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02 09:43:1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外文研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國內研究概況
目前，我們可搜集到的中國研究者與茶愛好者完成的圖書與著作有3000余種(包括茶具類)。通過“讀秀”搜索引擎，以“茶”為標題關鍵字，可得到1832種圖書(截至2011年3月22日)，說明多于一半的圖書被一些學術引擎納入其中，促進了傳播與利用，但也有少數仍處于沉默狀態。總體而言，這些圖書可分為以下類別:綜合茶文化類(如《茶海之夢足痕心跡:茶文化、茶生態、茶經濟研究》，張順高、梁鳳銘著，2007)、茶的種植加工類(如《種茶和制茶》，劉佩娥等編，1983)、茶貿易類(如《官營茶馬貿易研究》，王曉燕著，2004)、經營管理類(如《茶業經營管理》，姜愛芹編著，2005)、茶道茶藝類(如《非常茶非常道》，林清玄著，2008)、茶具類(如《圖說茶具》，唐譯主編，2009)、養生保健類(如《中國茶與養生保健》，朱永興、張友炯、黃永生編著，2008)、工具書辭典類(如《中國茶典》，中國茶典編委會編，1995)、小說散文類(如《國茶恩仇記》，趙宗琳著，2007)、人物介紹類(如《回甘人生:世界茶王李瑞河傳奇》，蔡慧菁著，2003)、茶館文化類(如《中國茶館的流變與未來走向》，劉清榮著，2007)、茶馬古道類(如《茶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木霽弘著，2003)、古代典籍介紹、翻譯與選讀類(如《中國茶文化典籍選讀》，陳文華主編，2008)、生活哲學類(如《一杯茶的生活哲學》，池宗憲著，2005)等等幾大類。
從交叉學科的視角開展的研究涉及到了美學、管理學、營銷學、經濟學、貿易學、生物化學、文化學等諸多方面。主要的代表作品有:《中國茶美學研究:唐宋茶美學思想與當代茶美學建設》(朱海燕著，2009)、《茶葉生物化學》(宛曉春主編，2003)、《茶業經濟學》(楊江帆主編，2010)、《茶業管理學》(楊江帆主編，2010)、《茶葉市場營銷學》(姜含春主編，2010)、《茶葉經濟管理學》(陳椽著，1992)、《唐宋茶業經濟》(孫洪升著，2001)、《茶文化學》(徐曉村主編，2009)、《茶文化學》(劉勤晉主編，2001)、《茶葉經濟管理學》(楊江帆、管曦編著，2004)，等等。
社會學與茶、茶文化相關聯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茶文化的傳播及其社會影響》(王家揚主編，1992)、《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林滿紅著，1997)、《杭州茶館:城市休閑方式的社會學分析》(徐明宏著，2007)、《茶與宋代社會生活》(沈冬梅著，2007)等。
《茶文化的傳播及其社會影響》是一部研究論文集，收錄了1992年5月在湖南常德召開的第二屆國際茶文化研討會論文40篇，內容涉及茶文化的內涵發展、社會功能、飲茶習俗與茶藝、茶道等諸多方面，從社會學視角的研究特色并不明顯，主要集中于對個別性的茶與茶文化的社會功能的分析。
《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是一本從茶、糖、樟腦業研究臺灣社會和經濟變遷的作品。1860－1863年，臺灣在及其附屬條約下，正式對外開放淡水、基隆等地，1895年，臺灣被日本人統治。在此期間，茶、糖、樟腦是臺灣的三大出口品。該書分析了1860－1895年間三者的出口市場、生產及產銷組織，探討了三項產業對晚清臺灣社會及經濟的影響，具有一定的社會學特色。
《茶與宋代社會生活》對茶與宋代政治、社會生活、宗教文化、中外交往等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對宋代茶藝做了系統梳理與歷史比較，對宋代貢茶和賜茶的政治意蘊、茶與宋代社會生活、茶與佛教、茶與中外文化交流、宋人茶觀念、宋代茶書、茶與宋代詩詞書畫等都進行了細致的考辨和剖析。全書更注重社會史的研究，并在其中穿插社會功能分析。
《杭州茶館:城市休閑方式的社會學分析》以杭州茶館作為切入點，從社會學的視角較為詳細地描述了“茶館”作為一種休閑方式在杭州市的存在狀態，考察了茶館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各類社會角色及發揮的社會功能，同時分析了茶館休閑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杭州茶館休閑的未來，社會學研究特色明顯。關于從社會學視角來研究茶產業與茶文化的論文情況，我們在“中國期刊網”上進行了搜索。以“茶”為“主題”字，可得到115400多條記錄(截至2011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了碩博論文與報紙文章。但以“茶社會學”為“主題”、“題目”、“內容”進行檢索，均未得到有效的文章。可見，茶與社會學并沒有在學術論文中被直接聯系在一起，至少在論文題目中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這也并不能說明我國研究者沒有開展社會學視角的茶產業或茶文化研究，相關的論文主要涉及:茶的社會功能研究(成青，1995;徐永城，1997)、茶文化的社會特征研究(鄒明華，1994;沈海寶，2006)、茶與社會機體關系(盧祺義，1994)、茶與精神文明的關系(朱云松、江平，2007;鄒躍光、余玉榮，2006)等。總體而言，中國的研究者更多的是關注茶產業的發展與茶實體的應用、茶文化的傳統視野(茶藝、茶道、茶療等等)，這與茶產業、茶文化實踐情況相匹配，為中國茶產業與茶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與現實基礎，是中國茶產業在世界茶產業競爭中站穩腳跟、立于不敗之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我們討論的研究中(著作與論文)，社會學視野已經有了明顯體現，多以文化分析的方式表現出來，并未形成系統的研究。隨著社會的發展，茶產業與茶文化應該具有更為廣泛的視野與包容力。尤其在中國社會建設的關鍵環節中，茶與茶文化必須要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職責。因而，從社會學與茶產業、茶文化的交叉視角開展深入的研究勢在必行，意義深遠。
二．國外研究概況
在茶、茶文化和與茶相關的研究領域中，除了中國的研究者外，英、美、日、韓、印等國的研究者開展的研究也相對較多，研究成果豐富;同時，這些國家都具有較為深厚的飲茶文化與習俗，飲茶的歷史也較為久遠;另外，考慮到英語在學術研究中應用的廣泛性，一部好的研究作品勢必會有英文版本。所以，我們在進行外國文獻的梳理時，更多的是注重英文作品。在梳理過程中我們也發現，許多日本、韓國、印度以及其他國家研究者的著作均有英文版本，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我們選擇的可行性。另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梳理是相對的，是對茶學及以其他學科視角開展的對茶與茶文化的研究的一種總體把握，在此基礎上發現國外對茶與社會關系研究的總體情況，尤其是茶研究與社會學的關系。我們首先對國外與茶、茶文化有關的圖書、著作進行大致分類，并列出一些主要代表作品，進而再對這些研究中與社會學有關的著作進行簡要介紹。
第一，科普類。主要介紹一些茶的種類，茶飲(餐)知識與方法，不同國家的茶文化，茶具、茶道、茶俗等等，如《Tea》(LydiaGautier，Jean－FrancoisMallet，2006)、《AlltheteainChina》(KitBoeyChow，IoneKramer，1990)、《TeaandEtiquette》(DorotheaJohnson，JamesNorwoodPratt，2002)、《TeaforAllSeasons》(ShellyRichardson，BruceRichardson，1996)、《TheTeaCompanion》(JanePettigrew，2004)、《Japaneseteaculture:art，history，andpractice》(MorganPitelka，2003)、《TeaandCeremony》(DianaSaltoon，2008)、《TeaCuisine:ANewApproachtoFlavoringContemporaryandTraditionalDishes》(JoannaPruess，JohnHarney，2006)、《CulinaryTea:MoreThan150RecipesSteepedinTraditionfromAroundtheWorld》(CynthiaGold，LiseStern，2010)、《Theteaceremony》(SenōTanaka，SendōTanaka，2000)、《Chadō:thewayoftea:aJapaneseteamastersalmanac》(SanmiSasaki，ShaunMcCabe，SatokoIwasaki，2001)、《TeaTimeEntertaining:ACollectionofTeaThemes＆Recipes》(DoloresSnyder，2004)、《AnintroductiontoJapanesetearitual》(JenniferLeaAnderson，1991)、《TheUltimateTeaDiet》(MarkUkra，SharynKol-berg，2007)、《ThebookofKoreantea:aguidetothehistory，cultureandphilosophyofKoreanteaandtheteacere-mony》(Yang－SeokYoo，2007)、《TheSpiritofTea》(SenSoshitsu，SōshitsuSen，2002)，等等。
第二，專業性較強的對茶的發展史及茶文化影響的形成和擴散過程的研究類。如《Tea:thedrinkthatchangedtheworld》(LauraC．Martin，2007)、《Atimefortea:women，labor，andpost/colonialpoliticsonanIndi-anplantation》(PiyaChatterjee，2001)、《Tea:cultivationtoconsumption》(KenC．Willson，MichaelN．Clifford，1992)、《PassionforTea:ItsHistory，ItsFuture，ItsHealthBenefits》(BeverlyRorem，2008)、《Theempireoftea:theremarkablehistoryoftheplantthattookovertheworld》(AlanMacfarlane，IrisMacfarlane，2004)、《ForalltheteainChina:howEnglandstoletheworldsfavoritedrinkandchangedhistory》(SarahRose，2009)，等等。
第三，以茶為名、主題或線索的文學作品和紀實作品類。如詩集《Tea》(DouglasA．Powell，1998)、《TeaPartyToday:PoemstoSipandSavor》(EileenSpinelli，KarenDugan，2006)，小說《Tea》(StaceyDErasmo，2001)、《Thetea－planter》(FEPenny，1906)，紀實作品《Threecupsoftea:onemansmissiontopromotepeace———oneschoolatatime》(GregMortenson，DavidOliverRelin，2006)、《TheMeaningofTea:ATeaInspiredJourney》(ScottChamberlinHoyt，PhilCousineau，2009)，包括了歷史、宣傳、文學作品介紹的《Anecessaryluxury:teainVictorianEngland》(JulieE．Fromer，2008)、《DrinktheTea:AMystery》(ThomasKaufman，2010)，等等。
第四，從不同視角對茶的諸多功能進行專門研究與介紹的著作類。如關于茶的醫藥功能研究的有《Tea:bioactivityandtherapeuticpotential》(Yong－suZhen，2002)、《Greentea:healthbenefitsandapplications》(YukihikoHara，EbooksCorporation，2001)、《Protectiveeffectsofteaonhumanhealth》(NarenderKumarJain，MaqsoodSid-diqi，J．H．Weisburger，2006)，關于茶與人生修養和人生智慧的《MeditationswithTea:PathstoInnerPeace》(DianaRosen，2006)，關于茶與宗教的《TeaTimewithJesus》(LauraSanders，2008)，等等。
第五，以茶為線索的政治、經濟史的研究類。如《Tea:Addiction，Exploitation，andEmpire》(RoyMoxham，2004)、《TheBostonTeaParty》(MattDoeden，2005)，等等。
第六，以社會學的視角進行的研究類。主要有:《Asocialhistoryoftea》(JanePettigrew，2001)、《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KhemrajSharma，2003)、《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KhemrajSharma，2005)、《Socio－economicandpoliticalproblemsofteagardenworkers:astudyofAs-sam》(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SarthakSengupta，2009)，等等。
《Asocialhistoryoftea》對17世紀到21世紀(2001年)茶的社會歷史進行了社會視角的綜合研究，尤其是對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發揮的功能以及與這些角色、功能相對應的社會背景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如茶舞蹈、茶的社會禮儀等等。該書主要談了英國和美國的許多城市的茶社會歷史，還涉及到了日本、印度、德國、意大利，對中國的城市涉及不多。該書對茶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與研究，是一部較為綜合的從社會學視角來考查茶的功能的著作;但顯然，其主要集中于對社會歷史中這些功能發揮的考查，沒有系統化地運用社會學的視域來分析茶的社會性。
《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重點講述了印度、錫金的喜瑪拉雅山脈地區的茶農的生存狀況:該書認為，那些來自不同地域的人一旦受雇于種植園，便成為工薪階層，但從社會角度而言，他們是一種異質的結構。即使有著不同方言的兩個部族間難以達成有效互動，但尼泊爾社會的異質性有助于維持這種種植園系統的封閉狀態。該研究基于2000－2001年對TemiTeaEstateofSikkimHimalayas進行的調查。他首先進行了家庭統計(householdcensus)，共設計了15個問題;然后，他又針對茶農(工人)開展了社會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aspects)的調查，共設計了60個問題。通過這些數據收集來深入考察這些茶農各方面的生存狀況。這是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研究茶產業的一個典型代表，但尚欠缺交叉學科的特色與高度。
《SociologyofIndianteaindustry:astudyof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主要是以社會學的視角對來自不同地區的遷移人口與當地人口在印度茶產業內的融合與整合問題開展的研究。全書共分為五大部分:介紹、背景與范圍、工人的經濟生活、工人的社會生活、外來文化群體關系(inter－ethnicrelationships)。作者首先收集了相關數據，包括對家庭情況的調查和個人情況的調查。在數據收集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相關研究。在背景與范圍部分，分別討論了勞動力的固有限制、ArunachalPradesh地區勞動力的演化、勞動力結構、工人的年齡結構、ArunachalPradesh地區勞工的遷移、工人的出生地情況、工人與出生地的關聯、工人的教育、人口統計情況等等方面。作者進而以社會學的視角研究了工人們的經濟、社會生活，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對印度茶產業內人口融合與整合的研究。如同作者的另一部作品一樣(《TeaplantationworkersinaHimalayanregion》)，本書也是采用社會學的方法與視角以茶產業中的某一構成(人口)為研究對象。這帶動了印度學術界以社會學的視域對茶農研究的熱潮，如ShyamNarainSingh，AmarendraNarain，PurnenduKumar(2006)的研究以及SarthakSengupta(2009)的研究。我們以SarthakSengupta的研究為例再簡要介紹一下。
《ThetealabourersofNorthEastIndia:ananthropo－historicalPerspective》是一本以人類社會學視角對印度東北地區茶農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集。該書共收入了22篇針對茶農的學術文章，研究內容涉及茶農們各方面的生存狀況，如生活狀況、社區、身份認同、女性工人、居住及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狀況、教育設施、童工的雇傭、發展問題、茶農的人口統計、健康衛生等等，茶農們的生存狀況與社會結構形成了一種相互的反襯狀態。該書以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茶農開展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對印度茶產業的良性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由于該書是研究論文的集合，必要的系統性尚不具備，沒有形成交叉學科成果。
以上圖書與著作只是從不同時段、不同方面做的簡要介紹，是對茶進行研究的各類圖書的冰山一角。我們根據有關資料發現，在2008年出版的關于茶的各類圖書達350余種，2009年全年出版的圖書達300余種，2010年達340余種。可見，英語世界對茶的關注近來一直處于較活躍狀態。但同時，我們很清晰地發現，這些圖書與研究多集中于科普類，真正從學術的視角開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醫藥生物類。以印度研究者為主開展的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則主要關注了茶園、產茶區的人口問題。從交叉學科的視角或系統全面地研究茶在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特征的著作幾乎處于空白狀態。
1.傾銷的定義
1994年關貿總協定第6條的協議規定，如果在正常的貿易過程中，一項產品從一國出口到另一國，該產品的出口價格低于在其本國內消費的相同產品的可比價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的價值進人另一國的商業渠道，則該產品將被認為是傾銷。
傾銷的構成要件：(1)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或公平價值的價格銷售；(2)這種低價銷售的行為給進口國產業造成損害，包括實質性損害、實質性威脅和實質性阻礙；(3)損害是由低價銷售造成的，二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2.傾銷和損害之間的關系
在產業損害的確定方面，國內工業“損害”條件包括了三種情況：第一，對業已存在的國內工業已經造成實質損害；第二，對業已存在的國內工業將要造成實質損害，即實質損害威脅；第三，對國內某一工業的新建造成實質阻礙。進口國可以采取征收臨時反傾銷稅、征收固定反傾銷稅和達成出口價格承諾三種反傾銷措施。
二、傾銷對進口國的影響
面對全球越演越烈的傾銷和反傾銷戰火，我們從深層次分析一下傾銷所帶來的影響。
1.傾銷對進口國消費者的影響
由于傾銷總能使價格低于沒有傾銷時的水平，對于消費者來說傾銷持續下去是有好處的。但如果傾銷是掠奪性的，那么傾銷至少將決定進口國目前的價格水平，并低于無傾銷時的水平。倘若這些掠奪性傾銷成功的達到了目的，則受傾銷國消費者暫時獲得的好處，卻在長期中會被外國廠商通過傾銷最終實現的高價所抵消。
2.傾銷對進口國生產者的影響
如果傾銷品在受傾銷國沒有生產，并且是一種消費品，那么只要傾銷不會導致壟斷及壟斷價格，或者不會阻止進口國正在進行新工業，傾銷就顯然對進口國有利。但是，如果傾銷商品與進口國國內產品相競爭，那么國內廠商所受的損害就要用消費者獲得的好處來抵消。從進口國的整體角度來看，只有在能夠料想到傾銷給國內工業帶來的損害大于給消費者帶來的好處時，才有反對傾銷的理由。如果國內工業競爭不過傾銷品，只要能夠保證這種傾銷將長期持續下去，則將其資本和勞動轉移到其它商品的生產中，會更符合國家的利益，盡管轉移過程中的代價可能很大。
三、中國的反傾銷現狀
自1997年中國對進口產品發起第一起反傾銷調查案，截止2007年6月，中國共發起反傾銷調查137起，具體情況如下圖所示(截止于2007年6月)。
1.反傾銷案件數量近年有所下降。自2002年以來，由于全球經濟增長加速，企業經營狀況好轉等原因，反傾銷立案數量連續下降。中國新發起的反傾銷案件自2004年以來也大幅下降。
2.我國自2000年開始運用反傾銷措施，保護本國的某些產業遭受反傾銷的損害，逐漸加入到反傾銷大國行列。直到2004年以后反傾銷數量開始有所下降。由于反傾銷是把雙刃劍，因此我國應加以慎用。
四、應對國外傾銷的對策
1.增強反傾銷意識
在應對國外企業傾銷時對我國企業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觀念。國內企業必須進一步提高認識，提高應對能力。近年來的實踐表明，作為申請方的國內企業往往瀕臨破產時才認為遭到了損害，導致立案最佳時機的錯失。或是不能充分提供國外傾銷對國內產業損害的證據，給調查造成很大困難。
2.充分考慮反傾銷“公共利益”問題的后續影響
反傾銷“公共利益”指的是在采取傾銷幅度認定、產業損害標準以及反傾銷措施時，不能只考慮受到損害的國內產業利益，還要重視并考慮公眾利益尤其是消費者與用戶(包括中間生產人)的利益。如上所述要綜合考慮傾銷給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影響，而不能片面地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目的進行反傾銷，我們要對此進行反復的分析與評估，權衡利弊，謹慎行事。
3.通過產業結構分析反傾銷有無必要
中國進行反傾銷有無必要，要看這個行業有無發展的潛力和比較優勢。根據動態收益遞增理論，假如一個國家的某個產業只要有更多的生產經驗就可以生產出成本足夠低的商品來出口，而目前苦于缺乏經驗，生產出來的產品缺乏競爭力，這樣國家完全可能為了增進社會長期福利，而通過補貼或者反傾銷來鼓勵該產品的生產或排除外來競爭以保護該行業直到它能在國際市場站穩腳跟。而反過來如果一開始這個行業就不具備比較優勢和競爭力，就沒有發展的潛力，就必須有所調整。當然，在這種調整過程中，為了保證調整的平穩性，例如，不能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避免國民經濟結構的大幅震蕩，采取適當的反傾銷措施也是必要的。
事實上，傾銷和反傾銷的根源，都是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從這些年來的傾銷和反傾銷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特征，這就是傾銷國一般具有產業優勢，但產品大量過剩，積壓嚴重，傾銷往往不得已。而反傾銷國則處于產業劣勢地位，沒有足夠的力量直接面對競爭，從而必須訴諸于反傾銷法的保護。但這種產業優勢和產業劣勢，只能是相對的，動態的。如果某個產業已經從優勢轉化為劣勢，成了“夕陽產業”，就必須加快淘汰。以汽車業為例，中國的汽車業過去是保護最多的，汽車關稅一度達到300%，其結果就是汽車成為中國最沒有競爭力的行業。但是，2006年我們的汽車關稅降到25%，也沒有出什么問題，反而因為汽車的開放，激活了國內的市場。世貿組織新一輪談判要加強對反傾銷的規范，要避免反傾銷成為保護主義的手段，今后任何一個成員要實施反傾銷將越來越難，這是一個大的趨勢。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實力不足以抵御發達國家的競爭，如果不拿起反傾銷武器，就不能保護自己的產業。但是，我們也必須慎用反傾銷武器，特別要防止貿易戰的發生。這是我們實施反傾銷過程中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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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冉宗榮.發展中國家對華反傾銷的動因及我國應對策略.國際貿易問題，2006，(4).
[4]劉力.中國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與對策.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摘要：本文主要介紹外語閱讀焦慮的界定與分類及其相關理論、國內外外語閱讀焦慮研究狀況，并點出研究不足之處及未來研究方向。
一、引言
語言學習焦慮研究始于20世紀40年代初。自從Horwitz（1986）等人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量表（FLCAS）面世以來，外語學習焦慮研究結果表明：外語學習焦慮對外語學習的影響普遍存在，呈中度負相關關系。研究進一步發現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有聽力焦慮、閱讀焦慮和寫作焦慮的存在。
二、外語閱讀焦慮的課題研究
1.外語閱讀焦慮的界定。
資深學者Harwitz等（1986）對外語學習焦慮進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把外語學習焦慮定義為“外語課堂學習中由獨特的語言學習過程引起的自我感知、對外語學習的看法、學習外語的感覺和學習行為等特殊的心理活動”。外語閱讀焦慮和一般的外語學習焦慮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被認為是外語學習中的一種特別技能學習即閱讀情景中形成的焦慮，表現為學生對自己外語閱讀交際能力的過低評價，是在外語閱讀學習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恐懼不安的緊張心理。
2.外語閱讀焦慮相關理論：克拉申輸入假說和情感過濾假說。
根據克拉申的輸入假說（InputHypothesis），“當外語學習者接觸到比當前語言稍多一點的語言材料，他將沿著自然順序完善提高自己的外語水平。外語學習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接觸大量的可理解性輸入。教師的任務是提供這種輸入，降低學生的焦慮，提高他們的自信心。這樣，語言就會自然習得”。輸入渠道有兩種：聽和讀。雖然只聽也能夠吸收語言營養，卻遠不如閱讀那么有效與可靠，因為聲音轉瞬即逝的特征使聽者難以在瞬間記住全部內容，而書面閱讀材料的靜止狀態則有助于讀者通過反復閱讀來鎖定需要的目標，并且在必要時還可從容地求助于詞典。因此閱讀是語言輸入和積累的主要來源。
克拉申指出，“情感過濾假說（AffectiveFilterHypothesis）闡釋了情感因素和二語習得過程之間的關系”。學習者的語言習得水平高低與情感過濾的能力和水平有關。也就是說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如果“情感過濾”過強，就會在大腦中形成障礙。語言輸出就會被過濾。無法進入語言習得機制，結果就不能產生語言習得；反之，如果降低“情感過濾”，且保證語言輸入是可理解的，它就可以順暢地進入語言學習機制。輸入假說和情感過濾假說以一種新的方式闡釋了語言教師。
3.外語閱讀焦慮國外研究現狀。
自從1986年Horwitz等人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量表面世以來，外語學習焦慮研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結論：外語學習焦慮對外語學習的影響普遍存在，呈中度負相關關系。研究者注意到了外語學習焦慮在聽、說、讀、寫不同技能中的不同表現。Horwitz（2001）把類似試圖找出更加具體的焦慮源，以及焦慮與不同二語水平之間關系的努力稱為外語學習焦慮研究的新趨勢。Saito，Horwitz和Garza（1999）首次提出了外語閱讀焦慮的構想，闡明外語閱讀焦慮與普通的外語學習課堂焦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是一個因母語與目標語書寫系統和文化而異的特定技能型焦慮，并編制了外語閱讀焦慮量表進行測量。Saito等人利用自己研制的外語閱讀焦慮量表調查顯示，閱讀外語也能產生焦慮，閱讀焦慮因目的語不同而不同；閱讀焦慮與學習成績負相關；當學生感覺閱讀材料很難時，閱讀焦慮會升高。
4.外語閱讀焦慮國內研究現狀。
在國內，有關焦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一般的英語焦慮的研究，關于外語閱讀焦慮的研究起步較晚，不過進展較快。郝玫和郝若平（200l）對閱讀焦慮的研究發現焦慮會妨礙閱讀理解的測試成績。王才康（2003）采用外語課堂焦慮量表（FLCAS）和狀態-特質焦慮量表（STAI）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外語焦慮是一種不同于特質焦慮和狀態焦慮的特殊的焦慮現象。戴玥斌（2004）對外語學習中閱讀焦慮感與閱讀的相關性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元認知策略對外語閱讀有顯著、重要影響。陳素紅（2005）調查結果表明，高職學生普遍存在較高的英語閱讀焦慮；閱讀焦慮與英語成績呈負相關，對英語學習成績有顯著的預測性；閱讀焦慮對女生英語成績的預測力大于對男生。廖淑梅（2007）研究顯示：非英語專業學生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英語閱讀焦慮，非英語專業學生閱讀焦慮與英語成績呈顯著的負相關，高閱讀焦慮和低閱讀焦慮的學生在英語成績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非英語專業學生英語閱讀焦慮的程度也受學生個人因素的影響。三、外語閱讀焦慮研究不足及其今后研究方向
國內外對外語閱讀焦慮研究仍然不夠充分，很多已經得到的研究結論仍然需要運用各種方法手段去證實和發展，比如說焦慮程度不同，焦慮與閱讀表現關系是否不同？等等。Horwitz（2001）指出具體的焦慮源及焦慮與不同二語水平之間的關系的研究成為了21世紀外語焦慮研究的新趨勢。
參考文獻：
［1］HorwitzEK，etal.Foreignlanguageclassroomanxiety［J］.TheModernLanguageJournal，1986，（70）：12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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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aitoY，etal.Foreignlanguagereadinganxiety［J］.ModernLanguageJournal，1999，（83）：202-218.
［4］陳素紅.英語閱讀焦慮及與英語成績的關系初探［J］.煙臺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4）：99-101.
一、所有制關系
1．所有制變革。20世紀80年代，由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開始，蔓延到蘇聯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相同。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行國家所有制并發展市場，取消命令經濟。改革產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不徹底。
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并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采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于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后，企業內部員工的愿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注：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于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于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企業由于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二、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系，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于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系，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后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注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范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四、對腐敗行為的防范監督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關鍵詞：外科感染手術感染腹部外科感染治療
一診斷
根據典型的局部癥狀和體征，位置表淺的外科化膿性感染的診斷一般不困難。波動征表示存在膿腫。局部壓痛是深部化膿性感染，特別是軟組織深部化膿性感染的重要體征之一，往往可以憑此做出診斷。必要時可在壓痛最劇處作診斷性穿刺，但有些深部感染如膈下、腸間、腹膜后感染等，由于缺乏早期的定位癥狀，診斷有時會發生困難。又如深部感染，特別是經過大劑量抗生素的治療后，即使已存在巨大膿腫，也可無明顯的發熱、壓痛或白細胞計數增加。因此，對這些患者必須仔細詢問病史和做體格檢查以及進行必要的輔助檢查，才能確定感染是否存在和確定感染的位置。
二治療
(一)治療
原則治療外科感染的原則，是消除感染病因和毒性物質(膿骸⒒鄧雷櫓?，增強人體的抗感染和修復能力。感染較輕或范圍較小的淺部感染可用外用藥、熱敷和手術等治療；感染較重或范圍較大者，同時內服或注射各種藥物。深部感染一般根據病菌種類作治療。全身性感染更需積極進行全身療法，必要時應做手術。
(二)治療方法
1.局部療法
(1)患部制動、休息可減輕疼痛，而且有利于炎癥局限化和消腫。感染在肢體的，可抬高患肢，必要時，可用夾板或石膏夾板固定。
(2)外用藥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環，散瘀消腫、加速感染局限化，以及促使肉芽生長等作用，大多適用于淺部感染，但有時也用于深部感染。①熱敷。炎癥在早期可局部作熱敷，腫脹明顯者用50%硫酸鎂溶液濕熱敷。②藥物外敷。有消腫、止痛等作用。方法新鮮蒲公英、紫花地丁、馬齒莧、敗醬草等搗爛外敷，在淺部感染初期有效；b.硫酸鎂溶液濕敷，可用于蜂窩織炎、淋巴結炎等；c.金黃散、玉露散、雙柏散等用醋調外敷，適用于淺部或稍深的感染初期或中期；d.鯽魚膏、千捶膏等，或魚石脂軟膏，適用于癤等較小的感染中期；e.已破潰后，可用八二丹、生肌玉紅膏、紅油膏等。
(3)物理療法有改善局部血液循環，增加局部抵抗力，促進炎癥吸收或局限化的作用。耳癤、鼻癤等可用超短波或紅外線。
(4)手術治療包括膿腫的切開引流和發炎臟器的切除。膿種必須切開引流，才能在全身療法的輔助下促進炎癥的消退。手術前須先明確膿腫的部位、大小。深部膿腫在切開前可先作穿刺抽膿，根據穿刺針的方向和進針的深度作切開引流。
膿腫切開或自行潰破后，應根據具體情況處理。一般可用等滲鹽水或1:5000呋喃西林溶液清洗傷口，用凡士林紗布填人，以起引流、止血和保護創面的作用；如傷口腐爛、多膿、惡臭，可用1:5000高錳酸鉀溶液沖洗、浸泡或用2%優瑣溶液沖洗、浸泡，以加速壞死組織的脫落；厭氧性細菌感染的傷口可用3%過氧化氫溶液沖洗；傷口如有綠膿桿菌感染，可用4%硼酸溶液或1%苯氧乙醇溶液清洗、濕敷，也可用10%甲磺滅膿濕敷；如創面肉芽生壬過多或不健康，可用10%～20%硝酸銀腐蝕，再用等滲鹽水拭凈；創面過大者，可待肉芽健康后進行植皮，以加速愈合。
某些發炎的臟器也應施行手術，予以切除，例如急性闌尾炎可作闌尾切除術，急性膽囊炎可做膽囊切除術。
2.全身療法
全身療法主要用于感染較重，特別是全身性感染的患者，包括支持療法和抗菌藥物等。
(1)支持療法目的是改善患者全身情況和增加抵抗力，使各種療法可以通過人體防御功能而發揮作用。
①保證患者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必要時用鎮靜、止痛藥物。②高熱量和易消化的飲食，補充多種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B、維生素C。③高熱患者，宜用物理降溫法(冷敷、冰袋、乙醇擦浴)或針刺曲池穴降溫，以減少身體的消耗。④高熱和不能進食的患者，應經靜脈輸液，補充所需的液體和熱量，并糾正水、電解質和酸堿平衡失調。⑤有貧血、低蛋白血癥或全身性消耗者，應予以輸血。特別是膿毒癥時，多次適量的輸入鮮血，可補充抗體、補體和白細胞等，對增強抵抗力、恢復體質有很大幫助。⑥有條件時，嚴重感染的患者可給予胎盤球蛋白、丙種球蛋白或康復期血清肌肉注射，以增加免疫能力。⑦對嚴重感染，可考慮應用腎上腺皮質激素，以改善患者的一般情況，減輕中毒癥狀。但腎上腺皮質激素有使感染擴散的危險，并能掩蓋臨床癥狀，使用時必須同時給予足量有效的抗生素并進行嚴密觀察。
(2)抗菌藥物應用這類抗菌藥物必須有一定的適應證。要正確應用抗菌藥物，盲目使用抗生素或磺胺類藥物。不僅浪費藥物，且可引起細菌的耐藥性，影響療效。全身化膿性感染或深部組織感染一般需用抗生素治療。局部急性化膿性感染，全身癥狀不明顯者可不用抗生素。一般可根據細菌培養的結果來選用有效的磺胺類藥物或抗生素，如無條件作細菌培養或細菌培養尚無明確結果時，可根據臨床表現、膿液性狀、感染來源和膿液涂片檢查等來估計病原
菌的種類，以選用適當的抗菌藥物。總的來說，葡萄球菌對芐星青霉素、半合成青霉素、紅霉素、麥迪霉素、頭孢菌素、氯林可霉素等敏感；鏈球菌對磺胺類藥物、芐星青霉素、氨芐西林、紅霉素、麥迪霉素等敏感；大腸桿菌對氨基甙類抗生素、氨芐西林、頭孢菌素等敏感；綠膿桿菌對慶大霉素、氨芐西林、多黏菌素等敏感；變形桿菌對芐星青霉素、氨芐西林、氨基苷類抗生素敏感；克雷白細菌、沙雷細菌對氨基苷類抗生素、頭孢菌素等敏感；類桿菌對氯林可霉素、甲硝唑、頭孢菌素、芐星青霉素、氯霉紊等敏感。
(3)中藥一般可用清熱解毒的蒲公英、紫花地丁、野、金銀花等煎劑，或用銀、清熱消炎片、解毒消炎丸等成藥。對較嚴重的感染應辯證論治。
三預防
總的預防原則是增強人體的全身和局部抵抗力，減少致病菌進入人體的機會。
(1)開展衛生宣傳，注意個人衛生，及時治療各種瘙癢性皮膚病，以防止體表化膿性感染的發生。
(2)做好勞動保護工作，預防創傷的發生；及時和正確處理傷口，包括做好清創術。
(3)糖尿病、尿毒癥、白血病、大劑量激素療法和抗癌療法等均可消弱人體抵御感染的能力。要加強對這些患者的醫療和護理。以防嚴重感染的發生。
(4)注意手術時的無菌技術，操作輕柔，愛護組織，徹底止血，防止積液。
(5)換藥、氣管切開、靜脈內插管、留置導尿管，以及燒傷患者的護理，均應遵守無菌操作規則，以預防或減少感染的發生。
一
吐魯番阿斯塔那84號墓共出文書六件，出土時各件互不連屬。因拆自死者的同一紙鞋，所書字跡相同，內容又互相關聯，故將其視為同一組文書。審其內容大致可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涉及“出臧錢”內容，見第三件；另一部分則主要保存了包括各級官員押銜簽署在內的奏行文書的例行文字，如“列別如右記識奏諾奉行”等，見第三件之外的其余各件。我們將其分作A、B兩個類別來敘述。
A此類文書僅一件，《吐魯番出土文書》84號墓排序第三件文書，原定名為《高昌條列出臧錢文數殘奏》，文書前后俱缺，上下均殘。保存下來的內容，就臧錢而言，只涉及“出臧錢”，故此定名不誤。就都官而言，藏錦人所出臧錢最終要“入官”，“出臧錢”只是入官臧錢文數奏文中，都官條列所奏事項當中的一個具體行為而已，因此，該文書的定名需作重新考慮。這是后話。茲就能辨讀者抄錄于下，仍以原定名為準（原系直書，今改橫排。原書繁體，今改簡體）：
三、高昌條列出臧錢文數殘奏
[1]
雖因殘缺不能通讀，但大致意思是清楚的：即有關方面為“正作”與“作從”合伙藏慝絲織品而傳“出臧錢”的記錄。從保留下來的文字看，自“某吏傳”或者“次傳”始為一項的開端，則“出臧錢”事共四項，其中兩項內容（即第6行至第10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第6行、第7行為張阿茍作從，為第一項。第6行人名“阿茍”前據第7行補姓“張”；又據第8行補足人名“龍遮之奈”。第7行“次傳”始至第10行為商胡握廣延作從，是第二項。第8行“作從”前當為人名，僅余末尾一“延”字，據第10行補為“商胡握廣延”。以兩項的文字和內容相參比，每一項的行文大致為：以某吏傳（或次傳）引出“正作、”“作從”，其后具列所藏絲織品數量若干，折合銀錢（即平錢）若干，最后為應出臧錢數額。據此例行格式的行文特點，第一項和第二項的內容基本上可以補全（見補足后全文錄文）。
B前錄第三件外，其它五件均以高昌奏行文書末尾的例行文字、奏狀官簽署及寫奏狀的年月日為保留下來的主要內容，故歸為一類。茲按原文書的排序移錄于后：
一、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殘奏一
[前缺]
1、四年甲午
2、長史
3、虎牙
[后缺]（《文書》第二冊，第205頁）
二、高昌延昌十四年（574年）殘奏二
[前缺]
1、年甲午歲
2、長
3、虎
[后缺]（《文書》第二冊，第206頁）
四、高昌條列入官臧錢文數殘奏
[前缺]
1、錢壹佰
――――――――――――――――――――――――
2、案條列入官臧錢文數列別如右記識奏諾奉
3、門下校郎陰
4、門下高
5、通事索
6、通事
7、通事
[后缺]（《文書》第二冊,第209頁）
五、高昌都官殘奏一
[前缺]
1、索斌
2、馬
3、楊
4、張
5、九日都官奏
6、都官事麹暄
7、司馬鞏
8、翟武
9、王
[后缺]（《文書》第二冊,第210－211頁）
六、高昌都官殘奏二
[前缺]
1、更半文
2、右記識奏諾奉
――――――――――――――――――――――――
3、陰
4、高
5、史索斌
6、史史患
7、史馬
8、楊
9、張
[后缺]（《文書》第二冊，第212－213頁）
后五件雖歸為一類，但各件內容也不盡相同。第一、二兩件內容大致相同，殘留部分長短互見，故可互相補充。第一件第1行據題解可補“延昌十”三字，“甲午”之下補“歲”。高昌國時期的奏文還見兵部、民部、屯田等部上奏者，其中阿斯塔那48號墓共出八件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部條列買馬用錢頭數奏行文書（《文書》第三冊，第73－88頁）（以下簡稱《兵部奏文》）保存得最為完整，其奏文的例行格式、文字可供參比。按《兵部奏文》的格式，“甲午歲”之后當為“某月某日都官奏”。第2行僅余“長史”二字。高昌文書見長史銜者，本件為一例；另二例分別見于《高昌章和十一（541）年都官交河郡等為失奴事》（《文書》第二冊，第28頁）、《高昌義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縣司馬主者符為遣弓師侯尾相等詣府事》（第四冊，第172頁）。后者都官不具長史銜，貫將軍號，稱“凌江將軍兼都官事”。將軍兼領都官事之署銜還見于一件碑銘資料，《麹斌造寺碑》碑陰所刻高昌建昌元年（556）麹斌施產造寺時所訂立的契約，[2]契約之末附題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職官均在題名之列。諸部主事官皆具將軍銜。將軍為所領銜號，都官是所任職事。將軍兼領諸部事外，緊接諸部主管官后，還見將軍差任諸部司馬，如《麹斌造寺碑》所見“威將軍都官司馬高”，奏文簽署所以才有了“長史××將軍領（或兼）×部事”和“××將軍××司馬”的職銜。據此，第2行“長史”之后可補“××將軍領××事”。第3行補足“虎牙”，虎牙（或書作武牙）為高昌官制中等級最低的一個將軍號，[3]虎牙后補“將軍××”無疑。高昌奏行文書末尾有兩組官員簽署，一組簽署于例行文字“謹案條列……列別如右記識奏諾奉行”之后，一組簽署于年月日之后，第一、二件的簽署顯系后者。
第四件與第六件所見簽署屬于前者。第四件第2行“奉”之后補“行”。第3－7行的簽署官員之頭銜，可據《兵部奏文》官員簽署的例行順序補足，分別為“門下校郎”和“通事令史”。第5行“索”下原缺，據第六件簽署官員人名補“斌”。
唯第五件的性質不甚明了，從保留下來的文字看，很難確定其中官員的簽署屬于“謹案條列”之類例行文字之后的簽署，還是年月日之后的簽署。當然仍有線索可尋，一個是上面提到的“索斌”也出現在簽署的人名中；另一個是第5行中的“九日”，它保留了年月日的一部分，但問題也出在這里。據《兵部奏文》的例行格式，年月日均提行書寫。先書高昌紀年，再書干支，后具月日。八件兵部買馬奏文的年月日均按此程式書寫，無一例外。然第五件都官殘奏無年月，僅存日期，且提行書寫。例外還是另有原因原因。《文書》示此文書前缺、后缺，部分上殘（第5、6行除外）、下不殘。照此推算，上殘部分有限，若以第5、6行為準的話，各行上缺部分不過3，最多4個字，不會有誤。如果我們根據人名“索斌”的線索，認為此件的押銜簽署與第四、六件屬于同一系列的話，上缺部分正好是諸官的官銜，而且以四字的為多。也就是說，押銜簽署頂格或者還需要換行書寫。到目前為止，尚未在奏文中見到過日期頂格書寫的例外，亦未見聯銜簽署頂格或換行書寫的例外。先行假設本件按通行的格式書寫，那末，第5行“九日”上還有紀年、干支和月份的行文。若本件紀年為“延昌十四年甲午歲”的話，“九日”之上加上月份至少還有10個字，換句話說，第五件文書的上缺部分遠比現在要多。如果假設成立的話，其它諸行的上缺文字也就有了各自的著落。以第1行為例，“索斌”的官銜是通事令史，按通例，奏文中的官銜均低4－5格開始書寫，文字的間隔也較其它文字的間隔稀疏。總共算下來，“索”字之前大約可以寫得下12－14個字，與第5行“都官”前的字數約略相當。我們知道，84號墓的文書是從死者的紙鞋上拆下來的。高昌地域小“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④]雖是公文，入墓時已被當作廢紙。我們認為，第五件文書在入墓時已被攔腰剪斷，上部殘缺。經仔細查對圖版，第五件與第一件的紙質、紙色完全相同，第五件上緣與第二件下緣對接后各行文字可通讀。對接順序為：第二件的第1行與第五件的第5行對接，對接后通讀為：“延昌十四年甲午歲九日都官奏”，（對接后的行數以第五件為準）中缺部分補“×月×日”。第一件的第2、3行分別與第五件的第6、7行依次對接，對接后第6行通讀為“長史都官事麹暄”，中缺部分補“××將軍領”。第7行通讀為“虎牙司馬鞏”，中缺部分補“將軍都官”。以上諸行對接后的行文與奏行文書的例行文字，包括年月日和官員的簽署均吻合，證實我們的假設是成立的。對接后除第一行已補足外，第二行中的馬姓官員與第三行中的楊姓官員的官銜亦可補上，同為“通事令史”。經拼接，復原后的部分文字見補足后的全方錄文。
通過對84號墓B類文書的的辨識和拼接，我們對奏行文書所涉及到的例行格式部分，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奏文的例行格式的順序為：文件的開端總敘事由；接書“謹案條列”至“記識奏諾奉行”；次具負責通進奏狀的門下官員之押銜簽署；之后書寫奏狀的年月日；最后為判行主管官及各級僚屬的簽署。我們認為，84號墓所出部分殘件實際上出自同一件都官奏文，它們是第二、三、四、五件文書。這四件文書不僅包括了奏文中的各項內容，而且，第二件的背面和第四件背面款縫處的簽署與第五件正文中的都官主管官同為一人――麹暄。由于入墓時被裁剪成鞋樣，又經年久殘損裂為數片，《文書》所列順序已不是它的原貌，須進行重新組合。重組后的順序為：（自左向右）
第三件
第四件
第二件
第五件
84號墓文書拼接后，有一個整體定名的問題，原第三件、第四件的定名分別為《高昌條列出臧錢文數殘奏》與《高昌條列入官臧錢文數殘奏》，一“出”一“入”，相對于各自的內容來說并無不妥，前者針對“出臧錢”人而言，后者則相對于“都官”而言。但重組復原后文書的整體性質屬于都官奏文，而“出臧錢文數”只是奏文中的一部分內容――臧錢入官的事由，因此，作為都官的奏文，本奏文的最終定名為：《高昌延昌十四年都官條列入官臧錢文數奏》，拼接、識讀、補足后的全文如下：
從復原后的文書得到的初步印象是:高昌九部之一――都官，以官方的名義處理一起“臧錢事件”，事由握廣延、張阿茍等藏慝織錦而引發，事情的結局是，握廣延等人因此受到數目不等的“出臧錢”處罰。至于高昌都官的職權范圍如何；握廣延等人的藏錦目的是什么，窩贓、逃稅或是納稅；為什么又會被“平錢”和“出臧錢”；“臧錢”的性質、為何“入官”，這是我們正面要一一討論的。文書中牽涉到的織錦、人物更是我們所要著重關注的。
《高昌延昌十四年條列入官臧錢文數殘奏》為都官部門簽發的文書，經過上述分析之后這是首先可以確定的一點。都官之職最早見于曹魏時期，初置都官尚書郎，以督管軍事為主。南朝并有都官尚書，主管刑獄事外，亦兼管軍事。北朝亦設都官，只是統領諸部有所增損。至隋朝改都官為刑部，其所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所主事亦與北朝略同。漢代雖無都官設置，與之職權相當的二千石曹與三公曹所掌職事亦在水火、盜賊、詞訟、罪法等項之間。高昌的統治階層的成員，皆自河西遷入，本是漢魏遺黎，保持著漢族文化傳統之名族大姓主持制定的政治制度，其大部采自中原漢地。東漢中期以后，中原板蕩，西域事務常由敦煌太守掌管，高昌實際上成為敦煌太守，后來是涼州剌史的轄區之一，涼州政權對高昌國政治制度的影響更直接一些，故在職官的設置和名稱的使用上互見魏晉中央與涼州政權者。文書及碑銘墓志所見高昌九部為：兵部、庫部、民部、祀部、吏部、倉部、主客、屯田和都官，[5]散見于《魏書》諸涼州人物傳的北涼諸部有：吏部、兵部、庫部、考課、金部等，[6]不見都官，都官事或與后漢時三公曹、賊曹所主事略同，當為考課所主，且職權“重于諸曹”。[7]從延昌年間都官主管官的身份和地位可以看出，高昌都官的權位亦在其它諸部之上。《高昌條列入官臧錢文數殘奏》正文押銜簽署得知，延昌年間的都官主管官是麹暄，奏文背面兩處騎縫題款更證實了麹暄其人的身分。麹暄其名又見于《麹斌造寺碑》碑文。由于立碑的時間與入官臧錢文書上奏的時間只相差一年，所以可以認為《麹斌造寺碑》碑文中的麹暄與奏文中的都官主管官麹暄同為一人。此碑是麹亮為其亡父麹斌所建之功德碑，目的是為其父歌功頌德。據碑文及碑首題識，麹斌年青時即以威遠將軍領橫截縣令，尋轉折沖將軍領新興縣令，以后因與突厥的多次文武交涉有功并最終與突厥建交，以功進爵，升遷至振武將軍領某部郎中，并在死后獲得寧朔將軍綰曹郎中的贈官。麹斌死后，其弟接替他修建佛寺的工程。佛教盛行時期，鑿窟建寺，修廟立碑大多為家族行為，[8]河西及高昌地區的寺窟普遍可以找到家族的背景。麹斌其弟正是麹暄，接替建寺工程時，亦接任新興縣令的職務，新興縣令之權位因其地界與突厥接境而特別重要。從吐魯番碑銘墓志和文書資料可以得知，高昌的上層社會中，只有麹氏家族以其與之聯姻的少數幾個家族成員，能夠獲得綰曹郎中贈官和新興縣令的殊榮。[9]麹斌家族的顯赫地位還體現在，在同一個等級的職位上，他們掌握的實際權力也在其他官員之上。麹暄在職任都官事的同時，還兼伏波將軍領××縣令。這與《都官奏文》中麹暄的職位相吻合，只是未列縣令一職。只是平時處理公務是時，并非所有的場合都亮出全部職務，視所處理的臧錢事務的性質而定。麹暄在《都官奏文》中所處理的臧錢事宜，與縣級事務無涉，故公僅列都官都官長史之職。身兼三職在高昌的職官任用中，并非通例，麹氏之外，只有如張氏等不多的幾個家族成員可以享有。不難看出，麹暄以任都官長史職為榮，都官長史職以麹暄出任而顯。
如前所述，都官主管的事務依各朝職官的設置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刑獄與軍事兩個大項。高昌另設兵部，軍事方面的事應歸其管轄，當不在都官的職事之內。就《都官奏文》所涉及的內容而言，因當事人合伙藏錦而涉嫌窩藏（或逃稅）罪，初審其性質屬于刑獄范疇，與軍事無涉。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都官，還見于：一、《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交河郡等為失奴事》（《文書》第二冊，第28頁）；二、《高昌章和十一年（541）都官下柳婆、無半、鹽城、始昌四縣司馬主者符為檢校失奴事》（《文書》第二冊，第29頁。）三、《高昌義和二年（615）都官下始昌縣司馬主者符為遣弓師侯尾相等詣府事》（《文書》第四冊，第172頁。）第一、二件為都官執行勑旨下符，為在以上郡縣通緝翟忠義所失奴，屬于刑獄范圍事可知。第三件內容系派弓師詣府之事。弓具雖系兵器，但“作具、糧食自隨”，招弓師詣府是為制作弓具，本件亦并非與軍事有關。如此，則高昌國時期，至少延昌年間，即麹暄在任都官期間，高昌都官職掌當以刑獄為主，據此，《都官奏文》處理的臧錢入官事宜，亦應在此刑獄范圍之內。
“臧錢入官”可以從都官的職權范圍初步確定為屬于刑獄執法之事宜，臧錢的性質仍須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討論高昌經濟領域活動的研究中，臧錢大多被界定為，民間向政府繳納的一種稅目，[⑩]或者是屬于財政分配管理范疇的一種形式，[11]近年，有研究者認為臧錢即贓錢，屬于法律范疇的用語。[12]我個人認為，后者與史實更接近一些。在學界研究的基礎之上，以下擬從臧錢的性質、平錢出臧的事由以及都官入臧錢的意義諸方面對臧錢進行一些更進一步的探討。
文書中的“臧”一字多義，《集韻》：臧與藏同；《玉篇》：“藏也”。但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即文書中同時還出現“藏”本字，如“藏綾十三匹”、“藏龍遮之奈提婆錦一匹”等，作動詞用。一般來講，一件文書中不應出現二字一意的現象，因此，“臧”不能也作“藏”講。臧又通“贓”，《鹽鐵論·刑德》：“盜有贓者罰”，又見《漢書》巻九十《尹賞傳》：“．．．．．．其羞辱甚于貪污坐贓。”《廣韻》：“納賄曰贓”。唐代的法律條文中，贓為罪名之一，《唐律疏議》諸彼此倶罪之贓條：
諸彼此倶罪之贓。疏議曰：受財枉法、不枉法及所受監臨財物，并坐贓（罪）。[13]
文書中的“臧錢”即因贓罪而來。按唐律，當官物還官，私物還主：“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息，皆為見在。）疏議曰：
在律,“正贓唯有六色：強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及坐贓。自外諸條，皆約此六贓為罪。”[14]
若贓物因各種原因或已費損，或已轉易，可以銅贖贓。平贓之定則為：
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疏議曰：贓謂罪人所取之贓，皆平其價值，準犯處當時上絹之價。[15]
比照唐律諸條，《都官奏文》中之所謂“平錢”、“出臧錢”即唐律之平贓贖贓是也，只是，高昌不以上絹之價平其價值和以銅贖贓，而是以當時西域的流通貨銀錢取而代之。
“臧錢”即是贓錢，“平錢”、“出臧錢”即是平贓贖贓，奏文所奏事因張阿茍諸人藏慝提婆錦而引起，本都官文書的性質當關乎刑獄，與軍事無涉無疑。
提婆錦等絲織品是事主藏慝的直接對象，乃構成本奏的關鍵因素。5――7世紀是絲綢之路貿易十分活躍的時期。東西方之間的絲綢貿易從早期以中國內地絲綢西傳為主，轉入兼有西方的絲織品進入中國，開始東西雙向貿易的時期。東傳的絲織品以西亞特別是以波斯的織錦最為著名。由于頻繁和絲織品貿易的刺激，介于其間的高昌等地，往來和絲織品貿易亦十分發達，與之相適應，絲織品生產也隨之發展起來，當地人將西域傳統的毛織技術運用于絲織，同時借鑒先進、復雜的絲織工藝進行家庭式的或小作坊式的生產，產品的織造技藝及其質量的起事都很高，成品以織錦為主。產品有一部分用于自身消費，但份額較小，在發達的絲織品貿易的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絲織手工業，其產品的三部分用于外銷。總體來看，進入高昌雙邊貿易領域的絲織品有三類：內地（包括中原、川蜀和齊魯地區）產品、中亞西亞產品和包括高昌在內的西域產品。
本件文書出現的絲織品有綾和錦，錦有三種：紅錦、葡萄（中）錦、提婆錦，其中以提婆錦出現的次數最多，量也最大。三種錦出自不同的產區，以葡萄為裝飾圖案是中原及齊魯地區所產絲織物的傳統紋樣內容，早在漢代，內地織工已經掌握了嫻熟的織造技巧，織出工藝十分復雜的葡萄錦，頗受宮廷內外的歡迎。從使用的情況來看，紅錦并不十分流行，不象是當地所產，有可能產自內地。以上兩種織錦，在6－7世紀的吐魯番墓葬中均可見到。提婆錦原產波斯，在古代阿維斯塔語中，“提婆”含有“天神”的意思，[16]本件未必波斯原產，其計量單位與中國內地織錦相同，以“匹”或“尺”量，而文書中出現的屬于世紀中葉以前的波斯織錦均以“張”計。據《周書》、《魏書》西域本傳，當時宜蠶的地區有高昌、龜茲、疏勒等地，而產錦的地區只有疏勒一地。文書中除“疏勒錦”外，還見“龜茲錦”、“高昌所作黃地龜茲錦”的記錄，且皆以“張”作計量單位，可見不只疏勒一地產錦。民間訂立的契券中，龜茲、高昌錦可以當作貨幣支付。疏勒錦和波斯錦在某類傳供帳目中，與毛毯、行緤、赤韋等并列，也作為貨幣流通。上述內容不僅填補了文獻記載之不足，也為辨認錦的產地和時代提供了標識性的依據：一、公元5世紀以后，高昌、龜茲、疏勒等綠洲諸國開始有了自己的織錦產品，其中三部分為仿制品。二、公元6世紀中葉以前西域各地以“張”計量的織錦，服用之外還充當貨幣的職能。三、隨著織錦作為支付手段功能的逐漸隱退以及西域等地與內地絲織技術的不斷接軌，各地所產織錦逐漸歸于用“匹”作統一的單位。本件的提婆錦屬于這一時期的產品。
問題在于，文書中這些織錦均被事主藏慝，那么，事主藏慝織錦的目的便不得不追究。一般來說，藏錦的動機不過為二：畄用或畄再交易。張阿茍等事主藏錦的企圖亦不外乎此：留作已用或留待私下交易。所藏絲織品的數額不算小，又藏錦人中有作人，留作已用的可能性不算大。胡商的參與讓我們更傾向于相信，藏錦的目的是為了作私下的交易，從中獲取高額的利潤。避開正當交易至少可以從兩個環節上獲取非法利潤：抬高價格或避開稅收。
高昌在絲綢之路上于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從地理位置上看，它處在四方輻輳之地；從政治地位上看，它又處于中原政權、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乃至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為了保全自己政權的存在，一方面，它與中原諸政權保持著天然的聯系，同時，又不得不臣服于柔然、高車、鐵勒、西突厥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北史·高昌傳》載：
……和平元年（460），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闞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
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余，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高車王阿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為王。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麹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497），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逆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余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
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愿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麹嘉為王。
從蠕蠕（即柔然）扶持闞伯周為高昌王，至高昌舊人弒殺馬儒立麹嘉為王，無不反映出高昌國人，特別是上層人士對北方民族政權的仰仗，此種情勢，在內地局勢混亂、統一政權趨于崩潰時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對高昌國百般扶持，正是出于看好高昌國從絲路貿易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并欲借助其“稅收站”的特殊地位而從中牟取自身利益的企圖。《隋書·高昌傳》云：
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
一個“恒”，一個“重”，足見高昌這個稅收大戶在北方民族政權的經濟天平上的份量。既要維持住與北方民族政權的這種關系，又要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政府的財政收入不致因“稅之送于鐵勒”而受到太大的損害，高昌政府必須采取相應的稅收措施以平衡兩端。
高昌政府向胡商征稅的稅目不見史載，吐魯番文書中所見保留下來的稅目有“稱價錢”，這是胡商向高昌政府交納的一種的商稅。古代向商人所收稅種有過境稅和住稅之別。[17]所謂過境稅，《隋書·食貨志》有云：晉室渡江以后：
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所謂住稅：
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關于住稅稅率：
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劵，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
無論輸估、散估，住稅稅率皆為“百分收四”。據《高昌內藏稱價錢賬》“二人邊得錢”語，有文章疑二人中一人為買者，另一人為賣者，內藏從買者和賣者兩人處收稅，與上述“輸估”、“散估”的收取方式相同；交易中又見有買進賣出的活動進行，根據上述兩點，本文以為，內藏所收稱價錢為住市稅無疑。高昌市易稅及其征收辦法，史籍無載。高昌的統治階層三部分來自河西，決定了高昌的各項制度大多采自河西，而河西制度實則魏晉系統本土化的產物，易言之，高昌之制度采于河西而本于魏晉。就市易制度而言，高昌當地的狀況與東晉南朝的狀況應相去不遠，這是因為，高昌的社會經濟形勢類似于南朝之狀況。南朝與北朝之社會經濟國家財政之差異，陳寅恪先生有云：“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齊、隋、唐之田制實同一系統，而南朝則無均田之制，其國用注重關市之稅．．．．．．魏書六十八甄琛傳所云：（世宗時上表曰：）‘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南北朝社會經濟國家財政之差異要點，甄琛之數語足以盡之矣。”[18]高昌本車師舊地，地窄人稀。自河西漢民陸續移居以后，人口密度不斷增加，可供農桑的土地十分有限，則其國家財政稅收必倚重于關市之稅。從稱價錢的收取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商業稅率不低。[19]
至于稅收的征收辦法，據《周書·高昌傳》，高昌“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包括田地租稅在內的各種稅收大部分以銀錢支付，在商貿活動中，更是以銀錢作為清償工具來支付商業貿易的稅收，上述“稱價錢”等文書所反映的情況證明了這一點。據《隋書·食貨志》：“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所謂“西域金銀之錢”是指在西域流通的錢幣，而所謂“西域”，應當是廣義上的，其范圍包括蔥嶺以外的地區，諸如粟特等地。高昌為絲綢之路國際貿易提供了一個理想的貿易港，促使絲路貿易更加活躍；反過來，這種活躍的國際貿易往還又激發了高昌的手工業、商業的活力，從而一方面為高昌的商業及其他領域的高額稅收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納稅商逃避高額稅收提供了溫床。
高額稅收的結果勢必加重納稅人的負擔。臧錢不是稅錢，卻與稅收有關，它是由高額稅收派生出的一種結果。臧錢文書的當事人中，龍遮之奈與握廣延出現多次。龍姓為焉耆王姓，焉耆人多姓龍，來高昌的焉耆龍姓人大多出現在高昌國時期，其中有延昌年間在高昌當地主持修建石窟的畫匠或工匠，有高昌延和至義和年間租種桃（葡萄）田的種田人，高昌國后期的龍姓人，其身分已經與高昌的鄉里百姓一樣，負擔“剌薪”的義務。臧錢文書中張阿茍和握廣延所藏提婆錦均來自龍遮之奈，龍遮之奈是錦的提供者，還是藏錦的同謀。焉耆、高昌都當絲路要沖，為獲取絲路貿易利益，高昌、焉耆成為競爭對手，《舊唐書·焉耆傳》將雙方產生摩擦的原因歸結于“大磧路”和高昌道的開通、關閉與否：
貞觀六年（632）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罹亂，蹟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絲綢之路經河西走廊出敦煌后，西方去有兩條道路可循：一般來講，向西過白龍堆后入焉耆（即大磧路），可直上高昌皆便捷但要過大片沙磧，路途多艱險；故大多數情況下，商客往來，多繞開大磧路，北上伊吾，折而入高昌；或者直接進入高昌，圖的是旅途更為安全。絲綢之路是在經過歷地界，決定了通過該地區人流和物流的大小，直接影響到該地區從絲綢之路貿易中獲利份額的多少。北朝末年“大磧路”未閉，絲路貿易正當盛時，焉耆和高昌的雙邊貿易往來相當頻繁，摩擦亦相應增多。龍遮之奈作為提婆錦的提供者，逃不脫“藏錦”同謀，即非法交易者的干系。不過，有疑點在：若是同謀，龍遮之奈為何未被罰以“出臧錢”。
握廣延，其名字前冠以“商胡”，這等于貼上了粟特人的標簽。“延”是粟特男性人名的典型詞尾，有榮典、禮物之意，古波斯語作yana-。[20]握廣延從龍遮之奈處得到提婆錦，以“作從”參與“藏錦”，被都官罰以“出臧錢”。從錦的流向上看，握廣延處在末端，因觸犯了相關的法律受到懲處。如按正常交易，握廣延在得到提婆錦后或直接進入市場，或通過關境后再運往其它國家或地區進行交易。而在這個環節上，高昌國及其政府可以獲得的最大利益就是稅收――市易稅或過境稅，握廣延所要逃避的也正是稅收，這是筆數額不小的稅收。然而他觸犯了法律，所以受到都官“平錢”，“出臧”處罰。在這里，龍遮之奈雖然為握廣延提供了貨物，但并未觸犯逃避稅收的律條，故免于受到都官的懲處。
通過對都官臧錢文書的分析，結合其他有關資料，可以對高昌麹氏王朝時期的以絲織品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問題進行如下的討論。
首先，通過對住市交易的討論，則很自然地聯系到麹氏高昌對外貿易的各種形式問題。高昌不僅參與商品從生產國向消費國運送的轉口貿易，以轉口貿易為主，同時兼營直接、間接的進出口貿易。
高昌居絲綢之路的中段，是東西方之間進行交往的必經之地。漢代以前，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交往大多采取朝貢方式，高昌并未參與其中。晉代以后，東西方交往進一步擴大，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經濟往來已經突破了原來那種單一的模式，隨著實質性的國際貿易內容的注入，高昌也逐步參與到東西方的貿易往來。從臧錢文書所反映的情況來看，在高昌所進行的對外貿易中，即包括將高昌以外地區加工的絲織品（如提婆錦和龜茲錦）輸入本地市場銷售的進口貿易，也包括將本國生產加工的絲織品運往他國調進銷售的出口貿易，這其中包括本地加工的產品（如高昌所作黃地龜茲錦）和外國工匠在高昌加工后外銷的產品。這兩種形式的貿易有時是同時通過一方、一次完成的，例如《稱價錢》中的商人，既是賣方，又是買方。不過估計在高昌，進口、出口和過境、三種貿易形式中，第三種貿易，即過境貿易的額度要大一些。由于受地小人多因素的制約，高昌的出口貿易以加工產品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形產品的貿易也帶動了諸如儲運、譯語、驛館接待及相關服務行業的興起，隨著有形貿易的逐漸成熟，高昌的無形貿易也隨之發展起來。6世紀中后期，高昌的對外貿易日臻成熟和完善。
其次，我們發現，絲織品貿易中也多以銀錢作為清償工具，臧錢文書中的平（銀）錢出臧證明了這一點。當然，并不排除各種交易中其它支付手段的存在，如疊、錦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貨幣至少是高昌商貿活動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充分體現高昌高度商業化的特征。從粟特胡商在絲綢之路上的活躍程度以及高昌、敦煌等地粟特聚落的存在來看，流通西域的通貨以粟特地區流通的銀幣為主。[21]絲綢之路貿易中流通的銀幣，顯然已經超出了地方貨幣的職能，它作為一種國際貨幣在絲綢之路貿易中流通。高昌作為該貿易網中的一個站點，因其流通貨同整個貿易網絡的一致，為絲綢之路的大貿易圈所兼容。6世紀以后，高昌本體社會的商業化趨勢已很明顯，又處在一個西連西域諸國、中亞西亞地區，東接河西走廊，直通內地的大商業貿易圏中，這種趨勢又帶著明顯的國際商業化的色彩。
第三，巨大的商業利益吸引各地的商人販客云集高昌，使高昌的商貿活動日趨繁榮與活躍，與此同時，可觀的商業利潤也驅動著商業不法行為的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臧錢文書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高昌政府對商業不法行為有一套行之而有效的辦法和相應的制裁措施。無疑，建立規范的商業秩序、營造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可以提高自身的商業信譽，從而帶來更多的商業機會和更加豐厚的商業利益。
第四，粟特胡商以其素擅經商的優勢活躍了絲織品貿易市場，將絲綢之路上諸如高昌、敦煌等貿易平臺鏈接起來，形成網絡。他們涉足進口、出口、過境貿易等高昌的有形貿易門類外，還參與了高昌的無形貿易，諸如客館服務業、譯語等行業的活動。他們以其特有語言天賦為操持不同語言的商人充當翻譯――作專職“譯語人”，被政府指派作客館管理或招待工作。同時，粟特人還是傳授手工技藝的工匠。高昌除專務絲織業的工匠外，還見韋匠（負責皮革熟化加工的工匠）、畫師等，在高昌后期至唐貞觀年間的一份工區名籍中，有縫匠、韋匠、木匠、油匠等，其中大部分是何、康、曹、等粟特胡姓人。粟特人活躍了高昌地區的商業活動，同時也帶動了高昌國內加工業的整體發展。當地加手工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絲綢之路貿易的更加繁榮。
第五，在高昌所進行的絲織品貿易中，北方游牧民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尚待詳考，[22]但其對塔里木河流域北緣綠洲國家的宗主國地位無疑從兩個方面刺激了絲綢貿易的活躍與繁榮。1]《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冊，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07－208頁。后文所引本書均簡寫作《文書》。
[2]碑文摹文見黃文弻《吐魯番考古記》，科學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間夾頁。
[3]侯燦《麹氏高昌王國官制研究》，收入《高昌樓蘭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1頁。
[4]《周書》巻五十《高昌傳》，中華書局，1971年。
[5]《高昌建昌元年（555）麹斌施產造寺碑》，原載黃文弻《吐魯番考古記》，見《麹斌造寺碑》（碑陰）摹文，科學出版社，1954年，第54－55之間夾頁。
[6]《魏書》巻五十二《宋繇傳》、《張湛傳》、《宗欽傳》、《闞骃傳》、《趙柔傳》。
[7]《通典》刑部尚書條稱：“后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見《通典》巻二十三《職官》，中華書局，1988年。
[8]如《孫永安造象記》，見（清）陸增祥撰《八瓊室金石志補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5頁。
[9]榮膺綰曹郎中的還有張氏家族成員，如張雄及其父端、祖務。見《唐垂拱四年（688）張雄妻麹氏墓志銘》，見侯燦《解放后新出吐魯番墓志錄》，《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605頁。
[10]朱雷《麹氏高昌王國的稱價錢――麹朝稅制拾零》，原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9－10期合刊，已收入《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81頁；鄭學檬《十六國至麹氏王朝時期高昌使用銀錢的情況研究》，載《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93－318頁。
[11]楊際平《麹氏高昌賦役制度管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二冊，第79－94頁。
[12]盧向前《論麹氏高昌臧錢》，載《北京大學學報》1991年，第5期。
[13]《唐律疏議》，（唐）長孫無忌等撰，中華書局，1983年，劉俊文點校本，第88頁。
[14]《唐律疏議》卷4，88頁。
[15]《唐律疏議》卷4，91頁。
[16]元文琪《二元神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第85頁。
[17]謝重光認為高昌征收的“稱價錢”屬于市內住稅，且征收對象不獨限于胡商，見謝重光《麹氏高昌賦役制度考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
[18]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華書局，1963年，第頁144－145。
[19]朱雷前引文第79頁。
[20]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中華書局，1998年，第39－40頁。
關鍵詞: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特征
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發展大都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則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就相對進入了成熟發展時期。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其農業旅游仍呈現持續發展的強勁勢頭。如美國2003年有1800萬人去農場度假,法國年農業旅游收入達100億法郎,占其全國年旅游收入的四分之一。農業旅游已成為歐美國家后工業時代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
歐美國家農業旅游從起步到現在已有近50年的發展歷史,并且歷經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從起步階段、發展階段到相對成熟階段的發展過程。總結其農業旅游發展上所呈現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對于我國農業旅游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旅游景點經營的特征
私營化。歐美國家的農業旅游大多是在私營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場主同時成為了旅游業經營者。這種發展歷史導致了農業旅游經營方式的主體為家庭私營經營。這與我國當前農業旅游產品的經營者以國家集體為主體的經營方式區別是極大的。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國家所有制結構體制所決定的,歐美國家的農業私有化由來已久,而我國農業至今還未徹底地推行經營的持續私營化,這主要表現在對土地不具有永久的獨立可支配性使用權,這導致我國農業很少形成私營形式的農場,更談不上獨立開展農業旅游活動。另外我國農業旅游目前處于起步階段,此時期農業旅游主要以觀光為主,大規模、現代化的農業旅游項目更易成為首選的農業旅游目的地,而這些大規模、現代化的農業旅游項目大多只有國家或集體才能擁有并經營。
小型化。以英國開展農業旅游的農場為例,從面積上看,各農場面積有大有小,差別很大,但其中游客真正活動的空間不大;從雇傭人員上看,平均雇傭全日制職工大多在10名左右,而農場為開展旅游的投資平均也大多只有5萬英磅左右,可見其經營規模之小。開展農業旅游的基本經營單位大多為一個農場或一個家庭,這種小型化的經營既體現了農業旅游是在家庭農場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歷史,同時也恰好符合了市場需求的特點。現代的歐美農業旅游者大多為城市居民,他們到農村去放松緊張的心理壓力,尋覓一種自然、休閑、恬靜的感受,而這些只有在小型化的“農家”才能找得到。而一旦追求規模建起大型旅館、飯店、停車場、吸引來大量的人流,那么其所追求的目標就必然隨之破滅,農業旅游休閑、綠色、自然的優點也就消耗殆盡,喪失了應有的個性特征。
兼營化。一方面農業旅游業大都是在從事農業生產的同時開展多種經營;另一方面開展農業旅游也要依托農業生產,農業旅游和農業生產是不可分的,即便農業旅游的收入遠遠大于農業生產本身的收入,從經濟活動上來說已成為主業,農業生產需要一絲不茍、真真實實地進行,切忌將農業生產全部表演化,那樣的結果可能嚴重損害消費者旅游效果進而損害農業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對于旅游者來說更想了解體驗的是原原本本的農業,因此農業旅游中農業生產的主體地位不能丟。
分散化。龐大的需求市場與小型化的經營規模必然導致分散化、多點式的發展格局。近年歐美國家農業旅游分散布局表現十分明顯,法國推出的“農莊旅游”,全國有1.6萬戶農家建設了家庭旅館開展旅游業;意大利開展“綠色農業旅游”的農莊已有6500家,日本供大城市休閑的農園有4590個,巴西有5000家農場旅館;美國紐約有1500家開展農業旅游的農場,而夏威夷州更多達5500個農場。眾多的農業旅游景點分散吸引了龐大的農業旅游群體,滿足了市場需求,同時又保證了農場的旅游產品質量不會因游人的過度集中而遭到破壞,這種小型化多點分散布局也是市場需求的產物。
旅游者需求的動機
觀光旅游。農業觀光旅游是伴隨著整個農業旅游發展全過程的一種旅游形式,人們到農村、農場去旅游或多或少都有觀光游的成分包含其中,但是這種觀光在不同的農業旅游景點、不同的農業旅游發展階段所表現出的地位是不同的。以觀賞景觀活動為主的農業觀光旅游往往是農業旅游起步發展的初期階段的主要旅游形式,此階段人們更多的旅游目的動機是觀賞農業、農村自然、人文景觀,了解認識農業生產發展水平和特色傳統性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狀況,一旦進入了農業旅游的快速發展階段和相對成熟階段,觀光游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休閑、度假、參與體驗性旅游便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上來,成為市場追求的主要目標。目前,觀光旅游已不是歐美國家農業旅游的主要形式了,取而代之的是農業休閑、參與體驗、度假等形式的旅游。
休閑旅游。在歐美國家人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不斷增長,閑暇時間也不斷增多,人們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城市擁擠和喧鬧,給人們造成的心理混亂增強,這種背景下人們更傾向于選擇農村、農業旅游作為自己度過閑暇時間的主要目的地。享受農村的自然風光、恬靜氛圍,悠閑的生活和樸實的民風,以排解心理上的壓力、放松身心,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工作環境,以求獲得全新的感受。這種旅游目的需求已成為目前歐美國家農業旅游者的主要動機。
度假旅游。在歐美國家度假旅游已成為主要旅游形式,度假旅游可選取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多樣的。近年來,隨著人們旅游消費心理的轉變,使適應這種心理轉變需求的農業旅游日益成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農村、農場成為重要的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其能滿足人們的休閑心理及活動需求密切相關的場所。在農村、農場度假,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自然、享受田園風光、享受淳樸的民俗民風、享受農村生活、享受恬靜的氛圍,使人們的度假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到農村、農場度假的旅游形式在我國還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隨著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旅游形式必將得到推廣。
參與旅游。歐美國家的人們到農場旅游已不甘于做農業生產的局外人,他們更愿意參與到各種農事活動當中,去體驗農業農村的生產和生活。這種動機需求是近年來歐美農業旅游發展中的一種重要需求方式,特別是在日本已成為主要的動機需求。這種參與性旅游更加要求農場要在發展旅游同時保持農業生產持續下去,也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只有實際農場才有條件發展這種旅游,旅游者更愿意選擇實際農場而不是為旅游而另辟建的專門農場作為旅游目的地。旅游產品類型的形式
觀光參與產品。到農村進行農業旅游觀光有二層含義,一是觀賞整體農村的自然人文風光,體驗大自然、接觸大自然、回歸大自然;二是觀賞農業生產、生活場景和田園風光,這種產品形式是絕大多數農村、農業旅游產品經營者都自然或不自然給旅游者提供的產品。為更好地觀賞農業生產、生活場景,農場主有意地將一些生產活動呈現出來,并與旅游時間結合開展,如夏威夷農民就將咖啡加工全過程有計劃地展示給旅游者。參與性農業旅游是近幾年在市場需求下產生出來的重要產品形式。如日本的農業旅游就十分注重這種參與性,在秋收季節、果實采摘季節旅行社便組織大量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參加農業生產活動,而有的城市居民到農村租種耕地,全過程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農民成為旅游者的田地看護人。針對此種需求,各農場紛紛推出旅游者可以力所能及參與多種多樣的農業活動,如動物家禽飼養、果實采摘、秋季收割、捕魚生產等活動。
娛樂休閑產品。農場為了更好地滿足于旅游者的各方面需求,往往開展多種形式的娛樂休閑活動。美國有的農場舉辦諸如西紅柿節、甜洋蔥節、土豆裝袋節等活動,更多的農場則推出騎馬、乘馬拉車、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徙步、釣魚等活動;還有的農場推出玉米地迷宮,請專家將玉米地種植設計成迷宮形式,然后開展活動。因場制宜地開展旅游休閑娛樂活動是各農場開展旅游時所盡力設計優化推出的產品形式,雖然從活動本身看有的已超出了農業旅游這一主題范圍,但是這種擴展對農業旅游或農場開展旅游是十分有益的,且又可以充分利用農場資源。
住宿飲食服務產品。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是為旅游者提供的必需基本服務。而且提供住宿和飲食服務也是開展農業旅游的最重要服務項目,也是能否接待旅游者,能接待多少旅游者的基本保證條件。這在各國對農業旅游景點的統計都以旅館數為標準上都充分表明這一點,如意大利有6500間可住宿用農莊,巴西有5000家農場旅館,法國有16000戶家庭旅館等。當然這些旅館同時還可提供餐飲服務。與小型化的經營模式相對應,這些旅館的床位數也是很少的,有的就是已有農舍的改造,小規模的接待量更能體現出農業旅游的特色。
旅游商品。各農場開發旅游往往推出一些商品以滿足旅游者購物需求,并籍此推銷農副產品,并從中獲取更多的收益。這些旅游商品,首先是農場出產的農產品和農副產品,如蔬菜、瓜果、糧食、咖啡、干酪、奶油等特產,另外有的農場推出一些編織等手工藝品和紀念品。這些旅游商品銷售收入往往成為全部農業旅游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夏威夷農業旅游產值有三分之一來自于農副產品的直接銷售。相對于同類產品來說,游人更愿意從農場直接購買,如直接從農場親手采摘的蔬菜水果,農場現場加工的奶油、咖啡、農場酒窖中的葡萄酒等。
旅游市場取向的特點
本地化。農業旅游市場首要特征是旅游者當中屬于本地的游客占七成以上,按英國統計2—3小時車程之內、西班牙統計為景區周邊100-200公里范圍內是主要市場。產生這種格局的原因有二個方面,一是農業旅游景點眾多,各地區廣泛分布,人們在各地區內都可以有農業旅游景點供選擇;二是農業旅游者對農業旅游景點的選擇性不是很強,只要有相應環境、相應氣氛、相應情境等就可以滿足需求,不會對具體內容過分選擇,這樣就無需跨區旅游。
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歐美國家人口比重大都在70%以上,城市人口是國家人口主體,也是國家旅游人口主體,更是農業旅游市場主體所在。農業旅游產品的市場也正是立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而產生的,如日本的農業旅游景點稱為“城市居民休閑農園”就充分表明了這層含義。
家庭化。據英國的一些農場旅游景點調查分析結果表明,以家庭為組織形式的農業旅游客人占景點旅游者大致達到40%左右,可見家庭游客比重之大。另外歐美國家近距離經常性地利用雙休日進行的以家庭為組織形式自駕車旅游也是最普遍的形式,農業旅游也不例外,特別是農業旅游的觀光、休閑和參與特征更適合于家庭旅游。
學生化。學生是農業旅游的一個重要群體,這一原因主要是城市學生需要學習知識,認識自然,了解農村、農業、農民,因此學校或旅行社便有針對性地組織學生開展農業旅游,農場也針對學生需求開發農業旅游產品。如德國、法國等旅游農場中許多都設有農業課堂,而學生也有對農村環境認識上的新奇感覺,且學生由于出生在城市、生長于城市,對農村農業的完全陌生更增強其到農場去旅游需求的迫切性,因此學生市場潛力巨大。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