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2-13 17: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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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礦區生態系統;人為干擾;修復與重建技術
中圖分類號X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4-6708(2010)18-0096-02
1 人為干擾對礦區生態系統的影響
1.1 人為干擾的概念
人為干擾是區別于自然干擾的另一種主要干擾方式,是指由于人類生產、生活和其它社會活動形成的干擾體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施加的各種影響。人為干擾無論從傷害強度、作用范圍、持續時間還是發生頻率、潛在危害、誘發性等方面,都常常高于自然干擾。
1.2 人為干擾的方式
對于中國礦區環境生態系統,人為干擾的主要方式是污染。主要包括:水資源的破壞和污染、廢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污染等污染。
煤礦開采礦區廢水的排放使許多水域被污染,水質下降甚至喪失飲用水的價值,洗煤污水的污染程度較礦井水為重;煤矸石在露天堆放過程中,經雨水淋溶后部分物質形成地表徑流進入土壤、地表水體或地下水體時,造成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污染;煤礦開采過程中噪聲污染主要是由于各種機械設備工作時所產生的,不僅直接影響的身體健康,還會影響周圍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
2 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特征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
1)生態系統受損傷的各種變化都始于結構的改變
礦區水土資源受到污染破壞、物種資源急劇衰減、礦區植被面積下降、植物光和作用的轉換效率低,能量流動效率降低、物質循環受阻等,修復礦區生態需要借助于生態系統的外部力量才能促進礦區生態功能的轉變,礦區生態治理和維持成本加大。
2)生態系統過程受阻和功能衰退是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
礦區產業結構的演變通過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和生態修復能力而影響礦區生態系統功能的發揮。開發初期,礦區生態惡化程度較低,生態系統維持成本較低,礦區生態自我修復的能力較強,對礦區生態長期影響較小;礦區形成期,礦區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力加大,礦區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急劇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但是礦區生態治理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需要加大礦區治理的力度或實行清潔化生產,以消除開采過程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如果失去礦山生態治理的時期,礦區進入衰退期,整個礦區的惡化程度急劇上升,礦區生態修復的周期長、成本高、修復能力脆弱,對礦區持續發展的長期影響大,嚴重阻礙礦區社會的持續發展能力。
3)關鍵組分和過程的狀態決定著生態系統的回復進程
一個具有自我維持能力的生態系統才是真正健康的生命系統,生態系統的關鍵物種(如建群種、優勢種、關鍵的傳粉動物、頂級食肉動物等)和關鍵生態過程,在受損傷的的生態系統中還是否存在,對于受損傷的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至關重要。在礦區生態修復的過程中,要注重生物種類、數量、生物量的增加,更要注重物種間的競爭和協同關系,才能更充分地利用系統自身的潛能,促進礦區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
3 探索人為干擾下的生態演替規律
礦區生態系統是人類生態系統經過漫長的發展時期才產生的,在人為干擾下礦區生態系統先后存在3種不同的類型:
1)原始型礦區生態系統
人類社會早期礦區生態系統,社會生產力水平低,礦業開發利用程度很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壓力不大,生態與礦業開發的矛盾沒有顯現。
2)掠奪型礦區生態系統
19 世紀開始社會生產力有了飛速提高,對礦產的需求量不斷擴大。人們僅僅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進行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礦區環境生態系統嚴重破壞。
3)協調型礦區生態系統
這種礦區生態系統類型以生態與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作指導,必將成為普通存在的先進礦區生態系統類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率高, 礦區災害很少發生, 礦區生態系統處于健康狀態。
4礦區生態系統修復和重建技術
礦區生態修復的綜合技術主要包括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管理技術,規劃設計 技術,工程修復技術,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4.1 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
主要是對礦區生態環境損害進行動態監測與預測,揭示損害的程度、范圍、機理和規律及風險,為礦區生態環境治理技術的選擇和有關法規與技術標準的制定提供依據。
4.2 管理技術
主要是對受損礦山生態環境進行科學的管理、宏觀過程管理以及礦山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修復管理。
4.3 規劃設計技術
礦區生態環境規劃設計技術包括傳統規劃法和計算機輔助規劃法。在詳盡調查、監測的基礎上,運用先進的規劃技術和手段對礦區生態進行詳細的規劃。
4.4 工程修復技術
包括回復生態系統的各種工程措施。應根據不同的破壞特征、不同的自然條件采取不同的技術措施,主要包括生態破壞的工程修復技術和環境污染的工程(物理)修復技術。
4.5 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指提高和改善重建系統生產力和環境安全的各種化學和生物措施,其中生物工程(含植物修復)、生態工程、化學修復和土壤改良技術等是十分重要的。
4.6 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技術
采煤沉陷是我國兩大面廣的礦區生態問題,其主要的修復技術主要包括疏排法、挖深墊淺法、充填復墾法、直接利用法、修整法、生態工程復墾法等方法。將土地復墾技術和生態工程技術結合起來,綜合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環境科學、農業科學、系統工程學的理論,運用生態系統的物種共生和物質循環再生等原理,結合系統工程方法對破壞土地所涉及的多層次利用的工藝技術。
5 結論
本文主要闡述了在人為干擾下生態系統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礦區生態系統的研究,提出礦區生態修復和重建技術,在開發礦產能源的同時,走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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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財務治理；財務管理學；財權配置；財務文化
一、界定內涵：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
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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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是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過程中的一個陷阱。我國高校要實現去行政化，政府下放權力，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系是前提，從行政主導轉向教授治學，理順高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是關鍵，從學術失范到學術規范，理順學術內部的關系是基礎。
黨的十提出了兩個百年的宏偉奮斗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宏偉夢想，要求我國加快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轉變，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這就要求進一步改革以權力過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努力消除高校行政化的問題，實現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一、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面臨的陷阱
當前，我國在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主要面臨兩大陷阱，一個是市場化陷阱，另一個就是行政化陷阱。多年來，一方面我們在不斷強調高校去行政化，另一個方面高校行政化之風卻愈演愈烈，行政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行政化首先表現在行政人員對于學術事務更具有發言權，學術權力被少數具有行政職位的人壟斷行使，學術成為權力的婢女。其次，學術組織被行政機構越俎代庖，學術組織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教學委員會等專門治學機構形同虛設。第三，學者、教授迫于行政壓力，往往服從行政權力而放棄對良知的恪守、責任的擔當和真理的追求。第四，不少學者、教授爭相行政領導職務，甚至不正當地利用行政權力謀求學術發展，追名逐利。
行政化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危害，導致機構臃腫，人員超編，高校部門之間壁壘森嚴，各自為政，管卡林立，效率低下，不能以學術為中心分配資源，影響學校資源的科學配置。學術成為權力的玩偶，影響教學科研人員積極性的發揮，影響科研創新，影響學生的成長成才。如果不能及時去行政化，我國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將化為泡影。
二、從政府與高校的關系看 從政府主導轉向高校自主辦學
行政化的主要根源是當前我國依然實行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因此要去行政化，首先必須改革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一方面，從政府過度集權轉向擴大高校辦學自。政府要向高校下放權力，依法確定政府的管理權限，確保高校擁有一定的辦學自，實行管辦評分離。如果政府不下放權力，則高校的改革一般都會因為遇到強大的行政阻力而半途而廢，近年來高校改革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時要及時轉變政府教育管理職能。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監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職責，強化國家教育督導，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另一方面，為了防止高校成為政府的下屬機構，要依法明確高校的相對獨立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和地位，改變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管理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管理高校，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實現政府對高校的管理方式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轉向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相結合。
三、從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看 從行政主導轉向教授治學
為了去行政化，除了要改革政府管理高校的體制，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系，還必須改革高校內部的管理體制，完善內部治理結構，理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否則，在政府把權力下放給高校后，如果高校內部依然存在行政化的現象，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掌握高校行政權力的人依然會濫用權力，行政化的弊端會依然存在，這往往會導致政府收回已經下放的權力，重新集權，從而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以往改革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應當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大學制度，從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混淆轉向明確區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從行政權力過大轉向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平衡，防止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肆意干預，從行政人員治學轉向教授治學，把教授委員會作為教授治學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平臺。在明晰學校黨政機構、教授委員會、教代會各自職責的前提下，理順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者之間的關系，建立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位一體”的分工協作、相互支持的互動協調機制。
四、從學術自身的發展看 從學術失范到學術規范
關鍵詞：公共倫理；公務員；行政人格；道德經濟人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7-0004-05
一、引言
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公務員錄用人員不斷增加（見表1），公務員行政倫理失范、行政人格異化現象比較嚴重，政府職能面臨巨大挑戰。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能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需要塑造和完善作為行政主體的公務員的行政人格。行政人格的研究實質上是公共行政中人的行為研究。威爾遜（Woodrow Wilson）[1]、古德諾（Goodnow）[2]的“政治與行政二分”理論將行政人定位為行政意志的純粹執行者。隨后，一些學者加入了行政組織中人或人格的討論。如韋伯（Max Weber）認為行政人員具有工具理性和非人格化；[3]達爾（Robert A. Dahl）指出公共行政學的創立須對人的行為進行科學研究；[4]庫珀（Terry L. Cooper）認為公務員的道德品質是行政機構有效運轉的必備條件；[5]弗雷德里克森（H. G. Frederickson）指出公共行政需構建公務員遵循的價值規范與倫理準則，保證政府治理的有效性。[6]國外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對行政人格的進一步研究具有借鑒作用。
在國內，學者們從心理學[7]、法學[8]、倫理學[9]、公共行政學[10]等視角對行政人格進行了探討，主要包括公務員行政人格的內涵與特征、行政人格的類型與要素、行政人格的影響因素與現狀、行政人格的完善途徑等，但其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公共行政學發展和邏輯演進到公共管理階段，越來越涉及到行政價值問題，提出了對政府進行倫理思考與道德定位。公共倫理學的產生和形成，是公共行政學發展的邏輯必然，是與公共管理范式相適應、相匹配的學科拓展。本文擬立足于正在形成的公共管理范式，從公共倫理的角度探討公務員行政人格的內涵及其塑造途徑。
二、公務員行政人格的內涵與特征
1.行政人格的內涵。行政人格在學術界是一個比較新鮮的學術概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了解釋，目前尚無統一的定論。心理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統一的結構性自我”，法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有存在價值的自我”，倫理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崇高的自我”，哲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有自由價值的自我”，社會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持久的自我”，公共行政學角度的行政人格強調公務員“公共服務的自我”。[9]
公共倫理的價值目標，是培養和完善公共倫理人格。本文認為公共倫理視角下的行政人格是公務員區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內在規定性，是指公務員的倫理尊嚴、倫理規范、倫理品質、倫理境界依據職業要求和角色規范在公共行政領域中行使公共權力、維護公共利益、實現公共行政倫理價值而形成的道德意識、職業責任、智能結構的統一。行政人格是公務員作為群體之格在公共領域與作為個體之格在私人領域的有機統一。
2.行政人格的特征。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范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在倫理精神、原則和理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治理模式。[11]公共行政學發展和演進到公共管理階段，提出了對政府進行倫理思考與道德定位，并將更加關注公務員的行政價值、道德準則與倫理規范。因此，本文認為立足于與公共管理范式相適應的服務行政的背景下的公務員行政人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行政人格是公務員行政道德意識、行政職業責任、行政智能結構的內在統一。行政道德意識是公務員作為倫理主體資格的擁有者和道德規范的踐行者在公共行政領域實現的道德意識品格。行政職業責任是公務員在公共管理活動中，履行行政義務、承擔行政責任、維護公共利益而形成的職業角色意識。行政智能結構是公務員在公共管理活動中遵循行為規范和倫理要求而凝聚成的行政智慧與能力。第二，行政人格是公務員在公共管理過程中的倫理道德問題，是公共倫理觀和行政價值觀在公共行政主體中的體現，即行政人格具有倫理內涵。公共倫理視角下的公務員行政人格，是公務員作為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在公共管理活動中公共倫理觀與行政價值觀的共同實現，是公務員的觀念、意識、心理、理想等與公共行為相統一的總體性存在，是公務員行政價值、行政尊嚴、行政規范、行政品格、行政境界的倫理存在。第三，公共倫理下的行政人格是“公共人格”、“責任人格”、“服務人格”、“廉政人格”、“公仆人格”的統一，是公務員追求的目標。公共倫理是與服務型政府模式、公共管理范式相適應的范疇，其視角下的公務員行政人格是摒棄了“官僚制”體制的高層次行政人格，是與服務型政府相匹配的行政人格，理應成為公務員追求的目標。
三、公務員行政人格的歷史審視
[關鍵詞]公司治理；系統分析模型；模式比較；經驗與啟示
[中圖分類號]F2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09)10-0047-05
一、公司治理系統分析模型的構建
迄今為止，人們對公司治理內涵的認識并不一致。既有狹義的解釋，也有廣義的解釋；既有基于公司剩余控制權概念而作出的解釋，也有基于對公司治理功能與方式的不同認識而作出的解釋，包括從博弈論的角度而作出的解釋。這種不同的認識，導致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系統結構與特征的認識，必然存在很大差別，對各國公司治理系統的考察研究，也必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面對這一情況，我們對有關研究成果進行了大量的考察研究，通過集成與發展。構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公司治理系統分析模型，為全面地理解和考察各國公司治理系統的結構與特征，科學地比較研究各國公司治理系統的差異性和同一性、有效性和適應性，深入地研究可供借鑒的有益經驗，提供了重要工具。
二、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較與評價
基于對國內外學者有關研究成果的考察分析，我們利用所建立的公司治理系統分析模型，對美、德、日三種典型化模式進行了比較和評價。主要結論是：
其一，美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以股東外部監督機制、經營者激勵機制和信息傳導機制為主要手段，強調“單層”董事會和獨立董事制度的內部監督作用。它適應了美國分散的股權結構、發達的證券市場、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股權至上的價值觀等社會條件，得到了美國嚴格界定并且有效維護產權主體利益的產權制度，良好的法制環境，有效的媒體監督和政府監督機制，信守合約和遵守法律的商業道德、行為習慣和社會文化等外部條件的有力支持。
其二，德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相關者利益均衡為目標，以公司內部監控機制和銀行外部監控機制為主要手段，以“雙層”董事會體制和員工參與制度為核心。它適應了德國公司股權結構的集中性、全能型的商業銀行體制、相互依存的銀企關系、相關者利益均衡的價值觀、員工參與管理的民主管理思想與傳統等社會條件，除了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嚴格界定和保護各種產權主體利益的法律制度和信守合約的商業道德等社會條件以外，得到了有序的市場、完善的社會保證體系、協調各層利益關系的社會機制和健康有效的商業銀行體系等外部條件的有力支，持。
其三，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以相關者利益均衡為目標，以“二元”董事會和非制度性的經理會為核心，強調公司或集團內部控制和“主銀行”相機治理機制的主導作用，對外部治理機制要求不高，傳統的管理制度與薪酬制度共同發揮激勵作用，“可選擇性”的董事會制度成為大公司內部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它適應了日本公司股權集中、法人交叉持股、銀行資本與商業資本高度融合、“主銀行”制度和強調決策意見一致性的社會文化不斷形成等社會條件，得到了日本特有的終生雇用制、年功序列工資制度和內部提升制度，企業之間、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長期合作，商業銀行的市場化運作，嚴格的金融監管與政府干預，排斥企業并購、集體主義觀念等外部條件的有力支持。
其四，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在形成背景、系統結構和外部支持條件三個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差異，不是由主觀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各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背景決定的，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決定了各種公司治理模式可以被學習和借鑒，但不能完全復制和照搬。
其五，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雖然結構與特征各異，但其形成與發展規律卻有一定的同一性。即：三種模式的形成，都不是事前的人為設計，而是在各國公司制度發展中，通過“自然選擇”和“自適應學習”兩種演化機制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是長期的“自然選擇”和“自適應學習”過程。基于這一過程，它們都形成了顯著的動態性、系統性和適應性特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還出現了一定的趨同化趨勢。主要表現在：美、德、日的公司管理體制，都從“股東中心主義”發展到“董事會中心主義”；公司內部治理都是從單純地強調監督發展到激勵與監督相融；經營者監督機制都從單純地強調內部監督或外部監督，不斷地轉向到內外監督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經營者激勵機制都從單一的手段或對象轉變為激勵手段與對象多元化；信息傳導機制都越來越強調信息披露的及時性、規范性、強制性和有效性。這種趨同化趨勢，既是各國公司治理系統必須適應本國社會條件和國際環境發展變化的客觀要求，也是各國公司治理系統形成與發展中相互學習和借鑒的結果。但是，基于各國社會條件的不可復制性和路徑依賴的慣性作用，各國公司治理系統的基本結構和主要特征沒有也不可能發生根本性變化。
其六，基于各自的系統性和適應性，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應該具有良好的有效性。事實上，美、德、日公司制度的不斷發展及其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主導地位的不斷形成，都說明了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也正因為這一點，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尤其是美、德模式，已經作為世界上公認的有效模式而被其他國家尤其是轉軌國家學習和借鑒。當然，作為一套復雜的開放體系，任何公司治理模式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美國公司內部監督機制相對不足，對獨立董事制度、股東外部監控機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較高，需要具備發達的資本市場、良好的獨立董事階層、完善的職業會計審計服務體系、公正有效的行政和司法監管制度等。德國公司內部監督機制和銀行外部監督機制作用較大，“共同決定”制度的實際作用有限，對大股東的控制能力、銀行體系的市場化運作效率、職工民主管理思想與能力等社會條件要求較高，不利于公司融資社會化與國際化，難以適應資本市場競爭國際化的發展要求。日本公司治理對交叉持股的集團內部控制和“主銀行”的相機治理機制依賴性較大，對大股東的控制能力、“主銀行”的運行效率等要求較高，不利于公司融資社會化與國際化，難以適應資本市場競爭國際化的發展要求。此外。德國的“雙層”董事會制度，存在信息交流障礙，不利于提高公司經營決策與執行效率。日本的“二元”董事會制度，明顯存在董事會與監事會的監督職能平行交叉、監事會可能失靈的制度缺陷，需要提高監事會的獨立性和有效性，這在實踐中很難保證。
三、經驗與啟示
基于對美、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較和評價，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經驗與
啟示：
1，任何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都不是事前的人為設計，而是一個“自然選擇”和“自適應學習”的過程和結果，試圖在短期內人為地設計出理想的治理模式，是不現實、不可能的。作為一種學習機制，研究和借鑒美、德、日等國家的公司治理經驗，對于中國來說，會減少本國“自然選擇”和“自適應學習”的時間和成本，避免重復它們走過的彎路。
2美、德、日公司治理系統的有效性，取決于各自的系統性和適應性。也就是，它們都有明確的公司治理目標與實現目標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相互補充的內外治理手段，都適應了本國的公司股權結構、資本市場、金融體制、勞動市場、組織文化、會計審計服務體系等諸多社會條件。作為一種規律，這種系統性和適應性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在股權至上的價值觀居于主導地位，債權人與員工利益保護的社會機制比較健全或者正在完善之中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目標是股東利益最大化，否則是相關者利益均衡。
二是在股權分散、資本市場發達的情況下。強調股東外部監督機制和獨立董事制度作用，否則要強調股東內部監督機制作用，但無論如何，都以股東行為理性為前提。
三是在勞動市場比較發達、“A型組織”文化特征顯著的情況下，強調薪酬激勵機制作用，否則要強調薪酬激勵和其他激勵機制如榮譽激勵和自我激勵機制等相結合：在勞動市場不發達、“D型組織”文化或“I型組織”文化特征顯著的情況下。強調員工參與決策制度作用，否則要重視員工利益社會保護機制的作用。
四是在會計審計服務體系比較健全的情況下，強調獨立審計制度作用，否則要強調內部審計包括政府審計，同時要不斷完善會計審計服務體系。
五是在允許銀行同時持有股權和債權的情況下。強調銀行相機治理機制作用，否則要強調公司破產制度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作用。但無論如何，都要以銀行的市場化運作水平與效率較高為前提。
六是股權結構沒有好壞之分，不同的社會背景，會形成不同的股權結構，對于股權結構的集中性或分散性，只能適應并且適度優化，但不能在短期內作出方向性調整或改變。而大股東的行為要求與能力、銀行運作效率、會計審計服務體系等社會條件，則有優劣之分。對于這些條件，既要積極適應，也要不斷改善。認識上述規律，對中國的公司治理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關鍵詞：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40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總體而言，東部經濟的發展比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下，環境污染也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性特征。東部環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對較好。區域環境的污染出現這樣的特征，一方面與工業生產有著重要的關系，另一方面與城市車輛密度也有著關系。為此，各個區域都應采取不同的環境污染治理路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對環境進行大力的整治，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可持續發展。
1 東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1.1 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東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愈演愈烈，東北三省、京津冀地區都是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尤其是大氣污染，嚴重程度領跑全國。面對著嚴重的污染現狀，東部區域各個地方積極采取措施來治理環境污染，調整產業結構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徑。目前在東部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地區，積極地進行高污染產業的調整，有些企業被下令關閉，而傳統的工業生產，一方面在進行區域搬遷，另一方面有了嚴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東部區域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娛樂產業等可持續發展性比較強的產業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力求從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走出一條治污道路。
1.2 市場機制的引入
為了促進治污工作的進行，東部區域利用自身經濟發展的優勢，積極地引入了環境市場的機制，即在東部區域內進行發展的企業，尤其是工業產業，必須要符合環境標準才能在區域內進行發展，這樣的準入門檻使得企業對環境污染的認識更加的深刻，也促進了企業治污工作的開展。另外，在市場的機制作用下，城市汽車的尾氣排放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這也為治污工作的進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進作用。市場機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環境污染的排放標準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業，這對于社會資源的整合，對于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都具有積極地意義。
2 中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2.1 區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環境污染治理從總體而言具有自己的優勢，目前，中部各個省份都在通過區域品牌的打造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提升，而在區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納入其中。鄭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發展迅猛，鄭州發展的優勢主要是發達的交通網，鄭州利用自身的位置優勢，將鐵路發展打造為自身品牌，在發展鐵路交通的過程中，對環境污染進行統一化處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區域品牌打造比較突出的一個城市。合肥利用自身優勢發展起來的高鐵線路成為了現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搶眼的風景線，在大力進行高鐵建設的同時，合肥統籌規劃，將污染治理與品牌建設進行統一規劃和處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2.2 科學城市規劃
中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治理，除去區域品牌的打造外，對城市進行科學合理化的構建也是一項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學規劃方面，中部有幾個城市做的非常不錯，武漢首屈一指。武漢的城市規劃體現著“大武漢”的原則，即武漢的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對武漢一個市的規劃，還包括了孝感、咸寧等周邊城市的規劃，在這樣統一的規劃下，城市的發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統一化的對待，這對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積極作用。除去武漢，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區科學規劃的理念。南昌的城區規劃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帶兩岸，兩岸齊行”的模式，在這樣的規劃體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西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3.1 強化工業生產污染排放的標準
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還是以控制污染排放為主。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導致西部地區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所以西部城市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為此西部地區加強了環境污染物排放的標準設置，通過提高排放標準來實現污染的減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西部地區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生態惡化方面，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2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是西部地區進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項比較重要的治污路徑。西部地區的污染主要就是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的排放，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的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廢水和廢氣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專業的技術，另一方面就需要環境的自凈能力來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還林還草工作都是為了恢復生態環境，強化環境的自凈能力。
4 結束語
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同導致區域內污染情況存在著差異，面對區域性的污染差異，必須要進行針對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對東、中、西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徑，這樣才能抓住地區污染的特點，進行針對性解決。區域治污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必須要走適合自身的治污路徑，并且長期堅持，才會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參考文獻：
[1]孫曉偉.論我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環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徑選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02）：225-229.
[2]劉超.管制、互動與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02）：96-104.
民營企業是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而逐步發展壯大起來的一個企業群體，在長期的實踐經營與管理活動中，民營企業家們不斷地認識到企業文化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基于這樣的思想和認識，民營企業家們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建設，通過文化的創建來促進企業的快速發展。但從總體上看，在轉型的過程中，我國民營企業的文化建設還不是很完善，還存在著不少風險。
多數民營企業對文化建設不夠重視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組作了“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7.4%的企業經營者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企業文化上，80%以上的經營者都將此歸之于市場營銷能力、經營組織能力、戰略決策能力、生產制造能力和研發能力等。中國民營企業最滯后和落伍的不是廠房、設備、技術和營銷模式，而是企業家傳統的、家族式的、帶著濃厚的農業社會和計劃經濟色彩的價值觀念。有形的東西最容易形成和改變，最難改變和形成的是無形的東西。而對事物發展起著根本作用的永遠都是無形的東西——精神。
許多民營企業在建設企業文化過程中對企業文化的認識有錯位。一是過于政治化，完全以貫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指示精神為主；二是把企業文化建設等同于口號化；三是企業文化變成了文體化，有的企業把企業文化看成是唱歌、跳舞、打球；四是企業文化的表象化、僵化，有些企業認為企業文化就是要有優美的、特別是綠化較好的工作環境，要求企業外觀、服飾的整潔統一；五是把企業文化建設過于符號化，有些人卻把企業文化等同于企業的規章制度、員工的文明禮貌、道德、知名度等。
要建立現代化制度，培植個性文化
企業精神要根據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文化的漸進性，結合國家、企業的未來目標和任務根據企業外部客觀環境和內部現實備件，形成企業的個性文化。中國民營企業文化建設中，突出的問題就是缺乏個性化的東西。因此，企業可在產品包裝、企業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企業標識、企業內部人際關系等方面，塑造企業文化并突出其個性特征。
民營企業治理不規范、家族治理、決策隨意是其治理的主要特征。既然要參與未來激烈的市場競爭，就要按游戲規則辦事，就要與標準的治理規則接軌。那么產權清楚權責明確的現代企業制度是民營企業的必然選擇。現代企業制度實行管理權與經營權分離，大大降低了企業經營管理的隨意性，強化了企業管理的制度化，對于企業文化的形成、規范和完善具有制度支撐作用。
企業文化也應以人為本
企業是由人組成的組織，企業文化建設的啟動、發展及應用都必須以人為中心。因此，企業文化戰略需要得到員工認同。員工的文化背景構成了企業文化的自然形態，雖然他們與文化戰略方向會有差距，可是不能不考慮到員工文化的歸宿感。當員工的文化認同感低于60%時就會影響到其工作效率，而這種認同感低于40%時他們就可能會考慮跳槽離職。
員工群體行為直接決定著企業的整體精神風貌和文明程度。很多企業文化建設忽視了員工，得不到員工的認同，其所謂的公司文化不但沒有團結員工，反而分化和加速了公司的離心傾向。比較有效的做法是進行價值觀管理，通過價值觀引導、行為規范的約束和行為的不斷強化和修正，使員工自覺養成優秀的行為習慣，使員工個人的工作目標同企業發展相融合，主動按照價值觀的倡導去規范自己的行為。
關鍵詞 傳統媒體；轉企改制；產業化；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6）175-0192-02
1 產業化及傳媒產業化
一般意義上來講，產業化是指某一產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生產方式、經營方式、組織形式等方面趨向于分工化、集約化以及市場化的過程。產業化的基本特征是面向市場、規模經營、專業化的分工以及市場化的運作。而傳媒的產業化則是特別針對傳媒產業而言的產業化，主要包括治理結構、資本運營、資源配置、媒介經營、市場運作等方面。
1996年，我國第一家傳媒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標志著我國傳媒產業向市場化、集團化方向發展的開端。之后，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傳媒集團，進一步加深了傳媒業的產業化發展程度。進入到21世紀，傳媒業迎來了轉企改制的熱潮，很多媒體單位已經完成轉企改制任務，但仍有一大批新聞單位仍處在事業單位向企業轉變的轉折點騎虎難下。若想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完成轉企改制，必須探索出科學、合理的發展策略，消除新聞單位的后顧之憂，使他們找到更好的出路。
2 傳統媒體的產業化發展策略
2.1 建立現代化的企業治理結構
傳統媒體的產業化發展必須建立在現代化的企業制度基礎之上，其主要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管理科學。傳統媒體多年來一直是事業化的性質，雖然有一些產業化管理的探索和嘗試，但事業性質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要想打破事業單位固有體制的桎梏，必須加快建立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構建高效運轉的公司治理體系。企業是獨立性比較強的以盈利為目的的單位，擁有管理權、決策權、指揮權和監督權，而傳媒業本身的性質又決定了它具有極強的社會屬性，因此在建立盈利性企業的同時，傳媒一定不能丟棄自己的社會屬性，應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現代公司主要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兩種形式，具有更加靈活的治理機制，有利于協調投資者、債權人、經營者三者之間的關系，解決生產經營中的問題，獲得更好的發展。
2.2 探索規范化的資本運營策略
資本運營對于企業發展至關重要，特別是對于傳統媒體而言，近年來由于受到新媒體的沖擊，籌資環境不容樂觀。在轉企過程中，管理部門要做好規劃，以便實現傳媒企業在全社會范圍內的資產重組，順利完成轉企任務。在轉企完成后，資金緊缺仍然是制約傳媒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基于此，打開融資渠道、擴大資金來源是傳統媒體亟需解決的問題。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有其自身特征，只有了解資本市場，充分利用其資源，才能加快企業資金集聚、擴大企業資產規模。除此之外，還必須制定完善的財務管理制度，特別是要嚴格預算審批制度，做到財務公開透明，資金游刃有余。
2.3 進行精細化的媒介資源配置
產業化發展最大特征就是各個企業在公開市場上自由競爭，而市場的一大優勢就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如果企業資源配置不合理，從實際影響上來說不亞于資源浪費。傳媒企業在從事業單位過渡到企業的過程中面臨許多困難，只有把有限的資源都放到最合適的位置、進行最大化的利用，傳媒企業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整合資源謀實效。從產業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傳媒產業人力、物力資源的精細化管理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有利于內部資源的整合和外部資源的爭取，有利于實現傳媒企業從信息采集到新聞生產再到傳播、銷售的整個流程的高效運行，對于現代傳媒a業降低運營成本、提升自身實力、實現集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2.4 采用多元化的經營管理策略
企業經營管理策略是企業為實現有序運營、在競爭中取得勝利，在深入分析內外部生存環境的基礎制定出的發展策略。在不同時期，甚至同一時期，企業通常需要采用一種主持策略來主導企業發展，同時也需要多種策略來輔助企業實現科學化管理。傳媒企業在經營管理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應采用多元化的經營模式，實施跨媒體、多領域的經營策略，為企業發展注入更多發展的生機和活力。例如，默多克新聞集團在經營業務上就涉及很多領域，在報刊、廣電、網媒之外，還涵蓋航空、羊毛、體育娛樂業等，其業務不僅涉及領域廣，而且覆蓋范圍廣，擴展至全球。對于國內的傳媒集團而言，要想以多元化經營驅動企業發展，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必須組建集團、凝聚力量，否則將獨力難支，難以實現多領域、跨媒介的發展。
2.5 形成市場化的企業運作模式
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企業要形成市場化的運作模式。一方面，市場化運作要求政企分開，同類企業享受相同的國家待遇，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市場化競爭。市場的原則是優勝劣汰，這就要求企業具有一定的實力，并不斷提升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市場化運作意味著市場是主角，在大眾傳媒領域，作為市場的受眾，其需求是企業進行生產和經營的重要依據，只有滿足受眾需求，才能迎合市場，并最終贏得市場。市場化運作的不斷成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首先從思想上轉變觀念，并逐漸豐富實踐經驗，積極主動地去適應市場需求，探索有效的營銷方式，才能形成高度成熟的市場化運作模式，使傳統媒體在產業化發展中贏得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