[7]從生態學和生物學中，引進了“生態壁龕”這個概念。即提出根據與廣西民歌的親密程度，區分出不同的條件范圍，從而找到廣西民歌保護和傳承的基質核心，劃定廣西民歌商業開發的紅線，即廣西民歌的文化生態壁龕。在一定程度上，從理論層面上為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提供了一個有效實施的“度”，解決了兩者之間的悖論。“生態壁龕”（ecological niche）一詞是指一個種群在生態系統中，時間和空間上占據的位置及其與相關種群之間的功能關系與作用。[8]英國的藝術史家貢布里希（E.H.Gombrich）在研究圖像藝術與形成圖像藝術的各種文化生態條件之間的互動演進關系時，把產生圖像藝術的各種外部文化生態條件概括為“藝術生態壁龕”。[9]簡而言之，即根據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的程度深淺進行合理的區分，進而找到與民歌密切關聯的條件范圍，即是“文化生態壁龕”。[7]這里，可以借用“文化生態壁龕”的概念設想，來解決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二者衍生的一系列相關的文化生態問題。
（二）文化生態壁龕：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的“紅線”
新媒體時代，音樂的受眾群體選擇范圍越來越廣，自由度越來越高。而傳統民歌依然走著舊路，停留最初的樣子，難免會使受眾群體乏味。但市場又有著自身的規律性，因此找到一個平衡點至為關鍵。“文化生態壁龕”這個借助生物、生態學上的概念設想，可以為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兩者之間畫一條“紅線”。首先，“文化生態壁龕”概念的提出，從理論層面上提供了一個處理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和產業化開發之間的“度”。其次，根據“文化生態壁龕”這條紅線，可以保護賀州民歌這種文化形態本身的“活態性”。最后，賀州民歌進行商業化開發要依據與賀州民歌有著密切關系的各種文化生態條件所劃定的“文化生態壁龕”為前提。在這條紅線所劃定的范圍之外，人們是可以進行適當的商業開發的。
三、營造賀州民歌文化的藝術壁龕
隨著市場的發展，賀州傳統民歌必然受到影響，如何在市場中保護傳承賀州民歌即怎樣營造賀州民歌的文化生態壁龕？
（一）培養賀州各少數民族文化自覺意識
賀州民歌產生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與人們的生活方式、文化觀念是息息相關的。可以這么說，民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化意識的體現。“每一種傳統文化都是經過許久的歷史沉淀出來的民族精華，它們自身所具有的經驗與智慧、信息庫存量是其他文化無法代替的。”[10]簡單來說，賀州民歌是賀州人民長期的生產、生活積累、沉淀下來的群體文化意識。但是，在現代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時代下，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傳統文化在不經意間悄然消失。目前，賀州地區比較出名的民歌有漢族的《挖地歌》、《夜光光》，瑤族的《開山歌》、《蝴蝶歌》與《喇格哩》、《賀喜歌》與《葬祭歌》及壯族的《嘹歌》、《布洛陀》等。這些知名的賀州民歌，政府保護的力度較大，可還不是很完善。除此之外，賀州地區還有一些傳統民歌得不到保護，甚至無人問津。
經過調查發現，一些村子的人普遍認為民歌已經過時了，已經沒有必要傳承下去了。這種保護傳統文化意識的缺失，隨著大量人員外出打工，越來越明顯。例如：寒假期間，筆者走訪了賀州市富川縣朝東鎮塘源村，經過訪問以前的山歌繼承人及一些年輕人來進行比較，得知村子里以前山歌是一種很常見的活動，唱歌占據了人們大部分的生活。如今，人們只覺得民歌枯燥乏味，哪里有手機下載的流行音樂好聽。現在聽民歌無疑是“老古董”，沒有生活樂趣的。正是由于這種日漸薄弱的民歌文化意識，才導致賀州民歌逐漸沒落。因此，為了更好地保護傳承賀州民歌，營造文化生態壁龕，必須培養賀州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自覺意識。
（二）保護和培養賀州民歌繼承人
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許多農村人涌入城市務工，導致賀州民歌的傳承人出現岌岌可危的局面。筆者的家鄉賀州市富川縣塘源村是一個以瑤族為主的村落，有許多瑤族的民歌，可是現今這些民歌已經很少有人會唱了。今年春節期間，筆者訪問了幾位老奶奶，從中了解到一些村里民歌的基本情況。以下為訪談內容：
我：唐奶奶，村子里以前唱的民歌多嗎？
唐奶奶：多呀，那時候我們沒事就聚在一起唱歌，唱歌是我們娛樂的主要活動了。
我：那你們唱歌有人組織嗎？
唐奶奶：不用，只要閑下來幾個人聚在一起就會唱歌。
我：唐奶奶，你們有人專門教唱歌嗎？
唐奶奶：有呀，聚在一起的時候，老一輩的人就會教小一輩唱歌。
我：現在為什么沒人教唱民歌？
唐奶奶：現在哪個小年輕還愿意唱民歌呀，在他們看來唱民歌已經過時嘍。
我：你們唱民歌的主要場合在哪里？
唐奶奶：沒有具體的場合，比較熱鬧的是“坐歌堂”。以前女子出嫁前一天都會唱民歌，從中午開始直到第二天早上。那時候可熱鬧了，有“敬茶歌”、“哭嫁歌”……還有“歌師”對歌哩。哪像現在的“坐歌堂”都沒人唱歌，冷冷清清，一點也不熱鬧。
從唐奶奶的口中，了解到村里的民歌除了上了年紀的老人會唱，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唱民歌了。春節期間，筆者參加了一次“坐歌堂”，主人家開著電視放著現代的流行歌曲，大部分人都是拿著自己的手機玩，絲毫沒有“坐歌堂”的氣氛。可見，傳統民歌的傳承人出現了一個較為明顯的斷層局面。所以，為了更好地營造賀州民歌的文化生態壁龕，必須要保護和培養賀州民歌繼承人。首先，當地政府部門要與村子里的干部達成一個共識，積極尋找村子里的民歌傳承人。其次，政府要適當的投入一些資金，讓這些老一輩的民歌傳承人有一定的物質補助，這也是一種變相的精神鼓勵及支持。最后，尋找新一代的民歌傳承人，加大力度進行培養，使賀州民歌的傳承人延續下去。
（三）建立賀州民歌生態保護區
賀州地區經過漫長的歷史進程，創造了許多多姿多彩的民歌音樂。對于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政府做了一系列的措施搶救民歌，但仍然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富川瑤族的“蝴蝶歌”、塘源村的瑤家“講歌”出現技藝瀕危的局面。“蝴蝶歌”、“講歌”賴以生存的環境、空間正在逐漸的縮小，一些傳統的民歌活動逐漸被現代的節日所取代。演唱“蝴蝶歌”、“講歌”的主要活動地點也日益減少。其次，“蝴蝶歌”、“講歌”的傳承人面臨后繼無人的窘境。一些上了年紀的傳承人逐步淡出了演唱的舞臺，或者相繼離世。而現在的年輕一代，隨著進城務工，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發生了改變。對于“蝴蝶歌”、“講歌”之類的演唱，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去演唱。同時，隨著現代的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變化，“蝴蝶歌”、“講歌”的發展將越來越少人參與，出現失傳的危險。為了保護傳承賀州民歌，營造賀州民歌的生態文化壁龕，當地文化部門應實地調查本地的民歌狀況，政府再借助非物質文化的平臺，設立賀州民歌的生態保護區。那么設立賀州民歌的生態保護區，需要怎樣做才能讓賀州民歌更好地保護和傳承下去？首先，應該要明確這里講的生態保護區是不同于一般的原生態保護區，而是根據與賀州民歌關系的親密程度所劃分開來的，與賀州民歌關系極度密切的保護區，即本論文所提到的民歌文化生態壁龕。其次，應對賀州民歌演唱的傳統聚集地進行保護，以及對于新出現的賀州民歌歌唱地進行適當的鼓勵和維護。最后，當地政府要根據賀州民歌的原生傳承地進行劃分文化生態保護區，對那些開發力度較大的賀州民歌加強保護，同時對甚少人知曉的賀州民歌村落進行宣傳與適當保護。
（四）在市場中保護與傳承賀州民歌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賀州民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首先，當前年輕人的主力軍以80、90、00后為主。相較賀州傳統民歌來說，他們更愿意聽流行音樂。如：2015年筷子兄弟組合演唱的神曲《小蘋果》就在年輕人中傳唱度極高。其次，電視里的歌唱節目也是以流行音樂為主流。如：湖南衛視舉辦的《超級女聲》、《快樂男聲》、《中國新聲代》；浙江衛視的《我愛記歌詞》、《中國好聲音》等歌唱節目，掀起了一股股流行音樂的浪潮。而賀州傳統民歌在這些浪潮中只能被人遺忘。不僅是來自中國本土音樂的沖擊，外國音樂對賀州民歌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如：曾經在中國風靡一時的韓國歌曲《江南style》就受到很多年輕人的喜愛。賀州民歌在這種情況下是相對沉寂的。最后，我們都知道民歌是用本民族的語言演唱的，表達的是本民族的歷史及生活文化習俗。賀州地區聚集著不同的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語言差異較大。如：賀州富川瑤族自治縣的民歌“蝴蝶歌”是用梧州話演唱的，對于聽不懂這種話的人來說，想要聽下去的興趣就不大了。春節期間，筆者在塘源村專門找了會唱民歌的老人，聽她們唱瑤家“講歌”，一首民歌唱下來差不多要二十分鐘。筆者試圖跟著學，可是有些歌詞到底講的是什么根本不明白，很難學會這些瑤家“講歌”。在一定程度上，受眾群體聽不懂民歌，就不會喜歡，想要宣傳出去就很難了。受眾群體對賀州民歌的文化接受程度將影響其市場的規模，決定賀州民歌產業化的發展速度。
在社會轉型時期，國家號召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在這樣的情勢下，該如何在市場中營造賀州民歌的文化生態壁龕，較好解決賀州民歌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存在的悖論，是值得深思的。有些年輕人為了標新立異對傳統民歌進行改編，使得民歌失去了原來的味道，這是不可取的。因此，怎樣在市場中對賀州民歌進行合理轉換，讓賀州民歌得到更好地保護傳承？即在舉辦大型的賀州民歌比賽中，要明確比賽的主題，保護民歌的原生態性。比如：富川瑤鄉舉辦的“山歌頌富川”民歌比賽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另外，在進行賀州民歌與旅游相結合產業化開發的道路上，也要注意一個“度”。如：賀州昭平縣黃姚古鎮與“蝴蝶歌”的結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市場運行中注意保護傳承賀州民歌最本質的內容，既讓人們得到經濟利益，也讓賀州民歌煥發長久的生命力。
四、結語
賀州民歌是賀州地區不可多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對賀州民歌進行合理開發的同時，不能忽略市場的規律性，盲目地將賀州民歌推進市場。文化生態壁龕是一個獨具創新的概念，它為賀州民歌的保護傳承與產業化開發之間的兩難之地，提供了一個有效解決的途徑。在一定層面上，既是對新時期賀州傳統民歌研究領域的一種創新，從更高的理論層面，補充了新時期賀州民歌研究的理論內涵。同時，對于賀州民歌這種傳統的民歌文化，人們也有了進一步的認同，且為賀州地區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
作者簡介； 高尚學（1974～），男，河南正陽人，博士，百色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藝術人類學，文藝生態。
蔣鳳蘭（1992～），女，廣西賀州人，本科，百色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藝術人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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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者的專業背景以及研究角度與目的之間的差異，導致對生態旅游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從而在學術界和實業界使用這一概念時出現了嚴重的泛化現象。至今生態旅游概念和內涵依然模糊不清，使得在學術研究上其邏輯體系無法建立，在實踐應用中就成了萬能的標簽。
一、生態旅游定義的分析
對生態旅游的定義進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環境保護與責任說，回歸體驗說，客體原生態說與居民利益中心說。
大部分的定義都是從生態旅游所需要實現的目標來界定的，有些同時提及了實現目標的手段，也就是說，人們將旅游可持續的要求都綜合表現在生態旅游身上，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隨著人們對可持續性認識的逐步加深，也反映在生態旅游概念的表述變化上，從而導致了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之間界限的模糊與使用的混亂，并且生態旅游的概念所包含的內容也越來越多，逐步超過了一個概念的內涵，實質上成為描述一種完整的模式了。
生態旅游是優質生態人文環境與旅游的結合，強調的是旅游者在面對良好的生態旅游資源時獲得的特殊的深層次的生態人文體驗。同時，生態旅游體驗就是旅游者通過與優質生態人文環境取得聯系從而改變其心理水平并調整其心理結構的過程。
二、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性
可持續旅游需要一個整體性的方法，需要所有參與者在所有層次上的高度合作、協同與一體化。但是在現實中，有關旅游發展的很多重大決策都是相互排他地做出的，很少有合作或協商。同時，旅游業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在旅游發展中有著各自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他們帶著不同的動機、態度和價值觀進入旅游這個體系，以至于“可持續旅游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我們能夠希望的最好的結果是發展更加可持續的旅游形式”。生態旅游作為一種具體的旅游形式（產品），帶著這樣的期望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以至于在概念中也鑲嵌入了可持續的要求。
對于生態旅游概念的可持續限定，我們需要區分到底是生態旅游的可持續還是可持續背景下的生態旅游。
生態旅游歸根結底是一種旅游形式，是人們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選擇了將資源利用于旅游活動而放棄了其它的利用形式。如果在生態旅游概念內加入了可持續的要求，就意味著需要一個潛在的前提就是資源的利用方式不能發生變化，而這是違背了基本的市場經濟規律的。如未來的某一天人們利用相關資源開發的生物制藥方面的綜合收益超過了開展旅游活動，可能就會將資源的利用方式從旅游轉變為制藥了。當然，除非資源的產權本身就是殘缺的，而且資源還附加有其它的目的（如保護生物多樣性），不允許資源以其它方式利用。
如果認為生態旅游是可持續發展背景下開展的旅游，也就是說，生態旅游作為一種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開展的旅游活動，“它不會將其存在于其中的環境（人類和物質）降低或改變到阻止其它活動的程度，而且從長期來說，對經濟、社會、文化或環境的完整性不構成威脅”。那么，在生態旅游概念內就不適合加入可持續性的直接表述。而且由于可持續發展本身的含義、現實可行性、原則的導向以及實現方式等方面還存在許多爭議和未決之處，導致“生態旅游的概念就像是畫在沙灘上的一條線，其邊界是模糊的，而且被不斷地沖刷、修改”。如果在生態旅游概念內加上可持續的要求，將不可避免的引起概念的爭論。
對于開發區域的不同，需要區分普通區生態旅游與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也就是說，對于在自然保護區開展的生態旅游，由于附加了一個保護的特殊要求，導致了對于整個生態旅游要求的提高。現在的問題在于，開展生態旅游的區域大部分處于受保護地區，從而使兩者混淆不清。對于大部分的研究者而言，生態旅游開展的一個潛在前提就是在自然保護區。
生態旅游歸根結底是一種旅游活動，是人們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選擇了將資源利用于旅游活動而放棄了其它的利用形式。如果對生態旅游提出了過高的要求，期望其成為一種完美的狀態，導致能符合生態旅游要求的實際旅游開展活動規模過小，那么生態旅游研究的意義也就只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了，當生態旅游和大眾旅游之間的差距過大時，甚至都缺少對于大眾旅游生態化的實際引導意義。
在國家目前大力強調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旅游業的發展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隨著旅游規模的快速增長而日益突出，因此，生態旅游作為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和諧相處的一種發展形式，有著極其重要的示范作用。旅游活動是人類消費活動的一種主要形式，它對旅游資源和生態環境資源的直接或間接不利的影響是明顯的，只是旅游活動相比于其他的人類活動形式來說，對資源的損耗程度可能要小一些。但是，當旅游活動成為人類的主要活動形式之一后，生態旅游對旅游資源的消費最小，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最小，從而成為引導旅游業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的有效形式。
關鍵詞：生態民主主義；概念；流派；理論淵源；實踐意義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7-0097-04
一、相關概念界定
概念是理論研究的基礎，沒有科學合理的概念界定就不可能產生任何有價值的理論學說。以此為基點，我們首先需要界定學術界存在頗多爭議的幾個基本概念和范疇。
1.“生態”概念辨析。偉大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經斷言：“人類的理性必然促成概念本身的不斷遷移。這種運動恰恰是人類類本質在生理上的活躍反映，不斷遷移的理念最終鑄就了人類思想領域極為壯觀的移植想象的頻繁發生。”[1]維氏的這段話表明，人類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搬運概念的能力，恰恰是人類類本能的集中反映。就學界所研究的“生態”概念來說，其最原初的涵義和現在的涵義已經差別甚大。在遠古的盎格魯語系里，“eco”（生態環保）是用“οικοs”來表達的。而在古希臘語里，“οικοs”是指“住所或棲息地”的意思。在古拉丁語里，“eco”是用“icome”來表達的。拉斯卡指出：“icome中的‘i’實際上是中世紀英語的‘I’，即‘我’的意思；而‘come’是指‘從何而來’的意思。合起來講，‘生態’就是指我所從來者。”[2]也就是說，不論我們今天的人類如何使用和定義生態概念，其最為原初的“house”涵義當是毋庸置疑的。由于“house”和“home”之間的歧義性解釋，本研究認為，“house”主要強調的是地理上的因素，包括風向、溫度、濕度、陽光的充裕度、叢林的茂密程度等；而“home”則主要強調的是家庭的溫馨程度、和諧狀況以及生活的價值意蘊，它的地理色彩要遜于感彩。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中世紀的奧古斯汀在《懺悔錄》中曾明確指出：“經驗研究表明，隨著歷史的演進，生態概念已經加進了生物體的存在狀態的內涵。”[3]在今天的牛津大學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官方文獻里，“生態”一詞全被界定為“環境狀態的關系”。受“西學東漸”速度的影響，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幾乎全把“生態”一詞界定為“環境關系”。最具權威的漢語詞典《辭海》也把“生態”定義為：“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基于此種認識，國內一些學術權威也把“生態”概念定義為：“一切生物的最原初生存狀態，或者說遵循自然法則的存在狀態。”事實上，歷史演進到今天，生態概念已經逐漸脫去了其最為原初的涵義，而具有了多樣化的解釋。就學術發展的客觀表現來說，今天在國內外廣泛使用的“生態”概念已經進化到“相互關系”的層面，只不過這種關系不同于一般的“關系”，而是具有價值關懷層面的“雙向互聯”，抑或指在社會領域中具有民生關懷和道德體恤的價值互動。基于以上理解，本文認為，所謂“生態”就是指攜帶強烈價值關懷和道德指引的辯證關系，這種關聯代表了人類對自然的渴求和期盼，也暗示著自然對人類的體恤和憐憫。
2.“民主主義”概念辨析。“民主”是一個極具歧義性解釋的概念。英國學者基思·格勒厄姆（Keith.Grahame）指出：“18世紀以前，每個人對民主是什么都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但很少有人擁護它；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每個人都擁護它，但對民主到底是什么卻不再有那樣清晰的概念了。”[4]事實上，在古羅馬的漫長世紀里，大多數的思想家視民主為“蠱惑人心者的不負責任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從概念上劃分民主正反兩方面屬性的是古羅馬中期的歷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約公元前200年至約公元前118年），他把理想的民主稱為“民主”，而把壞“民主”稱為“群氓統治”和“拳頭之治”。自此“democracy”才獲得了普遍褒義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概念只是在經歷了1000多年的歐洲中世紀的思想壓抑和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之后才增加了現代民主的基本內涵。本文使用的民主概念，遵循學術界通行的認識，即認為民主是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不同的階級、組織或個人圍繞著國家政治權力所生發的有關社會各領域平等、自由、權利、正義、公平等的認識、理念、機制和制度的總和。至于“主義”（ism）一詞，本文采用《布萊克維爾百科全書》的解釋，即所謂“主義”是指一種在歷史演進中所產生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思潮或者學說。這樣一來，“民主主義”就是指有關自由、平等和正義的理念和學說的集約化與體系化。本文所指的“民主主義”不是分散的、零亂的和個別的思想和觀點，而是有關民主三大基本內涵的系統性和理論性的觀點和學說。
3.生態民主主義概念辨析。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民主主義從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角度來詳細闡發學者們對政治、經濟、文化和法治等諸領域的系統認識，從而形成了繽紛多姿的邊緣學科。這些學科涉及政治民主主義、經濟民主主義、文化民主主義、法治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倫理民主主義等交叉邊緣領域。其中生態民主主義就是在這一學科發展趨勢的促動下釀生的一種民主主義思潮或流派。生態民主主義堅持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民主問題，指出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必須遵循的生態法則。基于此種認識，本文認為，所謂“生態民主主義”（ecological democratism）是指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來系統審視自由、平等、正義等民主要素的一種觀點和學說。生態民主主義又可以分成三大流派：一是從人與自然相互關聯的視角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這也是目前最為盛行的自然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從人與人相互關系的角度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即倫理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流派。這一學派主張民主價值的倫理秩序和道德重構，體現了學術界對民主制度的后現代反思，強調了民主的人性回歸和價值關懷，因而具有極為重大的時代意義；三是從人與社會相互關照的視角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即社會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流派。這一流派主張民力的社會回歸和民利的二元互補，指出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官民之間應該實現民主價值的相互交流和互動，并事實上實現民主約束的根基化和民主規范的公平性。比如協商民主和基層民主就屬于這一流派。
二、西方生態民主主義流派分析
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生態民主主義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湯因比說過：“生態主義嚴格意義上并不是一種系統的思想或流派，它只是一些散亂的思想和觀點的集合。但在民主價值的存在學意義上，生態主義的民主思考多少具有了歷史發展的時代性和關聯性。”[5]據此本文認為，作為一種學術思潮，生態民主主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已形成了系統的觀點和派別。盡管視角不同、觀點各異，但在基本的理念上，生態民主主義一般具有顯著的價值理性特點。下面首先介紹在西方歷史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幾位主要人物的觀點和學說。
1.科爾曼的生態民主主義學說。科爾曼從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互動原理出發來論證自己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科爾曼認為，人類具有反思的能力，具有判斷和接受引導其生活價值和原則的能力，具有自我批評的能力， 具有與其同伴共同創造豐富文化的能力，這些文化是他們作為一個物種的標志，即每個人都具有保護自己的道德立場和提升自己福利的能力。由此， 他從生態主義的觀點出發，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政治人“維護自身福利和道德狀況的最好捍衛方法就是使那些人盡可能地自我管理”。[6]科爾曼認為，人類是一種社群或社會生活的動物，他們時刻需要在群體生活過程中達到聯合決策的最佳行為目的，這樣人類就存在一種聯合的自我管理情形，這種情形只不過就是民主內生態的另一種表述。科爾曼從人的自我約束機制出發，闡述了自己對人與人之間相互博弈的價值和目的的看法。在他看來，只要人人自我約束，世界就會變得更加和諧和精彩。事實上，科爾曼的倫理民主意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的類本性很難實現自我約束；況且道德的良善很難超脫于社會，因而科爾曼的倫理生態民主主義學說帶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另外科氏也沒有看到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兩層內涵，即基于生理需求的自然平等和基于心理需求的社會平等。而這兩種平等的民主價值和民主功效是完全不同的。
2.馬洛里基于性別視角的生態民主主義學說。性別的矛盾從來就是人類社會所永遠無法超脫的障礙。有位女權主義者曾經指出，性別差異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人類一切矛盾的根源。反思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可以發現上述觀點的獨到之處，那就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但我們永遠無法超脫性別。這里實際上引出了一個性別的平等問題。事實上，性別的平等只有進入到社會政治領域才有意義。對此卡特里奧娜·桑迪蘭茲指出：“關于生態女性主義我想說的是，它作為一種政治理論而存在。我的觀點基于這樣一個前提：生態女性主義包含著一種內在的民主政治視野，盡管這一視野沒有被言明。”[7]對于女性主義研究的政治視野，諾厄爾·斯特金強調：“生態女性主義能從許多不同的視角進行探討，作為一種反對性的政治話語和實踐，它存在于具體的歷史、物質和民主政治的背景之中。”[8]對于性別差異的自然生態學，馬洛里則有著更加深刻的思考，他指出：“生態女性主義政治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生態危機是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父權制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這種文化以支配自然和把女性作為自然進行支配為基礎。而我們應該把‘男人/女人=自然’這個等式調轉過來，把生態危機解釋為一種基于支配女性并把自然作為女性進行支配的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很明顯，在馬洛里看來，生態環境的變化已經對男女之間的平等地位產生了影響。作為一種社會導向型的民主內生態，這種平等把女人的地位有限約束，進而把男人的角色無限擴展，其最終的結論是：性別歧視恰恰是對人類生理性民主生態的最大破壞。因為性別的差異不能進行定性評價，而定量分析又顯得蒼白無力，所以人類應該拋開所謂的“婦女節”和“父親節”等帶有性別意蘊的安排，重新回歸到自然存在的原生態。馬洛里最后興奮地指出：“那是最為美妙的社會形態，在那里，自由就是平等；正義被解釋為公平和自由。”[9]顯然，馬洛里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由此而生發的男女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生態民主思考卻給了我們以很大的啟發。
3.福托鮑洛斯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1997年，英國著名生態政治學家塔基斯·福托鮑洛斯（Takis. Fotopoulos）出版了一本《走向包容性民主》的著作，在書中他系統闡發了自己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福托鮑洛斯從人與社會的相生關系出發，指出了“社會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的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他指出：“一個自治的解放性社會理應建立自己的道德規范，其中的核心價值必然與社會的基本制度保持一致，而非核心價值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同。從這種意義上講，一個世界范圍的真正的民主社會，必須是建立在表達個人和社會自治的不妥協要求的普世核心價值和贊美差異的各種非核心價值基礎之上，只有這樣的社會才可以保證和平與解放的共存。”[10]很明顯，福托鮑洛斯所追求的是一種共生和諧的生態民主社會，這種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既包括人對自然的包容（寬恕自然犯下的各種災害），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還包括人對社會存在的尊重和敬畏。在福托鮑洛斯看來，上述三大生態關系就是民主階段的自然表現。否則遠離包容性，任何民主機制和民主理念都會失去自身存在的外生態，因而也是注定要失敗的。福托鮑洛斯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盡管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和理論缺失性，但他所提出的包容性分析理念對于中國生態民主學說的發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中國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理論淵源
早在三代時期，中國社會就已經出現了生態民主思想。比如堯舜禹時期出現的基于治理水患的原始民主規則，就是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水道改造方法的一種嘗試。這種通過自由討論來決定生態環境改善的思想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世界早期生態民主意識的最高水平。商代都城遷移的事件更是說明了生態思維在民主發展中的重大意義。王國維強調，殷周都邑十三遷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生態政治中心不斷變化的歷史，也是統治者不斷尋找最佳政治統治中心的歷史。從生態民主主義的視角出發，我們發現，盤庚遷都的肇始因素當是黃河的水患問題。水患不僅是一種自然災害，而且也大大地影響著商代的民生問題，進而影響著人民的自治和平等生產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民主的實現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曾經產生過非常豐富的基于自然視角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后經幾千年的滄桑變幻，生態民主意識被逐漸發揚光大。雖然中國古代學者沒有明確提出“生態民主”的概念，但他們的生態民主思維確是非常發達的。比如王安石基于“養民”視角的生態民主意識；范仲淹對刑罰大加緩釋的法治生態民主思維；康有為基于三世循環的歷史生態主義民主思想；三國時期的軍事民主生態學說；唐代基于“水舟說”的生態民主理念；清代基于民族平等的民族民主主義思考等等。
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發展到現代，已經脫去了古代學者的保守和庸俗氣質，而具備了開放和包容的特點。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是郇慶治和王滬寧。郇慶治從協商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他的生態民主思想。他指出，生態民主涵括道德、認識和制度三個層面：道德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和正義問題；認識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決人對自然的挑戰和政府問題，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制度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決人與社會的單方妥協問題。這三大問題共同構成了生態民主主義的壯麗景觀。
王滬寧主要從政治制度設計的層面來探索他的生態民主思想。王滬寧指出，“公地的自由給所有人帶來毀滅。悲劇不是由個人罪惡（貪婪）所引致的，而是制度本身；或者是由于依附于一個一旦達到承載能力就會失效的系統。”[11]要想克服制度的缺陷，必須建立一種嶄新的道德體系和規范框架。對于這種約束的價值，他說：“民主政治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和結構。民主制度化、民主程序化和民主規范化是相互作用的三個方面， 這三個方面同時發展了， 民主政治就會卓有成效。”[11]在他看來，這三個方面的有機聯系共同構成了一種政治生態，作為一種內生態，這一系統的良性運作必須以自由的氛圍、平等的機制、正義的追求作為先決條件。應該說，王氏的生態民主思想的價值是巨大的，其影響力是可以預期的，其價值也是非常明確的。
四、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生態民主問題是一個一頭連著自然變遷，一頭連著人類生存政治機遇的重大問題。在一個公平、自由和正義的生態社會里，大眾的普遍感覺是幸福、和諧和吉祥如意。具體講，研究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豐富生態政治學的理論體系。生態政治學是生態學和政治學所交叉衍生的邊緣學科，生態政治學強調對自然和環境的政治審視，指出政府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減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提出了科學的“生態理性思維”概念，因而近年來學術界廣為關注，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學科研究范式。而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研究恰恰填補了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研究的空白，為生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概念體系和分析框架，因而具有明顯的理論價值。
2.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生態民主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要求以民主的基本精神內核——平等來審視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學會與自然平等相處。[12]應該說，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涉及范圍廣、維護難度大、修復時間長、危害程度深的問題，不是一人一地一國一時之事，它需要每一個人的共同參與。這就需要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生態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人與自然才會實現和諧統一。聯系今天中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實際情況，上述生態民主觀點將具有極為關鍵的現實意義。
3.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提高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意識，從而不斷促進循環經濟的良性發展。從現實層面講，要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后勁不弱化，必須重新樹立“敬畏自然”的理念。在當今中國，不乏“人定勝天”的思維習慣，許多人甚至認為“只有征服自然才能建好美麗的家園”。事實上，自然是從來沒有被徹底征服的。人類可以改造自然，使自然為人類服務，但自然界的存在永遠是客觀的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盲目征服自然，最終帶來的就是任意破壞自然。在低碳理念盛行的今天，提倡生態民主，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不僅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價值訴求，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其實踐價值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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