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0 16:19:1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金融抑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根據North(1990)的制度變遷理論,一種經濟制度由于某些歷史性事件的發生而形成,在制度的形成過程中往往付出了巨額的成本,即使其他的經濟制度更具有經濟的合理性或更有效率,要廢除這一由歷史性事件的先行發生而形成的經濟制度,選擇一種新的經濟制度是非常困難的,經濟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往往具有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的特征。
對于各個經濟主體,對新形成的經濟制度適應得越快,越能從中獲得制度租金,從而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階層。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的形成有利于維持制度的穩定性,但同時也會由于擔心失去既得利益而抵制制度變革,使經濟制度本身不能有效地適應經濟環境的變化而劣化,這就是經濟制度的適應效率(adaptiveefficiency)問題。既得利益主體對制度變革的抵制越強烈,制度的適應效率就越低下。因此,即使原來的經濟制度在原來的經濟環境下具有經濟合理性,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原有經濟制度就不再能夠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甚至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靈活的、能很好適應經濟環境變化的經濟制度能夠通過自身的變革而繼續促進經濟的發展,而僵化的、適應效率低下的經濟制度會在變化了的經濟環境中日趨劣化,直到最后被新的經濟制度所代替,而此時國民經濟往往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戰后日本金融制度形成的路徑依賴
二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的特征,從金融制度結構的層面看是以銀行為中心,銀行與企業之間保持長期的和多方面的關系。從金融管制的層面看,銀行業受到政府的嚴格保護。而在30年代之前,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與銀行業在企業融資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政府對銀行實行的是自由放任政策(自由銀行制度)。決定戰后日本金融制度特征的關鍵因素,一是1927年的銀行危機,二是戰時的金融管制政策。
1.1銀行中心型金融制度的形成
1927年(昭和2年)日本發生了大規模的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風潮,一年之內共有45家銀行破產,這一事件在日本金融史上稱為昭和銀行危機。雖然銀行危機的直接原因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后發行的“震災票據”得不到妥善處理而導致存款擠兌和銀行破產,根本性原因是政府對銀行業的自由放任政策。1890年的銀行條例沒有最低資本金和貸款風險控制方面的規定,銀行業的特征是數量多、規模小。
與美國政府在30年代的銀行危機后建立以存款保險制度為核心的銀行監管和金融安全網不同,日本政府采取的危機處理對策是銀行業的集中。1928年開始實施的銀行法要求普通銀行的資本金達到100萬日元,資本金不足的銀行只能通過與其他銀行的合并方式增加資本金,自我增資不予以承認。大藏省提出了“一縣一行”的銀行合并目標,由于有些銀行不愿失去獨立的經營權力,當時的合并并不順利,直到進入戰時金融管制后才真正實現了“一縣一行”的目標,這些銀行就是二戰后的地方銀行。同時,國民儲蓄不斷向屬于財閥系統的大銀行集中,這些大銀行就是戰后的都市銀行,作為戰后日本銀行體系主體的都市銀行和地方銀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1931年發動侵略我國的滿洲后,日本進入了戰時金融管制時期。金融管制的核心是控制資金分配,以保證軍需企業的優先資金供應。1944年開始實行“軍需企業指定金融機關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各軍需企業與銀行“配對”,銀行不僅保證“配對”軍需企業的資金供應,還積極參與“配對”軍需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監督。舊財閥體系解散后,形成了以都市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系列企業,戰時“配對”體制下企業與銀行之間的密切關系保存了下來,戰時軍需企業的指定銀行大多成了戰后這些大企業的主銀行,這就是戰后日本主銀行制度的形成背景。
戰時金融管制嚴重地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政府完全控制了公司債券的發行,而“公司利潤分紅及資金融通令”(1939年)對股票分紅和股東權限的規定嚴重限制了股票市場的發展。
1.2銀行保護政策的形成
由于戰時金融管制嚴重限制了資本市場的發展,戰敗后的經濟重建只能依靠銀行體系,通過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制度實現經濟的增長,日本政府對銀行業的保護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銀行業和證券業的分業經營、控制發放新的銀行執照嚴格控制新的競爭者進入銀行市場,二是通過利率管制(低利率政策)限制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價格競爭。
實行利率管制的一個重要歷史背景是,當時國內的利率水平明顯高于國際上的利率水平,如何通過降低利率來降低企業的借款成本,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成為當時重要的金融政策課題。戰敗后的日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國內儲蓄,嚴格的外匯管制又限制了外國資本的流入。因此,要降低利率,只能采取利率管制方式。
利率管制包括存款和貸款利率管制兩個方面,由于當時的日本國民除了銀行存款之外沒有其他的金融資產可供選擇,政府對存款利率的管制是非常有效的。
一年期以上的貸款利率沒有法律上的限制,一年期以內的短期貸款利率雖然受到管制,銀行可以通過低利率的企業存款等辦法調整實際的貸款利率,因此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并不如存款利率管制有效,這意味著低利率政策為銀行創造了獲得壟斷利潤的機會。吸收的存款越多,獲得的利潤也就越多,由于嚴格禁止贈送禮品等隱性價格競爭,要擴大存款唯一的途徑是擴大營業網點。
所謂第三方支付是指和各大銀行簽約合作,并提供和銀行支付結算系統接口的支付交易平臺且具備一定實力和商譽的獨立機構的一個網絡支付中介。據最新統計,中國第三方支付行業交易整體規模在2016上半年達134776億元,同在2016年第二季度市場交易額為75037億元,環比增長了25.68%,其中,支付寶以市場占率55.4%位居榜首占據市場的半壁江山。另外,人民銀行在2015年12月了《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而發改委和央行又在2016年3月統一將《關于完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定價機制的通知》;同年,《條碼支付業務規范(征求意見稿)》于7月出臺。
2 我國目前第三方支付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存在的問題
消費者與經營者在第三方支付中的地位不平等使得消費者在金融消費領域需要特殊的法律保護來實現實質公平,但我國法律體系在這方面存在著缺陷,從而面臨法律適用的困境。
2.1 對消費者知情權難以保障
消費者權利保護制度中最重要的權利是知情權。對于傳統消費者來說,金融消費者需要法律的特殊保護,主要是由于信息服務的不對稱性。在第三方支付網絡中,消費者只可通過網頁查詢商品的基本信息,這將受到經營者故意夸大產品功效和性能的影響;另外消費者無法得知支付平臺的安全性等級,只能依靠個人經驗辨別來規避風險,所以第三方交易信息的不對稱將難以保障消費者知情權。
2.2 對消費者資金安全保障制度的缺失
消費者資金安全保障主要體現在:1、沉淀資金安全問題。消費者在網上購買商品交易時,買方會先將存款存入第三方支付賬戶,由第三方保管,中間必然存在時間差,由此便出現了沉淀資金問題,在我國稱之為備付金制度。2、未授權支付安全問題。現在我國目前互聯網安全技術還有很多漏洞,消費者的個人支付賬戶信息在互聯網中很容易被竊取,并且黑客直接進入到支付系統劃轉資金的現象時有發生,而且我國目前法律對未經授權劃撥資金的法律責任并未作明確規定。實踐中,作為格式合同支付服務協議一般都會將此項內容約定為免責條款,以排除第三方支付平臺在未經過授權劃撥資金中的法律責任,該項法律的缺失導致金融消費者權益無法得到救濟。
2.3 消費者個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不完善
消費者的個人信息屬于隱私權的范疇,其個人信息享有不被他人非法知悉、收集、利用和公開的權利。消費者在注冊第三方支付平臺帳號時通常會被要求填寫基本信息,這很容易被第三方互聯網支付機構所掌握,但信息本身具有商業價值,這就導致信息隨時被泄露的可能,因此金融消費者在互聯網第三方支付中隱私權很容易遭到侵犯。第三方支付雖是一個新興產業,但其支付平臺已積累了龐大的消費者數據信息,如果第三方支付機構存在不良企圖,可能會利用這些信息謀取利益,對消費者造成影響。
3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中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對策
3.1 加快建立網絡第三方支付的立法
法律制度體系始終是和諧穩定市場秩序的有力保障,只有遵循法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消費者權益侵害問題。因此,目前針對第三方支付,相關法律部門急需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來保障消費者資金流向的安全和支付過程中的知情權。在知情權保護上,相關法律應直接正面規定經營者的對銷售信息告知義務,并列舉經營者必須告知的信息清單,以保障滿足消費者的知情權。在隱私保護問題上,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制定個人信息保護綜合立法,在短期內可以在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基礎上進行加以修繕過渡。
3.2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機構備付金制度
完善備付金制度我們應該明確沉淀資金與孳息的法律屬性,但美國卻是將備付金作為第三方支付機構的負債并非資產,而我國的理論與實踐普遍也這么認為,備付金應該歸屬于支付服務使用者。為保護消費者權益,首先,應該提高風險準備金的提取比例。因為我們目前要求對備付金的利息收人是按季度提取風險準備金的10%,這個比例很明顯偏低,況且備付金的利息原本就很少,根本不足以抵御風險。其次,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存款延伸保險制度,保障消費者的支付服務利益。除此之外,我們其實還可以利用客戶沉淀資金的利息來強制他們購買一份存款延伸保險,而最高保額可以參照存款保險限額來設定。
3.3 完善網絡第三方支付機構未授權支付的責任制度
未授權支付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對責任分擔的規定。然而,在網上支付領域被篡改或盜取金融消費者支付信息,從而導致未經授權支付交易的情形經常發生,特別是消費者是否應該對未授權支付承擔責任和責任限額負責。根據中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對于如果不能有效地證明是因客戶原因造成資金損失的,那就應該由支付機構先行全額賠付,但并沒有規定舉證責任、責任承擔等問題。我們一般認為顧客或者金融機構,如果誰能預防損失的發生,那責任就讓可以花最低成本避免損失的一方來分擔。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隨機前沿分析
一、 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要強化創新的引領作用,把創新發展提到一個更高的位置。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攻堅時期,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是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戰略性產業,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轉變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選擇。中關村科技園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也是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園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及影響因素不僅可以為提升示范區創新競爭力提供科學理論支持,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新技術園區的發展壯大也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目前已有針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研究,如張等(2012)利用29個省份的數據研究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欠發達地區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胡振華和楊瓊(2015)把中國分成東中西三大區域,研究各區域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提出了針對不同區域運用各自的資源優勢發展相應高新技術產業的策略;劉偉(2015)利用三階段DEA模型測算了我國高新技術行業的研發效率,研究認為未對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等環境因素進行控制前存在低估純技術效率的問題。
已有研究多從行業或區域經濟等宏觀層面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各行業的創新效率分析,而較少基于企業或科技園等微觀視角測算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探索其驅動因素的作用機制。本文基于中關村科技園2011年~2014高新技術產業的全樣本調查數據,將知識生產函數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相結合,測度高新技術產業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有效提高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促進我國創新競爭力水平的提升提供參考依據。
三、 實證分析
1. 數據與變量說明。本文使用數據為2011年~2014年北京市中關村海淀科技園的全樣本調查數據,涵蓋了科技、財務、人力等多項微觀信息,根據《高新技術領域代碼》的四位碼分類標準,中關村海淀園高新技術產業內共包含59個技術領域,數據來源為北京市海淀區統計局。因變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使用專利授權數來表示,記為Y。自變量的選取中,R&D存量用擁有有效專利數表示,記為A;研發人員數采用R&D全時人員數表示,記為L;其他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具有影響的變量從金融支持、政府扶持、產業集中度和規模等方面考慮,選取的具體變量包括:以銀行貸款及各種社會融資總額反映金融支持水平(Fin);以補貼收入和稅收優惠反映政府扶持情況(Sup);計算59類高新技術企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反映產業集中度(HHI);以產業整體收入水映產業發展規模(Size)。
2. 模型結果。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方程一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影響作用,方程二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技術非效率項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計算得到的γ為0.99,顯著不為0,證實了使用隨機前沿模型方法的合理性。由模型構建部分可知,方程一中產業技術創新非效率項系數為負,因而若方程二中的影響系數為負,這說明該變量對技術創新非效率的影響為負,從而對創新產出的影響為正。可見:
(1)R&D資本存量、研發人員投入和產業發展年限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R&D存量水平提高1%,創新產出相對提高0.23%;研發人員規模提高1%,創新產出水平提高0.27%;發展年限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產出的影響系數為0.49。
(2)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和發展年限對技術創新非效率項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這些因素可以有效驅動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提高;產業規模對技術創新非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從而對創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非創新非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金融支持和政府扶持水平每提高1%,創新效率會提升0.12%;產業規模每增加1%,創新效率會提高0.64%。
究其原因,隨著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數量的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有所提升,從而促進了企業自身和產業整體創新產出水平的增加;外部的銀行貸款等金融支持和政府相關財稅扶持,有效降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成本,緩解了創新過程中的高風險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促進了企業創新積極性的提高,從而產業整體的創新效率和創新產出水平也有所提升;發展年限的增加對創新效率和產生水平的正向影響可以理解為研發和管理經驗累積及能力提升帶來的促進作用;而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企業通過技術創新開拓市場的內在動力相對于新興企業可能有所減弱,從而創新效率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3. 創新效率分析。根據式(8)計算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效率均值2011年~2014年分別為0.27,0.29,0.30,0.35,呈平穩增長趨勢,從數值上看,該指標與最優生產效率差距較大,說明高新技術產業的整體創新效率水平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2011年~2014年間,創新效率均值排名前10的四位碼高新技術領域見表2。可見,計算機軟件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均值最高,4年間均值為0.69,且呈穩定上升趨勢;排名2到5位的技術領域分別是其他電子信息技術領域、微電子電子元器件、計算機及相關產品、信息處理設備。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在二位碼分類下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這說明近年來在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中電子與信息業的創新效率最高,也印證了電子與信息業作為中關村龍頭行業的重要地位。排名6到10位的高新技術領域分別為中藥、生物農藥及生物防治產品、設施農業工程與設備、航天器、人工智能產品。從數值上看,排名前10的高新技術領域中僅前2名創新效率超過0.50,說明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力仍待進一步釋放。
四、 結論
本文基于Rome-Jones知識生產函數和隨機前沿模型方法,測度了中關村科技園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就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分析,實證結果表明: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投入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23%和0.27%;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提升作用;產業規模的擴大對創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仍然較低,但呈現逐年提高的態勢,到2014年總體創新效率均值為0.35;對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進行排名,整體創新效率偏低,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為充分釋放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能,提高創新效率,現提出幾點政策建議:①協助高新技術產業拓寬銀行貸款、股權投資等多種融資渠道,增強外部投資者對產業發展的信心,緩解高新技術產業由于研發成本大、風險高導致的融資難問題;②為高新技術產業進行創新研發活動提供良好的財稅支持環境,制定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激勵,充分發揮企業孵化器的培育作用;③借鑒近年來創新效率排名領先的技術領域發展經驗,并結合不同產業的發展經驗和未來規劃,給予創新動力不足、效率偏低的產業有針對性的政策引導和幫助。
參考文獻:
[1] 張,黃德春,馬昭結.產業集聚與產業創新效率:金融市場的聯結和推動――以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和創新為例[J].產業經濟研究,2012,(6):17-25.
[2] 胡振華,楊瓊.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5,33(2):32-35.
[3] 劉偉.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研發創新效率測算――基于三階段模型[J].數理統計與管理,2015,34(1):17-28.
[4] Griliches, Z., Issues in 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vity growth[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1):92-116.
[5] Battese,G.E.,Coelli,T.J.,A model for tec- 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production frontier for panel data[J].Empirical Economics,1995,20(2):325-332.
[7] 董曉輝.技術效率對區域產業競爭力提升的促進機理研究[D].大連:大連理工大學學位論文,2011.
[8] 李曉梅.技術體制視角下中國高技術產業經濟效率實證研究[D].沈陽:遼寧大學學位論文,2012.
[9] 鄧路.基于技術創新視角的高技術產業發展戰略研究[D].天津:南開大學學位論文,2010.
[10] 余冬筠.區域創新的效率及模式研究[D].杭州:浙江大學學位論文,2011.
[11] 張曉寧.產業集聚的技術溢出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學位論文,2011.
[12] 張金勝.中國政府財政科技投入適度規模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學位論文,2011.
[13] 唐曉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市場結構與技術創新[D].長春:吉林大學學位論文,2011.
[14] 徐光瑞.我國高技術產業競爭力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學位論文,2011.
[15] 郭艷秋.基于隨機前沿模型的區域技術效率研究[D].阜新: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學位論文,201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號:11ZD157)。
論文摘要:房地產業是一個高風險產業,它高度依賴 金融 市場的信貸支持。如果信貸支持過度,將促使房地產業的非理性投資增加,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最終超過消費者承受力而導致房地產泡沫。本文介紹了
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將“泡沫”定義為:“一種資產或一系列資產價格在一個連續過程中的急劇上漲,初始的價格上漲使人們產生價格會進一步上漲的預期,從而吸引新的買者——這些人一般是以買賣資產牟利的投機者,而對資產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興趣。隨著價格的上漲,繼而出現預期的逆轉和價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導致金融危機。”
房地產泡沫,一般是指由于土地的稀缺、房地產商品的供需矛盾、 企業 和私人的過度投機、金融機構的貸款偏好等因素,導致房地產價格無節制地持續上揚,使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礎而持續上漲,嚴重背離與之對應的基礎價值的過程和狀態。
房地產泡沫的成因及對我國房地產發展趨勢的判斷
從影響泡沫形成的各種因素來看,主要有三種:預期。由于土地具有稀缺性,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供給彈性最小。因此,市場對土地未來價格的樂觀預期,必然加大對土地的需求,從而使房地產價格偏離資產的實際價值;投機行為。投機行為對 經濟 波動有很大影響,并且會推動資產泡沫的形成;非理性行為。市場并不是有效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過度炒作常常會導致投資者高估或低估未來收益的現象。
我國房地產投資近幾年仍然高速增長。2006年前9個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就達到12902.4億元,同比增長了24.3%。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使其占國有及其他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逐步提高,到2006年已經達到破紀錄的22.6%。在國家加大宏觀調控力度的情況下,2006年全國商品房的價格同比仍上漲了5.5%,局部地方如北京、上海、廣州的房價相繼突破居民的心理價位。房地產的開發已經超過經濟的發展水平。
2007年初,
(四)銀行信貸自身的非理性擴張
銀行都把房地產信貸作為優良的貸款品種,并且都在不遺余力地擴大房地產信貸業務。如果國內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房地產開發投資就不會放慢增長速度,從而國內銀行信貸擴張就不會停止。從2007年1-2月央行公布的數據來看,新增人民幣貸款9814億元,較2006年同期增長近2700億元,銀行信貸在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加速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銀行持有大量的房地產,那么房地產價格上漲將提高銀行資本規模,從而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和盈利狀況。因此,銀行將進一步擴大對房地產的信貸供給,而這又進一步提高房地產的價格。這一過程循環往復,使得房地產價格日益偏離實際均衡價格,從而進一步導致房地產泡沫的膨脹。
遏制銀行信貸非理性流入房地產的相關措施
(一)嚴格遵守銀行信貸緊縮的宏觀政策
銀行必須遵守國家信貸緊縮的宏觀政策,嚴格把守信貸關,提高信貸門檻,有效地抑制資金流入房地產業。因為,適當提高銀行貸款利率,可以有效的抑制炒房者借助銀行貸款囤房炒房;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則可以收縮 金融 機構的貸款總額,從而有效地抑制銀行向房地產市場的放貸沖動;提高購房首付比例,不僅可以降低銀行信貸在房地產業的資金比例,也可以讓部分居民由于首付壓力而最終推遲購房。只有這樣,才能降低住房需求,有效防止房地產泡沫化,有利于房地產業的健康 發展 。
(二)加強金融監管
加強金融監管,預防和警惕房地產信貸中的金融風險。做到貸款項目的 科學 論證,貸款發放的正確決策,確保貸款安全。提高信息的透明度,打擊投機活動,對有問題的金融機構進行徹底的清查。加強銀行信貸人員培訓,提高業務員的專業素質和道德素質,避免出現業務員為了個人利益弄虛作假,損害國家和集體的利益。
西南財經大學 尹志超等
>> 學術觀點導讀 學術觀點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管理 > 學術觀點 2013年22期 學術觀點 2013年22期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編輯部")
申明:本網站內容僅用于學術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告知我們,本站將立即刪除有關內容。 焦點 增加金融可得性促進金融市場發展
西南財經大學 尹志超等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場參與
和家庭資產選擇”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WP503號
對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發現,金融可得性增加會提高家庭對正規金融市場參與,同時會促使家庭增加在正規金融市場上的風險資產配置。
小區銀行數量每增加一個,家庭持有風險資產和股票的概率分別增加0.02和0.01,而家庭持有風險資產和股票資產的比重分別增加2%和6%。
對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發現,無論是家庭作為非正規金融市場參與的借入方(需求方)還是借出方(供給方),金融可得性提高都會降低家庭在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參與,同時降低家庭在非正規金融市場的風險資產配置。
同時,小區銀行數量每增加一個,家庭參與民間借入市場、借出市場、民間金融市場的概率分別下降0.07、0.01、0.02,而家庭民間借出款占比會下降3%。正規金融的發展會使得家庭更多地參與正規金融活動,對非正規金融市場有抑制作用。而隨著正規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家庭對正規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會不斷提高。
家庭資產、收入、教育水平對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個體工商業、風險厭惡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家庭參與正規金融市場的概率隨著年齡的增加先提高后降低,且風險資產在金融資產占比也有相同變化。對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研究還發現,個體工商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教育有負向影響。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可得性的增加,會使家庭更積極地參與到金融市場,尤其是股票等風險市場,增加資產中的風險資產投資,這有利于家庭資產結構的優化。同時,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可得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正規金融市場替代非正規金融市場,減弱非正規金融市場的影響,這有利于金融市場的健康運行。
因此,未來的政策需要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的可得性,促進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 制度 勞動合同法保護農民工略見成效
哈佛大學經濟系 理查德·弗里曼等
“中國新勞動合同法如何影響
外來務工人員”
NBER工作論文19254號
中國新《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生效,它要求企業與農民工簽訂書面合同,加強對工人的勞動保護,并對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予以處罰。盡管普遍存在執行不力的情況,但《勞動合同法》對農民工的保護已收到一些預期效果。
首先,《勞動合同法》的管轄范圍擴大,給予了農民工捍衛自己合同權利更大的能力;其次,提高了農民工的法定社會保險的額度;再次,減少了工資拖欠;最后,增加了農民工在工作場所成立工會的可能性。
然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有可能會減少農民工未來的就業機會。但其對勞動力的影響達到一個較大程度,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至少在短期內,《勞動合同法》似乎已經朝著實現其目標的道路發展,但還沒有產生《勞動合同法》反對者所擔憂的一些不利影響。 觀點 對兒子的投資沒有更高的外溢效應
北京大學 雷曉燕
“兒子是否償還了父母投資?”
第15屆NBER-CCER“中國與世界經濟”
年會簡報之一
鑒于中國老齡化的速度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基于家庭的現金轉移和護理照料對于老年人仍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傳統歷來是兒子接受家庭資產的大部分,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在市場上的機會狀況已經大大改善。
關于透明度的探討肇始于Cukierman和Meltzer,但至今仍難形成一致的意見。這是因為透明度難以量化,不易描述建模,同時其涉獵面廣泛,其范疇不易統一。但經過數年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將問題指向了是否對公眾明確宣布政策目標,是否披露決策過程及相關信息的數量和準確程度。
Winkler認為,央行披露較多的信息并不意味著公眾能較好理解其意圖;他認為透明度應包括公開、清晰、誠實和共同理解,而不僅是宣布政策目標以及操作細節。IMF在《貨幣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指出透明度是一種環境,即在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有關政策目標及法律、制度和經濟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職責,Kuttner和Posen認為宣布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值,通脹報告以解釋貨幣政策變化造成的預期影響,預測通脹并解釋這些變化的原因,對過去的政策以及所取得的成果進行評估等內容為體現透明度的要求。此后學者便從整個貨幣政策決策、實施、生效過程來考慮透明性,Geraats將其劃分為五個方面的內容:政治透明、經濟透明、過程透明、政策透明和操作透明。同時Hahn也提出與以上內容類似的透明度含義,包括:目標透明、操作透明和認知透明三個部分。而另外一個方向則是將透明度模型化,Faust和Svensson用公眾觀察到央行控制誤差信息的程度以及外界對央行意圖的推斷來描述透明度,并將其用參數化。
二、提高透明性的影響
中央銀行透明度的提高主要對以下兩個方面產生影響:一是對央行的聲譽和貨幣政策產生影響;二是對宏觀經濟的發展和穩定產生影響。
(一)對央行的聲譽和貨幣政策的影響
過去,中央銀行基于減輕自己的責任,提高自己的威望,或借保持神秘行事的習慣以此進行尋租;同時,透明度的增加會降低央行靈活操縱政策,即相機決策的能力,這些都導致其不愿增加透明度。
隨著公眾對民主原則和有關信息只有要求的提高,央行逐步發現,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聲譽;同時,政府也發現,透明度的增加可以有效抑制央行在政策操作上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時間不一致性假說指出一旦私人部門的決策包含的通貨膨脹預期被鎖定,政策制定者便具有制造高于預期水平的通貨膨脹激勵,也就是企圖利用“意外通貨膨脹”來暫時增加產出,但是,市場一旦預期到這種行為,就相應調整工資、物價等名義合約,結果不僅產出或就業狀況得不到改善,通貨膨脹反而被拔高。透明度的提高使央行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任何背離承諾的行為都會受到質疑,政府也不能為實現其他經濟目標來隨意向中央銀行施壓,迫使央行改變原定的政策目標。因此,透明度的提高能使央行有效地擺脫來自政府方面的壓力,同時也要求央行必須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執行更有利于公眾的貨幣政策。
(二)對宏觀經濟發展和特點的影響
透明度提高將會降低信息不對稱和公眾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使公眾能夠減少個人行為決策的噪音,提高準確度,最終增加個人福利。
(1)增加透明度可以減少抑制通脹的成本。抑制通脹能夠不影響產出條件是事先向公眾宣布且政策可信,若反之則抑制通脹就要付出代價。其主要從成本推進造成的通脹來分析,當信息透明且央行有良好聲譽,人們對通脹的預期就會下降,并以央行宣布的通脹目標值為調整工資水平的基準。這樣工資就會隨著通脹預期的下降而下降,實際工資基本保持不變,就業和產出也不會受到影響,反之反是。
(2)增加透明度可以有效引導預期,降低通脹水平,并有助于經濟穩定。在信息透明條件下,不確定性降低,公眾將會以錨定的通脹目標值作為自己的預期,而使得通脹預期維持在一個穩定的低水平,進一步使未來通脹的壓力減小,從而穩定經濟的發展。Mishkin和Posen對加拿大、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家采用了通脹目標制后的通脹情況進行了考察,發現增加透明度可以使平均通脹率下降、通脹率變動幅度縮小。Levin的研究同樣表明,通脹目標制國家通過宣布通脹目標并加強與公眾的交流,能提高本國央行的信譽,縮小產出的波動幅度。
(3)增加透明度可以減少金融市場的波動,并可以幫助市場更好地反映貨幣政策信息。弗里德曼認為信息革命的到來極大降低了公眾獲取信息的成本,使公眾的預期能更迅速、更準確地對包括由貨幣政策導致的波動在內的經濟波動做出反應,那么公眾和金融市場對通脹變化比以往更敏感,也善于應變。Rafferty和Tomljanovich對美聯儲增加透明度與反映金融市場效率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檢驗,證明了增加透明度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論斷。Blinder認為政策透明可以使投資者更準確預測金融資產的未來價值,減少由信息沖擊造成的波動,并減少信息不對稱導致的投機行為。
三、我國央行透明性發展
我國央行運作的透明性在逐步的提高,我們可以回顧其發展的歷程:1994年開始公布貨幣供應量。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正式規定我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穩定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從而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證。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按季度向社會公布各層次貨幣供應量、通脹水平、GDP水平。同時,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2001年起,央行開始通過網站和紙質媒介,按季度向公眾《貨幣政策分析報告》,內容包括貨幣信貸概況、貨幣政策操作,金融市場分析、宏觀經濟分析以及預測與展望。2004年公布《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公布金融統計數據時間表》。徐亞平在Eijffinger和Geraats的標準基礎之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其指標進行了修訂,檢驗了我國透明性提高對于宏觀調控成功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錢小安(2002),《貨幣政策規則》,商務印書館。
[2]徐亞平,貨幣政策有效性與貨幣政策透明制度的興起,經濟研究2006(8),24-34.
[3]程均麗,劉梟,貨幣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可信性與透明度,財經科學2005(6),26-32.
[4]陳利平,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透明與模糊,世界經濟2005(2),3-12.
[5]徐亞平,貨幣政策透明性的價值及其面臨的主要爭論,財經理論與實踐2007(28),10-14.
論文關鍵詞:CPI貿易順差流動性過剩
論文摘要:流動性過剩已經成為很長一段時閻以來人們所關注的重點,這主要是由于流動性過剩對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構成了一定的阻礙,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本文通過近年來所存在的一些經濟現象引出了流動性過剩,詳細闡述了流動性過剩的表現、產生原因以及對策。
一、流動性過剩的表現
所謂流動性過剩,簡單地說就是貨幣當局貨幣發行過多、貨幣量增長過快,銀行機構資金來源充沛,居民儲蓄增加迅速。在宏觀經濟上,它表現為貨幣增長率超過GDP增長率;就銀行系統而言,則表現出銀行超額儲備過多,具有很強的放款能力。
(一)CP!居高不下
從2007年底到目前為止,給人印象最深刻的,相信就是各種商品價格的飛速上漲,其速度和程度令人乍舌。尤其明顯的是生活類用品,以前所未有的價格和漲勢呈現在我們面前。物價的持續上漲已經成為當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重要問題之一。自2007年開始,全球性的糧食價格、食油價格的上漲以及石油、礦產品等資源性商品的價格上漲傳導到了國內,而國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流動性過剩,也導致了國內消費商品價格的持續上漲。2007年全年的CPI上漲了4.8%,成為自1996年以來增幅最高的一年。而由于CPI是一個滯后指標,如果僅用全年CPI的平均數來拉低CPI過高的嚴重性,實際上可能導致一種政策上的失誤。因為,自2007年3月以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持續攀升,從8月至12月,同比增幅連續5個月在6%以上。而2008年的情況更為嚴峻,第一季度CPI上漲了8%,第二季度CPI雖有所下降,但也達到了7.7%。居民消費價格的過快上漲,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
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認為,這輪由食品帶動的物價上漲,雖然是結構性的和階段性的,但形成原因很復雜,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因素。由于2007年的物價在高位運行,對2008年的滯后影響很大,再加上受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內市場需求旺盛等因素影響,2008年價格總水平上漲的壓力仍然較大,完成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任務相當艱巨。
(二)巨額貿易順差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2007年中國外貿進出口數據,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達到2622億美元的歷史高位,較2006年的1774.7億美元增長了47.7%,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則首次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達到21738億美元,較2006年增長23.5%。其中出口為12180億美元,較上年增長25.7%;進口9558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20.8%。在經過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之后,2008年前7個月我國貿易順差累計為1237.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下降9.6%,凈減少131億美元。截至7月底,我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達14821.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6.4%。其中出口8029.1億美元,增長22.6%;進口6792億美元,增長31.1%。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持續數年保持了超過10%的快速增長速度,而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宏觀經濟結構性的失衡也明顯暴露出來,這種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拉動經濟的比重過大,而國內消費雖然增長快速,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比重相對較小;在這樣的格局下,經濟對出口存在過多的依賴,而在美國經濟出現放緩和國際貿易摩擦加大的情況下,過多的依賴出口將使我國經濟存在一定的風險。同時,對出口貿易的過度依賴,國際貿易順差的過快增長,則已經成為貨幣流動性過剩的主要根源。當前,外貿順差仍然很大,外匯占款過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進而又會支撐投資擴張,成為工業化特別是重化工業增長過快的重要原因。順差過大導致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成為經濟發展中一個突出矛盾。外貿增長方式粗放、國際貿易摩擦壓力加大等問題也日益凸顯。
從上述這些現象來看,能夠反應出當前中國經濟所存在的一些反常的金融現象,人民群眾收入不斷提高而消費率不斷下降;人民幣國際購買力提高,國內購買力卻在下降。而導致這些反常金融現象的原因就是流動性過剩。
二、流動性過剩的成因
當前的流動性過剩表面看是資金問題,實際卻是經濟運行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的綜合反映,是內外經濟失衡下對內對外多種政策、體制不夠合理、完善所共同產生的結果。
(一)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政策不合理
流動性過剩是我國內外需求關系不平衡加劇,國際收支盈余型失衡居高不下的結果,這與我國引進和利用外資的政策未能及時調整有著密切關系。目前我國開放型經濟已經進入轉型期,但是無條件鼓勵外資流人的做法依舊存在,沒有得到適當的控制。在現行經濟管理體制下,為了追求高經濟增長目標,政府依然保持著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因此在經濟增長指標的壓力下,就很容易動用手中掌握的資源來擴大投資擠占消費,從而加劇了總供求、結構供求和生產與消費日益尖銳的矛盾。于是政府出于政績,企業出于生存,必然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招商引資,各級政府竟相出臺地方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為其提供減免稅、廉價土地、超低價勞動力等,甚至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資源的外資企業也順利進入中國,造成了外資增長的巨大“外部不經濟”。與此同時,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與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制度的試點開放不同步,越發加劇了資金流出入的不平衡,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二)存貸款利率過低且存貸差過大
由于國內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儲蓄率過高導致了消費率過低,因而央行在政府管制下一直保持著低利率的金融緩和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經濟體系內到處都充斥著廉價的資金,所有的資金都在尋找出路,因此過多的流動性使大量資本在金融市場以及房地產等實物資產市場上尋求投資獲利空間,推動資產價格上揚。實際上,在目前的人口結構下實施的低利率政策,不會使國內居民儲蓄下降,相反,卻同時造成了國內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過高。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社會財富迅速地向房地產等資金密集產業轉移,使得居民財富迅速減少,消費力不斷下降,從而整個金融系統資金流動性過剩進一步增強。由于資本稀缺性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所以通過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資本利率的高低,讓有效的投資得到所需要的資金,讓無效的投資在競爭中淘汰,這樣稀缺的資本效率才能有效地加以體現。因此如果不改變中國的低利率政策,不發揮金融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宏觀調控要想達到所期望的目標是很困難的。
(三)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單一
近年來流動性過剩的直接原因是外匯占款的過快增長。由于十多年來持續的巨額貿易順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不斷攀升,加之升值預期、本外幣正向利差的作用,短期國際投機資金也大量涌入,使得央行的外匯儲備隨之持續快速增長。從1994年的516億美元,到2006年末的10663億美元,而2007年末已達1528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3.3%,繼續穩居全球第一。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將給中國的經濟運行帶來種種負面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外匯儲備持續攀升引起的外匯占款會改變我國基礎貨幣的投放,增強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給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帶來巨大的壓力,引起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之間的沖突,進而間接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在各種途徑涌入的外匯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央行在形成外匯儲備的同時也被迫投放了等值的基礎貨幣,因而就為銀行體系注入了巨額流動性。由于我國外匯管理政策不夠完善,總體上是資金流入容易,而流出較難。強制的結售匯制度,使公眾不能任意持有外匯,導致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表現為外匯持續供大于求。與此同時由于匯率政策調整滯后,匯率變化幅度的限制過于嚴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缺少彈性,難以真實反映外匯供求水平,使由供求形成的價格與實際相背離,不能有效發揮匯率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從而加劇了流動性過剩。
三、綜合性應對流動性過剩的政策調整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有效緩解內外部經濟失衡的逐漸加劇,只憑借央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是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的,必須加快政策調整步伐,采取綜合性措施共同作用,形成政策合力逐步加以化解。
(一)積極調整涉外經濟金融政策
加快調整涉外經濟金融政策,抑制貿易順差過快增長,促進國際收支平衡。首先,加強對外資投向的引導,努力創造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對外資進入要按產業制定相應的限制條件,同時對經常性貿易要在產業、時間、數量上制定相應限制條件。減少甚至禁止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鼓勵增加高新技術及資源性產品進口。例如,從2007年7月1日開始,財政部調整2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其中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政策,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次,有序有效擴大對海外的產業投資、金融投資和資源開發性投資,并努力完善服務和監管體系。最近,銀監會、證監會先后放寬了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投資范圍,從中可以看出,涉外經濟金融政策正在因勢而變。
(二)提高存貸款利率并縮小存貸差
在我國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小、外貿出口仍然保持強勢、CPI和資產市場價格膨脹、宏觀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形勢下,繼續實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顯然是缺乏適當理由的。首先,為了化解流動性過剩,抑制資產價格的快速上揚,使經濟過熱、投資過熱、銀行信貸快速擴張從根本上加以逆轉,其關鍵就在于限制銀行金融杠桿對資產市場投資者的便利性,盡快上調利率,讓銀行信貸利率水平達到民間信貸市場的水平。其次,在利率上調的同時,還必須在很大程度上縮小銀行存貸差,縮小存貸差不僅可以使銀行減小對政策保護的依賴,以促進其自身市場生存能力提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過度的放貸沖動,同時也有助于吸引資金回流,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升,防止物價從結構性上漲走向全面上漲,避免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從而保持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
引言
從我國的城鎮化率水平中可以看出,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數目依舊較大,因此農村集中了我國數量多、潛力大的消費群體,它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地基”、也是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
一、金融惠農政策研究概述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1)農業信貸補給理論
Anjini Kocha指出,印度正規信貸市場的運行顯著地影響了農村經濟,通過分散地參與曾由大農場享有的農業信貸改變了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并且認為是通過土地租借市場起作用的。Adams, DW指出在發展中國家,低利率的農業貸款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收入的集中和農村金融市場的不良運作。他們主要是關注與農村居民這一低收入低消費群體,通過更低的門檻,給予農村居民借貸上更多的便利,以促進起自身的發展。
(2)金融服務理論
這一觀點站在金融服務的視角來闡釋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John Richard Hicks認為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緩解理性經紀人對于流動性風險的顧慮,促進資金的最優配置,提高經濟效益。Diamond、Greenwood等通過金融中介機構對交易成本的降低來論證金融的發展對整個社會福利的提高作用。
2.國內研究現狀
(1)農村金融主體研究
鄧海英將農村金融需求主體分類為農戶、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供銷社以及糧食企業,具有濃厚的時代色彩。韓俊認為,農村金融需求按照主體性質的不同可以劃分為農戶金融需求和鄉鎮企業金融需求兩類,分類比較清晰簡便。趙德旺則是在新農村建設背景下,將農村金融需求主體分為了五大類:一為從事農業生產的一般農戶和種養專業戶;二為醫生、教師等智力型職業者以及鄉鎮企業務工者;三為初具規模的農村個體工商戶。
(2)金融惠農的整體性與區域性研究
惠農政策是一個體系龐雜、歷史深遠的系統結構。目前相關學者將我國惠農政策作為一個政策整體研究對象的成果還比較欠缺。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整體角度,例如薛恒的《國家“三農”政策的制度化建設》建議穩定惠農政策的目標取向和行為導向,強化政策落實監控制度;包括碩士學位論文陳燕妮《取消農業稅后我國惠農政策發展中的問題及對策》等也給予了關注
(二)本文研究方法與創新之處
1.均衡研究與非均衡研究相結合
雖然本文是做實證研究,但是研究的是金融惠農政策的實施狀況及其對農村經濟實實在在的影響。本文采集了諸多數據進行均衡分析研究,同時又借助于一些科學理論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與解釋。既從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了解了重慶農村發展的情況實證分析,又從區域特點上加以解釋。
2.文獻研究是實地考察相結合
在論文撰寫之前,本文作者查閱了諸多資料,來完善論文的內容。同時抽樣考察了榮昌縣、永川區、潼南縣、黔江區等地區的農村,對其基本狀況做了記錄與分析。
(三)本文的不足之處
1.由于重慶市是1997年才正式掛牌直轄,本文選擇了重慶市1997年至2012年的農村經濟數據,所以數據的選擇樣本較少,時間范圍較窄。因此在模型設計的時候由于樣本較少而帶來的誤差可能會有所增加。
2.理論知識與學術能力的不足給予論文的撰寫增加一定的難度,因此造成論文質量缺陷請老師指正。
二、重慶市農村金融主體與基本結構
據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統計數據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界定是農村金融機構包括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重慶市農村金融體系基本上形成了以農村合作金融為主體,新型金融機構和郵政儲蓄銀行為生力軍,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為輔助,民間金融為補充的格局,在具體金融機構上包含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重慶市農村商業銀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資金互助社、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以及民間借貸機構。
三、重慶市惠農政策實施困境與解決
(一)重慶是金融惠農政策實施面臨問題
1.農村發展面臨資金匱乏問題
由于農村資本的邊際效率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較為嚴重,因此,農村其實面臨著資金匱乏的危險。雖然我們看到重慶市對于農村的投入不斷增加,惠農政策也在不斷地頒布實施中,但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狀況仍舊不容樂觀;
2.重慶農村居民消費觀念有待提高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發現,儲蓄率對于農村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也較高,由此我們可以斷定,農村居民的消費觀念有待提高,落后的消費觀念只會抑制經濟的增長。
3.農村金融體系亟待完善
金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紐帶,只有資金流動起來,才能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而由于重慶地區農村金融體系不夠完善,金融產品較少,同時由于農村居民素質普遍不高,信息對稱嚴重失衡,進一步導致了農村經濟瓶頸的出現。
(二)重慶市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幾點建議
1.由被動的金融惠農政策到積極引導的金融惠農政策
我們可以發現,重慶市為了鼓勵農村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努力,但是這過程中我們發現是存在一定問題的。因為這些政策普遍是被動情況下,是對農村經濟發展瓶頸的消極應對。要從根本上解決瓶頸問題,就必須變被動為主動,提高對金融惠農政策的謀劃能力,不能消極盲目地投入資金等方式來提高其經濟的發展,應主動引導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促進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2.引導農村居民消費觀念的轉變
應該把傳統的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手段轉化為引導農村居民消費觀念的上來,從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儲蓄率對于農村經濟增長率的影響較大,因此,在制定和實施金融惠農政策的過程中,政府和政策性促農經濟發展銀行因注重對農村居民消費掛念的轉變。實現從資金投入到觀念引導的轉變。
3.積極完善農村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的完善首先應該從主體出發,主體是體系中的最活躍因素,也是關鍵因素,因此,金融惠農政策的實施應該注重發展多元化、規范化的金融主體,以期提供給農村給多的更多的金融產品。只有完善農村金融市場,才能使農村資金高效有序的運作起來,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充分有效的溝通反饋,能夠有效地促進惠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因而必須重視和加強我國惠農政策的信息溝通和反饋機制,也是目前惠農政策建設的當務之急。
4.注重基層人才培養
基層人才是貫徹落實金融惠農政策的紐帶,通過他們,可以更好地將惠農政策的理念傳達給基層老百姓,是他們更加了解惠農政策的細端末節,鄉土精英通過自身特有的信服輻射力對公共事件進行信息整合、傳播,實現著對公共事件導向的影響和控制。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惠農政策體系健全落實的戰略角度出發,鄉土精英在村民自治體制內部發揮著落實、傳達政府惠農政策,引導農民對惠農政策的信息反饋,提高農民與政府政策對話能力的綜合作用,且具有低成本、效果好的特點。
5.謹慎實施金融惠農政策,避免陷入補償性回饋陷阱
補償性回饋是指善意的干預引起了系統的反應,但這種反應抵消了它所產生的利益。金融惠農政策的實施不是政策愈多愈好,而是應該集合實際恰到好處,太多太繁雜的金融干預,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途徑。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我們要尊重規律。物極必反,金融惠農政策的實施也是如此,因此應該盡可能避免金融惠農陷入補償性回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