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銀行證券投資策略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公允價值會計；相關性與可靠性；金融工具；銀行監管

中圖分類號：F23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5-0061－07

無論美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還是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正不斷地從傳統的歷史成本會計向公允價值會計轉變。公允價值的運用無論是在會計理論界與實務界之間，還是在會計準則制定者與相關監管機構之間，都引起激烈的爭論。會計準則制定者與資本市場監管機構極力支持采用公允價值，而銀行界及其監管機構強烈反對采用公允價值，因而雙方各持其詞，為雙方的立場尋求合理的解釋與理論支持。為此，很多會計學者以受公允價值會計影響最大的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檢驗了公允價值的一系列假設，為公允價值的運用提供了經驗證據。本文將對國外關于公允價值的爭論焦點及其實證研究進行歸納和總結，希望能對國內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并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者在考慮采用公允價值時提供借鑒。

一、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相關性和可靠性檢驗

關于公允價值的爭論基本上圍繞著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與可靠性而展開。幾乎沒有人會懷疑公允價值信息的相關性，因為歷史成本信息是基于資產取得或負債發生當時的市場價格，而公允價值是基于現行的市場價格。公允價值反映了現行市場條件的影響，而公允價值的變化反映了市場條件變化的影響。相反，歷史成本信息僅僅反映了交易發生時的市場條件的影響，而價格變化的影響只是在它們實現時才予以反映。由于公允價值體現了現行市場條件及其預期變化的現時信息，因而比歷史成本能提供更好的預測基礎。為此，許多會計學者試圖為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提供經驗證據。

Barth(1994)以美國銀行二十年的有關數據為樣本，采用估價模型和收益資本化模型檢驗了證券投資公允價值信息以及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與相對應的歷史成本信息相比，是否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其檢驗結果表明，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相比于其歷史成本信息具有增量信息含量，而且歷史成本信息相比于公允價值信息并不具有顯著的增量信息含量；但對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的發現則完全相反，公允價值相對于歷史成本的增量信息含量的顯著性取決于估計模型的設定，在有些設定下，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投資收益并沒有顯著的增量信息含量，而歷史成本下的投資收益相對于公允價值總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因此，盡管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估計對于投資者在估價銀行股票來說是相關的并且是可靠的，但是，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并不如此。對此，Barth做出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盡管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存在的估計誤差很小，以致使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存在價值相關性，但是，當采用連續兩年的公允價值來計算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投資收益時，兩年的估計誤差結合起來所產生的影響會使證券投資基于公允價值的投資收益變得不再具有增量信息含量；另一種解釋為，證券投資的投資收益可能被其他資產和負債的未實現損益(比如，套期活動中的被套期工具)所抵消。Barth所作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第一種解釋比第二種更為可信。

AhmedandTakeda(1995)以152家美國銀行為樣本，檢驗了證券投資的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是否捕捉了其他資產和負債因利率變化所引起來的沖銷影響，并且還檢驗于證券投資的已實現投資收益是否受到管理當局操縱利潤及其監管資本激勵的影響。檢驗結果表明，表內其他資產和負債的利率敏感程度不僅顯著地影響銀行股票的回報率，而且如果把其納入模型中作為解釋變量時，也會使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達到顯著水平，這與Barth(1994)關于未實現投資收益的估價影響并不顯著的第二個解釋是一致的。其次，他們的檢驗結果還表明，已實現投資收益的回歸系數在正常時期顯著為正，但是，當銀行處于較低的資產會計回報率或較低的資本充足率時期(在確認這些投資收益之前)時，已實現投資收益的回歸系數顯著性地較低，該結果即使在控制稅收籌劃的影響之后仍然存在，該發現與關于投資者在對已實現投資收益估價時會考慮銀行管理當局操縱利潤和監管資本的動機的觀點是一致的。

Nelson(1996)以美國200家最大商業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期間所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為樣本，檢驗了銀行權益市值與按SFAS 1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之間的相關性，發現只有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才具有價值相關性，而貸款、存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的差異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但是，在控制凈資產回報率(ROE)和賬面價值增長率之后，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不再具有相關性。

Eccher，Ramesh and Thiagarajan(1996)以美國上市銀行1992年與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信息是否具有價值相關性。他們發現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在控制了其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之后仍具價值相關性，但披露的其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信息的信息含量卻并不明朗。他們發現，盡管人們擔心貸款估價可能存在人為的計量誤差，但凈貸款的公允價值披露還是具有價值相關性，只是與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相比，其價值相關性要弱，該發現表明盡管非流通資產的計量誤差比流通資產的計量誤差要大得多，但并不像公允價值會計批評者所擔心的那么嚴重。他們還發現，盡管銀行長期債務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但其回歸系數具有未預期的符號；銀行吸納的存款與表外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另外，他們還檢驗了公允價值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與歷史成本信息相互替代或相互補充。1992年樣本數據的檢驗結果表明，公允價值信息披露與歷史成本信息披露相互具有增量的價值相關性，但是，1993年樣本數據的檢驗結果表明，除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外，其他公允價值信息披露都不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從總體上看，他們的結果表明，SFASl05與SFAS 107所要求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使得財務報表成為能提供更為廣泛的價值相關信息的來源，其結果還表明，歷史成本與公允價值相比，能在絕對量和增量上提供更多的價值相關的信息。既然轉向公允價值會計可能會消除一些價值相關的歷史成本信息，因此，他們的檢驗結果對于正在為銀行評估這兩種會計計量方式的會計準則

制定者和銀行監管機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Eccher，RameshandThiagarajan(1996)的檢驗結果后，發現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偏離了投資者對金融資產與負債的市場價值的估計，由此認為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程序與方法低估了所持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而高估了所承擔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

Barth，BeaverandLandsman(1996)以136家美國銀行從1992年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SFASl07所要求披露的公允價值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結果發現證券投資、貸款與長期債務的公允價值估計都具有價值相關性，但銀行吸納的存款與表外項目的公允價值信息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他們針對Eccher，Rameshand Thiagarajan(1996)與Nelson(1996)的檢驗結果，特別關注了銀行貸款公允價值信息的信息含量問題。與先前的檢驗結果相反，他們的結果始終表明，貸款的公允價值信息總具有增量信息含量，但貸款的公允價值估計并沒有完全反映貸款的違約風險與利率風險。另外，他們還發現當銀行監管資本更高時，貸款公允價值估計的價值相關性更強。

Venkatachalam(1996)以99家美國銀行從1993年至1994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銀行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價值相關性，其檢驗結果表明，在控制了銀行所有表內資產和負債項目公允價值信息的影響之后，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仍具有價值相關性，該結果與先前研究得出的關于表外項目價值相關性的經驗證據完全相反。另外，他還發現表外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與其名義價值信息相互具有增量信息含量。

KhuranaandKim(2003)以美國銀行從1995年至1998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公允價值是否比歷史成本具有更強的信息含量。他們的檢驗結果表明，金融工具的歷史成本信息與股票價值的關聯度與其公允價值信息與股票價值的關聯度并投有什么區別，但是，對于那些規模較小的和那些信息環境不夠透明的銀行樣本來說，歷史成本比公允價值具有更強的信息含量。進一步的研究表明，造成該結果的原因是受銀行貸款與存款歷史成本信息的影響。由于貸款與存款并不能像證券投資那樣能在完善的活躍市場上流通轉讓，因而在對這些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進行估計時，其估價方法以及估價所依據的假設存在更多的主觀判斷；相反，由于可供出售的證券投資能在完善的活躍市場上進行交易，具有可觀察的市場價格，所以其公允價值信息比歷史成本信息具有更強的價值相關性。從總體上看，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當以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確定公允價值時，所估計的公允價值更具有價值相關性，而當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并不存在時，其估計的公允價值信息缺乏價值相關性。

由于銀行大多數貸款期限長，并缺乏流通轉讓的市場價格，所以銀行管理當局對貸款公允價值的估計比對其他大多數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估計具有較強的操縱能力。為此，Nissin(2003)分別以美國157家銀行的1994年相關數據和155家銀行的1995年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貸款公允價值估計與影響銀行管理當局做出高估公允價值決策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以提供貸款公允價值估計可靠性的證據。其檢驗結果表明，銀行高估貸款公允價值的程度是與銀行監管資本、資產成長性以及貸款的流動性和賬面價值總額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而與信用損失比率的變化成正向的相關關系，從而證實了銀行管理當局確實操縱了公允價值的估計，并且這種操縱的方向和程度是可預測的。

從上述經驗證據來看，盡管他們的檢驗結果并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結果，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首先，經驗證據表明，盡管公允價值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但并不意味著歷史成本就完全失去了其全部的價值相關性，因此，簡單要求企業把公允價值作為財務報表的主要計量屬性，并不一定會提高會計信息的有用性。其次，大多數經驗證據表明，銀行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具有信息含量，而貸款、長期債務與表外金融工具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并不具有價值相關性，大多數學者把其歸因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問題。當以客觀的市場交易價格作為公允價值估計的基礎時，其可靠性就高，從而其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就具有價值相關性；而當金融工具并不存在活躍的交易市場時，依靠估價模型與相關假設所估計出的公允價值信息對于投資者來說并不具有信息含量。因此，公允價值會計模式的成敗關鍵在于公允價值估計的可靠性。

二、頒布與實施大量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所引起的市場反應的檢驗

市場事件研究認為，會計規則的變化與股價變動不相關，除非采用這種變化后的會計規則引起了實際的經濟后果(比如現金流量)。如果假定市場投資者對某特定交易熟知所有可能的會計規則，如果他們能獲知當前對現行會計規則的批評以及會計準則制定者對這些批評的回應等相關信息，那么他們會修訂他們的先前預期，并會估計出會計規則變化所帶來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對某類企業所產生的成本或收益會導致企業現金流量的完全變化，則這種新信息會導致實際的經濟后果。因而，公允價值會計的新信息也會導致實際的經濟后果，因為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準則的頒布與實施會引起金融機構資產和負債管理策略的變化以及銀行監管機構實施的監管于預概率的變化等等，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引起銀行預期現金流量的變化，進而影響股東財富。為此，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與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分別檢驗了美國FASBSFAS 105、107與115對銀行股價的影響，以反映資本市場投資者如何對公允價值會計做出反應。

Cornett，Rezaee and Tehranian(1996)以美國416家銀行從1989年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與公允價值相關的23件事件對金融機構股價的影響。其檢驗結果表明，在選擇的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23件事件中，有7件事件產生了顯著的負面股價反應，并且這7件事件向資本市場傳遞了采用公允價值的概率會增加的信息，而5件事件產生了顯著的正面股價反應，并且這5件事件向市場傳遞了采用公允價值的概率會降低的信息，因此，市場投資者認為公允價值會計的實施會對商業銀行價值產生不利影響。另外，他們還發現，對事件的股價反應程度的大小是與銀行核心資本比率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而與投資組合賬面價值占總資產的比例以及投資組合市場價值與其賬面價值之差占總資產的比例呈現出正向的相關關系。

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以

美國195家上市銀行和94家上市保險公司從1990至1993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采用SFAS115所引起的未實現證券投資利得與損失發生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對于某些財務報表使用者來說是否至關重要。他們假定股價反應會揭示這種變化，為此，他們比較了由于法律限制而預期會對監管產生影響的銀行股價反應與預期不會對監管產生影響的保險公司的股價反應。他們發現，銀行對于預期采用SFASll5可能性增大的一系列事件呈現出負面的市場反應，而保險公司則沒有發現有顯著的市場反應，該發現證實了關于SFAS 115所引起的從披露到確認的變化對于銀行監管機構來說是非常重要，而對其他利益相關者不重要的觀點。其次，他們還發現，對于那些可能會增加按公允價值計量與投資證券在期限相匹配的負債的可能性的事件，銀行呈現出正面的市場反應，從而支持了銀行及其監管機構關于混合公允價值會計(partial fair value ac－countmg)會降低銀行權益準確性的論斷。另外，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那些證券投資交易越頻繁的，投資期限越長，對市場利率變化套期越充分的銀行，受到該準則負面影響的程度越深。Lys(1996)在重新分析了 Cornett，Razaee and Tehranian(1996)與Beatty，Chamberlain and Magliolo(1996)””的經驗證據后認為，會計準則公告所引起來的這些股價反應是由于準則變化所導致的銀行監管變化所引來的，而不是由SFAS 115使得債務契約變得更具有約束性而引來的。

上述經驗證據表明，資本市場投資者認為公允價值會計會對銀行及其監管產生重大影響，所以對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準則的頒布與實施做出了充分的反應，因此，會計準則制定者在考慮頒布與實施有關公允價值會計的會計準則時，應充分考慮這些準則對資本市場的影響，特別要考慮對銀行業的沖擊。

三、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收益、資本以及銀行監管的影響檢驗

由于公允價值會計不僅反映了銀行的特有狀況，而且還反映了一般的市場狀況，所以公允價值會計的批評者擔心，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會對銀行業及其金融體系產生不利的影響。他們認為，首先，基于公允價值的銀行收益會比在歷史成本下的收益更具有波動性。由于引起的波動性并不能反映銀行經營的內在經濟波動性，所以會導致資本分配的無效率，并且投資者會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進而提高了銀行的資本成本；其次，采用公允價值會計，可能會使銀行違反資本監管要求的可能性增大，從而導致過多的監管于預，或者會使銀行管理當局采取減少監管干預風險的不當行為；最后，對于持有至期的債券投資而言，合同現金流量是固定的，這些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化對估價銀行權益來說是不相關的，所以這種變化不應成為銀行收益的一部分。為此，許多會計學者對公允價值批評者的理由尋找經驗證據。

Barth，Landsman，and Wahlen(1995)以137家美國銀行在1971年至1990年財務報告數據為樣本，對公允價值會計批評者的擔心進行了實證檢驗。他們發現，首先，對證券投資的利得與損失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所得到的銀行收益確實比基于歷史成本的收益具有更大的波動性，但是，銀行股價并沒有反映這種增加的波動性，證實了投資者并不把基于公允價值的收益波動性當作一種比基于歷史成本收益波動性更好的替代變量，因此，這種增加的收益波動性并不一定反映銀行經濟風險的增加；其次，如果在樣本期間采用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信息來確定銀行監管資本的話，與歷史成本相比，銀行會更頻繁地違反資本監管要求。盡管在公允價值會計下所發生的違反情況更有助于預測未來違反監管資本的發生，但與公允價值會計相關的監管風險的潛在增加，并沒有反映在銀行股價中。他們把其解釋為，投資者可能相信，如果資本監管要求由公允價值會計來決定，銀行監管機構可能會改變其監管策略，以考慮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之間的收益差異所造成的不同影響；最后，引起證券投資公允價值變化的利率變化通過對利息收入的收益乘數反映在銀行股價中，表明市場利率的波動對于估價銀行權益是相關的。因此，從總體上看，銀行界關于證券投資公允價值會計的擔心并沒有得到實證檢驗。

按丹麥金融監管機構所設定的會計要求，丹麥銀行編制其財務報表的方式非常接近全面公允價值會計模式，并且銀行監管也接近了這種模式。具體來說，對于具有市場流通性的金融工具，按市場價值予以確認；對于非流通性的工具，采用計提準備的方式，以彌補因信用質量惡化或利率變動而引起的預期損失。為此，Bernard，Merton and Palepu(1995)檢驗了公允價值會計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丹麥銀行收益與資本的波動性。他們發現，公允價值的調整從整體上確實會引起丹麥銀行收益與資本波動性的增加。

Yonetani and Katsuo(1998)采用與Barth，LandsmanandWahlen(1995)類似的方法，以87家日本銀行的1988年至1996年度數據為樣本，檢驗了公允價值會計是如何影響銀行收益的波動性，以及這種相對于歷史成本會計的增量波動性是否會反映在股價中，并且他們還檢驗了由公允價值會計所引起的監管風險的增加是否也會反映在股價中。結果發現，基于證券投資公允價值的銀行收益，比基于證券投資歷史成本的收益，產生的波動性更大，但是，提供的經驗證據并不支持關于公允價值會計引起的銀行收益更大的波動會使投資者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從而提高了銀行資金成本的推斷。另外，還發現，投資者在對資本充足率較低的銀行股票定價時，公允價值引起的相對于歷史成本的收益增量波動性也被當作一種風險，因而對資本監管要求所采用的會計公式的選擇就顯得十分重要。

Hodder，Hopkins and Wahlen(2003)[1bJ以206家美國銀行在1995年至2000年的財務報告為樣本，計算了凈收益、綜合收益(包括部分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和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包括所有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化)這三種替代收益指標的波動程度，并檢驗了這些不同波動程度指標的風險相關性(risk―relevance)。他們發現，對于平均每家銀行而言，綜合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2倍，而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是凈收益的5倍；衡量銀行利率風險的長期利率貝他系數與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的相關程度，比與凈收益或綜合收益的波動程度的相關程度更高。并且還發現，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相比于凈收益和綜合收益的增量波動程度，與銀行股價呈現出負向的相關關系，意味著全面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向資本市場傳遞了增量的風險因素。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全面的公允價值收益的波動程度更能反映銀行的內在風險，并與資

本市場在對銀行股票定價所要考慮的風險更為相關。

Burkhardtand Strausz(2004)假定銀行從歷史成本轉向公允價值會計會減少市場投資者與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對公允價值與歷史成本對銀行的投資行為、違約風險、投資價值和監管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公允價值會計會增加了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并且會強化負債的道德風險，因此，更需要對銀行加強監管，并且，如果負債率非常高的銀行從歷史成本轉向公允價值，則會增加銀行違約的概率，并會減少社會福利。

從這部分經驗證據來看，采用公允價值會計確實會引起銀行收益及其資本波動性的增加，但是，當前投資者并不認可波動性的增加是向資本市場傳遞銀行增量風險的信號，其中的緣由可能是各國監管機構并沒有把公允價值引起的損益變化納入到資本充足率中去。如果各國監管機構最終接受公允價值會計，納入銀行資本監管要求中，則公允價值確實會增加銀行的監管風險。四、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投資組合的影響檢驗

美國FASB于1993年了SFAS 115《對某些債務性及權益性證券投資的會計處理》，該準則擴大了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證券范圍，對部分金融資產采用公允價值，而金融負債仍沿用歷史成本(即為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在此之前，銀行的許多證券投資采用歷史成本進行確認，而對其公允價值要求進行披露。SFAS 115的頒布與實施引起極大的爭議。其批評者認為，如果會計上按公允價值所確認的金額被當作監管資本，則公允價值從披露到確認的根本變化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經濟狀況。由于銀行是采用一種有機整體的方式來管理其資產和負債的，而并不是單獨對資產或負債進行管理，并在實務中銀行經常會運用套期保值活動來控制其所承擔的各項風險，所以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忽略了證券投資公允價值的波動能被套期項目公允價值的變化而抵消的事實，從而會引起銀行收益及其資本的不必要波動。而且，銀行為試圖減少這種模式所帶來的銀行收益及其資本不必要波動性而所做出的努力，會導致銀行投資組合政策的變化，比如證券投資比例的下降，投資期限的減少等。另外，銀行界還認為，混合公允價值模式并沒有消除管理當局操縱財務報表的機會。

ErnstandYoung(1993，1994)先后做了兩次問卷調查。在首次問卷調查中，超過一半的回復者認為，如果他們采用SFASll5，他們會改變他們的投資行為。在隨后的第二次問卷調查中，60％的回復者宣稱，由于采用SFAS 115的影響，他們實際上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投資策略。在首次問卷調查中，有超過95％的回復者宣稱他們會縮短債務證券投資的期限，大約40％的回復者認為他們會增加套期活動，另外，還有一些回答者認為他們可能會減少證券投資的比例。在隨后的第二次問卷調查中，回復者說他們已經縮短了投資組合的期限，并減少了抵押證券和抵押衍生金融工具的持有比例，而那些宣稱會增加套期活動的人降至為10％。

Beatty(1995)以369家美國銀行從1993年第二季度至1994年第一季度的投資組合數據為樣本，檢驗了銀行試圖減少報告權益的波動性而作出的努力是否會影響到證券投資資產的比例、證券投資的期限以及歸類為可供出售組合的證券的比例。其結果證實了銀行界以及監管機構對采用SFAS115的影響的擔憂，他們發現，在SFAS 115實施期間銀行所持的證券投資的比例下降了，期限縮短了，并且當銀行平均杠桿率和權益的平均回報率下降時，其歸為可供出售類的證券所持比例會下降，這些都說明了對采用SFAS 115所引起的銀行權益波動的擔憂導致了銀行投資組合管理實務的變化。他們的結果還表明，在SFAS 115下，銀行的投資組合管理實務受到減少報告權益波動性與保持影響銀行收益的彈性的雙重目的的影響。

RezaeeandLee(1995)為了檢驗混合公允價值會計(SFASll5被視為混合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業的影響，對美國500家銀行的CFO進行一項調查研究，其結果表明，CFO對逐步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所引起的財務和管理方面的影響的共同感覺呈現出消極的態度。

Carey(1995)認為，由于混合公允價值會計只要求對證券采用公允價值，而負債的會計處理并投有發生變化，所以它與歷史成本會計一樣會使銀行資本計量不當，并以美國銀行從1984年至1989年的相關數據為基礎，采用銀行失敗預測模型為混合公允價值會計所產生的影響提供了經驗證據，其檢驗結果表明，這種新會計模式并不會減少銀行失敗的比率，并且還有證據表明，該模式所帶來的凈收益非常小，其方向具有不確定性。

DeMarzoandDuffle(1995)認為，企業管理當局十分關心他們套期活動的會計后果，因而這些結果勢必會影響他們是否采用套期工具以及選擇什么樣的套期工具，他們證明了風險最小(完全套期)是在套期活動不被披露時的均衡政策，但是，如果要求披露套期活動的話，最終的均衡是管理當局不參與套期活動。

Ivancevich，Coccoand lvancevich(1996)證明了金融工具劃分類別的差異能對如每股收益、債務權益比例和流動比例等主要財務比率產生影響，而這些財務比率對于投資和信貸決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采用IAS 39可能會導致公司之間信息的不可比性問題，盡管這些公司可能持有相同的金融工具。

以上經驗證據表明，公允價值會計，特別是混合的公允價值會計，確實改變了商業銀行的投資組合管理實務。如果他們所證實的銀行投資組合管理實務的變化持續存在下去，這對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

五、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