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04 16:40:1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但是，當我們回首卻驚奇地發現，對于亞洲為什么爆發金融風暴，如何避免下次危機的發生，人們似乎并沒有在價值觀上達成共識，更多的只是技術層面的探討。而當世界經濟一體化把地球變成平的，亞洲新的危險已經來臨。
藥方與療效
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濟迅速崛起，引起世人矚目，被稱為亞洲經濟奇跡，學者和政客開始討論東亞模式，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發展模式。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光環之下,制度性、體制性的缺陷被遮蓋了，直到金融危機以總爆發的形式，暴露出制度、體制所長期積累的問題。
亞洲金融危機是東亞發展的轉折點，歷時一年多的這場危機，不僅使泰國、韓國、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中國香港、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遭受重創，同時因為國內矛盾的空前激化也使國家政權陷入動蕩，泰國和印尼政府更替，日本首相下臺，俄羅斯則在一年之內更換了6任總理。
關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成因，很多學者作出了探討，內因主要是：房地產業的長期過度發展、投資過度、對短期外國基金的過度依賴、過高的固定資產價格、外匯儲備不足、籌措使用外債外資不當、產業結構調整不及時、對外開放金融市場但監管不力、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等。外因則是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國際投機商利用東亞國家的這些弱點進行攻擊。
但究竟是什么導致亞洲國家形成并一直忽視這些制度漏洞，才是形成危機的根本原因。一場金融危機，引發了這些國家對自身發展的反思，從而引起一場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人們已經意識到，一個國家的發展，除了高速的經濟發展之外，還要有相應的社會政治體制的配套發展。
金融危機爆發后，首先是頭痛醫頭，各國開始健全金融體系，馬來西亞修改了銀行的破產法規，泰國建立了專門的破產法院，韓國簡化了公司破產程序，印尼實施了簡化銀行破產的規定等等。隨后，新一輪民主化浪潮開始席卷東南亞，印尼、泰國、菲律賓都加速了民主化步伐。
在民主進程中走得最遠的是印尼。在蘇哈托執政的30多年時間里，印尼實際上一直處于軍人政權統治2-T,在蘇哈托的集權統治2-T,印尼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家族統治、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并未得到解決，而是愈加突出。亞洲金融風暴直接導致了蘇哈托威權體制的，印尼從此走上民主化進程，這個民主化進程是痛苦的、顛簸的，印尼民眾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民主化沒有逆轉，以2004總統成功直選為標志，民主制度在印尼基本固定和成熟。印尼的經驗似乎預示著亞洲國家的轉型模式很可能是危機導向型的，而不是威權領導層所主導的強制型變遷。
韓國則以金融危機為拐點，完全改變了原本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就著力于培植財閥集團，逐漸形成政府掌控財閥、財閥引導市場的體制，韓國的產業政策主導是國家，通過企業、政府與研究單位產官學三者的合作，研究出涵蓋全球競爭大方向以及實際可行的政策，由企業著手執行。這種高壓政治加市場經濟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一度創造了令人炫目的韓國經濟奇跡。卻不料正是這一模式導致韓國在這次危機中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韓國金融危機始于企業倒閉，企業倒閉的原因是負債過重，資不抵債，而企業負債過重的原因是經濟急于求成，政府干預過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兩年內，韓國進行了較為徹底的經濟結構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
泰國是執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救助方案最全面和徹底的國家之一。IMF有個很簡單的模型：每個面對危機的經濟有兩個逆差，即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改革藥方是貨幣貶值、提高利率、加稅、減少財務開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
與其他國家實施的所謂IMF型策略不同，馬來西亞采取了當時被指責為逆時代潮流的資本管制措施。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受災國”2_--，但也是它們之中恢復最快的國家。危機發生后，馬來西亞政府迅速而果斷地切斷危機通過金融系統向國內產業體系傳導的途徑，以嚴厲而有效的資本管制阻滯資本外逃。從遭受危機的打擊到目前基本恢復，馬來西亞經濟經歷了持續的調整，但實際上基本發展趨向并沒有大的變化。政府采取的危機治理措施沒有改變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對外依賴仍是馬經濟的主要特征。
雖然亞洲經濟危機后，東亞各國都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尤其在改革金融制度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韓國改組了銀行體系和家族公司制度，印尼和泰國建立了更加穩定的金融產業等等。但是，和馬來西亞類似，亞洲金融危機后，除了韓國，許多亞洲國家基本沒有對本國經濟結構做過根本性的改革；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只有印尼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因國內政局動蕩，尚無力顧及經濟體制的調整。日本則因缺乏政治意愿而基本維持舊的經濟體制。而隨著亞洲經濟的恢復和再度崛起，危機剛發生時引發的思考和改革銳氣已經逐漸淡去。1O年后的今天，東亞發展模式似乎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東亞模式與華盛頓共識
金融全球化受到各個方面的青睞，特別是受到IMF以及財經媒體等機構的推崇。在80年代的債務危機之后，金融自由化的進程進一步得到推動。針對拉美國家爆發的債務危機，美國學者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了“華盛頓共識”，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加上財政穩定化，首先是放開重要商品的價格，然后是拆除所有影響市場發揮作用的壁壘，通過啟動市場機制，國家經濟就會獲得穩定的增長。而東亞發展模式比較明顯的A是政府較強的干預，多是威權建立了行政引導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制。
也正因此，東亞發展模式多為西方學者所詬病，特別是新加坡的威權主義，已經到了西方完全無法接受的程度，但正是這樣的亞洲模式，造就了這些亞洲國家“驚人的經濟成長”。英國花58年，美國也花了47年，才把個人平均產值增加一倍，但日本在33年就辦到了，印尼只花了17年，韓國11年，而中國則只用了10年。亞洲經濟奇跡不斷挑戰西方學者的思維，也在不斷嘲弄著“華盛頓共識”。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使西方學者及媒體終于找到了充足理由紛紛指責“亞洲經濟成長模式”的謬誤，但是，通盤研究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亞洲金融危機不僅證明了亞洲模式的謬誤，同時也證明了華盛頓共識的錯誤所在。
在這場危機中，人們習慣于把受災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但其實東亞各國發生危機的主要原因不盡相同。泰國等國家危機的發生主要是因為被索羅斯們攻擊，
因為本國貨幣被高估，又要維持和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這個明顯的體制缺陷是索羅斯們所喜歡的。當時亞洲國家貨幣普遍存在高估現象，包括中國，但中國并沒有被攻擊成功，不僅因為中國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更因為中國沒有放開資本項目，貨幣不可以自由兌換，使金融投機家無法對人民幣進行攻擊。不顧本國發展情況過度市場化，這是泰國等國家在攻擊下潰敗的主要原因，造成過度市場化的，正是華盛頓共識。
而韓國危機發生則主要是因為內因，因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走到了盡頭，即使沒有外界的攻擊，危機也終會爆發。因為威權體制或后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和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在東亞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國家政權這只“看得見的手”成為現代化的策劃者、推動者與組織者，雖然推動了現代化進程，但也造成了諸多弊端。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印尼的體制非常明顯，蘇哈托政權甚至通過內務部和地方各級行政機構把所有的政府公務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拉入自己控制的“專業集團”。泰國的政商關系也日趨緊密。韓國更是主要靠國家扶持大企業發展。馬來西亞則出現了執政黨大辦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強對市場的“指導”等現象。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難解難分，獲取超額利潤，很大程度上是東亞發展模式的必然結果。東亞金融危機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這場金融危機一定程度上是“東亞模式”直接或間接引發金融危機并導致相關國家經濟與社會的持久動蕩。這也是金融危機爆發后民主化浪潮席卷東南亞的根本原因，他們認識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應當被有效限制。
如何處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代化的關系，政府應該擺在一個什么位置，尤其是權威政治體制對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代化的影響，對于許多東亞國家來說是一個根本性問題。
體制的焦慮
華盛頓共識和東亞模式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觀察世界和解釋世界的方式，但這兩種方式似乎都不同程度地被證明失敗，當各國經濟發展已經密不可分，我們需要一種超越于這兩種方式之外的新方式。亞洲金融危機剛剛爆發的幾年，對于亞洲如何發展有過各種爭論，但是，隨著亞洲經濟的再度崛起，這種爭論漸弱。
世界銀行名為《危機十年后》的報告稱，東亞新興經濟體已從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復蘇，成就令人觸目。數據顯示，東亞新興經濟體去年的增長速度高達8．1％。報告中指出，亞洲金融危機10年后，東亞各經濟體不僅更富有，而且在全球扮演比過去更重要的角色。報告列舉的數據顯示，日前東亞新興經濟體的總產值已超過5萬億美元，經濟規模比金融危機前擴大了一倍以上，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了75％。和10年前一樣，這樣的經濟奇跡再度讓世人興奮，一度被人質疑的東亞模式中的弊端已很少被人詬病。
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近期的一份名為《2007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經濟和社會概覽》的報告中指出，最可能因資金大舉撤出而重演金融危機的國家分別是印尼、韓國、泰國與菲律賓。這4個國家正是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受創最深的亞洲國家。除了馬來西亞外，上次受到危機肆虐的相關各國，去年開始又浮現危險的端倪。
有專家公開表示，1997年金融風暴之后，亞洲國家并未有多少根本『生的改革，關于國際金融架構改革提案的聲音也正在點滴淡去，至今并未促成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協定，也沒有巨額的資金來協助解決危機國家的貨幣流動性問題。亞洲一切的基本面、管理組織與規則都未有實質性改變，與10年前相比，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因素今天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加重了。
亞洲金融危機過后，亞洲各國一個共同的明顯的改善是，大力儲備外匯，以備不時之需，但正是這點造成了更大的危機因素。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目前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已遠遠超過了用于防范目的的最佳水平。報告認為，大量外匯儲備可能產生不良副作用，例如引發信貸過度擴張、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或資產市場投機泡沫等。
現在，東亞的新興經濟體大多成為債權國。截至今年2月，東南亞國家的外匯儲備總量已經達到3．28萬億美元，較1999年初增加了2．49萬億美元。在大多數東亞經濟體中，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例為4：1或5：1。雖然在危機之后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似乎是個合理的保障方式，但如今的水平看來過高了。
不一樣的金融危機
從中國煤炭行業發展的歷史來看，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幾年（1998~2002），中國煤炭行業確實陷入了困境，那幾年中國煤炭行業的日子很難過。但是除了這幾年外，歷史上中國煤炭供應一直處于緊張狀態，看看解放后中國歷屆政府工作報告，都把能源（中國主要是煤炭）列為重點發展行業。為什么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幾年時間里，中國煤炭行業會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東南亞地區的金融危機使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大減，需求大減，因此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對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幾年時間里，中國煤炭行業陷入困境。目前，我們遇到的不是亞洲金融危機，而是美國金融危機，因此，中國現在的處境應該和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類似，因為目前美國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本國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大減，需求大減，因此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對能源（煤炭）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和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類似，因此，未來中國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們還要看到這次美國金融危機與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不同之處：當時的亞洲金融危機是資金從亞洲市場抽走，資金外流，造成亞洲經濟的衰減。對于亞洲國家來說，他們沒有“世界貨幣”發行權，資金抽走直接導致該地區貨幣供應緊張，造成該地區經濟運行中的資金鏈斷裂，后果是直接導致該地區經濟的衰減，從而影響需求、影響貿易伙伴國（中國）經濟的發展，導致中國能源（煤炭)需求的減少，引起我國煤炭行業陷入困境。而這次美國金融危機與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很大的區別就是———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當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美國政府是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性，大量發行美元，美元就會貶值，就會形成全球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是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不同之處。從這次世界主要央行聯手降息和我國推出“兩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后果是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說是阻止經濟發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價下跌幅度不會大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機給我國煤炭行業造成較大影響。從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煤炭對于中國來說具有特別意義。在近一階段世界能源消費構成中，原油、天然氣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對于中國來說，煤炭卻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國是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少數國家之一，因為中國是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等相對貧乏的國家，煤炭在以后數十年里仍將作為中國比較現實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礎。因此，煤炭對于中國來說具有特別意義。同時，國家正準備對能源價格進行改革———市場化。事實上，2008年兩次對電價的調整就是能源價格改革的鋪墊，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求關系成為煤價走勢的主要決定因素，目前我國電煤合同價格依然較低（與市場價差200元左右），未來與市場價格接軌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2009年電煤合同價格再漲15％左右是沒問題的。中國煤炭市場化促使煤價上漲。2007年，國家徹底取消延續了50多年的由政府組織產運需企業召開訂貨會的做法，由供需雙方企業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自主銜接資源、協商定價的機制。雖然在2008年國家還兩次對煤炭價格進行限制，但是這兩次限價是臨時性措施，主要是當時CPI漲幅太大和保奧運會的穩定。對于市場煤（非合同煤）來說，2009年價格雖有調整，下跌幅度也不會很大，依然會在高位運行，市場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價格應該還會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價格。
關鍵詞：亞洲金融危機；區內貿易；FDI投資；東盟五國地緣經濟格局
東盟五國的經濟發展在本時段內可謂是起起伏伏，并不是一帆風順。首先是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首先在泰國爆發，隨即影響到其他東盟四個國家，進而影響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蔓延至整個亞洲地區，使東盟五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都受到嚴峻的考驗。接著是“911”事件后美國經濟開始衰退，歐盟與日本的經濟也開始進入緩慢發展時期，世界三大經濟體出現經濟不景氣。而對于對外依賴較強的東盟五國來說，嚴重受到世界經濟局勢的影響，經濟嚴重受挫，有的甚至出現經濟負增長。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東盟五國也清楚的見證了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危機中，經濟發展越好的國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就越小。東盟五國中，新加坡受到的影響最小，馬來西亞拒絕接受外界的援助，依靠自身勉強渡過難關，而泰國和印尼僅依靠本國力量無法使本國經濟迅速走上正軌，最終只能選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盟五國地緣經濟格局出現了以下新特征：
（一）區域外貿易穩定與區域內貿易得到加強
東盟五國區外貿易情況沒有多大變化，區外貿易大國一直是美日歐以及中國和印度，且近幾年來中國的影響逐年增大，但在此僅對區域內貿易情況進行分析。為了促進區內貿易的發展，東盟五國開始降低關稅和逐漸去除貿易壁壘。截至2003年7月，新加坡基本實現區內CEPT清單商品貿易的零關稅，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則分別有98.2%、93.7%、92.1%的商品關稅稅率在5%以下。[49]1997年以來，東盟五國區域內貿易總額占其貿易總額的20%以上。同時，1997-2007年期間，東盟五國各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百分比均超過50%，對外依賴性大。因此，只要外界出現一點小狀況，東盟五國的經濟必然受到影響。
從區內貿易總量來看，1997-2007年期間，進出口貿易金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除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1年世界歐美日主體經濟衰退的影響，貿易總額出現嚴重減少。1998年，東盟五國區內出口貿易總額為690.92億美元，同比增長-23%，區內進口貿易總額為510.13億美元，同比也出現了20%的負增長。經過一年的經濟恢復，到2000年區內進出口貿易總額回升至危機前的水平。然而好景不長，2001年由于受到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東盟五國的貿易再次受到影響，出現小幅回落，出口額由2000年的841.59億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826.89億美元，進口額也2000年的712.69億美元跌落至2001年的646.84億美元。這次貿易額的小幅下跌，經過一年的時間也恢復至之前的水平。從2002年到2007年，東盟五國區內貿易大幅上漲。2002年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554.95億美元，到2007年增長到3683.43億美元，是2002年的2.37倍。
從貿易方向來看，新加坡是東盟五國的最大貿易國。東盟五國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相互貿易量最大。2007年，在各國十大貿易國中，東盟五國具體情況如下：馬來西亞是新加坡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印度尼西亞是其第三大出口國、第五大進口國，泰國是新加坡第七大出口國、第進口國；對于泰國來說，東盟五國中新加坡是它的第四大出口國、第六大進口國，馬來西亞是其第四大貿易進口國、第六大出口國，印度尼西亞是第出口國、第九大進口國；新加坡和泰國分別是馬來西亞的第二、五大出口國，其第三、五、進口國分別是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亞第三大進口國，第一大出口國，馬來西亞是其第六大出口國和第四大進口國，印度尼西亞的第九大出口國和第六大進口國是泰國；就菲律賓而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分別是其第六、七、十大貿易出口國且分別是其第三、七、十大貿易進口國。
（二）FDI資金額波動式增長
東盟五國作為東南亞地區經濟實力最強，最具發展活力的國家。1998-2007年東盟五國GDP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長，因此也是吸引外資最集中的區域。1997-2007年間，東盟五國吸引的對外投資金額占整個東盟的89%，由此可知，絕大部分進入東南亞地區的FDI資金是流入到東盟五國。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東南亞地區經濟嚴重受挫，外界對東南亞地區經濟增長的信心也受到一定影響。從整體來看，1997-2007年東盟五國吸引對外直接投資金額情況如下圖所示，呈波動式增長。一直到2004年FDI資金流入東盟五國的金額才達到并超過1997年的水平。在此期間，1999年，FDI資金流入金額有所增長但并未達到1997年的水平，此后便一直走低，2002年吸引FDI金額為154.25億美元達到最低點。
然而，進入東盟五國的FDI資金并非均勻的散布在這五個國家。新加坡是東盟五國中吸引對外投資資金最多的國家。在1997-2007年期間進入新加坡的FDI金額除了1998年和2002年的占流入東盟五國FDI資金總額低于50%，其他9年里均超過50%，且呈逐年遞增的趨勢。2007年流入新加坡的FDI資金金額為315.5億美元，是1997年流入金額的2.3倍。其次，吸引資金最多的國家是泰國和馬來西亞，1997-2007年間流入FDI的總金額占東盟五國FDI總金額的比例分別是21%和14%。泰國在2007年吸引對外投資金額是112.38億美元，是1997年的2.89倍，其余三國吸引的FDI資金增長速度均低于新加坡和泰國。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是東盟五國中吸引對外投資資金最少的國家，1997-2007年間流入FDI的總金額占東盟五國FDI總金額的百分比均僅為5%。此外，在東盟五國區內投資中，經濟實力最強的新加坡是主要的投資者，2000年向區內投資的金額僅為6.41億美元，至2007年新加坡向東盟五國內部投資金額達到72.31億美元，投資金額增長了10倍。其余四國向區內投資金額總額11年期間從未超過新加坡的投資金額。2007年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四國向區內投資金額僅為新加坡的16%。
從東盟五國吸引的FDI資金來源來看，其吸引區內和區外對外投資金額的情況也有所不同。區內和區外流入東盟五國的投資金額總量相差懸殊，區外FDI資金金額遠遠大于區域內部的相互投資金額，如2007年區外投資金額為536.46億美元，而區域內的相互投資金額僅有83.88億美元。東盟五國吸引的區外投資金額在1997-2007年間為“W”的增長方式，在1998年和2002年間收不良內外經濟形勢影響出現了低谷，在2002年是118.7億美元成為該時段的最低值。東盟五國區內相互投資的情況則是以2002年為界線分為兩段，FDI資金金額增長趨勢均是先遞減再遞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東盟五國經濟嚴重受挫，各國忙于用資金恢復本國國內經濟，因而對其他國家的投資金額有所減少。而在2001年國際三大經濟體出現衰退的形勢下，區內投資卻大大增加。這是因為，經過亞洲金融危機后東盟五國意識到，單純依靠歐美日等大國資本主義資金是不會使本國及本地區經濟繁榮起來，唯一依靠自身和本地區的力量才是發展經濟的出路。因此，在外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東盟五國擴大區內投資，加強區域內經濟合作，這樣才能減少外部不利因素的影響，促進本區域經濟的發展。
由此可見，在區域貿易和FDI資金流動中，一國的綜合國力有很大的決定作用。經濟實力越強，在區域貿易量和吸收FDI資金量就越大，對區內經濟發展的貢獻就越大。因此，區域內各國經濟實力的提高是區域總體實力增強的前提條件。只有區域內各國經濟均得到快速發展，該區域的整體實力才會得到增強，才能出現“共贏”的局面走向國力的共同富強。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進出口貿易；傳染性
中圖分類號：F752.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28-000-02
前言
金融危機傳染主要包括基于國內金融泡沫化，貨幣危機向資本市場、銀行業危機轉變，進而發展成的全面化金融危機和通過具體渠道、機制使一國金融危機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傳播形成的更大范圍金融危機兩種形式，本文研究的國際金融危機傳染，主要指后者，這種傳染性主要通過貿易溢出、金融溢出效應實現，凈傳染、季風等效應也可能會有所體現。
一、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的體現
金融危機的傳染性是其產生、爆發、擴散和恢復等現象實現的前提，所以世界各國建立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也基于金融危機的傳染性開展，為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問題產生系統的認識，筆者選擇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兩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危機展開研究。
（一）亞洲金融危機
在上個世紀末期，我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貿易主要集中于勞動力密集的初級產品，導致我國與東南亞國家在貿易出口方面競爭性較大，在亞洲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東南亞國家和我國均受到嚴重的影響，但我國并未向東南亞國家那樣采取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相比東南亞國家在價格方面存在較大的劣勢，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傳染以價格效應形式體現[1]。另外，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下，日本、美國、歐盟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嚴重下滑，而這些國家軍事我國出口貿易的主要合作國家，這直接導致我國出口收入大幅縮減，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量嚴重縮減，收入效應被嚴重的削弱，可見在亞洲金融危機傳染性影響下，我國出口貿易中價格效應明顯而收入效應嚴重下滑，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貿易傳染的具體體現。
（二）美國次貸危機
雖然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前，我國的人民幣也是處于匯率逐漸上升的狀態，但由于此時世界范圍內各國，特別是與我國長期保持貿易合作的國家經濟水平也表現出上升的趨勢，所以在進出口貿易需求不斷提升的推動下，人民幣升值對進出口貿易所產生的影響并不明顯。但在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世界整體經濟發展的狀態發生巨大變化，國際貿易需求嚴重下滑，此時我國人民幣的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進一步提升，這直接導致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開展面臨巨大的阻力，價格優勢幾乎消失，使我國進出口貿易在收入和價格效應方面均嚴重下滑[2]。另外，由于我國在開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一般貿易方式和加工貿易方式分別表現出收入和價格效應，換言之兩者分別對對外需求和貨幣匯率的浮動會做出針對性的改變，所以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爆發后，對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并不突出，特別是我國加工貿易方式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并不存在明顯優勢的情況下，要想繼續占有貿易優勢只能通過縮減價格途徑實現，而人民幣匯率的增值，使此途徑的實現并不存在可行性，可見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開展難度之大。
結合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國際金融危機傳染下，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價格效應被影響的最為突出，收入效應也被嚴重影響，使我國在國際市場中貿易競爭優勢被嚴重打擊，進出口貿易的環境整體不理想[3]。
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傳染的策略
（一）注重改善我國進出口貿易方式
在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影響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產生的債務和失業人口數量均大幅提升，導致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量嚴重縮減，我國雖然未明顯表現出債務和失業人口方面的問題，但整體上的經濟增長狀態也并不理想，整體處于低迷的狀態。在此背景下，我國要推動貿易進出口的發展，需要在原有的以出口貿易為主導的方式基礎上，積極推動進口貿易的發展，用國內人民的產品需求帶動我國經濟的發展[4]。另外，考慮到我國過去以勞動密集型初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產生的附加值極低，所以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要有意識的通過對外貿易企業引入先進的技術，提升附加值的手段，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升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5]。結合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傳染性時，應有意識的通過進出口雙向貿易方式和技術密集型增加附加值的方式提升抵抗能力。
（二）注重調整我國進出口貿易結構
我國在進出口貿易開展過程中，對美國、日本和歐盟國家的嚴重依賴，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進出口貿易受到嚴重影響的重要原因，所以要提升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傳染性的抵抗能力，需要有意識的削弱我國進出口貿易對這些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在此思路下，筆者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有意識的強化對國內市場需求的依賴，在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強化金融危機傳染抵抗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換言之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中，我國應對國內市場需求狀態進行合理的刺激，是國內消費規模適當擴大[6]。例如，在產品生產方面有意識的擴大國內市場需求的產品生產規模，對生產的產品分配渠道進行優化等，這一方面可以拉動國內市場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帶動國內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推動國民收入的提升，這在縮減國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使居民收支平衡，推動國內群眾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均會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可見，在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調整進出口貿易結構的有效性。
（三）注重健全我國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政策
國家政策的引導直接關系到我國進出口貿易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抵抗能力，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政策的調整和優化：首先，我國在政策上應有意識的限制高能耗產業進入我國，而更傾向與技術附加產業的進入，使外商投資結構得到優化，在此過程中，我國政策也要有意識的將我國部分加工貿易產業向其他國家轉移，進而使我國的產業鏈和技術生產能力得到不斷的提升，進而使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產品附加值不斷的提升。其次，從稅收政策角度為我國貿易產業調整提供支持，例如，通過稅收政策強化和西部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東、西部之間的資源優勢有機整合，進而提升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抵抗能力。
（四）注重優化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
我國的人民幣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后均表現出上升的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現行人民幣匯率機制存在一定的問題，嚴重削弱我國進出口貿易過程中對金融危機傳染的抵抗能力，所以，我國應有意識的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調整，使其靈活性和彈性、合理性得到優化。結合國際貿易格局的發展趨勢可以發現，我國人民幣實現國際化是我國順應時展的必然選擇，所以我國在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優化的過程中，應有意識的對他國國際化貨幣的發展情況和發展經驗等方面參考借鑒，從中挖掘出適合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優化的有價值信息。
三、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現階段我國在開展進出口貿易的過程中已經認識到國際金融危機會通過某些渠道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干擾，使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面臨較大的風險，并在實踐中有意識的通過深入分析國際金融危機與我國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針對性的非傳染渠道進行控制，提升我國的抗風險能力，這是我國在參與國際貿易過程中，順應市場環境的具體體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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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形勢；危機；對策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4-0001-02
一、中國今年經濟相關情況
面對近年來國際經濟危機的沖擊，中國的經濟發展正處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但是在2009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仍然迅速。以下是2009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數據情況[1]：（1）農業生產繼續穩定發展，糧食實現連續六年增產。全年糧食總產量達到53 082萬噸，比上年增長0.4%，連續六年增產。油料產量預計增長5%左右，糖料下降9%左右。肉類產量保持穩定增長，全年豬牛羊禽肉產量7 509萬噸，增長5.0%。（2）工業生產逐季回升，實現利潤由大幅下降轉為增長。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增速比上年回落1.9個百分點。工業產銷銜接狀況良好，全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銷率達到97.67%。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25 891億元，同比增長7.8%，比上年同期加快2.9個百分點。在39個工業大類中，30個行業利潤同比增長。（3）投資持續快速增長，涉及民生領域的投資增長明顯加快。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224 846億元，比上年增長30.1%，增速比上年加快4.6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94 139億元，增長30.5%，加快4.4個百分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30 707億元，增長27.5%，加快6個百分點。（4）市場銷售增長平穩較快，部分產品銷售快速增長。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 343億元，比上年增長15.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6.9%，實際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2.1個百分點。（5）居民消費價格和生產價格全年下降，年底出現上升。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下降0.7%。其中，城市下降0.9%，農村下降0.3%。（6）進出口總額全年下降，自11月份由降轉升。全年進出口總額22 073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全年出口12 017億美元，下降16%；進口10 056億美元，下降11.2%。進出口相抵，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比上年減少994億美元。（7）城鄉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就業形勢好于預期。全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18 85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75元，比上年增長8.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 153元，比上年增長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5%。全年城鎮就業人員比上年凈增910萬人。年末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1.49億人，比第一季度末增加170萬人。（8）貨幣供應量增長較快，新增貸款大幅增加。12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60.6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7.7%，增幅同比加快9.9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22萬億元，增長32.4%，加快23.3個百分點；市場貨幣流通量（M0）38 246億元，增長11.8%，回落0.9個百分點。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40萬億元，比年初增加9.6萬億元，同比多增4.7萬億元。
二、近年來中國的經濟形勢
1.國際經濟形勢對中國的影響。首先，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減速對中國產生較大影響，美歐經濟下滑對中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已經比較明顯。其次，各國反向貨幣政策，使利差格局發生變化，中國貨幣政策調控難度加大。2007年以來，美國步入降息周期。2007年9月18日，美聯儲將保持14個月的聯邦基金利率從5．25％下調到4．75％，此后為緩解次債危機的影響，美聯儲分別在10月31日與12月11日將聯邦基金利率各下調25個基點。2008年1月美聯儲在有史以來首次在8天之內連續大幅度降利75個和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3％。3月，美聯儲繼續降息75個基點，至2．25％的三年最低點，4月30日再次調整為2％。最后，美元對歐元等主要貨幣貶值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人民幣升值風險也有所增加。此外，次債危機期間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因素更趨復雜，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動性明顯增強。同時，國際石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和災后重建的需求拉動，使控制通脹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
2.國內經濟形勢分析。首先，中國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4%，2009年增長8.7%，同時，偏快的經濟增速得以減緩，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的風險基本消除[3]。其次，投資和居民消費增長，較高的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出現回落，在世界經濟增長普遍減緩、物價快速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的GDP跑贏了CPI，而包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內的大部分國家，物價漲幅都大大高于GDP的增幅。此外，財政收入增長，經濟效益仍維持較高水平，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外貿順差過大矛盾緩解，農業保持良好勢頭，都表明中國經濟形勢總體來說是好的。
但是，中國經濟仍面臨嚴峻的考驗。物價上漲的壓力很大，在世界各國物價普遍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的CPI也一直沖高，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壓力。同時，部分行業，如汽車、鋼鐵、建材、機械等，經營都出現困難，特別是中小企業。據有關統計，2008年一些地方已經有10%~20%的中小企業出現倒閉。部分領域投資增速下滑過快，出口下滑偏快，證券市場過度調整等也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產生較大影響。
三、應對危機的措施
危機總是層出不窮，借鑒以前危機處理的經驗，對中國度過經濟發展的危險期也有很大的幫助。下面筆者將從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泡沫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借鑒作用出發，提出一些對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建議。
亞洲金融危機主要發生在泰國、印尼、韓國等國，這些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資產價格上升形成了一定的泡沫經濟，大量吸引短期國際資本影響了經濟的穩定性，國際投機資金針對其經濟金融中的漏洞開展了大規模的沖擊， 終于在1997 年爆發了金融危機。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中國面臨了外部需求不足，就業壓力加大，發展模式受到質疑的困境。1998 年下半年開始出口總額同比下降。加之當時正在開展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產生了大量離崗人員，危機的沖擊加大了就業壓力。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危機國家有相似之處，這種發展模式也受到懷疑，具體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利用金額1998 年開始下降[4]。目前中國宏觀環境與亞洲金融危機時的不同在于：一是經濟的外向度大大提高，對外需即進出口的依賴增加；二是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20 世紀90 年代時國有經濟仍占中國國民經濟的絕大部分，當前民營經濟等的比重已大幅上升；三是房地產、汽車市場的變化。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房改政策的正式實施，商業銀行開辦住房、汽車等消費貸款，都對經濟復蘇起到了較大拉動作用。目前房地產市場已經比較成熟，增速將放緩，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低于剛過去的十年；汽車市場仍有較大潛力，但增速也將逐漸降低。總體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將大于亞洲金融危機。借鑒亞洲金融危機之后采取的應對對策，中國采取了以擴大內需為主的政策，高調推出了4 萬億元的投資計劃，貨幣調控轉為寬松，目前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危機仍未結束，中國的應對將是長期的。未來政策選擇一是要區別當前與前次危機的具體情況，二是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在解決即期問題的同時，從長遠出發，解決經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泡沫經濟是一種復雜的經濟失衡狀況，會給經濟發展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泡沫經濟造成日本經濟不景氣，至今尚未完全脫離困境。目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與當時日本經濟形勢極為相似：一是經濟增長率連續四年在10％以上；二是貿易順差擴大，資本流動性過剩；三是人民幣面臨升值的巨大壓力；四是房地產價格超常上升。對此，我們應以日本的泡沫經濟為戒，避免重蹈它的覆轍 [5]。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泡沫經濟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警示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實行穩中偏緊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應是穩健的，過度擴張或突然收縮都有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在日本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在泡沫經濟破滅的時候，突然收縮的貨幣政策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今后，為增強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還需采用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和加大窗口指導等措施，逐漸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完善中國的貨幣調控機制。其次，對股票市場進行調控。樂觀的預期使當時的日本人不斷把資金投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在泡沫經濟形成的過程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前中國的股民對股市也有著“合理”的預期，認為股價下跌也只是暫時的調整、震蕩，肯定還會回升。中國股市的各種制度尚不健全，投機盛行，這就決定了股市具有更強的心理特征。政府作為宏觀調控和權威信息機構，有義務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理順股市行業秩序，對股民進行正確的投資引導，減少投機行為。最后，規范房地產市場。日本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為防止產生房地產泡沫，必須進一步規范中國的房地產市場。（1）加強對金融機構資產運行情況的監管。嚴格規定金融部門向房地產貸款的比例和房地產抵押貸款融資的比率，緊縮信貸總量。（2）嚴格審查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條件，降低融資比率。加大對抵押物和信用擔保方的核實力度，建立一套全面評估貸款方的風險監控體系。（3）嚴厲查處“”的違法行為，如對低價出讓土地、高價炒賣房地產等擾亂房地產市場價格秩序的行為要予以曝光，并嚴肅查處，謹防出現新一輪的“圈地運動”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尋租行為。
此外，出口方面中國目前經濟外向度高，對外需依賴大，目前出口下降比較大，為擴大出口，可以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放緩人民幣升值步伐，甚至人民幣做一定程度的貶值。同時，實現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保證出口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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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管理；釘住制度；金融危機
一、釘住制度使外匯市場失去自動調整的功能，造成經常項目巨額逆差
1984年6月，泰國開始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籃子中的貨幣與權重分別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馬克6～8％。泰國中央銀行每天公布中心匯率，浮動區間為中心匯率的±0.02％。在此制度安排下，泰銖對美元匯率長期維持在25:1的水平上，成為實際上的釘住美元制度。
1984～1995年，美元對主要貨幣持續走弱，泰銖隨之貶值，提高了泰國的出口競爭力。在此期間，泰國經濟以每年8％左右的速度增長，成為令世界矚目的“亞洲四小龍”。1995年，國際外匯市場出現逆轉，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由貶轉升，泰株跟隨美元大幅升值，對出口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1991～1995年，泰國出口平均年增長率為18.17％，1996年，急劇下降為0.1％。實際上，即使沒有美元匯率逆轉的因素，長期實行釘住制度也會削弱企業的出口競爭力。也就是說，釘住制度屏蔽了匯率風險，再加上人為低估本幣，使外貿企業形成低價依賴，失去競爭激勵。泰國經濟主要是靠出口帶動的，出口下降導致泰國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20世紀90年代初，泰國就出現了經常項目赤字，1995年達到162億美元，占GDP8.3％，比墨西哥1994年發生金融危機之前的7.2％還要高。
二、為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泰國政府不得不過早開放資本項目、過分借入外債
在一般情況下，當一國經常帳戶出現逆差時，外匯市場會通過匯率水平的自動調整，使本幣貶值，從而降低本國商品的出口成本，增加出口，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但在釘住制度下，由于泰銖匯價被人為固定，失去了對國際收支的調節功能，面對不斷擴大的經常帳戶赤字，泰國政府不得不加快資本市場開放步伐，通過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包括外匯自由化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國外資本大量流入。當時泰國在資本帳戶開放方面，采取了兩項重要的措施，一是開放了離岸金融業務，推出了曼谷國際金融安排(Bangkok International BankingFacilities，BIBF)，在此框架下，泰國中央銀行向15家泰國商業銀行，35家外國商業銀行的泰國分行發放了BIBF的經營許可證，凡獲批準的商業銀行均可從國外吸收存款和借款，然后在泰國(out－in)和外國(out－out)以外幣形式貸款。二是泰國允許非居民在泰國商業銀行開立泰銖帳戶，進行存款或借款，并可以自由兌換。到1996年，泰國資本項目已經基本放開。
為了彌補經常項目的巨額逆差，泰國還大舉借人外債，不僅外債規模迅速擴大，而且外債結構嚴重失衡。1992年泰國外債為396億美元，1996年增加到930億美元，相當于GDP的50％，平均每一個泰國人負擔外債1560美元，其中，短期外債占45％左右。并且，私人部門大量境外舉債，企業與銀行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幣種錯配，而且以外幣短期債務為主，用于本國非貿易部門尤其是房地產的長期投資。當泰國貨幣被迫貶值而利率上升時，債務負擔加重，引發了流動性和清償力問題。
三、釘住制度屏蔽了匯率風險，引起投機性資本大量流入
釘住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由政府提供的匯率風險的隱含擔保。在這一制度安排下，泰國政府為本國企業、金融機構、投資者，以及國際債權人等提供了匯率風險的隱含擔保。由于釘住制度屏蔽了匯率風險，引起投機性資本大量流入。1989年，外國私人資本面向泰國的流出與流入分別在1000億泰株左右，1994年分別達到15000億泰株左右，4年間增加了10多倍。并且，在這些資本中，短期資本占比較大、增長較快，1995～1996年，非居民泰株存款、經由BIBF的企業短期美元借款、股票市場的國外投資等急劇增加。僅從對銀行的債務余額看，1996年底的701億美元債務中就有65.2％為短期債務。
四、大量資本流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形成資產價格泡沫
大量國際短期資本的持續涌入，不斷推高房地產市場價格和股票市場價格，引起資產價格膨脹。1996年，泰國近30％的國外貸款和80％的外國直接投資投放到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上。同時，泰國金融機構還通過國際借貸投資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1997年前后，泰國各類金融機構對房地產市場的放貸占其放貸總額的50％左右，金融類股票占到泰國股票市場的1／3。1993～1996年，泰國住房貸款總額從4700億泰銖增加到7900億泰銖，房地產價格上漲了近400％。
五、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加劇了泰銖貶值預期、加速了資本外逃
1997年，曼谷空置住宅達85萬套，同年2月，曼谷商業區的房屋價格開始下跌，跌幅達到22％。受此影響，泰國股市set指數也由1996年初的1300點跌至1997年6月的500點，跌幅超過60％。
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泡沫破滅的直接后果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急劇增加。1996年6月，泰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達到1兆7800億泰株，不良資產率達到35.8％。1997年8月，國際債信評價機構認為，泰國金融貸款中有25％無法付息，大量企業和銀行無法清償債務，尤其是外債。泰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急劇增加，摧毀了人們對泰國金融體系的信心，增加了市場對泰銖貶值的預期、加速了資本外逃。
六、釘住制度使泰國中央銀行喪失了貨幣政策獨立性，削弱了泰國政府抵御危機的能力
1995年，由于出口大幅下跌，泰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此時，需要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由于泰銖正面臨著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泰國中央銀行被迫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繼續提高利率。當時泰銖存貸款利率平均達到15％，為當時亞洲地區最高水平，超過國際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高利率政策進一步抑制了投資和消費，加劇了經濟衰退，并使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情況進一步惡化，使風雨飄搖的泰國經濟雪上加霜。進一步增加了泰銖貶值的壓力，為國際投機者提供了可乘之機。
七、泰銖保衛戰的失敗引發亞洲金融危機
1996年，由于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泰國經濟形勢急劇惡化，使泰銖面臨著越來越大的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制度，泰國中央銀行通過加大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來保持泰銖穩定，這
為國際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從1997年年初開始，他們對泰銖發起了連續攻擊，主要通過本幣遠期合約和股指期貨合約形成鉗形攻勢。當時，泰國中央銀行曾經表示，“為保衛泰銖而戰，讓投機者血本無歸”。
1997年2月初，國際投資者開始行動，他們向泰國銀行借入高達150億美元的遠期泰銖合約，在現匯市場大規模拋售，使泰銖貶值的壓力空前加大，引起泰國金融市場動蕩。泰國中央銀行動用了2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平息了這次風波，將泰銖對美元的匯率維持在25：l的水平上。
1997年5月7日，國際投機者通過經營離岸業務的外國銀行，悄悄建立了即期和遠期外匯交易的頭寸，從5月8日起，以從泰國本地銀行借入泰銖，在即期和遠期市場大量賣泰銖的形式，突然發難，沽空泰銖，造成泰銖即期匯價的急劇下跌，多次沖破泰國中央銀行規定的波動區間，引起市場恐慌。本地銀行和企業及外國銀行紛紛拋售泰銖搶購美元，泰國金融形勢進一步惡化，泰銖對美元曾經貶值至27:1。面對這次沖擊，泰國中央銀行動用了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同時，還將離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并禁止泰國銀行向外借出泰銖。在此一系列措施干預下，泰銖對美元匯率又回到了25:1的水平上。
6月下旬，受泰國財長辭職的影響，本來就極度脆弱的泰銖對美元匯率猛跌至28:1，泰國股市也從年初的1200點下跌至461點，金融市場一片混亂。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宣布放棄已經堅持14年之久的泰銖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天泰銖對美元的匯率最低曾達到32.6:1，貶值幅度高達30％以上。
泰銖大幅度貶值，不僅給泰國經濟造成重大災難，而且迅速波及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等整個東南亞地區，最終形成了震驚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東南亞地區的貨幣貶值幅度達30％―50％，股市跌幅達30％～6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的1998年，印度尼西亞經濟增長率跌至-13.7％，馬來西亞跌至-6.7％，韓國跌至-5.8％，泰國跌至-9.4％。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就給世界投資者造成了直接經濟損失7000億美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損失的兩倍多。
八、泰國金融危機的教訓
第一、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加快，釘住制度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誘因。(1)在釘住制度安排下，匯率不能通過自由波動實現均衡，本幣被高估時可能導致國際收支危機和貨幣危機，本幣被低估時可能造成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也就是說，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自動調整的方式來化解，就可能以危機的方式釋放。(2)一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決定其對匯率制度的選擇，如果說一個較為封閉的金融市場可與一個較為固定的匯率制度相匹配；那么，一個較為開放的金融市場則需要一個較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在開放經濟中，匯率波動可以提高短期資本流入的成本，減少熱錢的過度流入。(3)一個國家要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應該首先放開對匯率的控制，實行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在匯率能夠自由浮動之前，大幅度開放資本項目，尤其是取消對短期資本流入的管制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穩定的匯率會使國際貨幣投機成為一種沒有風險或者風險極小的事情。(4)釘住制度使中央銀行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削弱了泰國政府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在釘住制度下，隨著資本項目開放，泰國利率水平的變動必須與美元利率變動保持一致，否則，泰銖與美元之間利差的變動導致短期資本套利活動加劇。1993～1994年，泰國出現了經濟過熱現象，中央銀行無法通過對利率政策的調整來穩定物價，因為當時美元利率較低，如果提高泰銖利率，利差擴大將導致短期資本的進一步流入，增加泰國的通貨膨脹壓力。1995～1996年，泰國經濟增長乏力，但由于當時美聯儲提高了美元利率，所以泰國中央銀行不僅不能降低泰銖利率，刺激經濟；相反需要進一步提高泰銖利率，以維持與美元較高的正利差，防止資本外流。
第二、擁有一個穩定的金融體系對于防范金融風險、抵御金融危機具有特殊重要性。泰國的制造業發展較快，但金融市場相對落后，資本市場缺少效率，過度依賴銀行信貸，金融機構的盲目信貸創造了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當泡沫破滅時，金融機構的破產導致了銀行擠兌與恐慌。
2008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環境急轉直下，國內經濟困難明顯增加。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從局部發展到全球，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釀成了沖擊力極強、波及范圍很廣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的影響程度大大超過了1998―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仍為正增長，1998年和1999年全球經濟分別增長了1.9%和2.6%；而此次金融危機期間，占全球經濟比例較高的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已陷入衰退，2009年全球經濟可能僅有微弱增長。根據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在2009年初作出的預測，2009年美、歐、日經濟將同時出現負增長，世界經濟增速將比2008年下降1.5―2.5個百分點左右。
根據近年來的數據測算，中國出口增長率與世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增長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長率將下降5―6個百分點。如果2009年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1.5―2.5個百分點，則2009年中國出口增長率將下降8―15個百分點左右。2008年中國出口增長了17.2%，預計2009年全年中國出口只能實現低速增長，考慮到2009年出口商品平均價格將低于2008年，因此2009年全年中國出口也可能出現負增長。
二、2009年中國經濟可保持平穩適度增長
盡管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的影響程度要顯著大于1998―1999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這次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保增長”的國內條件要好于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積累了雄厚物質基礎，經濟實力、綜合國力、抵御風險能力顯著增強；金融體系總體穩健，財政赤字規模較小，外匯儲備充足，國內儲蓄率較高，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有較大余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形成了較好的體制環境；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居民消費、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有巨大發展空間，擴大內需潛力巨大。
隨著從中央到地方經濟刺激計劃的逐步落實，再考慮到2008年下半年經濟增速基數較低的影響，預計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將呈現前低后高的走勢，四個季度的增長率將在6―7―8―9%區間擺動。
只要2009年中國出口能實現一位數的增長，盡管企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可能并不活躍，但考慮到中央和地方大力“擴內需”的刺激效應，則中國GDP可實現7.5―8.5%左右的增長。
在金融危機對全球實體經濟影響進一步加深的背景下，如果2009年中國出口出現負增長，使企業投資、就業和消費受到較大影響，則中國GDP增長8%的難度將增加。即便如此，只要我們堅持保持增長速度和提高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質量和水平得到提高，則相對于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衰退、全球經濟僅有微弱增長的外部環境而言，中國經濟依然算是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三、擴內需調結構抓改革，統籌兼顧保增長
為了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必須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把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把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把改善民生作為保增長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一）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堅決防止“豆腐渣工程”
要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三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節能減排、自主創新、先進裝備制造業、服務業、中小企業、重大改革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和救助力度。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要足夠、用處要恰當，堅決防止“豆腐渣工程”。要注意準確把握政策導向，按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優勝劣汰的要求，著重緩解和消除發展的瓶頸制約，切實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和加快產品更新換代，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產業競爭力。對于財政支持的建設項目，要嚴格按照項目審批和建設程序辦事，堅決防止“豆腐渣工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要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要支持能夠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的項目，支持在國際分工中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先進生產能力建設，支持內部治理結構完善、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有效引導結構調整。
（二）雖然我們面臨著保增長的艱巨任務，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大方向不能動搖
必須堅持把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有機結合起來。要以增強發展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目標，通過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帶動中間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國內生產能力，形成發展新優勢。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以更大的決心、更多的財力支持教育和醫療事業，優先安排教育醫療發展，財政資金要優先保障教育醫療投入。繼續做好調整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工作，穩定發展住房消費和汽車消費，著力發展服務消費和旅游消費，不斷增強最終消費能力。要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增強三次產業協調性為重點，優化產業結構。著力突破制約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關鍵技術，精心培育一批戰略性產業，加快企業兼并重組、支持重點企業技術改造，提高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發展生產業和生活業，加強鐵路、水利等短缺性基礎設施建設。要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和優化生產力布局為重點，促進區域間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梯度轉移。落實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配套出臺分類調控的區域政策。
（三）推出有利于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改革措施，這既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辦法，也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
[關鍵詞]次級貸款危機 國際金融危機 風險防范
一、引言
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并逐步擴大到我國香港、臺灣地區和韓國、日本。亞洲金融危機給人們帶來的陰影尚未散去，在10年之后的美國爆發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百年不遇的次級貸款危機，美國經濟嚴重衰退，并且華爾街風暴最終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受到嚴重沖擊，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證券市場也經歷了從2007年10月的6124點跌至2008年10月的1665點的最大漲跌幅，眾多投資者遭受嚴重打擊。國際金融危機帶來如此巨大的危害，我們應該認清其本質，找出其根源，從而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防范。
究竟是何種原因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它給世界帶來了哪些影響?我們又應如何應對?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眾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張亦舂(1998)基于內因和外因兩個角度分析了亞洲金融危機的形成，并對亞洲模式進行反思。謝桂蘭(2010)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三大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單一的國際貨幣體系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夏斌(2009)分析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提出機遇與挑戰并存的觀點。余永定(2000)認為要防范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中國必須健全和完善金融體系，保持匯率穩定性和靈活性，加速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調整。鄒瑤琪(2009)和劉曉南(2009)針對如何防范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出了各自的觀點。
學者們對國際金融危機產生原因、對世界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做了細致的研究，本文結合已有研究文獻，首先分析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然后分析它給全世界、尤其是中國所帶來的影響，最后提出我國應如何防范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
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原因分析
本文以2007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為例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原因進行分析。為刺激經濟復蘇，進入新世紀以后，美國金融機構對信用比較低的人提供了大量住房貸款，這類貸款一般稱為次級貸款。金融機構用次級貸款作抵押發行大量債券，從而形成風險巨大的房地產和金融泡沫。2004年下半年以后，美國提高利率，導致大量貸款過期，貸款人紛紛售房還貸，引起房價大跌，造成一系列金融機構發生支付危機直到宣布破產，進而導致實體經濟嚴重衰退。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積極采取救助措施，對金融穩定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針對美國金融危機產生原因，可以從以下四個視角來分析：
1、金融監管缺失
美國歷來主張市場經濟，主張少監管，甚至不監管。這次美國金融監管的缺失，主要表現為對金融常新產品管理過松，尤其是次級貸款；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杠桿率過高，對場外交易的信用違約掉期等衍生產品，既無機構監管，也無標準約束，最終為危機爆發埋下隱患。
2、宏觀經濟政策不當
2001年到2004年期間為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不斷降低利率，導致利率過低，形成房地產泡沫。泡沫膨脹到一定程度必然會破滅。2004年6月起，美聯儲開始轉變低利率政策，到2005年6月，經過連續13次利率調高后，聯邦基準利率從1％提高到4.25％。到2006年8月，聯邦基準利率上升到5.25％，標志著擴張性政策的完全逆轉，這提高了購買房屋的借貸成本，因而產生了抑制房產需求和降溫房產市場的作用，促發了房價的下跌，以及按揭貸款違約風險的大量增加。
3、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體制
美國全國儲蓄率從20世紀80年代的9％左右下降到近幾年接近為零。美聯儲報告表明2008年底美國家庭房屋抵押貸款和信用卡貸款債務合計為13萬億美元，相當于稅后收入的123％。2008年美國財政赤字近5000億美元，債務總額10萬億美元，人均負債3萬美元。貿易赤字連續3年超過7000億美元。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金融危機產生原因部分來自美國通過輸出美元來透支消費的經濟發展體制。
4、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
國際貨幣體系不合理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最重要根源。2008年全球經濟總量為62萬億美元，美國占23％，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但是，用美元作結算貨幣的貿易額卻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各國外匯儲備的60％以上是美元。美元既是美國的本幣，又是國際貨幣；美聯儲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向全世界輸出美元，實質上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銀行。美國發生大量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發放大量美元，卻不受世界監督。美國之所以能夠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放松乃至放棄金融監管，實行低儲蓄、高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歸根到底是因為美國和美元壟斷了國際貨幣體系。
也有學者指出，美國金融危機不僅是技術與管理層面的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金融危機與技術管理層面的問題有關系，但技術層面的因素只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這次危機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而其深層次原因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
三、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
從金融方面來看，我國的金融機構雖然受到了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但由于我國的金融體制、銀行制度經過改革，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質量比過去大大提高，加之我國政府對金融活動較為嚴格的控制和較為有效的管理。因此，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系統的破壞還不是非常嚴重，我國的金融系統運行良好。
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實體經濟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由于我國加入WTO后已經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而美國則是我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美國的金融危機及經濟衰退，導致財富縮水，居民消費減少，企業投資下降，導致進口減少，進而對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制造業出口產生重大影響，而出口下降又導致整個制造業生產的萎縮。在我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地區，特別是廣東和浙江等地，由于外需的萎縮，很多企業的經營已十分困難，不少企業已經倒閉或面臨倒閉。作為制造業大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不僅是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更為嚴重的是導致勞動崗位大幅度減少，失業率上升，就業困難。
四、國際金融危機的防范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已超過2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比例超過三分之二，與全球經濟聯系緊密。因此，在防范國際金融危機時，要樹立世界眼光，從國情出發，在綜合分析、準確判斷的基礎上，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近幾年全球經濟一直處于低速增
長的狀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但與此同時，也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難得的歷史機遇。一是擴大內需，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二是外匯儲備充足，全球物價較低，有利于更好地運用國外戰略資源；三是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有利于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改革。
2、改善社會資金結構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應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今后的金融體制改革，除了推進金融企業綜合經營外，最重要的是擴大直接融資，改善社會資金結構。具體措施有：規范股票市場發展，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基金市場。
3、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國際收支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由于對外經濟活動而產生的國際貨幣的收支，為支付進口貿易、償還外債本息、防范投機性攻擊、穩定外匯市場，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我國外匯儲備較多，有利于我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但適當壓縮外匯儲備并合理使用，既可提高我國資金使用效益，又可防止人民幣升值。因此，外匯管理應從“寬進嚴出”改為“寬嚴適度”，爭取實行貿易項目下意愿結匯，推進國際資本有序、雙向、有效流動，使外匯儲備保持在一個合理水平。
4、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而使人民幣國際化，已成為世界關注的問題。實現人民幣可兌換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經常項目可兌換；第二步是資本項目可兌換，這需要我們放寬對境外企業在中國直接投資的限制，逐步開放金融業；第三步是解除外匯管制，實行人民幣可兌換，這還需要解決許多管理技術方面的問題；第四步是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要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就要使人民幣要在全球的貿易計價結算中、在全世界外匯儲備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5、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我國經濟、金融越來越開放的背景下，我們更應該以更為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加強與發達國家合作，防范國際金融危機于未然。
五、結論
本文以2007年美國次級貸款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例，分析了國際金融危機形成原因，對我國經濟、金融所帶來的影響，并結合當前經濟形勢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防范措施。由于全球經濟發展迅速，經濟環境不斷發生變化，因此本文所做分析及結論只是針對當前經濟形勢，若全球經濟環境發生變化，則國際金融危機及其防范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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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謝桂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產生三大原因分析[J]．湖南社會科學，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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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永定．中國應從亞洲金融危機中汲取的教訓[J]．金融研究，2000(12)．
[5]鄒瑤琪．論國際金融危機及防范[J]．商業文化，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