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8 16:01:5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科學技術哲學新論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對馬克思何以提出社會時空觀，或社會時空觀何以可能，國內學者有不同見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兩種：
1.從哲學的時空框架中邏輯地推出。
劉奔在《時間是人類的發展空間：社會時一空初探》(《哲學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學的時空范疇，是物質運動的規律性的表現，那么作為運動高級形式的社會當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時空結構。社會時空特性，無非是社會運動的規律性在時空關系上的體現。
劉奔是從時空與物質運動的關系入手，將這一理論“推廣”到社會歷史領域的。
2.時空來源于人的社會實踐。
俞吾金在《馬克思時空觀新論》(《哲學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認為：馬克思不是從傳統哲學的時空框架引申出實踐概念，而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從生產活動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的。在馬克思看來，并不存在一種與人的實踐相脫離的“自然時一空”。而傳統的哲學教科書的失誤正是撇開人的實踐活動，從所謂的自己運動著的物質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發去闡述馬克思的時空觀，形成所謂自然時空，這樣就把馬克思的時空觀二元化了。他認為劉奔雖然強調應把馬克思的時空觀研究重心放到社會時空上，但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種二元論。
也有讀者對俞吾金的觀點提出異議。因為俞吾金在《馬克思時空觀新論》一文中，引用古爾德的話(對于馬克思來說，勞動是時間的起源——既是人類時間意識的起源，又是對時間進行客觀測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來說明時空來源于人的生產勞動。有人認為俞吾金引用的這句話恰恰表明了不是時間和空間，而是人類的時間意識和對時間的測量手段，起源于生產勞動。俞吾金是在用時間意識的起源來解釋時空的起源。
在以上討論中其實隱含了這樣一個問題：自然時空和社會時空的關系問題。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社會時空是自然時空在社會運動領域的特殊表現形式；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根本不存在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絕對的自然時空，自然時空只能以揚棄的形式包含于社會時空之中，因為現實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動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闡釋
如何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時空觀，包括其理論內涵、特色、意義、發展階段等等，國內學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對傳統教科書中時空觀的反思。
傳統教科書中時空理論的科學性在于：強調時空與運動的不可分離性，根除了牛頓“絕對時空”觀認為時空與運動無關的錯誤觀念；強調時空存在的客觀性，否定了康德把時空理解為先天直觀形式和馬赫把時空理解為整理感覺材料的工具的過分夸大主觀性的錯誤；強調了時空的無限性，否定了黑格爾認為自然界的發展是在空間以內、時間之外的觀點和杜林認為世界在時間上是有開端的、在空間上是有界限的時空觀。
但是，傳統教科書時空理論也存在嚴重失誤：它沒有從根本上走出舊哲學從物質和運動出發來闡述時空理論的基本思路。它在強調時空客觀實在性時又把時空絕對化、抽象化了。這種與人的活動相分離的、始終是以抽象的物質或抽象自然界作為載體的時空觀，必定是超越社會歷史的。所以，傳統教科書中的時空觀是對馬克思時空觀的誤讀(或片面理解)，它沒有從根本上反映馬克思的時空理論的全貌和特色。
2.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理論特色。
一些學者在反思傳統教科書時空觀得失的基礎上，揭示了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理論特色：(1)馬克思從經濟學角度表述時空觀，并不是為了純粹的理論建構，而是基于現實社會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終保持哲學的高度，并自始至終著眼于實踐的思維方式和批判方式。(2)馬克思不是從傳統哲學的時空框架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而是從人的實踐活動，特別是生產勞動出發引申出時空概念。(3)馬克思始終是把時空問題放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的。他沒有局限于“物質—運動—時空—規律”的形而上學公式，而是抓住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邏輯。
在對資本主義歷史條件的考察的基礎上，從時空角度考察三大社會形態，形成了社會形態時空理論。
3.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意義。
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提出社會時空觀的意義在于：(1)從根本上超越了傳統哲學從抽象物質運動或從主觀意識出發的極端，將時空建立在人類實踐活動基礎之上，這是時空概念發展史上的一次劃時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內涵，理解了它與物質、價值、自由等問題的關系，才能真正進入實踐唯物主義視野中。
此外，還有學者認為，社會時空的提出，(1)為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無論是社會發展和個體發展，都是爭取時間以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2)給唯物史觀研究社會前進的動力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傳統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基本矛盾是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其實，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時空運動和相互轉化也是社會發展的另一條線索，這條線索恰恰反映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復雜性和非線性決定關系。
4.關于馬克思時空觀的發展階段。
俞吾金認為馬克思的時空思想的發展可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以馬克思的博士論文為代表，主要是從哲學上闡述時空學說，馬克思在對伊壁鳩魯時空學說的描述中闡發了自己對時空的理解：時空是現象的純粹形式，而現象又是相對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時空的源泉。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的時空學說深受康德的影響。
第二階段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資本論》為代表，主要從經濟學角度，尤其是從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出發闡述時空問題。馬克思不僅認識到時間是人的積極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發展空間，由此提出一切節約歸根到底是時間的節約，勞動者獲得自由的根本條件是工作日的縮短，而且涉及了關于社會形態時空的暗示。
5.關于馬克思社會時空觀的內涵。
19世紀下半葉及20世紀，國外很多理論家非常關注并創造性地闡發了馬克思的時空理論，如馬爾庫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時間分為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縮短勞動時間；阿爾都塞提出了“歷史時間”的概念以表明“社會總體”的不同層次和部分、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時間均有質的差異；古爾德提出了馬克思關于“時間辯證法”的學說；吉登斯則把時空問題和現代性聯系起來。這些學者開始從人的勞動出發來論述馬克思的時間理論，同時意識到了馬克思的時間學說與生存、價值、自由之間的內在聯系，這對我國學者研究馬克思時空觀的角度和思路無疑是很好的借鑒。
國內學者在借鑒現代西方學者研究馬克思時空觀成果的同時，從以下方面揭示了社會時空觀的內涵：
(1)社會的時間結構和社會空間。社會的時間結構就是滿足不同需要的各種活動在人的整個時間中所占的比例，它決定著人類發展空間的廣度和深度。社會的時間結構如下：
附圖
直接決定人的發展空間大小的是自由時間的多少。自由時間在量上與必要勞動時間成反比，與剩余勞動時間成正比。因此，一切節約歸根到底都是時間的節約，個人和社會的發展都取決于時間的節省。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效率，節約勞動時間，就等于增加自由時間，擴大個人和社會發展的空間。活動的時間結構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的。
(2)時空的相互轉化。人在實踐中創造自由時間，也就為自己開辟了發展的空間，這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在時空關系上的表現。作為社會時間晶化形式的社會空間，不但以實物形態存在，而且以社會關系形態存在，也就是社會結構。
社會歷史表現為兩個相反的運動過程：即時間的空間化(活動結構要素轉化為社會關系要素)和空間的時間化(社會關系結構要素轉化為活動結構要素)。考察社會時空的內在聯系，就是考察社會結構和社會活動結構的相互轉化，這是解釋社會規律及其實現機制的根本途徑。
(3)時空關系與分工規律。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工，從階級關系上來看，是少數剝削階級把自己在精神領域的發展建立在對大多數勞動者剩余勞動的剝削上；從個體與族類的關系上看，這是族類犧牲多數個體以獲得族類的加速度發展；從時間與空間的關系上看，這又是人類以多數個體的全部生命活動時間耗費于生產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為代價，換取族類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4)社會形態時空。在馬克思三大社會形態理論中，時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現方式。在以“物的依賴性”為主的第一階段，決定人的活動價值的是勞動時間；在以“人的依賴性”為主的第二階段，作為人的勞動成果凝結的商品價值則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個性全面發展”的第三階段，自由時間將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
(5)時空關系與人的自由。階級社會中，在生產力發展不足時，人類的發展是以多數個體的時間換取社會的自由時間為代價的。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社會的發展不再以犧牲個體自由為代價。科學技術為人類帶來的大量閑暇時間轉化為人的活動(發展)空間，意味著不論社會還是個體的自由度都將顯著提高
三、對社會時空問題的新探索
在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做出闡釋的同時，一些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社會時空理論做了具有深化意義的研究。
1.社會時空的特征。
社會時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體性。社會時空是社會運動的本質規律，而社會運動的主體是人，所以社會時空可以通過人的活動達到質與量的統一。(2)主觀性。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社會時空；社會時空結構作為人的活動過程的結晶，反過來又影響和制約人的活動。(3)社會歷史性。社會時空由于歷史階段的不同而具有質的不同。社會時空作為一種存在只能從人的具體活動中獲得它的規定性。(4)相互轉換性。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的相互轉化。科學技術在轉換中發揮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2.人類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
有學者應用馬克思的社會時空理論分析了人類個體的發展空間，提出人類個體的發展空間實際上就是從事生產的可能性空間，而從事生產的可能性空間又取決于個體在多大程度上擁有屬于他的那個獨特的資源世界。所以資源占有狀況的分析是人類個體發展研究及其與社會發展之關系研究的共同基礎。
3.自由時間和閑暇時間。
自由時間和閑暇時間都是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勞動時間的節約為前提的；而且自由時間的實現，也要依賴于閑暇時間里具有積極意義部分的增長。
二者的區別在于性質和構成上的不同：(1)兩者質的構成和社會功能不同。閑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為主要內容的時間。消極的閑暇活動可能帶來消極的社會后果。(2)閑暇與勞動處于分離狀態，而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在未來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直接同一、融為一體的。(3)閑暇時間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自由時間是一個與人的自由和發展緊密聯系的哲學范疇。
4.社會時空與歷史發展中的因果關系。
歷史發展在總的過程和趨勢上的不可逆性是絕對的，即過去—現在—未來；但歷史并非是單向決定，歷史時間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個依次出現的因素能夠以濃縮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會空間中，并相互規定、相互制約。這集中體現了歷史因果聯系的辯證性質：原因和結果相互轉化，不僅“前因”決定“后果”，后果也作為原因調節、規定著現存事物的發展方向。歷史的時間在方向性上，是絕對的不可逆性和相對的可逆性的統一。每一種社會結構作為歷史的暫時形態，都是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統一體。
5.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時空特性。
有人從社會時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續發展，即可持續發展觀一方面通過時間空間化來保證當代人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過空間時間化來揚棄時間空間化的過程，并以新的時間空間化成果為后代人提供滿足其發展的需要。可持續發展的時空結構突破了時間不可逆的局限，不僅包括從現在指向未來的取向，而且包含了從未來指向現在的過程，是兩個過程的有機統一。
6.數字化時代的社會時空觀。
社會時空既然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隨著人類實踐水平的提高和實踐形式的深化而不斷呈現新的特點。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和虛擬技術的興起，虛擬實踐已經成為人類一種全新的實踐形式。虛擬實踐必然引起社會時空的質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對于人在數字化時代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四、數字化與馬克思的社會時空觀
近年來，對虛擬時空的研究成為虛擬哲學的理論熱點，這也是馬克思社會時空觀在當代的最新發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虛擬實踐與社會時間形態的轉型。
(1)社會時間的彈性化。虛擬實踐打破了機器大工業時代“時鐘時間”對人們的束縛，大大增加了工作時間的靈活性和彈性，社會時間的彈性化管理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2)社會時間的即時化。信息和網絡技術打破了人們傳統的作息節奏和習慣，人們的活動完全打破了傳統的意義上的時間障礙，社會時間具有明顯“即時化”的特點。(3)社會時間的可逆化。在虛擬社會中，時間超越了傳統的線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現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會時間的個性化。數字化時代是“真正的個人化時代”，虛擬實踐可以使人們根據需要對社會時間進行選擇，社會時間更多的具有了個性化的品格。
2.虛擬空間的結構和特點。
(1)社會空間結構的新分析。自人類產生以來，空間已經分化為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隨著當代虛擬實踐的興起，社會空間也二重化為傳統意義上的現實社會空間——虛擬空間。有學者對社會空間的結構分析如下：
附圖
還有學者提出以下關于社會空間結構的分析方法：從社會時間轉化為社會空間的基本方式來看，社會空間有物化型社會空間、關系型社會空間和制度型社會空間；從社會時間轉化為社會空間的特點上看，社會空間具有個體型空間與整體型空間。
(2)虛擬空間的特點。對于虛擬空間的特點，人們從不同角度給予描述和說明，可總結為以下幾點：A.虛擬性。虛擬空間是通過信息、網絡、傳感、人機界面、VR技術等一系列技術綜合形成的數字化空間，它不同于現實空間卻能給人以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動性。虛擬空間打破了物理空間的穩定性和固定性，使虛擬實踐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們由此可以過一種“電子游牧式的生活”。C.縮微性或隱匿性。互聯網使人們的各種交易時間大為縮短，從而拉近了交易距離，增加了單位時間的交易量，更多地“消滅”交易空間。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虛擬空間解構了傳統社會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虛擬社會成為一個沒有等級差別的社會，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獨立人格可以獲得充分的張揚。E.可共享性或非獨占性。現實實踐中人的空間是固定的、獨占的，虛擬實踐中的空間是非獨占性的，一個人可以同時既在此處又在他處，占據多個空間。
曾國平、李正風等學者在《賽博空間的哲學探索》一書中，從互動建構論的立場分析了虛擬空間的特點，虛擬空間的實質在于對人類社會生活空間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點在于：其一，虛擬空間是數字化流動空間，這種數字化的知識平臺不僅使開放性資源共享和合作性競爭成為知識生產的機制，而且知識的網絡化生產也加快了知識創新的過程。其二，虛擬空間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體間相互交往、共同建構的交往文化空間。這正反映了人在建構技術的同時，技術也反映了人的開放性的本質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虛擬空間又是一種政治—經濟體制主宰下的知識權利結構，其動力來自于以資本和知識為主導的社會權利結構對更有效的市場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對時空特性的影響以及中國信息化進程的時空特點。
有學者從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時空的特性，認為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廣泛應用，推動了時間和空間從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要素轉化為內在因素，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僅是一種信息技術、信息資源和信息活動規則的創新和整合的過程，更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重組進程。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借助于信息產業化發展的優勢向外擴張，不斷擴大自己的發展空間，信息化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時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過程。而當代中國信息化既包含了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也包含了盡快提升工業化的水平邁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問題。當代中國的信息化實際上就是將農業現代化、工業化與信息化壓縮到同一個時空中，信息化表現為“時空壓縮”(Time-SpaceCompression)的過程；但同時，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時空伸延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劉奔.時間是人類的發展空間：社會時—空初探[J].哲學研究，1991，(1).
俞吾金.馬克思時空觀新論[J].哲學研究，1996，(3).
樓慧心.人類個體的發展及其可能性空間[J].浙江大學學報，1996，(1).
余靜.自由時間論[J].益陽師專學報，1995，(6).
江秉國.對《馬克思社會時空觀新論》的一點看法[J].哲學研究，1997，(1).
王銳生.唯物史觀的時空觀[J].人文雜志，1996，(6).
王朝增.社會時空應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范疇[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1997，(3).
朱瑞忠，陳國躍.論可持續發展觀的社會時空特性[J].浙江學刊，1999，(3).
[9]曾國平，李正風等.賽博空間的哲學探索[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0]張明倉.走向虛擬實踐：人類存在方式的重要變革[J].東岳論叢，2003，(1).
[11]張明倉.社會時空科學技術人的自由——從馬克思的視角看[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1，(3).
[12]馮鵬志.邁向共生理想——關于網絡化與人類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視野，2000，(3).
[13]吳國璋.論人的活動與社會時空[J].江蘇社會科學，1999，(4).
[14]王曉玲.淺析社會時空觀念及其特征意義[J].社會科學家，2001，(11).
關鍵詞：以人文本；高職教育；管理理念；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G7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812-2485（2013）12-
近年來，我國高職教育迅速發展，而傳統的教育管理理念中重“物”不重“人”的思想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高職院校的健康發展。“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已成為高職院校提升辦學水平的關鍵。高職院校需理清思路，深入貫徹實施“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促進自身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1 “以人為本”高職管理理念的提出
1.1 “以人為本”管理思想的淵源
在我國，最早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是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意為霸王的事業之所以有良好的開端，是以人民為根本的。在西方，“以人為本”的哲學本原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太戈拉和近代德國哲學家康德的人本主義哲學觀。康德指出：“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存在尺度”，意謂人是目的本身，要以人為目的，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1.2 “以人為本”的高職管理理念
高職院校的“以人為本”，即“以學生為本”和“以教職員工為本”。“以學生為本”就是要貫徹“以學生為主體”的辦學理念，把學生培養成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高等技術應用性專門人才。“以教職員工為本”，就是要體現“以教師為主導”的教育理念，確立教師的主導地位，在管理中關心、理解、尊重教職員工，切實發揮教職員工的主觀能動性，注重教職員工的自我實現。
2 制度建設是確立高職院校“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關鍵
2.1 高職院校制度建設要體現以服務學生為本的管理理念
制度建設要體現以服務高職學生為本的管理理念，切實尊重學生的成人成才的教育規律和個性化要求。具體而言，一是要制定切實可行的高職人才培養方案；二是尊重學生對學科、專業學習的選擇權；三是要實現個性化管理。
2.2 高職院校制度建設要體現以激勵教職員工為本的管理理念
管理的真諦在于挖掘人的潛力，發展人的個性，展現人的才能和發揮人的價值。以人為本的管理是通過競爭機制、激勵機制規范教職員工的思想和行為，營造一種使領先者快馬加鞭，使平庸者坐立不安，使落后者奮起直追的大學環境。
3 高職院校實施“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主要障礙
3.1“以人文本”止于口頭宣傳
部分管理者在實際中并沒有充分的運用和貫徹 “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以教師為本”，而忽視了學生成長成才和教職員工自我實現，壓抑了人的個性和創造力，不利于激發被管理者的主人翁意識、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3.2 “以人為本”更像“拿來主義”
從高職院校發展現狀來看，有些制度是簡單的從其他兄弟院校或者從書本上直接照搬過來的，并沒有深入調研本單位的實際情況，也沒有研究師生員工的實際狀況。
3.3 “以人為本”難敵“以官為本”
管理者在制定制度的過程中，局限于自身角度而缺乏全局考慮以至于這些制度成了“官本位”的法寶。建制度的人不做具體事，做具體事情的人無權建制度，制度便常常脫離實際，成了約束他人的條款。
3.4 “以人為本”易被“束之高閣”
制度被“束之高閣”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是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使實施和執行非常困難；二是管理者重視各項制度的制定，而忽視制度實施的情況、效果。
4切實貫徹“以人為本”管理理念，促進高職教育更快發展
4.1 思想觀念上堅持“以人為本”
4.1.1 強調師生員工的主體地位。高職院校管理歸根結底是對師生員工的管理。從管理的決策、計劃、組織、實施到目標的最終實現，都離不開師生員工。因此，管理者要明確學生成長成才和教職員工的自我實現是學校管理及制度建設的出發點與歸宿。
4.1.2 強化管理者的服務意識。在制度建設中強化服務理念，從師生員工需要的角度出發，由指揮者、監督者變為人際關系的協調者、和諧校園環境的創設者。要充分尊重和考慮學生的特點和教職員工的特征，將為師生員工服務的理念貫穿于制度建設之中。
4.2 生成程序上體現“以人為本”
管理者需在制度建設中，營造活躍、透明、開放的氛圍，調動師生員工積極性參與學校發展建設。高職院校管理制度的生成程序需要遵循以下環節：院或職能部門領導提出議案法制部門工作人員調研、立項法制部門與相關職能部門工作人員起草相關人員討論修改法制部門審核黨代會、職代會、教代會、團代會、學代會或校行政會議審議校領導頒布、實施。
4.3 制度內容上注重“以人為本”
4.3.1 制度內容的設計必須建立在對師生員工充分尊重的基礎上，力爭師生員工的生命權、休息權、健康權等正當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4.3.2 制度內容的設計要在保證高職院校發展的基礎上，有利于融合、協調、兼顧師生員工的利益讓每個人的自我發展需求都能實現。
4.3.3 制度的文字表述應該規范、準確，各項制度的邏輯思維清晰，邏輯結構必須嚴謹，充分體現制度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嚴肅性。
4.4 貫徹執行上落實“以人為本”
對制度的貫徹執行是實現制度價值的重要環節，因此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4.4.1領導者與管理者帶頭貫徹執行
高校領導與管理者應自覺遵守管理制度，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各項制度在師生員工心目中的權威性，帶動他們共同自覺貫徹執行各項制度。
4.4.2以嚴格的規章制度為依據，將“人性”融入管理
加強制度建設，嚴格按制度執行。以嚴格的規章制度為依據，將“人性”融入管理，使大家在有“人情味”的管理制度下，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
4.5監督反饋上保障“以人為本”
4.5.1建立監督與反饋機制。依法建立高職院校監督機制，切實發揮師生員工的民主監督作用。如，黨代會、職代會、教代會、團代會、學代會都是實施民主管理的重要形式。再如，通過設立 “教學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或“教授委員會”等各級各類業務委員會，廣泛聽取各類 “專家”在學校人事制度變革、重大事務決策、學科專業建設中的寶貴意見。
4.5.2不斷修訂與完善制度。對于監督與反饋中出現的情況，要及時做出反應。一方面，及時修訂各項制度，對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的制度，當廢則廢、當改則改；其次，不斷完善各項制度，根據社會政治、經濟和教育的發展，及時制定新的制度，以提高管理水平，保證學校各項工作的正常運作。
總之，制度使用以規范人的行為，但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所以，制度建設必須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發揮制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促進學生成長成才和教職員工自我實現中，推動高職院校可持續性發展，營造學生、教職員工和高職院校三方共同進步的和諧局面。
參考文獻
1 姜大源.職業教育學研究新論[M].教育科學出版社，2007.
2 姜蕙.當代國際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概論[M].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3 曹艷秋，李政.管理制度的缺陷》[M].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
4肖浩輝.論“以人為本”在科學發展觀中的核心地位[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1（1）.
5章榮珍：論以人為本的我國高校教育管理[J].現代管理科學，2001（12）.
6 鄒吉忠，制度建設與人的發展[J].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1）.
7 徐 瑞，學校規章制度的現實問題及發展走向[J].教學與管理，2002（7）.
8 劉曉林，高職院校“以人為本”管理理念新論[J].現代企業文化，2010（5）.
9 張忠，高職院校學生管理應以人為本[J].遼寧高職學報，2008（4）.
10劉景林.高校應實踐“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J].大學：學術版，2011（7）.
關鍵詞產品設計價值工程人性化價值觀
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及國際化的市場競爭愈演愈烈的今天，企業之間的競爭變得愈來愈激烈，產品的內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們對產品的需求也從“量的滿足”轉向“質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這也使產品設計向多元化、個性化的縱深方向發展。然而，我國現階段的產品設計存在著一些缺陷與盲點，大多數企業以引進為主，對國外同類型產品進行模仿，造成設計理念上的失衡與同類型產品的同化。對產品設計中的價值系統進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產品的內涵和外延，設計出高質量的產品。
產品設計中的價值層面已滲透到產品——商品——用品——廢品的整個產品循環體系，要涉及到經濟、技術、文化、社會等諸多方面。對產品設計中的價值進行系統分析，制定合理的價值取向，有利于堅持經濟、人文、社會三位一體的設計觀念，致力于人類生命環境的改善與發展，使產品滿足人們動態的物質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產品設計中的經濟價值
在產品設計過程中，選擇合適的材料、加工工藝，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時間內生產制造出具有高性價比的產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費用收到最大的經濟效益，這是產品設計中的經濟性原則。
在產品——商品——用品——廢品的整個循環系統中，設計要涉及到全過程，其中最重要的環節——商品的銷售，是以經濟性作為保障的。當產品的綜合質量好而價格過高時，大部分消費者不敢問津；當產品價格低、質量差時更不會贏得消費者。因此，如何在保證基本功能的基礎上產生最大的經濟效益，如何滿足生產經營者獲取利益和滿足消費者使用的雙向需求的動態平衡，是工業設計融合運用價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價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業管理領域的科學的技術經濟分析方法，在應用系統性和創造性的獨特研究方法過程中，以最低的壽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實現必要功能。價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過產品的功能分析，對產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個指標進行系統的綜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種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變體，節約各種物化勞動成本，提高產品的價值。
功能與成本兩個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概念，構筑了價值工程的基本框架，為提高產品價值的終極目的奠定了基礎，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場經濟規律下，功能與成本、技術與經濟的辨證統一關系，在功能不變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則企業獲得的效益高，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若在功能不變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則企業獲得的效益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
在現有的生產及技術條件下，提高功能與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對立性。在工業化進程的每一時間段內，二者都具有相對穩定的和諧格局。但科學技術是一個流變的概念，隨著產品的更新換代、新技術及新材料的運用以及人們審美意識的提高，這種表面的、暫時的、不穩定的和諧格局會隨之而改變，生產同一種產品，在技術較先進和現代化管理水平較高的企業里，功能與成本的系數比高于技術與管理水平較低的企業。因此，工業設計師應遵循功能與成本、技術與經濟的辨證統一關系，盡可能的滿足二者的動態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歸——“以人為目的”，形成為用戶服務的現代設計理念。
2產品設計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設計的任務是解決“人——機——環境——社會”系統中存在的問題，其設計的出發點是人，旨在通過生產技術手段把人的創造思維轉變為實體的產品，實現為人服務的目的，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因此，在產品設計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討產品所蘊含的人性化設計觀念和根植于時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價值觀念，能為產品設計提供更深層次的理論依據，使產品更合乎人性，使人與生存環境的關系更為和諧。隨著社會的發展，設計所具有的人性的意義就將越來越顯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設計觀念是合乎時展要求的。
在以“人”為本的設計活動中，產品與文化又是緊密相關的——產品是文化理念的載體，而文化則是產品內涵的延續。產品設計應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現出與時代精神和科技進步的協調性與前瞻性。反過來，產品設計又可以影響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圍，甚至導致一種新生活文化形態的形成。現代設計師要善于通過適當的物質材料，借用一定環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種符號系統，創造某種同構性的藝術形式，來喚起受眾身心結構上的類似反應，從而形成和傳遞現實的設計信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如果能夠把握社會文化結構需求的趨勢與變遷，使相應的產品與之相契合，這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
2.1人性化設計觀念
人性化的設計觀是工業設計經導入期、發展期、成長期發展到現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現的一種新的設計哲學。它反對像過去那樣，設計師只重視產品的功能與造型，而是要求設計師積極考慮經過設計的產品將在人們生活過程中發生什么樣的作用，以及對周圍各種環境的影響程度。因此，設計應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點，以人為基本出發點，用主動、積極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種潛在的愿望，用一種系統的、整體的觀念，把需求、人機工程學、美學及環境因素等有機地融合，進行綜合分析，以此確立產品設計的目標。
產品設計不僅設計了產品本身，而且設計了人與人之間、人與產品之間的關系，也設計了人的生活方式。技術的進步減輕了人的勞動強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類生活。當今飛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在給人們帶來巨大物質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現實問題，如人的孤獨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資源的枯竭、環境的破壞等等。這些問題的產生，本質原因并不在于物質技術的本身，而正是人類總體設計上的失衡，沒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統的貫穿了人類的一切創造和設計活動中所形成的惡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設計思想，強調人、產品、環境、社會之間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關系，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2.2產品設計中蘊含的文化價值
文化根植于人類社會和賴以生存的環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文化是環境因素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人類生存的大環境中，有形的物理環境和無形的文化環境都對產品設計產生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鮮明的時代性、民族性和社會性使產品在無形中成了溝通和交流的媒介。隨著經濟文化一體化趨勢的來臨，使得產品設計中的文化含量越來越大，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越來越重視信息、知識、文化價值。因此，設計應符合文化的時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傳承下的設計理念和價值觀念。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托夫勒所說：“人類需要高技術，更需要高情感，人們的購物過程不僅滿足的是物質需要，還有文化上的需要。產品一旦被賦予某種美好的情感，就會縮短人與產品在情感上的距離，出現購買行為上的文化認同。”
同時，文化環境對產品的影響是隱性的，如法律、道德、習俗、價值觀念等的影響就是如此。產品設計應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現出與時代精神和科技進步的協調性與前瞻性。反過來，產品設計又可以影響人們的生活文化，甚至導致一種新生活文化形態的形成。
3產品設計中彰顯的社會價值
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產品作為“工具”，已逐漸形成的具有一定社會意義的象征物。在產品——商品——用品——廢品的轉化中，產品作為設計師思維物化的產物，作為傳達給受眾的一種使用符號，使得設計活動在這種轉化中起到了縱向聯系和橫向承接的作用。無數的設計實踐證明，在如火如荼的國際化市場競爭中，產品的設計進程中有著無法量化的社會價值。
3.1樹立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念
工業革命之后的世界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但在獲得巨大的物質文明的同時，人類亦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那就是對環境的破壞所導致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人與人的相互疏離。甚至西方國家在20世紀還推出了“有計劃的廢止”的一次性消費觀念，在設計上竭盡所能，不斷推陳出新，以產品的快速更新來刺激消費，創造市場，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正是這種片面的發展觀，最終使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問題，使全人類的生存受到了威脅。大量的資源被過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
隨著時代的進步，在產品創新中要遵循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設計準則已深入人心，環保消費已蔚然成風。可持續發展已經形成幾個主要的設計思想，如綠色設計、生態設計、循環設計等設計理念，有效的實現了產品設計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交互。
3.2科學技術的物化
任何產品都是科學技術的載體，它是那個時代、那個民族或地域的社會觀念及經濟技術基礎的總和，以及人們對材料、結構、加工工藝的理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推動著產品的更新換代，使整個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發生了質的飛躍，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了產品設計的全面更新，引導產品創新跨向新的平臺，而新創造出來的產品又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觀念，又引發了科學技術的變革，二者形成了有機的互動。
科學技術是一種資源，但是，人類要接受這一種巨大的資源，把這種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社會價值，還需要某種載體，這種載體就是設計創造。新的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管理、巨額的資本投入，都需要經過這“媒介”才能轉化為社會財富。科學技術是通過設計與制造向社會廣大消費者進行自我表達的，設計使新技術的“可能”轉變為現實，使設計觀念和設計語言進一步演進，使藝術暢想進一步擺脫了物質條件的束縛，使人類的創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抒發。
綜上所述，站在價值系統的角度研究產品設計有助于綜合的考慮設計、制造與生產等各個周期的經濟因素、人文因素及社會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設計師在理性層次上思考產品創新與經濟、文化、社會的關系，使創造出來的產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鳴，滿足人們動態的物質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參考文獻
1鄭建啟，李君華．新論工業設計融合價值工程的理念[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2
【正文】
馬克思與熊彼特創新思想的比較研究，存在著三種傳統。一是研究“熊彼特”而形成的傳統，二是研究“思想史”而形成的傳統，三是研究“當代創新格局”而形成的傳統。第一種傳統是由詹姆斯·托賓(JamesTobin)開創的，（注：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其后，為馬克·伯爾曼（為MarkPerlman)所繼承，并于20世紀80年代為熊彼特學派和新熊彼特學派所發展，成為“熊彼特”的首要問題。（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xlv;EduardMarz,JosephSchumpter,YaleUniversityPress,1991,p.Ⅸ.）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種傳統又為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馬克思”專家所重視，出現了像鹽谷(YuichiShionoya)這樣著名的代表人物。（注：YuichiShionoya,SchumpeterandtheIdeaofSocial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78-83.）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傳統。第二種傳統以于爾格·尼漢斯(JurgNiehans)等人為代表，（注：JurgNiehans,AHistoryofEconomicTheory,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4,137-155.另有觀點認為“馬克思（1848年）恐怕領先于其他任何一位經濟學家把技術創新看作為經濟發展與競爭的推動力”，“然而到了20世紀上半葉，著名的經濟學家中差不多只有熊彼特自己一個人還在繼續和發揚這一古典傳統（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925頁）。）目前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第三種傳統是有待發展的新傳統，也是本文所要堅持的傳統。下面主要從創新主體、創新發展觀、創新模式、創新目標、創新綜合性、創新的理論空間與哲學基礎等六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創新主體
盡管熊彼特和馬克思都關注創新主體，（注：金斯基：《熊彼特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65-67頁。）但觀點有所不同。馬克思的主體觀是一般主體觀，熊彼特的主體觀是特殊主體觀。在馬克思的體系里，創新主體是一般討論的對象，而在熊彼特的體系里，創新主體是特殊討論的焦點。（注：著名學者愛德華·馬茲(EduardMarz)在《約瑟夫·熊彼特》一書中曾明確指出：“熊彼特經濟學和社會學著作中的核心概念是企業家。”(EduardMarz,JosephSchumpeter,YalaUniversity Press.1991,19.)）
在馬克思看來，創新是一般主體可以勝任的事業。其主體至少包括：(1)工人。（注：金斯基對此曾明確指出：“在經濟學家中，馬克思是將人作為經濟要素并從正面給其以深入論述的少數學者之一。他通過對資本主義體制的分析，認為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力量在于工人，即在于資本家的對立面。在馬克思的理論里，人（工人）一躍成為經濟學體系里的中心。”（見《熊彼特經濟學》第66-67頁。））(2)企業家。盡管在他生活的時代，企業家在創新中的作用還沒有熊彼特時代表現得那么充分，但他已經看到了這種趨勢，并深入分析了企業家產生的兩種方式：(1)生產規模的擴大，強化了企業經營者的職能，加速了資本管理者與資本所有者職能的分離。（注：馬克思認為，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貨幣資本家。”（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頁））(2)金融工具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現，加速了資本家職能的弱化。（注：馬克思曾指出：金融工具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現導致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這是一種沒有私有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頁））(3)國家。這是馬克思的一大特色。（注：馬克思把國家作為創新主體的思想，受到約瑟夫·熊彼特、保羅·斯威齊等人的重視，熊彼特曾指出：“這個時期的政治社會學家領域中的最大成就，是由卡爾·馬克思的名字來代表的。……在這里我只想預先強調，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社會階級理論和國家（政府）理論，一方面是使國家從茫茫云霧中落到地面上來的首次嚴肅嘗試，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對邊沁派理論的最好批評。”(JosephA.Schumpeter,HistoryofEconomicAnalysis,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54,433.)保羅·斯威齊在《資本主義發展論》中也明確強調了這一點（見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63-277頁）。）(4)科學技術人員。從目前的創新格局來看，馬克思的一般主體觀已為當代出現的創新主體泛化現象、尤其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出現所證實。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由“企業家”這種特殊的主體所從事的事業。（注：金斯基對此評論道，熊彼特所謂的企業家，是“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功的人，絕非普通的經濟人，而是具有強烈個性的超常天才。產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就是由這些天才們創造的。……在經濟學史上，從這個角度構筑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人是熊彼特。他從經濟主體里擯棄掉不具有強烈個性的平庸者，而代之以具有非凡天才的經濟主體（企業家），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者。因此，他的經濟體系的中心軸就是企業”。（見《熊波特經濟學》第67頁））“企業家”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資格。（注：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8.）它不僅包括一般的工業企業家，而且也包括金融方面的企業家以及其他從事開辦新企業、實現新組合的有關人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74-75.）熊彼特關于“企業家”的界定明確了這樣的觀點：其一，創新是斷續的。在他看來，創新是一個間斷的過程，企業家只有在進行“組合”時才是創新。這雖然與當時的創新難以發生的狀況相吻合，但在現在看來卻是比較狹窄的理解。事實上，人們沒有停止創新所需的科研活動、經營活動、生產活動、管理活動，創新是一直進行著的。只是這個過程過于緩慢，難以察覺，以至于得出了“間斷”的認識。其二，創新的主體主要是企業家。現在看來，這種理解顯然是狹窄的。創新主體至少還應該包括參與創新的產品開發人員、市場開發人員，以及大學、政府中從事創新工作的人員，當然，也應包括企業、政府、大學以及其他組織和法人。但是，由于當時的創新還不被認為是經濟發展或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而且許多人不愿從事被認為冒險的創新，大學、政府以及其他人員對于創新的意義還不像以后發展所表明的那樣積極而明確，所以，企業家致力于創新的突出形象，奠定了他們作為創新主角的基礎。“為此，讓我們暫時把領導者的作用看成是第三種獨立的生產要素。于是，顯而易見，新產品的某些價格應歸屬于它的名下。”（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143.）
他強調，企業家的動機是理解創新本質的關鍵。它包括：其一，獨立行動、自主支配資源的動機。（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這種動機可以從經濟的角度來考察，但經濟不能解釋動機的全部。因為在這里，經濟上的成功只是被視為獲得獨立和權力的一種手段。其二，證明自己優越的動機。這種動機更多地表現為精神上的需求。其三，創造的動機。（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93-94.）這種類型的人把創新本身視為目標，而不再需要另外的社會承認或者其他的精神需求，盡管也不排除社會承認和由此帶來的其他滿足。
動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創新是克服困難的創造活動，要求其主體必須具有特殊的心智、性格、能力等方面的品質：其一，社會承受力。在創新過程中，他需要不斷抵制來自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的壓力、來自難于找到必要合作者的壓力、來自難于贏得消費者的壓力和來自新產品本身固有的高風險及其附帶的其他后果的壓力。其二，創造力。在他看來，任何創造不僅意味著個性的、心理的傾向，更為主要的是，它意味著為改變已有的習慣、規則而作出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個人在每一種場合都必須重新創造那些指導他的日常行為的一切規則，那他必須是一個智慧和意志的巨人。”（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3.）“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劃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路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85.）其三，需要特殊的個人知識和能力。在制定計劃、實施計劃的創新過程中，創新者要時刻留心機會，做出決定和行動。這種把現有思想應用于實際所需要的個人在智力和意志力方面的投入，比單純地創造思想或者總結創新經驗所需要的投入要多得多。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主體進行創新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是客觀需要。“技術發展水平”在創新主體的創新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體進行創新取決于企業家的特殊的天賦、特殊的動機、特殊的才干，是主觀需要。“動機”在創新主體的創新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這樣，在馬克思那里，創新是一個社會現象，具有統計規律，是一個上升的曲線。而在熊彼特那里，創新是一個個體現象，具有不確定性，是一個跳躍不定的曲線。其二，熊彼特開創了把“企業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傳統，這在當前、尤其是在“企業家”相當匱乏的中國，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我們也要看到，隨著知識經濟與網絡技術的發展，個人、國家以及其他組織在創新中的地位也在上升，這符合馬克思關于“一般主體”的理解。
二、創新發展觀
首先，馬克思與熊彼特都承認，世界是發展的，創新是發展的根本動力。（注：《熊彼特經濟學》第77頁。）金斯基甚至強調：在這個意義上，“熊彼特是明顯的馬克思論者”。（注：《熊彼特經濟學》第132頁。）
其次，他們對于“創新動力論”的理解，存在著如下差異：
第一，確定性。在馬克思看來，創新動力具有確定性。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動力是不確定的。這樣，在馬克思那里，創新是可以預期的、控制的，我們可以有意識地按照創新規律促進創新。在熊彼特那里，創新是不可預測的、不可控制的，存在著很大的隨機性，難以人為地進行設計。因此，當美國在20世紀30年生經濟危機時，熊彼特并沒有開出一個振興美國經濟的藥方。
第二，繼承性。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頁。）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基本不存在繼承性的問題。
第三，層次性。在馬克思看來，創新動力是一個系統，它具有明顯的層次性。這種層次性是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展開的：從生產力到經濟基礎再到上層建筑。（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9頁。）而在熊彼特看來，影響創新的因素很多，很難按重要程度排出一個順序；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要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來決定創新的內容和過程。這實際上反映了兩者之間考察創新動力的不同視角：馬克思傾向于從宏觀、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角度考察，熊彼特傾向于從微觀、從個體活動來考察。
我們也注意到，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不僅是一個經濟術語，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技術術語，科技創新是基礎。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是一個經濟術語。他雖然也注意到了發明、創造，但并沒有看到這些發明、創造與創新之間存在著的必然的聯系，傾向于孤立地看待發明、創造。認為它們的“創新”價值在于偶然地被應用于經濟過程。相反，馬克思則看到了發明、創造與創新之間存在著的必然的聯系，甚至明確地肯定：任何一項重大的發明或遲或早地總會被應用于生產領域，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動力不能簡單地以科技創新為基礎，它主張各種要素均起作用。至于如何起作用，他并沒有給予明確的答復。這樣就很難圓滿地解釋社會的“進化”問題，很難說明經濟發展的一般現實。而馬克思則給出了明確的解釋：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于整個創新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從而不斷推動整個社會的創新。熊彼特也談進化，但他的“進化”更多的是從時間順序、從年代先后來劃分的，并不全是“發展”意義上的進化。
第四，系統性。馬克思形成了系統的創新動力觀：創新主要是以技術創新為基礎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技術利用、技術組合的可能性不斷擴展，創新空間越來越大，最終導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創新源于技術內在的規定性，源于社會需要與技術手段的矛盾運動。而熊彼特則沒有形成這樣明確的、系統的創新動力觀。他只是強調，實現“新組合”是企業家的職責，創新源于企業家的動機：物質上的獨立、社會承認、建立自己的”王朝”等等。
三、創新模式
這里主要從結構模式和過程模式展開比較研究。
其一，結構模式。在馬克思看來，創新主要包括科學創新、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科學、技術與制度創新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包括新產品、新方法、新工藝、新市場、新組合等，（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他雖然也涉及到了科學發明、技術變革與制度變遷，但并沒有討論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甚至認為不存在這種聯系，或者這種聯系不具有馬克思認為的必然性。
從結構模式來看，馬克思比較注重科學層面、技術層面和制度層面的創新。熊彼特雖然也強調技術層面的創新，但他真正關注的則是新產品、新方法、新工藝、新市場等方面的開發，而不是技術本身。這與馬克思直接關注技術本身的發展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盡管他也關注制度層面的創新，但他卻基本忽視了科學層面的創新。在馬克思看來，科學創新是創新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在熊彼特看來，只有進入經濟領域內的科學發現、發明，才被視為創新模式的范疇。
其二，過程特征。在馬克思看來，創新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主要是由如下“積累”引發的：(1)人力的聚集。馬克思曾舉例：單純的同一勞動場所的工人數量的增加，就可以實現創新，就可以提高生產力。（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8-362頁。）(2)生產規模的擴大。（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8頁。）這種聚集不僅促進了制度的創新，而且也促進了科學創新和其他形式的創新。(3)資本的積累。馬克思對于資本積累的創新作用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他還強調：“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術手段。”（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具有間斷性，這種間斷性是由新舊組合的交替所引起的，它可以說明有關經濟周期、私人財產形成的機制等其他的現象。（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66-67.）
從過程模式來看，馬克思認為創新首先是科學創新、技術創新的“積累”過程，然后是相互伴隨的制度創新的“積累”，創新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過程。而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是不斷以“新組合”取代“舊組合”的變化的過程，而且僅僅是這樣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四、創新目標
在馬克思看來，創新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經濟發展，一是人的全面發展，但根本是人的全面發展。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目標主要有一個，就是經濟發展。盡管他也提到人的發展，但主要是指企業家。
他們在對創新目標的理解上存在著如下差異：其一，在馬克思著來，創新是實現全人類全面發展的根本，也是實現每個人發展的根本。在熊彼特看來，創新主要是企業家實現自我價值的根據。其二，在馬克思看來，技術進步一方面促進了人類生產水平的提高，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生活資料；另一方面也促進了人的異化，使人成為機器一樣的附屬物。就是說，技術進步對人的發展具有二重性，有促進作用，也有抑制作用。而熊彼特只看促進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對企業家的發展具有促進的一面。其三，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物質保障，但人的全面發展還需要相應的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保障。而在熊彼特看來，經濟發展自然會引起企業家階層的變化，自然會促進人的發展。
五、創新的綜合性
綜合性既是馬克思創新理論的重要特征，也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重要特點。正如金斯基所言：“就體系的獨立性和涉及范圍的廣泛性而言，熊彼特的經濟學說在近代經濟學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如果說尚有哪一位經濟學可以和他相提并論的話，那只有馬克思一人而已。”（注：《熊彼特經濟學》第35-36頁。）
在嚴格意義上，馬克思的綜合創新論是多元的，而熊彼特的則是二元的。在熊彼特看來，其一，創新集中表現為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而制度創新是其考察的重點。他考察制度，并不傾向于認為存在著某種合理的適于創新的制度。創新主要依靠企業家在實際經營管理中的思考、判斷和行動。在一定意義上，他的創新是非決定性的。其二，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熊彼特并不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他所理解的技術創新主要局限于產品和工藝。其三，兩種創新統一于市場。技術活動只有與市場結合，轉化成經濟活動，才具有創新特征。其四，在他的綜合創新體系中，基本上沒有科學創新的位置。他只是把科學發現、發明視為純粹意義上的科學活動，與創新活動相去甚遠。金斯基曾指出，熊彼特認為科學技術的發明對于創新沒有直接的作用，創新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發明之外。（注：《熊彼特經濟學》第69頁。）而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技術的發明則是創新的重要源泉。一項發明或遲或早會應用于實際的生產。
在馬克思看來，其一，創新集中表現為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科學創新。盡管他十分強調制度創新，但他同時也強調技術創新和科學創新。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關注的制度與熊彼特關注的制度并不是一個概念。他所謂的制度，既包括企業制度、經濟制度，也包括更為根本的社會制度，他不僅對于工廠制度、工廠分工與協作進行過細致的討論，而且對于市楊擴張和全球市場的建立以及根本的社會制度的歷史變革都進行過細致的考察。從近年來各國的創新實踐可以看出，一方面，企業制度對于創新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企業制度依賴于更為廣泛的社會制度。其中，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對于企業創新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在增強。網絡技術的普及和跨國公司的發展，使得“國家”的基礎通訊設施、基礎教育體制和用人體制、基礎法制環境、人們的就業觀念、商業信譽和社會的價值取向等因素在創新中的位置不斷提高，以致于每個人、每個企業的創新越來越依賴于周圍的環境，依賴于國家創新體系。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看法與當今世界的創新基本是一致的。其二，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馬克思則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技術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他看到了社會的技術結構，看到了創新對于既定技術結構的依賴性。這與熊彼特的觀點存在著質的區別。同時，馬克思理解的技術創新并不僅僅局限于產品和工藝，他在相當程度上把制度創新視為技術創新的一個必然的后果。（注：Josehp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0,11.）在科學創新與技術創新之間，馬克思看到了科學對于技術創新的基礎作用和互動作用，并傾向于認為只是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才成為可能，因為只是到了機器大工業時代，科學才真正成為科學，成為生產的應用。在熊彼特時代，由于管理科學化和制造業的發展，使得企業要素的合理組合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杠桿，這構成了熊彼特注意企業家創新的主要背景。但是，由于熊彼特在科學技術方面知識的缺乏，因此沒有看到基礎研究對于產品開發的重要支持作用，沒有看到科學技術與生產的深層次的聯系。另外，他雖然承認馬克思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思想，但是，對于馬克思著作中的這部分內容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以致于在他的綜合創新中缺少了科學創新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其三，在馬克思看來，產品的價值主要依賴于生產領域。而在熊彼特看來，產品的價值主要依賴于流通領域。其四，在馬克思看來，精神生產是創新的重要方面，而熊彼特對于精神生產基本上沒有重視。版權所有
六、理論空間和哲學基礎
一方面，馬克思與熊彼特的理論空間和哲學基礎存在著相似之處。這正如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的序言中所承認的（注：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了創新的概念和創新理論，并在其后的一些著作中對這種理論加以闡述，從而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發展。(JosephA.Schumpeter,TheTheoryofEconomicDevelopmen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4.)）：他關于經濟學基礎的觀念和目的與馬克思是相同的。（注：JosephA.Schumpeter,TenGreatEconomists:FromMarxtoKeynes,Routledge,1997,vliv-xlv.）金斯基也強調了這一相似性：“與其說熊彼特接受了馬克思的影響，莫如說他在有些方面和馬克思酷似，甚至視馬克思為必須超越的一個高峰。”（注：《熊彼特經濟學》第39頁。）
另一方面，兩者也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形式、內容與本質三個方面：
其一，形式上。在熊彼特那里，基本上沒有系統的創新史觀和馬克思那樣的精致的哲學基礎。熊彼特僅僅研究一個時代，確切地說，僅僅研究近代社會的一個時代的創新史，因此，很難有馬克思那種廣闊的歷史視野。同時，又由于熊彼特的歷史研究主要限于非技術層面，因此，他對于科學和技術的理解，與精通于科技史的馬克思相比，亦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再者，在熊彼特看來，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之間存在著并非必然的相互作用，這在相當程度上割裂了它們之間固有的聯系，而馬克思則明確揭示了科學、技術、制度、文化等創新因素之間的內在的聯系。
其二，內容上。馬克思的創新理論存在著其賴以存在的哲學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延伸。他明確了這樣一個機制：科學、技術與制度的變遷是一個系統工程。一方面，人類的進步從認識和改造自然開始，并在這個改造的過程中形成了制度變遷的基本格局。制度的變遷最終影響文化變遷，或者與文化同時變遷。另一方面，文化領域、制度領域的因素對于科學技術的發展起著反作用。人們要通過制度變革來解放生產力，促進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因此，馬克思的創新理論基本是一個十分嚴謹的體系。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基本上并沒有系統的哲學基礎，他本人的哲學成就也遠遠不能與馬克思相提并論。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創新理論不僅在時間上晚于馬克思，而且在大的方面、在基本的構架和邏輯體系方面也弱于馬克思。
其三，本質上。(1)馬克思是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創新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這意味著創新是有規律的、可以認識的。人們可以通過認識規律進行有效的創新。而熊彼特是非決定論者，他認為創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并不主張人們主動地去“干預”創新過程，這一觀點在其反對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經濟時表現得比較突出。從當今創新的發展來看，政府“干預”已經成為提高國家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這與馬克思的看法是吻合的，而與熊彼特的觀點卻存在著一段距離。(2)馬克思是科技決定論者，而熊彼特是非科技決定論者。在馬克思看來，創新首先表現為科學和技術的創新，其他的一切創新，包括由此引起的經濟的、社會的變革，都根源于科技創新，從而把科技視為社會進步、人類解放的最終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因此，在馬克思那里，科技與經濟存在著內在的統一。在熊彼特看來，創新的因素并不明確，如果有，它包括經濟的和非經濟的因素。只有涉及經濟問題，科技發現、發明才具有創新意義，才被視為創新的范疇。在他那里，科技與經濟被分割開來，他沒有看到兩者之間內在的統一。這樣，他就忽略了技術在整個創新體系中的基礎地位。從目前的創新實踐來看，新產品的技術開發已經成為最大的投資熱點和最具活力的新經濟的增長點。這種現象與馬克思的看法基本吻合，而與熊彼特的看法亦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革新推動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也改變著經濟增長的方式。十九世紀工業革命爆發后，社會生產力提高帶動了工業生產的快速發展，對技術、產量和利潤的追求，要求產品的設計既要符合消費者的審美和使用需求，又要能與科學技術相結合，使設計更具工業化特點。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首先發起了“工藝美術運動”，提倡工藝與藝術設計的結合，其核心思想也推動了后來現代主義設計風格的發展。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英國設計一直順應社會發展的潮流，設計在注重審美、藝術、功能等要素的同時，更加大了對人與設計的關系的思考，關注設計與人的關系，將環保、生態理念引入設計，英國設計從功能設計向優良設計轉變發展，并于1995年提出“創意產業”的概念，成為世界上最早提出這一概念的國家，而創意產業中的廣告、工業設計、建筑設計等十三個大類中都與設計息息相關，創意產業的提出直接推動了英國設計產業的發展，推動英國經濟從制造型向創意服務性、設計產業型發展。
目前，英國的創意產業是第二大產業，僅次于金融服務業，而設計產業是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各行各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英國設計產業競爭力的相對優勢
（一）政府重視推動產業發展
在英國政策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大背景下，英國設計產業得到快速發展，設計產業在組織管理、人才培養、資金支持、生產經營等方面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幫扶，此外，英國政府還鼓勵各地區發揮自己的優勢，推動地區設計的發展，形成地區特色，通過成立設計協會、商業組織的形式，將設計更廣泛地應用到生產生活當中。在政府部門的大力推動下，各行各業的設計水平得到提高，設計水平的提高促進產品的進一步優化，使產品更迎合消費者的需求和審美，并成為世界各國學習的榜樣，使英國設計向產業化發展，形成自己的獨特競爭優勢。
（二）完善的組織架構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推動下，有關設計產業的相關系統和組織得到建立和完善，比如在國家層面，英國政府通過文化部、貿工部、媒體部負責設計產業的基礎研究，并在對市場進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推動設計行業發展的政策，并為政策的落實調動相應的資金，并通過媒體宣傳的方式，在全國全世界范圍內推廣英國設計，讓更多的人對認識、了解、接納、喜愛英國設計，并通過舉行國家間設計交流的方式，將英國設計向全世界推廣。例如，英國文化交流協會啟動了“青年設計企業家”大賽項目，并在全世界十個國家舉行，在加強國家間設計交流的同時，也向其他國家宣揚英國引領設計潮流的決心。完善的組織結構，讓英國設計產業的發展得到一條龍式的服務，推動了英國設計在產品生產、營銷等領域的發展應用，讓英國設計產業處在一個健康有序的組織框架之中。
（三）強大的資金支持
英國設計產業的發展得益于英國政府對創意設計產業的重視，并在推動創意設計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投入足夠的資金，支持企業、組織和個人在設計領域的創新發展。如英國政府為了解決企業創業初期融資難的難題，推出相關的投資援助服務，并出版“Banking on a bit”手冊，引導企業或個人獲得相關的援助，給予貸款的企業一定的優惠措施，為設計產業的發展籌備資金，使設計產業得到強大的資金支持。此外，英國政府還通過政府撥款的方式，支持創意設計產業的發展，并對從事創意設計產業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英國設計產業在強大的資金支持下，對設計有了更高的追求，使英國設計產業的發展更具優勢。
（四）注重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人才的培養
設計是人的智慧產出，與知識產權息息相關，設計產業的發展離不開知識產權的保護。英國政府始終十分關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在政府部門設立知識產權小組，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知識產權問題提供保障，還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在社會上對知識產權知識進行宣傳推廣，讓民眾對知識產權知識有更多的了解，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免費為企業提供知識產權的咨詢服務，并成立名為“創意倫敦”的知識產權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有關產權登記、版權交易等服務。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下，為設計產業的發展提供一個更公正的發展平臺，有利于企業的公平競爭，推動設計產業的發展。
此外，人才的設計能力和創新能力是設計產業發展的內在動力，高素質人才是設計產業繁榮發展的保證。英國教育非常注重對設計人才培養，加大對設計院校的資金投入，讓更多的年輕人在大學接受設計知識的系統性培訓，為設計產業的發展儲備高素質人才。英國大學孩子啊與設計或藝術相關的專業中加入經營管理的課程，讓創意人才不單掌握設計的技能，還學習企業經營管理的知識，為以后的企業經營管理做準備。[1]對從藝術院校學習設計相關專業畢業的大學生，英國政府也設立了專門的資金來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工作，或者為他們提供創業支持，還為畢業生們提供展現自己能力的展示平臺，如英國文化交流協會每年通過舉辦創意青年企業家大賽旨在為年輕人提供設計創意商業化的機會。
三、美國設計產業競爭力分析
（一）美國設計產業競爭力現狀
美國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下迅猛發展，科學技術水平也得到快速提高，美國很快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經濟的發展帶動了設計領域的興盛，現代設計思潮也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成為世界工業設計中心，美國設計產業，尤其是工業設計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經濟結構開始由制造業向服務行業轉型，服務行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同時美國的設計業也逐步從工業設計向綜合設計發展。設計產業是商業繁榮的產物，美國作為全球第一經濟體，發達的商業帶動了設計產業的繁榮，使美國的設計產業成為世界商業、設計中都有巨大影響力，特別是在汽車、電子產品等領域，成為產品設計創新的引領者，讓產品的功能多樣化，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2]
美國設計產業體系的組成可以在大類上分為汽車設計、現代建筑設計、工業產品設計這三大類。其中，汽車設計起初是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發展成熟起來的設計體系，其主要目的是通過設計出更流暢的車型來迎合消費者的審美，從而提升汽車的銷量。汽車設計體系讓美國汽車行業得到快速的發展，并成為美國現代設計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講到美國設計產業體系，就不得不提現代建筑設計體系。現代建筑設計體系最初是由起源于德國的包豪斯建筑設計體系演變而來的，但是在二戰期間，包豪斯學派的領軍人物紛紛從德國移民到了美國，并將包豪斯建筑設計體系的內容從歐洲帶到美國，與美國的設計理念相結合，形成了現代建筑設計體系，這種建筑設計風格，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使用，影響著世界建筑風格。工業產品設計也是美國設計產業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雖然現代工業產品的設計最早在德國、英國等國家萌芽，但是二戰后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產品的樣式和功能更加多樣化，帶動了工業設計的繁榮，工業設計不再只是工業生產的輔助程序，而是形成專門的行業和職業，推動工業產品的發展繁盛。
汽車設計、現代建筑設計、工業產品設計形成美國設計產業的金三角模型，讓美國設計產業在世界范圍內獨樹一幟，構成美國設計的強大競爭力，讓美國在汽車、建筑、工業產品等方面的發展遙遙領先，成為美國經濟發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美國設計產業競爭優勢
美國設計產業引領世界設計產業的發展，除了在政府政策支持、知識產權保護、重視人才培養等領域給予重視外，還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
四、設計的多元化
美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也是一個移民國家，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這里聚居，帶來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因此美國在設計上也形成多元化的風格，在美國建筑設計、平面設計、產品設計領域，總能見到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特征。可以說美國的設計綜合各個國家設計的優點，各個國家的設計運動都在美國的設計上得到表現和發展，如美國接納德國包豪斯設計并將其美國化，從而建立起了影響美國建筑乃至世界建筑的設計體系。多元化的特征讓美國設計產業更具有創造性和創新性，能將世界各地的文化風俗進行巧妙地融合，而美國社會的民主和包容性對格式各樣的創新設計風格給予極大的接納和包容，使美國成為有利于設計創新的土壤，讓設計產業的發展迎來更好的給予。[3]
五、高度商業化
設計師們往往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作為自己從事設計行業的源動力，這是設計師將設計進行哲學化思考。然而，在快速發展的商業社會，設計所要承擔的不單只是傳遞美與美的理念的功能，還需要具有足夠的實用性。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更注重設計的商業化功能，希望設計能夠讓產品更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企業憑借設計來獲得市場競爭的勝利。商業化的設立理念讓美國設計產業更注重設計的市場性，在設計時考慮的更多是消費者的需求，使設計更符合消費者的審美，從而獲得消費者的喜愛和購買，并獲得更多的利潤，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設計中，形成良性循環。
六、自由開放的環境
美國政府對設計產業采取跟寬松的創新環境，設計創新項目可以通過立項申請，爭取政府政策支持，對于通過的申請的項目，政府一旦予以立項，將給予企業更多的自由創作空間，讓企業在設計上可以根據自己的調研和發現進行深層次的創作，為產品增添更多的功能。此外，設計創作的自由讓企業可以再不作任何違反法律事情的情況下，突破條條框框的限制，采納各種觀點和意見，為新思想、新設計的誕生創造了可能， 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為美國設計產業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
七、科技程度高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全球范圍內各行各業正經歷著一次徹底的產業變革，設計產業也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有了更先進的設計軟件，設計人員可以憑借設計軟件設計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產品，隨著技術的不斷提升，為設計產業提供更多的可能。美國作為科技大國，擁有強大的科研實力，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以及最優秀的科研人才，為美國設計產業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持，使美國設計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設計新的產品，使用最先進的科技成果作為設計的要素，讓設計產業在科學技術的帶領下完成自我創新與突破，為設計產業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參考文獻】
[1]姜軍生，曹光明，王慧敏.工業設計專業人才培養體系探索[J].濰坊學院學報， 2003（06）：85-87.
關鍵詞：研發投入；高新技術企業；績效
引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突出地位日益明顯。提高科技投入水平，已成為各國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經之路。而研究與開發（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作為衡量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標志，自然受到了政府決策部門和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普遍關注與重視。由此可見，對R&D投入展開研究，不僅有利于促進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推動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
而要將科學技術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最根本的環節是企業的技術創新[1]。對于企業，實現技術創新不僅是科學技術產業化的表現，更是提升企業整體績效的有效途徑，而要實現技術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績效，就必須加大R&D投入。國際上公認的，只有R&D強度達到5%以上的企業才具有競爭力；將R&D強度保持在2%以上的企業才能維持生存；而R&D強度低于1%的企業，則很難生存[2]。這說明，R&D投入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重要部分，而對企業R&D投入展開研究，不僅有利于實現科學技術產業化的實現，而且有利于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
研究表明，對于高新技術企業，其R&D投入帶來的績效優于非高新技術企業，因為在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所帶來的技術進步大多能直接應用到產品中去，從而引起一定的市場反響，而非高新技術企業則不一定[2]。因此，對于高新技術企業而言，R&D投入的作用更加重要。四川作為我國西部大省，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四川省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不僅關系著四川省科技與經濟水平的提高，更關系著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因此，文章將以四川省高新技術企業為樣本展開相關研究。
1 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外有大量研究R&D投入與企業績效關系的文獻。有大量學者運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研究了R&D投入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Griliches Z（1986）[3]以美國大型制造企業為樣本發現R&D投入與企業生產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Guangzhou Hu（2001）[4]檢驗了中國企業R&D投入與生產率的關系，結果發現私人R&D和企業生產率之間存在很強的聯系。Hu A G等（2004）[5]以中國北京大中型企業為研究樣本，發現R&D投入對企業績效有顯著的貢獻。吳延兵（2006）[6]以中國四位數制造產業數據為研究樣本，最終發現R&D對生產率有顯著的正影響。劉偉，李丹（2010）[7]對青島市125家高新技術企業展開研究，發現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與自主知識產權產出和高新技術產品（服務）收入呈正相關關系。
但在這部分文獻中，R&D投入指標大都選取的是R&D投入的具體數值，這并不能有效分析企業R&D投入的強度。同時，這部分文獻的產出指標也多為產品銷售收入或新產品銷售收入，這并不是R&D投入所帶來的企業績效的全部，程宏偉等（2006）[8]就發現研發投入帶來的效益在總銷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并不是很高。因此，許多研究以企業市場價值或其他會計指標為因變量，以R&D強度為自變量對R&D投入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展開了研究。陳曉紅，馬鴻烈（2012）[9]以414家中小型上市公司為樣本，發現研發投入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呈正相關關系，而技術創新又與科技型中小型企業的成長呈顯著正相關關系。杜勇等（2014）[10]以中國43家高新技術企業為樣本，發現R&D投入與企業盈利能力呈正相關關系。陳超等（2014）[11]以中國工業企業為樣本，結果發現R&D投入能顯著提高企業績效。
總體來看，以上研究大多得出了R&D投入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的結論。但從具體來看，以高新技術企業為樣本的研究較少，同時，用會計績效指標對企業績效進行測度也不能完全反應R&D投入的效果，若使用企業價值來測度可能會更全面的測度R&D投入對企業帶來的經濟影響。
2 研究設計
2.1 樣本選擇與數據收集
文章選取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交易所A股上市的31家四川省高新技術企業的財務數據為樣本。其中研發費用支出數據來自巨潮資訊網站（.cn）中的各企業年報，其他各項財務數據來自深圳國泰安信息有限公司《CSMAR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數據庫》和《中國上市公司財務指標分析數據庫》。
2.2 研究假設與變量選擇
2.2.1 研究假設
企業的R&D投入一方面能夠提高產品質量、創造新的產品從而提升企業收入，另一方面能簡化生產步驟、節省生產資源從而減少生產成本，所以最終能夠促進企業的績效。而對于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對企業績效的刺激作用可能更大。ORTEGA-ARGILS R等（2009）[12]就發現R&D投資在高科技部門更有效率。雖然四川省科技水平相比國內評價水平可能較低，省內企業的R&D投入效率在國內可能相對落后，但由于高新技術企業自身的特點，因此仍可以做出以下假設：
H1：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與企業績效間呈正相關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企業規模會影響R&D投入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具有不同的優勢，一般來說大型企業更具有資源優勢競爭力更強，而小型企業則更加靈活反應更快。安同良等（2006）[13]和張西征等（2012）[14]發現，企業規模越大，R&D投入強度越大，這也就表明R&D投入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也可能隨著企業規模的從小到大其顯著性也不斷增強。基于此，文章做出第二個假設：
H2：對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而言，企業規模越大，R&D投入與企業績效之間的正向關關系越顯著。
同時，企業所有制也是影響R&D投入與企業績效的重要因素。研究發現，國有企業的R&D投入強度低于非國有企業。Zhang，A.等（2003）[15]發現國有企業的R&D投入績效和生產效率低于非國有企業。任海云（2010）[16]以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結果發現國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舒謙，陳治亞（2014）[17]發現國有企業的研發投入本身對經驗績效的影響不顯著，而非國有企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受到政府的投資或者參與控制，具有一定行政性，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因此在投資上會受到不少限制；而非國有企業則不同，在投資上具有更高的自由度[2]。因此，文章做出第三個假設：
H3：對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國有上市企業R&D投入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非國有上市企業R&D投入與企業績效呈正相關關系。
2.2.2 變量選擇
（1）因變量，即企業績效。托賓Q值（Tobin's Q）是指企業市價與企業重置成本之比，Q值越高意味著更高的產業投資回報率，因此能較好的衡量R&D投入所帶來的企業績效。
（2）自變量，即R&D投入強度（R&Din）。這里采用國內外研究常用的R&D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來衡量。
（3）控制變量。a.企業規模（Size），按照國家標準將樣本企業分為大型企業（Size=1）、小型企業（Size=0）。b.企業所有制（State），根據企業第一大股東的性質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State=1）和非國有企業（State=0）。c.企業年齡（Age），選用企業上市年數來衡量。d.財務杠桿（Level），即資產負債率，用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來衡量。
2.3 模型設計
從表1中可以看出，樣本企業的托賓Q值均值為2.40，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距較大，這說明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差異較大。同時樣本企業的研發強度平均值達到了4.93%，接近國際公認具有競爭力5%的水平，這說明樣本企業整體研發強度較高。此外，樣本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均值為0.41%，說明其整體負債水平較低，經營狀況較好。
從表2中可以看出，R&D強度與托賓Q值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初步支持了文章的假設1。但企業規模和托賓Q值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文章假設2相反。而企業所有制與托賓Q值的關系并不顯著，未能支持文章的假設3。當然，上述的Pearson相關系分析只是初步的分析，更為可靠的結果有賴于下文的回歸分析。
表2 Pearson相關系數
注：“**” “*”分別表示在1%、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3.2 回歸分析
表3是模型回歸分析的結果。其中模型1檢驗了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模型2檢驗了增加研發強度與企業規模交互項后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模型3檢驗了增加研發強度與企業所有制交互項之后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從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樣本企業的R&D強度與績效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這也支持了文章的假設1。也可以看到，企業規模與企業所有制都與企業績效呈負相關關系，這說明大型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績效低于小型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同時，財務杠桿與企業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企業年齡則與企業績效沒有太大關系。
模型2是考慮R&D強度與企業規模交互作用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D強度和企業規模的交互項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顯著，這說明對于大型企業來講，R&D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這與假設2有較大的出入。這可能是因為大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各自的特點造成的，雖然大型企業實力更為雄厚競爭力更強，但可能管理層級較多，對市場反應較慢，在R&D投入方面也較為遲緩。而小型企業雖然在實力上不如大型企業，但反應更為靈活，在R&D投入方面較為迅速，能更快的獲得收益。因此，大型企業不一定就能比小型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
模型3是加入R&D強度與企業所有制交互作用后的回歸結果。R&D強度與企業所有制的交互項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對于國有企業，R&D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這也部分支持了文章的假設3，因為回歸結果并不能說明非國有企業R&D投入的增加就能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但對國有企業來說，盡管政治資本、整體實力更為雄厚，但因競爭意識和創新的動力較弱，在R&D投入方面并不如非國有企業，從而導致R&D績效較低。
4 結論與啟示
文章以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為樣本，對其R&D投入與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本研究獲得如下結論和啟示。
（1）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整體R&D投入強度較高，接近國際公認具有競爭力的5%標準。但通過描述性統計仍可以看出，企業間R&D投入強度差距較大，最小的僅為0.03%，距離國際公認難以生存的1%標準尚有一定差距。這可能與企業具體行業性質以及經營狀況有關，但對于R&D投入強度較低的企業而言，繼續進行并持續加強R&D投入是提高企業績效的有效途徑。
（2）通過回歸結果發現，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呈顯著正相關關系。這很好的支持了文章的假設1，說明四川上市高新技術企業的R&D投入能夠顯著提高企業績效，因此應當持續進行R&D投入，并不斷提高R&D投入強度。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應為四川省上市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更多的研發支持以及優惠政策，以利于其績效的提高從而促進整個四川省國民經濟的提升。
（3）回歸結果還發現，對于大型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這與文章的假設2有較大出入。這一結果可能與大型企業管理結構較復雜、對市場反應速度較慢有關。就政策制定者而言，對大型企業是否應該加大相關政策支持，應持謹慎態度。另外反過來看，對于小型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能否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在文章中沒有體現，這有待于在今后進一步的研究中進行檢驗。
（4）研究還發現對于國有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也不能帶來企業績效的提高，這部分驗證了文章的假設3。盡管國有企業實力更為雄厚、抗風險能力更強，但在創新性和競爭性上相對較弱，這可能是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同時，因樣本數量有限，最終結果可能會有一定的偏差。此外，對于非國有企業，R&D投入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尚有待進一步檢驗。
參考文獻
[1]劉永振.自然辯證法概論（第二版）[M].遼寧：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2]淳正杰，譚書敏.R&D投入與企業績效的研究綜述[J].天府新論，2014（5）：90-95.
[3]Griliches Z.Productivity，R&D and basic research at the firm level in the 1970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6）：141-154.
[4]Guangzhou Hu A. Ownership， government R&D， private R&D，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industry[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1， 29（1）： 136-157.
[5]Hu A G， Jefferson G H. Returns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industry：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Beijing[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4，15（1）：86-107.
[6]吳延兵.R&D與生產率―基于中國制造業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6（11）：60-71.
[7]劉偉，李丹.青島市高新技術企業R&D投入與產出績效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0（3）：26-29.
[8]程宏偉，張永海，常勇.公司R&D投入與業績相關性的實證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06，6（3）：110-113.
[9]陳曉紅，馬鴻烈.中小型企業技術創新對成長性的影響―科技型企業不同于非科技型企業？[J].科學學研究，2012（11）：1749-1760.
[10]杜勇，鄢波，陳建英.研發投入對高新技術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4，31（2）：87-92.
[11]陳超，趙武陽，潘晶晶.研發投入、融資能力與公司業績―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大樣本證據[J].研究與發展管理，2014，26（3）：1-11.
[12]ORTEGA-ARGIL S R， Piva M， Potters L，et al.Is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in high-tech sectors more effective？[J].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2010，28（3）：353-365.
[13]安同良，施浩，Alcorta，L.中國制造業企業R&D行為模式的觀測與實證―基于江蘇省制造業企業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6（2）：21-56.
[14]張西征，劉志遠，王靜.企業規模與R&D投入關系研究―基于企業盈利能力的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2（2）：265-274.
[15]Zhang A， Zhang Y， Zhao R. A study of the R&D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firm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31（3）：444-464.
[16]任海云，師萍.公司R&D投入與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基于滬市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24）：89-93.
關鍵詞：知識產權；濫用；反壟斷；法律
前言：隨著市場經濟轉型進程不斷加快，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合法壟斷權，在促進技術發展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缺少合理的法律規制，知識產權在實際使用中極易被濫用，產生排除、限制競爭等不良后果。現階段，美國、歐盟等國家在該方面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對知識產權的使用進行適當的約束，使其積極效應能夠得到充分發揮。而我國在該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尤其表現在法律規制方面。因此加強對我國限制知識產權濫用法律的研究非常必要。
1 知識產權濫用概念及特點
知識產權，是自然人、法人等對其智力活動創造的后果和經營活動中，涉及到的標志、信用等享有的權利。從根本上來看，知識產權是一種特定主體依法享有的財產權，也是組織擁有的一種無形的財產權，對組織未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1]。而知識產權濫用，主要是與正當行為相對而言的，指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在行使權利過程中，沒有依法操作，超出法律制度允許范圍，從而損害他人、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
知識產權自身具有私權特點，但其與民事權利完全不同，為其濫用帶來了便利。知識產權濫用具體特點表現在多個方面，如知識產權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該法令的頒布，為后世著作權、知識產權的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由于法令不僅保護作者自身創作成本，還涉及到額外的經濟收入[2]。經過相應調整后，就會變相影響市場合理競爭，擾亂市場，損害他人合法利益，形成壟斷現象。因此濫用行為自身具有混淆性。不僅如此，還具有越界性，即現有法律制度中沒有對權利的使用范圍進行明確規定。
2 我國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的思考
2.1 明確法律原則
法律原則是法律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據，能夠引導立法更具合理性。因此針對知識產權濫用法律的完善，首要環節就是要明確法律原則。一方面，平衡原則。無論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還是知識產權濫用反壟斷規制，都需要掌握好度，使二者能夠達到一個平衡點，減少對他人、公共利益的損害。在保護主要基調之上，針對越界使用知識產權獲得的利益進行規制，減少保護與濫用之間的矛盾，才能夠真正意義上促進制度體系完善和進步[3]。另一方面，遵守國際公約原則。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下，任何科技創新都與整個世界息息相關。對此針對知識產權保護原則的確定，要充分尊重國際公約，如TRIPS、《巴黎公約》等。但由于國際公約具有籠統性，不能夠單獨作為法條。因此對于我國法律規制的完善，應將其作為背景，結合本國實際情況，指定出詳細的實施細則。
2.2 確定知識產權濫用界限
我國《反壟斷法》作為防止知識產權濫用基本制度和原則，但面對多元化、復雜化形勢，單純依靠該項規則和文件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對此我們需要明確知識產權濫用界限。目前，常見的濫用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如價格限制行為、地域排他行為及搭售行為等。上述行為都應該明確納入到法律規制條文當中，以書面形式呈現出來，使公眾能夠合理區分知識產權濫用界限，從而確保設立的知識產權能夠達到預期的使用目標。
2.3 盡快出臺指導文件
與國外相比，我國在知識產權法律規制上缺少指導性文件，無法為實踐工作提供制度依據。出于法律約束力的考慮，應盡快出臺指導性文件。對于指導性文件的提出，同樣需要尊重國際公約，堅持靈活性、可行性原則，使得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能夠適應我國國情[4]。與此同時，指導性文件，還需要與《專利權法》、《著作權法》等相結合，增加商標權相關內容，進一步充實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內容。在此基礎上，法律規制已經明確規定了各項行為，使得相關主體能夠正確處理自身行為，保障自身知識產權的同時，減少對他人及公共利益產生不良影響。
2.4 促進國際間合作
知識產權是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需要面臨的問題。對此，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可以積極開展合作，除了立法層面，還需要加大執法方面的合作。在合作中，側重對互相協作、交換情報等方面信息的共享。如設置跨國知識產權執行機構、或者確定涉外知識產權糾紛案的指導性政策等，從根本上遏制知識產權濫用問題。
2.5 確定執法機構責任
執法機構是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重要主體，明確機構、人員具體職責非常關鍵。目前，反壟斷委員會對相關工作已經做出了細分，但是在執行時，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交叉現象，導致執法權難以確定，出現執法空白帶等問題。因此針對現有執法機構存在的缺陷加以彌補和完善非常必要。可以在機構確立基礎之上，由工商局統一管理，發改委負責執法工作[5]。同時在工商局設置專門性部門，依次設置專利權、版權等科室，形成立體化工作體系，并針對侵權行為給予合理的救濟工作。
3 結論
根據上文所述，隨著科學技術快速發展，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因此知識產權的保護受到了廣泛關注，但缺少限制的權利將會適得其反。因此重視對知識產權的限制非常關鍵。在實踐中，相關人員要充分了解知識產權濫用行為的概念及特點，并結合我國國情，融合國外在該方面的先進經驗，明確執法機構具體責任，出臺指導性文件，不斷提高對知識產權的科學、合理約束，構建完善知識產權體系，從而形成良好的法律約束格局。
參考文獻
[1]王先林.我國反壟斷法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的再思考[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01）：34-43+159.
[2]黎珊珊.濫用知識產權的反壟斷法律規制[J].法制與經濟（中旬），2013，（07）：38-39+41.
[3]易繼明.禁止權利濫用原則在知識產權領域中的適用[J].中國法學，2013，（04）：39-52.
[4]王先林.關于制定我國濫用知識產權反壟斷指南的若干思考[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5，（10）：25-29.
[5]李健男，陳慧青.知識產權濫用規制的理論建構新論――以知識產權的自然屬性作為邏輯起點的研究[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05）：39-45.
關鍵詞：中西文化；圖書館文化；圖書館
中西文化存在很大不同，社會環境存在很大差異，因此社會環境制約的圖書館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也會存在很大的區別，中西方圖書館文化也會存在很大差異。
1 中西圖書館制度比較
1.1 西方圖書館制度
由于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促進產生了西方意味的公共圖書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科學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進入繁榮的商品經濟時期，要求工人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技術。同時也使人們接觸到了大量的新興事物，渴望通過學習知識了解這些事物的本質，由于這些現象的存在，促進了公共圖書館的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提倡所謂的“民主、平等、自由、博愛”等，使西方圖書館的內容進一步得以完善，出現了公共圖書館的觀念。所以，由于人民大眾的要求和官方的重視雙重原因，進而催生了西方公共圖書館的出現。西方圖書館采取的是政府有限權力管理與公民自治結合的管理模式，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向下負責的機制，公共圖書館的建設了解公民對圖書館的需求，遵照民意，開辦了公共圖書館，并通過了圖書館法案，以法律條文來規定圖書館的建設與運作方式。
1.2 中國圖書館制度
20世紀初期，新式圖書館觀念由我國早期改良主義者引入國內，是國人認識西方圖書館的開端，有力沖擊了中國古代藏書樓在我國的影響，引進了西方新式圖書館的管理模式和技術，大力推動了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產生，使中國藏書樓的管理方法得以轉變，逐步轉為近代圖書館的管理模式。中國先進人士看到西方圖書館的巨大作用和影響，認為圖書館可以承擔教育救國的重任，所以迫切要求創立圖書館，以啟發人們的思想，官方政府中的開明人士極為擁護這一主張，因此政府創辦的公共圖書館得以出現。受教會藏書樓和教會圖書館的管理模式和技術的啟發，中國圖書館先進人士大膽創新，在各種圖書館的創辦中大力引進西方管理模式和技術。
2 中西圖書館管理思想比較
2.1 西方圖書館管理思想（以美國為代表）
（1）重視實用。實用性是美國圖書館的基本觀念特征，美國圖書館受杜威實用哲學影響較多。杜威的實用圖書館學思想表現在他對圖書館管理的許多領域，而最典型的要屬他的分類思想。在杜威的名著《十進分類法及相關索引》的導言中，他就宣稱他不是追求什么理論上完整的體系，而只是從實用的觀點來設法解決一個實際問題。可見，實用就是DC的基本出發點。DC是現代圖書分類法中產生最早，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是建立在圖書分類實用性原則基礎上的，杜威作為美國具有影響的學者和圖書館學家，其實用思想在美國圖書館界具有深遠影響。
（2）圖書館提供公平服務原則。讓所有的居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公共圖書館的服務是西方圖書館的基本定位。日本圖書館學家小野泰博說，如果想知道西歐式民主主義是什么，最好看一看歐美的公共圖書館。因為這里存在著樸素的民主主義的原貌。“任何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公共財產，遵守同一規則。”圖書館的平等原則就是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文化影響下把權利平等地分配給一國的全體成年人，成年人通過運用公民權來行使權力。由這種政治思想和實踐中產生的力量，推動了向所有公民提供免費的圖書服務。這就是西方圖書館文化的思想特征。
（3）圖書館運行依照法律進行。西方的許多公共圖書館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圖書館法，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民閱讀權利的實現。公共圖書館的經費由納稅人的稅費來維持。用法律來規范，這樣就避免了政府撥款的隨意性和圖書館經費使用的隨意性。納稅人既可以監督政府，又可以監督圖書館的服務。使公共圖書館的運行限制在法制框架內。
2.2 中國圖書館管理思想
（1）尊重知識、注重收藏、為領導決策服務。中國圖書收藏經歷了漫長的藏書樓階段并逐漸形成獨特的藏書樓文化，在歷經數代后收藏意識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到今天仍舊成為一種文化時尚。中國圖書館發展到今天，圖書館的功能在隨著技術手段的提高而在不斷更新和擴大，但最終對復合圖書館的發展期望同時昭示的是對收藏傳統的尊重與回歸。傳統閱讀方式在物質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2）圖書館開放力度不夠。古代藏書樓的歷史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珍寶，同時留下了現今仍有借鑒意義的藏書法，但與西方國家圖書館相比，中國圖書館在藏書的開放和開架方面明顯力度不夠。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圖書館的影響，又由于“新圖書館運動”的開展，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以及80年代后，圖書館藏書開架在一定程度上比過去有所改善，但由于受藏書樓思想的影響，重藏輕用始終在束縛人們的手腳，即便是有了一些開架，也顯得并不徹底，有時甚至企望重新回到閉架的時代去。
圖書館文化作為一種獨特而獨立的文化現象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它具有的豐富的外延和內涵正在逐漸為人們所認識。研究圖書館文化有助于塑造圖書館整體形象，提高社會影響力，并更好地發揮圖書館的職能，為社會文化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1]歐兆虎，張明海.基于知識服務的圖書館文化重構[J].圖書館，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