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4 15:13:20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增長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經濟增長問題是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長期以來，人們對經濟增長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思想。這一方面反映了人們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的認識過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各種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各種因素間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同的看法，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我國經濟高速、穩定、持續的增長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關于經濟增長
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定義有不同的觀點，最常見的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也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加。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
其實，每種定義都有其優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國經濟實力的變化，那么實際總產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實際產出的增長就有決定意義，在本文中，我們將經濟增長定義中的實際產出的持續增長放松為實際總產出的增長。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學中爭議最大的領域之一，長期以來，為了對經濟增長尋求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經濟增長問題的論述最早見諸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從那時起，經濟增長就一直沒有被經濟學家所忽略，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經濟增長便成了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經濟增長理論有了極大的發展，各種理論相繼出現下面對主要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進行簡要地回顧和分析。
二、世界各國經濟理論對比分析
(1)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可以說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思想淵源。它的某些結論，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觀點，如同最初出現的那樣，至今仍是爭論的話題。古典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問題源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當時英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經濟學家必須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基本促進因素及其發展結果予以科學的解釋。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分析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在古典經濟學家中，對經濟增長間題論述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但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圖所提出的增長理論。
亞當·斯密在其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書中，最早論述了經濟增長問題。其增長理論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引入了勞動分工；二是區分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勞動，他認為生產性勞動占全部勞動的比例以及勞動分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決定國民財富增加的主要因素?！皠趧由a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同時強調，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因此勞動生產率與需求之間建立了互相促進的關系，對一個人勞動生產物需求的增長會提高他的勞動生產率、實際工資以及他對其他人的勞動生產物的需求，這就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生產性”勞動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價值，即可生產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則不能夠。經濟增長能否維持下去，取決于全部勞動者中有多少勞動者愿意從事生產性的勞動，這解釋了為什么有的經濟的增長能夠持續下去的原因，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1817)中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個重要的概念：報酬遞減規律，他對增長理論的貢獻主要有兩點：一是指出經濟增長最終將趨于停止，即達到所謂的“停滯狀態”；二是將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國民收入分配在經擠增長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資，得到的回報會不斷減少，因此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經濟增長最終會停止。決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樣也會導致經濟增長最終走向停止，這是因為勞動力生產出的剩余中，資本家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減少了儲蓄，另一方面，利潤率的下降減少了對投資的刺激作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投資和積累過程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封建社會發展緩慢的關鍵原因在社會產品中絕大多數被用于非生產性消費，而不是生產性投資，古典經濟學家所分析的經濟增長過程遵循收益遞減的規律，經濟增長過程從長期來看將趨于停止，最終結果是一種停滯狀態。但從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經濟發展并沒有出現停滯的跡象，這表明古典增長理論關于經濟增長的描述并不科學。后來的經濟學家指出古典增長理論的一個最明顯的不足之處是他們關于規模收益遞減的假定。他們沒有觀察到技術進步，只把增長過程看作是人口增長和資源消耗與資本積累和市場擴大之間的競賽。(2)新古典增長理論經濟增長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索洛(RobertSolow)的《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個貢獻》(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長理論源于對哈羅德一多馬增長理論中缺陷的修正，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缺點之一是假定生產技術是不變的，對于一個給定的儲蓄率，能夠實現均衡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只有一個唯一的數值，但是實現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的條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難實現。所以，即使經濟能夠沿著一條均衡增長的軌道向前發展，那么這條軌道將猶如“刀鋒”，一樣狹窄，一旦偏離這條軌道，經濟增長的路徑將表現為累積性的經濟擴張或經濟收縮，為了克服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薩繆爾森等經濟學家提出了一類新的增長模型，這類模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認為哈羅德一多馬模型的“刀鋒”式的增長路徑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業的穩定增長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調整生產中的勞動與資本的配合比例來實現，同時，索洛等人還指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不是資本積累和勞動力的增加，而是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索洛的增長理論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經濟內涵，但其理論框架卻比較簡單而又極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論模型的核心是關于總量生產函數性質的假設。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具有下面的性質：
(i)規模收益不變；
(ii)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
關鍵詞：經濟增長；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實施機制
1經濟增長因素分析
意見分歧的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含義和增長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與其熱情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目前我們并未形成對增長及其源泉的統一認識。較為普遍接受的庫茲涅茨關于經濟增長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增長可以定義為給居民提供種類日益繁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上的。”上述定義表明經濟增長直觀表現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而技術進步和制度調整則是增長的源泉。
經濟增長理論對增長源泉的分析經過了從要素稟賦論、技術決定論到制度決定論，從關注非制度因素到關注制度因素的變化。哈羅德－多瑪模型作為將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動態化和長期化，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設條件下，得出儲蓄率是經濟增長決定因素的結論，即
G=S/σ
(其中，G是經濟增長速度，S是儲蓄率，而σ是資本產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羅德－多瑪模型關于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設，通過引入總產出函數，否定了資本差別以及資本回報率的差別與人均產出的正相關關系。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表明在穩定均衡狀態下，人均產出只受技術進步因素的影響，而與其它因素無關。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是將技術進步作為內生變量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并認為研發和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羅默，1990）。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技術的新增長模型從本質上都屬于增長的技術決定論。舒爾茨雖然通過分析美國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人力資本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的觀點。但其實質仍然是要素稟賦決定論，只是將資本要素從物質資本拓展到了人力資本，考慮了勞動力供給者質量對增長的影響。要素稟賦論和技術決定論能從不同側面解釋發達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增長的實際，但對于轉型國家經濟增長現象卻缺乏足夠的解釋力。
以諾思為代表的經濟增長制度決定論者并不否認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是進一步分析技術進步的動力。在其著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1990）中，諾思將技術變化速度的差異歸結為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完善的產權，而這兩個因素本質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規模的大小受交易費用的制約，高昂的交易費用不僅阻礙市場發展，甚至導致市場無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場是資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動，必然限制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阻礙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另外，由于技術進步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缺乏對技術創新有效的產權保護必然導致創新不足?！皬倪^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統的產權制度，是技術變化緩慢的根源?！保ㄖZ思，1990）?；谏鲜龇治觯Z思利用交易費用分析工具，結合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勾畫了制度、制度變遷和經濟績效的理論框架。
諾思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實施機制三個層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規則、經濟規則及契約。其中政治規則被廣義地定義為政治團體的等級結構、基本決策結構及支配議事日程的明確特征；經濟規則用于界定產權；契約則包含著對交換中一個具體協議的條款。非正式制度來源于社會流傳下來的信息以及我們稱之為文化的部分遺產，包括行為規則、行為規范和習俗。真實經濟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對稱及機會主義行為導致與制度相關的不完全契約的形成，從而帶來制度實施問題。諾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用的發揮有賴于有效制度實施機制的建立。制度正是在以上三個層面的相互作用中通過降低經濟中的不確定性、為經濟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和良好的激勵而促進經濟增長。雖然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制度分解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三個層面，但并未對三個層面在不同國家（cross-country）經濟增長中的具體作用和相互關系進行詳盡的研究。本文將推進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分析制度的不同層面在轉軌國家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2正式制度與經濟增長
雖然從理論上嚴格界定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困難，因為兩者或許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諾思，1990）但由于正式制度相對非正式制度表現為較弱的制度剛性和較弱的排他性，對于轉軌國家的增長分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區分仍然具有現實意義。雖然經濟學家對于正式制度中政治制度、產權制度和契約制度對增長的影響仍然存在不同意見，但普遍認可的是有效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從經濟增長的歷史來看，西方國家興起的歷史進程印證了了產權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方面最據代表性的研究是諾思《西方世界的興起》及《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最典型的國家是荷蘭和英國。
從理論角度分析，有效產權制度是使個人收益率盡量接近社會收益率的產權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是市場競爭的必要條件。按照波斯納的分析，有效產權具備三個基本特點：產權的廣泛性（universality）所有的資源都應存在歸屬，除非資源不是稀缺資源（意味著所有經濟資源都存在產權）；產權的排他性（exlusivity）；產權的可轉讓性（transferability）。具備上述三個特點的有效產權將通過降低社會的交易費用、優化資源配置來促進經濟增長。其作用具體表現為：產權將減少不確定性，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因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重要的制度安排，給定了經濟行為主體的行為選擇集，降低了經濟交往中的交易費用；產權具有將外部性內部化的功能。無論正外部性還是負外部性的存在都將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明晰的產權將使外部性內部化，實現社會收益和個人收益、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的等價，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產權具有激勵功能?！坝泻惝a者有恒心”，產權的最主要權能是收益權，明晰的產權將為產權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收益，從而誘使其提高努力水平、增加消費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3非正式制度與經濟增長
非正式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為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正式制度也只是決定選擇的總約束中的一小部分（盡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諾思，1990）。正式制度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一方面表現為作為正式制度的互補品，通過對正式制度的拓展、闡明與修正，發揮制度的互補效應；另一方面，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公認的行為準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標準可以在經濟增長中獨立發揮作用。
1993年諾思在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表演講時指出,離開了非正式規則,即使“將成功的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正式政治經濟規則搬到第三世界和東歐,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經濟實績的充分條件。私有化并不是解決經濟實績低下的靈丹妙藥?！蓖瑯拥恼街贫群蛻椃ㄒ巹t強加于不同的國家，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正式制度只有在社會認可,即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歷史和理論都表明，正式制度的演變從非正式制度的“邊際”演變開始的，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不存在絕對的權利。正式制度由于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的存在，使制度執行并不總是完全的，而是存在“余地”。因而，在正式制度的邊界上，實際上是非正式制度發揮了協調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獨立作用，在沒有國家和正式制度的習俗經濟中的突出作用已經得到人類學的證明（科爾松和波斯納，1980）。但即使在現代經濟中，非正式制度也普遍發揮作用。
對轉軌國家而言，強調非正式制度在經濟增長中作用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多數轉軌國家在“趕超戰略”的指導下，總是希望盡快通過改變正式制度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獲取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由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又必須經歷長期的過程，“急功近利”的轉軌國家就可能只注重對正式制度的移植，而不注重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引導。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對正式規則和慣例的大量移植可能在短期內帶來經濟增長效應，但是缺乏非正式制度的支撐，正式制度面臨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這種成本突出表現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持續的不相容,即移植的正式規則與持續的(或傳統的)非正式約束的偏離。因而轉軌國家要保持經濟可持續的穩定增長，必須充分發揮非正式制度在規范經濟主體行為、降低交易費用中的作用。
4制度實施機制與經濟增長
制度作為一種約束經濟主體行為的規則，本身具有不完全性，而且受到經濟行為主體主觀偏好的影響（機會主義），因而制度實施機制對制度功能的實現至關重要。從嚴格意義上講，不能實施的“制度”不能成為制度。（青木昌彥，1994）非正式制度由于是經濟行為主體在重復博弈中自發演化形成的，因而具有自我實施的特點。但是正式制度的實施，一般要依賴獨立的第三方實施機制。制度實施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業主要表現在：第三方實施機制的成本大小，不同制度實施機制會產生不同的制度執行成本，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實施機制應該具有最低的交易費用；第三方實施機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還取決于實施機制本身的公正性，即第三方自身不存在機會主義行為。
不同的制度實施機制存在不同的交易費用。就促進經濟增長而言，有效的制度實施機制應該最大限度促進制度的“自我實施”，降低交易費用。由于制度本身是作為經濟主體的“共有信念”而存在的，具有規范性和規制性。因而，制度的實施需要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合作，有效的制度實施機制必須以滿足經濟主體的個人利益為前提，否則制度不可能實施。這一點對存在“集權慣性”的轉軌國家非常重要，因為長期以來強調國家和社會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企圖通過社會強制來實現統治者的目標。但由于這種制度設計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前提的，在個人并非都是“毫不利己”的情況下，必然帶來高昂的制度執行成本。漸進式改革中形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本身反映了利益分歧造成的制度實施困難。
第三方實施機制的公正性能夠給經濟主體提供穩定的預期，通過對“違規”行為的有效威懾達到制度實施的目的。由于國家在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為市場經濟社會中最重要的第三方實施機制。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國家在制度實施的過程中并非完全“公正”?！爸Z斯悖論”表明，政府在受到官僚體制和利益集團的影響下，并不總是做出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裁決”，政府時常做出違法行為。由此可見，建立有效的第三方實施機制關鍵在于約束作為最大制度供給者的政府的行為。經濟增長的實踐也表明，一個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之一。對于轉軌國家而言，重要的是打破“軟政權”，改變政府官員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的弊病，實現經濟主體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維護法律權威。在漸進式改革中容易形成阻礙制度變革的利益集團，因而有效政府的關鍵是作為“全民”利益的代表政府不受制于利益集團的牽制，真正實施有利于增進整體社會福利的制度和政策。
參考文獻
［1］汪丁丁.制度創新的一般理論［J］.經濟研究，1992，（5）.
1.1消費價格
價格對消費結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消費價格總水平的變化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的貨幣能夠購買到的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的變化，這就促使消費者在消費和儲蓄之間以及各種金融資產之間做出重新選擇，從而使消費結構發生變化[2]。消費品之間的比價變化也會影響人們的消費結構。一般來說，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小；而一些高檔奢侈品的需求價格彈性較大。正因為各種消費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同，所以它們之間的比價變化會影響人們對不同消費品的需求量，進而影響消費結構。
1.2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決定產品結構，決定消費結構，是影響消費結構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首先，消費資料主要來源于第一、三產業及第二產業中的輕工業，它們的發展狀況及在整個產業體系構成中的比重直接決定了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其次，三次產業內部的結構變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三次產業內部結構的變化直接決定了居民消費的具體品種，反映了消費結構微觀層次的變化。如第一產業內部種植業、畜牧業的結構，對人們食物消費結構中的糧食、水果、肉蛋奶的消費有直接的影響。
1.3消費傾向
消費結構和儲蓄之間也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雖然近年來鎮江城市居民消費傾向（消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穩定在63%左右，但邊際消費傾向呈現出較大差異。
2鎮江市居民消費結構實證分析
2.1恩格爾系數分析
恩格爾系數是指用于食物的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9.3%，比2000年的42.7%下降了3.4個百分點。按照恩格爾系數劃分貧富的標準，鎮江城市居民已處于相對富裕階段。但是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不僅源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上升和生活水平的急劇提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居民消費觀念的多元轉變。因此從總體上講，鎮江城市居民生活仍處于小康階段，正在逐漸走向富裕。
2.2邊際消費傾向分析
2012年鎮江城市居民總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413，這說明在新增可支配收入中，41.3%用于了生活消費。其中，食品、教育文化娛樂與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邊際消費傾向最高，分別達到0.077、0.070和0.098。城市居民在基本的生活滿足后，更加注重飲食的豐富化和科學化，教育的多樣化和層次化，旅游和美容等成了城市居民十分熱衷的消費項目。由于國家住房調控等政策的實施，居民在居住需求方面的意愿降低，居住的邊際消費傾向僅為0.009。
3鎮江城市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鎮江經濟運行逐步從生產主導型轉變為消費主導型。市場化程度越高，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牽動作用就越大，其規模、結構和增長速度，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對經濟的發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從基本生活消費為主的初級階段到以家用電器及耐用品等向高檔化方向發展的第二次、三次消費階段的升級，對電子、鋼鐵、機械制造等行業產生強大的驅動力，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4鎮江市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分析
經濟增長對消費結構傳遞機制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需求增加消費結構改變經濟進一步增長，具體如下：
4.1經濟發展推動消費增長
由于資料的限制，消費對經濟的貢獻可用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來代替。2008年至2012年期間，鎮江市地區生產總值由1491.83億元增長至2630.42億元，四年間增長了76.3%；而相對應的，鎮江城鄉居民收入四年間分別增長了54.7%和66.8%，城鄉居民消費性支出增長了51.6%和60.0%。隨著經濟的增長，居民消費（收入）也有了較快增長。
4.2消費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促進經濟增長
一方面，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賣方市場，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買方市場，供過于求，消費者的需求導向決定著市場的發展導向，消費品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貨幣分配形式增強了消費的選擇性和自主性，拓寬了消費渠道。
4.3以智能化為特征的信息產品引導消費，實現質的飛躍
近年來，信息產品進入家庭，無論是從數量擴張和質量提升都達到相當高的速率。移動電話、家用電腦等擁有量成倍增長。十年來，城市居民家庭彩電擁有量增長49.0%、照相機增長22.0%、攝像機擁有量增長3.7倍；移動電話增長3.7倍，家用電腦增幅達到7.4倍。消費產品的智能化、網絡化和數字化也預示著未來居民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5實現居民消費結構合理化的基本對策
消費結構的合理化作為一個動態的運行發展過程，客觀上存在著一些標準來幫助人們判別消費結構是否已趨于合理。這些標準主要包括生理標準（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經濟標準（消費結構應與生產力水平、生產能力、資源承載能力和經濟承受能力相適應）和社會標準（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等。
5.1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千方百計提高鎮江居民的收入水平，盡快扭轉鎮江居民收入水平長期低于蘇南地區平均水平被動局面，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區域消費水平的提升，而且還能啟動目前較為低迷的消費市場。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增加居民收入，將對消費需求的回升產生一定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鎮江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升級步伐的不斷加快。
5.2積極調整產業結構
多年來，鎮江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自然稟賦，堅持錯位發展，揚優求特，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F階段，鎮江應當做好以下幾方面文章。一是建立健全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二是建設好協作配套園區。按照發展壯大產業鏈、加速培育產業集群的整體思路，培育一批競爭力強、帶動作用大的優勢骨干企業。三是以發展現代農業為重點，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
5.3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消費環境
1.金融約束理論
1.1金融約束理論的起源
金融約束理論起源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金融約束理論主要強調的是政府職能部門對城市經濟的干預約束作用。產生這種理論的基礎在于，在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會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例如信息傳遞的不對稱性問題、經濟行為、經濟活動的道德約束問題等等），在這些問題的干擾下，城市經濟規劃之中的資金難以得到有效的分配。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政府職能部門給予適當的干預作用就顯得很有必要。根據上文對金融約束作用的產生的理論的分析，不難看出，政府職能部門對城市經濟進行的經濟約束的主要目的就是規范城市經濟運行過程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為城市經濟的各個組合部分創造發展的機會，減少可能出現的城市市場經濟內部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1.2金融約束理論的適用范圍
相比較于發達國家，金融約束理論更加適合于發展中國家。該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發展的初期，很容易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產生各式各樣的問題，這就需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部門充分發揮自身的監督管理作用，幫助羸弱的國家經濟體系建立一套完善的金融運行制度，保證國家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根據對國際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初期階段，采用金融約束理論的指導，往往會對國家經濟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但是，在應用金融約束理論的過程之中，也要注意結合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防止政府職能部門過度干預市場經濟的正常行為，提升市場經濟的配置效率，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1.3如何通過金融約束理論促進商業銀行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
金融約束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首先，政府職能部門要控制好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將這兩者的數值控制在一定的數值范圍之內。通過這樣的方式，政府職能部門就可以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有效的控制住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減少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幫助商業銀行更好的發揮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其次，將城市各個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行為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通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保證商業銀行更好的發揮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最后，對城市居民將銀行存款轉換為證劵等類型的理財產品的行為加以限制，通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有效的保證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數額，保證商業銀行更好的發揮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
2.金融中介理論
2.1金融中介理論的起源
金融中介理論主要介紹的是金融行業在促進城市經濟行業發展之中發揮的重要媒介作用，金融中介理論還包括有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產生金融中介理論的依據是對上世紀七十年展中國家政府職能部門對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過多的干預行為所引發的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的研究所得出的。
2.2金融約束理論對社會經濟發揮的作用
金融中介理論認為，政府職能部門所制定的金融發展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存在關聯的。從一個方面看，政府職能部門制定的正確的金融發展制度可以有效的促進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可以有效的將資金投入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之中去；從另一個方面看，通過社會經濟水平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可以有效的提升發展中國家人民群眾的總體生活水平，進而有效的提升人民群眾向商業銀行存儲的數目。但是，如果政府職能部門過于重視對經濟市場的干預作用，就很有可能會導致金融制度難以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使得經濟發展陷入惡性循環。針對這樣的情況，就需要相關部門不斷對經濟市場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總結，促進國家儲蓄率的提升，幫助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2.3如何通過金融中介理論促進商業銀行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
金融中介理論的主要內容包括：通過不斷進行對城市金融行業的創新，找尋出可以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新型金融體制，根據城市經濟的變換，找尋出可行的金融行業發展突破點，形成新的商業銀行融資方式，并不斷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管理，完善對城市中小型企業的貸款制度，持續動態的完善城市商業銀行的金融制度，保證城市的金融制度可以滿足風云變幻的市場經濟。
二、金融支持作用和城市經濟的關系
1.城市商業銀行與城市經濟的相互促進關系
第一，通過城市經濟水平的發展，可以通過更好的經濟來促進金融行業的發展，與此同時，金融行業的不斷完善又為城市經濟的下一步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第二，如果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夠高，就會限制金融行業的完善，陷入惡性循環之中。作為金融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商業銀行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這就需要城市商業銀行不斷完善自身的發展模式，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
2.城市商業銀行資金流動與城市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作為城市經濟運轉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商業銀行內部資金的運作情況可以直觀的反映出一個城市的經濟運行情況。有效的調節銀行資金的流向是商業銀行的主要任務之一。通過商業銀行的資金流動，可以有效的吸取人民群眾的閑散資金，將這些閑散資金投入進城市經濟急需發展的部分，形成一套流暢的城市資金流動體系。如果這套體系難以流暢的運行，就很有可能導致城市的經濟運轉受到阻礙，影響到城市經濟的發展。
三、如何有效發揮商業銀行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
1.完善城市商業銀行對城市中小企業的融資服務機制
1.1完善授權體制
由于我國商業銀行幾乎已經覆蓋了我國所有的城市，這就給我國商業銀行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體制奠定了基礎。針對這樣的情況，就需要我國的城市商業銀行根據具體區域的具體情況，進行對各個分支的商業銀行的授權活動，積極支持城市經濟發展。
1.2調整現有的信貸政策
城市商業銀行要根據城市之中各企業在商業活動之中體現出來的信用進行對信貸政策的修正，重視對城市中小企業的扶持。近幾年來，中小企業在促進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是國家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針對這樣的情況，城市商業銀行要改變自身觀念，敢于支持城市中小企業，有效的促進城市經濟的持續健康快速發展。
1.3靈活調節對城市中小型企業的貸款利率
為了保證能夠適應城市市場經濟的變化，城市商業銀行要根據市場的實際需要，進行對銀行貸款利率的調節。對于那些在城市經濟之中發揮重要作用，有著較為光明發展前景的中小型企業，要適當的酌情降低對這些企業的貸款利率，鼓勵這些企業貸款；對于那些依托于大型企業或者國企的企業，也要適當的予以貸款利率的照顧；對于那些短期內有著較大利益，但是長期發展不明確的企業，要適當的調升貸款利率，不斷通過優化調節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
2.提升城市商業銀行自身的管理技術創新能力
為了有效的發揮商業銀行對城市經濟增長的金融支持作用，就需要不斷進行對城市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與此同時，進行對城市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又離不開對金融科技和商業銀行業務管理能力的依賴。在這樣的背景下，就需要在商業銀行運行管理的過程之中，不斷提升銀行的業務管理水平，提升商業銀行管理的網絡技術應用能力。具體的來說，就是不斷提升商業銀行的信息化管理水平，保證商業銀行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取相關的商業信息，了解到最真實的第一手信息。針對這樣的情況，就需要商業銀行內部不斷完善內部管理系統，建立大型的數據庫信息管理系統，進行對金融信息的科學管理。
四、結語
80年代以來，我國政府從大局出發，實施了優先發展東部的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西部地區經濟基礎原來相對薄弱，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供給缺乏，自然資源稟賦上的相對優勢也因區位、政策劣勢和投資收益率低下而嚴重削弱，即所謂的“貧困的惡性循環”，從而出現了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從東至西經濟走弱的區域特征。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經濟落后主要表現在經濟總量小和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國國土面積56.85%，全國人口23%的西部地區的GDP比重僅接近于全國的14.8%。導致西部經濟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資不足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項。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資產總額分別為4494.32億、5103.74億，僅占全國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更是少得可憐，1999年、2000年分別僅占全國的2.8%、3.0%。儲蓄率和投資率的低下影響了資本形成，導致西部地區資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區域資金配置方面明顯呈現東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點：1999年末西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為14498.68億元，貨款余額為13886.74億元，僅占全國金融機構存貨款余額的13.33%和14.81%。這遠遠不能滿足西部大開發對于資本的需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本市場作為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調整經濟結構的重要途徑，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西部地區在資本市場上偏居一隅，遠遠滯后于其它地區，見表2、表3。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國證券報》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區本身資金積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資金追逐利潤的情況下，一部分西部資金通過銀行間融資體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東部，另外一部分資金又通過資本市場上購買東部大量的證券等方式流向東部。資金逆流的“虹吸效應”使得西部資金“貧血”更為嚴重。
西部大開發需要巨額資金，然而傳統的融資方式已不可能解決西部發展的資金缺口。如果單純依靠西部地區的自身資金積累或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都是不現實的。當今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導致西部地區發展經濟的不利條件明顯增加。90年代以來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資源產品的全球性生產過剩，使西部地區寄希望于憑借資源優勢，進行大規模資源開發，依靠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以加快西部經濟發展的設想面臨嚴峻挑戰。生態環境的脆弱與惡化，工業化與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得工業化水平擴張模式存在的條件不復存在，從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其次，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西部大開發依靠改革釋放動力的難度加大。隨著改革的深化推進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國家必須著手解決一些迫切的全局問題，如解決再就業，確保經濟增長，規避金融風險，加強國防等發展難題。中央財政收支更為緊張，國家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這一比例也僅為15%。近年來，國家所直接掌握的預算內資金已經十分有限，財政預算內資金占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為1996年的2.7%，2000年雖有所回升但也僅占6.4%。國家財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國家主要財政目標指向被迫調整，用于支持西部開發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國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資金投向西部地區，也只能是杯水車薪。因此，西部地區若仍抱著“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圖依靠中央政府大規模投資啟動西部地區經濟是不切實際的。
2、西部融資與經濟增長的互動
西部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是資本要素的積累和流入，而資本要素的凈流入在市場經濟運行體制中，關鍵取決于資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資金收益率的提高相應會帶動技術、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區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區位劣勢以及歷史遺留的經濟弱勢，難以吸引資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經濟增長，解決制約西部經濟發展的資金問題，西部地區必須樹立改革創新意識，運用新思維、新方法，依靠市場機制，培育資本市場，采取多方位、靈活有效的融資方式和渠道，通過國家資金的注入，以“四兩撥千斤”，啟動并誘導多元化的投資主體和社會資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區，從而帶動西部經濟騰飛。
（一）通過對西部財政稅收的扶持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適時提高中央財政投資資金在西部地區的比例，建立規范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點地將財政資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較強的外部效應和規模效益的項目，比如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投資要充分發揮先導性投資作為“領頭羊”的作用，將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在刀刃上，為后續的資本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充分帶動全社會投資。
1.發揮財稅政策的杠桿作用，引導東部地區的資金向西部轉移。允許西部實行差別稅率制，對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關聯度高、帶動外部效應強的投資給予稅率優惠。稅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或者通過一部分財政資金以財政貼息、財政參股等多種方式引導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公共設施投資，發揮財政政策的杠桿作用和“乘數效應”，創造能與東部地區競爭的條件和環境，彌補市場缺失，提高西部地區的資本利潤率，增強對外部資金的吸引力，為東部地區的經濟向西擴散創造條件。
2.發行長期性西部開發特別國債，保持西部經濟增長。可以考慮中央賦予西部地區省一級政府一定的融資權限，以省級財政為擔保，發行區域性中長期建設債券，吸引社會閑散資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礎建設、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教基礎設施建設等。通過將一部分儲蓄直接轉為有效需求，發揮更好的財政擴張效應，保持經濟增長，還可優化產業結構，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3.在西部地區或全國發行多種形式的彩票募集資金，為西部經濟增長奠定良好基礎。在加強管理的前提下，通過群眾喜聞樂見的多種發行方式，加大返還比例，吸引廣大群眾參與，將社會閑散資金聚集起來，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點工程建設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使西部經濟的增長有后勁。
（二）開放西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促進西部經濟增長
在金融方面，國家必須改變貨幣資金配置的不平衡狀態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應考慮對西部實施有區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開放西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以促進西部經濟發展。
1.強化信貸支持力度，為企業提供融資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國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開發銀行，統一組織經營西部大開發所需的投資項目，信貸融資等銀行業務。強化銀行信貸支持，包括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信貸投入。將籌集到的資金作為重大基礎的資本金，重點企業技術改造的配套資金，以及支持私營、個體等非國有中小企業發展的專項貸款。
放寬投資領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區進入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資和資產證券化融資這兩種國際上通行的融資手段，使企業融入到國際資本大市場，學習國外市場先進的資本運營理念和管理手段與經驗，加快國內外信息市場溝通的步伐，提高我國大型企業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對于外資從事農業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國家在配套資金、經營權、外方控股權等方面給予優惠，鼓勵東部地區的“三資”企業“西進”。這對西部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這些西進企業往往是所在產業的技術領先者。他們為西部所帶來的高新技術直接促進所投資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通過技術擴散對當地的國內企業起技術創新的示范作用。
2.優化區域金融組織體系。一個地區的金融機構越多，那么引入的資金也會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場準入限制上應向西部傾斜。目前西部金融機構數量偏少，應對西部實行有差別的金融機構設置管理條件，適當降低西部地區設置區域性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資金、營運規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進西部地區各類金融機構的發展。同時加大西部地區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設立外資銀行。積極引導外資金融機構“西進”，使其享有相當甚至高于滬、粵的金融政策。
設立國家西部開發專項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多渠道籌集資金。中央財政專項撥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據其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能力劃分不同等級確立出資比例。將專項基金用于西部基礎設施和重點產業的投資補貼，以彌補市場失效。
3.建議實行差別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賦予西部區域的人民銀行分行一定的準備金浮動權和再貸款權，對存貸款利率也可允許有適當幅度的浮動。在利率尚未市場化的條件下，中央銀行對中、西部地區的貸款利率應有別于東部地區，使其與西部地區企業的經濟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適應。為了增強西部金融機構的競爭力，可適當調低中央銀行對西部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同時對西部金融機構在稅收和利潤留成上給予一定優惠，提高其貸款積極性，支持西部企業建設。
4.加速培育資本市場，通過資本市場解決西部地區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資本市場具有資本聚集的功能，能夠在短期內增加企業的長期資金來源，適合大規模的西部經濟開發和建設。首先，大力發展股票市場，擴大西部地區符合條件的上市公司的數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與證券市場的發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區政府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樹立改革創新意識，要在規范運作，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對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力爭更多的公司上市。當地政府必須樹立新思維，舍得“靚女先嫁”，把一批質量高、效益好的規范化企業推薦上市，而不能像過去一樣以企業脫貧解困為目的“圈錢”。而且，應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殼”資源，支持現有上市公司進行資本運營，通過產權、股權、債權等交易實現企業資產重組和整合，優化資源配置，將固有資產盡快退出并變現，并帶動關聯企業的發展。通過創造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的良好示范效應，以增強國內外資金進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時也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業進入資本市場融資創造有利的條件，以形成“雙贏”局面。其次，鼓勵高科技風險企業在創業市場融資。風險投資是高科技企業的“孵化器”。體系健全、資金實力雄厚的風險投資機構，能為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提供經費支持和服務，促進西部地區的科技創新，加大西部企業的科技化，提升其競爭力。對于一些外向經濟程度高，競爭能力強的企業，可以認真遴選，積極推向海外市場，如美國納斯達克市場，香港創業板市場等。一些規模較小、改制規范，但暫時不夠交易所上市資格的股票，可創造條件，爭取在區域內證券交易中心開展柜臺業務，安排區域內尚未公開上市的股票進行柜臺交易，活躍本地的資本市場。第三，建議在西部地區中心城市開辟期貨市場交易所。我國西部地區資源豐富，自然稟賦得天獨厚，大量的有色金屬、石油、天然氣等自然資源急待開發和利用，西部期貨交易所的運行有著天然的優越條件。因此可考慮在資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貨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國有色金屬期貨交易所，在烏魯木齊成立棉花期貨交易所。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區應加大對期貨市場的扶持，培育實力雄厚的期貨經紀公司，積極引導企業開展套期保值業務，回避或分散價格波動的風險，以達到鎖定收入成本、保障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發揮其作為物資、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資流通，促進區內外經濟循環，穩定與發展社會經濟。第四，為扶持高科技風險產業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積極發展區域性產權交易市場，積極穩妥地建立產業投資基金，尤其要大力發展以股權方式直接投資的中外合作產業投資基金。投資資金不足和資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約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發展產業投資基金特別是中外產業投資基金是實現科技產業化和加強基礎產業的有效途徑。產業投資基金作為一種新型的投融資方式日顯重要，是加快基礎產業建設，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等的強勁助推器。中外合作產業投資基金可以借鑒國外的先進管理經驗和技術，通過規范、透明的市場化操作吸引國內外社會閑置資金，分散市場投資風險，還可以向企業注入資金，將企業從巨額債務中解脫出來，按照市場機制塑造新型投融資主體，改變以前財政撥款或銀行貸款的軟約束投資方式，因而有利于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轉換經營機制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3、結論
西部大開發，是國家調整區域經濟結構、縮小地區間差距的重大發展戰略，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總體上屬于一種投資推動性經濟，保持著“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良好態勢。資本的積累對整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資金匱乏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關鍵問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西部大開發就是一個資本不斷積累和流入的過程。當然，根據全要素經濟增長模型以及重視人力資本的新經濟增長理論，一個地區的經濟成長還離不開技術、人才、知識等的相關因素的推動。但是，這些生產要素最終都要歸結為資本收益的高低。資金收益率提高會相應帶動技術、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術和人才要素。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的良性互動就會將經濟增長的列車推上持續增長的快車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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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制定政策讓內外統一，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國際的存在是可以將這些變成無限的，所有的人文經濟形成高度的統一，在配置的優化上也下足了功夫，中國經濟如果是僅僅靠自己的能力的話就算是一百年也發展不到現在的這種體系，我國開展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根據的，是在大發展下研究出來的細枝末節，用技術代替自然，把握好國際經濟貿易的橄欖枝，順著各個要點前進，從需求中獲取利益。這些政治經濟為一體的組織不斷增多，經濟一體化也突破了局限，市場上的交易逐漸完善，這全都源于人們的客觀需求，我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架不住不斷的開發生產以及人員的需求，所以面臨的問題也是嚴峻的，在這種情況下，多元化發展無疑對我國的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往的閉關鎖國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保護了起來，但也使中國落后了很多年，要花更多的時間來迎頭趕上，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與國際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目前我國也積極發展國際交際，其實國與國之間才是最大的出口，只是要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這個環境中進行，讓資本的流動更加迅速，給了中國經濟上的保障。我國的經濟發展還不是很成熟，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我國的對外貿易投資，使跨國經營模式逐漸成熟，這樣我國的經濟文化等才能廣泛的流入各處，這也是一種手段，有力的手段，這樣的吸引力無疑讓整個國際經濟貿易對我們拭目以待。
二、順應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體系，有效抑制人口增長
在時代飛速發展的如今，中國也是人口大國，在經濟的大發展下，中國雖然逐漸富裕起來但是始終擺脫不了貧窮的影子，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惑著我們，首要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控制中國人口的增長，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不能讓我國的人口再繼續膨脹下去，這對我們來說百害而無一利，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影響也是巨大的，對國際經濟貿易的影響也是有的，所以為了改善這點，我國順應國際和本國經濟需求在國內推行了計劃生育，在相對應的政策的開展下，有效的抑制了人口膨脹的結果，以往一個家庭能生四五個孩子甚至更多到現在的只能生產一個，這種數量上的變化也大大減輕了對家庭的負擔，給國家的負擔也減輕了不少，這是一種優良傳統的開始。人一多，自然對物資的消耗也就更多更快，國外的人住的房子很多都是兩層樓的獨立房，而中國居住的則大多都是高樓大廈，這對人均的經濟水平有很大的影響，在國際經濟發展下，各個國家自然就互相體現出來彼此的優缺點，相比較之下，中國人民的個人空間活動范圍就顯得很小了，在公路上也經常造成交通擁堵的情況，一些生態公園景觀地點滿地的垃圾等，這些由人口帶來的危害都逐漸凸顯出來，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對經濟的拖累，要知曉其帶來的后果，大量的人口帶來的就是整體經濟水平的低下，造成的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不平衡，這就是人口的弊端。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從源頭限制了人數，這種方式也是對國家的巨大貢獻，同樣是對世界的貢獻，人們對自然的破壞，對各種物資的消耗，總體水平同時下降，拉開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牽制著國家的發展，但是目前對人口減少的策略還沒有應用的很徹底，人口只是被控制了發展，還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建設，讓國際經濟發展的作用力完全的體現。
三、學習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從內部入手改善經濟問題
眼看著抑制人口與促進本國經濟已經開展了很多年，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制約國家建設的因素，從七十年代開始，各政府就不斷努力到如今取得了成功，這是非?？上部少R的，這項舉措也是長遠目光下的產物，開始的越早收到的成效也就越大，這也可以說是國家的思想覺悟。但是在一些地區還是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老舊思想，對本國的經濟沒有支持的思想，這是政策的落實沒有下達到根本，很多人都還不懂得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這種思想沒有在年輕一輩的人心里形成，所以要將改革的春風送到基層，加強抑制人口工作的開展，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這種工作探討需要領導的調查與研究，要分析好各層次人物的心理，做好相對的應對工作，保證好計劃上的全面，目前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下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不斷培養屬于自己的一股經濟能力，而這種也大多體現在對學生以及青年的教育中，或是借助學校輔助進行一些加強教育，這也是對我國經濟的促進。有句話說得好，想要學的好，就要從小教，我國響應國際的號召，學習先進的事物對國內的進行不同層次的年齡段教育，而在發展的異常開放的時代，這些學生往往比我們理解的還多得多，所以從小就要糾正他們的思想，這才是正確的途徑，這種途徑可以說是最直接的，能很直觀的反映在未來經濟的工作上。
四、結語
第一，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的過程，中國國力經歷了從強到弱又由弱到強的歷史過程。1820年中國的GDP總量占世界GDP總量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為13.2%，1919年又降為9.1%，1952年降為5.2%。這是因為1820-1952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0.22%）明顯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62%），因而中國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顯下降；到1978年達到5.0%，這是因為1952-1978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間的增長率，但是卻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長率（為4.52%），因而中國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國的比重不斷上升，到1995年超過11%，這是因為1978-1995年期間中國GDP增長率上升為7.49%，而世界GDP增長率下降為2.7%，所以中國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顯上升。;
第二，中國人均GDP水平與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縮小。182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為50%，1919年降為36.7%，1952年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呈負增長（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正增長（為0.92%），因而中國人均GDP與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明顯擴大；1978年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為2.56%），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不僅與發達國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與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個百分點，也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臺灣的20%，南朝鮮的22%。這一時期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04%），明顯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長率（1.01%），中國人均GDP水平不僅與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顯縮小，而且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對差距也大大縮小。
第三，在世界性現代化進程中，中國長期閉關鎖國，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開放，加快了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衡量一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作用可以用該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來描述，中國1890年這一比重為1.7%，1913年降為1.6%，1978年降為0.8%。一個國家貿易發展水平可以用該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來衡量，中國1890年為6.5%，1952年為4.6%，1978年為3.6%。這表明中國雖然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又是一個“貿易小國”；雖然中國從50年代就開始發動工業化，但是屬于典型“閉關鎖國”和“自給自足”國家。1978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有四個特點：一是對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1978-1997年期間中國外貿總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5.6%，其中進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5%，出口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7%；二是貿易增長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速度，外貿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斷上升，70年代末中國貿易依存度占GDP比重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國家之一，到1995年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比重明顯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為世界第十大出口國，但這一比重仍太小，僅“四小龍”出口額就超過世界出口額比重10%；四是中國人均出口額提高了數十倍，1952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只有1.4美元，1978年為10.1美元，1997年為122.8美元，但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僅為13.6%。這表明對外開放的政策使中國迅速參與國際市場、國際競爭，對世界的貿易增長貢獻越來越大。無論是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還是中國人均出口額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與中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國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盡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既是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它給中國經濟所帶來的長期好處將會遠遠超過短期的開放調整代價。如果中國人均出口額接近或達到世界人均水平1/2，則中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比重至少達到1/10以上。
第四，中國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人文指標的相對差距。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經濟的迅速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進了中國人口生活質量的明顯變化，人們壽命延長了，識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條件改善，盡管這些變化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出不平衡特征。從人口出生率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出生率高達37.0‰，1978年降為18.25‰，1995年降為17.12‰；從人口預期壽命來看，1952年中國人口預期壽命為38歲，1978年達到64歲，1995年接近70歲；從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為5.33年，1995年為8.93年（麥迪遜的計算結果高于
的計算結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國50年代初期低，法國50年代是9.6年，德國是10.4年，美國是11.3年，英國是10.8年。經濟增長與人類生活質量改善是一個相互促進和過程，人口健康素質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來，中國各類生產要素增長及其配置市場化程度增強有助于加速中國的快速增長。從影響經濟增長的各類要素指標看，按兩個不同時期：1952-1978年期間與1978-1995年期間相比，中國總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由2.20%下降為1.37%；勞動投入增長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資本投入增長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資（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長率由7.57%提高到8.80%；農地（farmland）無增長，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長率由負變正，由-0.78%提高到2.23%。這表明，改革以來生產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不斷增強，改善了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也有了明顯的提高，1952-1978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為1.78%，1978-1995年期間上升為4.74%；資本生產率增長率一直呈負增長，1952-1978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2.95%，1978-1995年期間為-1.21%。
通過國際比較表明，1978-1995年期間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過程更類似于日本和韓國在1952-1978年期間經歷的經濟起飛情形。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中國為1.3%，日本為1.1%，韓國為2.26%；相對高的勞動投入增長，中國為8.86%，日本為9.57%，韓國為8.49%；農地（farmland）無增長或負增長，中國為0.00%，日本為-0.12%，韓國為0.46%；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明顯提高，中國為2.23%，日本為3.74%，韓國為1.84%；出口額增長率大幅度增長，中國為13.5%，日本為13.17%，韓國為26.09%；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呈高增長，但資本生產率呈負增長，人均資本存量大幅度增長。如果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韓國成功地追趕了美國，則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成功地在追趕美國、日本和韓國。
上述數據表明，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又是一個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它在全球性工業化歷史進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紀中葉已淪為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口大國。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盡管中國已經開始發動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比較高，但這一時期世界經濟增長率高于中國經濟增長率，因而中國占世界GDP總量比重不僅沒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國人均GDP相對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沒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與開放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明顯提高，而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率又明顯下降，出現了中國迅速追趕世界平均水平與發達國家水平的新現象。這是一個全面追趕的過程，既包括經濟總量，也包括經濟個量；既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也包括社會發展水平。上世紀美國追趕英國、本世紀二次大戰之后日本追趕美國、“四小龍”追趕發達國家都相繼成功了。同樣，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正在成功地追趕上來。迄今為止，盡管她尚未完成這一追趕過程，但是她對人類發展的推動、對國際貿易增長的貢獻將越來越大。
二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
中國走向21世紀的過程，就是從世界經濟大國走向世界經濟強國的過程。今后中國還會加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迅速趕上，并在下世紀初期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以下介紹對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趨勢的幾種預測和估計。
1995年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3-10.2%。2000-2010年期間為8.0-8.7%；2010-2020年期間為7.0-7.8%。
按底線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長率為7.6%，預計到2015年左右，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但是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預測，1994年中國人均GDP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間平均增長率為8.1%，中國將于2010年左右GDP總量超過美國，中國人均GDP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4。
1996年美國蘭德公司對中國1994-2015年的長期趨勢作了預測。他們對中國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計算）的初始值估計過高，既1994年為4200美元，相當于同年美國人均GDP水平的16.3%；他們對未來時期中國GDP平均增長率估計又過低，在最好情況下僅為4.9%。按上述假設條件，他們預測到2006年中國的GDP總量將超過美國，到2010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10%，到2015年相當于美國GDP總量的127%，到2000年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為25.6%，到2015年上升為28.9%。
1997年世界銀行發表了《2020年的中國》的報告，假設今后十年中國國內儲蓄率從40%左右逐漸減少到35%，同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這些假設條件下，1995-2000年期間，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4%，而后GDP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將減緩，從目前的9-10%，幅度減到2020年的5%。世界銀行專家認為有三種力量會造成今后中國GDP增長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總人口增長率減慢，勞動年齡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長；二是隨著資本積累，報酬收益遞減的經濟法則起作用；三是隨著經濟成熟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結構變革為增長所提供的動力日益減小，包括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配置收益越來越小。該報告預測中國與其他國家縮小了技術差距，其技術進步的勢頭將趨于減慢。中國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過美國。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995年人均GDP的估計為290美元，到2020年中國的人均GDP將接近現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當于美國現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該報告還預測到2020年中國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進口國和出口國；其居民購買力可能會超過整個歐洲；在世界金融市場上，作為資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國可以和大多數工業國家競爭。
1997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的《崛起的亞洲》報告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作了三種可能的估計：一是樂觀方案，中國將繼續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和資本形成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6.6%；二是悲觀方案，中國未進行必要的改革，行業瓶頸將制約整個經濟增長，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設中國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條件不變，1995-2025年期間中國人均GDP增長率6.05%，大大高于東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2.8%），略高于東南亞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為4.5%）。在這一持續性高速增長過程中，中國人均GDP相對于美國人均GDP水平迅速縮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為38.2%。
1998年麥迪遜對中國的未來作出了自認為相當保守的估計。他基本假設條件如下：第一，勞動投入增長相對緩慢，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長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資本存量增長速度不會超過5%；第四，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設情況下，他預測1995-2010年期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由1978-1995年期間的7.5%下降為5.5%，人均GDP增長率大約由6.04%下降為4.5%。既使在這種假設條件下預測，按PPP法計算，到2015年中國的GDP總量將會超過美國，約占世界GDP總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由于中國總人口規模大，那時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人均水平的1/5，屬于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大，將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無論那一種長期預測都表明，如果中國不出現社會動亂、國家分裂和重大經濟決策失誤，在下世紀初期的10-20年間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應當是可預期的發展結果。這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后起的工業化國家僅經歷了20年的改革開放，就大大縮小了與美國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差距。如果我們再能夠保持這樣的增長趨勢的話，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水平，中國的貿易總量將略低于美國貿易總量，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空前發展將成為跨世紀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將對世界的發展與和平做出積極的貢獻。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前景
1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在貿易、直接投資、金融等方面的經濟相互依賴關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訊技術的進步，導致一個國家產生的危機會改變本地區其他國家的宏觀經濟條件，特別是通過貨幣危機傳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蕭條會減少其他國家的出口需求；一個國家的幣值貶值會增加其他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亞洲金融危機從經濟增長、國際貿易、金融交易、債權債務關系和國際市場價格波動對整個世界經濟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產生愈來愈大的負面影響。
第一東亞和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復蘇。據世界銀行1998年10月報告，1991-1997年期間，世界經濟增長率為2.3%，1997年為3.2%，1998年下降為1.8%，比上年下降了2.4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為1.9%，2000年為2.7%；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91-1997年期間經濟增長率為9.9%，1997年為7.1%，1998年降為-1.8%，而后將逐漸恢復。其中1998年該地區13個國家和地區中，有7個國家和地區出現負增長，從-0.4%至-15.0%，而中國經濟增長最高，為7.8%，但是明顯低于前幾年的記錄。引起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明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東亞危機國為負貢獻，分別為-0.4%和-0.3%，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下降0.7個百分點；二是美國、中國和拉丁美洲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呈現正貢獻，但均下降了0.1%，合計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預計1999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率貢獻比上年又下降0.4個百分點，拉丁美洲也下降0.1個百分點，日本和東亞危機國開始復蘇，其貢獻率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國的貢獻可提0.1個百分點，為0.3%。
第二通過惡性競爭和大幅度貶值產出影響。東亞地區各國的出口依賴程度明顯高于與世界出口市場的程度，這表明，在本地區各國之間的競爭性要高于各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競爭性。從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亞幣值貶值了76%，南韓貶值了34%，馬來西亞貶值40%，菲律賓貶值了40%，泰國貶值43%，俄羅斯貶值了52%。這些周邊國家幣值大幅度貶值，而中國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卻有所升值，這勢必影響今后中國出口競爭力；同時其它周邊國家由于幣值貶值，按美元計算的資產價格下降，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比中國具有較強競爭優勢。例如，到1998年8月美國在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80億美元，相當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過貿易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全球進出口貿易增長，對危機爆發國家影響最大，也對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國家產生間接影響。據世界貿易組織（WTO）估計，1998年世界貿易增長率僅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據世界銀行估計，世界出口額8.8%下降為5.8%。這次金融危機使東亞地區內需停滯，進口大幅度減少，東亞地區危機國家進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3.0%，下降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為-7.5%。為了應付危機，東亞地區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業因巨額債務負擔而縮小開支，銀行因危機中發生混亂難以開設進口信用，不良債權龐大也阻礙了內需擴大，美國、歐洲、日本及中國對東亞地區的出口增長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國出口額增長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為1998年的2.3%，歐盟15國由9.6%下降為6.3%，日本由11.8%下降為-1.5%。1997年中國出口額增長率為20.5%，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約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實現10%的出口增長目標，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估計不足。當年1-11月份出口增長率下降至0.2%，近幾個月來出口額連續出現負增長，其中10月份為-17.2%，主要是因為東亞地區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亞洲地區出口額增長率為-9.6%。據世界銀行預計，1999年世界出口增長率為5.3%，2000年為6.3%，世界進口增長率分別為5.8%和6.4%。在這一國際貿易環境下，1999年中國出口額增長可能會出現負增長。從國內需求增長率看，實際上從1998年下半年已呈擴張趨勢，1999年會比上年有所提高，擔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使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約1個百分點左右；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經濟效益，間接影響就業增長。
第四通過外國直接投資產生影響。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報告，1997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直接投資從流入亞洲地區轉向歐洲和美國，全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總額約1400億美元，其中私人資本的流量下降了7.1%，僅對亞洲新興市場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預計今后還會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國外資比重較高的來自東南亞、東亞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資額（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實際利用投資額（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預計今年還會繼續下降。
第五通過全球性通貨緊縮產生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深化不僅使世界經濟增長率減速，而且使國際市場各類非能源產品、能源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據世界銀行統計，非能源產品價格指數增長率由1997年2.2%變為1998年的-15.7%，其中農產品由2.6%變為-16.5%，金屬和礦產品由-10.5%進一步下降為-24.1%，化肥由1.2%變為-15.4%；能源產品由-6.9%，進一步下降為-28.5%。國際市場原油價格1997年為每桶20美元左右，現已降至12年來最低點，跌破每桶10美元大關。東亞地區是原油和農礦原料最大進口區，其經濟嚴重衰退，需求疲軟是使農礦產品價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經濟學家》商品價格指數下降了30%。從深層次看，全球許多工業面臨生產能力過剩，同存有嚴重問題的銀行一樣，大概是亞洲危機的根源。全球性通貨緊縮從外部環境使1997年開始出現的持續的國內通貨緊縮“雪上加霜”，已經嚴重地影響了國內煤炭工業、石油工業、鋼鐵工業、有色工業以及農業部門，影響了中國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
從今后來看，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其他地區的經濟危機作為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深刻，我們在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容忽視的潛在或顯性因素，做出現最壞情形的打算為好.
2國內形勢面臨的挑戰
從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脹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脹率下降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脹率，首次成功實現了宏觀經濟“軟著陸”，但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以及各種長期積累矛盾的作用，從1997年以來，國內經濟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
第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滑，已低于潛在產出水平。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指實際產出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之間的差距。自然經濟增長率又稱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通貨膨脹度等于常數——既不趨于加速、也不趨于減速的情況下的真實經濟增長率。從歷史數據看，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這一增長趨勢有所下降，在8-9%之間。從1997年一季度GDP增長率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為7.2%，第二季度又進一步降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為7.6%，第四季度又上升為9.0%，其意味著改革以來第四次經濟周期（長達八年）的結束，開始進入了第五次經濟周期的擴張期。從年度數據看，1997年GDP增長率為8.8%，1998年為7.8%，“產出缺口”由正變負，略低于這一時期GDP的增長趨勢。
從1978年以來，中國經歷了長達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長過程，現已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和調整期。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增長率相對下降，呈現結構調整特征，即從總量擴張導向增長轉向結構調整導向增長，從供給要素推動增長轉向需求要素拉動增長，從以工業主導帶動增長轉向由工業和服務業共同帶動增長，從投資主導刺激增長轉向投資和消費共同刺激增長。相對于世界和其他國家同期增長紀錄，其增長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現高速增長特征，中國仍保持較高的國內儲蓄率，FDI投資增長趨緩，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國，固定資產投資仍然是增長的動力，具有大國優勢，有助于擴大國內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國GDP增長率雖難以獲得1991-1995年期間的兩位數增長率，但也不會出現周邊國家那樣的負增長或低增長，預計有望達到7-8%的增長率。如果出口額呈正增長，則GDP增長率可能為8%或以上；如果出口額呈負增長，GDP增長率可能為7%或以下；如果出口額增長率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國政府1999年經濟增長率目標在7%左右，但這已不是指令性計劃指標，而是一個指導性指標。1998年投資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大于消費的貢獻率。1997年8.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為2.2%，消費增長為4.9%，凈出口增長為1.7%，它們對GDP增長貢獻率投資占25.2%，消費占55.5%，凈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長率中，投資增長率為4.7%，消費增長率為3.1%，它們對GDP增長率的貢獻率分別為60%和40%，凈出口幾乎無貢獻。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為15%，其中國有單位投資增長率為20%，今明年兩年還會有所上升。當前國內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費不足。從1994年以來，各類消費增長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現價計算，到1997年農村消費額增長率由33%下降到6.5%，城鎮消費額增長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費額增長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費增長率下降已成為制約GDP增長的主要因素。擴大和滿足消費需求既是經濟增長的目的、也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今后看，中國應從投資拉動為主轉向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由于消費額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擴大城鄉居民消費需求、特別是擴大和刺激9億多農民消費需求，應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長久之計。
第二中國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商品市場供過于求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空前提高。按不變價格計算，1978-1997年期間工業附加值增長了7.6倍；1978年時中國工業部門凈資產為2000多億元，到1997年上升為4萬億元?！秶H先驅論壇報》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能力過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幾乎主要的商品供應都大大超過了需求。而生產能力過剩同樣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構成新的威脅。根據中國國內貿易局商業統計信息管理辦公室對全國600多種主要商品的市場供求分析，1998年初調查約有25%的商口供過于求，5月份調查約有27.4%的商品供過于求，1999年初約有2/3的商品供過于求，例如，紡織品、日用百貨商品供過于求的比例為100%，電器、交電商品、化工商品供過于求超過90%，此外農副特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供過于求的比重也明顯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種糧油商品供不應求。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是多年來這些行業過度投資、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已由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結構性競爭日益突出，而現存的經濟結構既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也不適應國際市場競爭挑戰。
因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除零售業、餐飲業之外的大部分服務行業仍然保留排隊現象，國有經濟部門高度壟斷的格局沒有打破，特別是銀行業、電信服務業、高等教育、醫療保健、電視與電影、科研和技術服務業等。這既人為地壓抑了居民消費，又減小了這些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
第三通貨緊縮越來越明顯，嚴重打擊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從經濟學看，產出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方向。當實際產出高于潛在產出（產出缺口為正）時，通貨膨脹一般呈加速上升；當產出缺口為負時，即實際產出低于潛在產出，則通貨膨脹呈加速下降。從1997年10月以后，社會商品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一直持續負增長，到1998年為-2.6%，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0.8%，其中食品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3.2%，交通、通訊工具消費價格指數上漲率為-4.2%。改革以來，中國始終面臨著高通脹威脅，而今卻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如果說通貨膨脹直接損害廣大消費者利益的話，那么通貨緊縮則直接打擊生產者。從大多數消費者角度看，物價下跌是一個好現象，但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性下跌迫使企業被迫削減開支，減少供給，過度競爭，降價傾消，調低工資，增加失業，而且形成惡性循環，生產能力愈是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資收入提高越慢，下崗人員明顯增多，這反過來又抑制了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在供過于求和價格下跌的情況下，抑制通貨緊縮的主要辦法是關閉效率低下、質量低下、商品過時、污染嚴重、持續虧損的企業。例如，1998年國有重點煤炭企業累計虧損37億元，虧損面達81%，予計1999年下崗職工240萬人，關閉各類小煤礦2.58萬處，壓產2.5億噸，煤炭生產比1996年將減少近3億噸。1998年紡織業淘汰512萬棉紡綻，分流安置66萬名下崗職工，1999年準備計劃壓綻438萬，減員110萬人。此外，冶金、森工、軍工、石油等生產能力過剩的行業，亦將大量裁減工人，進一步壓縮生產產量。
第四城鎮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首先是城鎮登記失業人員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萬人升至1998年的620萬，增長47.6%；其次是下崗職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萬人，升至1997年的1435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929萬人，
估計1998年將在1700-1800萬人之間，其中國有企業下崗職工1200萬人；下崗失業人員由1993年的120-180萬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約610萬人；1998年農民工進入城鎮的失業人口約80萬人，估計其失業率為1.5%；1993年中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為540-600萬人，1997年上升為1300-1500萬人，真實失業率為6.8-7.8%；
估計1998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約為1540-1640萬人，真實失業率約7.9-8.5%，成為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突發性失業高峰。90年代以來，農業部門就業增長下降了10%，第二產業增加了20%，服務業增加了55%，成為中國就業增長的主要渠道；城鎮就業增長了21.6%，其中城鎮集體經濟下降近20%，國有經濟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經濟（私營企業、個體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則增長了130%，成為中國城鎮就業增長的渠道。
高失業不僅已經成為全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也成為各地區最突出的經濟發展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全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規模最多的地區是遼寧，為96.0萬人，其次是黑龍江為81.0萬人，河南為72.8萬人，湖南為76.9萬人，湖北為67.1萬人，山東為66.8萬人，四川為64.6萬人；重慶在四個直轄市中實際失業人數最多，為26.6萬人，而北京只有6.5萬人，天津為9.2萬人，這是因為這兩個市上報的下崗未就業人員數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區城鎮真實失業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區的水平。青海城鎮失業率居全國首位，為11.5%，其次是陜西為11.4%，貴州為10.5%，吉林為9.3%，湖南為9.0%。福建為4.0%，廣東為4.8%，上海為4.9%，北京為1.4%，天津為2.8%，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相差近10個百分點。這表明，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僅表現為人均GDP水平與增長率差異甚大，而且各地真實失業率水平差異甚大。中國進入高失業階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現為中西部地區處于高失業率水平。
第五國有企業改革越來越困難，虧損額愈來愈大，利潤額愈來愈高少，并出現了巨額凈虧損。國有企業乃至整個國有經濟既不適應國內市場競爭，也不適應國際競爭，這是多年積累的深層資機制性矛盾，并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中心問題。1994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虧損額達483億元，利潤額為829億元，凈利潤額365億元。1997年虧損總額上升了一倍，為831億元，而利潤額卻下降了一半，為428億元，凈虧損額為403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對5.8萬家國有企業虧損額合計為近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7%,其中大中型企業增長30.4%。若考慮到利潤額逐年下降，估計1998年凈虧損額約700億元。
國有企業投資利潤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潤率為3.2%，到1997年下降為0.9%；1990年國有企業資金利率為投資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從各種經濟類型勞動生產率增長指數看，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1991-1997年期間，國有工業企業增長了59%，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增長了114%；從各種經濟類型比較勞動生產率看，1985年其他經濟與國有企業之比為1.5:1，1991年為2.1:1，1997年為2.8:1。這說明從總體上看，國有企業已無法與外資企業為主的其他經濟企業競爭，出現了此消彼長的過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內實現國企改革的目標（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是令人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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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電。
《國際先驅論壇報》，1999年1月30日。
《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2月4日。
論文摘要：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與經濟增長之聞具有相互促進作用。紡織品服裝進口對紡織品服裝出口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紡織品服裝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出口的貢獻。我國要加強自主創新，改變紡織品服裝出口依賴于進口的局面：不斷提高經濟增長的紡織品服裝出口彈性．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
1相關文獻回顧及評價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問題一直是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如Edwardsf1998)通過對30個發展中國家1970—1983年的數據進行檢驗．認為開放的國家伴隨著經濟的高增長n1。Kwanh和Cosomities(1990)以中國1952～1985年的數據為樣本，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發現出口與產出之間互為因果關系嘲。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飛速發展．國內眾多學者對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許和連、賴明勇f2001)采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中國19781998年的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GDP、出口與貿易條件之問存在長期的穩定均衡關系t31。石傳玉，王亞菲，王可等(2003)對1952—2000年間我國GDP與進出口的有關數據進行協整分析．發現進口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而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顯著州。對經濟增長與我國紡織品貿易的關系研究，目前有少量學者正在逐漸涉人。姜延書，付韶軍，白小偉等(2006)以我國1985—2004年的統計數據為樣本，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紡織工業經濟增長、紡織品出口和紡織品國內需求之間存在著比較穩定的協整關系魄。
上述專家學者研究問題的方法和結論對本文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目前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有些研究基本上是采用回歸分析方法，而對于時間序列數據的回歸分析必須以樣本數據的平穩性為前提條件．對非平穩性的時間序列直接應用回歸分析有可能產生“偽回歸”，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第二，一般的定量研究，對模型的可靠性(尤其自相關性、異方差性等)沒有做進一步的檢驗，得到的研究結論可信度差；第三，簡單的回歸易于把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相混淆，把不存在因果關系的變量經過“偽回歸”后做出因果關系分析：第四，由于經濟增長與紡織品服裝進口、出口之間存在交互作用，采用單方程經濟模型，一方面，不便于分析兩個以上變量之間的交互影響，另一方面，易產生變量的內生性偏差。因此，有必要通過多方程模型來分析兩個以上變量之間的交互影響關系。
2研究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Granger和Newbo|d通過多次模擬分析．發現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會造成“偽回歸”現象，因此對非平穩時間序列不能直接應用傳統的最小二乘回歸。
Enger和Granger提出了隨機時間序列分析方法。這一方法的基礎思想是：如果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變量值呈現非平穩性，但它們是同階單整的．變量之問有可能存在某種長期穩定關系，即協整關系。本文基于這一理論考察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與GDP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本文的分析方法具體如下。
單位根檢驗。最常見的時問數列的平穩性檢驗就是單位根檢驗。本文將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的變量還需要檢驗其差分的平穩性。如果變量的n階差分是平穩的，則稱此變量是n階單整，記為I(n)。所有變量同階單整是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的必要條件。
因果關系檢驗。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解決了變量之間是否及如何構成因果關系的問題。其基本原理是：在做Y對其他變量(包括自身的過去值)的回歸時，如果把X的滯后值包括進來能顯著地改進對Y的預測，就可以說x變化是Y變化的原因。
聯立方程組模型。對于聯立方程組模型中的單方程(即結構式方程)。只有在可識別的條件下才能被估計，結構式方程是否可以識別存在如下定理：在一個含有M個聯立方程組的模型中．一個方程如果能被識別，該方程所排除的前定變量的個數必須不少于它所含有的內生變量的個數減1，即：K—k≥in一1(其中K為模型中前定變量的個數，k為給定方程中前定變量的個數，m為給定方程內生變量的個數)，對于可以識別的方程組模型，一般可以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來進行估計[91。根據估計結果，還有必要從擬合優度、F檢驗統計量值、樣本回歸系數的t檢驗值，是否存在自相關、異方差性等方面，對模型的可靠性做進一步的分析。
本文以1985～2005年為統計樣本，應用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法及聯立方程組模型，分別考察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與我國GDP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他們之間的交互影響關系。在實證研究結果基礎上，最后給出研究的結論和政策啟示。
3實證分析
3．1樣本數據的建立
本文選取的樣本區間是1985～2005年。我國的GDP(支出法)、紡織品服裝進口額(M)、出口額(x)的數據均來自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2005／2006中國紡織T業發展報告》以及歷年《中國紡織工業年鑒》。按照年平均匯價(中間價)將當年進口額、出口額美元價格折算為當年人民幣價格。為了消除數據系列的不平穩性。用GDP縮減指數(以1985年為基期)將我國GDP、紡織品服裝進口額、出口額進行調整。南于樣本區間大，統計數據多，這里省去模型應用的原始統計數據及計算結果(如果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直接給出我國GDP、紡織品服裝出口額、進口額(單位均為億元)的自然對數值，分別用lnGDP、lnX、lnM表示(見表1)。
3．2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應用Eviews軟件，對表1巾的lnGDP、lnX、lnM序列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2。從表2可以看，通過相應的檢驗方式，各變量的ADF檢驗統計量值均小對應的1％或者5％臨界值，表明各變量均是平穩的；此，各變量都是0階單整系列，于是進一步檢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3．3因果關系檢驗
對變量lnGDP分別與lnX、lnM進行因果關系檢驗，觀察
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對設定的滯后階數很敏感，在對不同滯后期的檢驗結果進行評價時．一般地以AIC或SC取值最小，同時考慮檢驗模型中隨機干擾項不存在序列相關性為依據I。檢驗結果見表3，檢驗的模型均不存在1階和2階自相關性。從表3看出，在5％顯著水平下，我同紡織品服裝進口變化是我國GDP變化的原因．而我國GDP變化不是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變化的原因。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變化是出口變化的原因．而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變化不是進口變化的原因。在10％顯著水平下。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變化與我國GDP變化互為因果關系?；诖藱z驗結果可以確定：在模型中，lmM應為自變量，lnGDP、lnX既可為自變量也可為因變量
3、4聯立方程組模型的建立、識別和估計由于本文研究目的是分析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與經濟增長的交互作用，又根據因果關系分析的結論，經過反復試驗法，并且把存在自相關的模型進行校正，引入滯后一期的lnGDP作為滯后內生變量，建立如下聯立方程組模型的基本形式。
lnGDPL=0【(I+0【IlnX+0【2lnGDP¨+[1(1)
lnGDP=13olnM+p．1nGDP¨+p2AR(1)+(2)
lnX=-y0+-yIlnM+^y2lnGDP+(3)
根據本文的研究方法所述，上方程組中，先決變量為lnM和lnGDPK=2，式(1)、式(2)、式(3)中k值分別為1、2、1，對應的m值分別為2、1、2，則式(1)、式(2)、式(3)均為恰
好識別方程，用二階段最小二乘法來進行估計，結果見式(4)、式(5)和式(6)。
lnGDP,=0．6177+0．10481nX+0．87461nGDP¨+I(4)
t：(2．5958)(2．3668)(16．3409)校正的R=0．9984D．W．=1．1914F=6012．916Prob．=0．000
lnGDP~=0．06891nM~+0．96971nGDP+0．7841AR(1)+tx2(5)
t：(2．2901)(55．5992)(6．6323)校正的R=0．9985D．W．=1．5131
lnX=一2．7949+0．31531nM+0．79441nGDPl=o(6)
t：(一3．2132)(3．3901)(6．1301)校正的RZ=_0．9646D．W．=1．0920F=258．799Prob；0．000
3．5對模型結果的分析
從式(4)、式(5)、式(6)的結果看，擬合優度均在96％以上。在5％的顯著水平下，樣本的回歸系數都是顯著的。從經濟意義上考慮，樣本的回歸系數符號是合理的。對式(4)、式(5)、式(6)的殘差進行LM檢驗，在5％的顯著水平下，LM(1)檢驗相伴概率分別為0．0857、0．4402、0．0695．表明模型均不存在一階自相關。對式(4)、式(5)、式(6)的殘差進行異方差性White檢驗，在5％的顯著水平下，檢驗相伴概率分別為0．1463、0．1044，0．7006，表明式(4)、式(5)、式(6)均不存在異方差，說明模型是有效的。
從長期來看，式(4)結果表明，lnGDP關于lnX的長期彈性為0．8357(0．1048／(1—0．8746))，如果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實際值，下同)每增長1％，我國實際GDP會增長0．84％((1+1％)0．8357-1]x100％)左右。式(5)結果表明，lnGDP關于lnM的長期彈性為2．2739(0．0689／(1—0．9697))，如果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額每增長1％。我國實際GDP會增長2．29％左右。因此．紡織品服裝進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大于紡織品服裝出口的貢獻。同時，式(6)結果表明，lnX關于lnM的長期彈性為0．3153．如果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額每增長1％，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會增長0-31％左右。lnX關于lnGDP的長期彈性為0．7944，如果我國實際GDP每增長1％，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會增長0．79％左右。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大于GDP增長對紡織品服裝出口的貢獻。超級秘書網
4研究結論、原因分析和政策啟示
4．1研究結論及原因分析
(1)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相互促進作用。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紡織品服裝出口是我國商品出口的重要來源，紡織品服裝出口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加快了我國紡織工業的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了我國紡織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
(2)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對經濟增長具有明顯地促進作用。理由在于：一是我國紡織生產上所需的紡織原材料及高級服裝面料等的進口．產生的技術溢出效應．促進了我國紡織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二是進口到我國的部分紡織品服裝很快轉化為最終消費，進一步刺激了投資需求，推動了我國經濟增長。
(3)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對出口具有促進作用。原因在于：一是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加工貿易在出口中占有相當的比重．比如2005年我國紡織品服裝進料、來料加工貿易占出口的26-3％．加工出口對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二是我國許多紡織行業產品出口所需的紡織原材料及高級服裝面料等依賴于進口，比如目前我國每年要進口幾十億美元的外國面料。因此。紡織品服裝進口變化是出口變化的原因，進口對出口具有促進作用。(4)我國紡織品服裝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紡織品服裝出口的貢獻。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是科技相對落后的國家，我國許多與紡織有關的先進技術對外依賴程度還相當高。另一方面，我國紡織產業還處在世界生產價值鏈的末端，諸如設計、產品開發、印染后整理、品牌營銷等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真正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不多。因此，相對紡織品服裝進口來講．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小。
4．2政筻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