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3-24 15:13:37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貨幣一體化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摘要]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世界經濟趨勢對東亞貨幣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東亞國家在金融領域暴露出的金融體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在當今世界上三個最重要的區域經濟集團中的兩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的情況下，建立東亞貨幣區應該成為東亞貨幣體系改革的長遠目標。本文首先介紹了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最新發展，進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種區域貨幣合作模式，最后著重闡述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關鍵詞]最優貨幣區東亞貨幣合作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東亞匯率合作的合理選擇既非歐洲單一貨幣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應當選擇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組建一個貨幣籃子，亞洲各國貨幣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當承認，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匯率制度，容易誘發投機沖擊，但由于東亞目前尚不具備高層次的區域貨幣一體化條件，只能開展低層次的區域匯率合作制度。當前東亞各經濟體實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隱蔽的較金融危機前寬松的釘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它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承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東亞各國應在匯率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協調與改革，建立起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加強東亞各經濟體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促進次區域匯率穩定；在東盟經濟圈、中華經濟圈和日韓經濟圈的三個次區域之間建立固定匯率制，實現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建立整個東亞區域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制，構建東亞固定匯率區。
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東亞地區在總體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各國深刻認識到，在全球不穩定的金融環境下，進行區域貨幣合作是有必要的。歐元的啟動也為東亞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中的成功范式，東亞各國希望能夠通過本地區的貨幣合作一方面降低金融風險，另外一方面促進區域內經濟合作和經濟發展。本文將結合最優貨幣區理論，就目前東亞地區各國的一些經濟指標進行分析，并試圖說明東亞各國目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具備成立貨幣區的條件。
一、建立東亞貨幣區目前所具備的條件
1、經濟對外開放度高，區域內貿易活躍。
東亞各國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普遍實施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各國經濟都具有較高的對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就區域內貿易比重而言，東亞是世界上僅次于歐盟的地區，區域內貿易比重達50%以上。從這方面講，東亞具備了實施進行貨幣合作的條件。
2、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分析
匯率制度方面，東亞國家的匯率波動呈現高度相關性。根據IMF在1999年的研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5國的匯率波動高度正相關，其中，印度尼西亞與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匯率變動幅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5、036、，0.26和0.28。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泰國之間的匯率日變動幅度相關系數分別為0.28、0.31和0.35。
金融市場方面，伴隨著東亞各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和金融國際化的浪潮，東亞各國的金融市場已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部分，東亞各國的金融市場也日益聯系成一個整體。尤其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
3、通貨膨脹率分析
就通貨膨脹率指標而言，東亞國家(地區)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是較低的。Kwan計算了東亞國家(地區)1982—1996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低于西歐各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6.1%。就各國通貨膨脹率的標準差而言，東亞也比西歐小。①所以，按照“通貨膨脹相似性”的標準，東亞地區可以說存在著與歐盟一樣具有最佳貨幣區的某些特征。
4、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一致性及外部沖擊的對稱性
如果外界沖擊對貨幣區內各國的影響是對稱的，可采用同樣的(或類似的)貨幣政策予以抵消，各國就不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
首先，東亞諸經濟體的經濟周期較為一致。這主要是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東亞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美國的出口，其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的波動有著密切的聯系。隨后的20年里，隨著東亞內部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這種聯系逐漸弱化，東亞經濟體間的波動同步性增強。
其次，在金融體系的構成上，東亞國家和地區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都屬于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銀行主導型體系，因而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上具有一致性，有利于貨幣一體化時貨幣政策的統一和協調。
再次，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對潛在干擾因素進行調整的相關性、規模及速度來看，如果各國(地區)的擾動因素是相關的，規模小且調整迅速，它們就是貨幣聯盟的較好候選國。IMF的經濟學家Bayoumi和Eichengreen②把東亞各國同歐盟受外部沖擊的對稱性進行了比較分析，并區分了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他們對東亞1972—1989年外部沖擊對稱性的研究成果表明:(1)東亞的供給性沖擊規模和歐盟是相同的。(2)需求性沖擊歐盟是東亞的2倍。(3)在調整速度方面，也許由于東亞擁有較為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東亞的調整速度是歐盟的兩倍。(4)在供給性沖擊中，也有兩組國家(地區)供給性沖擊頗為類似，一組是日本、韓國、中國臺北，另一組是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
5、政策目標的相似性分析——政策一體化
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各國政策協調越容易，較深層次的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參加貨幣區后，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只能依靠財政政策來調控自身的經濟。但各國不同的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狀況可能導致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手段，從而使各成員國之間難以維持其固定匯率。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標有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國債占GDP比率。
1996年底，歐盟各國通過《穩定與增長公約》明確規定了成員國必須符合預算赤字占GDP低于3%，國情占GDP低于60%的標難。1998年歐盟這兩個指標分別為2.3%和73.9%。與歐元區相比，東亞在這兩項指標上，表現甚至優于歐盟國家，表明東亞各經濟體有可能進一步合作，協調彼此的宏觀經濟目標。
二、建立東亞貨幣區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大
進行深層次的貨幣合作，尤其是建立統一貨幣，要求各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接近，否則無法承受統一貨幣帶來的國家間物價水平趨同。歐洲之所以能夠實行單一貨幣，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各國普遍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且國與國之間差異較小。
而對于亞洲而言，國與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并且根據歷史數據顯示，這一差異并無縮小的趨勢。由于實施共同貨幣后各國會出現物價趨同，這種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存在從根本上限制了貨幣合作的可能性。
2、生產要素的流動性較低
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就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而東亞各國或地區對生產要素流動性的限制比較多，即使是流動性最強的生產要素資本的流動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資本項目還未放開，可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限制被加強了，如1998年馬來西亞曾一度恢復了資本管制。
除了資本的流動外，勞動力的流動在東亞各國間也受到限制，與歐盟已經基本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同，東亞各國或地區對人員的流動要求非常嚴格，加上宗教和語言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勞動力的跨國流動難上加難，種種原因都使得東亞地區無法通過勞動力的有效流動來改變各國非對稱的經濟波動。雖然亞太經合組織及東盟在貿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進展，但由于簽訂的協議對各國不具備約束力，因此，東亞各國的生產要素流動要達到歐盟的程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只有較高的商品和要素流動性加以配合，東亞貨幣區才有可能得以實現。
4、政治基礎薄弱是東亞貨幣合作的最主要制約因素
從目前看，與歐洲相比，東亞貨幣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政治體制方面。任何形式的貨幣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聯盟。國際貨幣合作是艱難的，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緒等內在因素的影響。因為區域內部的國際調節涉及到生產、分配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這已超出了貨幣金融的范圍，它要求各地區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進行協調，甚至要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尤其是貨幣主權，執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統一的協調區域內部經濟政策的機構。例如，歐元成功啟動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民族主義的削弱，法國和德國摒棄前嫌，與其他國家一道組成了政治聯盟，攜手共建歐洲。但這些貨幣合作的政治基礎，目前及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在東亞是很難具備的。東亞各國關系中的歷史因素非常復雜，而且最有可能在東亞貨幣合作過程中發揮主導力量的日本在過去戰爭問題上的態度，使得其無法在東亞各國中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可以信任的大國的形象，同時，日本這幾年軍國主義勢力不斷抬頭，使東亞各國對日本充滿戒心。而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自身金融體制發展水平上采講都遠不具備主導東亞貨幣合作的基礎。
三、建立東亞貨幣區的可能途徑
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預見的將來，東亞地區尚不具備實行單一貨幣的可能。必須首先通過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并以此促進地區內大國間政治關系的發展。然而，區域貨幣合作作為區域內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的需要，東亞地區可以通過次區域合作進行實現。現在看來，在東亞地區以下次區域內實行貨幣合作乃至建立單一貨幣是存在可能性的
1、東盟貨幣區
東盟是東亞地區一體化程度最高的組織。2002年1月3日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東盟內最富的6個國家(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印尼)降低了關稅(幾乎所有的商品關稅都降低到了0至5%)，這6個國家的貿易額之和占東盟貿易額的96%，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等四國也計劃在十年內加入該自由貿易區。東盟主要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同時具有很高程度的經濟及政治一體化程度，隨著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和東盟各國維護金融穩定的需要，東盟的貨幣一體化在東亞地區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2、人民幣區
這里主要指包括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在內所形成的“大中華貨幣區”。隨著大陸加入WTO，大陸、港、澳、臺在經濟上更加成為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立自由貿易區已是水到渠成，在市場統合的基礎之上，以人民幣作為單一貨幣也具有一定的實施可能性，當然，這種合作也涉及到比較多的政治問題。
3、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人民幣貨幣區與東盟貨幣區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更大。貿易區里將有17億人口，10個東盟國家加上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1.23萬億美元。目前，東盟已成為中國繼日本、美國、歐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同時中國也是東盟繼美國、日本、歐盟、香港、臺灣之后的第六大貿易伙伴。另外，中國同東盟間的貿易增長速度一直高于中國外貿平均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在世界范圍內，中國與東盟間的經貿關系重要性正日益加強。
此外，人民幣貨幣區與東盟貨幣區的融合還有地緣上的優勢。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時，中國與東盟就將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市場。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能在未來繼續保持強勁，中國的經濟實力加強，人民幣無疑會在東亞地區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區與東盟貨幣區將有可能最終融合成為單一貨幣區，屆時，東亞將形成人民幣區與日元區兩個主要貨幣區。
參考文獻
[1]萬志宏.東亞貨幣合作的經濟基礎研究[M].北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04版.
[2]李平，劉沛志.東亞地區貨幣合作與協調[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版.
[3]陳喬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
【論文摘要】民辦高校專職教師持股是一種薪酬激勵的創新，它符合二元論、一體化和知本論的經濟學原理，也符合《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相關規定。民辦高校持股教師的范圍可以大致界定為：優秀教學骨干、重要專家學者以及其他優秀特殊人才，年齡一般為中青年階段，教師股控制在學校總資本的10％～15％為宜。在教師股總量中，90％分配給界定的優質專職教師，5％作為機動股份，余下的5％作為獎勵股。
民辦高校要取得長足的發展，師資力量的建設是關鍵民辦高校和教師之問是一個契約關系，加強薪酬激勵是減小交易成本的一種有效的措施。基礎性薪酬和必要的福利只能解決短期穩定作用，而通過“教師持股”這種薪酬激勵的創新，可以達到長期激勵優秀教師的目的。
一、教師持股的內涵
根據勞動力資本化理論，教師股的實質是教師投入到教育產業系統中勞動力的資本化，是教師優質智力勞動的資本價值體現。但持股教師并不是原始股東，不具備原始創業者的股權身份，這種制度實質上是一種后天生成的利潤分享激勵機制。教師股具有以下特點：
1．特殊性：教師股是對勞動力資本的肯定和回報，目的是長期激勵教師而非個人投資行為。教師股是作為學校資本金的一部分參與到學校經營過程中，同時更重要的是，現行法律規定民辦高校的財產只歸學校法人本身所有，任何私人不享有學校真正的財產權。因此不允許從學校抽資撤股(當然舉辦者原始出資可以返還)。每位教師的股權份額既不能在學校內部自由轉讓，也不能上市交易，股權也不能繼承，即教師股不具有流通性。教師離開本學校時，其名下的教師股須全部返還給學校。當然可以在整個學校劃定的教師總股中拿出一部分作為“調節基金”(或稱之為預留股份、機動股份等)用于收購離開學校的教師股份和新增教師購股。
2．收益性：教師股也是對學校資產和經營結果具有收益權的憑證，在進行合理回報時，它和舉辦者或出資人的資金股一樣，同股同權，獲得合理回報分配。遠期還可以獲得一次性股金回報。
3．風險洼：任何股份形式，都具有風險性。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是股份制的天然特征。教師股同其它股份一樣承擔學校經營風險，并按其股份數額來確定其承擔責任的大小。風險共擔形成的壓力會促使教師真正負起責任，變壓力為工作動力。
4．管理性：教師股不僅可以參與分配，也是教師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的依據。根據對企業員工持股制進行個案分析及樣本企業統計分析，大量研究結果表明，員工持股制必須要與員工參與管理決策結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對組織效率產生重要的積極影響。同樣教師持股也是如此。
二、教師持股的經濟學分析
(一)二元經濟論
20世紀5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兼律師路易斯?凱爾索等人出版了《民主的經濟力量》一書，并提出了“二元經濟”理論。該理論認為：現代經濟已不是一個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經濟，而是資本與勞動共同創造財富的二元經濟。隨著科技進步和生產要素密集度由勞動向技術、資本的轉移，資本投入對產出的貢獻比例越來越大。如果仍只是少數人掌握著資本，則經濟發展的好處便會主要落入少數人手中，普通勞動者受益不大，這將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的現象日益嚴重，從而降低社會經濟運行效率，危害社會穩定。要消除社會分配不公，就必須將富有生產性的資本擁有關系，像勞動力～樣廣泛分配。即應以某種方式使大多數并不富有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數量資本，從而擁有一定的生產性資源，并由此獲得利益。也就是說，使每個公民都有權獲得兩種收入——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員工出賣勞動力可以獲得勞動收人；持有股票(或期權)等可以獲得資本收入及衍生收入。二元經濟論突破了以往只在“勞動報酬”激勵上“打圈圈”的局限，將員工激勵機制拓展到“資本報酬”激勵的深層次空間上。
(二)一體化理論
一體化是個人在心理上把自己與自己以外的某種東西視為同一或一體的現象，極端地，將對象看成自己本身或自己的一部分。一體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是西蒙(H．S．Simon)和馬奇(J．G．March)。他們在著作《組織》中提出，一體化是組織成員在與其他意識的關系中評價自己的位置，把其他目的作為自己本身的東西來接受，以通過這種一體化來提高工作動力。西蒙和馬奇認為最主要的是對組織的一體化，它在組織中可以起到強化所屬成員一體化的作用。該理論說明當個人與組織的利益目標相聯系或人為地將利益捆綁在一起時，會產生一定的利益趨同和一體化的表現。
(三)知本論
“知本論”是近年來理論界流行的一種有關知識資本化的價值論。“資本”最初用來表示貸款的本金，與利息相對，而與“生息金額”同義。“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古典經濟學家都認為增值是資本的本性，也就是說資本的存在要求其不斷處于增值狀態”。貨幣是資本，生產資料是資本，人力資源也是資本。擁有貨幣資本的人是所有者，擁有人力資本的也是所有者，都是產權的主體，都有分配權。“人力資本指的是人的知識、技巧和才能”。既然增值是資本的本性，那么作為使價值增值的凝聚在人身上的知識和技能，當然應該屬于“資本”的范疇，而且是一種能創造價值的可變資本。因為這種知識和技能一旦投入生產過程，成為生產要素，就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剩余價值的產生。現在人們已經形成共識：知識已經是土地、貨幣資本和簡單勞動力以外的第四生產要素。據統計，國際上的企業，人力資本所有者并沒有投入貨幣資本，但擁有企業產權平均水平接近38％，打破了長期以來誰出資(貨幣資本)誰擁有產權的傳統觀念。假如人力資本不能參與分配，激勵與約束就成了一句空話。人力資本參與收益分配，是人力資本擁有者合法收入制度保障的理論前提，又是員工持股、經營者持股的現實基礎。
(四)政策法律依據
《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出資人根據民辦學校章程的規定要求取得合理回報的，可以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從民辦學校的辦學結余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報”。這是民辦教育產業化運作的一項重大突破與支持。“在堅持不以贏利為目的的同時，從另一側面規定了民辦教育投資辦學、可以贏利和允許回報這三項主要特性”。因此，既然可以取得“合理回報”，就為學校出資人或其他利益權利人取得合理收益提供了法律支持與肯定，也就是說權利人的收益權可以通過設置股權、期權等分配制度得以實現。基于民辦高校社會產業性的本質屬性，以及合理收益權的法律確定這種現實，我們可以嘗試借鑒現代企業中員工持股的有關模式，為民辦高校專職教師設計一種具有長期激勵作用的薪酬分配制度，即教師持股。
三、教師持股的現實可操作性
(一)持股教師的范圍
把最優厚的待遇留給最優秀的成員，這是任何組織的必然選擇，但合理界定受益對象至關重要。民辦高校引入股份激勵機制應有別于企業，其主要受益對象不是高級管理層，而是對學校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最優秀教師。只有將一批有價值的專家學者和有培養前途的中青年教師穩定在學校，或吸引到學校來，才能使學校具備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條件。在界定受益對象時，必須充分認識到穩定人才、引進人才、激勵人才的重要性，為學校的發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撐。因此，民辦高校持股教師的范圍可以大致界定為：優秀教學骨干、重要專家學者以及其他優秀特殊人才，年齡一般為中青年階段，只有他們才構成了民辦高校教師持股的主體，而不是全體專職教師。持股教師數量由民辦高校根據自身實際情況確定。
(二)教師股的比例
理論上講，教師股權數額應取決于其優質智力勞動的資本化價格比，但實際上，這種價格比還沒有科學的確定方法，而通常是由資金股或舉辦者原始股與教師股代表協商確定的。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我國企業為激勵員工所設置的員工股一般占企業總資本的10％～20％。據此，基于民辦高校自身特點，教師股控制在學校總資本的10％～15％為宜。
(三)教師股的取得
在企業領域，根據目前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及生產中要素的密集度來看，我國企業員工股的取得，通常做法是讓員工出資一部分，承擔一定的風險，更利于激勵員工。鑒于民辦高校教師股的特點及實質，其股權的取得教師不宜出資。因為設置教師持股體現的原則是以優質智力資本化為依據，因此教師無須再出資購買即可獲得股權。
【關鍵詞】金融產業經營模式，弊端，原因，發展
為了適應國際經濟發展情況和各國金融業的改革步伐，混業經營被引進金融業。伴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加深，可以預期，混業經營將成為各國金融業經營模式發展的基本模式。混業經營模式在世界各國金融業的應用，似乎已經成為歷史的必然。
一、以我國為例講述金融分業管理制度的弊端
首先，我國金融分業管理制度對于金融業的規模化經營不利于傳統金融企業向現代企業的轉變。分業管理制度對銀行業務和證券業務有嚴格的區分和限制，限制了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融通，無法保證市場資金供給。與此同時，導致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無法進行深層次的交流合作，各自提供的業務品種單調有限，不利于提高整個行業的競爭力。
其次，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大量融入的浪潮下，壓力倍增。外資銀行有充足的資金儲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和高質量的人才儲備，且業務種類齊全，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面前往往相形見絀，甚至面臨生存威脅。
最后，在分業管理制度下，銀行在參與證券業務方面束手束腳，一些具備轉移風險和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產品不具備市場競爭力，從而導致證券機構的市場運作呈現極強的短期投機性和不穩定性，這從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銀行業和證券業的發展。
二、由分業管理機制向混業發展的原因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在承受著巨大的國際競爭壓力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松金融分業管理，鼓勵金融機構的多元化經營。這種變化的外在表象是各國分別出臺相應的政策或者法律條文，默許或者鼓勵金融業混業發展，而究其內因，則是技術革命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起到決定作用。總體來說，金融業由分業管理機制向混業發展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從需求方面考慮
首先，眾所周知，金融業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固定匯率制度崩潰，打破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平穩狀態，金融業進入到了動蕩期。金融業的風險激增，金融危機頻繁爆發要求金融業必須實行混業經營。
其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經濟金融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為了在全球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金融業不得不擴大經營規模和業務范圍，金融分業管制模式限制了各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使他們在全球競爭中逐漸落到下風，因此，這些國家紛紛放棄了分業管制政策。
（二）從供給方面考慮
首先，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導致居民生活和企業生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加，各類經濟主體為了防范風險，對保險業的依賴增強；與此同時，經濟技術的發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企業效益，這使得他們擁有更加充足的財力支付保費。由此可見，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必然推動保險業快速發展。
其次，以計算機技術和無線網絡技術為特征的新技術革命大大降低了金融通訊和數據處理成本，從而促進了金融信息傳播和科學管理，為金融機構提供多種業務服務打下了基礎。
最后，近年來人們對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銀行倒閉、股市崩盤等相關事宜做的分析表明，分業管理也并非是恢復公眾對商業銀行體系信心，化解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合作沖突和預防銀行壟斷的唯一法寶。因此，從理論上也給了混業經營以發展空間。
三、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情況
（一）逐步走向國際化
從全球十大銀行以及金融集團的排名的巨幅波動我們可以看出，全球都被卷入了兼并浪潮之中。兼并范圍不斷擴大，兼并金額不斷上升，可見混業經營已經逐步走向國際化。
（二）大型金融機構大力推動混業經營
大型金融機構所青睞的超級復合體對于分散風險、提高競爭力的效果顯而易見，在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大力推動下，“金融超級市場”、“金融百貨公司不斷涌現”，混業經營已經成為大勢所趨。
（三）金融業走向全方位、一體化
隨著兼并浪潮席卷全球，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等在兼并過程中結合而成的“金融百貨公司”經營規模和服務范圍都進一步加大，金融業已經走向全方位、一體化的道路。
（四）金融資本全球化
隨著兼并行為愈演愈烈，使兼并后的金融機構具備了較低成本的自在增值的交易平臺，為他們開展對別國貨幣資本的全球批發提供了便利條件。
（五）網絡金融的發展
在國際兼并的浪潮下，網絡金融對傳統跨國金融機構的沖擊越來越大，迫使傳統跨國金融機構步入全面重構。一方面跨國金融機構需要在加速兼并中彌補跨國銀行在網絡金融投資上的損失，另一方面，由于兼并而強化的全球體系給跨國銀行贏得了調整的時間，以應對來自網絡金融的帶來的沖擊。
（六）分業經營的金融企業面臨改革
雖然很多大型、超大型金融集團已經采取了混業經營的模式，但是各種形式的分業經營管理的金融企業仍然占絕大多數份額，并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這些企業一面在堅守分業經營的管理模式，一面在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下，逐步走上改革之路。
結束語：在很多國家，金融混業經營仍處于初級階段，各國如果想搞好混業經營，還需加強監管機構建設，對國際金融業混業經營的發展現狀、特點和趨勢等做深入研究和分析，根據各國國情，加深金融業經營模式改革。同時，還要努力提高經濟技術，給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一體化等的建設方面提供技術支持。爭取走金融業持續創新發展的道路。
論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經濟波動所帶來的危害在范圍、程度上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在追成經濟衰退的同時帶來巨大的浪費，嚴重地阻礙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本文從國際資本的本性與 資本主義 國家政權的私人性質的角度出發來分析和研究產生經濟波動的根源。
從資本主義誕生的那一天起，經濟波動或者稱之為經濟周期就像噩夢一樣籠罩在資本主義世界上空揮之不去，上演著一幕幕繁榮、蕭條的悲喜劇，危機－蕭條－復蘇－高漲－危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永恒不變輪回，所有周期的結局都已經寫好，生產苒生產被破壞，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進步嚴重受阻，同時帶來了資源巨大的浪費，使得資源稀缺形勢變得更加嚴峻。隨著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深化，這種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圍越來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國家和地區深受其害，損失巨大。
一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經濟波動的根本原因
資本的存在和擴張是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增值，為了實現增值不折手段是資本殘忍和血腥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構成了資本運動的全部和原始的動力。從資本主義誕生到今天走過了近五百年的時間，五百年來，資本主義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經過了原始積累、自由競爭，壟斷、國家壟斷的 歷史 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資本主義勢力稱雄世界，資本主義集團內部通過激烈的競爭，不斷分化和組合，形成了規模宏大、實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礦產、糧食世界性壟斷集團，在與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長期博弈中，最終獲勝，獲得了貨幣發行權，資本主義步入國家壟斷階段，國際資本應運而生，資本主義政權最終成為國際資本的附庸，國際資本通過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完成了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掌控，其實現增值的手段變得隨心所欲，花樣翻新，不斷通過制造經濟波動，劫掠世界財富。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性的經濟波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發生的頻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雖然導致經濟波動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是，結局卻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值得我們認真地分析和研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進入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資本的形態也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的同時，其實現增值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資本已經對通過傳統手段掠奪財富，實現增值變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資本頻繁攪動世界經濟，實現一夜暴富，瘋狂地掠奪世界財富，掠奪的手段變得更加隱蔽和富于欺騙性。
二戰后在頻繁發生的石油危機、 金融 危機 、糧食危機、局部戰爭危機的背后我們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資本在這些危機的背后鬼魅魍魎，若隱若現，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它___一國際資本才是這些危機的真正罪魁禍首!但哭得最傷心的卻往往是最大的贏家，每次 經濟 危機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們能夠認識到危機的根本原因，也許能加深對危機的認識和把握，在未來的經濟運行中防微杜漸，減少損失。
二 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波動常態
金融經濟國際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進一步發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趨勢。盡管幾次金融風暴的沖擊使金融經濟國際化受到異議，但是，隨著經濟壘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迅猛發展，金融經濟國際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已成共識。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輕而易舉敲開了世界各個國家的大門，表面上表現為壘球經濟一體化以及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合理高效流動，但本質上我們可以看到金融的國際化進一步加深了國際資本對世界經濟的全方位控制，為國際資本攪動世界經濟創造了條件和機會，國際資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適的時機和機會來制造增值的機會。基于國際資本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控制地位，技術壟斷、資源壟斷、規則壟斷、金融國家化使得國際資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機成為世界經濟中的經常發生的現象，金融危機的常態化使得世界經濟陷入經靜性的波動中。
論文摘要:社會保障一體化是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內容，是歐洲建立統一勞動力市場和實現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的重要條件，而養老保障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盟各國在歷史上形成了以現收現付制和給付確定制為特征、具體操作上又具有顯著國別差異的養老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齡化日益加劇、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斷深人的今天，歐盟國家養老保障制度面臨著財務可持續性和跨國便攜性兩大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國家進行了一系列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具體實踐，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歐洲的社會保障一體化
(一)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社會保障協調
1999年，歐洲經貨聯盟第三階段啟動，歐元登上歷史舞臺，歐洲的一體化進程邁上了一個嶄新的臺階口歐洲單一市場和歐洲單一貨幣的出現，在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對歐洲乃至全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壁壘被大大削弱;成員國之間的經濟依存度和市場開放度空前提高;生產要素在歐元區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動，實現跨國配置。在歐洲國家政治、經濟協調不斷深人的同時，歐盟成員國之間社會政策，特別是社會保障政策協調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首先，相互協調的社會保障政策是作為生產要素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人力要素得以跨國流動的基本條件之一;其次，在歐元區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歐盟各國財政政策受到歐盟有關規定制約的情況下，過高的社會保障支出對財政的影響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第三，社會保障政策受到各國歷史傳統、文化背景、道德習慣、政治博弈等因素的制約，各國政府在改革過程中都采取了如履薄冰的謹慎態度，超國家協調則更加困難。
歐洲各國現存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國家對社會保障內容的理解也有差異。但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養老保障制度始終是歐盟各成員國在制定社會保障制度過程中重點關照的對象，養老制度整合的成效直接關系到歐盟社會保障一體化進程的成敗。
(二)歐洲社會保障模式簡析
回顧歷史，歐洲各國在不同的理念指導下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并相互影響、融合成兩大主要模式。一是由英國首創的“福利國家模式”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以瑞典為代表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這種社會保障模式以凱恩斯理論和貝弗里奇的“收人均等化理論”為基石，在全社會倡導“收人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系統化”，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完整的社會保障措施，大量社會保障經費在國家財政一般預算中予以安排(往往占社保基金總收人的40%以上)。相對而言，英國“福利國家模式”受到傳統自由主義影響，更加強調發揮私人積極性，社會保障措施全面但保障水平較低，而派生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受到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影響，保障水平相當之高。二是在德國形成的“社會保險模式”，在理論上奉行德國歷史學派和社會政策協會的“國家干預主義”，主張“人人為大家，大家為人人”的互助互幫原則，保障社會上大多數人不陷人貧困，充分保護私有財產，有效維持經濟發展的微觀動力，以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和勞動者基本生活的保障。在這種模式下，社會保障資金主要由雇主和雇員交納，國家財政投人較少(占社保基金總收人的20%左右)而主要給予政策性扶助。
(三)歐洲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既有實踐
在社會保障政策協調方面，歐盟及其前身歐共體已經在成員國之間達成了諸多共識，并出臺了相應的協調措施。1951年簽訂的《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就對特殊行業中勞工的工資水平、生活保障、工傷、失業補助以及再就業提出了超國家的指導性意見。1957年建立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設立了有關工人及公眾健康和保護的基本標準。同年通過的《建立歐洲共同體條約》明確提出要增加勞動者在共同體內的就業機會，建立歐洲社會基金，促進勞動者在共同體內的就業便利以及在地域、職業選擇方面的靈活性。1986年通過的《單一歐洲文件》中，社會政策被作為重要一節。1992年簽署通過的《馬斯特里赫條約》更進一步提出了“歐洲公民”的法律概念，要求成員國更大程度的協調社會政策，明確了對歐盟成員國公民權利進行保護的法律法規，規定歐洲公民享有自由遷徙和居住的權利，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從而成為迄今為止在最高層面上涉及到歐盟成員國社會保障協調問題的條約法規。然而，相對于快速推進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的社會一體化進程“走走停停”，在深度和廣度上明顯滯后。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仍然在歐盟各成員國的權限范圍之內，歐盟內部真正意義上的超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歐盟國家養老制度的現狀與挑戰
(一)歐盟國家養老金體系的財務安排與“可持續性危機”
1.歐盟國家養老金體系的財務安排
歐盟國家的養老制度各不相同，然而它們在養老金體系的財務安排方面卻有共同之處。首先，在籌資模式上，歐盟各國的養老金體系普遍采用了“現收現付制度”(pay as you go)。現收現付制側重維持養老保障基金的橫向平衡，對當年(或近年)需要支付的養老金總量加以精算，再根據“以支定收”的原則，將總金額按一定的繳費比例分攤到參與養老保險的社會單位和個人頭上。這種籌資方式的特點在于實現了代際之間的收人轉移，基金能夠實現收支平衡，運作成本小，抗通貨膨脹能力強，但受人口結構影響較大。第二，在給付水平的計算方面，歐盟國家普遍采用“給付確定制度”(definite benefit,db)，即以服務年限和職業生涯中的平均收入水平為基準，按照某種既定方式計算個人退休后每年可獲得的養老金數額。退休后，參保人每年可從養老基金中領取固定數額的養老金直至身故。這種制度下養老保障水平比較穩定，但卻能誘導人們偏向提前退休。
2.可持續性危機
歐盟各成員國現有養老金體系財務安排的設計始于二戰之后。半個多世紀以來，歐洲的經濟環境和人口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動，“現收現付”和“給付確定”的養老金體系財務安排愈發顯得力不從心，從而出現了歐盟國家養老基金人不敷出的所謂“財務可持續性危機”。
如果說，歐盟國家現有養老金體系的財務安排是引發財務可持續性危機的制度內生原因，則其外部原因乃是歐盟國家人口老齡化的加劇。一方面，歐盟國家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養老金精算結果顯示，歐盟人口最低的出生率應該維持在2. 1‰，然而這一比率早在70年代就已經下降為1. 7‰，至今仍沒有顯著的上升跡象。這一問題的后果是青壯年就業人數的相對不足，代際間轉移支付負擔沉重。另一方面，隨著醫療條件的改善，歐盟國家人口的期望壽命較戰后大大提高，而各國法定退休年齡的提高受到社會習慣限制，導致需要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斷加大。此外，戰后歐洲“嬰兒潮”一代即將陸續進人退休高峰，又在未來幾十年中給歐盟各國養老基金增加了不小的支付壓力。
為了應對日益凸顯的財務危機，歐盟各國相繼出臺了補救措施，但手段不外乎提高社會保障稅的收繳比例，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降低養老金的工資替代率即降低養老保障水平。但一方面，這些修補都屬于在原有財務安排框架下，對“參數”的“微調”，不能根本上應對老齡化、高齡化給養老基金帶來的支付危機。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對歐洲社會養老保障前途的研究中就曾指出，如果歐洲國家要想維持目前的養老金給付水平，工薪稅至少要提高50以上。另一方面，社會保障稅的收繳和養老金的發放直接關系到民眾的經濟利益，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激烈的政治競爭環境下，歐盟各國政府在對養老保障制度加以改革時都不免要放慢步伐，瞻前顧后，但仍無法避免以失敗告終的危險，比如中途夭折的法國改革。
(二)歐盟養老保障制度的國別差異與“便攜性難題”
1.歐盟養老保障制度的國別差異
盡管歐洲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千差萬別，但是我們仍可依照福利(或市場)取向的維度權重將他們劃分為三種類型:
(1)“福利型”國家。其共同特點是福利取向，包括瑞典、英國、挪威、丹麥等國。實行普遍的保障制度。全體居民和公民，以及達到一定居住年限的僑民，不論其有無收人和是否就業，均可享受特定的現金補助和免費服務，現金由政府財政撥款。所有居民，只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均可申請社會保障金和津貼;提供全面的保障項目。國家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涉及生育、疾病、工傷、失業、殘疾、老年等，還包括家屬津貼及住房方面的福利，人們在整個生命期間都可能從福利制度中受益;政府在福利制度中發揮主體作用。在經費的來源上，強調國家的責任。基本上都通過一般稅來支付，某些保險項目由財政提供補貼，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或者是承擔了支出方面的責任，或者通過稅收減免的方式提供待遇。在組織意義上，福利制度完全由政府機構及公共雇員運作，社會組織在社會保障管理中起的作用不大。
(2)“西歐大陸型”。其共同特點是:收人關聯社會保險占中心地位，福利取向較弱。西歐國家及部分中歐國家均屬此種類型。這種類型特點有三:一是保險費來源，以雇員和雇主為主，國家財政輔助;二是把市場配置資源放在第一位，初次分配體現效率，再次分配，通過對高收人者課以累進稅率，體現公平;三是政府實行宏觀調控，不直接操作保障事務。
(3)中東歐“國家保障型”。主要是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東歐及部分中歐、前蘇聯國家。
中東歐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經濟關系過早地自由化和行政控制的削弱使社會財富發生無原則的再分配，造成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和貧困化階層擴大。如此種種的社會問題，迫切需要在經濟轉軌和私有化進程中，國家必須根據本國財力實行帶有強制性的、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企業不再負擔職工的住房、醫藥等費用，只負擔檢查和住院治療費;私有化后的原國有企業向國家上交一定股份或工資，作為國家實行社會保障制度的物質基礎。各國做法不完全相同。例如，波蘭規定，納人“大眾私有化”的國有企業必須將其25%的股份交給國家，用于建立社會保障基金。在保加利亞國有企業私有化后，必須向政府交納該企業工資總額的35%作為社會保障基金、7%作為失業保險金。退休、失業者和社會弱者在社會保障機構領取退休金和各種保障金，由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因而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有限，保障項目、保障范圍也受到制約。這些國家雖然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沒有達到高度社會化的水平，但他們擺脫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和企業統包的體制，社會福利已與企業脫鉤，實行社會保障基金制。
以上三種社會保障制度類型都曾經而且正在對各成員國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穩定和社會的進步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但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一步推進，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三、養老保障改革實踐
隨著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差異較大的養老保障預算基金體系成為統一貨幣及財政體系核算的重要障礙，所以養老保障被提上議事日程。與此同時，在諸如移民福利、地區開發以及醫療保健等社會政策方面的合作也日漸加強.
1992年通過的《馬斯特里赫條約》規定實行統一貨幣的前提條件是各國控制財政赤字，各國的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因此眾多歐盟成員國試圖通過消減養老保障支出，維持財政平衡(colin gillion,2002)。歐盟委員會也著力于督促各國進行養老保障改革。面對財務可持續性危機和養老金便攜性難題，歐盟各成員國在養老保障改革方面開展了一系列實踐。
(一)靈活退休制度
在退休年齡的規定方面，開始引入靈活的退休制度。keenay的研究指出，在人口老齡化的壓力下，歐盟國家通過減少老齡工人的經濟活動參與率來降低失業率的政策至多是短期政策，不僅不能提高年輕人的就業率，相反還會增加養老金支出的負擔(keenay,2003)。這一點，已經被有關國家既有的實踐所證明。基于這個判斷，目前歐盟開始轉而鼓勵推遲退休年齡，實行靈活的退休制度(flexible retirement)，并制定了2010年老齡工人就業率目標。在具體實踐層面，奧地利早在1993年就引人了“部分養老金”計劃，55到60歲的女性和60到65歲的男性可以減少一半的工作時間，同時獲得50%的養老金。德國的退休年齡將在2012年前逐步提高到65歲，并且引人“部分退休選擇權”，鼓勵退休者參加半日制等部分時間工作。這些措施改變了以往對退休年齡的硬性規定，鼓勵有能力的高齡勞動者參與就業，從而降低了養老基金的支付壓力(queisser,1996 )。采用了類似制度的還有比利時、法國、荷蘭等國家。
(二)多支柱的養老金體系
面對人口結構老齡化、高齡化的現實情況，為了緩解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促進私人承擔更多的養老責任，世界銀行倡導在公共養老金計劃之外建立強制、私人管理和基金積累的第二支柱，并鼓勵實施多支柱。據2003年統計，近1/3的歐盟國家實現了部分養老保障私營化。在丹麥、愛爾蘭、荷蘭等國家，雇主提供的養老金被強制化，國家社會保障制度只提供最低退休生活保障。英國、德國、西班牙等國也形成了基本保險加補充保險的兩支柱體制。
(三)名義賬戶的引人
名義賬戶(nomi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是指在名義上建立繳費確定(definite cost, dc)的完全積累個人賬戶，而在融資方面仍然使用現收現付制度。這種制度具有給付確定制度(db)的特點，又融合了繳費確定(dc)的優勢，是一種完全積累制與現收現付制的混合體。引人名義賬戶后，養老保險參保者可以擁有一個帶息的繳費賬戶，但賬戶的余額始終是名義上的。當參保者退休時，將名義賬戶的余額年金化，退休者得到相應養老金。在支付水平上對完全積累制的“模仿”，解決了養老基金的財務可持續性危機，在融資上采用現收現付制，又避免了向完全積累制轉型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從業者跨國轉換工作時，原工作國家可以將其個人養老金名義賬戶中的余額支付給就業目標國家，個人福利不受影響，對兩個國家來說也是公平的，從而很好的實現了養老金的“跨國攜帶”。這種名義賬戶制度，從1995年起被瑞典、拉托維亞等國采用，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引起了各方的關注。歐盟委員會開展了對名義賬戶制度的研究工作，并將其作為養老金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推薦給各個成員國。
(四)預籌基金
面對日益嚴峻的財務狀況，在歐盟各國積極推進養老金改革的同時，養老基金的運行也積累了一定的風險。為了增強各國養老基金的抗風險能力，歐盟委員會在2002年對歐盟國際養老金制度進行了評估之后，向其成員國和候選成員國推薦建立“預籌基金”。所謂預籌基金，就是在“以支定收”的基礎上，再多收繳一部分費用，從而形成一個用于投資的基金，以便應對潛在的支付危機。
關鍵詞：亞洲貨幣單位；貨幣一體化；貨幣籃子；名義匯率合作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表明亞洲國家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開經濟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風險，這促使區域內貨幣當局們商議推進一個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以穩定雙邊匯率、加強貨幣政策合作。危機后大多數受沖擊國家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考慮到區域內貿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潛在的競爭性貶值引起的經濟溢出效應，在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為媒介的市場推動下，加強匯率政策的協調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探討亞洲區域內匯率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本文使用ASEAN+3區域內六種貨幣的月平均名義匯率數據，包括印尼盾（idr）、馬來西亞林吉特（myr）、菲律賓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銖（thb）和韓元（krw），使用SVAR模型識別這些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AMU、美元和歐元匯率波動解釋。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僅僅關注主要貨幣的傳統模型。實證結果支持亞洲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盯住AMU穩定其匯率的假說，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這一特點更為顯著，通過盯住美元實現穩定已經不是這些國家的最優選擇。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對于地區貨幣匯率的考察主要從匯率聯動和匯率合作兩個方面展開。
匯率聯動方面，許多學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劉剛（2013）分階段實證發現金融危機后東亞仍舊是事實上的美元區，美元的地位仍難以撼動，但人民幣對部分東亞貨幣的影響力已超過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發現人民幣對于東亞匯率變動的影響很有限，除在極短期內外人民幣在東亞匯率決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論文在MGARCH框架下運用Engle的動態條件相關系數模型，來估算時變的條件相關性。如Bong-Han Kim等（2013）發現，21世紀頭十年的后半期，五種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的關聯性下降，甚至是負的動態條件相關，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識別出國際資本市場驅使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關聯性下降的兩個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學者們關注區域內的匯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個亞洲國家及地區盯住一個共同的籃子貨幣，該籃子由美元、日元和歐元構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議使用亞洲貨幣單位來監測亞洲的匯率政策，穩定有效匯率。在比較各貨幣相對AMU的偏離指標后，他們發現其中存在不吻合現象，并將此理解為非協調的匯率政策的表現。Eichengreen（2006）認為與歐洲貨幣單位（ECU）和歐洲貨幣體系（EMS）相似，AMU能夠起到官方協調作用。
三、模型與方法
（一）交叉匯率模型的構建
Frankel&Wei（1994）開創了識別主要國際貨幣在隱含籃子貨幣中權重的方法，評估了日元、德國馬克和美元的匯率變動對于亞洲地區匯率變動的影響程度，他們的計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為各貨幣對瑞士法郎匯率的自然對數的一階差分，β的估計值表明各貨幣在隱含籃子中所占的權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歸進行的研究大多僅關注主要的國際貨幣，忽視了亞洲貨幣的影響，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當將AMU引入（1）式后，OLS估計結果將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帶約束的SVAR模型解決內生性偏誤和共線性問題。SVAR考慮了各內生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系，規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結果對內生變量排序的敏感性。通過對如下的模型進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擬外部貨幣和AMU的沖擊效應，從而發現其變動在各亞洲貨幣變動中分別所占份額（即隱含權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為向量矩陣（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個4*4矩陣，Ф0是常數矩陣，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貨幣（usd，eur，amu）在各國隱含貨幣籃子（EAi）中的相對權重。
本文數據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義匯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為計價貨幣。雙邊匯率數據來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數據來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結構變動檢驗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結構變動模型（Bai&Perron，1998，2003）內生估計亞洲各國匯率制度發生變動的時點。使用完全結構變動模型，考慮如下回歸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為因變量，zt（q*1）為協變量矩陣，δj（j=1，…，m+1）是相對應的系數矩陣，ut為誤差項，Tj為斷點處，得到結構變動檢驗結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亞洲國家貨幣匯率分別在Sequential檢驗、LWZ檢驗和BIC檢驗下存在的斷點個數；TiS、TiL，B（i=1，2，3，4，5）分別給出了Sequential檢驗下和LWZ檢驗、BIC檢驗下第i個斷點出現的時期。 檢測發現大多數國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別存在斷點。2006年的斷點可能與中國政府宣布采取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制度有關，而2010年左右的斷點可能與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逐漸平息后亞洲國家匯率調整有關。根據斷點情況，本文將樣本期分為三個子區間：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進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對匯率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階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據AIC準則選擇最優滯后階數，所有國家在第一期滯后階數為1，在后兩期滯后階數為3。VAR結果都通過了平穩性檢驗，下面建立SVAR模型。為使貨幣籃子中各貨幣結構沖擊正規化為1，假設各亞洲貨幣面臨自身沖擊時的脈沖響應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順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設美元和歐元不受同時期AMU的沖擊。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給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預測誤差方差分解結果。表中數據是12個月的預測方差分解結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結構性沖擊分別對亞洲各國貨幣匯率變動的貢獻率。
首先觀察第一個時期的估計結果。總體而言，amu的貢獻率比較低（除印尼和韓國），對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分別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國家內在貨幣籃子中主要的錨貨幣。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大多亞洲國家積極采取措施應對危機，其中措施之一是放棄嚴格盯住美元。然而，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在危機平息之后，這些國家重新對美元實行軟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認為亞洲國家回歸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實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國際貿易，又有助于錨定區域內和國內價格水平。
第二時期的估計結果發生很大變化。amu匯率波動對亞洲貨幣匯率方差的解釋能力都高于10%，總體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家，amu沖擊的貢獻度顯著高于第一時期的份額。而在印度尼西亞和韓國，amu的份額較為穩定，仍然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這些證據表明亞洲貨幣正從事實上盯住美元開始轉向盯住貨幣籃子，并且這一籃子中亞洲貨幣和歐元的比重不斷變大。雖然亞洲國家貨幣匯率波動絕大部分仍然由美元匯率波動造成，2006年起各國逐漸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時期，所有國家（除了印度尼西亞）的美元貢獻度都有所降低，菲律賓和韓國約下降了40%，馬來西亞約下降了30%，新加坡約下降了20%，泰國約下降了10%。這一階段貨幣籃子中三種貨幣的表現可能與多種因素相關。首先，這一時期前段，正是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官方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開始發揮實際效力的階段。區域內各國受到網絡外部性的影響，將會總體上呈現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這一時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及危機持續影響時期。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體系的脆弱性，驅使各亞洲國家調整匯率安排，積極處理危機對國內貨幣體系和對外貿易帶來的不利影響。
最后分析第三時期的估計結果。第三時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危機的影響已逐漸散去。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美元波動對亞洲貨幣方差的解釋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復到第一時期水平。這與其他學者關于1997-1998金融危機平息后亞洲國家回歸美元軟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可能與美元長久以來占據重要地位的慣性作用相關。
五、結論
本文通過方差分解可以發現，與歐元沖擊和AMU沖擊相比，美元變動在三個時期內對亞洲貨幣都擁有絕對影響力。然而，結果也顯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間，平均而言美元對亞洲國家匯率變動的貢獻率由大約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額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慮印尼）。這些結果都表明這一時期內，亞洲國家不再單一盯住美元，開始嘗試在亞洲貨幣占相當份額的貨幣籃子體系下進行匯率合作。
根據此實證結果，這些亞洲國家都開始實行事實上的貨幣籃子體系，并且區域內貨幣在貨幣籃子中占據不可忽視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認為一籃子盯住制更適合亞洲國家，并且1997-1998危機后美元權重長期高于其理論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這一期間內亞洲匯率的變動情況似乎證實了這些觀點。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議，加強亞洲區域內匯率合作的一個方向可以是使各國貨幣與AMU保持穩定聯系。通過這樣循序漸進的努力，推動未來亞洲貨幣一體化向縱深方向發展。（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
參考文獻：
[1] Bong-Han Kim， Hyeongwoo Kim， Hong-Ghi Min. Reassessing the Link between the Japanese Yen and Emerging Asian Currenc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13（33）：306-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