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25 11:02:5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勞動力的特殊性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相對人口過剩；農業剩余勞動力；結構性矛盾；供求錯位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8-023-01
一、中國失業現狀分析
失業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2012年全球就業趨勢報告》稱，全球勞動力市場在經過連續3年的危機狀況之后，在當前經濟活動有可能繼續惡化的前景之下，全球至少有2億人失業。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
就業是民生之本，中國當前正處于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進程的轉軌時期，就業問題是這一時期最為緊迫的問題之一。2013上半年我國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生就業壓力凸顯，面臨“最難就業年”。當前勞動力市場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龐大，就業壓力大。二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突出，大學生就業更加困難。第三則是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較高水平。因此擴大就業，降低失業率，使更多人口能夠加入就業大軍，成為我國目前首要任務。
二、從馬克思失業理論分析我國當前失業原因
我國現階段的失業問題，一方面有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的與資本主義社會共有的普遍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性，以及當前制度創新和體制創新的特定階段，我國的失業問題相較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具有特殊性原因。
（一）勞動力資源總量及供求關系的矛盾
正如《資本論》所闡述的，資本的積累過程當中，伴隨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得以提高，必然出現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和勞動力供給的日益增長。我國的人口規模大、增長快，這樣一來，必然造成我國城鄉勞動力供給超過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形成社會主義的相對過剩人口。這一原理與馬克思所闡述的相對過剩人口是一致的。
（二）經濟體制轉軌、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
中國就業問題的出現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結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實行“低收入、高就業”模式，導致人員富余過多，效率低下。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國有企業為增強競爭力，進行改革，減員增效，造成了一定的就業壓力。
（三）結構性矛盾導致供求錯位
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即就業難與用工緊張并存的現象已經從局部地區擴展到全國，并將持續相當一段時期。另外，農民工就業成本上升和就業觀念變化，正在使一些崗位喪失對農民工的吸引力。
除了上述原因外，就業能力是制約就業率的最大障礙。其他如“高校擴招造成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就業指導缺乏”、“就業信息不充分”以及“片面的就業觀念”也是造成就業難的長期原因。
三、對策建議
依據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理論，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減少失業人口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增加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二是減少勞動力的供給。具體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多渠道就業。十報告指出，鼓勵多渠道多形式就業，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經濟的發展能帶來就業容量的增加，但不同產業的增加量不同。研究表明，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每投資100萬元可提供的就業崗位，重工業是400個，輕工業是700個，第三產業多達1000個。因此實行積極的產業政策，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是解決我國目前就業問題的一個重要舉措。
2 擴大勞動力輸出規模。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成本相對較低低的國情，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很大改變，在國際勞務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十分明顯。因此將勞動力輸入到國際市場，能大大緩解我國的就業壓力。
3 大力發展技能培訓教育體系。大力發展技能培訓教育體系，培養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多是由于知識結構、專業技能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不匹配造成的，解決這一失業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規范技能培訓市場。
馬克思的失業理論研究可為解決當前我國的失業問題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但由于中國的失業有其特殊性，所以在實踐中還應該合理地將馬克思的相對過剩人口理論與中國現實相結合，來共同解決當前的失業問題。
一、為什么勞動力價值在剩余價值生產中沒有轉移給產品?
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以紡紗為例分析剩余價值生產，假設生產20磅棉紗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為24先令，勞動力日價值為3先令，這一日勞動力在使用中創造6先令新價值。按照馬克思的分析，生產資料的24先令價值轉移給產品，勞動力的3先令價值卻不轉移，而由工人先勞動一段時間把它再生產出來，然后延長勞動時間，生產3先令剩余價值:投入勞動過程的商品的價值總和是27先令。棉紗的價值是30先令。......27先令轉化為30先令，帶來了3先令的剩余價值。疑問在于，投入勞動過程的勞動力的3先令價值到哪里去了，為什么沒有轉移，而要由工人勞動把它再生產出來。
國內有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對這個問題作了解釋:勞動力的價值已經支付給工人，被工人用于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不可能轉移到新產品上去。轉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不是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因為資本家所支付的勞動力的價值，被工人用于購買生活資料在生產過程以外消費掉了。這部分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由工人再生產出來。產因為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價值進入勞動者手中即轉化為他的收入，已被勞動者用于購買生活資料而消費掉，要由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新價值來補償這部分資本。按照這種邏輯推論，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已經支付給它的賣者，同樣會轉化為它的賣者的收入，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被用于生活消費，為什么又能夠轉移給產品呢?如果這些解釋能夠成立，那么由馬克思闡明的勞動價值論原理就需要重新研究，其中一些基本結論要么被顛覆，要么得把適應范圍限定在勞動力商品之外。實際上，這些解釋混淆了勞動力價值、工資、生活資料價值的關系。
根據馬克思闡明的勞動價值論原理，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其中使用價值是商品滿足人類需要的性能，價值則是生產這種商品所消耗的人類勞動或抽象勞動。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存在于它的使用價值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它的使用價值之外。例如，棉紗的價值存在于棉紗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棉紗之外。在交換中，棉紗的價值表現為貨幣，但是貨幣作為存在于棉紗之外的交換媒介，只是棉紗價值的等價物，而不是棉紗價值本身。這一道理對勞動力作為商品應當是適用的。盡管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但是這種特殊性不在于它的價值與其他商品的價值有什么本質區別，而主要在于它的使用價值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如果認為勞動力的價值被工人用于維持生活和贍養家屬，其使用價值卻被資本家用來生產剩余價值，那就把勞動力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從時空上完全分開，不符合勞動價值論關于各種商品價值都存在于它的使用價值之中的一般原理。
因為各種商品都有價值，所以當兩種商品交換時，就有兩部分價值對流和換位。先以物物交換為例，假設甲和乙兩人分別擁有商品A和B并進行交換，商品A的價值從甲流向乙，商品B的價值從乙流向甲;交換后，甲和乙分別擁有商品B和A，商品及其價值發生換位。當以貨幣為媒介交換時，在買賣雙方就有商品價值和貨幣價值的對流。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買者和賣者手中保留著的是相同的價值，只是形式不同;雙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擁有和他們讓渡的價值相同的價值，不過一個以商品形式存在，一個以貨幣形式存在。叫段設丙用貨幣M(比如貴金屬貨幣)向甲購買商品A，貨幣M的價值從丙流向甲，商品A的價值從甲流向丙;甲用賣A得到的貨幣M向乙購買B，其價值流向乙，商品B的價值從乙流向甲。如果貨幣是紙幣，僅為價值符號，那么它就充當了A和B價值對流的媒介。在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交換中同樣會發生這樣的價值對流和換位。
假設廠商甲用貨幣資本(可變資本向工人購買勞動力，有勞動力價值從工人流向廠商甲，成為生產資本價值的組成部分;貨幣資本價值從廠商甲流向工人，形成工資;工人用工資向廠商乙購買消費品，工資價值從工人流向廠商乙，消費品價值從廠商乙流向工人。勞動力價值和工資是兩部分價值，它們之問具有并存等價關系，而不是直接同一關系。勞動者通過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再購買消費品來維持生活。工資并不是勞動力價值本身，而是它的等價物。如果勞動力買方支付實物工資(生活資粉，那么勞動力與生活資料作為兩種商品的并存等價關系、價值對流換位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物物交換;現實中一般支付貨幣工資，勞動力價值與貨幣工資之問也具有并存等價關系，不能把貨幣工資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看成同一部分價值。
從馬克思的一系列論述來看，勞動力價值和貨幣工資價值的確是兩部分等額價值，并在交換中發生對流。例如，馬克思在分析兩大部類之問的交換時，曾假定第I部類和第II部類以及工人之問有價值5 000鎊的商品，其中I(v+m)=2000鎊，II C=2 000鎊，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為1000鎊。5000鎊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500鎊貨幣來完成的;就是說，1.第I部類付給工人1000鎊，購買同等價值額的勞動力;2.工人用這1 000鎊向第II部類購買生活資料類似的論述還有不少。
為了進一步說明勞動力價值轉移問題，假設甲、乙兩家公司和工人之問發生交換:甲公司在一定時期預付1億元貨幣資本，其中8 000萬元向乙公司購買生產資料，2 000萬元向工人購買勞動力，下面分兩步來考察。先看甲、乙兩家公司之問的交換。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8 000萬元貨幣，得到具有等額價值的生產資料。乙公司出賣生產資料形成8000萬元貨幣收入，通常會以某種形式分配和消費掉。假設乙公司用8000萬元中的6000萬元購買維持再生產所需要的生產資料，2000萬元購買新的勞動力(支付工資)。這樣，交換前屬于甲公司的8000萬元貨幣在買賣中支付給乙公司，此后又被乙公司消費掉了。其中用于乙公司支付工資的2000萬元被用于購買生活資料，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消費了，這并不影響甲所購得的8000萬元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給該公司的新產品。
再看甲公司和工人之問的交換。甲公司向工人支付2000萬元貨幣工資，得到具有等額價值的勞動力。在這種交換中，勞動力價值和貨幣工資價值數量相等，存在形式不同。工人得到2000萬元貨幣工資，用來購買生活資料，雖然它在物質生產領域之外消費了，但卻維持了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這2000萬元價值也不會消失，而是構成新生勞動力的價值。由于貨幣工資價值和勞動力價值是具有并存等價關系的兩部分價值，所以一方面工人用貨幣工資購買生活資料來維持生活，另一方面工人勞動力的2000萬元價值成為甲公司的生產資本價值的組成部分。無論工人怎樣消費工資或生活資料，都不構成否定其勞動力價值轉移給新產品的理由。
如果肯定剩余價值生產中存在勞動力價值轉移，那么在馬克思分析的紡紗實例中，20磅棉紗的價值就不是30先令，而是33先令，即等于在生產中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勞動力價值和工人勞動創造的全部新價值之和。
二、勞動力價值能否歸結為使用勞動力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
馬克思認為:工人在勞動過程的一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實際上把勞動力價值歸結為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如果真是這樣，那就意味著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不遵循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后者對前者不適用。這當然不符合實際，也不符合馬克思關于勞動價值論和勞動力商品理論的基本觀點。
眾所周知，馬克思運用勞動價值論分析勞動力價值，明確指出: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觀點揭示了勞動力和其他商品價值決定的共性。馬克思正確認識到活的個人的存在是勞動力生產的前提，但是通過假設個人已經存在，撇開了個人被養育的過程，從而把勞動力價值歸結為維持個人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勞動力只是作為活的個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勞動力的生產要以活的個人的存在為前提。假設個人已經存在，勞動力的生產就是這個個人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活的個人要維持自己本身的再生產，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可以歸結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181這一歸結令人費解。勞動力和生活資料是兩類不同的商品，雖然生活資料被勞動者消費之后，它的價值可以轉化為勞動力價值的組成部分，但生活資料和勞動力畢竟是兩種不同的商品，二者的價值有不同的載體。例如，面包和勞動力是兩種不同的商品，當面包被勞動者用于生產自身勞動力并消費之后，前者的價值轉化為后者價值的組成部分，不能說面包就是勞動力，當然也不能說面包的價值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如果把二者混為一體，進而認為生產面包就是生產勞動力，那是不符合實際的。對同一個人來說，生產他的勞動力和使用他的勞動力、他自身勞動力價值和使用他的勞動力所創造的新價值，具有明顯區別。
首先，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總是只有先生產出來，然后才能使用;生產勞動力和使用勞動力是在不同的時空范圍內發生的兩個過程。從社會范圍來看，生產勞動力主要發生在生活領域和教育培訓以及其他社會服務場所，表現為養育和維持勞動者，特別是現代社會生產復雜勞動力要對勞動者進行各種學歷教育和專業技能培訓，這個過程要消耗生活資料和教育工作者的勞動以及其他社會服務;使用勞動力主要發生在生產領域或工作場所，表現為勞動者就業和工作，生產某種商品或提供某種服務。例如，一個人在北京讀大學，這是生產或培養他的勞動力的一個階段，相關費用計入他的勞動力價值;他大學畢業后到河北就業，從事某種商品生產，這是他使用自己勞動力的過程。在北京讀大學培養勞動力和在河北就業使用勞動力分明是兩個不同的過程，不能把前者視為后者的一個階段。
其次，生產勞動力是一種行為主體的活動，使用勞動力是另一種行為主體的活動，在這兩個過程中消耗的勞動時間來源于不同的行為主體。假設有張三和李四兩位勞動者，其中張三從事教育培訓工作，李四從事普通商品生產工作。李四在開始工作之前，先接受張三組織實施的教育培訓。在這里，張三為培養李四的勞動力，耗費了自己的勞動時間，因此，生產或培養勞動力的主體是張三，而李四是作為客體接受教育培訓。此外，生產勞動力還需要社會為李四提供生活資料，這要問接消耗他人的勞動。雖然李四為接受教育培訓和取得生活資料，通常要由本人或他的家庭支付相應的費用，但是生產李四的勞動力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源于張三和其他有關勞動者。當李四開始工作之后，在生產或工作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向社會提供勞動時間，這時的行為主體是李四。生產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和使用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分別來源于不同的行為主體，不能把前者歸結為后者的一部分。
再次，生產勞動力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凝結在一種客體(勞動力)中，使用勞動力所提供的勞動時間凝結在另一種客體中，這兩部分勞動時間凝結于不同的客體。仍以上面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張三的教育培訓勞動凝結在李四的勞動力之中，形成李四的勞動力價值的一部分。李四在以后的工作中生產某種商品比如電腦，他的勞動時間凝結在電腦之中，形成電腦價值的一部分。在計算生產電腦的社會必要勞動時，不能漏掉所消耗的勞動力中包含的物化勞動。顯然，勞動力和電腦是兩種不同的商品，李四生產電腦完全不同于生產出他的勞動力，不能用李四生產電腦的一部分勞動時間來取代培養他的勞動力的勞動時間。
最后，凝結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決定其價值，使用勞動力所提供的活勞動則來源于它的使用價值，二者體現勞動力商品的不同屬性。馬克思曾十分明確地指出: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后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因此，不能把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歸結為勞動力所提供的一部分活勞動。
三、勞動力在交換后能否由賣方用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
按照商品交換原則，一個人把自己勞動力的使用權讓渡給企業或買方并得到相應的工資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必須為企業勞動，而不可能再用已經賣出的勞動力來為自己勞動或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他用工資換取生活資料來維持生活，而不是在為買方勞動的過程中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企業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工資由勞動力轉移給產品的價值得到補償，而不是在勞動中再生產出來。
勞動力交換會發生產權轉移。對此，馬克思講得很清楚: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在勞動力出賣之前，它屬于工人所有;當它出賣之后從生理上看也許仍然存在于工人體內，但已經成為買方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不能再由工人用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即不能用來為自己勞動。這表現為工人在生產中只能按買方的要求勞動，產品及其價值歸買方所有。如果說勞動力交換不發生所有權轉移，工人只是在一定時間內轉讓勞動力使用權，那么這種已經轉讓使用權的勞動力也不能由工人用來生產自己所需的生活資料價值。
工人作為勞動力的賣者當然有自己的權利:他在出賣勞動力時可以討價還價，即在簽訂勞動合同或達成協議之前提出縮短勞動時間和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要求買方按期支付工資，并嚴格按照合同規定的時間勞動，不允許隨意延長勞動時間，等等。但是他沒有權利使用已經出賣的勞動力來為自己勞動。這里的關鍵是要理解勞動力作為商品有特定的時間計量單位，以小時為單位計量勞動力是比較準確的;如果以天或日作為勞動力計量單位時，要注意區分自然日和勞動日時間長度。勞動者每天總是要用一定時間來消費和休息，因此一日勞動力的實際數量總是小于24小時。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時以天或日計量勞動力，設想資本家支付工人一天勞動力價值后就購買了24小時勞動力，而工人則認為自己不可能連續工作24小時，雙方通過斗爭來確定工作日長度，把剩余價值生產建立在延長勞動時間的非等價交換前提下。實際上，在勞動力商品化前提下生產剩余價值，應當排除非等價交換情況，盡管這種情況在現實中存在。現代西方國家的企業普遍實行小時工資制，實際上就是按小時購買勞動力。一旦確定每小時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通過延長勞動時間來生產剩余價值而又不增加工資就成為違反交換原則和法律的事情。
既然勞動力商品是用時間單位來計量，那么確定其數量，也就是規定工作日長度。勞動力買賣雙方圍繞縮短或延長工作時間，提高或降低工資等問題進行談判協商，實際上就是在勞動力商品數量和價格問題上討價還價。如果工資一定，縮短或延長工作時間，就意味著單位貨幣所購買的勞動力數量減少或增多;如果工作時間一定，提高或降低工資，則意味著單位量勞動力所換取的貨幣增多或減少。這兩種情況或它們組合而成的其他情況，都有勞動力單價的變化。其結果通常是買賣雙方以合同形式規定工作時間長度和工資數量，這也就是規定勞動力價格。例如，某人和一家企業經過協商，最終簽定合同，規定他每勞動8小時，由企業付給100元工資，這表明8小時勞動力的價值為100元，因而每小時勞動力的價值為12.5元，工人得到100元工資，就必須為企業勞動8小時，支出等價勞動力。如果工人用8小時中的一部分時間如4小時來為自己勞動，或者實際上只為企業勞動4小時，那就意味著企業用100元貨幣只購買了價值50元的4小時勞動力(因為8小時勞動力價值100元，所以4小時勞動力價值50元)，這是不等價交換;相反，如果企業迫使工人勞動10小時，仍然只付給100元工資，那么工人實際支出了10小時勞動力，其價值應該是125元，比企業所付100元多出25元，這是另一種不等價交換。兩種情況都是商品交換原則和勞動合同所不允許的。
從現實情況來看，工人靠出賣勞動力所得到的工資換取生活資料來維持生活，而不是在為企業勞動的過程中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企業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工資由勞動力轉移給產品的價值得到補償，而不是在勞動中再生產出來。
馬克思本來運用勞動價值論科學地說明了勞動力價值決定問題，但是又把它歸結為或等同于使用勞動力形成的一部分新價值，因而忽略或否定了勞動力自身價值轉移，以為勞動力出賣之后還可以由賣方用來生產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這實際上未能貫徹和體現他的勞動力商品理論。
四、怎樣把勞動價值論和勞動力商品論徹底貫徹到剩余價值理論之中?
勞動價值論、勞動力商品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之問具有內在聯系，把三者結合起來分析，就能看出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存在上述問題。
按照勞動價值論，任何商品都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勞動力商品也不例外。按照勞動力商品理論，工人的勞動力是作為商品出賣給資本家，這種商品化的勞動力具有自身價值和使用價值，而且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勞動力價值在剩余價值生產中就不應當消失，而應當轉移給產品。如果一定要把勞動力價值歸結為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并認為這是勞動力價值的特殊性，那就意味著勞動價值論不適用于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因而勞動價值論就失去了普遍意義。
在筆者看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成為商品的理論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具有原創性;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同其他商品價值一樣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也是正確的;但是，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生產時，把勞動力價值歸結為使用勞動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價值，不符合勞動力商品論和勞動價值論。
考慮兩個經濟主體甲和乙，他們之間進行合作，由甲作為投資者出資本，乙作為勞動者出勞動力。甲每天先預付工資，乙勞動生產出大于工資額的價值，除了補償預付工資外，還給甲提供一定量剩余價值。第一天，甲付給乙3單位工資，乙勞動創造6單位新價值，其中3單位補償預付工資，另外3單位是剩余價值;第二天，甲把前一天乙勞動創造的6單位新價值中的3單位作為工資又付給工人，再次得到工人勞動創造的6單位新價值。從表面上看，這里好象也有勞動力交換，但是勞動力本身沒有價值，或者雖然假設它有價值，卻不向產品轉移，而由一部分新價值來取代，實際上否定勞動力價值存在。勞動力要作為商品參加交換，那就不能沒有價值，也不能以假設的不向產品轉移的價值為交換依據。勞動力是否可以憑它在使用中創造的新價值來參加交換呢?當然不行。第一，凡是參加交換的商品的價值必須在他進入流通之前就已存在，而新價值不僅在勞動力進入流通之前不存在，而且在它進入流通之后尚未開始消費或使用時也還沒有形成;第二，新價值來自勞動力的使用過程即勞動，但如果勞動力真正作為商品被出賣，那它的使用價值就歸買方所有，其使用或消費所形成的新價值也屬于買方所有，不能作為賣方參加交換的依據。如果一定要說勞動力的使用所形成的新價值是乙方參加交換的依據，那么新價值與工資價值在數量上無非有三種關系:一是新價值等于工資價值，這時沒有剩余價值;二是新價值小于工資價值，這時不僅沒有剩余價值，而且會出現虧損，是一種不等價交換;三是新價值大于工資價值，雖然存在剩余價值，但是屬于另一種不等價交換。設想乙方以他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為依據參加交換，不符合勞動價值論關于等價交換的一般原理。
現在假設乙先用甲提供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乙每天勞動形成6單位新價值，其中3單位留給自己，另外3單位交給甲。無論這種分割怎樣進行，乙畢竟有一部分時間為自己勞動，能夠分享自己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從商品交換一般原則來看，這里并沒有發生勞動力買賣。乙獲得自己創造的一部分新價值，另一部分則交給甲。這在實質上與封建社會的農民把租用別人的土地所生產的糧食的一部分留給自己，另一部分交給地主并沒有什么兩樣。設想某個生產者向資本家租用生產資料，他每天自己勞動生產6單位新價值，其中3單位作為租金交給資本家，另外3單位歸自己所有。這位生產者的勞動力沒有作為商品賣給資本家，但其新價值分割同馬克思所講的剩余價值生產是相似的。這里實際上不存在勞動力商品化。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否定勞動力價值的存在和轉移，或者把勞動力價值歸結為使用勞動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價值，就意味著否定勞動力成為商品這一前提。如果一定要把上述兩種情況解釋為勞動力商品化的特殊性，那就會同勞動價值論發生矛盾。只有肯定勞動力價值轉移，才能把勞動價值論和勞動力商品論徹底貫徹到剩余價值理論之中。
勞動力價值和生產資料價值一起轉移給產品，實質上就是生產它們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轉化為生產以它們為要素的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在它被生產出來的過程中已經消耗了一定的人類勞動。當勞動力通過交換被用于生產其他商品時，過去生產這種勞動力已經消耗的勞動時間作為物化勞動時間，轉化為生產以它為要素的其他商品的一部分勞動時間。生產勞動力要消耗勞動時間，使用勞動力又提供勞動時間，這兩部分勞動時間都是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的組成部分。換句話說，勞動力本身包含一定的物化勞動，它的使用過程又是活勞動，這兩部分勞動都參與決定使用勞動力所生產的商品價值。在實際生產中，勞動力價值轉移給新產品表現為把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工資計入產品成本，正如生產資料價值轉移給新產品表現為把購買它所支付的貨幣額計入產品成本一樣。
關鍵詞：金融城鎮化
1.新型城鎮化的特殊性
2012年末，中國人口城鎮化率達52.57%，但戶籍城鎮化率僅有35%，讓2億多農民工以及7000萬流動人口轉化為市民將是下一步城鎮化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中國的城鎮化是典型的鄉村城鎮化，這是由我國經濟、社會和人口布局與總量等多種因素決定的，必須認清其特殊性。
1.1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農業基礎地位不能降低，尤其是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必須加強
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業的發展關系到國家的穩定和安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人口逐步向工業轉移，農業發展相對滯后；同時，雖然我國糧食生產已實現“九連增”，但農業對外依存度仍不斷提高（如國內大豆消費超過80%依賴進口），糧食和主要農產品安全問題嚴峻。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業人口將進一步向城鎮和工業轉移，容易造成農業衰退和農村的落后，進而導致農業危機。從國際經驗看，如拉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在城鎮化建設中由于忽視農業的基礎作用，過度轉移人口，導致農業和農村未能得到應有的發展，使國家陷入“過度城鎮化”的泥潭。為此，農業的發展是推動城鎮有效建設的基礎。在推動城鎮化建設的同時，必須同步推動農業發展，特別是要加強農業科技應用、推動農業產業化發展、提升農業現代化進程，以提高農業從業收益、穩定農業人口，同時保障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實現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
1.2新型城鎮化必須與工業化良性互動，避免城鎮產業空心化風險
新型城鎮化需要以工業化為載體和平臺，基于工業生產的集中性和規模化特征吸納從農業轉入城鎮的勞動力，以解決農業人口非農化轉變的就業問題。從國際經驗上看，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水平與工業化水平基本保持同步增長，實現了工業化與城鎮化的相互促進發展；反觀拉美、非洲等國雖然其城鎮化水平與發達國家接近，但由于工業化滯后嚴重，導致人口城鎮化與經濟發展脫節，城鎮人口過度膨脹、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動蕩不穩。為此，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必須重視工業化，不能以簡單行政命令方式擴張城鎮規模、人為推動人口轉移；要以產業發展為平臺，有效支撐城鎮化建設，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的良性互動發展。
1.3中國的城鎮化是非均衡的，必然分地域和時段梯度發展
城鎮化需要以產業的支持、資金的聚集、人口和勞動力的總量與素質等為前提條件；而中國的自然地理和社會經濟條件在空間上的分布是極不均衡的，這種差距難以在短期內消除，加之改革開放后奉行的讓一部分地區優先發展的區域戰略，形成目前經濟的極不平衡現狀。這就決定了我國的城鎮化發展思路必須是多元的，在實施過程中必須是分地域和分時段梯度進行的。小城鎮建設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已經比較成熟，比如浙江省爭取試點撤鎮設市，以參與試點的寧波奉化溪口、象山石浦、杭州富陽新登、余杭塘棲、溫州樂清柳市、瑞安塘下、紹興諸暨店口、金華東陽橫店等27個小城鎮為主加快城鎮化建設；而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相對薄弱，需要積極發展有潛力的大中型城市，才能發揮對小城鎮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2.金融業在支持中國城鎮化發展中的作用
正如前段所說，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涉及到很多方面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比如說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城鎮公共服務建設、產業換代和升級等，但是這么龐大的資金需求僅靠當地政府是很困難的，一些政府的財力非常有限。所以，金融業對城鎮化的發展建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影響深遠。
2.1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提供支撐
在農村向城鎮化的實現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農村人口向城鎮化人口的轉化。我國農村人口眾多，需要轉移的基數比較龐大，因此按照以前的通過農村人口總數的增長來增加農村勞動力的方法很不科學。如果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應該想辦法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讓農村的剩余勞動力人數增加，為工業、服務業提供人員支持，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但是截止目前，我國的農村生產力水平整體還很低下，生產方式比較落后，勞動條件艱苦，生產集約度低等等這些因素都影響了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若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加大農村資本累積，所以要發揮金融部門的主要職能，實現農村產業資本的累積及形成，促進這些資本的有效配置。從這個方面講，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
2.2為城鎮創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崗位提供支撐
在農村向城鎮化的實現過程中，首先要必須解決實現后的就業問題，讓廣大農村人口有工作可做，否則大量人口流動在城鎮中，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就應該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當地政府應當給予中小企業在政策上的傾斜，在稅收上提供優惠，促進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然而由于中小企業存在一些無擔保、風險等因素而無法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在發展上也收到貸款融資方面的瓶頸，所以要解決這一問題，就應該獲取金融機構的支持和幫助，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從這個方面講，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需要金融業的大力支持。
2.3為城鎮接納“新市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支撐
城鎮化的本質意義在于給全民帶來普遍的福利改進。農村人口進入城鎮中，需要大量的基礎設施做保障，比如城鎮道路建設、公園綠化、生活中的水電氣、污水處理等等。目前，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政府行為，然而，地方財政資金并不足以支撐整個城鎮建設，所以向金融體系進行融資就成為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募集資金的重要手段。因而，可以說金融支持在城鎮設施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造血功能。從這個意義上看，城鎮化建設更需要金融的強力支撐。（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
參考文獻
[1]黃勇，謝朝華.城鎮化建設中的金融支持效應分析[J].理論探索，2008（3）.
（一）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情況
從2000年至2011年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山西省的農業人口比例呈不斷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71．9％下降到2011年的65％。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和比例也在不斷下降，人數從2000年的662．7萬人下降到2011年的649．4萬人，比例從2000年的29．4％下降到2011年的24．1％，可以看出有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已經完全脫離農業生產轉移向別的行業。此外，我們做了2000～2011年農業勞動者占當年農業人口的比例統計，可以看出農業勞動者占農業人口的比例也是在不斷下降，但是下降比例不是很明顯，十二年間僅僅由28．4％下降到27．8％，下降比例僅為0．6％，這主要是由山西的勞動力轉移情況的特殊性造成的，山西省是煤炭資源大省，煤炭企業因為其特殊性不可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圍，這就為當地的農村勞動力就地轉移提供了契機，出現了大量的兼業化的勞動力。
（二）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特點
目前，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農村勞動力轉移形式以“兼業型”和“候鳥式”為主由于受到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當地自然和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制約，山西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以“兼業型”和“候鳥式”為主，即平時在外務工，農忙時則回鄉務農。［3］但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城鎮化的發展，近年來“全職型”和“遷徙式”流動的比重在逐漸加大，農戶常年外出從業的人數越來越多，并且形成了家庭式流動和個體流動兩種形式并存的外出從業形式。總的來看，山西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形式存在“兼業型”與“全職型”、“候鳥式”與“全職式”并存的情況，但以“兼業型”和“候鳥式”為主，并且隨著舉家外出的農戶的增多，部分勞動力逐漸由“兼業型”和“候鳥式”轉移轉化為“全職型”和“遷徙式”轉移。2．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量持續增長，主要以省內轉移為主從2007年至2011年，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專業就業人數從33萬逐年增至42．7萬，累計新增轉移農村勞動力188．1萬人，年均增加37．6萬人。山西省是全國的煤炭大省，全省119個縣（市、區）有94個產煤縣，銅、鋁等礦藏也很豐富，采礦業和制造業都比較發達，勞動力的轉移多以當地大型煤礦、焦化廠、磚廠等為主，即以省內轉移為主。隨著2009年山西省煤礦整合的開始，大型煤炭企業不斷優化重組，同時也帶動了當地的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餐飲業、批零貿易業等相關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再加上撤出煤炭行業的一些民營資本進入養殖業和種植業，大大有效地促進了當地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2010年山西省獲批我國第九個“綜改試驗區”，隨著近年來山西省經濟轉型的不斷發展，產業化種植、規模化養殖、旅游業、農產品出口等相關產業都得到了大力的發展，這大大促進了全省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3．農村勞動力轉移以青年男性為主，以第二產業為主要渠道，且勞務收入取得新突破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從性別比例來看，男性占75．19％，20～40歲的男性占60．6％，可以看出中青年男性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力軍。從就業結構來看，主要是采礦業和制造業，比如煤礦、焦化廠、鋁廠、磚廠等；其次是建筑業和交通運輸業，再次是餐飲業等社會服務行業，最后是在異地從事養殖業、種植業和在當地養殖業、種植業企業打工。從收入構成來看，務工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主要來源。2011年山西省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2684．9元，占到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7．9％，比上年增長27．3％。其中勞務人員人均收入為2684．9元，與2006年的1374．34元相比增長了95．3％。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山西省現代農業發展的影響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下山西現代農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1．農村勞動力出現婦女化、老年化、低素質化隨著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現代農業發展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勞動力的婦女化、老年化和低素質化。雖然相對于全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而言，山西的大多數勞動力更傾向于省內轉移，“兼業型”和“候鳥式”的轉移也占絕大多數，但是由于已轉移的勞動力所從事的工作幾乎不是季節性的，不會因為農活的季節性而允許務工人員大面積請假，他們只能利用休息和節假日期間回鄉務農，還僅限于就地轉移的勞動力。對于遠距離轉移的人員，一部分是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婦女、兒童和老人留守，一部分是夫妻雙方全部外出僅老人和兒童留守，等兒童到了適學年齡，再隨其父母到遷入地上學，家里只剩下老人。還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不是因為就業而轉移，而是因為孩子上學舉家遷入就近的縣、市、鄉鎮，他們或者采取兼業形式或者完全不參與農業生產。綜合上述情況可以看出，青壯年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已經不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對于外出人員原來的農業生產活動在其外出后要么是由留守老人、婦女完全或部分在經營、其盡可能在農忙時回鄉幫忙，要么采取的是將耕地出租的方式。前一種方式因為青壯年男性勞動力的不參與或少參與，再加上有可能這部分外出者的收入是其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有可能導致這部分土地撂荒或低產，后一種方式反倒會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生產和經營，提高土地的使用率。2．高素質年輕勞動力的轉移導致現代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在我們幾次農村調查中發現，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還不到被調查人數的1％，96％的農戶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水平，少數“兼業式”的年輕勞動力在函授大專及本科還是因為所打工的單位需要，所函授的學科也和農業生產關系不大。在被調查對象中，凡是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農村青年幾乎都不愿意留在農村，究其外出動機，不外乎農村收入太低。高素質年輕勞動力的流失勢必會導致現代農業發展的后勁不足。［4］首先，現代農業發展的首要特征就是農業技術的先導性，新技術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巨大引擎和推動力，［5］高素質年輕勞動力的流失難以滿足現代農業持續發展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使得新技術掌握的主體缺失。其次，發展綠色農業需要較高素質的年輕勞動力。加入WTO使得我國農產品出口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國外對進口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和技術標準要求越來越嚴格，而山西省傳統的農業經營方式和技術水平難以達到這些農產品質量標準，必須培養一批高素質的、懂技術的年輕勞動力來從事綠色產品的生產經營與開發。［6］再次，年輕勞動力的流失使得現代農業生產理念缺失，獲取技術方式被動。高素質年輕勞動力的流失使得農業勞動力老年化、低素質化，傳統經營思想根深蒂固，固守于傳統種植習慣和種植方式，現代經營理念缺失，難以掌握或不愿意接受新技術。對于全省大多數農戶而言，農業生產并不是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再加上農業生產具有弱質性、外部性及邊際報酬遞減的特征，受傳統種植習慣影響導致種植作物單一且以糧食作物為主。在調查中，我們發現，農業經營組織化程度低，將近70％的農戶沒有參加任何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或合作生產活動，除了有大型產品生產基地和出口的地方，訂單式生產的農戶或合作經營幾乎是微乎其微，農業經營依然處于無組織、分散經營的自然狀態，抵御自然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差。80％以上的農戶采取傳統方式種植，僅有將近10％的農戶愿意采取新技術，并且跟風現象嚴重，前一年采取新技術收成不錯的農戶來年更容易被其他人模仿學習。高素質年輕勞動力的流失使得農業技術推廣的培訓變成了紙上談兵，多數人根本不能理解科技人員的講授，更不用說自發、自主學習了。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導致山西現代農業生產要素重組
1．耕地出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在我們幾次調研的農村發現，農村勞動力“全職型”和“遷徙式”的轉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全職型”和“遷徙式”轉移的勞動力因常年在外工作的原因，根本無暇顧及原來遷出地的農業生產，但因戶籍制度等因素，農村仍保留有其土地，他們不會讓土地完全撂荒，會不以盈利為目的將其出租給未轉移的勞動力，未轉移的勞動力因其租種土地過多就會考慮自己種植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和合理化種植。規模化種植使得勞動力的邊際成本逐漸降低，并適當地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合理化種植體現在農戶可以不受原來土地數量的限制，合理安排種植作物的種類和數量，比如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的搭配、主要糧食作物和小雜糧的搭配等，這樣不僅能提高農戶的收益還能減少市場不確定性給農戶帶來的風險。目前，在山西大多數農村租種土地現象已經很普遍，但是連片種植的情況還不是很多，如果能連片種植，土地的規模化經營優勢將會得到更大的體現。［7］2．“兼業型”和“候鳥式”轉移者的土地因采用生物化學技術和機械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的技術進步“兼業型”和“候鳥式”的遷移勞動力，他們并未完全脫離農業生產，會在農忙的時候回家務農，農閑的時候外出打工，他們的務農時間沒有完全的農業勞動力充裕，只好采用先進的生物化學技術和機械化來替代人工勞動，生物化學技術比如地膜、化肥、除草劑的使用，機械化比如播種機、收割機、打谷機等的使用，機械化并不是每戶農戶自有這些機械設備，在我們調查的農村發現，多是有一部分農村勞動力他們掌握了這些先進設備的使用，普通農戶按畝或產量計算付給這些技術人員費用。可以看出，這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技術進步，同時孕育了一批先進的技術人員，但是這畢竟是小規模和小范圍的，有待于進一步的發展。3．外出務工收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資本投入首先，在一些農業收入比較低的地方，農戶的生產投入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家里外出務工的人員，這多見于未全家遷移的農戶。對于這樣的農戶，基本上是年輕勞動力及子女外出務工，年長勞動力即父母留守在家，子女已經完全脫離農業生產，但是其收入又不足以養活整個家庭，而父輩的農業收入又比較低，父母靠子女的匯款增加其農業生產的主要投入，比如購買種子、化肥等。對于這部分農戶而言，打工收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業生產的資本投入。其次，還有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在外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了較為可觀的收入，但因其他原因不愿意繼續留在城市，會回鄉將原先的收入投入農業生產繼續務農。如果將前面那種情況中投入農業生產的務工收入看做農業資本投入的補充的話，后面這種情況下的資本投入完全可以看作是農業生產的主要資本，這將很大程度上促進農業生產技術升級，提高農業生產效益。［8］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背景下山西省現代農業發展的對策建議
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對山西省現代農業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至少在目前看來是問題大于機遇的，如何解決山西現代農業目前發展面臨的問題，并把機遇轉化為可利用的優勢已經勢在必行。結合幾次我們農村調研的實際，本文給出了勞動力轉移背景下促進山西現代農業發展的幾點對策建議。
（一）穩定一部分農村青年發展農村經濟，著力培育新生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
山西省是煤炭資源大省，與其相關的非農產業的就業機會仍比較多，短期內農業的弱質性和低報酬狀態不會有很大的改變，農村勞動力的繼續轉移將使山西省現代農業發展面臨日趨嚴峻的經營主體缺失和后續力量不足的危機，當下穩定一部分農村青年發展農村經濟，培育新生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勢在必行。穩定一部分農村青年發展農村經濟關鍵是鼓勵一部分原來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青年務農。山西省現代農業發展首先面臨的就是農業生產婦女化、老齡化現象嚴重，僅僅依靠老人、婦女解決現代農業發展中的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鼓勵一部分原來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有農業管理經驗和農業技術知識的農村青年務農，可以解決目前農業生產勞動力主體缺失的問題。政府可以從財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來對其進行資金補貼，確保其安心務農不會因農業部門和非農部門收入的比較利益而流向非農部門。同時，政府要對這部分勞動力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技術培訓和指導，在培養這部分勞動力的同時，發揮他們對其他農業勞動力的傳幫帶作用，起到對整個農業生產技術擴散的作用。除了鼓勵一部分原來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青年務農，還應著力培育新生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我們所調查地區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已相當嚴重，新生勞動力很少得到補充，勞動力的供需矛盾將隨時間推移而愈演愈烈。尤其是“有文化、會經營、懂技術”的新生代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這將導致將來山西省現代農業建設經營主體的大量缺失，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將難以為繼。在培育新生代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過程中，農職和大中專院校農科類畢業生也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我們幾次所調研的地區，有部分大學生村官已經成為當地農業發展的帶頭人，他們把自己所學的專業知識應用到實際中，帶領村民發家致富，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政府應當加大對農職和大中專類農科類畢業生回鄉務農和創業的政策傾斜，在稅收和資金補貼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二）加快農村土地使用權的集中和流轉，大力發展生物化學技術和農業機械化
外出勞動力出租其土地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但這基本上是自發的，如果政府可以出面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將會大大促進農地使用權的流轉和集中。在土地的流轉和集中過程中，應優先鼓勵其向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適度規模經營的農業企業流轉，這不僅能提高土地的規模收益，更大程度上加強了對農業生產風險不確定性的應對能力。生物化學技術和機械化對農業勞動力的替代作用日趨明顯，大力發展生物化學技術和機械化在提高土地單位產出率的同時，將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收益。
（三）積極扶持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和農業企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大力推動標準化優質農產品生產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實地調研；吉林省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2-0108-03
引言
此次調研地區包括吉林省8個地級市的16個經濟發展程度相似的村屯，包括長春市的衛星村、大于村，吉林市的沙河子村、鎮東村等。在每個村屯中隨機抽取60戶居民進行走訪并發放調查問卷，平均每個村屯回收有效調查問卷50份。從中統計出吉林省各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情況。
一、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基本情況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數量不均衡。近年來，隨著吉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的開展，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輸出數量不斷增加，但各地區勞動力轉移數量不均衡，同一地區的不同村屯轉移數量也有差異，表1是此次調研中吉林省部分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數量對比，對比分析發現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地區間的轉移數量差異很大，通化市、遼源市、松原市等部分地區轉移水平相對較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巨大潛力沒有得到充分挖掘。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性別失衡。從性別結構上來看，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多以男性為主。下頁表2為吉林省部分地區已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性別比例。
本次調研數據顯示，男性勞動力在勞動力轉移總數中平均所占比例約為61%，是女性的1.5倍多。盡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女性勞動力輸出所占比重近年來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但是從總體上看，仍然以男性勞動力為主，男女勞工比例依舊失衡，也因此許多留守婦女負擔加重。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年齡結構失衡。吉林省轉移輸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大部分是青壯年，其年齡結構及所占比例（如表3所示）。
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后，大部分從事體力勞動，所以轉移的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近年來，農民外出務工現象較為普遍，很多農村初高中畢業生由于沒有務農經歷，不斷加入到打工行列，外出就業群體呈現低齡化趨勢。
4.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水平不高。從調研結果來看，農村人口的整體教育水平與文化素質仍然偏低。已經輸出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初中文化水平約占60.4%，高中文化水平約占7.3%，小學文化水平約占9.5%，僅有10%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接受過專業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與非農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在文化層次上存在著嚴重錯位。
二、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面臨的困難
1.政府對剩余勞動力轉移缺少引導。政府在培訓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下的工夫還不夠，農民工培訓幾天就能上崗，而且其接受的培訓內容只是簡單業務知識及注意事項，關于技術和技能、法律知識和維權意識的培訓涉獵極少，培訓效果并不明顯。相關服務部門的工作不到位，沒有建立起完善的信息平臺機制，造成勞動力供需雙方的信息不對稱，農民工就業缺乏穩定性。
2.城鄉歧視較為普遍。以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來界定身份的戶籍制度，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就業準入方面，存在著較為普遍的城鄉歧視，限制了工業化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經濟體系被分為不同的性質，使進城務工農民無法在住房保障、子女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與城市居民享受同樣的待遇。
3.農民工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相關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農民工的勞動就業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經營權等具體內容，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農民進城務工無法享受與城鎮工人同等的保障和福利，抗風險的能力很弱。拖欠或克扣工資、工傷事故得不到賠償等侵權行為時常發生。
三、關于推動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建議
1.加強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各級政府應切實抓好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工作，嚴格控制失學率，普及高中教育，鞏固和提高農村基礎教育質量，從而提高農民整體的文化知識水平。同時，建立培訓管理評價機制，加強政府對整個培訓過程的有效管理，并優選出績效高的培訓學校和機構，建立農村勞動力培訓基地。政府還要加強對農村青年勞動力在創業方面的培訓，幫助農民工樹立創業意識，尋找創業機會，提高其創業所需的各種技能，提高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內部消化能力。
2.減少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不利影響。改革戶籍制度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中之重。吉林省政府在改革戶籍制度過程中應該尊重市場作用、尊重城鄉一體化規律，適當采取傾斜的制度改革，抹去戶籍之間的各種福利差距，取消身份限制和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的壁壘，使城鎮和農村居民平等地享受教育、就業機遇和社會保障福利。
3.加強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力度。加大保障力度并對企業用工實行嚴格的監管，完善相應法規，最大程度改善制度缺失問題。廣泛推行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制度、過渡性養老保險制度，開發新的險種，針對農民工的特殊性質，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對于不按要求為農民工辦理保險的企業，政府應給予警告或勒令停工等處罰，從根本上杜絕農民工事故無人管、農民工生病治不起等現象的發生。
4.政府提供正確的就業引導。農民外出打工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用工單位與農民工信息不對稱，這就需要政府在勞務對接中發揮其應有作用。政府應聯合各地區的勞動人事部門，定期人才需求信息，引導培訓就業方向，建立省、市、縣、鄉、村五級信息傳導機制，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謀得就業崗位，實現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的良好對接。
5.加快城鎮化建設。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支持力度，發展鄉鎮企業，拉動當地經濟，走鄉鎮與城市相結合的發展道路。鼓勵企業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積極改善農村水、電、交通、通信網絡、垃圾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不健全的現實狀況。加強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建設，在有條件的地區首先建立農村文化站、圖書室、農業科技普及站、電影放映站、衛生站等服務設施試點，豐富農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并陸續在其地區推廣。
6.提高農村內部消化能力。目前吉林省待開發的農業資源潛力巨大，有效開發水果、蔬菜、花卉、藥材等經濟農業項目，可以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要進一步抓好農副產品的深度加工，實現農業集約化、現代化經營，發展龍頭企業和循環經濟，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7.加強農村勞動力的跨國輸送。政府或有關部門可以通過對外承包工程的項目，組織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跨國輸出，針對勞動保障、工資等問題，與國外企業協商，既能得到最有利的就業條件，又可以保障農民工的勞動權益。同時，應盡可能地安排農民工集體生活，減少身在異鄉的種種不便。
結論
通過此次對吉林省部分地區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實地調研，發現只有不斷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才能更好地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生活水平。這不僅需要農民自身加強學習，增強就業意識，更需要相關部門的大力引導與支持。各級政府應當建立規范統一、職責明確的管理機構，加大對進城務工農民的服務力度，建立完善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
參考文獻：
[1]譚崇臺.發展經濟學概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
[2]王新利，陳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分析――基于拉尼斯―費模型[J].農業技術經濟，2011，(2)：50-55.
[3]趙夢遠，賈立平.促進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對策性思考[J].特區經濟，2011，(2)：178-180.
[4]張婭.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職業教育發展的關系[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S2)：82-85.
[5]歐陽，張杰飛.發展中大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動因―― 一個理論模型及來自中國的經驗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0，(9)：4-16.
[6]肖云.新形勢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困境與對策[J].社會科學戰線，2010，(8)：210-213.
關 鍵 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5-0040-02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農村勞動力能否合理有序地轉移，不僅關系到社會經濟的良好運行，也關系到“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河北省農業人口眾多，農村勞動力資源豐富，剩余勞動力規模較大。因此，研究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措施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和特點
1. 轉移以較高素質勞動力為主。據統計，河北省農村外出就業勞動力從文化程度上來看，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22%，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約占78%。由此可見，外出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整體勞動力，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有優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高低與其轉移方式、轉移的成敗、轉移的社會影響等關系極大。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的高低，專業技術的強弱，決定了他們在轉移就業中對產業、區域空間的選擇。農村中高素質的勞動力不斷向城市轉移，也說明了市場對素質較高或有一定專長的人才的迫切需要。
2. 轉移以青壯年男性為主。 與農村勞動力總體進行比較，河北省農村外出勞動力的年齡構成具有明顯的青壯年特征，主要集中在18～35歲。該部分人群占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總量的65.41%，其中男性勞動力所占的比例超過70%。青壯年男性因其具有較高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和對新事物、新環境的較強接受能力和適應能力， 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力軍。
3. 轉移區域以京津及東南沿海地區為代表的跨省輸出為主。近年來，伴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趨勢日漸增強， 區域轉移勞動力人數不斷增加。 從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輸入地情況看， 河北省各市縣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以異地就業為主，其中，在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以跨省勞務輸出為主。河北省跨省勞務輸出遍及全國20多個省、市、區，由于環繞京津地區這一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向京津等周邊省市地區轉移就業最為突出。另外，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發達，而且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這一地區也是河北省農村勞動力流向的又一主要區域。
二、影響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體系的構建
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僅關系著農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也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分析影響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因素，比較各因素的不同影響力就具有重大意義。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因素有很多，我們選擇最具有代表性的幾個指標， 以保證分析結論的全面性和客觀性。另外，所選評價指標應能揭示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同時能夠進行指標量化。因此，本著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本文選擇人均耕地面積、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人口自然增長率、城鎮化率、第二產業貢獻率、第三產業貢獻率等8個指標作為自變量，考察其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
（二）模型分析
1. 模型的構建
在模型分析上，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在回歸分析中，自變量為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的8個主要指標，因變量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河北經濟年鑒》（2001-2010）中2000～2009年各指標數據。下面采用將因變量和自變量各自取對數的線性變換方式，進行回歸擬合分析。
令y'=Lny，x1'=Lnx1，x2'=Lnx2，……，xP'=LnxP
回歸方程為：
y'=β0+β1x1'+β2x2'+……+βpxP'+ε
其中，y為因變量，x1，x2，…xP為自變量；β0，β1，β2，……βP為P+1個未知參數，β0稱為回歸常數，β1，β2，……βp稱為回歸系數，ε為隨機誤差。
在回歸分析中，本文采用最小二乘估計法對未知參數進行估計，即尋找β0，β1，β2，……βp各未知參數的估計值，使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的離差平方和達到最小。
2. 變量功能描述
本文選擇人均耕地面積（x1）、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2）、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x3）、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x4）、人口自然增長率（x5）、城鎮化率（x6）、第二產業貢獻率（x7）、第三產業貢獻率（x8）等8個指標作為自變量，來分別描述土地對勞動力的吸納程度、勞動力文化素質對轉移率的影響、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勞動力支付轉移成本的能力、人口增長對勞動力的排斥程度、城鎮化水平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及第二、三產業發展水平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并綜合比較各變量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程度。
3. 模型分析
我們采用SPSS13.0進行最小二乘回歸估計，運用向后篩選方法，得出以下回歸結果。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率影響因素模型
依據回歸模型，回歸方程表述為：
Lny=-4.521-1.451Lnxl+1.520Lnx2-0.033Lnx3+0.314Lnx4+0.160Lnx5+0.080Lnx6+0.564Lnx7+0.305Lnx8
（2）回歸系數的檢驗
由表1可知，樣本決定系數為修正后的R2=0.966，由此可以說明回歸方程高度顯著。
（3）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
根據表2可以看出，F=38.426，P值=0。這既說明模型很好地擬合了樣本數據，又充分說明自變量整體上對因變量高度顯著。
（4）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檢驗
根據分析結果可知，各自變量回歸系數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各變量對因變量具有高度顯著相關關系。
由此可知，該回歸模型成功通過各項統計檢驗，且自變量能夠很好地解釋因變量，利用該模型探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因素具有科學合理性。
三、回歸結果分析與結論
通過模型分析，得出各自變量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率具有以下相關關系：
1. 人均耕地面積的回歸系數小于零，表明人均耕地面積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呈負相關關系，并且人均耕地面積每減少一個單位，勞動力轉移率將增加1.451個單位。因此，人均耕地面積的不斷減少，人多地少矛盾的日益突出，加快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被迫轉移。近年來，隨著河北省土地流轉規模的增加和人均耕地面積的驟減，大量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市轉移，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日益顯現。因此，如何順利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是土地流轉背景下河北省下一步需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2. 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回歸系數為1.520，說明大力開展農村教育，提升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水平可以促進其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大量新增農村勞動力將在城鄉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尋找新的就業崗位，非農產業將是農村新增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這就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目前，河北省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技能差，大多數農民只掌握了粗放型、淺層次的勞動技能，對技術要求高的二、三產業經營難以適應，這不僅制約了其轉移數量，而且制約著其轉移層次，一方面直接增加了農村勞動力的供給，另一方面加劇了低層次就業領域的競爭，使河北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進程面臨重重障礙。因此，為了使農村勞動力得到有效轉移，首先，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重視九年義務教育，增加政府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改善辦學條件，改革農村教育體制，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推廣適用技術教育，實施素質就業；其次，各級政府要投入專項資金，積極開展引導性培訓，集中力量搞好職業技能培訓，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創造更多的條件和機會。
3. 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回歸系數為-0.033，說明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呈負相關關系。農業生產條件得以改善，農民收益得以增加，故而減少了其向城市的轉移。
4. 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呈正相關關系，P值為0.042，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影響因素。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需要支付一定的經濟成本，經濟成本主要是農民進入城市后“獲取就業機會”、“提高生活質量”、“把握投資機遇”等城市化所帶來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 主要包括用于進城的路費和路途其他開支，尋找工作過程中的開支、支付務工培訓等的轉移成本和房租、飲食、日用品、醫療等生活成本。以上各項開支均要有一定的收入基礎作為保障，因此，農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不僅能夠增強農村勞動力支付經濟成本的能力，加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提高其轉移的穩定性，而且它也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結果和意義所在。
5. 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回歸系數為0.160，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呈正相關關系。 這反映出隨著河北省人口的不斷增長，剩余勞動力的被排斥程度不斷增強，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壓力也不斷增大。
6. 農村城鎮化率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率正相關，提高城鎮化水平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河北省城鎮化水平較全國偏低。河北省人口城鎮化水平低，第二、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吸納能力弱，制約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與規模。因此，要努力提高農村城鎮化水平，實施農村城鎮化戰略，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步伐。
7. 第二產業貢獻率的回歸系數為0.564，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正相關， 表明加快第二產業發展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加快第二產業發展，一方面要大力發展現代加工制造業，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同時，要努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提升制造企業的原始創新能力、 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通過鼓勵企業增資擴產、技改挖潛等手段，改造提升紡織服裝、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充分利用現有基礎和條件，大力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現代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相關配套產業，大力培育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精細化工、家電制造等產業，提升其規模和水平，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第二產業的優化升級。
勞動力市場是市場體系的組成部分，是交換勞動力的場所，即具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與生產經營中使用勞動力的經濟主體之間進行交換的場所，是通過市場配置勞動力的經濟關系的總和。勞動力市場交換關系表現為勞動力和貨幣的交換。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昀大的不同在于參與交易的對象是人的勞動，但是，勞動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業對勞動的需求只能是對勞動力本身和勞動生產率的需求。同樣，勞動供給也在于勞動力所提供的勞動本身。由于勞動力供給與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國勞動力市場制度的不斷完善，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越來越高，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本身表現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勞動力供求相互匹配的過程中，會因為勞動力總量與結構兩個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勞動力供求呈現著相應的特點。
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現狀和特點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市場供求態勢發生了重要轉變。一方面，由于持續的經濟增長產生了旺盛的勞動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轉變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開始顯現。因此，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趨于結束。從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情況看，市場機制日益完善，勞動力市場環境有所改善，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勞動力市場轉折是長期趨勢的開始，因此，需要從勞動參與、人力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市場發育等方面積極地應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變化。
勞動力供給的年齡相對高齡化。從總的水平上考察，在給定人口數量的情況下，決定勞動力供給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總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變化有著直接的聯系。由21世紀上半葉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供給趨勢變動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勞動力供給總量的邊際遞減現象已經發生，勞動力供給絕對數量的減少也將很快出現。迄今為止，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總量以及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成為勞動力市場供給不斷增加的基本源泉。這不僅形成了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優勢，也成為近20年來“人口紅利”的主要來源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據昀新的預測，中國人口高峰將在比預期早得多的時候，即大約2030年前后在14.4億左右的水平上達到，勞動年齡人口從 2013年左右開始上升趨勢就十分平緩， 2016年達到昀高峰后開始絕對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率目前已經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趨于加快。從目前勞動力市場供給年齡結構來看， 45-59歲和60-64歲相對高齡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未來20年里將迅速增加，4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由2000年的19227萬增加到2010年26151萬，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萬人，其后緩慢減少；60-64歲老年勞動年齡人口由2000年的4136萬增加到2010年的5693萬，到 2030年前后達到11000萬以上。這期間相對高齡勞動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遠大于這一時期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速度。從2007年第四季度我國94個城市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來看，16-24歲求職人數較2006年有降低2%，25-34歲求職人數則增加2.9%，45歲以上求職人數增加0.9%，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勞動力供給的年齡結構變化趨勢。
勞動力供給總量增幅趨緩。勞動力供給總量是由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與勞動參與率兩者共同決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上的預測表明，15-64歲年齡段人口數量還會持續增加到2014年，屆時總量會達到9.97億；而15-60歲年齡段的人口增長到2011年就會停止，屆時總量為9.27億。因此，從勞動供給的角度來看，中國勞動力供給昀為豐富的時間還會維持10年左右，之后，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將不再增長，其規模會逐漸縮小。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的勞動參與率較高，特別是青年和婦女的參與率較高。但由于在校學生會有所增加、自動失業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業結構和比重趨向合理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的傷殘人口比重會有所下降，我國的勞動參與率會在年齡構成上有所改善，在總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從勞動力供給總量來看，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不會一直持續增加，而是會到某個時點（2011年）后逐漸縮小，而且會因為勞動參與率下降使得整個規模下降得更快。
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影響因素；江西
1 前言
勞動力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既是一個由多種復雜因素決定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能夠對社會經濟發展諸多方面產生深刻影響的過程。江西正在進行的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不僅改變了其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盡管過去20多年江西在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和經驗，但是，由于這一過程發生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環境和非農就業選擇具有極其明顯的特殊性。
當前，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關心主要包含兩個重要方面或層次的內容：一是農村勞動力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轉移。二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在何處從事非農業活動。前者反映農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情況；后者放映勞動力從當地農村向其他地區的流動情況。本文試圖通過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和三個村微觀數據的綜合分析，揭示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面臨的宏觀約束以及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微觀意愿的因素，為推進江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制定政策的參考依據。
2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2.1 調查地概述
江西省位于中國的東南部，東鄰浙江、福建，南連廣東，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為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的腹地。土地總面積16.19萬平方公里，2005年城鎮總人口1524.09多萬人，城鎮化率37％，低于全國約5個百分點。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在全國的位次比較靠后，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農業大省。“務工經濟”成為江西省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為了探究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今后進一步推動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在2000年和2006年我們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市場準入情況及區域條件等一系列標準，經與當地研究人員及官員充分交換意見并且經過多次實地考察之后選擇了余江縣的板橋村、貴溪市的上祝村及鉛山縣的港沿村再次進行跟蹤性的問卷式實地調研，本文的實證分析的微觀部分調查數據來源于本次研究，通過實地了解和數據分析，文章總結分析了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并從勞動力就業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數據對比分析了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微觀影響因素。
2.2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在江西農村的兩次走訪問卷式的實地調研，通過與當地農民及其官員和研究員的面對面交流，結合當地統計和研究材料以及調研數據分析，總結了影響江西農村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2.2.1 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接近飽和
鄉鎮企業從發展之日起就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江西省鄉鎮企業就業吸收速度明顯趨緩。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缺乏進一步發展的資金。國有商業銀行對鄉鎮企業的貸款額不斷下降，導致鄉鎮企業融資困難。二是企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產品不能適應市場變化，行業結構雷同，產業分布不合理是鄉鎮企業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力弱化的深層原因。三是一些地方向鄉鎮企業亂收費、亂集資的現象相當突出。加劇了鄉鎮企業的負擔，嚴重影響了鄉鎮企業發展。四是鄉鎮企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相對減弱的趨勢。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情況下，資本有機構成中用于設備、技術的資本不斷增加，用于雇請勞動力的資本不斷減少。五是素質升級和技術改造是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弱化的最直接原因。
2.2.2 城市化的滯后發展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城市化的進程實質上是農民變市民的過程。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根本之路。江西城市化發展的滯后，嚴重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和轉移。城鎮化水平低，發展慢，城市發展緩慢，規模小，難以帶動周圍的小城鎮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能力較弱。農民外出勞務的空間就有限。交通運輸能力和城市負載力的長期不足，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特別是城市下崗職工有近40萬人，隨著市場化就業制度的逐步實施，城市企業內部勞力的隱約性失業還將日益顯現，這將進一步制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從農業本身來看，目前農村勞動力人均的耕地面積呈逐年下降趨勢，隨著農業集約經營的不斷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業作為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功能必將削弱。
2.2.3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失業、疾病、養老等市場風險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有限的收入所難以承擔和化解的，也是其轉移的主要顧慮。在面臨失業、工傷、疾病、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等風險時，從農村向鄉鎮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從事農業生產。這也是許多已進城多年的農村勞力不愿放棄農村承包地的根本原因。目前江西省農村居民參與社會保障的面很小，社會保障機構不健全，管理水平偏低，不適應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參與社會保障的需要。幾乎所有用工單位都不為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險，包括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傷和醫療。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江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
2.2.4 組織服務機制不健全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一是外出務工缺乏必要的組織。2005年農村自發外出的占68.4％，親友介紹外出的占29.5％，政府組織和召工單位組織的僅占2.1％，社會上贏利性民辦中介結構卻過多過濫，嚴重擾亂了勞力市場秩序。從總體上講，江西務工市場仍處于培養發展的初級階段，服務水平較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以自發為主。這既不利于政府宏觀控制和管理，也影響了勞動力轉移效果。二是務工人員合法權益難得到保障。近一個時期，農民進城務工工資被拖欠，無端遭搜身、毆打及由于工作環境惡劣所致工傷得不到賠償等侵權行為時有發生，嚴重地侵擾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松散型勞動力轉移，一旦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發生勞資糾紛，處于被動和受害一方往往總是農民工。目前全國各地對勞務市場的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體系，務工人員的利益在受到業主侵害時，往往很難找到相關部門幫助調節和處理，增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風險。三是農民外出勞務辦證亂收費的問題。四是缺乏對農民的專業技能培訓。這是一個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
據調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勞動力總量的5％。由于缺乏專業技能影響了農民向國內城鎮轉移，更無法向國外轉移。江西省很少向國外轉移，而沿海發達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農民到國外勞務，且比重逐年提高。
2.2.5 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制度
江西省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推進的需要；但是，我們還需看到，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及轉移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突出表現為進城農村勞動力還不能享受與城鎮勞動力同等的“公民待遇”，在就業機會、勞動收入、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不能與城鎮勞動力同等對待。應該說，戶籍管理制度是阻礙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主要制度。另一方面，現行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是當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又一制度。農村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造成所有權的虛置，這使得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事情屢禁不止：農村土地的產權不明晰和土地市場的缺乏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可能徹底，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務工并不能帶來相應的農民大幅度減少。阻礙了農民的棄農決策，大部分外出務工的家庭仍選擇了“兼業”的經營方式，造成了農民外出勞務戶承包土地粗放經營，甚至棄耕拋荒的問題。
2.3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微觀影響因素分析
2.3.1 勞動力的年齡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從整體上，三個村中非農就業比例為45％，而20―40歲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25.8％，在整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20―40歲的中青年占了57.34％，因而，在所調查農戶中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以20―40歲的中青年為主體。可見，年齡對非農就業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年齡對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的地點也有重要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20歲以下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67％：20―30歲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79.77％：30―40歲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56％，40歲以上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30.8％。可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到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特別是50歲以上的人更愿意在本鄉鎮就業，50歲以上的勞動力在本鄉鎮內從事非農就業的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達64％。而在本村非農就業的比例為46.91％，這可能是因為年齡越大，農民更需要承擔家庭和村莊的責任，同時，自身身體狀況退化等的客觀原因也造成了這一結果。
綜上所述，年齡對非農就業和就業地點有很大的影響。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具有創業精神和強烈追求富裕的欲望，無論是在總的非農就業人數中，還是在跨地區特別是省外就業的人數中都占有優勢。
2.3.2 勞動力的性別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性別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男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29.1％，而女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15.9％。在整個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男性占64.7％，無論在整個農村勞動力，還是整個非農就業勞動力中，男性都占絕對優勢。性別是影響非農就業的一個因素，根據調查，女性從事非農就業的比例低，是由于其在農村家庭的角色。女性需要擔當照顧老人孩子和料理家事的責任。同時，安全因素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性別對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的地點選擇中，就省外而言，差別不大。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到省外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分別為14.64％和11.52％。但在省內非農就業而言，差別卻相當大。男性、女性在省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14.46％和4.38％，男性是女性的3.3倍，男性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在省內主要又集中在本鄉鎮范圍內，在鄉鎮范同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省內范圍就業人數的71％。而女性主要集中在本縣市就業，在本縣市就業的人數約占省內就業人數的53.19％，形成男女在省內從事非農就業這種差別的原因，根據調查可知，由于男性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在相對貧網的江西家庭，體力活占家庭生活的大部分，在勞動力不充足的情況下，男性會選擇就地從事非農就業，既可以補貼家用，也能照顧到家庭生活以及幫助務農。而女性則不同，在農村本地除了從事農業沒有很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在勞動力充足或者沒有孩子拖累等情況下會選擇到縣市進行非農就業來更好地補貼家用。
2.3.3 勞動力的教育程度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對其從事非農就業有重要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隨著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從事非農就業率呈現明顯的提高趨勢，其中，受教育年限為9年的勞動力非農就業率達到最高值66.7％，這可能受益于我國9年義務教育普及力度的不斷加強，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中，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享受到國家9年義務教育的優惠政策。從數據可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與非農就業率近似呈倒U字型分布，開始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從事非農就業率也逐漸增加，到9年段達到最高比率，隨后當隨著教育年限的繼續增加，非農就業率又開始下降，這與教育投資收益率的規律是相一致的。
再從每個教育段本身實現非農就業的狀況看，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轉移，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約：(1)一定利益驅動；(2)作出選擇和決策的能力。對上述因素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作為主題的勞動力個體的受教育程度，特別是受制于第二個因素，只有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他對外部信息的判斷能力才會相應的增強。表中數據正反映出這一點，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各段本身實現非農就業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可見，農村勞動力素質越低，作出判斷和決策以及學習技能的能力也越低，因而導致在非農就業的過程中難度越大，可選擇的空間以及成功率越小。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對非農就業地點的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從受教育年限不到4年的農村外出非農就業人員占同年齡段非農就業人數的43.5％到受教育年限大于10年的65.3％，而最高值的67.4％同樣出現在受教育年限為9年的勞動力中。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根據調查發現，一方面是由于江西屬于我國欠發達地區，周邊又緊鄰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隨著交通的不斷完善和方便以及信息的不斷暢通，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希望通過在發達地區工作取得相對的高收入從而改善生活，這一行為也得到當地政府政策上的鼓勵。另一方面是由于江西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很不發達，在縣城內很少有成規模的企業存在，這導致了大多數本地剩余勞動力只能選擇跨省的方式來獲得高收入。表中還可反映這樣的現象：一是在人數最多的跨省就業勞動力中，以受6―9年教育段的人數最多，占2/3，這是因為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獲取信息的能力，又不會過多得考慮很多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二是在省內就業的各區域文化程度越低的，勞動力傾向于就近從事非農就業，而隨著文化程度的上升，勞動力傾向于在城鎮市區從事非農就業，在教育程度高于9年的非農就業勞動力中，他們最傾向于在城鎮市區工作，他們具有強烈的改善生活的欲望又在當地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相對于跨省去太遠的地方，他們的理性又讓他們考慮到家庭子女等一系列的因素。所以他們尋求城鎮市區這個最佳的定位。三是在4年教育水平以下的低文化勞動力中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也不少，調查發現從事非農就業的工作大多數是缺少穩定性的臟累的體力勞動。
2.3.4 勞動力擁有技能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對所有被調查的農村勞動力擁有技術狀況進行統計，在整個調查樣本的1120名勞動力中，擁有技術的人數是271名，占總勞動力人數的24.2％，而在這271人中有224人成功地實現了勞動力的轉移，比例達到82.7％左右：其中擁有一項技能的農村勞動力樹立實現非農就的就業率達到80.35％，擁有兩項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的就業率達到95％以上，而任何一項技能都沒有的農村勞動力順利實現非農就業的就業率僅為32.98％，可見，勞動力擁有就業技能的狀況對于實現非農就業有很大的關系。
3 主要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