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7-11 16:41:4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當代文學思潮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加強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大背景下，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由中華美學學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商務印書館和浙江理工大學聯合主辦，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承辦，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協辦的“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與當代文化建設”全國學術研討會在浙江杭州隆重舉行。胡經之、聶振斌、王元驤、凌繼堯、姚文放、杜衛、袁進、張永健、張永清、劉悅笛、王廷信、楚小慶、宛小平、丁國旗、李榮有等來自全國的80多位專家學者，以及新華社、《文藝報》、《藝術百家》、浙江電視臺等報刊媒體的領導和記者編輯等出席了本次會議。會議期間，還舉行了由浙江理工大學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金雅教授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現代美學名家研究叢書》（6冊）首發式。
此次研討會，是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領域第一次全國性專題研討會，也是全國美學、藝術、文化、教育領域內圍繞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會。會議尤其在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特點、價值意義、人文意蘊三方面進行了集中研討，體現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水平和進展。
一、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內涵特點的研討
全面總結、深入挖掘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和特點，是此次研討會的重要學術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聶振斌研究員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拓者。他從美育方針與美育的實施、美育的性能及價值、美育與德育、藝術教育與科學教育、美育與宗教等五個方面，系統梳理總結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視美育的主要性能為“陶養情感”，倡導“以美育代宗教”，是對中國文化以藝術―審美而非宗教為文化理想的獨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體認。深圳大學胡經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認為其內涵突出表現在“陶養情感”和“純潔人格”，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浙江理工大學金雅教授從本世紀初開始梁啟超美學思想的系統研究，也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開掘者。她從“美趣”與“美情”、“移人”與“美術人”、“生命之迸合”與“生活的藝術化”等梁啟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疇命題入手，對梁啟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內涵與致思路徑予以了系統梳理與總結，指出其由前期對美育的社會功能的探討轉向后期對美育的人文價值的探尋，逐步深入并叩問了美育的人生意蘊及其詩性維度，具有鮮明的個體特色、時代特征和民族情韻。杭州師范大學李榮有教授著重分析梳理了梁啟超“趣味教育”主張的主要內容，對其相關教育目標、教育方式、教育原則等進行了探討，指出“趣味教育”不僅與學校教育相聯系，也應包含在家庭教育、社會教育、行業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華南師范大學陳永標、杭州師范大學莫小不、同濟大學李、浙江工商大學朱鵬飛、江蘇師范大學李茂葉等學者，從藝術美育、情感教育、書法美育、大學美育等各個角度切入，研討了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內涵與特點。本次研討會上，一批年輕學者嶄露頭角，他們的研究視野獨特，富有銳氣。如杭州師范大學何淑芳對梁啟超美育思想中“養氣說”的研討，透視了梁啟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淵源，勾連了梁啟超美育思想與“新民”思想的關聯，頗具新意。紹興文理學院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實踐的命題，著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關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價值意義的發掘
批判繼承、創化汲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的營養，深入研討、充分發掘它們對于當代美育與文化建設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是此次研討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浙江大學王元驤教授對的“以美育代宗教”說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卻認為“宗教本舊時代的教育”，并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宗教的認識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這個口號在當時雖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但在學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質是信仰而非認知與道德。王元驤教授進而認為，若從信仰論的觀點來理解這個口號，它在今天不僅沒有失去它的意義，反而更突顯它的理論價值。他主張從美與藝術的性質、美與藝術的創造、美與藝術的功能三方面來認識審美、藝術和宗教之間的同質性。《文藝報》理論部熊元義編審以“重鑄民族魂”為題，對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在激發國民的勇氣和培養國民的靈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藝的發展和民族的發展、國家的興衰聯系起來”的理論特色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啟超對雄壯活潑沉渾深遠的詩境的倡導、對中國文學女性形象審美趣味的批評、對陶淵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揚為例，指出梁啟超的美育思想與審美情趣是中國現代美育最為寶貴的精神傳統之一。呼吁繼承發揚梁啟超魯迅一脈的審美情致與美育精神，培育激揚健全的民族精神，為中華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準備。此外，海南師范大學單正平教授、浙江工業大學鄭玉明副教授等，也對流行的對“以美育代宗教”說、梁啟超“趣味教育”論的觀點進行了反思評析，從當下現實出發，梳理了梁啟超思想觀點的現實意義。杭州師范大學張道森教授、梁啟超紀念中學梁新明校長、東南大學白艷霞博士等探討了梁啟超美育思想對當代美育、校園文化建設等的啟示。山東大學高迎剛副教授認為梁啟超藝術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國傳統樂教“致樂以治心”的基本觀念，但又吸納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樣的人的根本問題上，充滿了20世紀初中華民族求新求變、塑造“新人”的時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視為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基本方向。胡經之教授在總結的美育精神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對“我們進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進美育的實施，拓展美育的途徑”的啟示。
三、梁啟超美育藝術教育思想人文意蘊的探析
其實應該在肯定經濟對文學藝術發展的決定作用的同時，注重從文化、哲學、宗教、社會心理及科學等諸多環節來探討外國文學史的流變，并要特別突出強調文化因素的作用。西方文學與文化互為依存，密不可分的。西方文化從特質上來看屬于酒神文化、太陽神文化。這種文化從源頭上根源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古希臘先民是個海上“商業民族”，獨特的生活方式，促使古希臘初民形成了樂觀、自由、活潑、個性解放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態。這種民族心態表現在文學上，就形成熱愛生活，以人為本，執著現世，無視來生，積極進取，勇于追求的文學精神。
而這種人文精神滋養了整個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個西方文學史始終貫穿著人生價值觀念和人學母題。外國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不僅僅是了解單一的國別文學發展的線索、閱讀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賞析，而是承擔著教育人、引導人的神圣責任，通過對異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認識人生、表達情感、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學習與比較，從更高層面上感知異域文化，發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傳統基礎上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文化觀。文化和文學本來就是互相滲透、互相依存的兩個重要方面。我們應該強調文化因素的作用，教會學生在漫長的文學史中去體會文化的傳承，特別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與文學融為一體，使學生在學好外國文學知識的同時，提高其文化素養，達到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目的。
優化教學體系，豐富文學史的文化因素優化教學內容，改善教學效果。外國文學囊括了中國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國家民族的文學，面對這樣浩繁的內容，教師在教學中如果處理不好，就很難收到好的教學效果。按照傳統的教學觀念，就整個外國文學的發展史而言，古代是起點，近代是重點，現當代是難點。歐洲近代文學成就尤其突出，是重點講授的部分，而現當代文學卻作為選修課來講，顯然不是教學重點。至于東方文學就更不入流了。
這種傳統的教學內容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遠詳近略。作為專業基礎課，教學內容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系統性，這對學生學習知識，形成技能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如果在教學中忽視現當代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文學思潮，就會使學生對西方20世紀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和現代派文學知之甚少，對新的文本解讀方法也很陌生，影響學生的創新能力的培養和廣闊學術視閾的形成。因此，在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研究中，對教學內容進行整體精選和優化勢在必行。在講授歐洲近代文學的同時，要增加對20世紀文學的講授。
在這里,筆者并不是想談新寫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區別,而是想就“新寫實”的名稱做一些追根溯源,探究一下對于在傷痕文學產生后的影響下所產生的這樣一個文學思潮冠之以此名究竟合適與否。首先,我們從問題最淺顯的部分入手,從字面分析,“新寫實主義”、“寫實主義”無可厚非,通過具體作品的閱讀,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被稱作“新寫實主義”的作家們所創造的文本均是寫實主義的上乘之作,同時,對具體作品內容的分析也不是本文的探討重點,我們姑且不提。單就其“新”而言,有“新”則必有“舊”,‘“新舊”相對出現,這里我們不禁要畫個問號了,這“新”是相對于誰而言的呢?相對與傳統現實主義嗎?那既然如此,為何卻沒有“舊現實主義”之說呢?這里不禁會有讀者問到,在它出現的時候并未有與之相對的新的“現實主義”之說呢?但,我要反問一句,對于古代文學中那些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我們又作何解釋?難道在傳統現實主義誕生時,古代現實作品還未被創作出來嗎?因此,在傳統現實主義被命名之時,它已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思潮站在文化的長河中與古代文學中的現實作品遙遙相望了,只是在當代現實作品望見它之后,剛要開口與之交談,傳統現實主義卻把目光從古代轉向了與它相隔不久的我們目前所說的“新寫實”的作品上。但中國文學發展的長河或其脈絡是未曾終斷過的,我們現在的文學分期只不過是人為的按時間或朝代分割罷了,在文學自身的發展中是不存在這樣的分割的。因此,一些理論家們在界定“新寫實”的時候便可能忽視了古代文學中的那一部分寫實的文學作品。
通過細致入微的觀察、閱讀具體的文學文本,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即“谷峰”現象,在中國文學還未真正的形成之時,在神話當中已經出現了一些寫實主義的作品,在其后的諸如《詩經》中,更是不乏很深入描寫現實的作品。唐代杜甫詩歌不寫實?元代關漢卿沒有寫實作品?其實在筆者看來,這些古代作品與現在人們所認可的“新寫實主義作品”有一脈相承之關系。
剛才我們已經說過,區別于傳統現實主義的這些寫詩作品中,已用生命故事取代了傳統現實主義的生活故事,而在古代文學中,尤其是神話故事中,基本描述的都是生命故事,如《精衛填海》,表現的就是與命運抗爭之事。在所謂的“新寫實”中,大寫的“人”為小寫的“人”所取代,即是說這種作品著重關注凡人俗事,敘寫平凡人的生活,而這點,在古代文學的現實作品中幾乎全部如此,在封建統治時期,廣大的勞動人民地位十分低下,作為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站在了同情的立場上寫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同情普通勞苦大眾的詩歌,如《觀刈麥》等。
傳統現實主義著重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實已經作為一種習慣,這是由于作家們在長期創作的基礎上逐漸摸索、總結出來的一種創作模式,就猶如《林海雪原》中套用的“五虎將”模式,在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中已經形成了雛形。只是這種“典型”模式應用更為廣泛罷了。我們將之還原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這也是一種新的寫作理論。它是文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是作家們的創造。但區別于之后的“寫實作品”,則又回歸到了先前文學――即古代文學的創作模式中,記錄零零散散的生活瑣事,猶如照相一般,將現實原原本本地呈現給讀者,而不像傳統現實主義那樣,為了表現主題的需要而將素材“七拼八湊、刪減酌增”的表達主題,在對生活瑣事的極端關注和對故事情節的相對淡然中,消解政治和文化的闡說,完全是一種“人性”美的展露。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不談愛情》《太陽出世》《煩惱人生》就是這其中的典型。
此外,這種區別于傳統現實主義的作家群還回避激情,避免主觀介入,以“零度情感”關注故事情節,即以旁觀者的角度,以平實的心態敘述故事,而不是帶有極高的個人情感與激情來講述故事從而達到完成謳歌某個主題的需要。
關鍵詞：與時俱進；以人為本；教育現代化；分層；中國當代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必修專業基礎課，在函授教學中的重要性是不盲而喻的。基于此，筆者結合這些年來的函授教學實踐，針對當代文學函授教育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與時俱進：中國當代文學教育的時代性要求
據筆者了解，當代文學的函授教學八十年代以來，無論是教學手段與方式，還是教學內容與教材變化比較小，因此必須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和根據新時代的學習要求，做出一些變革，以更好地促進成人函授教育事業的發展。
首先教材的內容和觀點必須不斷更新。
近幾年來，很多地方當代文學函授教育中使用的教材主要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新時期文學專題(專升本)》：還有些院校自己編寫的教材。這些教材當然有它們的各自優點，有各自的針對性，但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就上述兩本教材而言，前者將當代文學合并在現代文學里邊，取消當代文學在本學科內的相對獨立性，不利于當代文學教學和科研的開展；教材只描述了1949―1985年這一段的當代文學，顯然是滯后了。而后者雖將當代文學獨立出來，并將時間下限延伸到新世紀，但去掉了“十七年文學”和“”文學兩部分，割斷了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連續性，是很遺憾的。而一些地方教材，也有類似情況。因此在現有的基礎上，編寫能連接現代文學又可以將當代文學的獨立性完整性體現出來很有必要。
隨著認識水平的不斷深化，教材的陳舊內容和觀點也要不斷更新，改變簡單化傾向。如很多函授教材對“十七年文學”(1949―1966)的認識還停留在七十年代末期的水平上，“政治標準第一”的陰影明顯，不能歷史地看待農民思想問題，沒有準確地講評知識分子的意義。實際上這一時期文學研究上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沒有被吸收到函授教學中來。而像“文學”存在的問題更多，很多教材還繼續沿用“文學一凋零說”或只有“八個樣板戲”，這是很難說服人的。十年“”除了所謂的“樣板戲”和幫派小說外，還有大量工農兵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存在，這些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研究成果也沒有吸收到函授教材中，這是很不應該的。既然“”早已結束多年，為什么我們的函授教學還不能跟上時代步伐呢?
其次函授教學方法和手段必須進行變革。
近幾年當代文學的函授教學方法主要還是以滿堂灌的“填鴨式”教學，這很不利于學員自學能力的形成，教學方法亟須進行必要的改革。當代文學由于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在講解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時，完全可以“舉一反三”。即，教師可以針對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學現象和作品，抽取幾個個案詳細分析并讓學員明白分析的基本思路和規范；然后可抽取一兩篇作品讓學員來準備、分析并及時輔導。這樣不僅可以促進學員主動學習的積極性，提高分析文學現象和作品的基本能力，更主要的是可以培養他們的自學能力。
還要強調的是教學手段對學員自學能力的促進。現代社會早已經是一個信息網絡的時代，怎樣最大化和最優化的使用這一現代教學手段是當代教育必須重視的問題。我們應該盡最大可能的利用已有的現代通訊和網絡來輔助函授教學，特別是對當代文學教學來說，這點顯得更為重要。目前當代文學的發展已經與現代網絡分不開了，無論作品流布還是學術研究，都已經或者正在走向網絡化，特別是一些重要文學期刊和研究性刊物的數據庫的網絡開通，更加速了這一進程，為當代文學函授教學的網絡信息化提供了便利。我認為當代文學函授教學應該積極地利用這一現代化手段，提高當代函授教育的科技含量和信息功能，滿足不同學員對本學科知識分層化需要。
二、以人為本：中國當代文學教育的人文性內涵
函授教育不僅要向學員傳授專業知識，還要提高他們的人文素養。在當今高度技術化和物質化的時代，人們對人生詩意的追求和社會和諧的發展重要性認識越來越深刻，強調人類活動“人本主義”特征。當代文學由于它本身的現代性因素和與當代生活的同步貼近，因而在培養學生的人文思想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因此，發掘當代文學的人文內涵，體現新時代函授教育“以人為本”的性質，在目前當代文學教育中成為一種必需。
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發展，也承續了它的人本主義精神。“五四”以來，中國文學一改過去“小道”的地位，提出了“為人生”的啟蒙主義文學觀念，主張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彰顯現代道德和自由精神，這體現了現當代文學的現代性精神。當代作家突破重重阻力在延續著這一精神。自五十年代的路翎、蕭也牧、孫犁、宗璞就大膽突破，高揚人本主義；理論界的錢谷融、巴人等也高呼“文學是人學”。即使在“”時期，大量的地下手抄本小說如《第二次握手》等、地下詩歌群體如“白洋淀詩群”、“九葉派”詩人，無不折射出不滅的人性光芒。而“”后，文學界更是高標人道主義思想，發出了“回到五四去”的呼聲，于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直面現代社會的新蒙昧主義，控訴極“左”政治對人性的扭曲和壓抑，充分肯定人們對人性人情之美的追求，這為新時期文學的人本精神奠定了基礎和輸送了血液。
即使建國后受“左”的思潮影響或新時期以來受消費文化影響的作品，也可以成為我們人文教育的反面的“教材”。教師應該為函授學員鑒賞分析這類作品提供正確的立場，引導他們形成“審丑”的能力，戒備不要被這類東西迷惑，誤把毒素當良藥。例如對“樣板戲”和“紅色經典”再次走紅的現象，就有必要對學員講清楚這些東西形成的背景，從歷史和文本出發，分析其危害性，從而達到有理有據的教育目的，而不是簡單的否定完事。
可以說，當代文學的函授教育具有很大的人文潛力可以發掘，作為教育者有責任將文學的人本思想，以“審美”和“審丑”兩種方式傳授給學習者，幫助他們形成正確的審美觀和提高素養，真正做到“教書育人”。
三、面向學員：中國當代文學教育對象的分層化
當代文學作為一門藝術學科，它的面向對象是多層次多方面的，所以在函授教學中我們也要注意掌握這一原則。但是在目前的當代文學函授教育中，還很少注意到這點，“一刀切”式的教學模式依然占據主導。根據教學實踐我們認為主要的有這樣三種學習者。
一是知識型學習者。這種類型的學習者，有的是出于對文學的愛好(如剛剛走上文學道路的文學創作者)，目的是獲得創作方面的一些知識；有的是出于對工作性質的需要(如中小學教師)，補充必要的文學信息，以充實豐富教學內容。針對這類學員，應該有選擇、分類別地講授一些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同時主要將作家生活、創作過程、時代背景和藝術分析搞清楚，讓他們在具體的分析中看到優秀作品是如何成為優秀的，同時也要指出作家由于藝術或者生活的局限而導致作品出現的缺陷和瑕疵。
二是欣賞型學習者。有一些函授學員之所以選擇學習當代文學是出于對人文學科的向往(如一些理工科出身的學員)，感受文學中的藝術魅力，陶冶人文情懷。面對這樣的學員，應該注意挖掘具體作品藝術內涵和思想深度。例如很多人喜歡“朦朧詩”，就是因為這類詩歌它的意象和這些意象形成的意境含混多義，不僅可以感受到不同意象所傳遞的美感，而且還能夠從中悟出許多人生哲理。但朦朧詩到底是如何傳遞的和傳遞了什么樣的美感，這是學員很困惑的地方。這就需要教學人員給予正確的分析。
三是研究型學習者。這類學員對教學者來說是最具挑戰性的。他們大多已經接受過―定的理論修養和有一定的研究經驗，學習這門課程主要目的不是文學史常識，也不是簡單的普及性的文學欣賞，而是要了解這門學科及其這門學科新發展與突破，存在哪些問題與看法。面對此類學員，我們必須做到深入了解本學科前沿問題，掌握一定的理論，有自己的評價尺度和思想立場，當然更主要的是要有深入研究的領域和問題，這樣就會提出新的看法和觀點，即使沒有新的東西，也能夠將問題講清楚理明白，這樣也能使學員在學習中學到真知識。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
吳秀明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如何重新評估中國當代文學,一直是近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有不少學者甚至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同時還出現了一些針鋒相對的論戰。我覺得,這并不是一件壞事。因為多一種判斷,就意味著多一種觀察的角度,多一種思考的方式,也多一種價值評判的參照。學術就是為了求真,說好說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都在以“求真”的意愿和智慧,尋找并確認對當代文學進行“重新評估”的體系和標準。
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當代文學需要重新評估,中國現代文學也同樣需要重新評估。都說歷史常讀常新,文學史亦不例外。這是因為,任何一本“客觀的本體的文學史”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們所接觸的文學史,都是由學者們根據自己的史觀和史法建構而成,也都不可避免地融入了編撰者的主體意識和審美觀念,而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和文化觀念的不斷更新,后來的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也會發生變化,文學史的重新評估也就成為必然。再退一步說,既然“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么,對文學史進行現時代的重新闡釋和評價,既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亦是當代學者的責任。
至于如何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行重新評估,顯然不是一件易事。其中,最大的難度,就在于必須找到一個可靠的、大多數人認可的價值參照系。因為,“歷史地看問題”和“看歷史的問題”是兩個并不相同的思考范疇。我們既不能視既定的歷史為圭臬,將歷史的影響奉為評估的準則,也不能完全站在今天的眼光,對文學史中的諸種實踐持虛無主義的姿態。這也意味著,我們首先必須選擇一個非常有效的坐標系統,來考察中國20世紀以來的文學發展狀態,以便對其進行較為科學的定位。這使我想起了吳秀明先生的新著《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在該書中,作者回顧并梳理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圍繞著現當代文學演進的歷史脈絡,并結合自己編撰文學史的心得和思考,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的“生態場域”進行了多方位的分析和論述,為我們重新認識和評估文學史提供了一系列極為豐富的參照體系。
的確,我們已經有了各種不同的現當代文學史,盡管很多人認為,這些文學史基本上是大同小異,并沒有顯示出多少深刻的獨特性,但它們無疑也展示了學者們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發展的各種梳理和評價。同時,我們也已經有了各種專門研究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對文學史撰寫中的“史觀”和“史法”進行了理性的探討。雖然有不少理論設想很難付出實踐,但它表明了當代學者在這一領域中的理性自覺。然而,在文學發生的生態機制方面,我們卻缺少對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具體生態進行全面系統的考察,尤其缺少對現當代文學產生重要影響的各種內外因素的立體分析,致使我們在重估文學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總是難以獲得一個全面而科學的參照體系。雖然我不敢說,這是導致一些學者對現當代文學的評估總會出現各種問題的核心因素,但至少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參照體系不科學或不明確,生態場域不全面或不清晰,意味著人們在重新評估具體的文學實踐時,無法形成一種科學的評價體系,因為文學史的建構,并不僅僅是一種時間順序的選擇和安排,它同時還是一種空間結構形態的呈現,牽動著整個文化領域的生態系統。它既不是用“大視野”或“新視野”(諸如“全球化”或“現代性”)就可以解決的,當然也不是僅僅局限于文學自律性的內部,就事論事就可以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一書中,吳秀明先生就指出,從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李歐梵的《上海摩登》到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想象中國的方法》等,這些海外學者的重要著述,都試圖在“現代性”這一宏大的文化視野中,重審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價值,雖然給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評價體系,但同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1〕19
這也表明,對文學發展的空間結構形態(即“生態場域”)進行系統研究,不僅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復雜的,需要系統化的科學甄別和梳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一書的出現,恰恰體現了作者對這一問題的敏銳把握。它非常明確地強調,文學史并不只是對文學思潮、文學事件與作家作品的羅列與評述,而是要緊扣文學發展的歷史主脈,將思考的視域延伸到與文學緊密相聯的各種文化層面中,多方位、立體化地追索中國現當代文學演進過程中的不同側面,揭示文學發展與各種社會文化因素之間的關系。為此,作者將20世紀以來的新文學發展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存在,并將其空間結構形態視為一個有效的文化生態場域,以生態鏈中彼此制約、相互共生的科學眼光,多角度地解析了現當代文學發展的動態過程,強調了不同的“文化生態場域”對于文學發展的重要作用。這種對生態場域的系統研究,無疑會為我們在重新評估文學史時,提供一個更為健全的思考方式,也提供某種更為全面的文化與價值的雙重參照體系。
對文學發展的生態場域的研究,表面上看,只是一種文學的外部研究,或者說是一種外在原因的研究,其作用似乎非常有限,就像韋勒克所說的那樣,“研究起因顯然決不可能解決對文學藝術作品這一對象的描述、分析和評價等問題”。〔2〕73但是,我們也必須明白,“在各種著重起因的不同研究方法中,以全部的背景來解釋藝術作品的方法,似乎還好一些,因為把文學只當做單一的某種原因的產物,幾乎是不可想象”。〔2〕74這也意味著,科學衡量各種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充分把握它們對文學實踐和審美觀念的影響,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具有發生學意義上的溯源性價值。因此,拓展文學史的生態場域研究,就其實質而言,并非是一種文學的外在研究,而是內外兼具的綜合性研究。它立足于文學自身的基本規律,又廣涉歷史傳統、文化記憶、現實倫理、美學觀念等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集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現實、文化與文學于一體的綜合系統。而這,也正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一書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在本書中,作者的核心觀點是,“文學的發展是一種文化生態鏈中的產物”,而并非僅僅是作家個體的審美創造,因為任何一個作家,既是一個個體的存在,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歷史的存在,他(她)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各種社會環境的制約。因此,面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時,我們首先必須科學地把握其龐雜的生態場域,包括文學與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教育之間的內在關聯。只有理性地甄別出這些生態場域中各種因素在生態鏈上所承擔的角色,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內在關系,我們才能發現具體的作家和作品所具有的文學史意義,也才能對其審美價值作出科學的評判。
這種情形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尤為突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一直游離于文學自律性的正常軌道,在整個文化生態場域中,躍動于各種生態鏈的環節之中,與其他生態因素之間的關聯極為密切。吳秀明先生就指出,無論是政治思想的制衡、經濟市場的嬗變,還是文化中介系統的干預、人性與自然性的互動共容等等,它們都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以不同的方式,在當代文學實踐中形成了一種隱秘而繁雜的生態鏈。只有從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角度,全面把握這種生態場域中各種因素的關系和作用,才能找到具體創作生成的關鍵因素,也才能對一些文學史現象進行科學的評估。
從這種角度出發,吳秀明先生認為,歷經了60年的中國當代文學,其空間結構形態就“具有明顯的超文本或曰潛文學特征”,即,它從一開始就沒有恪守自律性的藝術軌道,而是在空間結構上不斷向其他生態鏈中不自覺地滲透和延伸。“一方面文學極力向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領域擴張,將本屬于自己的大片空間留給它們,使自己在擴大影響作用的同時,身不由己地被納入一體化的機制之中,可以馳騁的思想藝術天地日見箍緊;另一方面,作為具有悠久傳統和極具個性及藝術想象力的一種獨特的話語方式,它既無法對文學以外的社會、政治、經濟、道德的‘純潔性’作出承諾,也很難心甘情愿地在狹小的思想藝術天地中進行自我放逐,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給這一空間化的結構帶來了任憑何種力量都不可能抹平的裂縫。”〔1〕146―147這種彼此交融、相互交替的生態場域,使我們在重新評估當代文學發展史的過程中,必須深入思考和慎重辨析,而不能僅僅將其他因素視為一種單純的外因。
既然文學的發展是一種文化生態環境作用的結果,那么,文學史研究不僅要將這種環境作用視為一個重要的參照體系,還要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自覺地意識到文學研究本身的生態場域。與文學創作的生態場域不同,文學研究的生態場域既涉及審美價值評判的有效性,又涉及學術研究自身的嚴密性和科學性,是我們審度一種文學史或文學研究是否合理的重要參照體系。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那些重新評估各種文學創作的學術觀點時,不一定要過度強調對這些觀點的認同或否定,而要從一種人文學術的生態場域中,找到其評估的價值參照體系是否合理。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里,吳秀明先生圍繞著“文學史論與學科建設”,從文學史論的角度,著重分析了一些有關文學研究的生態場域。作者直面當下的一些學術前沿問題,重點梳理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中的一些空間結構思維和方式,并細究了它們各自的優點與不足。譬如,海外漢學家的現代性視域,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全球化,東亞現當代文學格局中的中國文學特性,中國高校教育體系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構對文學發展的影響,必要的文獻史料學與社會意識形態內部的制約,主流文化的領導權與作家的主體性之間的龜,以及“二個中心時代”、“三分天下”、經典解讀、中國特色的中介系統、“非人類中心主義”等等觀念對中國文學史的建構所產生的意義和局限。無論是縱向的回顧,還是橫向的梳理,應該說,這些文學研究的生態場域,對我們的文學研究包括文學史的重新建構,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這種有關文學研究生態場域的探討中,吳秀明先生集自身數十年的高校教學經驗和體會,并結合自己長期編撰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心得,從中文學科的發展和建設角度,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饒有意味的分析。作者指出,在中國高校的學科建設中,中國現當代文學被明確地列為相對獨立的二級學科,由此直接催生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發展。這無疑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在具體的教學要求中,高校的教學訓練并不注重文學創作,也不鼓勵培養作家,甚至將必要的“審美創造”式的文學寫作訓練,變成了一種工具化的應用文寫作課程,這不僅導致了大學中文教育與當代文學實踐的彼此隔離,更為嚴重的是,由此而扼殺了學生們對語言藝術的原創性、想象性和審美創造性的體驗,“久而久之,造成思維和審美的麻痹僵硬,降低并削弱了中文系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影響力”。〔1〕61
這種評析無疑很有道理。因為人們常常看到的事實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學碩士、博士們,當他們面對一些最新發表的原創性文學作品時,當他們面對一些正在行進中的文學現象或文學思潮時,總是缺乏敏銳的藝術感知力,缺乏健全的學術視野,因而總是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評價。他們常常將自己的學術視域,自覺地限定在那些已有一定研究成果的目標之中,卻很難有突破性的創見。這顯然是我們高等教育在學科建設中所出現的偏差。其結果是,當這些學術人才在將來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編撰過程中,也很難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與發現。
除了高等教育體制的局限之外,吳秀明還分析了文獻史料的問題。無疑,這也是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生態鏈。因為重要的文獻資料,是解析各種文學史問題的基本佐證。但是,由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與許多國家重要事件緊密聯系在一起,受國內檔案管理制度的限制,要么無法查閱,要么不能公開引用;還有一些因為史料建設本身的滯后,導致大量遺失,尤其是像“”文學發展的史料,已很難搜羅。“總之,挖掘史料,尊重史料,尊重事實,防止作者話語霸權對文學史的侵害,并將史料的實證研究與文化研究、審美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應成為我們對當代文學史實施‘再審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也應成為我們今天進行文學‘再重寫’的一個基本原則。”〔1〕71
從文學創作的生態場域到文學研究的生態場域,雖然有著各自不同的生態范疇,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互交叉的生態鏈,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中,吳秀明先生并沒有對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因為作者的目標并不是要對這兩個生態場域進行比較研究,而是要突出生態場域自身的重要性,論析生態場域的系統研究對于文學創作和文學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圍繞著生態場域的問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的“下編”里,吳秀明先生還立足于當下的文化語境,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文學生態”與“生態文學”。應該說,這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概念范疇。前者是作者延續上編的相關思路,進一步厘析我們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生態,包括文學研究的生態場域;后者是以生態學的眼光,來梳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某種新的文學形態,即在“非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支撐下所涌現出來的一種創作現象。
在考察當前的文學生態場域中,作者重點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文學生態的變化,包括學術界熱議的“兩個中心時代”和“三分天下”的格局。所謂的“兩個中心時代”,即由以前的“政治中心時代”轉向“經濟中心時代”,這種轉化當然有著重要意義,但是,“其整體的生存環境有意無意地被‘物化’了,并由此及彼造成了主體自我的不應有的失落和失語。也就是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又遭遇了類似以前的命運和尷尬處境,陷入另一種不自由。”〔1〕197而所謂的“三分天下”,即是指精英文學、大眾文學、主流意識形態文學的三分天下。這種文學格局的形成,是文學生態向經濟中心轉移的結果,也折射了其生態場域中不同的生態鏈所承擔的功能正在產生變化。
重要的不是這種生態場域的變化,而是這種變化對文學產生的直接影響,尤其是受“物欲”制約后的消極影響。盡管作者對這一問題并沒有深究,但我覺得,其中所涉的兩個關鍵問題,已經實實在在的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一是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觀念;一是文化消費與經典的重構。
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觀念,迄今已引起文藝學領域的高度關注,成為不斷被研究的熱點,包括由此引起的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的激烈爭論。在本質主義者看來,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文學已經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論譜系,擁有了較為固定和完備的評判標準。即使是不同的文學類別中,亦有各自的本質與規律可尋,譬如小說、詩歌、散文和戲劇,都有其特定的固態本質。盡管不同的學者對于文學的本質還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都認為,文藝學之所以具有科學性質,就是取決于它對文學本質的探尋和確認。也正是因為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質的存在,才使我們的教科書有了相對系統和穩定的理論標識與價值旨歸。
但建構主義者并不認同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并不存在一種先驗的、非歷史的、永恒不變的、具有實體意味的文學本質,如果有,這種文學的本質就是建構性的、歷時性的、開放性的。因此,“取代本質主義的最好方法是社會建構主義者的解釋。典型的建構主義觀點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話總結如下:‘女人不是生為女人的,女人是變成女人的’。”“在文學理論領域反本質主義、倡導建構主義,也是出于維護文學的多樣性、差異性的考慮。”(陶東風語)從其開放性的思維來看,建構主義者顯然更愿意將文學理論放在一個動態的歷史語境中來考察,從“女人是變成女人的”這一過程來探討文學的性質,從而極力回避自然科學中的“定律性”判斷。
有關文化消費主義與經典重構的問題,也同樣引起了一系列討論。盡管不少人都認同,在文化消費主義的生態環境中,文學的快餐化和娛樂化功能正在不斷加強,經典性正在日趨衰落。但是,圍繞著經典作品和文學作品的經典化問題,有些學者就不能認同歷時性的生成法則,而更傾向于用自身的評判眼光確立當代文學的經典目標。這種對經典作品的速求心理,同樣也是文學生態變化之后,文學研究領域中出現的一種審美上的焦慮,其中所隱含的文化心理耐人尋味。
我無意于在此詳述這些爭論,而只想通過這些爭論中的一些觀點,來表明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文學生態場域的變化,正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理論譜系和審美觀念,也在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文學研究,包括文學史研究的空間結構形態和思維。我們之所以要求對中國當代文學進行重新評估,甚至在評估的過程中出現各種巨大的反差,也正是因為文學生態場域的變化給人們提供了更為自由、更為靈活的思考空間。而這,也表明了吳秀明先生將文學的生態場域作為一個系統性的目標進行研究,確實具有重要的意義。
注釋
〔1〕吳秀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生態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關鍵詞: 文學史 現代文學 新文學 當代文學
相信對于每一個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對文學的理解,大多是從文學史著作中來的。“形式紛繁的文學史已經組成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這個體系通常被視為文學學科的重要基石,許多人對于文學史具有一種特殊的好感:文學史意味著某種堅硬的、無可辯駁的事實描述,在他們心目中,文學史是文學知識的集大成。因此,文學史甚至如同某種有效的證書:文學史的寫作標志了一個成熟的學術階段――標志寫作者業已可能縱論和總結一個學科積累的全部資料”。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對于文學史的研究越來越多。
一、“現代文學”取代“新文學”
我們都知道今天所使用的“現代文學”的前身是“新文學”。“新文學”誕生于五四時期,從1922年寫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開始,新文學史的寫作一直持續到了50年代中期,出現過《中國新文學大系》和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等具有范式意義的文學史著作。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新文學”之“新”顯然已經難以“新”下去了,“新文學”并不能指代五四以后所有的文學現象,而只是指某種“文學”。隨著歷史觀的改變,作為“歷史”的一部分的“文學史”的觀念也必然會隨之改變。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重新確立了歷史的分期,將中國近代史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舊民主主義階段(1840―1919)、新民主主義階段(1919―1949)與社會主義階段(1949以后)。他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概念。“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不僅確立了新的歷史分期和性質,而且確立了“新文學”的性質。以務實為開端的“新文學”必然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其指導思想必然是無產階級思想,即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就是說“新文學”是“”的反映,那么,在“”被“社會主義革命”取代之后,“新文學”將會被什么文學取代呢?當然是建立在“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的更新型的文學,這個更新的文學也就是“當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出現,意味著“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新文學”不能再稱之為“新”文學了,它針對“舊民主主義”文學來說確實是“新”的,但是在更新的“新文學”面前卻是“舊”的。于是,文學史家用“現代文學”取代了“新文學”這個概念,用“當代文學”來指稱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學。
二、“當代文學”的出現
“現代文學”的出現即意味著“新文學”的死亡,因為更新的文學――“當代文學”出現了,“現代文學”要想存在就需要有個更新的文學來確立自己的主體性,如是“當代文學”被創制出來了。
早在80年代以來,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的分歧問題就一直備受學術界的關注,不少學者認為“當代文學”的歷史已經超過了“現代文學”,再叫“當代文學”有些名副其實了,因此主張把80年代以前的“當代文學”并入“現代文學”,讓“當代文學”專門研究當下的文學現象,專作文學批評。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道理,其實存在很多問題。在他們眼中,“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現代”、“當代”這樣一些概念都是客觀的、不需質疑的,是能夠自我說明的,“現代”和“當代”之間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可是這種起點、這種界限到底存在嗎?如果以線性的歷史觀念來看,古代、近代、現代與當代確實是有不同的起點的,但也只有在線性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才能找到這種起點。王德威曾經說過:“一味按照時間直線進行表來探勘中國文學的進展,或追問我們何時才能‘現代’起來,其實是畫地自限的(文學)歷史觀。”再者從學科史的角度來看,這些概念產生于特定的時空,具有特定的歷史含義的范疇,它們本身就是被建構出來的,用來說明特定的關系。因此,“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在線性的時間進程中的這種劃分受到了不少學者的質疑,是否應該打破這種慣性的文學史秩序成為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
三、“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
作為現代歷史學的一種類型,“文學史”以描述文學發展的歷程為目標,是一門有起點、有開端、有源頭的學科,是對連續性的描述,對線性發展的重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史”已經成為我們了解和認識“文學”的主要方式,我們已經把文學史的內容當成真實的文學與真實的歷史。但實際上只要我們是在“文學史”之內思考問題,只要“文學史”仍然是國家教育體制中的一門學科,它就不得不受到各方面制度的制約,它的寫作就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樣自由。自然,我們也就不可能通過對“文學史”的學習或者“重寫”來接近甚至認清真實的文學與歷史。在這一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跳到“文學史”之外思考,或者說,把“文學史”本身當作一個問題來對待。
按照公認的“文學史”的分期,“中國古代文學”指的是先秦至晚清的文學,“中國近代文學”指的是晚清到“五四”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指的是“五四”到1949年的文學,“中國當代文學”指的是1949年至今的文學。依據歷史發展的順序,當然是先有“古代文學”,再是“近代文學”,再是“現代文學”,再是“當代文學”。因此在大學的中文系里經常會存在著“厚古薄今”的傳統,大家都在無意識中覺得歷史越長的越有價值,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從學科史方面來看這個分期問題,必然會有不同的結論。“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個命題,正是在這一角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樣的命題可能會讓人覺得難以接受,因為它違背了起碼的常識,打破了時間的先后順序和歷史的邏輯,但是我們所遵循的這種“常識”和“邏輯”難道就不能懷疑嗎?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主要取決于我們是在“文學史”內還是“文學史”外來理解。在“文學史”內,“文學史”反映的是一個線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一進程中,歷史是不可逆的。當然是先有現代,再有當代。但是當我們跳出“文學史”,站在其外運用福柯的“知識考古學”來討論的話,就會發現這些概念都是被建構出來的現代性意識形態范疇,它們之間的分期本身就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抽象地討論“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而是應該弄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應該回到這一對概念產生的歷史語境中,看看這些概念產生時它們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它們的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
周蘭桂先生認為,幾千年的中國文學無外乎兩種狀態:一種是“自律的文學”,一種是“他律的文學”。所謂“自律”即文學獲得了自身的本體自由與審美權力,有一種沒有外在強權壓制的審美自覺和以抒寫個性、性靈為旨趣,以倡導為藝術而藝術的創造自由。同時,文學又自覺履行自身對人生、對社會、對個體的終極關懷。所謂“他律”,即文學部分地失去了本體自由與審美權力,必須服從于某種外力與外在目的的強制與負載。文學被迫為政治、為權力、為帝王、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從而作家部分地失去了他的主體性,文學也部分地失去了它的主體性。回首百年,我們可以看到,現當代中國文學正是在“自律”與“他律”中反復徘徊,疏離又回歸。百年中國文學史可謂走過了一條迂回前進的曲線。其間,有不少現象是相映成趣而又發人深思的,將相關的文學現象聯系起來相對照,更能讓我們看清其本質,看清其在文學發展中的位置。比如問題小說與反思文學、鄉土小說與尋根文學、解放區文學與改革開放前的當代文學等。我們看到歷史發展的暗合與關聯,也看到因時代背景不同造成的文學發展的不同態勢。正如郜元寶先生指出的:“如果放在整個現代文學背景中考察就會發現所有這些(當代文學)不過是未曾中斷的歷史的延續。”
因此,“當代文學”并未與“現代文學”有質的差別,只是文學在發展的不同時代背景下的不同表現而已。黃修己先生說過:“我們以前寫文學史,只講新的戰勝舊的,取代舊的,這不完全符合歷史實際。應該是有的部門新的取代了舊的;有的部門則創造了新品種,推進了文學的現代化,與此后繼續存在、發展的舊形式并存,誰也不能取代誰。……新與舊既相頡頏又相滲透,這才是歷史的實相。”因此,研究者不抓住決定審美面貌差異性這一最基本因素而去漫論文學的分期和學科差異性顯然未見得有多大意義。可以說,盡管中國“現代文學”異同均有,但基本顯現形式還是同大于異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現在所進行的理論建構,已不再只是為新的文學的存在進行合法性辯護,而主要是對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的歷史過程進行合乎理性的描述、闡釋和判斷。時至今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依然在迂回發展,現當代文學的重要分期依然尚未出現,唯一可資期待的是,中國文學依然“在路上”,中國文學的任務依然是尋找文學。
概而言之,“沒有‘當代文學’,何來‘現代文學’?”這個命題對于中國文學研究的意義可能比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要復雜得多。近年來學術界圍繞這種問題及其相關的領域在不同的層面上展開了討論,而本文在此對這一命題的解讀主要目的在于將文學自身作為問題來反思,在于“考掘”出我們自身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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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西方后現論；文學思潮；女性詩歌創作
中圖分類號：I207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187-02
西方后現代文學理論有著極為龐大的體系，它出現于二戰前后，對當代文學思潮的發展也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雖然，西方后現代文學中理論駁雜，但能夠對女性詩歌產生巨大影響的，卻是以下幾個方面：即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微觀的政治欲望理論，以及法國思想家們為首的后現代女權主義思想理論。在這些思想中，所謂解構主義，就是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理論，以語言文字秩序作為發展籌碼，著重于對現實中的所有二元對立理論提出批評。他認為先驗的本源和意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幻想中的無限迂回可以算作存在，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他認為：所謂真理，其實并非得到結果，本質和絕對無法共存，故而普遍主義是一種虛幻的思想。也就是說，現實中的世界只能在話語運動中無限分解、重復，這也與禪宗中所遵循的名言戲論可謂不謀而合。這樣一種分解與重合的循環，就是德里達論述中“散播”的形成過程，他強調人應抗拒一些外界的強加束縛，從而生成一種多元性的存在。而正是這樣一種思想基礎，也為消除男女間的對立奠定了一部分思想基礎。
一、德里達結構主義對女性詩歌發展的影響
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思想認為，男女之間會出現對立現象其實是由于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這一地位形成的原因包含了多種方面，在等級中，傳統思想會特意將男子置于等級中的優先地位，而將女性放在從屬的劣等地位。而后現論則反對二元對立的觀點，倡導一種相對平等的理論，這也就與女性主義產生了一定的共鳴。后現論對多元性、差異性和邊緣性都有著著重的強調，這就同時也為長期被主流思想排斥在邊緣的女性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理想的思想和客觀的聲音。[1]同時，它的出現也為女性爭取自身的話語權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和思想武器，故而，在德里達的理論進入我國之后，女性主義的思想也就得到了蓬勃發展，同時也為當代女性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新的活力。
對我國現代文學而言，具有標志性的女性詩歌大多產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如女詩人伊蕾的作品就是各種典型。她的作品《我是誰》《主體性》等代表篇章，就可以看作是對德里達解構主義的實踐性表述，從其描寫的內容和方式來看，這些詩歌也就是對結構理論最完美的演繹。[2]
女性詩歌的成熟期大概定格于90年代，在這一階段中，女性詩歌逐漸走出了以往的流俗影響，得到了新的發展和啟迪，在這一過程中，女性詩歌的創作主題由最初的意識覺醒慢慢轉向為對性別意識的淡化和消融。在這個時期，女性詩歌創作不再一味地倡導性別意識的抗爭，而是主張淡化性別意識，寫作風格也由開始的激烈反抗慢慢地轉向平和，她們試圖于消解性別的意識在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同時將其逐步轉向為無性別的寫作。[3]從最初翟永明在《女人組詩》中用喚醒女性“自我意識”的方式描寫道：“今晚所有的光為你照亮/今晚你是一小塊殖民地/久久停留/憂郁從你的身體內/滲出/帶著細膩的水滴/”到90年代的女詩人張曄在著作中曾這樣寫道：“白晝和黑夜不過是一種秩序 / 形狀不同，之間沒有玻璃 / 世間的萬事萬物是一個整體 /創造的輪子是沒有性別的，只有無窮無盡的生命痕轍。”這樣的區別已明顯說明了女性詩歌創作已經由最初的強調女性自我意識的寫作進化到了模糊意識形態的寫作，這樣的一種做法不得不說是一種成熟和進步。同時，這也證明了女性意識在性別差異認同上的進化和成熟。[4]
二、軀體修辭學對女性詩歌發展的影響
除了德里達的理論，埃萊娜?西蘇的軀體修辭學對女性詩歌創作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她的理論，為女性寫作提供了一個宏觀的概述。在她的認知中，軀體是個人所特有的一種結構，也正是因為軀體的存在，個體才有了一個確鑿的、可以為人所感知的實體。個體由人自身所創造，其認知感覺也應由個人獨享。但是，如果個我的軀體進入了公共的領域，那么它就不再是個人的私有領地，而是變成了社會形象的一部分。此時，軀體將不再具有完整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因此，由于自我意識從而架構出的人物，是女性在詩歌創作時需要注意的基礎和根本，這也就是“軀體修辭學”所要強調的過程。埃萊娜的軀體修辭學實際上是強調：以自己作為創作的藍本之一，以特定的主體進行寫作，同時，使“獨立自主”的個我得到展示的風采。所以，也正是由于軀體修辭學的創立，創作者也有了多樣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在當今社會中的女性寫作，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了軀體修辭學的表述，將軀體修辭學的理論在詩歌中得到了完美的實踐。無論是伊蕾的“紅瑪瑙，在我的胸前/ 象一顆紅豆成熟了/ 我的胸脯散發著樹脂的芳香/ ”，抑或是翟永明的《女人組詩》，“月亮象一團光潔芬芳的肉體/酣睡/發出誘人的氣息/”“怎樣的喧囂堆積我的身體”，其實質都是以自己為藍本進行詩歌寫作，即便在如今看來許多觀點也顯得頗為大膽，但這也確實是女性個人主義的寫作方式在實踐中的徹底流露，可以說，正是由于埃萊娜軀體修辭學的影響，才使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詩歌創作達到了一個創作的頂峰。
三、福柯的后現論的影響
對于后現論而言，福柯無疑是其中的代表者。他繼承了后現論的反啟蒙傳統，否認平等、理性和解放之間具有平等的關系，他認為當今時代下知識形態和現代權力結構互為一體，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形態。同時，福柯對現性和知識形式進行了相當的反思和批評。他認為社會制度等表面上看來是自然選擇的結果，而實際上卻是歷史社會建設的必然產物。
故而，福柯呼吁要解除文明于人類的枷鎖，通過微觀政治對社會化的現象進行了批判，他認為人應該脫去傳統的塵封枷鎖，創作出新的主題形式和新價值體系。正是由于福柯對傳統的嚴重蔑視和批判，反而造成了其對傳統話語的顛覆。正是由于其顛覆性，于是也為女性詩歌的創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同時，福柯身體政治的理論也為女性的身體寫作提供了反叛的火種。于是，在福柯的影響下，女性詩歌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大規模的反抗思潮，如唐亞平的《主婦》，其中就體現了對女性傳統地位的不滿和抗爭，“我在家里出生入死，就該我繞著鍋邊轉”此句，更是對女性傳統身份的否決，體現了女性主義的初步覺醒。
著名作家唐亞平曾經將女性身體的詩學以“懷腹詩學”作為概括，她在文中說“女性本來就是一種歸宿”，她認為女性能夠喚起詩學的存在感，語言和詩相輔相成，共同造就了詩學的世界。這也是明確的表述了身體和詩歌的關系，而這樣的觀點大體也可以是對八九十年代女性詩歌創作思想的一種總結和概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實踐上，后現代文學理論對女性詩歌的創作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后現代的文學理論，直接促成了女性詩歌理論的發展和轉型，同時也為她們的詩歌創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性的基礎。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學流派的出現和發展，更是在社會發展和進步中，女性意識所產生的直接的覺醒，并在實踐中得以發展和體現。
四、總結
作為一種特定時代下的文學理論，西方后現代文學理論的出現，對西方文學乃至世界文學都有著不可磨滅性的作用。它的作用不僅僅只存在于理論的層面，更是對詩人的創作過程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這種文學理論引導文學實踐的例子并不少見，詩人的寫作總是以基礎性的思想為根本，而正是由于某些無意識的思想基石，才使文學的創作煥發出無限的活力，也正是這樣一個特定的大范圍的影響，才使得20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的詩歌創作出現了大范圍的發展。從80年代到90年代，這十幾年的時間也是女性詩歌發展的輝煌時期。尤其是90年代，在無性別寫作的發展下，女性寫作也進步到了更輝煌的時代。如90年代的著名作家周瓚、宋東游、馬蘭等人，較之于80年代轟轟烈烈的強調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寫作運動，90年代的女性寫作無疑弱化了許多，但在思想上，90年代才是女性寫作的真正成熟的時期，而它對社會、思想和女性意識所帶來的沖擊，哪怕時至今日，也依然得到了保持和發展.因此，西方后現代關于文化的理論思潮，給我國當代的女性在詩歌的創作上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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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日至12日，由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省級重點學科和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第二屆全國當代文學批評期刊建設與當代文學走向學術研討會”在海口召開。參加會議的主要有《新華文摘》總編張耀鉻、《文藝報》主編閻晶明、《文學評論》副編審吳子林、《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李云雷，《當代作家評論》副主編張學昕、《中國文學研究》主編譚桂林、《南方文壇》雜志社主編張燕玲、《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當代文壇》雜志社主編羅勇、《文藝評論》主編韋健瑋、《現代中文學刊》主編陳子善、《文學報》評論部主任朱小如、《當代外國文學》主編楊金才、《理論與創作》執行主編王涘海，《海南師范大學學報》主編畢光明、西安工業大學人文學院院長馮希哲、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仲佳、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單正平、張浩文、副教授周泉根，以及海南大學教授劉復生、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李永中等人。
海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趙康太、海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孫紹先、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阮忠、書記韓捷進參加了開幕式并致辭。海南省重點(扶持)學科責任教授、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建設學科負責人畢光明主持了開幕式。開幕式后，張耀銘總編和閻晶明主編分別作了主題發言。
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與出路
作為文學批評期刊主編，并且多半身兼文學批評從業者，到會專家首先關注的是文學批評的現狀及困境。馮希哲分析了當前批評的基本趨勢：一、更為理性和自覺；二、整個批評界開始由外向內轉型，自省、自察成為主題。但總體來說，80年代的自由活躍的批評氛圍變了，現在是讓人郁悶的環境，大家不愿意說，或者不知道說什么。他還把當代文學批評面臨的困境歸納為四個問題：一、理論困境；二、評價尺度統一與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評人格、偽批評和人情批評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四，批評隊伍分化。
張燕玲對這種沉悶的批評環境作了更具體的揭示：“現今，文學創作出現生活貧乏和思想匱乏的狀態，尤其是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在這種情況下，文藝界要立在時代的潮流，對社會包括對現狀保持獨立思考和批評立場并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相當有難度的。”
對于如何走出這種困境，代表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幾種解決途徑。閻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學建設方面，批評家要積極發揮批評的作用，要加強自身的發言權。譚桂林說：“當代文學學科是個不斷成熟的學科。文學批評要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它對文學創作仍然有一種積極的鼓動作用。現在的文學批評期刊要發揚過去的傳統。”吳子林認為，批評家首先要有問題意識，不能跟著西方的文學思潮亦步亦趨，而要用切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國問題，借用甘陽的話說就是“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國文化本原，將中國傳統的感悟思維發揚光大。再者，將學問和生命融為一體，把感悟思維與理性思維相結合，做縱貫古今、會通中西的“生命的學問”。
批評有無力量，說到底取決于批評者所持的批評觀。朱小如提出，批評其實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價值。但是，批評如果過于學術化反而會失去批評的力度。他認為在一片假話聲中出現的幾句真話才真正有價值。單正平指出：對一流作家，人們對他的批評還是很嚴肅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業化批評，比如一些老板花錢請業內人士幫忙出書，另一個現象是人道主義批評，有人為了精神的寄托將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東西整理出來并自費出書。對第一種人，大家應該抵制，對第二種人可以適當鼓勵一下。
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困境與建設方向
當代批評期刊是反映當下文學狀況的重要平臺，張學昕更強調批評的支點就是當代文學期刊，沒有期刊作者就無法找到支點，得到認可。因此，批評期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但是，當代批評期刊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現狀和困境。就像韋健瑋所說的：在辦刊中越來越感覺困惑，很懷念80年代的批評環境。因為，在b0年代，批評期刊是非常活躍的，有一段很輝煌的歷史，那時不管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有高漲的熱情。但是現在很多編輯已經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堅持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堅持下來的刊物也面臨一些生存問題，因為資金短缺，一些辦刊人越來越覺得迷茫。
閻晶明指出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比建設問題更加緊迫，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十幾年前難以預料的變化，而且文學內部分化很嚴重，很多東西的消極力量遠遠大于我們的建設力量。在這種條件下，文學批評期刊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很多機遇和挑戰。
除了生存問題以外，還有環境問題。目前，文學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危機，學術刊物正在失去讀者。單正平認為原因在于：首先是經濟因素，將學術刊物推向市場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二是空間的大幅度壓縮問題，作者想說的批判現實的篇幅被壓縮了或者刪減了，第三是新媒體和體制化的影響，有許多作者寫文章的出發點是有疑問的。
張耀餡在主題發言中提出批評期刊要突出問題意識。他認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提高核心競爭力，而核心競爭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論創新，思想性、時代性、規律性與創造性是理論創新的標志；必須突出問題意識，善于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真問題，揭示時展中的瓶頸因素，深刻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成果，必須肩負學術研究導向的使命，必須推出新人、扶持新人，為他們提供平臺，必須關注學術的大眾化，讓一流的學術走進百姓的視野，成為經世致用的顯學。學術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張燕玲重述了首屆研討會提到的“艱守”與“堅守”問題，并針對批評期刊如何回到文學前沿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一個是生存建設，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學術建設。在生存建設方面：要重樹自身建設的自信心，要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一個雜志首先要生存下來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現自己的個性。羅勇肯定張燕玲的“艱守”與“堅守”觀點。他指出這兩個方面是有矛盾的，艱守，再困難你也要把刊物辦下去，不能把它丟失。堅守，要堅持文學品位、文學情懷。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雜志還是理論雜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學情懷融入進去，哪怕再困難我們也可以迎來自己一個辦刊物的碩果。周泉根也非常贊同張燕玲關于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要正視信息時代的寫作是我們當前理論反思的重要任務，也是反思創作評論類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爭取把網絡上的東西跟學院派東西結合起來，甚至跟大牌網站合作，讓網絡的不羈的創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來重建我們的話語空間。只有有了話語權，知識分子才能在平權的時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歷史。
關于期刊雜志欄目設置方面，陳子善根據自己的辦刊經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他介紹，他在辦刊物時做了一些嘗試：首先，每期都會做一個學術訪談，采訪一些知名學者；其次，不限制富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兩篇著名的外文翻譯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證文章，發表一些比較重要的對現代文學研究有價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議有：王涘海認為文學期刊建設應有的態度是——自信，要堅守下去，以自信的態度來看待今天的社會和文藝事業，李云雷也說出了自己獨特的辦刊體驗，就是從具體的鮮活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人手，站在時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李國平指出批評刊物應該回應文學現實和中國社會現實，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輕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銳氣的作品。
由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期刊。馮希哲還談到了當代文學創作的基本情勢和走向。在基本情勢方面，他認為有三個現實環境不能不提：一是國家評價體制，二是民眾普泛價值觀念嬗變；三是文學傳播途徑。這三個問題共同構成了文學的現實環境，雖然是外在的，但足以讓文學的生存、發展和民眾的審美觀念與需求產生難以自覺的桎梏式影響。在當下文學走向方面，他認為文學有三個趨勢難以阻擋；一是文學主體價值消解，表情達意書寫泛化難以阻擋。二是文學被媒體導引、傳播，乃至于設計，和文學寫作平民化將難以阻擋。三是文學審美與精神將重歸傳統和民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