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9-28 16:02:0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彈性經濟學概念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人分男女，道主陰陽，都市圈最典型的經濟特征是職業女性階層的形成，即女性的經濟獨立。若把農村、城鎮和都市圈劃分為三個區域進行比較研究，這三種區域經濟生態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剩女”率：農村幾乎沒有“剩女”；中小城鎮較低；大都市則為常態。統計數據證明：“剩女”率與城市化率成正比，財富越多的地方“剩女”率越高，消費水平也越高。大到城市，小到企業，“剩女”已成為人們視若無睹的經濟指標之一。
“剩女”的統計學概念是“金女（Gold Miss）”，特指高學歷、高收入的未婚女性。韓國統計分類把“金女”定義為29歲以上碩士學位以上的未婚女性，據說是因為大首爾都市圈的女性初婚年齡是29.1歲，所以統計局采用29歲為“金女”的起始年齡。和“金女”對應的是32歲以上未婚男性，統計中分為兩組：碩士學位以上（A男）和中等學歷以下（B男）。2010年在大首爾都市圈中每10個“金女”對應的“A男”約為6個，“B男”約為88個。所以，都市圈中婚姻問題更大的并非“剩女”而是“剩男”，中國的統計也證明是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失調。那為什么人們談論更多的不是“剩男”而是“剩女”呢？
農耕文明就是男權社會，因為“男”是“田+力”，代表土地和勞動是財富之源，所以才有經濟學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田園生活的詩情畫意是男耕女織，夫唱婦隨，而都市文明的起點卻是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家務社會化和女性職業化作為同一趨勢的兩個方面，一極創造消費需求，一極創造就業機會。研究表明，女性的學習能力高于男性，以體力勞動為主導的工農業更依賴男性，以智力勞動為基礎的都市產業更需要女性，城市創造就業的功能必然為女性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所以都市文明的男女平等首先是勞動能力的平等，從而形成了職業女性階層，讓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經濟上獨立，中國目前的女性就業率已接近70%。
女性經濟獨立的后果之一是婚齡延后，過去說的芳齡二九即18歲就要拋繡球選男人，而如今都市女性的婚齡都29歲了。職業女性的收入越高，適配男性的人數越少，收入之間的差距越大，適配婚姻的選擇越少。以韓國統計為參照，職業女性的多數“寧為剩女也不養漢”，城市就有了兩個群體的流動：“金女”在流動中尋找機會，綜合消費力上漲；“剩男”出城娶媳婦，綜合消費力下降。所以“剩女”率越高的城市經濟越繁榮，消費水平越高，高消費的壓力進一步驅動“剩男”攢錢回鄉娶媳婦，于是“金女”在都市圈中流動，驅動消費升級；“剩男”流出都市圈，再帶“村姑”進城鎮，城市化的進程就在這“金女—剩男—村姑”的人口流動中逐步升級，讓都市圈與城鎮化的趨勢雙翼齊飛。
關鍵詞：道德 市場經濟 邏輯判斷 價值判斷
雖然部分學者認為市場經濟理論并不包含道德考量，但這并不代表市場經濟本身就應該與道德無涉，道德虛無論的觀點是不可取的。必須肯定道德對市場經濟的促進和保障的作用，但是也不能將道德“神”化、萬能化。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輔助項有：政府、法律和道德。道德在政府和法律調節之后，作為“第三種”調節方式而存在。從積極的視角看道德對于市場經濟的作用，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倫理納入經濟理論研究中，豐富其理論的視閾；二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形成被社會認同的價值觀影響經濟主體的決策，規范市場經濟的秩序。
市場經濟理論與道德的關系
實證經濟學描述經濟中的事實和行為，規范經濟學涉及到倫理戒律和價值判斷。在亞當·斯密相繼出版《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后，現實的社會人被理論的分為“經濟人”和“道德人”而分別存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誕生又將“經濟人”設定為“理性經濟人”，其重視工程學和數理化形式的邏輯推演和判斷，忽視與人類密切相關的倫理問題及人類的終極目標。實證經濟學逐漸取代規范經濟學，并試圖用封閉的理論范式、繁瑣的數學公式和數量模型來詮釋現實的豐富的經濟存在，致使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學卻恰恰缺少了對人性的關懷。
在市場經濟中假定的“理性經濟人”是這樣的：他了解自己的偏好，對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具有明確的認識，對經濟生活中的任何變動，都能做出獨立的選擇。他的經濟行為都是充滿理智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的，其行為是理性的。主流經濟學將理性行為定義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和自利的最大化。那么，自利的理性觀就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無視。在市場經濟理論中存在的“理性經濟人”從行為的動機和主體的選擇上都避免了任何可能涉及的道德判斷。所以，從這個視角可以印證市場經濟理論本身是與道德無涉的。樊綱在《“不道德”的經濟學》中論述到：雖然經濟學的分析離不開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但是經濟學本身要研究的不是道德，經濟學家談道德就是“不務正業”。但是在《平等、公平與經濟發展》這篇文章中，樊綱提出了社會公平觀及平等、公平概念的新解。他認為效率和公平并不矛盾、平均不等于平等等道德判斷，并在最后綜合平等和效率多重因素分析出既可以“扶弱濟困”又可以防止“養懶漢”、“搭便車”現象出現的“最有效率的收入平等點”。
雖然樊綱一再強調道德是外在于經濟學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是無法真正區分道德到底是外在還是內在于經濟的，因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人是社會人、復雜的人。這就不得不引起筆者的注意和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雖不與倫理相關，但是那就代表著應該嗎？從自利的視角分析行為主體的動機就更加科學嗎？“理性的經濟人”在現實的經濟選擇中就不會面臨道德選擇的兩難嗎？市場經濟理論為什么不能將道德作為內在價值進行研究？面對著這些問題，使得筆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市場經濟理論與道德應該具有的關系。
首先，并沒有明確論證能證明與道德無涉的經濟學就比將道德納為參考對象的經濟學更適合現實的經濟生活。其次，也沒有論證可以證明市場經濟中行為主體的動機就是單純的利益。恰恰相反，卻有很多論證能證明主體動機的多元性。例如，商品經濟的起源是交換的產生，交換的原初動機是滿足需要而更好的生活。而在交換之后人類才發現了優勢利益。即經濟主體行為的動機利益是在滿足需要之后被發現的，而如何更好地生活和人為什么而生活正是倫理學的本源。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中，對于當下經濟學忽視道德而造成的經濟學的貧困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首先，森論述： “經濟學與倫理學的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他把經
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不過“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其次，他提出了“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即“人應該怎樣活著”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即“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來豐富經濟學中人類行為動機的選擇。他認為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分離對雙方都有損失。最后，他說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例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績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經濟學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的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
另外，經濟學家茅于軾（1998）認為，道德的是非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邏輯判斷，而道德的實踐則純屬價值判斷。邏輯判斷強調基于事實，又符合邏輯，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于其中。他把道德看作一種行為規范和制度安排，將道德視為影響社會經濟進程的非正式制度而存在。道德的“公共服務”屬性印證了其作為“契約”的特征，體現了個人對社會的承諾；“社會共識”屬性則指每個人發自內心的是非判斷。所以，如果說是價值判斷主體選擇的不確定性使經濟學排斥道德的考量，那么道德判斷中的邏輯判斷就完全可以成為經濟學討論的對象，從而被納入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光（1999）認為樊綱教授把道德問題完全歸結為價值判斷，而否定了道德是非的邏輯判斷，因而得出經濟學不講道德，其片面性就比較明顯了”。
將“倫理相關的動機觀、社會成就觀”以及“理性的道德是非判斷”融入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豐富經濟學的研究視閾，使經濟學更貼近現實的生活，現實生活中的人。只有這樣經濟學作為一門“經邦濟世”學問才能更具有人性、更貼進現實。 市場經濟行為與道德的關系
市場經濟是一種個人和私有企業制定關于生產和消費的主要決策的經濟。價格、市場、盈利與虧損、刺激與獎勵的一套制度解決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企業使用成本最低的技術，生產利潤最高的商品。消費取決于個人如何花費從勞動和財產所有權中獲得的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的決策。即多數的經濟問題由市場來解決的經濟決策（薩霍爾森等，1996）。市場經濟通過價格和市場體系，無意識地協調著生產和消費的活動。通過一種物品的買者和賣者的相互作用，以決定價格和產量機制。價格引導著公平競爭的市場，促成社會的富裕。
當每個人自私自利地追求他或她的個人利益時，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實現公眾的最好的福利。正如與其同期的法國思想家孟德維爾《蜜蜂寓言》中的著名命題“私惡即公利”：個人與社會不正如蜜蜂與蜂巢的關系，每一只蜜蜂都辛勤地采蜜，最終必將達到整個蜂巢的豐盈。每個人從自己的私利出發，最后帶動社會的公利，不正是由利己到利他的體現。“斯密難題”是偽命題也從這里得到了印證。
另外，市場經濟可以促成在誠信基礎上的社會分工與合作。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可以防止資源的浪費。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完全競爭又體現出公平。因此，從這些角度分析，市場經濟就應該是道德的經濟。雖然個人是從私利出發，但是交易的達成憑借的是互惠和認同，即雙方都獲得了自我心理能認定的收益，并且這種認同是建立在互諒互讓的基礎之上的，否則交易將無法達成。可以肯定的是無論交換出于哪種情況的需要，交換時支出的價值小于交換所得的價值，而且雙方都認為所得大于所失，或者說，交換使雙方都得利（茅于軾，1998）。在這里面有一個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以自利為目的的談判具有雙方同意的均衡點，而以利他為目的的談判則不存在能使雙方都同意的均衡點。所以，在市場經濟中的合理利己是正當的。
本文不僅從符合現實的功利主義出發分析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更從道義論和美德論的視角來看待，這就賦予了市場經濟更高的道德選擇的可能。
第一，道義論中的自律，提出了道德規范對經濟生活中行為主體選擇的約束性。康德強調的道德自律要求經濟主體按照自己的善良意志行事，而不受外在利益的影響和約束。與功利主義效果論不同的是，道義論更重視經濟行為主體在經濟決策過程中體現出的道德意志及道義傾向。
第二，在道義論中，自由被設定為一切有理性東西的意志所固有
性質。康德（2005）認為：“每個只能按照自由觀念行動的東西，在實踐方面就是真正自由的”，“我們必須承認每個具有意志的有理性的東西都是自由的，并且依從自由觀念而行動”，“理性必須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則的創始人，擺脫一切外來的影響”。康德的自由命題，為市場經濟領域每一個主體的道德選擇的自主性和自由權利提供了依據。即，“賦予主體在秉承道德原則時，依據市場信息變化、情形好壞、環境優劣而自主把握必要的張力和彈性的權利和責任”（劉可風，2004）。
第三，美德論將其視閾固定在能履行行為、具有動機、遵循原則的道德主體上。他試圖解決“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問題。其注重知識和理智，并強調兩者必須通過實際的訓練，養成道德習慣，從而形成美德。美德論在市場經濟中的應用體現為：對行為主體的德性形成提供幫助。
在市場經濟行為與道德的關系的判定上，功利論注重自利的動機、行為的結果的考察；道義論強調行為的動機、理想和精神生活的價值；美德論關注培養經濟主體的德性。可見，在市場經濟生活中，市場與倫理是密切相關的。
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適度定位
道德要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合適的作用就必須克服這樣幾個誤區：一是將市場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定義為無私利他的行為人。在市場經濟的領域內以利他為假設前題的交換是沒有最終的均衡點的，即，交易無法達成。“大公無私”、“專門利人”在市場經濟領域中是不適宜的。二是“絕對平均”不等于公平。對收入的分配有三個環節，以市場為主的“第一次分配”、以政府為主的“第二次分配”和以道德為主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彌補前兩次分配的空白，主要從個人自愿的基礎上，進行的以捐款形式為主的收入轉移方式（厲以寧，1999）。歷史證明“絕對平均”不但不會促進公平，反而出現“養懶漢”、“搭便車”的現象，會影響經濟的發展。三是道德是有層次的，分為美德境界和行為規范。在市場經濟中兩者是不可以混為一談，在經濟領域中發揮作用的主要是后者。
道德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應該真正體現為對個人利益及生存權利的尊重。“利己不損人”作為道德底線，“利人利己”作為雙贏的目標，公平、自由的選擇權是其最高的要求，這樣才更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商務印書館，2000
2.茅于軾.中國人的道德前景[m].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
3.光.經濟學（家）如何講道德[j].讀書，1999（1）
4.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
5.伊曼努爾·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6.劉可風.論市場經濟領域中道德的適度定位問題[j].哲學研究，2004（6）
7.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m].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8.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j].讀書，1998（6）
9.樊綱.平等、公平與經濟發展[j].開發導報，2004（6）
關鍵詞：股權風險溢價；資產定價模型；經濟學理論研究方法
文章編號：2095-5960（2013）06-0042-06；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
西方學界研究股權風險溢價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紀中葉；在經濟、金融學百年發展歷程中，風險溢價一直廣受國外學界和業界的關注。時至今日，股權風險溢價仍然是西方金融資產定價理論研究和實踐探討的前沿和熱點問題。圍繞這一研究標的的新生問題不斷涌現，導致各類研究思想在西方學界發生激烈碰撞，使得國外學者在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續不斷地尋求著“破壞性的創新”，逐步衍生出如今這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枝繁葉茂的資產定價理論體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C-CAPM模型為基礎的理論模型的探索和完善漸趨成為研究的重點和主導方向。本文以此為出發點，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性的回顧，進而以研究問題、研究框架和研究視角為標準，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了總結和評述，不僅可以使學者了解這一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脈絡，也可以為國內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C-CAPM模型的提出
Sharp（1964）[1]與Lintner（1965）[2]在Markowitz（1952）[3]的均值方差模型基礎上，幾乎同時提出了單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該模型通過資產收益與市場平均收益的協方差來衡量需要進行收益補償的風險，是在均衡資本市場中解釋和預測股權風險溢價的重要理論，但該模型在實證研究中不盡如人意，且其單期的模型設定對現實市場的解釋能力偏弱。
Merton（1973）[4]在單期CAPM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擴展，并基于時間連續、理性人面對隨機投資機會的條件下，將CAPM模型從單期擴展到多期，從而得到了跨期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下簡稱ICAPM模型）。在該模型中，資產的風險溢價由多個決定，其中第一個代表系統性風險，其他則用來描述投資機會組合特點狀態變量帶來的風險。由于這些狀態變量較為抽象，故不容易為研究人員所明確判定。因此，盡管ICAPM模型拓展了單期CAPM的時間維度，具備一定的理論意義；但在實踐中，研究人員們卻難對其進行實證檢驗，故很難將其運用于實際的資產定價和股權風險溢價評估中。因此，ICAPM模型在實證檢驗及實踐應用中遇到的難題催生了基于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以下簡稱C-CAPM模型）的出現。
Rubinstein（1976）[5]，Lucas（1978）[6]，Breeden（1979）[7]等人建立了C-CAPM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中，Rubinstein和Lucas首先推導出其離散時間版本的歐拉方程，而Breeden則在其基礎上推導出連續時間版本的歐拉方程。C-CAPM的一般形式假定經濟中存在代表性投資者并令隨機貼現因子中的Ct為t期總消費，將消費引入效用函數設定并與跨期設定相結合，使C-CAPM模型中的投資者需要在即期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或是即期消費與即期投資之間做出選擇，其選擇的最優組合即決定了模型設定的市場中資產收益率及股權風險溢價水平。從這一意義上說，C-CAPM模型旨在詮釋金融資產收益與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雖然，筆者通過回顧相關研究發現在C-CAPM出現之前就已存在大量針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關系的經驗研究。但筆者認為，C-CAPM模型最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及開拓性的貢獻在于其借助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研究框架，明確指出在宏觀分析中具有重要意義的消費水平指標與相對微觀的金融市場中的風險資產及無風險資產收益率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從理論角度在宏觀經濟與微觀市場之間搭建了橋梁。
二、實證檢驗對標準C-CAPM模型的挑戰
Campbell（2000）[8]認為，C-CAPM模型的提出是過去20至30年中金融資產定價領域的重要進步之一。筆者通過回顧相關文獻發現，C-CAPM模型取得如此高學術關注度的原因并不是其標準模型形式本身具備強大的現實市場解釋能力，相反更多的源自于學者們在大量實證檢驗中發現模型對現實解釋力不足而對其展開的各類挑戰。正是這些實證探索決定了C-CAPM模型的高關注度，也牽引著經濟學家們孜孜不倦地對這一模型進行著各類改進。
C-CAPM是其他定價模型更為一般的模型形式，也就是說包括靜態CAPM，APT等模型在內，都可以由C-CAPM進行推導，它們可以看做是C-CAPM的一種特殊形式。從實證角度而言，很難想象作為特殊形式的CAPM成立而作為一般形式存在的C-CAPM不成立的情況。盡管如此，C-CAPM在很多實證案例中的表現確實不比前面提到的早期模型存在相對優勢，在部分研究實例中甚至不如單期的CAPM。在利用實證檢驗對標準C-CAPM模型提出的諸多質疑中，筆者通過分析西方學者們后續跟進研究文獻的數量和密集程度發現，獲得學界關注度較高的是Mehra和Prescott（1985）[9]通過分析美國歷史數據對標準C-CAPM模型提出的挑戰。
（一）標準C-CAPM模型無法解釋美國市場的歷史股權溢價水平
Mehra和Prescott對C-CAPM模型的效力進行了驗證。他們利用1889至1978年間美國標準普爾的股票實際收益率數據與短期政府債券實際收益率數據得出歷史真實的股權風險溢價水平，與標準C-CAPM模型通過偏好假設以及合理參數得出的溢價水平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在樣本期間，股票的年平均實際收益率大約為7%，短期政府債券的年平均實際收益率大約為1%，股權風險的實際溢價水平高達6%。但在標準C-CAPM模型中，只有當風險規避系數取值在30到40之間時該股權風險溢價才能得到解釋。換句話說，只有在模型設定的代表性經濟個人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風險厭惡水平時，股票和政府債券收益率分別與消費增長率協方差之間的差距才能夠大到足以解釋研究樣本期間的股權風險溢價水平。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表明，Lucas提出的標準C-CAPM模型無法在合理的風險規避系數范圍內對美國市場如此之高的歷史股票升水作出解釋。或許是文章標題①①The Equity Premium：A Puzzle的緣故，后續國內學者們對這一類C-CAPM模型實證問題的轉述多將其稱為“股權溢價之謎”。
（二）對標準C-CAPM模型的其他實證挑戰
Weil（1989）[10]利用與Mehra和Prescott相同的數據再次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了檢驗，并提出了一個新的實證問題，即C-CAPM模型無法解釋美國歷史無風險資產收益率，即使在回避了股利增長率的獨立同分布假設、跨期替代彈性和風險規避系數之間互為倒數等假設的前提下，通過模型得出的無風險利率水平仍高于美國市場歷史的實際水平，他們將這一現象稱為“無風險利率之謎”。除“股權溢價之謎”和“無風險利率之謎”外，部分學者還通過比較分析得出C-CAPM在實證中表現不如CAPM模型的結論，如Mankiw和Shapiro（1986）[11]利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464只股票收益的均值比較CAPM模型的市場和C-CAPM模型的消費，結果表明市場與歷史數據的關系更強，同類研究還包括Cochrane（1996）[12]。此外，部分學者還提出，在C-CAPM模型的實證研究中，如何選取消費所需的消費數據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實證問題，如Grossman和Shiller（1981）[13]，Lang和Litzenberger（1989）[14]等。
另一些研究從其他角度質疑“股權溢價之謎”的存在性，認為是Mehra和Prescott的研究方法出現了問題，由此導致C-CAPM模型在其研究中失效。如Siegel（1992）[15]認為Mehra和Prescott選擇樣本區間的方法高估了歷史股權溢價的測算結果；而Reitz（1988）[16]則認為Mehra和Prescott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上存在不合理性，他們在兩區制馬爾科夫鏈的基礎上將小概率災難事件作為第三個區制引入模型，嘗試對歷史股權溢價水平進行解釋。
可以發現，自C-CAPM模型的這一實證問題提出以來，針對“股權溢價之謎”是否存在的激烈討論一直在西方學界持續不斷地進行著。整體來說，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是接受該問題的存在，從而將研究方向更多地定位于挑戰標準C-CAPM模型的核心假設，進而對標準模型進行改進。Mehra（2003）[17]在回顧自己的研究后認為，自己在研究中利用的標準C-CAPM模型包括四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效用函數假設。代表性經濟個人的效用函數限定為常數相對風險規避系數的指數效用函數，目的是保證資產收益服從弱平穩過程。第二，完全市場假設。市場存在標準的阿羅證券，即假設市場是完全的，可以用狀態或有要求權的組合為任何消費計劃融資，能夠為代表性經濟個人提供最大的靈活性。第三，無摩擦市場假設。市場中沒有交易成本和信貸約束，代表性經濟個人可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下參與市場，也就是說市場能夠為其提供完全風險分擔的機會。第四，代表性經濟個人的理性假設。在這一假設下投資者能夠依據所有能夠得到的市場信息做出無偏的投資決策，這同時也是多數金融經濟理論模型共同的假設基礎。
三、理論研究的拓展方向
從以上相關基礎假設的直觀描述可以發現，標準C-CAPM模型的設定考慮的是一個理想狀態下的市場主體和市場環境，與現實市場的實際情況存在差異。由于標準模型的強假設導致其對現實解釋力的不足，大量西方文獻圍繞如何放松這些過強的假設而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改進，并利用不同的評估方法檢驗改進后的模型對現實市場數據的解釋力。基于標準C-CAPM模型的四個基本假設，本文相應地將這些理論模型的拓展方向分為四類，即修改效用函數，放松完全市場假設，考慮不完善市場，以及研究非理性經濟人。下面分別對這四種理論研究流派的核心文獻進行簡要回顧。
（一）改進效用函數假設
標準C-CAPM模型中使用的是一個基于固定偏好系數的效用函數，效用函數的大小只取決于代表性經濟個人當期的消費量。
Esptein和Zin（1989）[18]對這一效用函數的假定進行了修改。他們認為消費者在不同的消費品間進行選擇時的替代意愿與不同時間下的消費替代意愿關系之間不應該存在明確的關系，進而利用GEU效用函數打破CRRA效用函數中風險厭惡系數和跨期替代彈性之間互為倒數的關系假設，能夠使模型具備更好的經濟性質。其后，Esptein和Zin（1991）[19]利用廣義距估計的方法對他們構造的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
另一類效用函數的改進圍繞消費的決定因素，如Constantinides（1990）[20]和Abel（1990）[21]認為效用函數的大小不應僅僅取決于當期的消費量。其中，Constantinides提出基于內部消費慣性的C-CAPM模型，他通過在C-CAPM模型的效用函數中加入代表性經濟個人各期消費的加權均值，引入了代表性經濟個人自身存在消費慣性因素。具體而言，其考慮的是過去模型中的。在效用函數的設定中，令當期效用不僅取決于當期消費，也取決于過去的消費水平，同時為不同期的消費對當前消費以致當期效用的影響力賦予不同的權重。Abel同樣從考慮效用函數大小與跨期消費量的關系出發，利用相對消費的理論對標準效用函數進行了修正。與Constantinides提出的消費習慣模型不同的是，Abel采用的方法強調代表性經濟個人當前消費與社會平均消費水平的比較，而不是其當前消費水平與歷史消費量的關系。他在效用函數設定中考慮的是個人與他人在消費水平上的比較，個人的效用不僅取決于自己的絕對消費水平，還取決于社會上其他人的相對水平。由于Abel模型與Constantinides模型在消費和效用的決定因素上相異，故被稱為外部消費慣性模型。
在最近的研究中，Korniotis（2008）[22]同樣以習慣形成效用函數為視角，結合不可分散的收入風險這一要素分析了C-CAPM模型，并且利用美國各州的數據對這一模型進行了實證檢驗。而Bekaert、Engstrom和Xing（2009）[23]則在外部消費慣性模型中引入市場基本面變化這一影響因素，并考慮了基本面變化的不確定性。結果表明這一不確定性在利率期限結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帶來了資產收益的反周期變動。
（二）改進完全市場假設
在標準C-CAPM的完全市場假設下，代表性經濟個人可利用金融市場來對沖他們在一個跨期環境下所面臨的所有不確定性，從模型的角度來說，這一假設忽略了不同的代表性經濟個人在消費流上的異質性。
Kimball和Weil（1992）[24]對完全市場假設發起了挑戰。在他們的兩期模型中，代表性經濟個人不能通過市場來完全對沖自身的消費風險，故其不得不依靠儲蓄水平的增加來緩解未來消費帶來的沖擊，從而使無風險資產的投資需求增加，由此也帶來了較低的無風險利率水平。但遺憾的是，該模型只存在兩期，而在實際的無限期環境下，代表性經濟個人或許可以通過多期交易策略規避消費保險的稀缺性。所以，兩期模型的靜態設計決定其在無限期的動態經濟中并不適用，其解釋力僅適用于特定的模型設定，而不適宜于解釋市場的現實狀況。
在Kimball和Weil模型的基礎上，Constantinides和Duffie（1996）[25]在模型中加入了無限期的動態經濟條件。進而借助這一改進分析了無限期市場存在經常且較大的不利沖擊的情況下對模型定價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即使市場提供了足夠的無風險資產作為消費保險，異質經濟人間相互提供保險的能力仍然會下降。Constantinides和Duffie認為這一研究結論解釋了股權溢價之謎，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經濟人出于消費保險不足的因素考慮，必須有足夠大的激勵才會選擇持有順周期的風險資產。盡管從模型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一模型具備一定的合理性，但實證結果表明，其異質性經濟人假設和市場中存在經常性較大收入沖擊的假設并不成立，故其與Kimball和Weil模型的效力相比并沒有太大的差別，同樣只能在特定條件下弱化股權溢價之謎，而并不能夠對其做出完整的解釋。
此外，Jacobs和Wang（2004）[26]的研究發現，除了總體的消費增長之外，消費增長的截面方差同樣也是在資產定價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意味著市場中的資產異質風險難以對沖，代表性經濟個人需要在資產收益中對這一風險暴露進行補償。相關研究還包括Gomes和Michaelides（2008）[27]，Krueger和Lustig（2010）[28]等。
（三）改進無摩擦市場假設
標準C-CAPM模型中假定市場不存在交易成本和進入門檻，故投資者可以自由地選擇在任何時點進入這一無摩擦的市場。
Aiyagari和Gertler（1991）[29]在實證研究中考慮了交易成本的因素。他們將交易成本因子加入模型的成本公式中，使代表性經濟個人購買股權風險資產的成本包括了交易傭金、信息成本、買賣價差等，并以債券利率作為經濟人購買風險資產的成本下限，研究交易成本對資產定價的影響，類似的研究還有Heaton和Lucas（1996）[30]。但這類研究結果顯示，引入交易成本后的改進模型對歷史股權溢價水平的解釋能力較為有限。
此外，還有很多研究討論市場的有限參與，即市場分割這一摩擦因素對資產定價的影響。由于在現實市場環境下，并非每一個消費者都參與股票市場交易，故Mehra和Prescott利用社會人均消費水平對標準C-CAPM進行校準或許就存在數據選擇上的問題。Mankiw和Zelds（1991）[31]首先探討了美國實體市場的分割問題，發現在研究期間內持有股票資產的美國人僅為27.6%，有限參與問題在美國市場事實上是存在的。Basak和Cuoco（1998）[32]嘗試利用市場的有限參與來解釋“無風險利率之謎”和“股權溢價之謎”。他們建立的是一個連續時間設定下的純交換經濟模型并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由于信息成本和其他市場摩擦因素導致一部分代表性經濟個人選擇不參與市場，使無風險實際利率下降的同時股權溢價水平高企。利用市場分割因素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改進的研究還包括Cao、Wang和Zhang（2005）[33]，Guvenen（2009）[34]等。
（四）改進經濟人理性假設
代表性經濟人理性的假設是多數經典宏觀經濟模型和資產定價模型的共有假設，對標準C-CAPM模型這一假設的放松屬于行為資產定價BAPM范疇的研究。
在相關領域，西方學界頗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Benartzi和Thaler（1995）[35]考察投資者厭惡損失對資產定價的影響，探討了經濟人的非理（抑或是有限理）如何影響其投資偏好，進而解釋了為何投資者為持有股權而要求一個較高的溢價。Barberies，Huang和Santos（2001）[36]則將前景理論引入資產定價理論模型。在他們的模型中，代表性經濟個人的效用函數不僅取決于其消費水平，而且還受其持有的金融資產波動的影響。由此，模型中投資者的歷史投資業績直接影響其當前的投資風險偏好，進而決定其在市場漲跌周期中不同的交易行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其他行為金融學領域的相關研究，如Deaves、Luders和Luo（2003）[37]，List和Millimet（2005）[38]等，他們同樣從探討投資者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角度出發嘗試對經典C-CAPM模型進行修正。整體而言，行為金融理論下的定價模型改進多從投資者或消費者的效用出發，借助交叉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經驗事實進一步將模型設定拓展至代表性經濟個人有限理性的視角之下，但由于相關研究難言成熟且具備有限的代表性，決定其仍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研究領域。
四、總結與啟示
通過對上述國內外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回溯可以發現，西方的資產定價理論在各類實證“異象”的研究中不斷發展，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理解也不斷深化，而國內針對相關課題的研究由于起步較晚，故以借鑒西方研究成果為主。筆者在對上述文獻進行系統性梳理后，深入探尋各類文獻在研究問題、研究框架和研究視角選取上的共性和差異，以期為國內學者研究相關問題提供有益思路。
（一）研究問題的分類：衡量問題與實證問題
通過前面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國外學者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可按問題切入點的不同分為兩類：一類是定價模型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進，多是針對基礎模型無法解釋股權風險溢價等金融資產收益，而由此出現的各類實證“異象”。另一類圍繞各市場股權風險溢價歷史水平的測度進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還為“異象”提供了解釋的事證。國內研究則在近幾年緊跟西方前沿，部分研究選取階段性樣本測算了我國的股權溢價水平；而另一部分研究則定位于實證“異象”，特別是對Mehra和Prescott提出的“股權溢價之謎”這一問題的實證探討；此外，部分研究還對標準C-CAPM模型進行了改進。
筆者認為，西方學者針對股權風險溢價提出的兩類研究問題之間存在一定的連貫性。股權風險溢價的合理測算是考察不同模型對歷史的資產收益水平解釋力并在各類模型間進行比較的基礎，而理論模型間的有效對比正是促進模型改進、深化乃至于推進資產定價理論發展的必要條件。從國內相關研究的發展現狀來看，一方面將兩個研究問題進行了分割，測算研究和模型研究獨立進行；另一方面，兩類問題的具體研究方法較為零散，從而得出的研究結論在不同文獻間差異性較大。首先，由于選取的測算方法、測算時段、替代變量等因素的不同，國內研究測算我國股權風險溢價得到的結果大相徑庭，故而以差異性較為顯著的測算結果得出的實證結論也存在本質的區別。其次，我國大部分針對模型的研究多采用單一模型或其變體，且利用不同的數據處理方式進行實證研究。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由于測算結果的差異、實證方法的差異，導致不同研究文獻針對同類模型得出的實證結論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如需對不同模型的實證效力進行橫向比較更是難上加難。
（二）研究框架的分類：范式理論研究與經驗實證研究
就國內外文獻的研究架構來看，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可從整體上分為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和基于經驗的實證研究兩類。其中范式研究方法的廣義概念和理論由T. Kuhn首先提出；M. Masterman對庫恩的范式觀做了系統的考察，范圍包括了各學科領域的范式研究含義（劉少波，2010）[39]。具體而言，在經濟學中，范式的概念內涵包括假設前提、思想邏輯、技術路線以及相應的實證檢驗。與旨在發現并檢驗客觀事實的經驗研究相對立，經濟學范式研究的側重點在于針對具備不同經濟意義的假設前提的研究。在范式研究框架下，針對傳統理論模型過強的假設，理論的突破建立在結合經驗事實對這些假設進行改進的基礎之上；而在經驗研究框架下，如果某個關于經濟問題的陳述無法被經驗證實（或證偽），那么它就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或有意義的）。從這一角度來說，通過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得出的結論無疑具備較強的經濟內涵，且有利于研究者在一個明確的理論框架下對研究問題進行一致性且可比較的研討。前文中提到的從Markowitz模型，到CAPM模型，然后到C-CAPM模型，再到C-CAPM模型的擴展所遵循的就是這一研究視角下的理論發展脈絡。
而在相關領域基于經驗的實證研究則以F-F三因子模型及其擴展形式為代表，它們是中外學者研究股權風險溢價的影響因素參考較多的經驗模型。這類模型中的規模因子、價值因子和其他解釋因子的選擇從經驗觀察中得出，思路是將原有模型沒有包含但對風險資產收益有解釋能力的因素加入到解釋變量中。就經驗實證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第一，由于市場間差異和研究環境的不同，以經驗研究為架構難以取得具備一致性和可比性的研究結論，各具體研究間相互借鑒的意義不強，研究結論多為在一定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下的片段；第二，各類因子的選取缺乏理論支持，故使相關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主觀性，研究者既無法判斷是否所有具備解釋能力的變量都已納入模型，也無法排除其他未被考察的因子是否對資產收益存在影響；第三，盡管經驗研究的開放性決定其能夠在不拘泥于假設前提的基礎上針對特定的市場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但其變量的經濟含義不夠明確，故難以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從經濟意義的角度對研究結果進行解釋。
（三）范式理論研究視角的分類：實證異象與模型假設
在基于范式的理論研究框架下，可進一步對股權風險溢價的研究視角進行分類。從前文的綜述來看，其中一部分研究是針對實證“異象”本身的存在性展開的。這一類視角認為，是實證數據的選取或研究方法等問題導致了標準C-CAPM模型的定價失準，在排除這些因素后，標準理論模型是能夠正確地解釋歷史數據的。而另一部分研究選取的視角則站在標準C-CAPM模型的對立面，它們認為標準C-CAPM模型中的各類假設與現實情況相距較遠，認為正是這些假設過于簡化了代表性投資者的行為、市場的現實，或是忽略了突發外生性事件等因素的影響，故而造成模型定價的失效。
從前文的文獻梳理來看，真正推動資產定價理論前進的，是那些選取第二類視角的研究。這類研究分別從標準模型中的四類假設出發（即效用函數假設、完全市場假設、無摩擦市場假設和典型經濟人的理性假設），共同構筑了現代資產定價理論研究體系。
參考文獻：
[1]Sharp， W.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J].Journal of Finance I9， 1964， （3）： 425-442.
[2]Lintner， J.，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965， （2）： 13-37.
[3]Markowitz， H.， Portfolio Selection [J]. Journal of Finance 7（1）： 452-482， 1952.
[4]Merton， R.， An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J]. Econometrica， 1973， （41）： 867-887.
[5]Rubinstein， M.， the Valuation of Uncertain Income Streams and the Pricing of Options [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1976， （7）： 407-425.
[6]Lucas， R.E.， Asset Prices in an Exchange Economy [J]. Econometrica， 1978， （76）： 1429-1446.
[7]Breeden， D.， an Intertemporal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Stochastic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9， （7）： 265-296.
[8]Campbell， J.Y.， Asset Pricing at the Millennium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4）： 1515-1568.
[9]Mehra， R.， and Prescott， E.C.， The Equity Premium： A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5， （15）： 145–161.
[10]Weil， P.，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and the Risk-free Rate Puzzl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4）： 401–421.
[11]Mankiw， N.G.， and Shapiro， D.M.， Risk and Return： Consumption Beta versus Market Beta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6， Vol. 68（3）： 452-459.
[12]Cochrane， J.H.， A Cross-Sectional Test of an Investment-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Vol.104 （3）： 572-621.
[13]Grossman， S.， and Shille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of Stock Market Price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 222-227.
[14]Lang， L.， and Lizenberger， L.， Dividend Announcement： Cash Flow Signaling vs.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 （24）： 181-191.
[15]Siegel， J.， the Real Rate of Interest from 1800-1990： a Study of the US and the UK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2， （29）： 227-252.
[16]Rietz， T.A.，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a Solution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1988， （22）： 117-131.
[17]Mehra， R.， the Equity Risk Premium： Why Is It a Puzzle？ [J].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2003， （59）： 54-69.
[18]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J]. Econometrica 1989， 57（4）： 937–969.
[19]Epstein， L.G.， and Zin， S.E.， Substitution， Risk Aversion and the Temporal Behavior of Consumption and Asset Retur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263–286.
[20]Constantinides， G.M.， Habit formation： A Resolution of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519–543.
[21]Abel， A.B. Asset Prices under Habit Formation and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0， （80）： 38–42.
[22]Korniotis， G.M.， Habit Formation， Incomplete Marke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Risk or Expected Return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21 （5）： 2139-2172.
[23]Bekaert， G.， Engstrom， E.C. and Xing， Y.H.， Risk， Uncertainty and Asset Pric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2009.
[24]Kimball， M.， and Weil，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Across Time and Possibilities [R]. NBER Working Papers 397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1992.
[25]Constantinides， G.M. and Duffie， D.， Asset Pricing with Heterogeneous Consumer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 219-240.
[26]Jacobs， K.， and Wang， K.， Idiosyncratic Consumption Risk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Asset Return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 2211-2252.
[27]Gomes， F.， and Michaelides， A.， Asset Pricing with Limited Risk Sharing and Heterogeneous Agents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Society for Financial Studies， 2008， Vol. 21 （1）： 415-448.
[28]Krueger， D.， and Lustig， H.， When is Market Incompleteness Irrelevant for the Price of Aggregate Risk （and When is it not）？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010， vol. 145 （1）： 1-41.
[29]Aiyagari， S.， and Gertler， M.， Asset Returns with Transaction Costs and Uninsured Individual Risk： a Stage III Exercis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1， （44）： 339-377.
[30]Heaton， J.， and Lucas， D.J.，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ncomplete Markets on Risk Sharing and Asset Pricing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6， 104（3）： 443-487.
[31]Mankiw， N.， and Zeldes， S.， the Consumption of Stockholders and Non-Stockholder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1， （29）： 97-112.
[32]Basak， S. and Cuoco D.， an Equilibrium Model with Restricte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998， （11）： 309-341.
[33]Cao， H.， Wang， T.， and Zhang， H.H.， Model Uncertainty， Limited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Asset Prices [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5， （18）： 1219-1251.
[34]Guvenen， F.， a Parsimonious Macroeconomic Model for Asset Pricing [J]. Econometrica， 2009， Vol. 77（6）： 1711-1750.
[35]Benarti， S. and Thaler， R.H.， Myopic Loss Aversion and the Equity Premium Puzzl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73-92.
[36]Barberis， N.， Huang， M.， and Santos， T.， Prospect Theory and Asset Price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 1-53.
[37]Deaves， R.， Luders， E. and Luo， G. Y.，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Overconfidence and Gender on Trading Activity [R]. Working Paper， 2005.
[關鍵詞]就業彈性；弧彈性；雙對數模型；變截距模型
[中圖分類號]F2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11-0053-06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進未能同步擴張日益成為解讀中國經濟發展的難點所在，并受到了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當前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思路之一是考察就業彈性，這一思路實際是以新古典增長理論為依托，從經濟增長的長期視角來考察就業量的演變趨勢，它在理論上是完全自治的，因而為大多數研究者所采用。研究者主要從計算方法、計算口徑、變動趨勢和變動原因等各個層面對就業彈性作了大量實證研究，但從已有的文獻來看，經濟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并不充分，當前的研究集中于就業彈性的靜態測算和走勢分析，而未能在經濟演進的背景下對就業彈性進行更深入的動態考察。更重要的是，由于對計量技術的把握尚有欠缺，對就業彈性測算方法的準確性問題至今缺乏較系統細致的討論，對就業彈性的影響因素分析還尚處于起步階段，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結論常存在抵牾之處。理論研究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都說明對就業彈性測算方法仍需更深入嚴謹的探討。 筆者力圖在全面梳理國內外重要文獻的基礎上，在動態考察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的背景下，通過設定新的計量模型，運用基于面板數據的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測算和分析了中國的總體及分產業就業彈性值。
一、就業彈性測算方法
就業彈性的本意是考察每單位GDP的增長能帶動多少單位就業量的增加，對這一概念反映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進之間關系的“優度”一直存在爭議。基于筆者的研究目的，本文不涉及有關就業彈性經濟意義的評論，而專注于回應對就業彈性測量方法的批評。
(一)研究路徑
從對當前文獻的考察來看、就業彈性測算技術的發展路徑大體可以描述為：初期研究都以弧彈性方法為起點，進而轉至使用以雙對數模型為基準的計量模型，但在雙對數模型的使用上則產生分岔，下文擬對此作一簡要回顧。
弧彈性方法是指依據彈性的定義，采用中點公式直接計算的方法。這一方法簡單易行，所需數據少，因而大多數研究者，如Rao&Bhanoji(1992)、ILO(1999)、張車偉等(2002)、蔡等(2004)均采用此方法計算就業彈性的逐年值。但就經濟分析而言，這種方法實際上把就業人數增長完全歸因于經濟的增長，不考慮其他因素的影響，經濟意義不完備；就技術層面而言，這一方法也沒有任何拓展空間。而通過建立計量模型測算就業彈性可以有效地克服弧彈性方法的上述不足，計量模型不僅經濟意義充足，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等因素的作用都可以包含到截距中并具有容易擴展的優勢，既可以增加自變量，也可以據此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從而對就業彈性做更深入的分析和考察。
計量分析依據所采用數據類型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回歸方法，但其基準模型通常采取如下形式的雙對數模型：
lnL=αL+β1nY+u
在對雙對數模型的運用上，經濟學家發展出兩條路徑：
路徑一：使用新的計量方法，由O13回歸乃至更復雜的GLS回歸和最大似然回歸等經濟計量技術。
大體而言，雙對數模型在初始階段的運用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是通過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OLS回歸，得出某一時間段的就業彈性值。這一方法雖然存在無法測算就業彈性逐年值的內在缺陷，但仍為國內外學者廣為使用。通常的做法是將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拆分為若干時間段，進而測算出不同時期的就業彈性值并進行趨勢判斷，如ILO(2000)、張本波(2002)、趙建國(2003)；第二種形式則是通過對橫截面數據進行OLS回歸測算出就業彈性的逐年值，通常的做法是利用某一國家的省級數據測算出該國的GDP總量及分產業的就業彈性逐年值。這一方法目前僅見國外學者所使用，如Padalino.&Vivarelli(1999)、ILO(2000)，國內學者則未見使用。
但上述兩種方法仍有其不足之處。第一種方法通常會遇到這樣的窘境：如果不對時間序列數據拆分，計算出的結果分析價值很小，而拆分又會遇到樣本容量太小，回歸結果可靠性低的問題。這一點在對中國就業彈性的研究中尤為突出。第二種方法通常不會遇到樣本容量問題，但計算結果又嚴重受制于經濟體的數據結構，計算出來的結果常常偏高，可信性同樣偏低。
為了解決數據結構和樣本容量的問題，經濟學家又將面板數據引入就業彈性的研究之中，通過GLS回歸測算就業彈性的時期值。當前的研究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一是測算某一經濟體隨時間而變的就業彈性時期值，如Solimano&Andres&Guillermo(2002)；一是測算某一經濟體隨樣本成員而變的就業彈性時期值，如張江雪(2005)。
路徑二：設定新的計量方程，通過添加新的控制變量以期求得更為精確可靠的彈性值并揭示更多的經濟意義。
從數據類型的角度而言，上一條研究思路基本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國外學者在面板模型的基礎上，又從解釋變量的角度進行了新的嘗試。如Daniel&Asep&Sumaao(2007)所言，對就業彈性的原有研究只注重勞動力需求移動的研究，而完全忽視了勞動力供給移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家開始將供給因素納入計量模型的設定之中。如Sdimano&Larrain(2002)將實際工資納入解釋變量，Daniel&Asep＆Sumarto(2007)則將勞動參與率的變化率納入解釋變量。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這些新增解釋變量的選擇都對應于研究者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而非簡單地解決零條件均值，從而求出更精確的估計值。就業彈性的這一最新研究思路在下文的研究中同樣得到鮮明的體現。
(二)簡要評論
從對當前研究文獻的回顧來看，當前的研究主要在兩個方面尚存在缺陷，而如何解決這方面的缺陷，正是本文嘗試設定新模型的意義所在。
首先，基于面板數據的計量模型毫無疑問是今后研究的主流，就已有文獻來看，目前仍未將更復雜的面板數據模型用于測算就業彈性的逐年值，而就業彈性逐年值的測算是進行更深人研究的數據基礎，這不能不說是當前研究的缺憾所在。
其次，盡管經濟學家已經開始考慮除需求之外的其他影響因素，但仍缺乏基于經濟演進的研究視，角，這也是當前國外研究者對就業彈性測量方法最重要的批評意見，從理論上說，經濟總量擴張會對
就業產生兩種效應：一是直接的規模效應，即各產業GDP的增長會增加各產業的勞動力就業量；二是間接的結構效應，即經濟總量的增長會引發就業結構轉變，使勞動力從一個產業流向另一個產業。因此，對就業彈性較完備的測量應能區分這兩種效應，說明某產業的就業吸納量哪些是由于經濟結構轉變帶來的，哪些是由于產業擴張導致的。但正如Kelly(2000)所言，現有的測算均無法區分總量GDP和各產業GDP的增長對就業的影響。
二、方法論和計量模型的設定
本文的研究將表明，將上述兩種研究思路結合起來，通過構建固定影響的變截距模型，設定新的計量方程，就業彈性測量方法的上述不足是完全可以改進的。在此，筆者將詳細探討這一新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實現方式。
(一)變截距模型的基本思想
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發展，理論上我們可以利用基于面板數據的變截距模型求得就業彈性的逐年值。鑒于變截距模型在就業彈性測算的應用中很少，筆者先對其基本原理略作介紹。
變截距模型的回歸方程形式如下：
ylt=et+X′itβi+μi+εit= 1，2，……N t=1，2，…T (1)
在以上面板數據模型中，Xit是 1×k維解釋變量向量，βi是k×1維系數向量。μi是個體效應，εXit是殘余擾動項，根據對山的不同假定，面板數據模型被分為固定效應模型和隨即效應模型，如果μi是一個不獨立于X’。的個體常數，則稱固定效應模型，如果μi是獨立于X，的隨即誤差項，則稱隨機效應模型。
將模型設定為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的常用檢驗方法是Hausman檢驗，其基本思路是在μi與X'it獨立的零假設下構造統計量，檢驗在零假設下的B估計量是否嚴格異于備擇假設下的估計量，如果拒絕了零假設，就認為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不能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反之，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就是合理的。隨機效應模型是對固定效應模型加上了更強的假定，是它的一個特例，或者說，Hausman檢驗是在用來識別數據是否滿足一個更強的假定的特征的，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是一種更為謹慎的策略。
在許多研究中，代表個體特征的一些變量或者是由于不可觀測或者是出于研究方便便而沒有被作為自變量納入模型，但是這些變量又明顯與被考察的自變量Xit相關，這時，可以允許直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而省略Hausman檢驗的程序。在本文的研究中，像固定資產投資這樣的因素顯然對就業有重要影響，同時它又與總產出高度相關，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就要求忽略這種相關性，這顯然是很不合理的，加之中國各省份在地理經濟特征上的巨大差異，我們有理由認為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回歸是無法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的，這也是在此處沒有進行Huasman檢驗而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的依據。
在樣本量較小的情況下，對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可以將μi作為虛擬變量來處理，亦即生成N個虛擬變量用OLS回歸來估計，可見在固定效應模型中，每一個μi在本質上都是一個參數，與隨機效應中代表殘差項是不同的，固定效應模型會損失一些自由度，這也是放棄對模型的更強假定的代價，對隨機效應的估計通常采用GLS，不存在損失自由度的問題，所以對于截面個體太少的一組樣本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就無法進行回歸，筆者只能將部分區域加以合并再進行回歸。
(二)經濟演進就業效應的計量模型
在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的基礎上，筆者設定如下計量模型：
lnL8pt=Cltβ2tlnY8pt+β2tlnYtotpt+λ1+upt (2)
式2中的上標s代表各產業，下標p代表各省，L8pt、8pt分別是第p個省產業s第的就業量和GDP，Ytotpt是第p個省第t的GDP總量。這一模型有兩個特點：(1)該模型中兩個待估的彈性系數β1和β1是隨時間可變的；(2)該模型能有效地區分出經濟擴張的兩種效應。在方程(2)中，β1表示直接的規模效應，即某一產業純粹由于自身規模擴張帶來的就業彈性的變動；β2示整體效應，即由于經濟整體擴張所導致的某一產業的就業彈性的變動，將(β2-β1，)即是上文所說的間接的結構效應，如果結構效應為負，那就意味著即經濟整體擴張導致勞動力從本產業中轉移出去；如果結構效應為正，那就意味著經濟整體擴張導致勞動力從其他產業轉移到本產業之中。
從理論上而言，可以直接將省級數據代入方程(2)，但是考慮到中國不同經濟地帶的情況差異很大，如果直接利用全部省級數據進行CLS回歸，離差越大的樣本取值在計算中所占的權重越大，這會導致就業彈性的估計值偏高。更嚴重的是，這樣回歸出來的系數也是不顯著的。為克服這一缺陷，筆者將全國分成四大經濟區域，先分別計算各大經濟地帶的各產業和總量GDP的就業彈性，而后以各大經濟地帶在全國分產業和總量GDP的比重為權數。通過加權平均的辦法計算全國分產業和總量GDP的就業彈性。
三、測算口徑與數據來源
在研究和測算就業彈性時，就業彈性的測算口徑，即是否考慮隱性失業是基于發展中國家背景的一個極為特殊而又重要的問題。因為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因變量的取值，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說明。
目前尚未見國外學者在研究中涉及這一問題，但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多。大體來說當前國內研究分為兩派：一派以張車偉等(2002)、齊建國(2002)、常進雄(2005)等為代表(姑且稱為名義派)，他們的研究都以統計年鑒上的名義就業量為依據，不考慮隱性失業問題。而另一派以龔玉泉和袁志剛(2002)、鄧志旺等(2002)、呂民樂(2006)為代表(姑且稱為實際派)，他們明確指出，由于隱性失業的存在，基于統計數據計算的就業增長彈性系數并不是真正的就業彈性，而僅是名義就業彈性系數，實際就業彈性應該以有效就業為基礎。
筆者認為，從穩健性估計和分析意義的角度來說，對就業彈性的測算不必考慮隱性失業問題，直
接采用名義就業量是更為可取的做法。首先，實際派方法的理論基礎是有問題的。“隱性失業”一詞來源于發展經濟學，其精確定義是指那些邊際生產力大于0而又小于其制度實際工資(IRW)的勞動者。由此定義可以看出，隱性失業者同樣創造GDP，只是“人不敷出”，如果我們在計算GDP就業彈性時，將其從勞動力投人中扣除，實際上是否認了他們對GDP的貢獻額，這是不合理的。由此造成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據此測量就業彈性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因變量可能會存在嚴重的向下偏誤。其次，中國勞動統計體系尚不完備，城鄉分割制度在就業人員統計中的影響至今依然存在，公布的統計數據往往低估了實際就業總量。即使考慮到隱性失業轉化為有效就業的影響，兩項作用的合力影響是難以估計的。因此本文的測算都直接采用統計年鑒公布數據，不再進行各種基于有效就業量的調整。
為保持數據的一致性，本文所采用的數據全部來自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鑒于中國統計制度、統計指標和統計口徑多次變動和調整，我們需要對數據來源進行較詳細的說明。
1．本文所用數據的時間序列為1990～2005年。之所以截取這個時間段是因為自1990年開始，中國的就業總量數據依據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獲得，而之前的社會勞動者總量數據依據各單位報表合并方法獲得，1990之前和之后的數據不具備經濟分析上的可比性。
2．本文所采用數據指標包括GDP和就業人員的全國和省級總量數據、分產業的GDP和就業人員的全國和省級數據。其中，1997年以前各年各指標省級數據樣本為29個，自1997年始各年各指標省級數據樣本為30個。
3．1998年以后GDP總量及分產業的全國數據依《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即采用了2004年經濟普查后的調整數據。1990～2000年，就業人員總計、城鎮和鄉村就業人員小計資料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重新調整，2001年及以后資料根據人口變動抽樣調查資料推算。
4．1998年以后的各年各指標省級數據均采用各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數據，未采用根據2004年經濟普查后的調整數據。其中，1990年分產業生產總值省級數據依《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各地區社會總產值”計算得到，1995年數據依《1997年中國統計年鑒》推算獲得；1990，1992年分產業就業量省級數據依1991～199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各地區分行業社會勞動者人數”合并計算得到。
5．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各類GDP數據均采用名義值，不進行平減指數調整。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Lucas的信息孤島理論，即認為經濟主體更多地是依據名義價格而不是實際價格進行行為調整。
四、測算結果及比較分析
在此，筆者先對基于固定影響的變截距模型所得計量結果進行分析，進而從方法論的角度將其同傳統方法所得測算結果進行簡要比較。
(一)實證結果分析
計量方程(2)的回歸結果表明：西北區域的分產業和總量GDP就業彈性都是不顯著的，華北和中南區域只有第二產業的回歸結果是基本顯著的，華東區域的第一、二產業的回歸結果除個別年份都是顯著的。基于此，筆者無法用加權平均的辦法計算出全國的分產業就業彈性取值。但出于方法論探討的目的，本文選擇以華東地區第一和第二產業的就業彈性測算結果，對所建立的回歸模型展開分析。
這樣做的原因有三點：首先，華東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城市化最高的地區，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已經超越了劉易斯轉折點，農村不再具有勞動力蓄水池的功能，因而對第一產業的分析是有意義的；其次，華東地區雖然不是中國的重工業集中地帶，但作為最早的沿海開放地帶，其制造業，尤其是輕工業的發展到了相當成熟的程度，因而有利于分析經濟總量擴張對就業的結構效應；最后，中國第三產業的省級數據由于統計制度的原因，統計往往是不全面的，對其進行分析的數據基礎比較薄弱，事實上，所有關于第三產業的區域回歸分析結果絕大多數都是不顯著的。
考慮到上述因素，筆者給出如表1所示的回歸結果。
不難看出，表1所列數據具有明確的經濟意義。首先，β1的取值全部為正，這說明某一產業自身規模的擴張必然吸納更多的勞動力，這同新古典增長函數的內涵是完全相匹配的；其次，第一產業的結構效應系數全部為負，說明華東地區的確存在著持續的農業勞動力向二產和三產轉移的過程，這同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以及錢德勒大國模型的預言是完全相吻合的；第三，第二產業的結構效應系數有些年份為正，有些年份為負，這主要是由于政府大力推行積極就業戰略，結構效應系數基本取正值，這一變動態勢同華東地區第二產業的組成結構及歷史演變也是相一致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數據基本可靠的前提下，基于方程(2)所回歸的結果是可信的，統計意義和經濟意義都是顯著的，并且確實能有效地揭示就業彈性的變動特點，有效地區分和揭示經濟總量擴張所具有的兩種就業效應。這就證明，筆者提出的這一計量模型和計量方法是可信的。
(二)基于經濟意義的比較分析
如前文所述，國內外學者采用不同方法對就業彈性的測算做了大量研究，如張車偉和蔡防(2002)、常進雄(2005)、呂民樂(2006)，將他們的測算結果同本文的計算結果相比較，筆者發現，從經濟演進的視角觀察就業彈性的變動特點，能夠揭示出若干新的結論：
1．觀察表1中第一產業的規模效應、總量效應和結構效應數據序列，不難得出以下三個結論：(1)經濟增長中農業就業的總量效應和結構效應表現為穩定的負值時間序列數據，這表明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演進，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第二和第三產業中；(2)結構效應取值的絕對值是相當大的，平均取值在0.9左右，并呈現逐漸增大的勢頭，這表明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去；(3)規模效應的取值雖然為正值，但其平均值僅為0.45左右，并呈現逐漸減小的態勢，這說明即使進一步擴大農業的生產規模，它所能吸收的勞動力數量也是有限的，而且吸納力度會越來越小。
以上三點清晰地表明，農業的就業吸納潛力是極為有限的。要解決剩余勞動力或隱性失業問題，只能依托二、三產業的發展，那種繼續將農村和農業作為剩余勞動力蓄水池的做法是不符合經濟發展要求的。
關鍵詞：網絡經濟管理創新組織結構
論文：
1網絡經濟之屬性
網絡經濟，國外又稱internet經濟，指基于網絡技術發展的，以多媒體信息為特征而形成的一種新經濟潮流和形態，并包括對現有經濟規律、產業結構。社會生活的種種變革，是信息化社會的最集中，最概括的體現。它是網絡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網絡與經濟的緊密融合，將使這個新生命獲得快速發展的機會。網絡經濟具有以下幾個屬性：
1.1網絡經濟是信息化、創新型經濟
物質、能量和信息是人類社會的三大支柱，也是經濟活動的三大資源。從經濟角度看，物質是滿足消費者物質需要的產品，能量是生產過程和生活過程賴以進行的動力，而信息則是經濟活動的神經系統。信息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深刻后果之一，是信息和它的實物載體的分離。在用實物來傳遞信息的時代，信息所能抵達的范圍十分有限。然而，一旦每個人都通過網絡聯系到一起，信息就具有了自動傳遞的功能。信息本身的生產、流通、協調和消費在現代社會中是極其重要的社會經濟活動，信息是財富而且具有價值。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及時掌握供求、價格、技術和資源等方面的信息，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網絡經濟中，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原動力。創新并不局限于技術，包括制度創新、觀念創新。豐富多彩、不斷發展的個性化消費需求誘發著生產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產品和技術和生命周期迅速縮短。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持續更新，通過創新主動推出新產品才不致于被淘汰出局。應用知識、添加創意成了經濟活動的核心問題，學習力和創造力成為市場競爭力的源泉。
1．2網絡經濟是數字化、虛擬化經濟
網絡經濟時代，一切信息都可以數字化。現實世界中許多有形的東西如：現金、支票、報告、面地面的會議、照片等都可轉變0"和"1"，并以光速在網絡中傳輸。這不但提升了信息傳輸與儲存的數量、速度和品質，也增加了信息相互組合的可能性。信息的數字化使現實世界中許多事物虛擬化，虛擬現實技術是一種中間媒介，它利用計算機、通信、傳感器等工具，為人們提供相互作用的三維圖像、聲音、氣味等，使人產生與真實世界一樣的感覺。虛擬現實技術過去常被用來訓練飛行員和宇航員，隨著計算機的普級，它的應用也越來越廣泛，使用人也越來越多。
1．3網絡經濟是自由化、全球化經濟
網絡的發展促進了思想、市場和貿易的自由化，人們可以通過網絡，方便地完成跨國交易。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所帶來的交通、通訊手段和傳播媒體的革命性突破，為全球化掃除了空間和時間的障礙，給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擴張、輻射提供了技術保障；而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本擴張又是全球化趨勢的內在經濟動力。正是在全球經濟日趨一體化和現代化信息技術迅速普及的沖擊下，世界范圍內在政治結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諸多領域都在發生并即將發生極其深刻的革命性變化。
一種新經濟形態的出現，所受震撼最大的莫過于企業。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網絡經濟環境下生存的。網絡經濟要求企業走出工業經濟的長廊，跨過網絡經濟門檻，成為網絡經濟下的一個元素。這無疑會對企業的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管理方式和管理內容提出新的挑戰。
2西方企業管理思想的演進
企業管理的性質是二重的，不管是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每一階段的企業管理思想都與當前生產力水平及社會意識形態密切相關。
從上世紀初到現在，企業管理理論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革。19世紀末對世紀初，社會需要提高生產率、提高工業的產量，以滿足人口迅速增長的基本物質需求。這時，大批量生產的工業發展需要大批沒有多少文化和技術的勞動力，故此，有理性經濟人"的基本觀點被普遍接受。當時的管理理論是通過明確劃分的等級關系中的專業化分工來組織工作，以最有效地達到組織目標；企業的組織是由合法的管理權威進行計劃和控制的機械式系統；管理的重點是通過對企業人員的合理安排來提高工作效率；人主要是由經濟方面的刺激來激勵的，為了保證協調以達到組織目標，對組織成員必須給予嚴格的監督。
當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掌握了較高的技術以后，他們工作就人僅是為了獲得薪金，而是有了更為復雜的抱負，以及更有效地參與組織活動的能力。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將心理學、社會學等引進企業管理的研究領。
二次世紀大戰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和科技的發展、生產集中的壟斷統治的加強、工人運動的高漲、市場問題尖銳化、競爭的加劇以及自然科學和新興學科的進展，西方出現了許多管理學派，他們的理論總稱之為現代管理理論。其中系統學派強調決策在組織中的重要地位認為管理就是決策；經濟學派則主張管理工作應當從實際出發，著重研究各類組織的管理經驗；權變學派則認為世間不存在適用于一切情況的最好方式，管理模式和方法必須根據組織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發展變化而靈活選用，隨機應變；管理科學學派采用大量的定量化的方法來求出計劃、組織、控制、決策等的最優解，以達到組織的目標；組織文化理論提出7S"管理模式，認為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特有的傳統和風尚，制約著一切的管理政策和措施。不論是哪一個學派，他們共同的目的在于：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如何提高企業的實力。它們都是與現代工業經濟相適應的。
3網絡經濟下新的管理思想
網絡經濟下，工業時代的管理思想受到極大的壓力和挑戰。網絡經濟要求企業不斷創新，這就需要企業的個人。部門之間有效合作及強有力的團隊精神。為了適應網絡經濟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企業管理的思想必須進行相應的變革，而不能簡單地認為網絡經濟下的企業管理就是在原體制下的進行的計算機化。新的管理思想主要體現以以下幾方面：
3．1網絡是先進的生產力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網絡作為高科技的產物，它從發生到發展都需要高科技的支持，從這一點上說，網絡也是一種先進的生產力。網絡經濟下企業的發展將會出現幾何級數增長的趨勢。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對網絡的級數效應有充分的估計。級數效應的動力淵于網絡高科技所蘊涵的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的爆發就象細胞分裂，越到后面，產生的影響越劇烈。隨著網絡經濟的日益發展，企業獲得生產信息變得更加容易，即時生產將變成一種普遍現象。
3．2時空觀念的創新
任何改革和創新，首先是觀念的創新。沒有觀念的變革，任何具體的舉措都不可能帶來根本性的效果，只會流于空談。網絡經濟下的企業管理是一個不斷學習和創新的動態過程/在網絡經濟下，首先要樹立新的時空觀。隨著先進的網絡技術被應用于實踐，我們原來的關于時間和空間的觀念受到真正的挑戰。在信息和它的實物載體同樣重要的環境里，信息分散開創了一條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新路，網絡使得基于地點和時間的商業模式變得過時。
3．3競爭觀念的創新
信息技術的大爆炸式發展，帶來了技術的快速落伍、產業環境的迅速變化和全新的市場機會。在這種高度不確定和復雜的環境中，傳統的戰略管理和組織方法失去了往日的扭力，需要一種更加進取的方法來開創未來，發現并抓住每一個新的商業機會。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在于尋找和創造"正確的"產品（或服務）、市場和商業模式。對于某些只滿足于過去成功的傳統企業來說，會無法正確認識。發展市場和將新技術商業化，新的商業模式對他們沒有吸引力，而具有新競爭意識的中小企業卻能采用合作等方式，在網絡經濟中迅速崛起，這便形成了網絡經濟下的"小吃大、快吃慢、新吃舊"的規律。
工來經濟朝代的企業競爭，主要是資本競爭、資源競爭，誰擁有更多的資本、更多淘汰，誰就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由于資源是稀缺的，只能被一個人獨立的擁有和使用，因此工業經濟時代的競爭是戰爭型競爭。Internet作為一種自由的、開放的平等地獲取信息，相互溝通。此時，企業間的協作不僅成為可能而且必要，協作型競爭尋求雙贏發展模式，強調通過協作和知識共享尋求更大的發展機遇。
3．4動態的、扁平的組織結構
據稱，企業需要嚴密監控環境的變化，并對此做出迅速而正確的反應才能夠生存下來。為此，就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內部組織結構。在網絡經濟時代，職能部門或單位將獨自收集信息，有時要用到企業的數據庫，并具有獨自決策的權力。在傳統企業中，最高管理者控制著所有的部門，并決定對職能部門的授權范圍。在網絡經濟時代，最高管理者或者總部的規模應該很小，主要起到協助交待的作用，并將權力移交到各個職能部門。最高管理者需要規劃組織前景和公司戰略，整合各個職能部門。網絡經濟下企業的組織結構可以包括職能結構、矩陣結構、項目結構、任務小組和交叉結構，而且這些形式的組合應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改變。
在信息技術的支持下，可以很容易地在企業范圍內實現信息的收集和共享，以前掌握重要信息的中層組織將逐漸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隨著獨立職能部門的增長，他們將獨自招聘和培訓本部門職員，擁有獨立的決策權力，即出現所謂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和精簡化。
組織結構的另一個變化是隨著信息技術和獨立職能部門的出現而出現的公司內部勞動力市場。公司內向內部實職位公開，公司的每一位職員都可以應聘，人力資源方面的這種變化將會使得公司內部勞動力市場比以前更加活躍。
3．5彈性的管理模式
在網絡經濟下，創造價值的行為與創造力緊密相關。網絡的誕生使企業組織分子化，每一個勞力勞動者就是企業最小單位，可以應工作需要機動地組合。在分子化的組織中，企業員工通過網絡合作、信息增值來增加企業產品的價值。企業管理也要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這種變化。彈性管理主要體現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傳統的企業管理習慣于讓員工在固定的時間到固定的地點去工作，而在網絡經環境下，一方面，網絡無所不至的觸角已伸向了社會的各個角落，而網絡所至之處，就是企業市場延伸的地方，也就是企業的活動范圍，因而管理的對象已經極度分散化了；另一方面，網絡經濟強調時間上的即時性，如果用一般的時間概念去束縛它，反而會抑制其發展。所以，實施彈性化的管理模式實際上是為企業員工創造一種寬松的工作環境，以便更好地發揮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4結語
關鍵詞：現代化；農村城市化；小城鎮
1 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
關于農村城市化的理論研究，西方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理論。古典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最早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揭示了人口流動的原因。在其著作《政治算數》中，比較利益差異被看成是人口流動的直接原因。 在20世紀50年代末，唐納德?博格等人提出了人口流動的“推力――拉力”理論，認為人口流動是兩種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結果。舒爾茨等人的投資與收益理論則把人口流動看作是一種投資行為，從而用投入與收益的比較來做出判斷。劉易斯、拉費僑根森和托達羅先后分別建立了鄉城人口流動模型。法國發展經濟學家佩魯于1995年提出了“增長極理論”，指出通過能對臨近地區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增長極”的優先增長，可以帶動相鄰地區的共同發展。而后繆爾達爾針對“增長極”對其他地區的不利影響，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利用“擴散效應”和“回波效應”的概念，說明了經濟發達地區優先發展對其他落后地區的促進作用和不利影響，提出了如何既充分發揮地區的帶動作用，又采取適應的對策來刺激落后地區的發展，以縮小地區間的發展水平的差異。
國內關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在國外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通過對現狀的分析研究，一部分致力于找出影響我國人口流動、遷移的因素。如張培剛教授在20世紀40年代，指出擴張的經濟中，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彈性，總的說來要大于農業，這種差異使經濟重心由農業轉向非農產業。而后，辜勝祖教授系統總結了國內外各流派的勞動力非農化、人口城市化的思想，考察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另一部分則對我國的城鎮化過程做出分析。90年代以來，傳統小城鎮研究多是集中在小城鎮發展研究、小城鎮規劃和建設研究、小城鎮經濟研究、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等相關領域上。近年來，又掀起從產業聚集理論、區位理論、空間結構理論、路徑依賴理論等角度對城鎮發展進行闡述的研究熱潮。但綜而觀之，大多數論述都是從各個側面、各個角度進行論述，缺乏對我國小城鎮系統體系的建構。
2 問題的提出與研究背景
我國城市化應當選擇什么道路，改革開放以來，曾經有過幾種不同的提法，但其基本精神是“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確認這一方針的基本出發點是防止大城市過分膨脹，生態環境惡化，出現類似某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病”。但是，在實際執行這一基本方針時，不僅大城市的規模沒有被控制住，同時也不利于各類城市因地制宜地發展。《“十五”計劃綱要》對城鎮化發展方針，作了新的表述：“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引導城鎮密集區有序發展。”這個新的表述，對大城市的政策，從控制大城市規模改為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對中小城市的政策，從合理發展中等城市改為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對小城鎮的政策，從積極發展小城鎮改為有重點發展小城鎮。隨著八、九十年代我國小城鎮大規模的低水平的數量擴張，建制鎮的數量從1982年的2664個增加到2000年的19692個，農村集鎮達到3萬多個。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這些興起的小城鎮，更多的是依據從農村地區自身的角度規劃、忽視了與大中小城市之間的依存關系，所以在一些地方雖然也興建了一些小城鎮，但發展規模都比較小，也沒有起到帶動周圍農村經濟發展的輻射作用。這就引發了學界關于“小城鎮戰略是否是農村城市化應堅持的路線”的大討論。
許多學者反對小城鎮發展戰略，認為小城鎮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城市功能不健全，經濟效益低下，還可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他們主張發展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支持者則認為片面強調城市的優先發展不僅會導致“二元結構”更為加劇，區域內城市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甚至相差懸殊，城鄉差別拉大，大城市發展帶來的經濟效益無法彌補省際和城鄉差異帶來的損失，而且大城市作用的發揮極可能會因空間的不易銜接而難以體現。
3 小城鎮的城市化路徑分析
從小城鎮入手推進城市化進程，是一個總體的戰略選擇，稱為“小城鎮驅動戰略” 。八十年代初期，我國社會學家提出的“小城鎮 大戰略”主張即是這一戰略的藍圖。
小城鎮在整個城鎮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和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區位決定了小城鎮作為城鎮化戰略中的農村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所起到的驅動作用。
(1)聯結城市與農村的紐帶。城市是現代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聚集地。城市化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城市文明的發展及其向農村擴散和傳播的過程。 由于我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無論在空間距離還是在發展水平上都相差較遠，因而城市先進的經濟和文化難以直接傳播到農村。而小城鎮作為城鄉系統中一種中間層次聚落，在經濟性質、人口構成、文化特征和景觀面貌等方面都處于城市和農村的過渡狀態。這種過渡的性質性質決定了小城鎮在城鄉交流中的紐帶地位和橋梁作用。
(2)聚集生產要素。小城鎮的特點是“小”，性質是“城”，形式是“鎮”。要素聚集是城鎮的首要功能，作為城鎮體系有機組成部分的小城鎮也不例外。小城鎮一方面聚集城市擴散的產業、物資、技術、信息、人才、管理等要素，一方面聚集農村的非農產業、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 小城鎮的這種聚集不僅僅是為城鄉生產要素的交流發揮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發揮城鄉生產要素的合成作用，小城鎮自身正是在聚集合成過程中發展壯大的。實踐證明，小城鎮發展的快慢取決于自身聚集功能的大小，而聚集功能的大小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吸納生產要素的多少，特別是吸納大中城市生產要素的多少。
(3)對農村經濟的輻射帶動。小城鎮作為農村地域性經濟文化中心，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城市所不可替代的直接輻射和帶動作用。作為農村區域經濟中心，小城鎮的輻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一定的工業力量、商業規模、金融和服務等去拓展農村經濟的發展空間。作為農村區域文化中心，小城鎮通過各種科技交流推廣、中小學教育、職業技能培訓和文化、體育、圖書館等設施及社區活動傳播城市文明，開闊農民視野，改變農民傳統觀念，幫助農民實現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行為規范上的根本轉變。對于促進農村工業集中、集約經營，帶動第三產業發展，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引導農業從經營理念到操作方式的變革，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人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4)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建立和完善社會化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服務體系是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要求。雖然城市也能為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提供許多服務，但這些服務一般是在較高層次上進行的。由于農戶經營和農民居住的分散性，大量直接與農業、農民打交道的服務內容還得依托更貼近鄉村的小城鎮來提供。
(5)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直接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小城鎮的區位特征決定了小城鎮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定位是上連城市下帶農村。小城鎮把城市的思想觀念、技術信息、管理經驗、生活方式傳播到廣大農村，成為廣大農民接觸城市文明的媒介，又通過自身的聚集輻射功能帶動周圍農村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既有利于加強城鄉聯系和縮小城鄉差距，又有利于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4 如何推動小城鎮的城市化進程
如何以農村小城鎮建設作為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村現代化、改變農村面貌的“前進基地”，影響著我國整個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要充分發揮小城鎮在中國農村城市化的重要驅動作用，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1)要立足長遠，制定建設與發展小城鎮的科學規劃。制定規劃要遵循“統一規劃，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保護耕地，優化環境，綜合開發，配套建設”這個總的指導原則，堅持高標準，高起點建設。規劃要把現實需要與長遠發展、現實需要與實際可能結合起來，統籌兼顧，通盤安排通訊、交通、水電、環保等“硬件”設施的配套建設，統籌規劃科技、文化、教育、體育、醫療衛生等“軟件”的配套。 規劃要從各地實際出發，做好幾個科學合理的定位：①要進行小城鎮布局定位。②要進行小城鎮的規模定位。③要進行小城鎮類型和產業結構定位。規劃要從地域區情出發，立足于現實，著眼于未來發展確定小城鎮的不同類型的產業構成，并突出其各自的優勢和特色。
(2)推進城鎮化快速、健康、有序發展需要有相關體制改革和一系列政策支撐。①繼續改革有礙實行城鄉一體化和貫徹國民待遇的戶籍管理制度，進行戶籍管理制度創新，消除對農民的歧視。讓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取得永久性的居住權，在居住權上享有國民待遇。②要制定寬松靈活的小城鎮土地有償使用和流轉政策。國務院體改辦產業與市場司俞燕山提出“著力于建立用地置換和存量調整機制”，應當作為制定城鎮建設用地政策的借鑒。③完善資本投入政策，拓寬小城鎮建設與發展的籌融資渠道。實行多元化投融資政策。除政府在財政實力增強基礎上增加對小城鎮的投入，應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引導民間資本、社會資本投入。④制定產業集聚政策。其立腳點在于建立起一整套的誘導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通過產業集聚政策以及規范鄉鎮企業布局到小城鎮的政策法規。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引導原有分散的鄉企向有條件的小城鎮搬遷。
(3)必須研究提升小城鎮功能和水平問題。城市化意味著人口功能的提升、產業結構優化、經濟經營聚集度的提高和對整個區域輻射力的增大。我們主張，在積極穩妥地發展小城鎮的基礎上，推進城鎮城市化，要特別搞好縣城的建設，使它們真正賦有城市的各種功能，成為綜合產業極點。簡而言之，“城鎮城市化”要求突出城鎮的多種功能，按照現代城市功能和城市理念來建設城鎮，促使其逐步成長為新型的小城鎮。這應當被視為當今正在建設的農村小城鎮發展的歷史趨勢。
參考文獻
[1][英]威廉配第著，陳冬野譯. 政治算術[M].北京： 商務印書館，1978.
[2][德]克里斯塔勒，常正文等譯.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8.
修正了新古典消費理論的基本假設和理論范式行為消費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并不是對新古典消費理論的全盤否定，它主要是通過關注新古典消費理論在基本假設上所具有的共性，識別其中的缺陷，并融入一系列的行為心理學因素，實現對新古典消費理論基本假設的修正和理論范式的調整，使消費經濟學成為一門更具解釋力和預測力的學科。在基本假設方面，將消費者是完全理性人假設改成了有限理性人假設。首先，新古典消費理論假定消費者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偏好。而行為消費理論則認為消費者是有限理性人，對于兩組完全相同的選擇，描述上的不同可能會導致其作出完全相反的消費決策。其次，新古典消費理論認為消費者具有完全的計算能力和卓越的意志力，能夠憑借自身的意志力和完全的計算能力去抵御誘惑，實現消費效用最大化。行為消費理論則認為消費者只有不完全的計算能力和意志力，“自我約束”存在問題，可能會出現幼稚型消費者和偏幼稚型消費者，在儲蓄活動中可能出現“幼稚拖延”和“成熟提前”問題。最后，行為消費理論改變了新古典消費理論消費者的本性是“完全自私”的和完全利己的假定，認為在很多情況下消費者會表現出“有限自私”、“有限利己”的消費行為。在理論范式方面，從注重規范性研究走向注重描述性研究。新古典消費理論在研究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時，注重規范性研究，主要是教育消費者應該怎么消費。行為消費理論在進行規范性研究的基礎上，更加注重描述性研究。他們通過一系列的實驗和現場數據證明，如果消費者面對的是復雜的消費決策，特別是在不確定條件下進行消費判斷和選擇，消費者的“有限理性”會使其在做消費決策時產生心理幻覺。因此，過分依賴對消費行為的規范性分析會導致消費經濟理論在描述和預測消費者行為方面產生與現實不符的各類錯誤。因此，行為消費理論認為在研究消費決策過程中，不僅要分析消費者應該如何選擇，更要描述消費者在現實生活中究竟是怎么選擇的，將規范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融合使用。行為消費理論對新古典消費理論基本假設和理論范式的修正，為行為消費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最突出的研究方法是對現場數據的采用行為消費理論的研究方法和其他消費理論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在開始階段，行為消費理論在很大很程度上依賴于實驗數據，但是近年來已走出實驗的圈子，廣泛使用了在所有經濟學領域使用的方法。在行為消費理論所采用的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對現場（field）數據的利用。”近期研究還使用了現場試驗、計算機模擬甚至腦部掃描等方法。
行為消費理論的主要觀點
經濟學界對消費經濟的研究由來已久，特別是新古典消費理論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系統。20世紀80年代以來，行為經濟學家發現新古典消費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生活中的許多消費經濟現象，他們通過對新古典消費理論的基本假設和理論范式的修正，在研究消費行為決策的判斷和選擇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消費理論，形成了行為消費理論。
1.行為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新古典生命周期消費理論以消費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為基礎，認為消費者會平滑其一生的收入來做消費決策。1988年，謝弗林和塞勒提出了行為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消費者更關注收入的來源、形式及變化，而不是收入的最終值。它具體包括三個方面的主要內容：一是消費者如何運用心理賬戶理論來解決收入之間具有的不完全可替代性；二是消費者個人如何運用前景理論對每一賬戶下的收入進行核算；三是運用選擇歸集理論來考察消費者個人對收入進行核算的頻率。（1）各心理賬戶的收入之間具有不完全可替代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行為經濟學家通過對消費經濟的研究發現：由于心理賬戶的存在，沉沒成本會影響消費者決策輯訛輥；付費獲得的消費某項產品的權利會增加該產品被使用的概率，即由于沉沒成本的存在，人們心中會形成一個心理賬戶，這個賬戶會促使人們積極消費已經付費的消費品。1999年，塞勒將20年來所有對“心理賬戶”的研究總結到“Mentalaccountingmatters”一文中。在該文中，塞勒指出，心理賬戶有三個相互關聯的部分輰訛輥。第一部分是消費者對消費結果的感知和體驗。消費者對不同來源的收入態度不同，在消費時會無意識的將收入歸屬于不同的心理賬戶，以提高收入的使用效率，且不同的心理賬戶有不同的記賬方式和心理運算規則，各賬戶具有不同的消費傾向，賬戶之間的收入很難實現轉借（因為存在轉借成本）。第二個部分是心理賬戶歸類問題。認為不同的收入歸入不同的賬戶，賬戶之間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賬戶匹配有不同偏好，并按照三種方法對心理賬戶進行了分類。①按照收入的來源不同進行分類。②根據收入的用途不同分類。并將收入按不同比例存入不同賬戶中，各賬戶的收入不具有可替代性。例如人們很少會將滿足生存消費的收入用于娛樂享受消費。③根據收入的類型不同分類，人們一般將收入分別存入三個不同的心理賬戶：現期可花費的現金收入賬戶I，現期資產賬戶A，未來收入賬戶F。在這三種分類方法中，由于第三種劃分方法比較抽象化，更具有一般性，并且也能充分體現收入不可相互替代的特性，因此成為研究中常被采用的一種劃分方法輱訛輥。第三個部分，心理賬戶的核算頻率對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有較大影響。（2）心理賬戶收入的“整合”或“分離”有三條核算規則和四種核算方式卡尼曼和特維斯基將認知心理學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分析中來研究消費效用問題，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用價值函數V（x）取代了新古典消費理論的期望效用函數U（x）。前景理論的價值函數V（x）（如圖1）包含三條行為規則：①可察覺的收益和損失是針對價格參考點而言的，而不是收入和消費的絕對值。這表明人們往往對可察覺的變化比絕對量的變化更敏感。參考點的引入同時也承認了框架效應會影響選擇的觀點。②在V（x）中，收益函數是凹的，損失函數是凸的，即當x>0時，V″（x）<0；x<0時，V″（x）>0。③相對于收益函數而言，損失函數更陡峭，即x>0，V（x）<-V（-x）。根據價值函數的這些行為特征，得到三個主要觀點：對于同樣大的收益和損失，消費者對損失的反應更敏感，是損失厭惡；面對收益時，消費者是風險規避者，面對損失時，消費者是風險尋求者；損失的痛苦大于同等收益帶來的快樂輲訛輥。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定義了稟賦效應：消費者賣掉屬于自己的東西比去買同樣一件東西時的心理定價高輳訛輥。塞勒在“Towardapositivetheoryofconsumerchoice”中將前景理論中價值函數這一單一變量函數引入賬戶核算問題中。他指出，最初的價值函數只涉及單次的收益和損失，當收益和損失發生多次時，對收益和損失核算有“整合”方式v（a+b）和“分離”方式v（a）+v（b）兩種方法。收益和損失的組合包含四種情況：多重收益、多重損失、混合式的收益、混合式的損失，個人究竟采取哪種方式進行核算，主要取決哪種方式能給消費者帶來更大的幸福感輴訛輥。（3）核算頻率影響消費決策消費者對每一賬戶下收入的核算頻率也會影響消費者的選擇行為。核算頻率是在跨期情形下消費者對各心理賬戶的收入變化進行核算的時間間隔，不斷重復核算，也就是所謂的選擇歸集理論，而不是像新古典消費理論那樣將消費者一生每個時期的收入累積起來統一考慮。行為消費理論認為，對于同一賬戶而言，由于受到預算約束的程度不同，不同收入階層的核算頻率不同，不同的投資方式的核算頻率不同，人們對不同類型的心理賬戶的核算頻率也會有所不同。行為消費理論認為，雖然未來收入賬戶對平滑消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這種收入不可觸及，因此其核算頻率往往會比已經擁有的收入核算頻率更低，對人們的消費決策所產生的影響有限，這與新古典消費理論的“隨機游走假說”也明顯不同，在“隨機游走假說”中，人們每期的消費決策都要受到可預期的未來收入的影響。
2.時間偏好率跨期遞減理論時間偏好是指消費者面對相同的消費時，總是偏好于現在消費甚于將來，因此時間偏好率就等于現在消費與將來消費的邊際替代率。消費者的時間偏好會影響其在進行跨期消費時的選擇，即影響人們的跨期偏好。在跨期模型中研究時間偏好問題，主要是指如何在跨期模型中設定貼現函數，實現對未來收入流的效用貼現并將其與現期收入進行比較輵訛輥。20世紀80年代以來，行為消費理論將現代心理學和經濟學分析技術相結合來研究時間偏好問題，將現實中存在的“市場異常”現象進行數學模擬，放松了完全理性經濟人假設，通過對貼現模型的拓展得出了時間偏好率跨期遞減的結論。弗萊德葛蘭姆和艾倫•艾瑞克認為，時間偏好率衡量的是消費者個人在當前消費與未來消費之間進行折衷的不耐心程度，而且這種不耐心程度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遞減輶訛輥。斯托茲認為消費者往往容易受到外界的誘惑而做出短視行為，即出現短期內的強烈不耐心。拉賓認為消費者存在“自我約束”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消費者不一定能意識到這一問題，因此他將對“自我約束”問題認識程度不同的消費者分為成熟型、幼稚型、偏幼稚型三種不同的類型。一般而言，幼稚型和偏幼稚型的消費者很可能由于受到現期誘惑而做出短視決策。普萊利克認為：由于消費者是風險厭惡的，更愿意在短期的確定狀態下消費，因此在短期內表現出強烈的等待不耐心。而對于一個比較久遠的將來，消費者表現的不耐心程度并不會因為多加1天或1個月而有很大改變。因此消費者往往在短期內特別不耐心，不耐心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遞減。此外，行為消費理論還建立了相應的模型來模擬等待不耐心遞減規律即時間偏好率跨期遞減規律這個特征。艾恩斯列輷訛輥設定的貼現函數為D（t）=1/t，而赫恩斯坦與麥佐在此基礎上將貼現函數擴展為D（t）=（l+at）-1，其中a>0輮訛輦。此外，普萊利克和羅文斯坦又將貼現函數一般化為D（t）=（l+at）-r/a的形式，其中a，r>0輯訛輦。所有這些貼現函數都隸屬于雙曲線貼現函數，從這些函數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等待不耐心程度是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的。為了將貼現函數與時間偏好率聯系起來，普萊利克提出用貼現函數的彈性-D憶（t）/D（t）=r/（1+at）來度量行為主體的不耐心程度，這一彈性被定義為貼現率輰訛輦。其中a，r為給定參數，在a，r不變的情況下，貼現率隨著時間t的增加而減小，這較好地解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貼現率遞減的觀點，也較好地論證了隨著時間推移等待不耐心程度遞減的結論，即時間偏好率跨期遞減理論的正確性。隨著行為消費理論的發展，行為消費經濟學家對雙曲線貼現模型進行了一系列修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萊布森將菲爾普斯用于研究代際間的利他主義的方法引入個人決策問題，提出了擬雙曲線貼現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對貼現因子做了短期和長期的區分，其中茁為短期貼現因子，啄為長期貼現因子，且一般而言茁<1，啄<1。根據這一模型得出行為主體的短期貼現率高、長期貼現率低的結論，并指出只有當短期貼現因子等于1時，新古典的指數貼現的結果才是正確的輱訛輦。
3.延遲消費理論近年來，與新古典消費理論不同，行為消費理論對延遲消費的研究也逐漸開始關注消費者的“情感”這一精神消費領域輲訛輦，討論了推遲消費某一消費品時所帶來的消費者情感上的滿足，將情感這一無形效用的變化列入總效用考慮的范圍輳訛輦。關于延遲消費對無形效用的影響方面的研究，行為消費理論主要從非主效用和寄情效用兩個角度展開。非主效用是與主效用完全相對的一個概念，它具有三個特征：不是消費者親身經歷直接得到的效用，而是通過比較得到的效用；它與消費并不同時發生，而是發生在消費者進行消費之前或之后；并不是消費者親身經歷，而是消費者對消費過程的想象而得到的精神上的滿足，主要包括預期效用、回憶效用等。預期效用是指消費者在消費一件消費品前，想象這項消費能帶來的快樂或恐懼。回憶效用是指消費者消費某件消費品后，通過對該消費過程的回憶所產生的快樂或痛苦輴訛輦。另一個是從寄情效用的角度研究消費延遲。寄情效用是指消費者由于寄托了特殊的感情，而使一件消費品對消費者產生附加的、非物質的效用。由于寄情效用存在而延遲消費是消費者感情寄托、獲得精神上的滿足的需要，是消費者主觀為之，而不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消費，與“自我約束”無關。寄情效用越大的商品，延遲消費的傾向越大。如消費者傾向于延遲消費好朋友送的禮物，因為它是友情的寄托。在研究寄情效用時，必須將它與米切爾的“延遲快樂”區分開來。延遲快樂是指人們通過自我約束，迫使自己抵制住眼前的誘惑，延遲快樂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更好的消費，它考慮的是有形效用的增加。
對行為消費理論的簡要評論
1.豐富了消費經濟學的內容行為消費理論在基本假設、理論范式、基本觀點方面實現了創新，豐富了消費經濟學的內容，使消費經濟理論更貼近實際。行為消費理論改變了新古典消費理論的完全理性人基本假設，從消費者自身的心理、行為特征出發，揭示了影響消費選擇行為的非理性因素，在消費行為分析過程中強化了心理因素的影響。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以規范性研究為主的做法，在理論分析過程中加入了更多的描述性分析，為研究消費者如何進行選擇方面的實證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實驗經濟學的發展，行為消費理論對消費的研究從純粹的物質消費領域向精神消費領域滲透，這不僅拓展了消費研究領域，而且符合當前人們追求精神文化消費的趨勢。在基本觀點方面，包含行為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時間偏好跨期遞減理論、消費延遲理論等在內的行為消費理論，是消費理論的創新，豐富了消費經濟學的理論內容。
2.有利于解釋當前存在的諸多市場營銷策略行為消費理論具有較強的應用價值。它不僅能夠解釋許多市場上存在的無法解釋的困惑，如市場為什么不能出清等，更重要的是這些理論能夠解釋許多成功的市場營銷策略。例如，在我們經常看到產品銷售（如廚具銷售）的廣告中，許多產品銷售都會分兩步進行：首先它告訴消費者每件產品（廚具）都有多種用途而且展示給消費者看；然后增加幾條激勵措施，如前30名顧客可以得到八折優惠等。產品的多樣化用途能夠給消費者帶來吸引力，如果再加上一個折扣的話，能夠極大的滿足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提升消費者購買該產品時的幸福感，這就是對分散收益的評價方式能夠提高消費者的幸福感的觀點的運用。“一線生機”的理論同樣能夠解釋為什么廠商要在提高產品價格后再給予一定折扣，而不是單純地直接標注與折后價相同的價格。消費者在對心理賬戶進行評價時習慣分散損失的理論，也能夠解釋當前各種保險（房屋保險和車輛保險）營銷行為。價值函數中的行為變量特別是參考點變量對市場營銷策略的改進具有指導意義。營銷者可以通過改變消費者的參考點來提高商品的實際銷售價格而不降低商品需求。一是提高可感知的參考價，包括直接提高零售價或提供額外的奢侈品來提高價格。二是提高最低消費要求或將產品與其他產品進行捆綁銷售。三是使消費者的參考價格模糊化，從而使交易無效性變得沒那么明顯，如將產品以另一種尺寸或樣式出售。特別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無經驗的消費者往往會以銷售者提供的建議零售價作為判斷依據，這樣改變參考點價格不僅不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需求，可能還會提高其購買概率輶訛輦。延遲消費理論中關于寄情效用的研究對于企業而言，具有很強的應用價值。企業主可以通過將寄情效用與物品的實際效用分開，如在禮品類物品中加入一個可以讓消費者寄托感情的小飾品，這種東西要有利于長久保存且與原商品高度相關，這樣就可以縮短消費者等待消費這件禮物的時間。
3.對我國制定擴大消費需求政策具有參考價值行為消費理論在心理學基礎上對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決策的判斷、選擇的偏見和效應等方面的研究，對于擴大有效需求，特別是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制定相關政策有參考價值。擴大內需是我國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項長期任務。增加居民收入是實現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但是該如何增加收入從而實現對消費的刺激呢？根據行為生命周期理論，為了更有效的刺激需求，就應該使增加的收入更多的進入現期收入賬戶。此外還可以將調節收入分配格局與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政府通過對高收入群體課征一些特殊稅種（如遺產稅和房產稅等），這些從高收入群體手中課征的稅收不是以轉移支付的形式進行再分配，而是用于擴大社會保障范圍和社會保障水平，用于教育投資等公共福利方面的改善。這樣，不僅能夠減少收入分配的差距，實現稅收的再分配功能，而且能夠充實中低收入居民的當前資產賬戶和未來收入賬戶，從而改變消費者的心理賬戶結構。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居民的儲蓄傾向就會相應降低，當前可支配收入賬戶的約束將會放松，未來不確定性相對降低，于是現時消費水平就會提高，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服務在古典經濟學理論中被看作是非生產的。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通過一個仆役的工作沒有能提供可以交換的東西，從事服務業的工人就不能從事食品和其他物質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不能制造進行國際貿易的商品。本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經濟學家費布爾在研究經濟成長問題時提出了三次產業的概念，此后克拉克更為完整地提出了三次產業的分類，這第三產業，一般指服務業。三次產業的概念及分類，表明現代經濟分析已完全拋棄了服務的非生產性的觀念，強調了商品與服務兩者同樣提供效用、增加福利的共同性，甚至有時統稱其為“商品”。
由于服務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因而服務的生產與流通(貿易)具有以下特點：第一，服務是―種由勞動活動所提供的特殊使用價值，是無形商品，服務的貿易便不表現為物和貨幣的交換，而是勞動活動與貨幣的交換。第二，服務是一個過程，它的生產與消費一般是同時發生的，服務一般不能離開勞動過程而獨立存在，生產一結束，產品也就不復存在，服務是不可儲存的。第三，服務產品的非實物性。一般來講，服務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要高于貨物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因此當收入增加時，資源將流向服務行業。
就其實際效用而言，可以劃分為追加服務與核心服務兩大類。追加服務（complementary service）通常是指伴隨商品生產和交易所提供的補充服務。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這種追加服務業已成為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非價格競爭的重要因素。核心服務（individuality service）通常是指與商品的生產和交易無關的，作為消費者單獨所購買的，能為消費者提供核心效用的服務，而服務消費的不斷擴大則是由于人們擁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收入和自由支配的時間的結果。服務業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WTO對全球服務部門進行分類，包括12個大類，除傳統的運輸業和旅游業以外，絕大多數新型服務業，都是在戰后興起，進而獲得空前發展與繁榮的。
世界經濟史表明，經濟發展過程也是經濟結構變革的過程，發達的經濟都有很高的服務業就業人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現象，是勞動人口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移。服務業相對地位的提升只能放在與經濟增長同時發生的結構變化中去考察才能理解。截止2000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62%，其中34個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43.5%，48個中等收入國家為52%，22個高收國家為65%；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的比重，發達國家為60%-78%，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為45%-62%，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為30%-45%（見表）。
在先進經濟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結果，最終出現“服務業革命”；那些按人口實際收入最高的經濟地區，今天正經歷著可與工業革命相比較的服務業革命。這個發展的新階段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的長期過程的頂點，由此出現有50%或以上的就業人口從事于無形商品生產的經濟。可見，服務業取代農業和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第一大產業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服務業革命：與制造業的關系
以服務業與服務貿易為主要內容的服務經濟的迅速崛起，成為20世紀中葉以后世界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其重要表現為，各經濟體服務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比重逐漸上升，在發達經濟體，這兩項指標均已超過60%，有的甚至高達80%，在發展中國家也有較大的提高。在西方國家，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鴻溝正在填平。世界經濟越來越體現出服務經濟的特征。
1、知識密集型的生產性（中間投入服務）服務業，正在成為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貨物商品競爭能力的關鍵投入，更是企業構成產品差異和決定產品增殖的基本要素。
中間投入服務的增加，使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關系正在變得愈來愈密切，界線越來越不明顯。與工業產品一樣，服務也可以被劃分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現代工業生產已經融入了愈來愈多的服務作為中間投入要素，中間需求的擴大是服務業增長的主要動力。有數據表明，在1980年一1990年間，多數OECD國冢產品生產中的投入發生了變化：服務投入增長速度快于實物投入增長速度。
同時，服務業和某些經濟活動特別是制造業的界線越來越模糊，經濟活動由以制造為中心已經轉向以服務為中心，最為明顯的是通訊產品。同時，某些信息產品卻可以像制造業一樣進行批量生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服務業在北美行業分類中就被歸為制造業。另一方面，以服務為中心也體現在制造業部門的服務化上，表現為：(1)該制造業部門的產品是為了提供某種服務而生產的，例如，通訊和家電產品；(2)隨產品一同售出的有知識和技術服務；(3)服務引導制造業部門的技術變革和產品創新。
中國服務業進口的增長，是現代經濟增長對服務業需求的最好佐證。今天的工業生產力與獲取的、價格合理的金融、計算機及信息服務緊密相連。在國外尋找市場的企業在市場研究與開發、廣告和售后服務支持方面的花費比以往多得多。
2、制造業企業活動外置帶動新興服務業的發展。
企業活動外置指的是企業從專業化的角度出發將一些原來屬于企業內部的職能部門轉移出去成為獨立經營單位的行為，或者是取消使用原來由企業內部所提供的資源或服務，轉向使用由企業外部更加專業化的企業單位所提供的資源或服務的行為。現代企業內部服務業呈現外部化的原因：第一，現代經濟的發展加深了職業的分化，分工深化的趨勢不斷增強。第二，企業內部的服務性經濟活動專業化程度不斷增強，其服務有“標準化”的趨勢。第三，服務業本身的專有化資產要求不高，同時隨服務業的“標準化”程度的加深，其資產的專有化程度不斷下降，降低了這些服務外部化的成本。
企業活動外置所帶來的好處主要有：一是外置化使組織集中力量培養和提高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因為現在社會的信息和知識的積累越來越快，處理越來越復雜，使得組織維持競爭力是一件越來越困難的事，所以只有關注于自身的核心能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發展；二是外置化可以使組織減少成本，由于可以將一些自身本不擅長的事交給專業機構完成，而專業機構因為經驗豐富和存在外在競爭，收費較低，企業也節省了費用；三是組織自身的專業化水平由于核心能力的培養也越來越高，生產的效率也就越來越高，企業自身的盈利性和發展潛力也就越來越好。正因為企業活動的外置有以上的好處，所以越來越多的企業組織在自身的重構和變革中考慮到了這點，而使得企業活動的外置越來越多。
隨著企業活動外置所發展起來的服務行業多是新興服務業，因為企業活動外置使得企業增加使用服務中間投入，而中間投入的服務主要是新興服務業。由于企業活動在近10年中開始大量的外置化，新興服務業在這些年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使得新興服務業成為服務業增長中的“主導”行業。所以說企業活動外置是服務業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服務業革命：給工業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服務業革命給工業帶來的影響包括從提高效率到國內市場更激烈的競爭。同時開放服務業外國服務提供者進入我國國內的服務業，將迫使以前受到高度保護的國內相關產業通過采取效率更高的服務提供方式來提高其競爭力。從總體上講，服務業效率的提高有助于改進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競爭力，因為制造業企業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能得到的電信、銀行和保險服務水平。
1、貿易和分銷體制的改革將大大加深我國市場開放的程度，促進工業企業之間的競爭。
入世后，外商投資企業取得了其在中國生產的產品的分銷權，外國服務提供者可以設立合資企業，從事進口和國內產品的傭金、批發和零售。在入世法律文件中，中國承諾逐步開放外商投資企業貿易權的范圍和可獲性，加入后3年內取消貿易權的審批制，允許所有在中國的企業及外國企業和個人，在中國全部關稅領土內進口所有貨物(議定書附件2A所列保留由國營貿易企業進口和出口的產品份額除外)。但是，進口商分銷貨物須依照中國在GATS項下的具體承諾減讓表進行。因此，分銷權和貿易權的開放，一方面，會直接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為擴大外國商品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制造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了重要機會；另一方面，在國內市場上，跨國公司的市場占有率也會大大提高，中資企業在擁有自營進出口經營權的同時還要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服務提供者進行競爭，過去由國有企業壟斷或控制的行業將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由于我國工業品的分銷體系不夠完善，工業品利潤的一半來自流通領域，分銷權的開放對中國工業造成的壓力很大。
長期以來，我國只將貿易權授予國有貿易公司和數量有限的企業，對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權(進出口權)和分銷權(包括傭金、批發、零售及特許經營)進行比較嚴格的限制，貿易權和分銷權的限制被視為保護國內市場的重要措施。實際上，我國加入WTO之前的貿易和分銷體制不僅嚴重地限制著外商投資企業，而且制約著我國企業的發展。在原來的體制中，這兩類企業的貿易權和分銷權的配置剛好錯位，外商投資企業擁有貿易權，但僅限于根據企業的經營范圍供生產目的的進口和出口，其在國內市場銷售在中國制造的產品收到嚴格限制。我國企業，雖然擁有完全的分銷權，卻不具有自營進出口權，其進出口只能通過國有貿易公司這個中介進行。這種錯位既限制了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市場的直接銷售，也限制了我國生產企業直接接觸世界市場，并與之相融合的程度，限制了生產企業了解、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
2、企業產品銷售可能更加依賴外國服務提供者的營銷網絡。
一個產業的成長必須克服固有的“市場屏障”和“學習效應”，解決后進入企業在質量、成本、品牌和營銷渠道方面的問題。因為，即使擁有領先的技術和加工能力，甚至控股權，但沒有自己的營銷渠道和品牌，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仍將為外方所把持；入世以后，外國服務提供者將在5年以內逐漸取得除鹽和煙草以外的所有產品的分銷權，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所蘊藏的商業機會必然為眾多的跨國公司所覬覦。
例如，自加入時起外國服務提供者可以設立合資企業從事汽車的進出口(有配額限制)和分銷權(有股比限制)，包括售后服務等附屬服務。自加入時起允許外國銀行從事消費信貸(有地域和客戶限制)，對國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事汽車消費信貸沒有限制。在這一背景下，如果仍然像以往那樣，僅僅注意合資企業中中方的股權比例而忽視合資企業是否擁有自己的營銷渠道和品牌，企業將很難形成自己的營銷渠道，產品銷售渠道、客戶資料和品牌可能長期為包銷產品的外方所控制。結果，在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經營網絡中，我國將主要作為它們的亞太生產基地和全球重要的產品銷售基地而融入其中，相應地，我國工業企業的成長也將更加依賴外國服務提供者和跨國公司的營銷網絡。不過，外國服務提供者和跨國公司的營銷網絡對于我國來講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利用得好不僅不會拖累企業發展，而且可以為工業發展提供更具效率的營銷渠道，促進企業與市場的聯系。
3、服務業國際化程度提高，從而改善工業發展環境。
為工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是中國經濟面臨的緊迫課題。入世后，中國將按著承諾，有步驟地開放服務業，允許外國服務提供者根據中國有關規定設立中外合資、合作或外商獨資企業，擴大對外開放地域、數量和經營范圍，服務業向中國轉移的壁壘大為降低。在這種背景下，服務業將隨著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而轉移，尤其是諸如設計、工程、技術測試和分析、會計、審計、簿記、法律、廣告、管理咨詢、分銷、金融保險等直接作為制造業投入的服務業，從而改善工業發展環境。
4、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工業生產組織結構變革和分工的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