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21 17:13:3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1森林火災現狀分析
由于基層瞞報森林火災現象普遍存在，特別是一般森林火災基本都不上報，除非有明顯森林防火衛星熱點。因此，森林火災次數、森林火災總次數、森林火災面積等數據可能偏小，不能用于我國森林火災現狀分析。
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表明，近年來，我國的森林火災，無論發生次數，還是火場總面積，都呈下降趨勢，如表1所示[1]。
盡管如此，我國較大火災次數，特別是重大、特大森林火災次數并未呈明顯下降趨勢。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表明，2011年～2015年，我國較大森林火災次數在1200～2600次之間振蕩，重大、特大森林火災次數在0～9次變化。如表2、圖1所示。2017年5月份，我國發生多起較大森林火災，其中5月2日，內蒙古大興安嶺畢拉河林業局北大河林場發生火場面積逾1.15萬公頃的特大森林火災，3萬多名群眾生命財產受到威脅。
2存在的問題
在森林防火方面，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高度重視，并投入了大量人力與財力，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一到森林防火期，市、縣、鄉、村四級防火工作人員全天連續工作數日，人力財力耗費極大，不計成本地投入到森林防火之中。
盡管如此，我國較大森林火災、重大森林火災、特大森林火災仍然居高不下，這顯然不完全是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不足的原因，應該從管理上進行分析，尋找深層次的原因。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在火災預防上，采取的是完全行政化管理，沒有進行有效的成本控制，管理粗放，投入高，成效低；二是以紀代法，責任追究不力，特別是對火災肇事者的追責，多是將火災肇事者推給智障人員、老年人員、貧困戶或婦女，大災化小災，追責最終不了了之，使得真正的火災肇事者逃避法律制裁，林農的火災損失無法得到賠償 [2-11] 。
3 森林防火社會化
3.1遙感監測專業化
由專業的遙感遙測公司承擔林火（衛星熱點）實時監測，并承擔火災后期災情評估，通過高分衛星，對災后火災現場進行評測，徹底杜絕瞞報火災現象，讓有關決策層掌握真實火災數據，制定科學的森林防火決策。
3.2適時航空護林
為降低航空護林成本，與航空公司簽訂協議，在防火緊要期，租用航空公司的輕型飛機，攜帶遙感遙測設備，在進行防火巡航的同時，進行森林資源、病蟲害、野生動物等的監測。發生重大、特大森林火災，租用合適機型的飛機進行撲火、救災。
3.3地面防火巡查公司化
把鄉村護林員、防火信息員等交由專業公司管理，在負責森林防火巡查、防火哨卡值守、林火地面監測、一般森林火災撲救等地面森林防火工作的同時，平時還負責協助森林災害地面調查、小面積森林病蟲害防治等森林災害防治與救援工作。
3.4火災撲救現代化
成立森林火災救援中心，全面負責重大、特大森林火災撲救工作，必要時，租用大型飛機協助撲救與救援 [12-20] 。
4 建立損失追償機制
4.1以刑代紀，依法追責
依照刑法瀆職罪中“玩忽職守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放火罪”、“重大責任事故罪”、“消防責任事故罪”、“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等，追究森林火災責任人、肇事者的刑事責任。
4.2公開森林火災信息
實時森林火災信息，為林農追償森林火災損失提供依據，為森林火災預防、撲救提供依據，依法追究遲報、瞞報森林火災或篡改森林火災數據者的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是我們黨在思想文化建設上的重大戰略任務，它是涉及我們黨用什么樣的精神旗幟團結帶領全體人民開拓
>>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視野下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探析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推進校園文化建設研究 基于民辦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研究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職院校校園文化建設 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和諧校園文化建設 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高校和諧校園文化建設研究綜述 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加強高校校園文化建設之魂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實踐模式探索 基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施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路徑 基于校園文化建設構架的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大眾化探討 淺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的高校校園文化建設途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框架下的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分析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民族地區高校校園文化建設 依托校園文化平臺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思考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5]沈壯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著力點[DB/OL]..
【關鍵詞】行業英語教學；職場化能力；效果研究
如何建立一個既能提高高職經管類學生的行業英語能力，同時又能夠通過行業英語教學培植專業特色提升高職經管類學生的職場化能力，提升其社會競爭力滿足社會對于高職經管類人才的需求的新型教育教學模式，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做了一些探索。
一、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的教學現狀
（一）對行業英語教學重視不夠。在目前的高職英語教學中，從學校開始自上而下的對行業英語這門課程重視不夠，有些學校不開，有些學校也僅僅是把它作為一門選修課，導致學生的重視程度不夠，使得課程教學質量難以達到要求。
（二）學生對行業英語的學習積極性不高。這主要在于現在大部分用人單位除了面試以外就是特別看重英語等級證書，導致學生、教師只注重考級過關拿到證書，而把行業英語課程的學習拋之腦后。
（三）以行業英語為基礎的學生職場化能力提升的措施不夠。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課程相較于高職公共英語課程來講更注重實用性、實踐和互動性。但目前高職畢業生行業英語知識匱乏，又缺少實踐層面的練習，并不能滿足用人單位的要求。
（四）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教師的師資還不能適應現在行業英語教學的要求。目前高職院校教師中精通英語又精通專業的教師比較少，另外年輕教師缺乏相應的行業英語教學經驗。
二、對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的內涵、學生要具備的職場化能力以及行業英語背景下，高職經管類學生所應具備的職場化能力的探討
（一）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的真正內涵及經管類人才所應具備的職場能力。高職行業英語課程是高職院校英語系列教學中的末端環節，是基于基礎英語和行業知識之上的一門較為綜合的課程。它不僅僅是對基礎英語學習的重復，而是利用英語語言對專業知識在一定層面上的再現，是兩門課程在一定程度上的交集。另外在行業英語的學習中，起到了對基礎英語知識的補充作用。從就業方面考慮，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課程有助于學生職場化能力的提升。
理解了行業英語真正的內涵之后，我們再來看一下經管類人才應該具備的職場化能力。在這里從三個方面分析其所要具備的職場化能力。1、崗位工作所需具備的全部知識與技能，既包含處理具體業務的能力，也包含整個項目的總體管理能力，行為方式和思維邏輯習慣。2、方法或普遍能力，即從事任何職業、行業都具有廣泛的適用能力，如商務管理專業應具備一定的財會，信息收集及處理以及外語交際力等能力。會計和物流崗位應具備對其崗位的具體工作過程、程序、方法和操作規范、標準熟練掌握的能力。3、社會能力即有從事相近專業和適應職業變化的能力，它使勞動者能夠迅速適應崗位的變化，創造自我提升的空間。
（二）行業英語背景下，高職經管類學生所應具備的職場化能力。將以上兩者結合起來我們總結出高職經管類學生所應具備的以行業英語學習為依托的職場化能力，主要是五個方面：1、聽力理解力。經管類行業英語聽力理解的作用是使學生在各種工作環境下熟練的以英語語言為載體，正確理解、分析、加工處理吸收的信息，進行有效的交流活動。2、行業英語詞匯記憶與閱讀理解能力。經管類的專業人才需要處理的閱讀材料包含大量的經管類專業英語詞匯和英文縮略語。因此與之匹配的閱讀理解能力要求從業者具備一定的背景知識，了解不同民族之間的價值觀念和風俗差異。3、寫作能力。經管類崗位不可避免的會處理一些英文的電子郵件，傳真等，這就要考驗員工的英文書面表達能力了，要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經管類學生應掌握物流法規，熟悉常見商務公文語言的特點及寫作格式。4、翻譯能力。這主要是指學生應掌握外事生活起居、餐飲、辦公、營銷、廣告等常用英語翻譯能力，并且具備郵件、合同、產品說明書、企劃書等的翻譯能力。5、英語交際能力。經管類學生除了掌握專業知識外，還應掌握基本的英語交際能力。這主要包括基本的商務活動基礎知識和基本的商務情景會話，外貿流程中各環節的簡單表達。
三、對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教學創新的措施
（一）創新教學環境與教學條件。主要包括“規劃與建設”和“運行與執行”兩大部分，要由經管系各專業和基礎部共同合作，從軟硬件兩方面來建設和實施。
（二）對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教材的創新。我們在經管類行業英語教學中分別設計了八個主題單元的內容，這八個主題單元組成了一次完整的涉外貿易的過程，分別是建立貿易關系、檢查貿易背景、貿易談判、合同的達成、付款、包裝、交貨、投訴和建議。而且每一個主題的內容力求與真實的貿易過程相貼近。
（三）改進、創新高職經管類行業英語的教學方式。在選擇教學方法時，我們注重的方法是必須有助于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有助于激發學生的潛能與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有助于發揮學習團隊的作用。如：探究式教學、STEP教學法等。
（四）對學生學習評價機制的創新。首先從教學管理入手，把教學管理從以教師管理為主，轉向以學生在一個團隊中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為主與教師監督管理相結合。加大學生平時學習過程考核的比例。把只重視學生期末考試成績轉變為更加重視學生平時學習任務的完成效果。
通過分析和相應的改革措施，同學們普遍反映，在針對經管類學生開設的行業英語課程中既豐富了行業英語知識又對平時所學的專業知識用另外一種語言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強化，這樣就使得他們的學習面拓寬了許多，同時通過對這門課程的改革探索，教師的業務能力也得到了相應的提升。
參考文獻
關鍵詞：環境監測；霧霾；建設
0引言
隨著工業水平的不斷提高，帶來的不僅僅是國家的富強和社會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環境污染問題。環境污染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引起了人民群眾對環境問題的重視。環境監測是對人類和環境有影響的物質的含量、排放量的檢測，并且跟蹤其發展變化的一種現代技術手段。調查環境質量，為環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提供基礎依據和保障，一言以蔽之，環境監測就是環境治理的前提和基礎。
1當前我國霧霾天氣的現狀
2015年初著名記者柴靜自費拍攝了一個長達100多分鐘的紀錄片—《穹頂之下》，掀起了公眾對霧霾的關注度，同時也喚醒了公眾關注環境污染問題的意識。2015年底大多數地區都被霧霾狂潮所席卷，能見度一降再降，引起了公眾的嘩然。對于當前我國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中，恐怕霧霾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也是當前社會最重視的問題。霧霾，霧與霾，本是兩種不同的物質，但是由于這兩個物質在形態中十分相似，就用霧霾加以統稱。2013年，很多人都知道霧，但是卻不知道霾是什么，但是近年來卻總在嘴邊，甚至在空氣中徘徊。從最初的鮮有人知再到如今的人盡皆知，這中間的過程，卻只有短短的幾年的時間。從2013年開始，霧霾從我國的中東部開始出現后，就再也沒有消失過，霧霾帶給人類的影響越來越大，對人類的身體健康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威脅。隨著霧霾天氣的增多，感染呼吸道疾病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霧霾對人的壽命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隨著霧霾天氣的出現和人類的重視，我國開始建設實時報道的環境監測，對空氣質量實時監測，在每天的天氣播報中，也增加了空氣質量等級，國家開始越來越重視環境空氣的監測。對環境空氣質量的監測是對環境進行治理的前提，同時也是空氣治理成效的顯示。PM2.5是造成空氣環境污染的主要物質，所以我國已經開始著手重點治理PM2.5，雖然時間較短，但也呈現出一定的效果。在治理PM2.5的道路上，仍然是“道阻且長”。
2加強環境監測社會化與能力建設的重要性
隨著空氣質量問題對人類的生活和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并且空氣質量狀況越演愈烈，社會對空氣質量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人們越來越重視空氣質量問題。但是當前我國環境監測的社會化和能力建設不能滿足人們對環境質量信息的了解，這還是源于人們對當前我國的環境監測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也是由于其環境監測的能力建設存在不足之處，多次的檢測不準確就直接影響到其可信任性，同時環境監測的結果也是環境治理的前提，如果環境監測不能夠保證其準確性時，那么對環境的治理也造成一定的偏差，對環境治理工作帶來困難。由于環境的不斷惡化，我國政府也在努力朝著加強環境監測能力建設的方向發展，近年來在全國各地鋪開的監測站標準建設就是有力的證明。這不僅僅是對社會負責任的表現，同時也是對環境治理工作的支持，因此未來我國將會大力加強環境監測社會化和能力建設，為社會大眾和環境保護作出更好的服務。
3加強環境監測社會化與能力建設的措施
3.1建立市場化的環境監測體系
當前我國的環境檢測體系是從中央到地方或有關部門的檢測系統，這種檢測系統不利于環境監測的社會化，政府可以積極建立一種市場化體系的環境監測，多鼓勵我國社會中建立第三方環境監測公司，并且鼓勵行業之中進行競爭，為社會提供更加優越的服務。從多個方面擴大環境監測的范圍，為社會公眾提供更加方便、準確的環境質量報告，提高社會公眾對環境監測的滿意程度。在建立市場化的環境監測體系的基礎之上，國家還應該建立一些環境監測體制，在制度上規范環境監測，提高環境監測的質量，并且明文規定環境監測結果的透明度，并且對從事環境監測的企業和公司進行統一管理和監督，可以對環境監測的企業進行資質認證，提高社會大眾對其的信任程度，同時也是為規范企業的檢測資格，是一種為社會大眾負責，為環境質量負責的表現。
3.2提高環境監測結果的透明與社會化
環境污染并不是由某個人、某個企業、某個國家造成的，環境污染的現狀是由每一個自然人的活動造成的，所以對于環境的保護，應該人人有責，增強環境監測結果的透明度和社會化不僅僅是滿足社會公眾的求知欲，更是為了讓每一個人都自覺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提高了環境監測結果的透明度，能讓公眾了解當前的環境質量狀況，了解當前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高公民保護環境的自覺性。檢測結果的透明與社會化不僅僅是社會公眾的需要，也是環境保護的需要，是環境保護的有效策略。
3.3加強環境監測的能力建設
加強環境監測的能力可以從多個方面著手，首先可以從擴大檢測范圍著手，不僅對空氣、噪音的檢測，可以把檢測范圍擴大到土壤、水質、生物等多方面，這些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領域，也存在著不少問題，我國應該加大對這些領域污染物的檢測，都有可能存在影響當前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再者就是提高檢測技術能力，從檢測人員到檢測器材，都應該加以改善，提高檢測人員的技術能力和個人素質，定期對這些人員進行培訓，使他們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不斷提升個人技術水平。國家可以加大環境監測的資金投入，更換先進的環境監測器材，并且可以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中更為先進的檢測技術，增強我國的環境檢測能力，提高環境監測的應急應變能力。
4結語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環境問題，人類需要的是系統的視角與多維的合作，其中公眾參與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環境治理機制。而建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從而促進公眾在環境治理中主體作用的發揮。與西方國家自下而上的環境治理模式不同，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由是一種由政府積極制定、推行政策，組織教育群眾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從經濟起飛的一開始，中國政府就提出了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基本國策。1992年中國政府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其后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首次對公眾參與做出規劃。在獲得這個政治保障后［1］，社會實踐領域的環境公眾參與才逐步發展起來。可以說，中國的環境公眾參與制度從一開始就具有政府主導的特殊性。本文提出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在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方面成效如何？具體而言：（1）在多年的政府引導下，中國公眾是否已經具備了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2）中國環境領域的社會化過程有什么特殊性？（3）這種特殊性又對公眾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為了探討以上問題，本文將利用跨度十年的兩次全國大規模抽樣調查數據，并結合相關的文獻資料，運用量化分析和比較分析的方法，以“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為切入點進行分析。之所以選擇這個切入點，是因為“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體現了公眾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政府主導公眾參與制度的績效。通過考察這一偏好的影響因素，一方面可以獲得對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普遍意義上的認知，另一方面也為評價制度績效及其轉變方向提供依據。
二、研究設計及變量描述
（一）研究假設
政治社會化的過程是政治系統傳播政治文化、公民個體學習政治文化的互動過程。中國的環境保護制度誕生于政府主導的模式并歷經20多年發展，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政治系統傳播其理念，公民個體學習并接受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從政治社會化的外部條件來看，家庭、學校、同齡群體、工作單位以及大眾媒介是政治社會化的介質［2］（P506－601）。在中國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中，宣傳教育是實現社會動員的最主要方式。時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的曲格平曾于1988年指出：“我們重視環境宣傳工作，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所決定的。我國的環境保護工作歷史短，各級干部和廣大群眾對這項事業還缺乏認識；我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水平又比較落后，使各行各業和廣大群眾自發地增長環境意識、提高環境道德還有困難”［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中國的環境教育開始進入高校專業教育和廣大中小學普及教育領域，并迅速具有了廣泛的群眾性。這就意味著，學校教育是中國公民環境政治社會化最主要的介質。
從政治社會化的生命歷程理論考察，青少年時期的社會化過程是公民習得政治文化、形成特定政治態度和傾向的最關鍵時期［4］（P16）。這就意味著，集中接受了政府環境教育的公民，尤其是當青少年時期正好處在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環境教育政策的特殊階段的公民，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會明顯高于其他年代的公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核心研究假設：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將存在顯著的代際差異。為驗證這一核心假設，估計出生年代對這一選擇偏好的凈影響，還要納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從環境意識理論考察，作為一種環境意識，“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會受到社會經濟因素、環境感知和環境污染經歷的影響。而從治理理論考察，公眾參與基層環境事務的邏輯起點是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缺陷的彌補，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高低影響著公眾是否參與基層環境事務，即是否愿意從管理對象變成治理主體。綜合以上兩點，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就包括：社會經濟基礎變量、環境污染感知變量、環境污染經歷變量以及政府績效評價變量。
（二）變量描述
1．因變量：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偏好。首先來描述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的選擇狀況。數據顯示，有61．30％的受訪者選擇地方政府是最主要的環境治理主體。可以看到，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仍然具有很強的“政府依賴性”特征。認為公眾應該承擔治理責任的公民比例為17．09％。接下來依次為內資企業、中央政府、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僅有1．70％的公眾認為社會團體應該負主要的治理本地環境污染的責任。這一比例說明絕大部分中國公眾對ENGOS還很陌生，對其在環境治理中所應發揮的作用不甚了解。本文認為，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基層環境系統中，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是最主要的三個參與主體，公眾對這三方主體的偏好將是本文所要解釋的因變量。之所以忽略中央政府和社會團體，主要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從研究的問題和中國的環境管理體制來看，中央政府是基層環境治理的制度提供者，而不是具體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二是從統計分析的有效性考慮，選擇社會團體的受訪者比例太低，將其納入回歸分析模型將導致分析結果偏差。另外，研究合并了兩類企業，并且直接刪除了因變量上無回答的個案。最終本研究的樣本是2 161個明確表示了選擇態度的受訪者。
2．自變量：出生年代。按照社會化理論，影響社會化變遷的因素一般包括“變化的成年經歷，如失業、婚變；重大的特殊事件，如經濟大蕭條；長期的社會變遷，如社會轉型；領導層的變革；社會化介體的瓦解或變遷”［5］（P174）。本研究認為，人們在環境參與意識上的代際差異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化的變遷。因此我們在劃分出生年代時，考慮了社會轉型、社會結構以及特殊事件的影響，將人群分為四個出生年代：1949年及以前出生（建國前出生）、1950—1965年出生、1966—1979年出生、1980年及以后出生。自變量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轉化為虛擬變量。
3．控制變量。（1）社會經濟基礎變量描述。控制變量中納入的社會經濟基礎變量包括了性別、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和行業類型。這四個變量均為分類變量，在納入模型時分別轉化為虛擬變量。（2）環境污染感知變量描述。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公眾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有三種，污染驅動型、世界觀模式和后物質主義模式［6］（P57－59）。假定公眾是否選擇自身直接參與環境治理是與其實際感受到的污染嚴重程度相關的，于是本研究選取了公眾對對本地環境問題嚴重程度的感知作為控制變量之一。這是一個0～10分的連續變量，分數越高代表認為環境問題越嚴重。數據結果顯示，公眾打分的平均分為5．77分②，總體來看還是傾向于認為本地的環境問題比較嚴重③。3．環境污染經歷變量描述。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人們在認識和評價事物時存在著“近因效應”，因此本文將公眾最近一年是否經歷過環境污染作為控制變量納入研究。數據結果顯示，有32．35％的受訪者在過去一年中經歷過環境污染事件④。#p#分頁標題#e#
4．政府績效評價變量描述。由于基層環境治理既具有區域分隔性，又具有系統相依性，因此社區層面和縣／市層面都被考慮在內。本研究選取公眾對本市／縣政府工作的評價和對本村／居委會／社區工作的評價兩個變量，共同反應公眾對本地政府績效的評價狀況。這兩組變量的可靠性檢驗以及因子分析顯示，其信度系數α＝0．62，因子負載率是0．707 1，證明這兩個變量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并處于同一個維度。所以對上述兩個變量進行加總，建立當前公眾對于本地政府績效評價的綜合指標。加總后該變量是一個取值范圍為0－20的連續變量，樣本均值為14．14⑤。
（三）數據來源
本文有兩個主要數據來源，一個來自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2008年組織實施的“公民文化與和諧社會調查”的環境問題部分。該調查在全國范圍的25個省、市、自治區的73個縣級單位進行，調查對象為18歲以上的中國公民，共完成有效樣本3 989個。為了滿足覆蓋流動人口的需要，該調查采用“GIS／GPS輔助的區域抽樣”方法，按照分層、多階段、概率與規模成比例（PPS）的方式抽取概率樣本。為比較中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變化，分析政府主導的公眾環境參與制度的績效，本文還使用了由國家環保總局和教育部立項，委托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于1998—1999年設計實施的“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有關數據。該調查在全國共抽出139個縣級樣本單位，成功完成9 202戶訪問。值得一提的是，這項調查設計了針對青少年的問卷。最后合格的成人樣本數是9 919，合格的少年樣本數是2 682。
（四）分析方法和模型
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已有一定的研究，然而基于大樣本社會調查的定量研究仍然不多見。本文選取了定量研究方法，不僅克服了規范分析和定性研究在代表性和客觀性上的兩難處境，還可以通過統計控制，有效地檢驗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凈效應。同時，本文還采用了同期群研究的方法，縱向比較跨度十年的兩個全國規模的調查數據，從方法論來看更具有因果分析的科學性和規范性。
三、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描述
在構建上述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采用Stata10．0軟件對公眾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基礎、環境污染感知、環境污染經歷和政府績效評價四類變量的基礎上，出生年代對公眾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存在著顯著的影響。標準化的回歸系數⑦可以用來說明各解釋變量對于因變量的相對作用大小。通過對其考察進一步發現：代際差異是影響公眾對區域環境治理主體偏好的相對作用最大的因素。換言之，在諸多影響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因素中，出生年代是影響作用最大的因素。縱向觀察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如表4所示：不同年代出生的公民在選擇“政府”還是“公眾”時，呈現出逐級遞增的顯著性差異。研究發現，隨著年齡的增加，公眾選擇“本地政府”的發生比遠高于選擇“公眾”的發生比，而其標準化回歸系數也在逐步增加。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人選擇“公眾”的發生比則是選擇“本地政府”的2．505倍，并在P＜0．00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標準化回歸系數最高，為0．187。再結合描述分析的結果來看，越是年輕的一代人，就越偏好“公眾”這一治理主體；越是年老一代，對于“地方政府”的偏好就越多；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一代人，其偏好具有典型性和顯著差異。
四、解釋公眾對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的代際差異
（一）基于政策背景的宏觀解釋
1．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歷程回顧。中國政府的環保社會動員始于1972年。當時中國政府提出了環境保護的“三十二字方針”，強調了環境保護領域走群眾路線的重要性［7］（P140）。1973—1979年是政府環保工作的單純治理階段。此階段環境教育以促進環境污染防治為主要目標，面向全社會的環境教育和環保動員未見起色。1979—1992年，中國政府的環保工作進入到環境管理階段，同時環境教育初步發展。在這個階段，促進環境管理成為重要的環境教育目標。1993年以來，中國當代環境教育快速發展。在這個階段，環境教育開始重新定向，以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高等環境教育持續快速發展，基礎環境教育不斷增強，各中小學都開設了環境教育專題課；宣傳部門廣泛開展以“中華環保世紀行”為主題的環境宣傳教育；“自然之友”為代表的民間環保組織成為環境教育的新生力量；以環境倫理學為代表的環境人文學科開始融入教學內容。
2．不同年代出生公民的環境意識社會化。按照早期經典社會化理論，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主要發生在青少年時期，即成人之前的這段時間，也就是通常界定的10～15歲。按照生命歷程視角的政治社會化理論，這段時期是個人形成對國家和對政府抽象效忠感和公民意識的啟蒙階段［8］（P17）。通過對中國政府主導的環境保護制度的簡要回顧，可以看到，1949年及以前出生的一代人沒有接受過任何環保動員和環境教育。而1950年到1965年出生的一代人，在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即主要集中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一階段只是在政府層面提出了環保目標，但實質的環境教育和公眾參與處于零水平狀態。1966年到1979年間出生的一代人，其青少年時期大致是在1978—1993年間，這段時期正是環境教育的初步發展階段，不過其主要對象還是高校學生，并未普及到中小學校。也就是說，這一人群中的環境意識差異較大，這一時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會更多地接受到環境教育，而且其所受環境教育多為專業性教育而非參與式的環境意識教育。那么到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這一代人，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大致在上世紀90年代初之后，這段時期正是公眾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環保教育開始進入中小學課堂，也開始有ENGOs積極介入，并與政府一起共同推動公眾環境教育。將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中國政府環境教育的不同階段繪制在一個時間坐標軸上，可以直觀地展示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青少年時期與環境教育各階段近似重合的情況。作為環境意識社會化結果的偏好選擇的變化與環境教育的發展階段呈現一致的變化規律。例如，1949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尚未開展環境教育的階段，而其在2008年調查時，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低，為12．10％；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群，其社會化的關鍵時期———青少年期處在中國環境教育迅速發展的階段，在2008年調查時其在區域環境治理主體選擇中偏好“公眾”的百分比最高，為24．22％。這一比較結果說明，青少年時期的環境教育，實際上是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實現途徑。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培育公民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即對“公眾”作為環境治理主體的偏好。#p#分頁標題#e#
（二）基于兩年度數據比較的微觀解釋
1．1980年以后出生人群的環境治理主體選擇偏好。正如前文討論過的那樣，環境公眾參與制度的目標之一即是培育公眾的參與主體意識。本文認為，相較于“企業”和“本地政府”，具有“公眾”治理主體偏好的人群，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也相對較高。而這類人群將成為中國環境公眾參與制度模式變遷的推動力量。研究發現，198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正是具有這樣特征的人群。有近四分之一的“80后”人群偏好“公眾”這一環境治理主體，高于全體人群近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他們具有最強的參與傾向。為考察這個特殊人群的環境意識特征，需要借助政治社會化理論。“個人的行為舉止通常都被分析為歷史的與同時代的影響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研究政治社會化的意圖是探討歷史對成年人政治態度和行為舉止的影響。”［9］（P2－3）這就給了一個考察視角，即追溯到這代人的少年時代，即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為此，本研究用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的數據做比較分析，并在此基礎上解釋環境意識社會化的過程及其對制度模式變遷的影響。
2．1998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少年部分數據描述。1998年的調查數據結果顯示，少年（10～15歲）的環保意識水平明顯高于成人。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少年的環保意識在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自然觀、環保行為等各方面高于成人近10個百分點。（2）少年的環境參與主體意識高于成人近20個百分點。（3）少年環保知識主要來源于學校課堂，學校課堂是少年環保知識最主要的、第一位的來源途徑，說明中小學教育對提高少年環保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少年的環境意識社會化與環境參與的主體意識。對比2008年和1998年兩項調查的相關數據發現，1998年調查中的少年（當時為10～15歲）恰是2008年調查中的“1980年及以后出生”人群。可以看到，少年時代高水平的環境意識對成年后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具有塑造作用。少年作為接受環境宣傳教育最為集中和系統的群體，其環境參與主體意識的高低集中體現了政府主導的環境參與制度的成效。這是因為學校教育作為少年社會化的主要機制之一，對于少年環境意識的養成，以及這種個體層面的環境意識群體化并成為一代人所共有的價值理念具有關鍵的作用。
兩年數據比較為研究提供了最為直接的論據支持，對前文的兩個觀點進行了進一步的印證和解釋：（1）中小學校作為社會化介體，在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公眾環境意識社會化的結果之一，是有助于形成集中的環境參與傾向。同時又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啟示：雖然是政府主導了自上而下的環境參與模式，可卻通過環境意識的社會化過程，使得這個制度在1980年后出生的一代那里被內化為一種特定的環境治理主體偏好，而這種偏好正體現了一種積極參與的傾向。于是，在基層民眾中產生了自下而上的社區環境參與的動力機制。因此可以說，環境意識借由“80后”這個新生代的社會化過程，逐漸從個體意識匯集成為一種群體意識，進而影響了初始自上而下制度狀態向著自下而上方向的轉變。而這個轉變過程本身，即是制度目標———培育參與主體意識、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實現，從而體現出正向的制度績效。
［關鍵詞］醫學生 社會化 人文關懷
［作者簡介］萬艷玲（1977- ），女，陜西大荔人，桂林醫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廣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項目］本文系 2011年新世紀廣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項目“基于培養醫學生人文關懷素養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項目編號：2011JGB088 ）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26-0177-02
當前我國醫療衛生行業的一大突出特點是醫患矛盾和糾紛層出不窮，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人文精神在醫藥衛生行業中的嚴重缺失。新形勢、新時期推進醫學生社會化進程，必須轉變觀念，高度重視醫學生人文關懷問題的研究。
一、醫學生社會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階段性差異較大，思想與行為功利主義明顯。隨著對社會認識的深入，高年級醫學生比低年級醫學生社會化完成得更好，同時功利化傾向更為明顯。低年級醫學生關注學業的較多，而高年級醫學生則較關注就業；在課余閑暇時間的安排中，高年級醫學生較低年級醫學生能更好地利用；在對待明天要交的課程論文，沒有完成的同學中，高年級醫學生更傾向于上網去搜，懶于動腦筋，應付了事。更為普遍的一個不良現象是隨著就讀年級的升高，醫學生的道德觀念在減弱，功利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很多學生希望只學習實用的醫學科學知識，認為社會科學課程沒有用，“重醫輕文”、重“做事”輕“做人”，導致臨床上醫護人員只關心病、不關心人的現象普遍存在。
2.信息接觸渠道多，道德自律能力不強。醫學生的道德素質整體較好，但是在面對道德選擇尤其是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醫學生的道德自律能力有待提高。網絡和手機的迅速普及，特別是手機3G時代的到來，使得大學生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外界的各種信息。網絡媒介具有開放性，為醫學生提供了各種各樣的信息。然而，網絡也充斥著大量反主流價值和文化的信息。醫學生由于涉世不深，沒有足夠的理性批判能力，面對各種非主流的道德現象，顯示出道德自律能力不強。他們會破壞規則，揮霍青春，遠遠超出了大學階段社會化的要求，表現為過度社會化，缺乏責任意識和道德羞恥感，不遵守法律規范，不恪守道德底線，生活唯我獨尊，并無半點醫護角色意識。
3.學業壓力大，心理健康問題具有特殊性。醫學的學習是一個長期而繁重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資料顯示，與非醫學生相比，醫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更多集中在學業問題上，而且，女學生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比例高于男學生。在不同年級中，醫學生心理問題的主要表現各不相同。一、二、五年級學生心理問題最多，也最為嚴重，一、二年級學生的主要心理問題為人際關系敏感、強迫和敵對，五年級學生則主要為恐怖、焦慮和軀體不適，男學生以偏執和敵對為主，女學生以抑郁、焦慮和恐怖為主。而且，醫學是專業性非常強的學科，學生的經濟壓力高于非醫學生，高額的學費對不少家庭是個嚴峻的考驗，貧困學生在醫學院校不是少數，因受經濟拮據困擾，他們常處于郁郁寡歡的不良心理狀態。
4.耐挫力差，人際交往能力有待提高。醫學的終極目標是人的生命健康，醫生面對的是一個有豐富情感和更多訴求的人，而不是“物件”，如何有效地與病人打交道是醫學生必備的素質。醫學生的年齡大多在18～23歲之間，這個時期大學生情感歸屬迫切，社交需求強烈。但是由于中學的學習環境相對封閉，交往對象較為單一，很多學生來到大學在人際交往中自我期望過高。然而，大學生缺乏社會交往能力和技巧，不知如何處理交往中的難題，往往退讓回避，加之大學之前單一考大學的人生追求，導致在人際交往中很少遇到挫折，挫折承受能力沒有得到鍛煉，影響了人際交往能力的培養。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得人際交往的空間從現實社會向“虛擬社會”延伸，網絡媒介的交互性，使得醫學生的心靈更加封閉，人際交往能力更為欠缺。
二、醫學生社會化的目標
1.道德社會化，養成良好的醫德行為與習慣。道德社會化是通過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內化社會道德規范，形成合乎社會要求的道德行為。醫德是從事醫療職業的人在職業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具有職業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為準則，是調節醫患之間、醫務人員之間、醫務人員與社會各方面關系的行為規范，是評價醫務人員職業行為善惡的標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醫患關系發展趨勢呈現出經濟化和利益化，醫護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備受爭議。孫思邈認為：“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提倡醫者應當具備良好的醫德。醫學生是未來的醫務工作者，大學期間的道德社會化主要培養他們的責任感和事業感，其完成的情況直接關系對患者服務質量的好壞。
2.生活技能社會化，培養良好的溝通能力。生活技能主要包含生活自理能力、自我謀生能力和社會交往能力，是最基本的社會化。社會交往能力作為生活技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醫患關系中，醫護人員掌握醫療技術，患者對醫療知識了解膚淺，在醫患對話中處于劣勢，醫生的“技術至上”思想使他們非常傲慢，醫患雙方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患者“人”的尊嚴得不到尊重。2500年前，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講過一句名言：“醫生有三大法寶，第一語言，第二藥物，第三手術刀。”可見，面對患者，醫生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勝過藥物。原新疆醫科大學一附院副院長阿達來提·阿合買提江說：“現在所有的醫科大學都沒有設立人文學科，使很多醫生在與患者溝通上存在困難，其實由于醫療事故引起的醫患糾紛只占20%，80%是因為溝通不夠造成的。醫患之間相互理解，才能構建和諧醫患關系。” 醫護人員唯有真正地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以平等的心態開展醫療工作，愿意耐心傾聽，把病人當“人”看，才可以建立起良好的醫患關系。很多醫學生的專業素質較高，但是如何與他人尤其是患者有效溝通的能力非常缺乏，因此，生活技能社會化重點是提高醫學生的人際溝通能力。
3.法律社會化，踐行依法行醫的理念。法律社會化是指大學生領會社會主義法律精神，學習社會主義法律知識，并用法律知識指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當今社會是法制社會，醫患糾紛產生的原因很多，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醫務人員的法制觀念不夠強。在醫療活動中病歷記錄不全，不顧及患者的知情權，不按醫療規范操作造成誤診、誤治而引發醫療糾紛。與此同時，患者維權意識增強，醫務人員對醫療市場形勢認識不足，人們越來越關注醫療技術、服務態度及醫療費用等。法律社會化對醫學生而言非常重要，學習相關法律知識，提高法律意識，自覺規范和調整醫患雙方的行為，做到依法行醫。
三、醫學生社會化的途徑
1.優化課程結構，構建人文課程體系。發達國家醫學院校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通過人文課程在內的醫學課程改革，研究資料顯示，在其課程體系中，人文社會科學的內容在總學時中所占的比例，美國、德國最多，達20%～25%，英國、日本為10%～15%。發達國家醫學人文課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向醫學生傳授建立醫患關系的知識和技能，主要方式是將醫學課程與人文社會科學課程相互滲透，課程實施上運用講座、課堂討論等方式向學生傳授知識，經過改革，學生畢業后的人際交流、解決病人社會問題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我國對醫學生人文關懷素養的培育主要通過醫學、護理倫理學、人文選修課程等來實現，尚未利用思想政治理論課程的教育渠道，人文課程資源亟待整合。作為意識形態領域的課程，思想政治理論課各個高校均在開設，與學生接觸的時間較長，通常在2～3年，經過改革之后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更為貼近大學生，在解決大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方面作用更為突出。因此，目前情況下，形成以思想政治理論課為核心的人文課程體系最具可行性，在此基礎上，開設“醫學倫理學”“護理倫理學”“醫學心理學”“衛生經濟學”“衛生事業管理”“衛生法學”等課程，構成中國特色的醫學人文課程體系模塊。
2.分清階段，開展針對性教育。研究資料表明，醫學生大學期間的社會化顯示出階段性特點，據此，醫學生社會化的“人文關懷”追求應當針對不同階段醫學生的社會化傾向開展針對性教育。在新生入學時，重點解決醫學生的心理適應問題，主要包括對學習環境、學習方式、學習管理的適應。在一二年級階段依靠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在低年級開設的優勢，借助該課程體系對醫學生開展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法制觀教育，培養醫學生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念，培養他們的法律思維。同時開設“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學語文”“大學學習學”“醫學社會學”“美術欣賞”“音樂欣賞”等選修課程，重視教育的針對性與層次性。在高年級階段，醫學生開始接觸到臨床實踐，心理問題和道德要求與低年級不同，很多在低年級階段認同的道德觀念，經過一段時間的臨床實踐往往會被學生，因此，在這個階段尤其是學生臨床實習時期，重點利用與醫學實踐緊密聯系的課程使醫學生對醫護人員的職業特征和道德要求有正確的認識，進而形成良好的醫德行為與習慣，能夠有效地與病人、病人家屬等進行溝通，在臨床實踐中踐行依法行醫的理念。以限定選修，甚至必修課的形式開設“醫患溝通學”“護患溝通技巧”“醫學倫理學”“護理倫理學”“衛生法學”“醫療事故防范”等課程，教育和引導學生認識醫學與社會的關系，樹立醫學即“人學”的行醫觀念。
3.人文教育貫穿醫學教育的各個階段。在我國，醫學院校人文課程的安排比較集中，大多由一、二年級的公共基礎課教學來實現，醫學人文教育不夠系統連貫。醫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因為“人”，因而，不尊重人，無視人的情感需求，醫學只會背離其服務宗旨，醫患關系的緩和也就遙遙無期。一切醫學活動、一切醫務工作者都要遵從一個原則：以人為中心。希波克拉底曾說：“了解什么樣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個人得了什么病更為重要。”這句話充分說明人文關懷在臨床實踐中的重要性。專業課程教師尤其是臨床實踐帶教老師更應轉變觀念，一切以“病人為中心”，為病人著想，尊重病人、關心病人、善待病人，而不是把病人當做一個可以任意擺弄、處置的物件，具備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把人當人看。醫學人文教育也不僅僅是醫學院校的學校教育，在醫學知識學習和教育的各個階段均應有所體現，從而提高醫療隊伍整體的人文關懷能力，體現出人文教育縱向分布的連貫性。
醫學是科學，也是人學，要想造福人類，更有待于人文的引領。醫學生社會化的要求不僅是提高專業技術，更要求具備人文素養，因此，必須在人文關懷視閾下開展醫學生的社會化教育，提高醫學生人文關懷的能力，真正實現醫療衛生工作由“以疾病為中心”向“以病人為中心”、以人的健康為中心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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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家族企業;治理結構;傳統文化;信任擴展
我國家族企業在創業之初，往往憑借一個創意或捕捉到一個市場機會，使企業獲得迅速發展。隨著企業發展超出家族管理稟賦所能支撐的范圍，企業迫切需要建立起分權化的組織架構和決策約束機制。另外，企業競爭優勢的取得以及核心競爭力的形成也需要企業擁有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我國家族企業正面臨著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中國傳統文化等因素影響著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演進，處于轉軌期和立于知識經濟面前的家族企業如何通過治理結構優化和制度完善實現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這是家族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家族企業制度變遷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家”為根基的，為了維護“家”的利益、聲譽和永續存在及發達興旺，我國產生了一整套完備的倫理道德規范和觀念體系，約束父子、夫妻、兄弟及親屬關系。每個家族成員都依附于家，視家為根，都對家的利益、聲譽和興旺負有責任，并且對家的責任勝過其它責任。長久浸潤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便形成了傳統中國人強烈的家族主義。家庭或家族制度是“又是一只看不見的手” (劉清平，2002)，它不但成為中國人之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為政治生活的主導因素。對我國家族企業而言，正是在厚重的“家文化”支配下，中國式家庭關系的模式也就自然地被移植到了華人企業之中，并且一直伴隨和影響著企業的發展。
中國家族文化使人們更容易相信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華人家族企業的特點之一就是對家族以外的人極度的不信任，中國家族企業的家本位文化或家長制文化必然對于我國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演進產生重要影響。特定的中華民族注重家庭的文化積淀在相當程度上，在相當長時間里影響中國現實的治理形式的選擇。在治理選擇方面，“子承父業”模式依然是中國家族企業繼任的主流模式，盡管從效率角度看，排斥和限制了社會資源的進入，造成家族企業的資源短缺，尤其是對外來經理人的排斥和限制造成管理資源的短缺，也必然導致企業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轉讓權及剩余利潤索取權合而為一。雖然很多大型家族企業都建立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辦公會等組織和相應制度，逐漸向規范的現代公司制靠攏，但家族控制特征仍很突出。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企業對規模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如果資金來源仍然局限在家族范圍內，就會限制企業的籌資規模，難以在短期內籌集到提升技術層次和產業層次所必需的大規模資本。家族企業要想繼續生存與發展，就不得不轉變經營理念，轉向企業外部進行融資。隨著家族之外的利益相關者的引入，家族企業經理就不可能再以以前的目標來經營企業了。其目標的改變也會使其在融資方面采取更加多樣化的融資方式，進而逐步打破家族企業產權的封閉性，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
二、人力資本談判力與家族企業治理結構
企業是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契約，周其仁(1996)指出，由于在古典企業中，物質資本所有者和人力資本所有者合二為一，造成一個籠統的“資本”概念，形成了所謂“資本雇傭勞動”的命題，“與其說是物質資本家在雇傭勞動，不如說是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力資本家在非人力資本的影子里扮演角色罷了。”方竹蘭(1996)針對現代企業理論對物質資本持有企業所有權的各種論據，結合人力資本的產權特性和人力資本在企業中的作用，認為人力資本擁有企業所有權是一個趨勢。陸維杰(1998)則認為從生產力發展來看，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和重視在現階段還會加強，但這并不意味著最后會演化到人力資本必然占支配地位。每一個企業所有權的歸屬最終決定于一定生產力下該企業的經濟活動水平對兩種資本的需求程度以及企業環境中兩種資本的稀缺程度，并且受企業規模帶來的企業組織結構的影響。
隨著各種條件的變化，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談判力也悄然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主要反映在稀缺性、承擔風險能力、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退出成本等幾個方面。知識經濟的到來使得科學技術成為整個社會的中心，科技的采用提高了生產效率，商品和信息的流動速度加快，市場擴張，這都需要專門的管理人員進行協調和管理。物質資本的稀缺度雖然是限制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但與人力資本的稀缺度相比，呈現下降趨勢。在承擔風險能力方面，經理市場的興起將經理的價值通過市場價值表現出來，同時也對經理形成約束。當經理經營不善時，他要承擔自身市場價值下降的風險。同時，管理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團隊性也增加了其承擔風險的壓力，使經理必須承擔部分風險。此外，股票市場的興起，通過資產的證券化和投資組合可以分散風險，使得物質資本承擔風險能力下降。隨著科技革命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從一般人力資本中逐步分層出科技型人力資本和管理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內部的這種分層意味著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在加強，從而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退出成本。另一方面，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往往以團隊為基礎，一旦離開特定的團隊，人力資本的價值將受到較大損失，因此退出成本增加，談判力增強。
綜上所述，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物質資本的談判力逐步下降，人力資本的談判力逐步提升。要真正適應人力資本談判力上升的現實，需要對企業治理結構進行調整，建立起分權化的組織架構和決策約束機制，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成本，實現與外部人力資源的融合。
家族是不斷變化、不斷發展的過程，與企業的信任結構是相互促進和不斷適應的，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家族企業的成長。家族企業主在確定委托關系時，要選擇的人必需是值得信任的人，既信任人的能力，又信任人的職業道德。從選擇的順序和范圍看，一般是先家族成員，再泛家族成員，然后是職業經理人。其治理結構的選擇有一個先家族治理，后非家族治理的順序。
從信任擴展的過程看，家族企業主和企業家“經理人”的信任是一個“初步的人際信任——經濟信任——深度的人際信任——利義共存”的過程，這就決定了企業主開始時不能將控制權全部下放，隨著信任的不斷深化，控制權逐漸放開，直到完全放開，這時“經理人”就能充分發揮企業家才能，家族企業不斷成長，其它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得到保障，達到多方共贏的目的。隨著信任的擴展，家族企業也從家族治理向非家族治理發展。
三、我國家族企業治理結構的三維演進
企業形態維度、關系治理維度和公司治理維度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家族企業演進的三維模式，我國家族企業將沿著上述三個維度動態演進。
(一)企業形態維度
企業形態演進的幾個階段可以在企業形態維度上明確地表示出來。從個體企業，到家庭作坊式企業，到由企業主家族成員壟斷經營控制權和企業所有權的狹義家族式企業，到有朋友、鄉親等熟人擔任部門經理的泛家族式企業，再到引入陌生的非家族經理人員的混合式家族企業，經過一個家族企業的臨界點，最后變成股權分散化的公眾公司。這個維度的最大用處是能為家族企業的發展提供一種可預見的框架，并指明控制權、家族和企業各個階段的對應與結合。
(二)公司治理維度
家族企業治理結構演進的決定力量是企業控制權的轉移。家族企業正式治理維度，即公司治理維度主要涉及家族企業的控制權分配和轉移問題。
家族企業演變的決定力量是企業控制權，所以控制權發展模式在家族企業的演進中非常重要。家族企業的社會化過程正是沿著:管理的社會化實際控制權的社會化所有權意義上的社會化企業整體意義上的社會化過程展開。其中，管理的社會化是家族企業社會化的第一步，而控制權的社會化是其中的關鍵。控制權的轉移過程可以通過企業關鍵崗位的開放程度和授權的充分程度反映出來。這種演進過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從管理人員的來源變化看，變遷的過程表現為:家庭家族親情關系專業經理階層;從實行委托—的管理崗位看，變遷過程表現為:車間主任生產廠長分公司經理總經理(葉國燦，2004)。
(三)關系治理維度
關系治理是家族企業治理的一個獨特維度，與正式的公司治理相協調。關系治理主要處理家族成員關系、家族成員與家族企業的關系等問題，這些因素也直接影響著家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隨著家族企業形態的演變，家族企業內部關系治理的重點也發生變化。在家族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處理好家族內部的關系，使之與企業正式治理協調一致，是家族企業成長的關鍵。
1.家庭或家族關系治理階段
家族企業在創業初期是以家庭為單位開始，以家庭積累資金為主要資本，由創業者和其他家庭成員共同經營。這時的家族企業中心是以“家庭”為核心的，有一種極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這個階段，因管理人員少且是創業者及其家人，由于共同的信仰及價值觀所形成的凝聚力，減少甚至消除了家族成員之間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機會主義傾向。大多數家庭是家長權威制或者創業者、合伙人肩負著所有者和經營者的責任。當進入家族關系治理階段，控制權的分散和轉移導致家族成員全面進入企業，這時候的創業者或合伙人考慮給家族成員以鍛煉的機會，家族成員進入分工協作階段。通過分工協作，明確他們在企業中的職責。傳遞領導權雖然是企業的問題，但也是家族的問題。
2.泛家族關系治理階段
當企業發展到泛家族階段，隨著家族企業規模的擴大，家族企業中的組織成員結構依血緣、姻緣、地緣等方向，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地向外擴張，同時企業進一步制度化，家族中人服從企業規章由人治逐步走向法制，血緣關系的作用開始弱化，但企業的組織、經營、管理大權仍牢牢控制在某一或若干個家族手中。但隨之家族企業的各種問題也接踵而至，不但面臨著家族企業內部成員的權力、利益紛爭，而且面臨著嚴重的人才問題。此時，關系治理的重點也將逐步轉移到泛家族關系中，建立完善的用人機制，樹立利益共同體是其中的重點。
3.正式契約治理階段
在這一時期，家族企業內部的關系治理，這種非正式契約型治理將逐漸被正式契約治理所取代。企業的經營產業層次不斷提高，業務不斷拓展。隨著家族企業公開化和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家族企業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得到完善。其治理主體就是相關者，即與企業共存亡的個人或團體，包括:股東、債權人、經營者、一般雇員。共同治理結構的核心就是通過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安排來確保每個產權主體具有平等參與企業所有權分配的機會，同時又依靠相互監督的機制來制衡各產權主體的行為。隨著企業從泛家族企業、混合型企業到公眾公司，家族企業的關系治理也逐步被正式的契約治理所取代。我國家族企業正處在我國經濟的轉軌時期，而當前的社會也逐漸從工業時代進入到知識經濟時代，這些復雜的因素共同推進家族企業的制度變遷。當然這一變遷過程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過程，家族企業應該適時主動的推進企業制度變革，來打破家族企業成長的束縛，從而實現與社會資本的不斷融合，實現家族企業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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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政府組織 民族工作社會化 民族工作
民族工作社會化是整合社會資源，調動各方面力量推動民族地區發展的重要手段。非政府組織是多元治理的主體之一，能夠利用自己擁有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資源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促進少數民族社會進步。
一、簡述民族工作社會化的涵義
民族工作社會化，就是要積極調動社會上各方面的力量、資源，參與到民族工作中來，使民族工作方式從傳統單一的部門化向系統的社會化轉變，以充分發揮民族事務部門的服務、協調、綜合職能。1
在新時期下，民族工作社會化是促進民族地區建設發展、團結民族力量的重要手段。在社會力量與資源的幫助下，少數民族的要求和需求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得以滿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政府負擔，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在民族社會化中，非政府組織是一支重要的民間力量，承擔了部分國家和政府民族事務管理的職能，推動民族工作更高效、更科學的進行。
二、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社會化中所起的作用
㈠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社會化中所起的經濟作用
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民族地區進步的根本推動力。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地區的活動無疑對其經濟發展起著積極作用。首先，非政府組織運用自己的策劃、宣傳能力，投入資金和人力支持，積極幫助民族地區發展特色旅游。其次，非政府組織引進大量先進的科學技術，幫助民族群眾改變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維護生態平衡。2
㈡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社會化中所起的政治作用
非政府組織作為政府和社會的橋梁，能為少數民族成員提供意見表達、發泄不滿的通道，在一定程度上起著協調民族關系的作用。是利益多元社會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非政府組織在社會中的利益表達作用。3
㈢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社會化中的社會作用
非政府組織和政府合作，在民族地區開展了各種扶貧活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而西部地區，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則較為落后貧窮，需要政府和社會給予更多的援助。在政府主導的“西部大開發”和反貧困大潮中，多種多樣的民間組織正通過深入基層的項目參與，逐步融進民眾的社會生活當中，成為相互促進且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4
三、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
㈠關于非政府組織的法律體系不完善
我國有關非政府組織的法律法規數量很少，涉及的管理事項也不具體。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所面臨的民族事務和民族問題越來越復雜，非政府組織在推動民族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其活動范圍和內容也越來越廣泛。
㈡關于非政府組織的管理體制不健全，缺乏自治性和獨立性
在管理體制方面，我國對非政府組織實行“雙重管理”，即非政府組織要接受登記管理單位和業務主管機關的雙重管理。這種管理方式加大了非政府組織的進入門檻，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正常活動，使得非政府組織作為“第三部門”，調節國家社會生活，彌補政府市場失靈的功能受到影響。
㈢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項目中所投資金、人力和技術不夠充足，項目持續時間不長
民族地區所面臨的生態和文化保護等問題，需要投入的資金、技術和人才較多，花費時間也較長。對于國內非政府組織來說，沒有多種籌集資金的渠道，資金匱乏。相比于其他收益明顯的領域，國內非政府組織對民族工作領域的投資較少。
四、解決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中存在問題的若干對策
㈠加強非政府組織的法制化管理
非政府組織種類、性質多樣，活動內容和領域也越來越廣泛，需要國家制定專門的法律對其行為進行指導，確保非政府組織的行為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國民族問題復雜多樣，民族間特色風俗各異，非政府組織需要根據不同民族的特色來制定項目，因此所涉及的民族工作事項繁瑣，需要有法律條例的管理，否則很容易陷入雜亂無章的狀態。
㈡建立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合作體系
在多元治理中，非政府組織與政府處于平等、合作的關系，共同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作為“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組織優勢，與政府資源形成互補，推動雙方高效合理的在民族工作中發揮各自的作用。不僅如此，非政府組織應該積極尋求與政府的合作，獲得政府在政策、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宣傳等方面的支持，與政府共同籌集資源、公平分配資源。
㈢改革現行的非政府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
在“雙重管理”的體制下，非政府組織進入門檻被提高，不利于非政府組織種類的多樣化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服務的渠道。非政府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受到了壓抑，導致其對政府的依賴性越來性越強，自身獨立性不斷降低。民族工作涉及到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建設、科技教育發展等方方面面，這些民族工作和民族問題繁多復雜，不是幾個主要的非政府組織可以承擔解決的，需要有眾多專業性強的民間組織共同參與。
五、結語
盡管非政府組織在民族工作中還存在一些不足，但是隨著自身組織結構的調整優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積極引導，非政府組織將更加完善，為民族地區提供更好的服務，更有效的促進民族工作順利開展。
參考文獻：
1. 張小蕾，董堃.將強溝通是實現城市民族工作社會化的必要方法.社科縱橫，2011，（2）.
2. 李妙然西部民族地區環保非政府組織研究——基于治理理論的視角【博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