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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問題賞析八篇

發布時間:2023-09-24 10:44:12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區域經濟問題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區域經濟問題

第1篇

【關 鍵 詞】區域經濟史/方法論/學科體系/現實意義

近20年來,國內外區域經濟史研究異軍突起,日益受到史學界的關注。特別是區域經濟個案研究成果頗豐,但對于區域經濟史理論規范的探索,還顯得比較薄弱。本文擬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對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發表一些看法,以求教學術界。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堅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澳觇b”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宋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論

任何的都涉及方法論,可惜在區域史的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外圍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推翻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保ㄗⅲ褐烊鹞酢⑿旖ㄈA: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四、現實意義

作為學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第2篇

【關鍵詞】城鎮化;區域經濟;問題;發展

現如今的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不僅優化了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況,更是加快了城鎮化的進程。而在城鎮化的推動下,城市與鄉鎮的經濟差距逐漸縮小,鄉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普遍的提高。同時,城鎮化還使得我國的經濟開始走向平穩,不再是城市經濟遠遠高于其他地方,改變了以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并且,我國的城鎮化是一個現實而穩定的發展過程,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已然變得較為成熟,對國內整體經濟的發展起著最為核心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國的城鎮化整體進程,在時代的不斷發展當中,也出現了一部分問題和不足之處,尤其是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發展狀況,成為了干擾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一部分區域的整體城鎮化進程相對較快,而其他部分的則相對較為緩慢,但是它們的經濟制度往往是相同的。于是,不同區域內的工資狀況也出現了偏差,高經濟地域內的消費水平往往較高,相應的工資水平也十分高。但低經濟區域內,不僅工資較低,而且與高經濟區域有著明顯的經濟差異。并且,不同地方的經濟地域,往往會相互模仿彼此的經濟體系,比如有的地域內房地產經濟十分流行,而且較為火熱,整體的經濟姿態較高。而其他區域也會相應的進行模仿,著重發展房地產經濟,但是很快便發現房地產經濟根本不適合當地的實際狀況,難以獲得有效的發展。因而當地的經濟發展速度便迅速下降,區域經濟也不再那么明顯。

一、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現象分析

(一)城鎮的人口不斷上升

在國家大力推動城鎮化的發展之后,我國城鎮的人口迅速上漲,停留在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急速銳減,一些時候,鄉村幾乎成為了無人問津的區域,整體的發展走勢十分艱難,而經濟的發展速度也較為緩慢。雖然鄉村也面臨著城鎮化的機遇,但是其經濟基礎十分的差,無法在短時間內迅速提高自身的經濟水平。同時,很多鄉村盲目的進行城鎮化發展,開始學習城鎮化內的一切經濟模式,但是城鎮的經濟模式開展,需要有較高的經濟基礎支撐,失去了經濟基礎,所開展的經濟模式已然沒有絲毫的意義。并且,鄉村的經濟發展需要打造出自己的特色,如果盲目一味的跟從城鎮的經濟體系,不僅換不來經濟的有效提升,還會使得整體經濟質量迅速下降。城鎮化之后,城鎮的人口迅速上升,他們無疑是城鎮區域經濟的帶動者。有了人口的擴張,城市的消費水平獲得了整體的提高,所形成的勞動力系統也更加的龐大。但是其中也產生了一定的問題,比如經過城鎮化的不斷擴大,很多地域內的基礎公眾設施已然難以滿足人口增長的實際需求,而且如醫療一類的公眾設施,首先都必須有一定的經濟作為基礎,伴隨著人口的增長需要進行迅速的擴張,但是公眾設施是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無法在短期內實現迅速的優化,因而給國家的公眾服務形成了很大的壓力。

(二)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

城鎮化的開展,無疑推進了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同時縮短了城市經濟與鄉村經濟的距離。但是,城鎮化的開展,卻是片面性的,不同區域內的城鎮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而對于這些城鎮化內容,如果不能加以合理的優化,將會影響到整體的經濟發展效率。比如,以北京、上海一類的城市為例,他們的城市化水平已然具有相當高的水準,而周邊的小鄉村也在城市化范圍的不斷擴大中,被完全的覆蓋,成為城市的一部分,整體的經濟也迅速涌入飛快的發展狀態中。但是,依舊有一部分山區的鄉村,由于距離城市相對較遠,它們的發展速度十分緩慢,即使在城鎮化進程的引導下,整體的發展速度也并沒有較大的提升。而且,這些鄉村的經濟發展,不同于其他區域內的鄉村,它們無法找到較多的消費人群,而且其中的青壯年往往都選擇了進入城市打工,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殘,他們的勞動力十分的低,根本無法迎合當前時代經濟發展的主體需求。而且,城鄉一體化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以經濟特色作為基礎,如果鄉村的城鎮化進程,始終跟隨著城市的步伐去走,并不會有太大的突破,整體的經濟效益也只能保持較低的水平。

(三)區域經濟片面化過于嚴重

在城鎮化的迅速發展當中,衍生出了相當多的區域經濟,區域經濟是我國著重發展的經濟內容之一,但也是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表現。我國的區域經濟,指的是一部分經濟基礎較為優秀的區域,在城鎮化的沖擊下,得到了相當迅猛的發展,融入了城鎮化當中。而很多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區域,即使有了城鎮化的引導整體的城鎮化水平也并不是那么優秀,該片區域無論在經濟水平上,還是在經濟質量上,都與經濟實力較厚的區域,有著明顯的差距。同時,國內城鎮化的進程,不同區域內的發展速度也是不同的,很多城鎮的發展速度十分緩慢,經常難以適合當前時代的具體需求。而且,城鎮化拉近了城市和鄉鎮的距離,但是所表現出來的經濟卻是一種區域化的狀態,僅僅是一部分區域內的經濟水平差距被縮小,而與其他地域的城鎮化經濟水平卻有著本質上的區域。這也是導致當前城鎮化進程十分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優化策略探討

(一)加快^域經濟改革步伐

伴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的區域經濟得到了全面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有了整體性的提高,并且相當多的經濟主體已然走出了國門,開始走向世界。但是當前區域經濟也面臨許多的壓力和挑戰,尤其是國外企業,直接對國內經濟形成了直接的挑戰,如果無法對這部分挑戰加以合理的應對,將會整體性的影響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為了改善這樣的狀況,我國可以在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加快區域經濟的改革步伐,迎合當前社會的實際發展需求,形成最為科學實際的經濟發展體系。在區域經濟的改革上,我國可以重點選擇一些內容進行優化,尤其是區域經濟內的經濟特色,大力建設基礎的公眾服務設施,使得人們的基礎生活水平得到有力的保障。對于不同的區域經濟而言,如果沒有區域經濟的特色可言,十分容易被社會所拋棄,整體的城鎮化經濟發展水平也會迅速的降低。為了形成區域經濟的特色,政府應當著重分析當地的實際經濟狀況,選擇最為合理科學的經濟內容,比如基礎的餐飲和旅游經濟,并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創新,進而使得區域經濟的整體效益獲得全面的上升。在區域經濟的改革過程中,政府應當起著引導的作用,而不是完全的進行管理。同時,區域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政府不應該過于著急,而應當嘗試給予區域企業一些發展的契機,使得整體的經濟水平得到全面優化。

(二)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雖然縮小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經濟差距,但是僅僅針對部分區域而言,有相當多的區域,整體的經濟走勢并不是那么完善,經常與其他城鎮化區域有著明顯的差距。而且城鎮化的整體水平,在不同的區域所表現出來的狀況也是不同得,一部分區域內的城鎮化水平較為優越,而另一部分的城鎮化水平則十分的低下。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距,與這些區域之間沒有較好的聯系有著最為直接的關系。對于城鎮化而言,它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國內經濟的平穩運行,使得我國的經濟狀態處于較為優越的狀況。同時,它也是縮短城鄉經濟差距的主要措施,能夠直接影響到城鎮化經濟的最終質量。但是當前的狀況卻表明,城鎮化的經濟體系十分的不健全,經常難以迎合當前時代的具體需求,并且不同區域間的城鎮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為了較好的改變這樣的狀況,政府應當嘗試加強這些區域之間的聯系,使得它們能夠對彼此的發展歷程形成一定的認知,并從中相互學習彼此的經驗和成長技巧。同時,城鎮化雖然是一個整體性的大工程,但是對于不同地域的效益是十分不同的,如果采用的引導策略和方法過于統一,將會整體性的影響城鎮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也不利于區域經濟的自我發展。為此,政府應當根據不同的區域,選擇最為完善的經濟優化方法,進而實際科學的提升當地的經濟水平,使得國內的經濟呈現較為良好的發展狀態。

(三)給予鄉村較多的政策引導

當前國內的許多鄉村,雖然十分想要迎合城鎮化的發展趨勢,獲得全面的發展機遇,但是并沒有良好的經濟基礎,而且很難建立獨特的經濟特色,發展起來十分的不容易。于是,很快便與其他城鎮化后的鄉村有了明顯的差距,整體的經濟發展也出現了較多的問題。為了改變這樣的狀況,我國政府應當給予鄉村較多的政策引導,并對其中的經濟體系進行優化和完善,使其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能夠滿足當前時展的具體需求。同時,對于鄉村勞動力過于缺少的狀況,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福利政策,鼓勵大學生下鄉,從而通過新知識分子的力量,實現對鄉村經濟的進一步優化。此外,對于鄉村內的發展,政府不可以鼓勵企業一味的模仿周邊的城鎮,畢竟城鎮有著一定的經濟特色作為基礎,而鄉村的經濟,如果完全的按照城市M行發展,將會影響最終的城市建設質量。

結束語

總而言之,城鎮化后的區域經濟發展,雖然獲得了一定的優化和發展,但是整體的進程并不是那么完善,依然出現了較多的經濟問題。而我國必然需要對這些問題和挑戰,采取最為合適的經濟政策和實踐策略,最為實際的提升區域經濟效益,進而促進城鎮化經濟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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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欣先. 山東城鎮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 現代商業. 2013(06)

第3篇

關鍵詞: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對外開放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economy develops, the reg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henRuXing research, from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structure, 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y since the mai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through the problem ar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to some extent, promote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county economy to the virtuous cycl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underdeveloped reg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y structure to the world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大力發展縣域城經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城鄉、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也是逐步解決城鄉二元結構長期東部沿海地區發展較快,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水平低,這就要求中西部欠發發達的地區找到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發揮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把縣域經濟搞上去。

一、經濟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經濟發展水平低,整體競爭力弱??h域經濟一般指在縣域行政區間范圍內或其經濟空間的一種區域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縣域經濟有了較快發展,但是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迂腐是從經濟總量還是財政收入和整體競爭力上,都與東部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

2、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依然滯后。一直以來,經濟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中的突出問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產業及產品結構升級緩慢。一般說來,中西部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都比較高,而在第一產業中,傳統種植業仍然占據較大比重,優質高效農業、農業、生態農業近幾年雖然有所發展,但占經濟問題的畢生很??;第二產業優勢不突出,工業基礎薄弱,工業化水平低,規模經濟及現代高科技企業少之又少,缺乏技術含量高或市場占有率高的拳頭產呂,第三產業近年來比重有所提高,但是受第一、二產業現狀的制約,仍以傳統服務業為主,缺乏現代商流、物流、信息流等現代服務業。

3、經濟自主乏力,縣級轉正運轉困難。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自主增長乏力,主要表現:一是縣域投資面臨困境。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相對東部豐富,但由于生產要素水平低,基礎設施落后吸引外資能力差,社會投資總額低。二是縣域工業發展水平低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h域工業大多數是一些傳統工業,粗加工產品多,精加工產品少,大眾產品多,名牌產品少,市場活力明顯不足。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落后的直接表現就是地方財政困難,縣組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財政收支缺口過大,導致地區人居環境差、待遇低,不僅難以吸引資金和人才,反而使本地人才大量外流。

二、推進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對策

1、以現存資源為依托,開展錯位競爭,打造特色產業。無數實踐證明,一個地區競爭優勢的的獲得關鍵在于自身優勢的認識和把握。因此,落后地區發展縣域經濟的戰略決策中,應始終注意自身的比較優勢。我們要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確立主導產業,實行重點開發,在資源優勢中培育地方特色,在傳統產品中篩選品牌,打造獨具特色的戰略產業和名牌產品。通過提倡一縣一業、一鄉一品,堅持一業為主,多元互補,進一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要根據地區的特點,充分利用生態環境好、氣候獨特的優勢,發展特色農家業,積極開發綠色食品,創自己的品牌。打造特色產業一定要破除照搬模仿、盲目跟風、粗放加工的觀念誤區,樹立“不求其多,但求其特”,“不求其全,但求其精”的特色經濟新理念,提高特色經濟的競爭力,使特色經濟產業化、規?;?、品牌化、上規模、上檔次、出效,從而帶動整體縣域經濟實現大發展。

2、以轉移農村勞動為為突破口,解決“三農”問題。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必然會引發農村勞動力由傳統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無以倫比已成為解決“三家”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發展縣域經濟的關鍵所在。實踐證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成軾轉移不僅可以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穩定農村社會秩序,同時還可以培育一個新的較高層次消費群體,發對發展縣域經濟具有積極的意義。目前很多縣政府已經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列入到議事日程,其主要做法是采取“標本兼治”的方針。“”治標“,冰是現組織好勞務輸出,通過加強勞務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職業技能。文化素質較低是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原因,勞動力文化程度越高,轉移到非家行業就業的比例也越高。同時通過鼓勵農民外出務工,使農民增長見識,開拓視野,學到技術,積累資金,為人口城鎮化建設準備物質條件和思想條件?!敝伪荆褪沁M一步加大城鎮化建設力度,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有序轉移。要做好縣域和中心城鎮的民黯然規劃和建設,鼓勵民間資本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參與城鎮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加強縣級工業崁區建設,提高縣域產業聚集度。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增強城鎮綜合服務業,積極引導農民進鎮人區,發展餐飲、商貿、旅游、交通運輸等服務業,完善城鎮功能,發揮小城鎮地域性經濟、文化、商貿中心作用?!叭r”問題的關鍵是農民問題,只有湖海農民,把農民問題解決了,縣域經濟才會健康快速發展。

3、優化農業內部結構,建成優質農副產品基地。在農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上,要發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實現由單一的種植型農業向種植、養殖、加工并進的復合型農業的飛躍。在種植業結構上,調整市場前景好經濟效益好、有發展前途的經濟作物、飲料作物種植比例,大力發展高經濟作物。在養殖業結構上,穩定畜禽生產,大力發展優質牛羊業,養殖業的內部結構調整要適應市場需求,不能盲目發展,在上一人項目前應做好市場調查。在油、瓜、果等區域特色農業。在農副產品渾圓工方面有所突破,走產加銷、貿工農一體化的發展道路,實現農業的立體發展。近年來朝陽縣非常重視農業產業化基地在發展壯大,必將為農業的展起到推動作用。

4、加大對外開放,利用好版次。目前東部地區經濟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土地、人力要素成本大幅上升,東部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了降低成本,開始大量西進尋找商機。欠發達地區要在東部產業轉移中搶占“地利”先機,盡可能引進更多的東部民間投資。落后地區由于缺乏資金,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須對外開放。在招商引資

引進項目上,要杜絕追求短期經濟效益、急功近利破壞環境、浪費資源犧牲子孫后代利益為代價求得眼前發展和一進繁榮,堅決防止重復建設、低水平擴張、粗放經營等短期行為,樹立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增長。

5、縣域經濟發展的投資環境亟待優化。相對于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還存在發展環境尚待優化的問題。一方面,體現在經濟“軟環境”上,縣域軟環境建設要向“執法就是罰款,管理就是收費“、”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等機關頑癥痼疾開刀,從改善行政環境、法制環境、信用環境和服務環境著手,以建立服務型政府為目標,使經濟發展的軟環境顯著改善。要切實搞好縣鄉機構改革,真正轉變政府職能;要依法行政;依法治縣;盡可能地湖海行政審批與收費;要打擊各種違法亂紀、違法經營、黑惡勢力等。這樣,縣域經濟”軟環境“改善才會有可觀的前景。另一方面,經濟的”硬環境“也亟待改善。要加大硬件設施的投資力度,加大對道路、能源、、水足、電足,為項目建設創造必要的硬設施。這樣才能留住資本、留住企業、留住人才,從而促進欠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走向良性循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第4篇

論文提要:經濟景氣研究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近百年的歷史,已成為世界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監測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近十幾年來,我國景氣指標的相關研究累積了大量經驗,并逐步建立了我國的景氣指標體系,用其監測分析我國經濟波動。然而,對我國區域宏觀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我國地域廣闊,區域經濟有很好的多樣性,所以對區域宏觀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相關理論研究及其意義

經濟景氣研究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五個階段,已經有了大約近百年的發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數階段,該指數是由13項監測指標根據時間差異關系分別編制的。包括與股票市場有關的“投機指數”、與商品交易市場有關的“商情指數”,以及與金融市場有關的“金融指數”。該指數不僅能夠指示景氣動向,而且能夠超前預報;第二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形成階段。1937年密切爾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個經濟指標的時間序列,選擇了21個指標構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報告“循環復蘇的統計指標”,預測出了經濟轉折的時間,并被后來的實際經濟波動所證實;第三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發展階段,這階段對擴散指數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國際化階段,20世紀七十年代,NBER和穆爾的國際景氣研究中心將經濟景氣方法用于監測分析國際經濟波動,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個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監測指標體系;第五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創新化階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氣指數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氣指數方法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

景氣研究思想在不斷開拓創新,實際應用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監測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相關的研究工作,近十幾年我國景氣指標的相關研究累積了大量經驗,并逐步建立了我國景氣指標體系,用其監測分析我國經濟波動。

美國的次級貸款危機無疑是當今全球經濟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到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有的經濟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無疑成為監測的重點,我國地域廣闊,區域經濟有很好的多樣性,加之對我國區域經濟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所以對區域宏觀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一方面我國相關理論的研究存在不足之處,盡管景氣指數方法在國外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在我國理論發展還相對落后,缺乏理論創新。本文試圖從景氣循環指標體系的領先、同步、滯后指標的模式中將先行指標分離出來,對先行指標和先行指數進行研究,對景氣循環方法的深層次研究以得出較為適合的區域經濟特性的先行指標體系;另一方面提出將以一個區域經濟數據為背景來建立實證分析,構建出區域經濟運行監控的先行指標體系,對省一級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協調經濟發展、保持經濟快速平穩運行、避免出現較大波動有實際指導意義。本文對國內外景氣指標體系構建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充分地研究,對我國舊先行指標體系進行了必要的參考,旨在建立一套適應當前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的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本文對指標序列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進,在指標篩選方面力求更符合區域經濟特性,對經濟波動更敏感。

二、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的指標選取

區域經濟先行指標的選取一定要切實結合區域經濟的特性。由于我國傳統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國各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區特色的經濟,包括金融外貿服務型、農業加工和能源礦產型等等各種類型的經濟。在早期已經研究的經濟指標體系下,還要著重考慮能反映區域經濟特性的經濟指標。

除此之外,選取指標的原則包括:1、先行性。所選指標對GDP有明顯的先行性,其變動先于基準循環指標,能夠在一個比較早的時間顯示、預測總體經濟波動,對GDP的變動有一定的導向性。2、經濟重要性。與基準指標之間的先行關系有重要的經濟原因,能夠引起經濟活動的波動,表現經濟主體的預期,對經濟活動的變化調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趨勢必須領先于基準指標,并且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具體來講,與基準循環波動相比,先行指標的趨勢變化至少領先3個月,并且表現為兩次以上的單向引導關系。4、數據質量。統計覆蓋的序列口徑寬廣,盡可能覆蓋經濟重點部門的指標序列,數據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礎上編輯,數據及時易得,無間斷,無頻繁修正。

指標的篩選原則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統計體系及統計方法的不斷完善,統計的種類越來越多,統計指標的數目也日趨龐大,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信息資源。其中,影響景氣波動的不僅有產業的活動,還包括就業、金融、財政、消費、物價、庫存、貿易等領域的廣泛的經濟活動,因此收集數據時應盡量包含這些領域。

從大量經濟指標中選擇景氣指標還應考慮到以下幾條基準:(1)經濟上的重要性;(2)統計上的充分性;(3)統計的適時性;(4)與景氣波動的對應性。經濟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選指標在景氣的把握上是特別重要的,并且代表經濟活動的一個領域,所選指標合起來代表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統計上的充分性是指該指標是月度(或季度)統計數據,并且數據區間較長、較完整、覆蓋面大、可信度高;統計的適時性是指數據能及時定期地統計上來,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個月(季度)內即能使用;主要參照以下標準:(1)指標跨越的時間盡可能長,一般時間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環。但根據具體情況,可以適當縮短跨越時間長度的要求;(2)先行指標的峰值比基準循環的峰值先行至少三個月以上;(3)各個先行指標的特殊循環與基準循環接近一一對應,且在最近的連續三次循環中,至少有兩次循環的峰值保持先行三個月以上。通常,指標體系是用于監控實際產出的周期性波動,為此要盡量采用指標的不變價序列。三、指數的合成及檢驗

經濟景氣指數是綜合反映社會經濟變量波動的相對數,具有簡潔性、直觀性的特點。經濟景氣分析就是利用經濟景氣指數將不同數量的社會經濟現象加以綜合度量,進行動態比較的一種綜合分析方法。經濟景氣指數從最初數據篩選到最終指數合成,編制過程較為復雜。初選指標組確定后,要進行基準循環模式的確定、基準指標的選取和對指標初步分類等工作。對季節性明顯的指標序列進行了季節調整去掉季節因素,通過比值求出指標的增長率序列,然后進行第二次調整去除不規則因素,得到景氣指標增長率序列組。合成指數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氣變動的轉折點,還可以把握景氣變動幅度的相對大小,并給出數量標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數。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國商務部的合成指數計算方法,并使用等權。通過K-L信息量法、時差相關分析法和峰谷對比分析法,對指標增長率序列組進行篩選、分類,確定出景氣指標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終選組。

先行合成指數用來預示未來經濟運行軌跡的變動趨勢;一致合成指數用來反映當前經濟運行方向和運行力度;滯后合成指數用來最終確認經濟循環的轉折點和經濟運行的某一狀態是否開始或結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數曲線和GDP增長率進行比較,以檢驗合成先行指數的先行預測效果,并且可以通過實際應用對各合成指數的效果進行檢驗,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斷對其進行調整和改進。

四、結論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在經濟景氣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區域先行指標體系,但我國較薄弱的數據基礎給合成指數的編制帶來困難,加上我國的統計體系還不完善,統計的范圍還不夠廣泛,統計數據的時間長度也較短,統計口徑經常調整。再者,在指標合成過程中的一些技術細節有待改進,比如時差的測定數據平衡性檢驗等方面。

合成指數所使用的指標都是經過季節調整,去除了季節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序列,增長率循環分析仍是景氣分析的主要方式。區域經濟政策作用具有不確定性,給經濟景氣分析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最后應該指出,經濟指標的循環特性是不斷變化的,同時,統計數據采集方法也在不斷調整。指標體系使用過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標的先行穩定性,及時對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和修訂。

區域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區域宏觀經濟走勢,增強區域經濟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適應各區域經濟管理所需要的經濟景氣指標監測預警體系并定期對其進行調整和完善。在借鑒國外先進的研究經驗的同時,如何使區域景氣指標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關研究、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及時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實用性、科學性和先進性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后續的努力,最終使完善的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為經濟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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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關鍵詞:稅收負擔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直接稅間接稅

在諸多稅種當中,所得稅能夠很好地起到調節經濟的作用。不同地區的人民收入發生變化,購買力就會發生變化,也就會影響地區的經濟發展??梢杂檬杖胄獊碚f明稅收的這種作用。這里的稅制結構是指稅收制度中稅種的構成及各稅種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主要是指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例關系。以稅負能否轉嫁為標準進行劃分,即凡是稅負能夠轉嫁的稅種,歸屬于間接稅,凡是稅負不能轉嫁的稅種,歸屬于直接稅。一般認為,所得稅和財產稅屬于直接稅,商品課稅屬于間接稅。以直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由于采用累進稅率,可以很好地貫徹稅收公平的原則。以間接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有利于組織財政收入,但不利于實現稅收的公平原則。下文考察韓國宏觀稅負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并探討其對我國的啟示。

韓國稅收負擔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

(一)韓國直接稅和間接稅分析

首先是韓國的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例。從圖1可以看出韓國的直接稅所占比例大于間接稅所占的比例,且呈增加的趨勢。直接稅具有不易轉嫁的特點,具有良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

其次,分析韓國企業所得稅情況。圖2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韓國企業所得稅的納稅情況,從圖2可以看出,首爾廳的稅收收入優勢明顯,然后是中部廳、大丘廳和釜山廳,大田廳和光州廳最差。這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是相適應的,首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廳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廳所在的大丘地區和慶北地區;釜山廳所在的釜山地區、蔚山和慶南地區。最差的就是大田廳所在的忠清道地區和光州廳所在的全羅到地區。企業所得稅是直接稅,且韓國的企業所得稅是累進稅率,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再看韓國的個人所得稅的情況。圖3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韓國個人所得稅的納稅情況,從圖3可以看出,首爾廳的稅收收入優勢明顯,然后是中部廳、大丘廳和釜山廳,大田廳和光州廳最差。這與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是相適應的,首爾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廳的仁川和京畿道;大丘廳所在的大丘地區和慶北地區;釜山廳所在的釜山地區、蔚山和慶南地區。最差的就是大田廳所在的忠清道地區和光州廳所在的全羅到地區。個人所得稅是直接稅,且韓國的企業所得稅是累進稅率,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最后,分析韓國的增值稅情況。圖4表明了分年度分地區的增值稅的納稅情況,從圖4可以看出,除了首爾廳的收入相對明顯外,其他地區的增值稅收入基本都差不多。因為韓國的增值稅是消費型的增值稅,且增值稅是間接稅,調節收入的作用不明顯。

圖5表明了2004年韓國分道(?。┖蛷V域市(直轄市)的企業所得稅納稅情況,也是和韓國的經濟發展情況相適應的,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韓國的地方稅主要是由財產稅制組成的,屬于直接稅,也具有很好的調節收入的作用,如圖6所示。

(二)韓國企業所得稅分收入規模納稅情況分析

表1表明了韓國企業所得稅分收入規模納稅情況,把韓國的企業按照收入分類,分析一下到底是高收入的企業群繳納稅收多,還是低收入的企業群繳納稅收多。

從圖7可以看出收入高的企業群繳納的稅收明顯高于收入低的企業群。

本文依照收入規模進行分類,以100億韓元為標準,分為以上部分和以下部分,分析是高收入的企業群納稅多,還是低收入的企業群納稅多。結果發現,1000億以上法人企業納稅總額占全部納稅額的79%,1000億以下法人企業納稅總額占全部納稅額的21%。高收入的企業群多納稅,符合稅收的公平原則。1000億以上法人納稅人數卻只占總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數的1%,而1000億以下法人納稅人數卻占總的企業所得稅納稅人數的99%,少數富裕的企業群繳納了大部分的稅收,說明韓國的企業所得稅起到了很好的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進而也能起到調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作用。

優化稅收制度以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在增值稅方面,目前我國所實行的是不分地區經濟差異、統一稅率的生產型“增值稅”,經濟落后的西部地區稅負遠遠高于東部地區。西部地區歷來是我國的重要原材料基地,主要是資本有機構成高的大中型企業,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嚴重制約了西部企業的資本積累和技術改造,導致粗放經營,生產效率低下,經濟增長乏力。另外,以農產品初級加工和資源開發為主的西部地區,增值稅稅負明顯高于東部地區。我國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在西部地區客觀上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如果把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西部地區能從中得到更多的稅收抵扣,也符合國家的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

我國也應當考慮遵循國際趨勢、再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的必要性。筆者認為,在拓寬稅基的基礎上,采用累進的所得稅率,既能發揮企業所得稅制度的財政功能作用,又可以使企業所得稅真正成為重要的經濟政策工具,在整體上降低我國的企業所得稅負擔,提高企業的競爭和發展能力,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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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一體化的歷史。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僅僅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從生產活動到資本運動再到生產要素的移動都突破了國家的疆域,實現了國際化。

在這種國際化的浪潮中,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化的重要表現。這種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最初起步于二戰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現于西歐,隨后,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區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將我們的時代概括為“一體化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這個炙手可熱的舞臺上,跨國公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隨著一體化進程而迅速壯大。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的發展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2003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與出口競爭力》披露,主宰全球經濟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

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跨國投資、經營和管理的組織載體和國際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經濟生活國際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聯系各國經濟的傳統渠道,如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對下降。因此,不論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是從某一地區來看,跨國公司都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旨在加強區內各國間分工與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國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

縱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條極為有趣又極為重要的線索:現代世界的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生產一體化和宏觀層次上的國家政策協調一體化導致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層次上的一體化的統一。前者可以稱為功能性的一體化,后者可以稱為制度性的一體化。

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導向型的一體化,指的是以跨國公司作為主導力量而推動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鐕纠玫貐^區位優勢可能帶來的規模效益進行跨國界的投資生產等活動,它的這些活動必然會對該區域內的國家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促進和加強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這種跨國公司導向型的一體化是企業行為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客觀結果,是功能性的一體化,而不是由政府行為造成的。

而所謂宏觀層次上的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是指地區內各國政府間在政策上通過協調,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推動成員國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狀態。這種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人為地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甚至制定統一的對外關稅,來實現各個成員國之間貿易、人員、資本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達到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目的。這種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機構的一體化先于實際的企業生產一體化。

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這兩種推動力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能促進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的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的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向前發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過跨國公司運作的跨國商業一體化和地區性經濟一體化之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組織,是通過自身的行為和市場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通過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來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而政策協調導向型的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的范疇,是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簽訂協議為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在本地區的流動和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合作與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都是二戰后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隨著這兩種現象的繁榮發展,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對這兩種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鄧寧撰文稱,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嘗試將這兩種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系統的分析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資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夠的。

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它的行為在客觀上必然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那么,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究竟如何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跨國公司的行為又是通過哪些渠道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產生影響的呢?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生產一體化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國內部的社會分工超越國界向縱深和廣闊方向發展的產物,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分工主要是宗主國與殖民地、工業國與初級產品提供國之間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二戰后的國際分工隨著國際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擴展。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配置、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合成為“不可分”資源、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并將國家間的生產分工和協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經營活動,引起世界各國生產、交換、分配等各方面經濟聯系的不斷融合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進入了復合一體化階段。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進行細分,如研究與開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加工、裝配和財務等,并將不同的生產經營職能配置在公司整體需要且最能發揮作用的國家或地區,形成跨國界的價值鏈。設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執行整個公司的某項或全部職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跨國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個層級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結構。例如,美國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車在歐洲的生產組織情況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網絡化生產,歐洲福特公司設在英國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別生產充電器、配電器、儀表盤、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絕緣器等;在比利時亨克生產車身部件、車輪;在德國維爾弗拉特生產變速器、引擎;在科隆生產車身底盤;在法國波爾多生產變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和德國薩爾路易進行組裝,產品主要供應歐盟市場。不僅如此,福特公司還逐步將其部分研究設計、人員培訓等職能配置在不同國家,建立起復雜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

由此可見,戰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全球范圍內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國公司的并購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因為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國的貿易壁壘等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不同地區設立了生產機構。這種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和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戰后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就和西歐跨國公司在本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有著密切聯系。以英國、德國為例:1962年~1988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976年的15.8億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億馬克。與此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年~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18.5%,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6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24.41億英鎊,198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

正是這種跨國公司的區域內部的交叉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國家間分工轉化為企業內分工,加深了區域內各個經濟實體之間的協作的依賴,為日后政府間簽訂經濟一體化條約提供了內在的經濟凝聚力。因此,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部的直接投資對該區域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促進區域內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

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制約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隨著企業跨越國界的擴大經營,區域內相互投資增加,貿易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國際區域內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歐盟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在歐盟內相互投資的增加,歐盟內部貿易額也持續增長。有資料顯示,歐盟內部貿易額占當年貿易總量的比重逐年擴大,從20世紀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幾乎翻了一番。

4.跨國公司對區域內的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

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規模經濟僅僅是形成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而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則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鐕緦|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區域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國公司的發展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而當代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正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外在動因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擴張,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他經濟組織。目前,跨國公司已控制超過40%的世界生產和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90%,其貿易量超過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壟斷了75%的國際技術貿易,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勞務領域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然,今天的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貿易、制成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因此可以說,今天國際市場競爭已經主要體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日趨激烈的競爭,使一些經濟實力薄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國際市場上的劇烈變化。因此,它們一方面要組建本國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與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結成聯盟,彼此協調。那些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保持其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優勢,也需要聯合中小國家的力量,協調行動。

四、結論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規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國際化、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深化了區域內市場、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通過這一系列的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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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湯碧文:歐盟進程: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思考[J].對外經貿實務,2004(4)

第7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政策機遇;轉型調整;對策研究

一、前言

統籌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尤其是區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標準與原則。從2010年開始,中國經濟逐步邁入新常態階段,具體表現為經濟增速的換擋、經濟結構的轉型、經濟渠道的轉變三個層面,實現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我國各級政府應對經濟新常態、適應經濟新常態、引領經濟薪酬的關鍵性保障。從經濟新常態的外延來說,經濟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將在中長期處于一種轉型期,表現在經濟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長期“L”走勢和短期“W”走勢。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各區域經濟應該如何促進經濟的平穩、有序、可持續發展,并實現與周邊區域經濟體協同發展,是各級政府應該充分思考的命題。本質重點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機遇與主要挑戰進行分析,探究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這對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較大的理論價值與較強的實踐意義。

二、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機遇

1.國家層面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理念、手段與路徑

隨著經濟邁入新常態,中央及時的調整以往關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基本部署,不斷提高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戰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臺上有著明確的引導傾向,具體表現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徑等方面。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理念上,強調要將以往的以單個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區域協調發展轉向省市聯動合作協同發展,構建長江經濟帶、中原經濟區、“一帶一部”等區域性經濟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過構建各地區的貿易合作機制、產業協作體系;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手段上,中央將不再是單純的采用財政激勵政策與行政指導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過促進各省市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增強各區域經濟的聯系,使得各區域經濟板塊自發的尋求合作、尋求協調發展;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路徑上,中央更多的是開始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產業承接轉移的三部曲推進方式,全面強化區域經濟板塊間的依賴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國民經濟的質量。

2.地方層面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態度、思路與方式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攻堅時期,是國家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間節點。在世界經濟復蘇舉步維艱,國際市場不確定風險事件頻發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識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好處,只有通過區域間的產業分工協調,國民經濟的韌勁才能增強,才能在國際需求疲軟的外部環境下獲得可持續發展,因此地方層面也逐步轉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態度、思路與方式。與此同時,傳統的地區政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方式是抱團發展,然后爭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開始涌現,但這基本不屬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而僅僅是增強經濟聯系而已,更為不幸的是,這種僵硬的城市抱團發展不僅容易引發“城市病”,而且還造成核心城市優先發展的“馬太效應”,進而造成各區域爭搶經濟發展資源的局面,最終不能達到合作共贏的基本目標。在此情況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路混亂與方式錯位,從初始的優惠政策抱團申請逐步轉向為產業聯系的持續增強,進一步強化經濟的互補性與互惠性,最終實現有內容、有層次、可持續的經濟協調發展。

三、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主要挑戰

1.國際局勢風云變幻,不確定風險事件頻發

國際局勢風云變幻,英國脫歐事件影響逐步發酵,歐洲地區銀行業全面危機,美國加息疑云持續籠罩,美國總統選舉一波三折,全球寬松預期再起波瀾。國際市場不確定性風險頻發,國際需求疲軟,這對于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況下,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附加值低的初級加工產業受到較大沖擊,各區域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艱難調整與轉型。以東莞為例,隨著國際訂單的減少,東莞許多中小初級加工企業開始倒逼,并且隨著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來東莞的低技術中小企業的經營壓力會進一步提升,這將直接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沖擊,因為在經濟發展形勢不好的背景下,資源的搶奪、發展的博弈會更加激烈,并且發達地區為了限制風險的傳遞,會進一步降低區域經濟合作的可持續性。

2.國內經濟增長乏力,宏觀經濟呈L型走勢

當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極大,各區域經濟體在產業結構、城鎮化、居民就業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從而導致區域經濟協調的可行性較差。首先,相比于東部地區,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不優,市場經濟主體的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問題長期存在,加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劇,我國中西部地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十分艱巨;其次,當前我國給地區的城鎮化水平雖然有較大的提升,但是城鎮化的質量仍然較低,各種城市病難以解決,并且城鎮化過程中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有所回落,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壓力較大,給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帶來非常嚴重的挑戰,除此之外,當前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落后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服務型職能政府建設還相對滯后,政府的自身權力約束機制還存在許多不足和薄弱環節,各級基層政府的社會秩序管理、公共服務提供、區域經濟調控水平仍有待加強。

四、經濟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1.深化對外開放與擴大對內開放并舉

開放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國家富強、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區域經濟要想真正實現健康、高效、可持續的協調發展局面,必須堅持深化對外開放與擴大對內開放。深化對外開放主要目的通過利用對外開放的出口學習效應、技術擴散與競爭效應、FDI的綜合溢出效應來提高生產效率,進而實現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為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提供基礎;擴大對內開放是通過降低區域市場行業壁壘,強化區域間的產業類型,提升區間產業承接轉移的效率,不斷優化、細分各地區的分工協作標準,最終提升各區域間的整體產業結構與經濟效益,實現區域經濟板塊間的協調發展。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鼓勵自主創業創新并重

毫無疑義,當前我國許多傳統行業都處于一種產能過剩的狀態,產能利用率較低,因此以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趨勢不可避免,各地區必須堅決的執行中央這一高瞻遠矚的產業發展戰略,對于效益差、成本高、對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要堅決淘汰,不能為了區域個體利益而損壞宏觀經濟全局規劃。與此同時,在當前經濟下滑趨勢明顯,就業壓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區應該堅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方針,要堅決鼓勵、支持、引導大眾創業,從而提升經濟的活力,要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刺激自主創新技術的持續發展,只要各區域經濟板塊的活力起來了,才能創造出更多的協作空間與協調機遇。

四、結語

總而言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與經濟驅動順利轉換的關鍵,是實現經濟不斷發展、文化持續繁榮、社會安定和諧的關鍵性目標。中央政府、地方各級政府、各市場主體都應該有協作意識、協同思路,要堅定不移的深化對外開放、擴大對內開發,要毫不猶豫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大對自主創業創新的支持與引導,以強化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韌勁,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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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志青,蔣敏,李|.基于競爭與合作共存視角的浙江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對策[J].北方經濟,2010(07).

[5]周旭瑤,韓艷紅.如何讓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J].財經界(學術版),2010(03).

第8篇

一. 問題情境的前提

數學學習中的問題情境,應該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和學生已有知識經驗有聯系,學生有條件思索和探究;二是有新的要求,使學生不能簡單地利用已有的知識經驗去解決。

二、 問題情境的創設與新課程的實施

中學生所處年齡,依賴性比較大,要想提高數學成績,實施新課程,教師要充分利用好課堂有限的時間,精心創設好問題情境,提高他們對數學的興趣。

(1)創設迷惑的問題情境

根據學生現有的知識,創建一些新的問題,使學生感到困惑,從而引出新的知識。

例1.講到異面直線時,這樣引入:找出一個墻面上的各組直線,問學生各組直線的位置關系,學生均能輕易作答,當取異面的一組直線時,問:“這兩條直線有何關系呢?”學生均感到很迷惑,教師就引入新的概念——異面直線。

(2)創設類比的問題情境

創設類比的問題情境,是對這些類似的知識加以對比,從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

例2.研究對數函數的圖像和性質時,問:“指數函數與對數函數有什么關系呢?”學生會答:“互為 反函數”。再問:“互為反函數的圖像有何關系?”學生再答:“關于直線 對稱”。問:“你能畫出對數函數的圖像,并說出它的性質嗎?”

(3)創設應用的問題情境

就是將書本的知識,跟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使提出的問題貼近學生的生活。

例3.余弦定理的引課:“在我們班中,A同學家離學校100米,B同學家離學校500米,那么A、B 兩同學家相距多遠?” 此問題情境的創設最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能夠讓學生深刻地理解到數學無處不在, 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

(4)創設變換的問題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