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08-31 16:36:43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中醫學基本特征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其實，中醫單純的辯證論治是不能真實地反應中醫學的本質。那么當我們去說中醫學的特征時，首先要明確是相對誰而言。凡說特征的時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東西。很明顯，我們講中醫學的特征，是相對西醫學而言，辨證論治是我們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論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現在我們只講異，不求同，甚至于揚言中西醫無法結合，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辨病論治不是西醫的專利，也是中醫學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 從中醫學的發展史，看辯病證治的重要性
1.1 中醫學雖以“辯證論治”為診療特點，但臨床上從來就存在著“辯病施治”的方法。特別是在中醫學理論體系構建之初，證候的概念尚未從疾病中分化出來，就是以“病”作為辯析目標的，治療也就依據病來施行。如《內經》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為治療靶點的；《神農本草經》、《諸病源候論》等著作也多以具體疾病作為治療目標，如以“常山截瘧”、“黃連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醫學在注重“辯證論治”的同時，也仍在運用辯病思維。如對肺癆、肺癰、腸癰、濕疹、瘧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蟲、絳蟲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辯病的思維。因此，中醫學的辯病思維與辯證思維是同時存在的，交織在一起而綜合運用的[1]。
1.2 中醫學從誕生便開始了辨病與辯證的結合。早在《黃帝內經》里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辯證。比如《咳論篇》、《痿論篇》等章，都是先說這種病，然后再去辯證。之后，在《傷寒雜病論》、《諸病源候論》等書，無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癥，病、癥、脈、證合參而治。以《金匱要略》各篇之題最能說明，如《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陰陽毒都是病名。
1.3 中醫辨病論治在之后的發展過程當中從未終止。茲舉倆例最能說明。其一，清初溫病大家余師愚在其《疫疹一得》書中，僅論及清瘟敗毒飲一個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藥即中病，鮮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復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臨床大家程國彭，在其《醫學心悟》一書中，運用大量篇幅講述如何辯證傷寒。在太陽經癥條下，直言麻黃湯與桂枝湯辯證之繁瑣，療效之有限，辯證少有失誤則災害險生。乃自創加味香蘇散一方，說：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黃湯、桂枝湯）之用，藥穩而效，亦醫門之良法也。不論冬月正傷寒，及春、夏、秋三時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實現了從辯證論治到辨病論治的一次飛躍。這是中醫走循證醫學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醫在與疾病“非典”的抗爭中，充分發揮了辯證論治的優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其意義不僅僅在于證明了辯證論治的優越，而在于對“非典”疾病的認知隨著辯證論治的進程而不斷深化，這同時也是“辯病”的認知過程。我們采用兩種方法相結合，我們的認知就愈趨深刻，我們的治療就更趨完善。
2 辯病用藥的優勢
2.1 在辯病用藥方面，每一種疾病都有其獨特的病理特點。因此，每一種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療原則或治療大法。除證選用不同的藥物外，頭痛可適當地配合應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藥物；癃閉病按照“六腑以通為用”的原則，應著于通利為主；遺尿應按照“固攝止遺”的原則去配伍組方。如腸癰一般可用大黃牡丹湯治之；如肺癆雖有肺陰虧損、陰虛火旺、氣陰耗損等不同病證，但感染癆蟲是其共同病因，補虛殺蟲是治療肺癆的根本原則，在抗癆殺蟲的基礎上再結合辯證，分別予以滋陰潤肺、滋陰降火、益氣養陰諸法，辯病與辯證相結合，才能取得較好的治療效果。
2.2 在臟腑辯證中：肺系病證主要按肺氣失于宣發肅降之病機特點進行辯證論治，還要結合肺系病的特點辯病用藥，以復肺主氣、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證主要按中焦氣機升降失常之病機特點進行辯證論治，還要結合肺系病的特點辯病用藥，以復脾主運化、升清降濁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證應按血脈運行障礙和神明失司之病機特點進行辯論治，還要結合心系病的特點辯病用藥，以復心主血脈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證主要按肝氣疏泄不暢、肝陽升發太過、肝風內動等病機特點進行辯證論治，還要結合肝系病的特點辯病用藥以復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腎系病證主要按腎陰、腎陽不足特點進行辯證論治，還要結合腎系病的特點辯病用藥，以復腎主生長、發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辯病論治與辯證論治的關系
3.1 關于辯證論治與辯病論治的根本區別是什么？筆者以為，辯證論治的主要著眼點是放在對疾病發展過程中每一個病理層次的本質的認識上的。一個病理層次就是一個證候，一個湯證是一個證候辯證論治的結果。辯病是對疾病的辯析，以確定疾病的診斷為目的，從而為治療提供依據。區別在于一為確立證候，一為確診疾病。辯病論治則是著眼于對疾病全方位的考察，從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質的聯系，把這個疾病和其他疾病區別開來，進而針對各種病的特殊性，采取相應的治療。一般說來，辯病論治從對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確定“這一個”而非“另一個”，從一般性對癥治療到確立針對性極強的治療，是對疾病的認知階段。只有經歷了這個階段后，辯病論治才有了基礎，換句話說，辯病論治是建立在對疾病的本質有了深刻的認知基礎之上的。
3.2 辯證論治和辯病論治，沒有層次上的高低之分。它們各有優勢，也各有其局限性。辯證論治雖然不能達到對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認知的層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療的方藥。然而，辯證論治對疾病發展過程中病理層次本質聯系的認識卻遠比辯病論治要深刻。從而，在針對疾病每一個發展階段的具體治療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比辯病論治“優越”。辯證論治的又一個優勢是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包括對人類尚未認識的疾病，這在人類認識和戰勝疾病的過程中，其意義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醫內科臨證時既要辯證，亦要辯病。其中辯病論治，是認識和解決某一疾病過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對中醫辯證的必要和有益補充，有利于進一步對疾病性質的認識，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發展、轉歸[2]”。
總之，辯證論治和辯病論治只有相互為用，相互結合，才能不斷深化中醫對疾病的認知和提高治療疾病的能力。中醫學是辨病論治和辯證論治的完美結合的一門傳統醫學科學。
因此要發揚中醫學的辯證論治的診療特色，要提高中醫的診療水平，提高辯證的準確率，必須堅持辯病與辯證相結合的診療思路。運用辯病思維來確定疾病，對某一病的病因病變規律和轉歸預后有一個總體的認識；再運用辯證思維，根據該病當時的臨床表現和檢查結果來辯析目前處于病變的哪一階段或是哪一類型，從而確立其當時的“證候”，然后根據“證候”來確定治則治法和處理遣藥。此即通常所說的“以辯病為先，以辯證為主”的臨床診治原則。對某些難以確診的病證，可發揮辯證思維的優勢，依據患者的臨床表現，辯出證候，隨證施治[1]。
參 考 文 獻
一、《周易》的基本思維特征
《周易》理論的基石是象。所謂象是指：①具體的物象。即自然界存在的各種可為人感知的事物現象；②意象。即從事物現象中提取出現的，代表一類事理的符號或表象。如《易傳》在解釋象時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于是故謂之象。”象也者，像也。”《周易》認為，因為象是“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的結果，所以其中“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能夠“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就是說，通過對象的推演可以把握認識事物的規律。這種以“德”和“情”為橋梁，將萬物之中之同類者相互聯系的方法，就是《周易》通過象來認識和推測事物的思想基礎。這種思想實際上是強調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相類
的“情”和“德”，就具有共同的類別歸屬，換言之，任何“德”情”相通的事物，都反映同樣的規律，具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和影響。
中醫學的理論大廈雖然與古代的解剖知識有一定關系，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以后，中醫學的解剖學內容不但沒有得到進一步充實’，反而逐漸萎縮了。保留下來的也已不是純粹解剖意義上的內容，而是與整個中醫理論體系相統一，又能反映陰陽五行規律的內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醫學理論體系構建之時，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中醫學所特有的以陰陽五行為主要方法和橋梁的思維方式。而這一思維方式，又是與《周易》的思維方式一脈相承的。
五行學說中的木、火、土、金、水本質上也是一種象。很明顯，“木曰曲直”進乙木的基本特征是通過對自然界“樹木”的不完全抽象得到的；它具有雙重特點：一是直觀性。在某種程度上，“木曰曲直”可以說是對“木”性柔和，能曲能伸的直接描述；二是抽象性。即“木曰曲直”所代表的不僅僅是自然界樹木的．特性，也是對所有具有“曲直”特性事物運動規律的認識，“曲直”是木行事物的“德”和“情”。這樣，在中醫學建立其理論體系和具體闡釋人體的生理病理現象時，通過“曲”直，”這一木行的“情”和“德”形成的有關肝膽功能的認識，就與人體解剖實體的肝膽功能具有了本質的差別。
二、“木曰曲直”與中醫學對肝膽的認識
中醫學從整體觀念出發，強調人體的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密切聯系。認為人體是以五臟為中心的有機整體。這種聯系的突出、表現之一，是臟與腑之間，在臟與其所屬的組織、器官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和相互影響的關系。而這種整體聯系的基礎，就是五行的“德”和“情”。
前巳述及，象具有直觀和抽象雙重特征。要通過象來了解同類事物，就必須發揮聯想，通過象的“德”和“情”來引伸、推演。木行的“曲直”特點，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象“德”，五行學說作為古人權用采認識事物之間相互關系的思維工具，是通過對每一行之“德”的推演引伸才把事物聯系在一起的。據此，“曲”可引申為“入”或“關”等，“直”可引伸為“出”或“開”等等。因此，凡人體兼司出入、開合或柔剛者，都具“曲直”之性，故皆可歸于“木”行范圍。由于中醫學的五臟很大程度上是與五行相應韻五大系統，所以，這些部位從理論上講，都可屬于“肝膽”所主的范圍。
1.“木曰曲直”與中醫學對肝膽部位的認識
藏象學說中有關肝膽部位的認識，歷史上不同的醫家觀點不盡相同。《內經)從人體的解剖實體出發，明確提出“其治在右”的認識。同時《內經》還從“人與天地相參”和“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角度，提出了“肝生于左”的觀點，實際上《內經》及后世醫家的認識還遠不止淚口當。
膽主半表半里。在《傷寒論》中，少陽膽的部位在半表半里。這與“開、合、樞”理論有關。所謂開、合、樞，是指經脈生理功能特性及其相互關系的層次。開主表，合主里，樞主轉運，即“太陽主開，陽明主合，少陽主樞”。樞即轉運之義。由于半表半里是人體之氣內外出入的必經之路，因此具兼司表里之功，恰與木之“曲直”特性相合，故中醫學有“膽主半表半里之說。
膽主咽、喉、口唇、眼，女子胞。《內經》云：“咽者，膽之說也”。《傷寒論》少陽病提綱中也強調膽與咽的密切關系，認為，“少陽病，口苦，咽干、目舷是也。”咽之所以被稱為“膽之使”，多數醫家認為，是由于咽部為足少陽膽經所過之處的緣故。這縱然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實際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嚼乃人體水谷出入的門戶，是食物由口進入食道和整個胃腸道的必經之路，是人體內外交換的樞紐，與“曲直”之性相通，所以才與膽有關，同樣，作為人體內外之氣出入的主要門戶，喉也是一個兼司出入的場所，故也與“曲直”相類，從而從屬于膽．《內經》所講的。堠主天氣，咽主地氣”所盲就是咽和喉的這種兼司出入的作用。
口唇主要由脾所主，但這種認識實際是以口唇是一個主要由肌肉構成的組織為出發點的。若從口唇的運動特點言，則與膽(肝)有關，一方面，口唇的開合運動與“曲直”相通，另—方面，主司人體運動的主要還是由肝(膽)所主的筋脈。故口唇與膽也有密切聯系。
中醫學認為，肝開竅于月。對其機理的一般解釋是，肝經上連目系。但從經絡循行來看，到達目睛部位的絕不止肝經這一條經脈。那么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其與肝的聯系呢?除了實際觀察到的肝的病變最易在眼睛上面表現出來以外，恐怕與眼睛的閉合作用不無關系。雖然在五輪學說中，眼瞼為肉輪，由脾所主，但就眼的開合運動講，則應該說，還是與肝的關系最為密切。其原因就在于，眼的開合運動在“德”上與“曲直”是相類的。
女子胞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是主持月經，二是主持胎兒的孕育。經血來源于沖任，但其排泄卻必須經過子宮。在這層意義上，女子胞也是一個兼司出入的部位。與肝膽是相通相關的．故肝失疏泄時，月經往往表現為提前或拖后，量或多或少的情況。多少不調，前后不均，很容易使人將其與“曲直”失常聯系在一起。在《金匱要略》中，治療熱結血室(即子宮)用小柴胡湯這一治療少陽病的主方，就是一個明證。
此外，象這樣的部位，也可說與肝膽密切相關。故肝氣異常時，常見捧便的功能異常，表現為大便或稠或稀，便秘與瀉泄交替出現等癥狀。
當然，用“木曰曲直”與人體組織器官的功能相比較得到的結論，只是中醫學對肝膽所主部位認識的一個側面毒事實上粵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中醫學對肝膽所主部位的認識結果也不一樣。但就五行學說的應用而言，這無疑是中壓學最富特點的尸種認識。
2.“木曰曲直”與肝膽的功能特點
在生理上，肝主藏血，主疏泄，為剛木之臟而性善升發；在病理上，肝之血性柔而易虧，肝之氣性陽而易亢，故有肝“體防而用陽”之說。從體用的基本內涵分析，體指根本，用指派生。從人體五臟的物質基本及其功能表現來說，任何一個臟器都應是體陰而甩陽的，為什么偏偏強調肝的體陰而用陽呢？這是因為，與其他臟器相比，肝之陽氣方面易于甚發，陽性極強，而肝之陰血為了制約肝氣，傷止其升發過度，其陰柔之性就必須突出。這樣，肝之陰陽兩方面都具有較之其他臟器陰陽更加顯著的特點。換言之?肝本身就只有剛柔兩個方面。此也可看作“木曰曲直”在肝臟功能活動上的具體體現。也就是說，“肝體陰而用陽”的提法，實際上是對“木曰曲直”的另一種概括。
《素問·靈蘭秘典論》云：“膽者，中正之官”。中正；不偏不倚之謂。由于膽主決斷，故言此。而中正本身，實際也具有兼司兩頭，能曲能伸之意。所以與“本曰曲直”是并行不悖的。在藏象學說中，膽既為六腑，也是奇恒之腑之一。這樣的一種劃分是否還蘊含更深刻的意義呢?；筆者認為，這還是受“木曰曲直”影響的必然結果。其解釋是：六腑與五臟互為表里，六腑為陽，主運化水谷；五臟屬陰，主儲藏精氣，奇恒之臟，形態上中空似腑，功能上主藏精氣似臟，恰介于二者之間，或者說為臟腑之半表半里，故膽既屬六腑，又為奇恒之腑之一。由此可見，膽之所以同時歸屬奇恒之腑，正是膽為中正之官，兼司表里之故。
三、“木曰曲直”與肝膽病的治療特點
肝膽既具曲直之性，兼司表里、出入和開合，那么在治療肝膽病變時，就要從“曲”和“直”兩方面出發，兼顧表里、出入和開合。
以肝病為例，由于肝“體陰而用陽”，肝疏泄朱職，總與肝之氣血兩方面有
關。故肝病的治療，多從養肝體和達肝用兩方面同時進行。多以臼芍之酸斂養肝陰(血)，柴胡之辛寒疏肝用。二者的配伍，恰是“木曰曲直”在肝病抬療中的意義。當然，二者量的變化，隨著病變特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咽喉腫痛，一般分為咽部病變和喉部病變兩種情況。喉主天氣，為自然清氣進入人體的必經之路，故喉部病變多由外邪引起，且實證居多；咽主地氕，為食物進入胃腸之門戶，故咽部病變多由內傷(如陰虛)所致，虛證為主．在治療上，喉病多以宜散之法使邪氣從外而解，而咽病則多以滋陰瀉火之法祛之。但在臨床治療上，喉病也常常在辛涼宜散藥如薄荷、桑葉等的基礎上，配以板蘭根，大青葉等苦寒之品，意即使邪從下而瀉，咽部病變在常在滋陰藥的基礎上配以辛散之藥，意使邪從外而解。雖然各有側重，但都體現了散泄并用的原則。其原因正是咽喉為人體半表半里之處乙邪居于此，自可以視其具體情況，使其從外而散，自里而泄。
我認為所謂“中醫”是指：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醫療實踐活動，而從事這個過程的人員才是中醫人，可見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目前社會上部分機構和個人，為了某些目的，打著中醫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統的、正確的中醫理論的依據，參與醫療和科研活動，這類單位和個人其實不是中醫，只是“偽中醫”。
中醫的理論是不是“嚴重落后的”？“是偽科學”？“要求廢除中醫”？那如何評價中醫理論是所謂的“超前的”還是“落后的”？個人認為必須要以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評價，“物質決定意識”這是更古不變的哲學真理，世界上應該不存在超時代的東西，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一定會進一步加深。
《辭海》對科學的注釋是“運用范疇、定理、定律等思維形式反映現實世界各種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的知識體系。按研究對象的不同，可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故科學存在相對性，科學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復的，可以用數字語言來表達，而中醫學是介于社會科學、思維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更多的傾向于自然科學的，絕對不是“偽科學”！
2中醫需要與時俱進
近期經常可以聽到一種聲音“中醫不行”“取締中醫……”這種現象值得深思，目前中醫在醫療服務中所占的比例，從古代的主體到現代的20%左右，其服務功能明顯下降。我國目前中醫、中西醫結合、西醫三種醫療體制并存，但多數領域的醫療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國民體質及平均壽命等）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醫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沒有優勢。
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隨著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中醫的一部分功能已經被現代醫學所替代，另一方面是“偽中醫”在作梗。負責任的說，中醫是有療效的，只是隨著時空的變化，很多老的內容不適應了，與現代醫學的發展比較相對落后了，目前的中醫學理論大多是幾千年、幾百年前的，中醫理論萌芽、發展、成熟的存在環境與今天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1）對象改變。古代中國人平均壽命50歲左右，農業社會中生存，農耕體力活動為主，生活節奏慢，飲食結構簡單、自然，生活相對規律，僅以中醫作為單一治療方法；現代中國人平均壽命達到70~80歲，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中生存，工作強度大，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飲食結構復雜，生活缺乏規律者較多，以西醫作為主要的治療方法。（2）藥材改變。古代的中藥絕大多數為野外自然生長，污染少；現在中藥人工培育為多，很多遭到工業污染，許多藥材已經無條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譜改變。古代中醫面對的患者各種疾病均可見，“傷寒”、“溫病”多見；現在面對的患者以代謝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見。（4）需求改變。古代的求醫者多有“聽天由命”的想法，信息來源單一，信賴醫生，現在的多數患者，不單單治療疾病，對預防保健、改善生活質量有較高要求，信息來源廣泛，醫生信賴度相對降低，循證醫學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醫的生存環境變了，中醫不變怎么能適應！
3中醫需要創新
學科的靈魂是理論，沒有理論的創新，學科的生命力也就會終止，中醫理論必須創新。其實古時的中醫醫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盡后人之病，后人不得盡泥古人之法”的道理，“變則通，通則久”中醫的現狀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務功能只會越來越低，最終被時代進步的大潮淹沒。
中醫要改變一定要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要創新絕對不應該以再去發掘“土中之物”、“復古遵經”為主線條，應該吸收借鑒人類社會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創新者需要耐下心來，注重積累，頂住壓力，一步一個腳印，不斷前進，保留中醫的精華，放棄糟粕，從疾病的“證”、“證候”特征、演變規律、影響因素、干預作用……等著手，在繼承的基礎上努力創新中醫理論，指導現實中醫實踐，著手于提高總體醫療療效的高度，放棄中醫、西醫的門戶之見并從目前的中西醫嵌合發展到真正的中西醫結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工作，使中醫成為一門全新的醫學，造福人類。
眾所周知，中醫起始于原始社會，逐步形成于春秋戰國和兩漢時期，在漢代以后全面發展。前有神農嘗百草，開始了人們對中草藥的研究；后有古代哲學思想指導中醫學的發展，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堅持“天人合一”、“效法自然”等理論；還有中醫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人是自然的產物生命活動具有生物學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見，中醫學是在大自然中產生與發展的。
相傳，在神農時代，人口碑漸多，炎帝就教人種植五谷，以充腹饑。據說那時有一只周身通紅的鳥，銜一株九穗谷飛過天空，谷粒墜落在地，炎帝揀起種在五谷臺邊土地里，后來便長出高大肥碩的谷子。炎帝把谷粒分為五種，分別起名為稻、黍、稷、麥、菽。谷粒味美可口，天下人爭相種之。后來神農還曾親嘗百草，發明草藥，為人治病，被尊為祖國醫藥的創始者。《綱鑒易如錄》記載：“民有疾，未有藥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 ，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傳說炎帝還有一條神鞭，名叫赭鞭，鞭打各種藥草，就能顯示藥草有無毒性，功效如何，寒性還是熱性，據此取有用的藥草為人治病。到了漢代，漢人托名神農著成我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神農本草經》，書中收載藥品3065種，系統地總結了漢代及漢以前藥物學理論知識。該書根據養生、治療和有毒無毒，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根據功效分為寒、涼、溫、熱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并提出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的“七情和合”等藥物配伍理論，為后世中藥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書中的藥物以及相關理論知識都是先輩們不斷探索而來，更是大自然的饋贈。
大自然是神奇詭異的，威力無窮的，其千姿百態，千變萬化，都無不給人以豐富的聯想乃至于靈感。許多中醫學知識正是古人通過對大自然和社會生活的長期觀察而逐漸地摸索和總結出來的，其中不乏在實踐中向自然學習、效法自然的結晶。比如《內經》中提到的：“提攜天地，把握陰陽”；“法則天地”；“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春氣之應，養生之道”，“夏氣之應，養長之道”，“秋氣之應，養收之道”，“冬氣之應，養藏之道”；“所以圣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等觀點每一個與自然都有著莫大的聯系，是中醫效法自然的體現。
《內經》中還把天地、上下、陰陽、氣血、左右、水火等，統統包容在一起來論述人的生理、病理，并據此來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它把人體的任何一個“藏”（比如肝），都已經融入到了整個的自然界，而成了其中的一份子。因此它說： “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又說：“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背之。”這個“得道”的“道”，就是自然法則和規律，是《內經》主張我們應當遵循和效法的。孫思邈也說過“太上畏道”，也是這個意思。我們只有敬畏自然，你才會去模仿自然，效法自然。這些無不在告訴我們中醫與大自然密不可分。
在《中醫基礎理論》中說過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之一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其中有一條便是人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著許多人類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如陽光、空氣、水、土壤等。當自然環境發生變化，其相關因素又可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人體的生命活動。這種人與自然的息息相關，對自然的依存與適應關系稱為“天人相應”。
關鍵詞：中醫學院；體育課程；改革方案
中圖分類號：G80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5-0304-02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普通高校體育課程改革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云南中醫學院受場地設施、師資等教學資源的限制，公共體育課程一直處于相對停滯的狀態。2008年學院遷呈貢新校區，全面貫徹落實新《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精神，進行新一輪公共體育課程改革已迫不及待。我們將針對中醫藥院校的專業特點、學生需求、師資和場館等條件，進行體育課程改革，從而滿足學院體育教學、群體活動和運動隊訓練的需求。
一、云南中醫學院體育課程實施中存在不足
自1982年6月國家衛生部、教育部、體育運動委員會聯合發出“關于在高等中醫藥院校體育課中增加傳統保健體育內容”的通知以來，經過20多年的教學實踐，云南中醫學院將傳統保健體育作為一二年級學生必修內容，共60學時，使得傳統保健體育項目逐步形成了學院體育課程的特色。
公共體育基礎課主要以傳統保健體育項目為主，占教學比重的41.7%；田徑、籃球、排球、游泳共占教學比重的41.7%，課上很難進行系統有序的教學。為了解決現代體育項目教學時數、項目少的問題，2002年6月學院開設了院級選修課（籃球、排球、足球、武術、散打、健美操）。選修課的開設豐富了課程內容，迎合了學生的興趣愛好，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但公共體育課程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1.開課的總學時少，項目分散
云南中醫學院開課對象為一二年級學生，沒有對三年級以上學生及研究生開設體育課。對于學制大部分為五年的高等中醫藥院校來說，體育課的數量明顯不足。同時，學生在兩年內完成4套傳統保健體育功法及田徑、籃球、排球、游泳等項目的學習，在教學時數有限的情況下項目較分散，學生很難在課堂上熟練掌握某項運動技能。
2.特色課程構建初見成效，改革觀念并未深入人心
學院在體育課程設置上雖然考慮學生的特點和價值取向，但在組織實施的過程中存在生搬硬套現象。傳統保健體育學時和套路相對較多，比重過大不適合學生生理、心理發展的特點和現代體育需求。同時，存在學生對傳統保健體育缺乏足夠的認識，在課后沒有成為鍛煉及娛樂的主要手段，致使該項目不能真正為“終身體育”打下良好基礎。
3.對傳統保健體育理論重視不夠
傳統保健體育有其獨特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其中理論體系是精髓，是中醫院校開設此類課程的初衷。學院在特色課程建設過程中淡化了理論的傳授，養生保健的精神實質被忽略，使學生僅學到了外在的套路，而沒有深入地進行內化核心的領悟。
4.教學資源薄弱
近年來，學院不斷加強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教學條件有所改善。現投入教學使用場地共有各類場地19936平方米。但是，缺少室內體育場館，使健美操、瑜伽、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學生喜歡的熱門項目無法正常開展。
二、云南中醫學院體育課程改革設想
隨著2008年學院整體搬遷，體育運動場館設施得到加強，為學院新時期體育課程改革提供了物質保證。為緊跟高校體育課程改革的步伐，立足中醫院校辦學的特色，體現學院傳統保健體育教學的文化性、中醫性、時代性特點，我們提出課程改革實施方案。
1.課程模式
醫學專業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在體育課教學中應充分考慮學生處在青春期和中醫藥院校的特點，采用“以生為本，構建特色”的體育課程模式。其含義是在打好基礎的前提下，尊重學生的個人興趣、愛好，以及自身條件，允許學生進行縱向選擇多個層次的課程，或橫向選擇多個方向的課程，逐步打破年級界限，使學生在校期間掌握2～3項運動技能（包含1項傳統保健體育項目），擁有自我參與體育鍛煉的知識和技能，養成健康體育習慣，最終奠定“終身體育”的基礎。
2.基本特征
學生可根據自身條件，興趣、愛好等，從第三個學期自愿選擇體育課程。學院給予一定的選課自由度，提供充分的鍛煉空間；以過程性評價反饋學生階段鍛煉的效果，使學生保持自信和激情，在積極向上的良好氛圍中形成自己的體育生活方式，自主構建自己的體育文化體系，真正理解體育與健康內涵，從而走向“陽光體育”的境界。
三、課程方案
根據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社會發展對人才培養的需要、新校區的教學條件、學生興趣愛好及中醫院校的特點，課程的設置堅持最優化和合理化，即滿足學生的實際需求，又能辦出中醫學院的傳統保健體育特色。同時，課外體育活動的開展要充分利用新校區的場地器材資源和教師專項特長，最大限度地開設學生感興趣的體育項目。
1.課程內容
（1）云南中醫學院體育課程內容體系
學院體育課程內容將分為兩大部分，即理論知識部分和實踐技能部分，兩部分內容相互滲透，整合成完整的體育課程模式。第一，理論知識。健康知識：體育衛生知識；運動營養知識；健身安全知識。傳統保健體育文化知識。現代體育文化知識。專項競賽規則。體育欣賞。第二，實踐技能。競技類：技能的訓練；技能的提高；群眾性競賽活動。素質類：力量；速度；耐力；靈敏；柔韌。娛樂類：現代休閑體育類。保健類：保健養生類；傳統保健體育類。
（2）課程內容設置
第一，分段式基礎教學階段。課程分為兩部分，即理論部分和實踐部分。
理論部分包括健身鍛煉的科學方法、終身體育與健康、體育生活方式與健康等專題，主要對大學一年級的新生進行體育思想教育。讓學生了解和認識體育健身的重要性，樹立“終身體育”的思想觀念，教會他們合理健身鍛煉的方法和手段，了解新型“體育觀”和“健康觀”，建立良好生活方式。
實踐部分是對新生進行體育基本技能的培養，尤其是各種全面提高身體素質的可操作性的手段和技能。開設的課程包括身體素質練習課、基礎課等。
第二，特色選項階段
在本學期內學生必須選擇一項特色課程。這些特色項目更加貼近學生生活、工作和民族習慣。傳統保健體育項目的蓬勃開展，將更加豐富我校體育文化的內容，符合我院的辦學特色，在體育領域首次體現人文參與精神，也將在較高層次上為傳統體育文化的傳承和發揚做出貢獻。
第三，自主+特色選項階段
學生在第一階段的教學后將實行第一次選項分流，根據自己的愛好、興趣及自身條件，對學院提供的各項選項課程進行自主選擇，課程的目標要求比第一學期有所提高，理論課的教學注重精講，重在培養學生對自己選項較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新興體育運動將會給云醫帶來新的氣息，又能滿足學生追求時尚、崇尚休閑的需求。在本學年開設特色課程選項課程，鞏固第二階段的教學成果，形成我院的特色，提高競技水平。
第四，技能與個性創新階段
在此期間，將從各專項課程活動中發現選拔優秀體育尖才，組成我院的專項競技隊和預備隊，并利用選項課程資源，重點培養這些人才，充實我院競技體育人才庫；同時在該類選項課程中，逐漸培養我院的優勢項目。該類課程的開展將會把我院體育課程改革推向，對活躍校園體育文化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
以上各學期，對于傷、殘、病及特殊體型等身體狀況較差的學生，我們將專門開設保健體育課，滿足他們體育學習和鍛煉的需求，使他們學會適應自身情況的鍛煉項目及方法，以促進其身體保健和康復，幫助他們建立一套適合自身特點的切實可行的健身計劃與健身方法，形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
2.課程特點
（1）現代與特色課程統一
課程改革后，在內容方面進行了優化，改變了以往單一的教學狀況。課程內容將把現代體育與傳統保健體育的實踐與理論知識集合在體育課程之中，增加了人文體育知識的比重，增加了體育素質練習的內容，為健康體育奠定基礎。
（2）強化師生互動
我院這次公共體育課程改革，在課程實施方式上發生了重大轉變，增加了選項課程的比重，特別是高級選項課程的開展，為師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空間，使得教師對學生的生活方式、體育與健康觀念的影響不斷加大，通過教師運動技能的傳授、文化思想的教育，以及人格魅力潛移默化地熏陶，學生會逐漸培養出自己的興趣愛好，形成健康向上的體育生活方式，為“終身體育”奠定基礎。
（3）擴大課內外互補
我院這次體育課程改革以“大課程”的觀點統領全局，將體育課程從課堂教學延伸到課外娛樂，從有形的身體操作延伸到無形的精神塑造，擴大了課堂內外的互補空間。特別是在課外特色體育活動中，學生通過自己的身體去經歷民族傳統體育或時尚運動，用自己的心靈親自感悟運動的魅力，對體育的諸多文化、精神有內在的情感體驗，從而提升他們的人文素養，激發他們對自然、對人類、對社會的熱愛。
云南中醫學院將進行的公共體育課程改革，有效地將現代體育和傳統保健體育有機地結合起來，為塑造學院公共體育特色課程、實現“以學生發展為本”和“終身體育”的新型課程理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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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灸治療學是以中醫理論為指導，經絡腧穴為核心，遵循辨證施治原則，以針法灸法為手段，進行防病治病并闡明其作用機理的一門臨床學科，也是一門實踐性極強的臨床學科。相比之下，學生動手能力較差，對針灸在臨床應用與辨證論治方法含混不清，為更好地激發學生對針灸治療學的學習興趣，培養其分析解決問題能力，提高他們的臨床思維能力，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教學模式介入來提高臨床實用型人才的培養水平。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BL）模式是目前國內外醫學教學較為流行的新型教學法。
1.PBL教學模式的含義
傳統的醫學教學方法以教師給學生提供信息和知識為先導，要求學生記憶，達到學習目的。教師在這一過程中是教學的中心，學生相對被動地接受知識，這易導致理論與實踐分離，學生不善思考，缺乏創新見解。傳統醫學教育模式下知識傳授缺乏系統性，臨床技能獲取是表觀的、膚淺的。1969年美國神經病學教授Barrow在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首創PBL教學模式，該模式鼓勵學生成為學習的中心，激發學生的創新與思考能力，促其主動獲取醫學知識。教師的作用重點在于幫助學生依據問題收集相關信息并協助學生正確分析和推理，最終得到解決臨床問題的確切理論依據。PBL模式交給學生的根本是方法，所謂“授人以漁”，目的是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根據中醫學知識體系的自身特點，在中醫專業課教學中采用PBL教學法，使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思考、討論，可以增強學生學習的目的性，激發學生的求知欲及學習積極性，并逐步培養和提高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2.PBL模式在針灸學教學中的應用
2.1具體操作
PBL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針對一系列的臨床問題進行討論，在教師的指導下對相關的資料進行推理、論證并歸納給出合理解釋。
組建合作學習小組：根據本課程章節的內容，任務難易程度，學生多少進行分組，每組5―10人。
2.2構建新問題
PBL模式的核心是“問題”，問題從哪里來？問題的引入必須結合臨床實踐，不是單純依靠幾本教材或教參的課后習題就能建立PBL模式的問題核心。對學習有指導性的問題需要教師對每一個臨床過程細致地觀察并總結、提煉而得出，只有這樣，引入的問題才具備實用性、啟發性，才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為其創新精神的發揮提供自由空間，所以，在PBL模式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把問題的設計作為重點。問題涉及的知識范疇主要針對針灸治療的常見病，多發病且療效較顯著的一些疾病，這樣學生容易發現問題，對教師的提問也容易理解，相關信息較多，便于學生收集，有利于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還有就是在操作方面，提問應更多地集中在針灸的操作技術，如針刺補瀉，行針手法等。
如在學習針灸治療學“中風”后，可以提問：患者，男，45歲，時常有眩暈，未予介意。一日晨起，突然跌仆神昏，癥見：神志恍惚，面色蒼白，呼吸低微，畏寒肢冷，小便失禁，言語喃喃不清，左半身不遂，脈沉細。請問中醫應診斷為何病？診斷依據是什么？針灸該如何治療？是否還有其他治療方法？還需做一些什么檢查？由此引出一系列相關臨床問題。為回答以上問題，學生必須弄清楚什么是中風，其如何診斷，中風有何表現，有何危害，如何治療，治療方法有哪些等問題。在組織討論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就上述內容進行發言，最后總結并歸納為答案。
在課前，教師應先提問有關的問題，讓學生查閱資料，然后把自己查到的相關信息與他人共同討論，整理補充，最終得出自己的答案，同時也獲得了與中風相關的中醫學基礎知識，中醫診斷學知識，中醫臨床辨證論治，針灸治療方法知識及有關中醫護理中風等較完整的知識。
關鍵詞：醫學英語教學；跨文化意識；構建
作者簡介：彭愛民（1969-），男，湖南長沙人，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外語系，講師。（廣東廣州510303）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2）16-0141-02
一、文化、跨文化意識與英語教學
文化是聯系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是人們共同擁有的思想和標準。人類生活的每一方面如個人如何表達自己感情及思維方式、如何交往、如何解決問題等都與文化相關并隨之改變。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與無線電波一樣，它承載信息，盡管無形但無處不在。正如大多數常聽收音機的人卻難以描述無線電波是怎樣轉化成聲音的一樣，人們難以描述文化，盡管文化是構成人們行為、態度和生活方式的基礎。文化的無限性很明顯，同時也很微妙、難以理解。人類特定的行為、價值觀和人生觀就是在這無形、難以捉摸的文化中逐步形成的。但如果把收音機調到正確的頻率，它便能傳達強大的信息。因此很有必要構建準確的跨文化意識。
英語學習者對其所習得的以英語為母語的文化要有較好的知識掌握和較強的適應能力與交際能力，能像這些母語本族人的思維一樣思考問題并做出正確的反應以及進行各種交往活動。這就要求英語學習者具備跨文化意識。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識，意味著英語學習者能自覺地消除在與以英語為母語的本族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障礙，從而保證整個交際過程的有效性。英語教師講授英語知識時，只教語言知識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教會學生怎樣正確、得體地使用語言，也就是必須掌握使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必須懂得何時何地該用何種語體、語言形式和表達方式。因此英語教師要著力于學生跨文化意識的構建。R. Lado認為：“在倡導語言結構對比的同時，也要對不同的文化進行對比，以幫助學生克服外語學習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學習上的困難。”
醫學英語的教學更應該進行文化比較，構建跨文化意識，這是由醫學英語的特點決定的。從詞源學來看，醫學英語詞匯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拉丁語和希臘語占極高比率，其語源差不多全部來自希臘語和羅馬語，其次是來自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其本身所含的文化信息量就多，加之中醫傳統文化本身難以理解和學習，中西醫藥文化差異極大，因此醫學英語的教學更應該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跨文化意識不僅是一種技能，而且是各種技能的集合體。構建學生跨文化意識，有助于他們語用能力的培養，提高交際效率。
二、了解中西醫文化背景，消除跨文化交際誤會
中華文化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中醫是其瑰寶之一，是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文化發展戰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中醫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作出了巨大貢獻，直到今天仍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并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視，對國際醫學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我國政府曾經提出了團結中西醫、中西醫并重、實現中醫藥現代化和促進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和措施。中西醫結合的根基源自中西醫文化。不懂得中醫和西醫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西醫學。因此，醫學英語教師要比較中西醫學，讓學生在中西醫學對比中體會中醫文化的優良傳統和碩果，在對比和構建中繼承中醫文化，同時也接受西醫文化的精髓。
以美國為例，美國是文化大熔爐，它經歷了從“一元”到“多元”，從以“WASP”為主流的文化到“大熔爐”文化再到“多元大拼盤”文化的演變過程，其醫藥文化也是世界諸多民族醫藥文化的綜合。在美國，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醫治疾病的模式，病人和醫生之間文化的脫離往往會造成少數民族中不成比例的疾病和死亡。美國白人常對少數民族文化持偏見態度，例如，黑人患心臟充血或肺炎時，接受治療的待遇比白人差；黑人或西班牙人很難得到腎透析或腎移植。目前，美國的醫院、醫療機構、政府健康組織，特別是醫藥和護理學校都在招募不同種族的人，以更好地訓練他們治療不同背景、不同民族的病人，擺脫文化偏見。
因此，在吸收西方優秀醫藥文化的同時，也要了解這些醫藥文化的背景，消除與國外醫務人員或病人交際時的跨文化障礙，消除文化偏見和民族歧視，讓不必要的跨文化交際誤會消滅于未然之時。
三、醫學英語教學中跨文化意識的構建
1.詞匯層面跨文化意識的構建
詞匯在語言中占有重要地位。威爾金斯（Wilkins）曾說：沒有語法不能很好地表達意思，沒有詞匯則什么都無法表達。詞匯的差異本身就體現了文化的不同特點。語言學家萊昂斯（Lyons）曾這樣描述：每種語言在詞語上的差異都會反映這種語言的社會產物、習俗以及各種活動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這主要表現在內涵豐富的成語、諺語和格言、比喻和聯想、典故、委婉語、禁忌語中。
醫學英語詞匯通常有七種構詞方式：詞綴、合成、詞類轉換、混成、逆構法、剪切、首字母縮寫。根據詞源，醫學英語詞匯可以分為兩大類：本土詞匯和外來詞匯。本土詞匯來源于古英語，外來詞匯來源于其他語種。而大部分醫學英語詞匯是來自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外來詞匯。因此教醫學生學習這些醫學英語詞匯時，很有必要讓他們了解這些詞匯不同的文化背景來源，這樣學生既可以加深對詞匯的記憶，又能了解國外文化，避免詞匯記憶時的單調、枯燥、乏味感。
如cold一詞，先說明其癥狀類似于“寒冷”，來源于古英語，有兩種詞形，即盎格魯方言的cald和西撒克遜方言的ceald。1537年引入其“感冒、低溫”之意。隨著文藝復興的到來，大量古拉丁語和古希臘語詞匯被引入到英語中來，醫學英語詞匯也同樣受到希臘語的沖擊。
又如anorexia一詞，它是1598年引入英語的希臘詞匯，由前綴an-（意為“沒有”）和詞根orexis（意為“口味”、“食欲”）構成，因此原詞意為“缺乏食欲”。1873年，英國著名醫生William Whitney Gull創造了Anorexia nervosa一詞，意為“神經性厭食癥”，是一種多發生在青少年女子中的心理失常，其特征為非正常地害怕身體發胖，體形不佳，連續性厭食和體重銳減，通常伴有自發性嘔吐，經閉和其他生理變化。
再如來自拉丁語的醫學英語詞匯，最早受其影響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時期。隨著羅馬帝國的日益擴大，羅馬人把其語言也帶到整個帝國的其他地區。英格蘭被征服者威廉領導的諾曼人征服以后，受拉丁語影響更大，因為諾曼人的語言就來自拉丁語。如abscess一詞來源于1543年拉丁語abscessus，字面意思為“離開”，由前綴ab-（意為“離開”）和詞根cedere（意為“走”）構成。意為“瘺管，即由于受傷、疾病或先天性變形引起的把膿腫、腔洞或空器官同身體或其他空器官連接起來的病變的通道。”
醫學英語教師通過諸如上述詞匯教學，醫學生便能了解醫學詞匯中不同的詞源，從而熟悉詞源背后不同國家的醫藥文化。
2.文化背景知識層面跨文化意識的構建
文化背景知識指的是與具體某一語言材料有關的政治、歷史、經濟、地理、文教、科技等背景知識。醫學英語教師在處理語言材料前，應適當介紹與材料有關的背景文化知識，這樣既能建構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又能使學生更深刻、全面地理解材料內容。
中醫學是一門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醫學，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中醫學中現代科學術語雖不多見，卻有大量的中國文化哲學術語。如果教師不從傳統文化背景上去講解，只從定義出發是不行的，況且，教科書、工具書上的定義都有可斟酌之處。因此，只有從這些術語發生、發展的文化背景著手，才能真正把握中醫術語的內涵和本質。以“陰陽”（yinyang）為例。傳統文化中儒家突出乾陽剛健、自強不息的精神，偏重于“陽”；道家強調陰柔的歸藏、包容功能，以貴柔尊、自然無為、致虛守靜為“道”，偏于“陰”。中醫學則強調“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注重“陰陽和合”，陰陽并重，兼蓄儒道兩家之精髓。《黃帝內經》開篇說道：“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這不僅是中醫藥整個文化在診治疾病方面的總原則，而且是中醫藥學在養生方面的總原則。
西醫學有很多新的現代科學術語，人們常能通過一些西方地名、人名等了解西方醫藥文化背景。例如，川崎氏病（Kawasaki’s disease）最早在日本發現，現在仍然發病頻率最高。在美國，川崎氏病是兒童后天性心臟病的首要原因，每年有4000多名兒童發此病，80％的患者年齡小于5歲；波動熱（Brucellosis）或馬耳他熱是病人患的一種細菌感染疾病，由布魯桿菌引起，通過與受感染的動物接觸而傳染，癥狀是發燒、虛弱、頭痛，也稱布魯氏菌病或地中海熱；霍奇金病（Hodgkin’s disease），亦稱淋巴肉芽腫（lympho-granulomatosis）或霍奇金肉瘤（Hodgkin’s sarcoma），根據惡性度和宿主的免疫狀態，分類不斷在變動，本病是一種以淋巴結系統的腫脹為特征的重癥疾病。
3.文化價值觀念層面跨文化意識的構建
無論是在醫學英語教學中對學生進行醫學英語特定詞語文化內涵的教學，還是醫藥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對學生進行英語文化價值觀念的構建，這樣才能真正構建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培養其跨文化交際能力。
西方文化價值觀念強調個性、金錢、超越、進取精神、上帝、標新立異、效率、守時等，而中國文化價值觀念則強調愛國主義、團隊精神、奉獻、回報、謙遜、和諧、禮貌、道德、和平、勤勞等。中醫藥文化的價值觀念是中華民族深邃的哲學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醫藥中的集中體現，主導著中醫醫院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中醫英語教學要結合西方文化價值觀念，體現中醫藥文化中“醫乃仁術”、“大醫精誠”等價值觀念，認清自身價值需要、價值創造和價值實現，在思想理念、價值取向、培育方針等方面充分弘揚中醫藥文化，實現跨文化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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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情志學說的研究內容涉及到人體、自然、社會等各個方面，并且突出其間的復雜聯系，因此，從事此項研究時也應注重整體的、復雜的聯系，從更高層次闡釋其生理病理基礎。筆者現對中醫情志學說研究進展概述如下，以期對開展相關研究有所裨益。
1 情志概念的相關研究
情志變化一般指喜、怒、悲、思、憂、恐、驚七情，但在最早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中只提到五志、六情，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素問·舉痛論》又說：“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中提到：“七氣者，寒氣、熱氣、怒氣、恚氣、憂氣、喜氣、愁氣。”至宋代陳言《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三因論》中明確提出：“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先自臟腑郁發。”
對于情志因素通稱為七情的原因，可能受到解剖知識、河圖、臨床實踐的影響[1]，陳言提出七情的依據可能與《禮記》有關。《禮記·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結合現代心理學研究，認為“七情是人的情感、情緒反應與認知活動”[2]。因情感系統是指人類對各種事物和自身機體狀態是否符合需要作出判斷而采取不同態度的內心體驗，其代表性心理成分為情感、情緒與心境，三者密切相關，在心理功能和外顯表征方面常難以截然分開。中醫學中的情志概念相當于人的情感系統或過程[3]。喬氏[4]按照科學概念定義規則，在情志抽象概念定義下，對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逐一定義。認為除“思”之外，其它六情現代情緒心理學均有論述，其內涵基本一致。其不同之處是，情緒心理學關注的是一般特征，是對人類正常情緒特征表現的概括；中醫學側重機體臟腑氣血狀況對情緒的影響，是從臨床角度對情緒的把握，并由此顯示中醫理論對該類情志的認知特征。
2 情志致病性的相關研究
情志內傷導致疾病發生受到體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先天和后天因素。人先天所具有的某些解剖和生理特征，與后天環境的作用逐漸形成氣質、性格等個性心理特征，反映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造成了心身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等方面的不同傾向，過激或過久的情志刺激必須作用于特定的心理素質和生理功能狀態才能發病[5]。換言之，對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的種類、轉歸、預后等，均與社會、時間因素、個體心理素質的強弱、個性及其對實踐的認知評價系統有密切關系[6]。
《黃帝內經》認為，情志致病可影響臟腑氣機，“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恐傷腎”；“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等；情志致病不僅可引起痿證、消渴等軀體疾病，還可導致癲狂、驚悸等精神失常類疾病，如《靈樞·本神》說：“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則意不存人……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從上文中還可看出，雖然人之五志所屬五臟，但在致病時常數情相兼為病或交錯為病等。也可將七情致病區別于外感及其他內傷病因的顯著特點概括為：從發病途徑及部位而言，直接傷及內臟；從病機變化而言，影響臟腑氣機；從臨床表現而言，常形神俱病；從七情之關系而言，常多情交織[3]。楊氏[7]則認為，七情致病的特點有：影響臟腑氣血；常表現為精神癥狀；因體質而異等。可見，有關七情內傷的致病機理重點在于氣機失調，進而累及血液的運行、津液的輸布與排泄等生命活動，病理機制復雜多變。
3 情志內傷的現代研究
3.1 動物模型的研制
情志所傷的動物模型研制大體分為三方面：(1)單純外界刺激法。①“怒傷肝”模型。主要有夾尾法(用夾尾刺激引發大鼠打斗)[8]、捆綁法(用繃帶束縛四肢，使之行走困難，裝入籠內)[9]、模具法(A、用頸部枷鎖套在大鼠的脖子上，模具影響大鼠日間理毛、撓癢等活動[10]；B、將大鼠置于自制的束縛制動筒內，通過移動插片而逐步縮小大鼠的活動空間，調節到使其不產生強烈反抗的緊張程度)[11]、束縛水浸法[12]、旋轉法[13]、光電刺激法(對大鼠施以光信號和電刺激)[14]等。②“恐傷腎”模型。王氏[15]用驚嚇鼠造成“恐傷腎”的動物模型。(2)藥物造模法。腎上腺素皮下注射，注射藥量目前還不盡相同，有學者分為低劑量組和高劑量組[16]。(3)藥物加刺激法。此種方法采取夾尾加注射腎上腺素等[17]。
3.2 情志致病機理的研究
3.2.1 情志內傷與神經、內分泌及免疫功能
近年來對“怒傷肝”的研究多涉及到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嚴氏等[18]的實驗顯示，應激后大鼠巨噬細胞釋放H2O2量減少，血漿皮質酮含量升高。提示不良情緒刺激可能使機體免疫反應抑制，其產生與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興奮性升高、糖皮質激素分泌增多有關。黃氏等[19]對肝郁氣滯證及相關證候進行了現代病理、生理學基礎的研究，認為肝臟功能與大腦皮層的興奮與抑制以及植物神經功能等多種因素有關。金氏等[20]對肝陽上亢證、肝陽化風證患者進行了多項指標的實驗研究，結果表明，此類證候的病理、生理基礎是外周交感腎上腺髓質功能偏亢。李氏[12]、韓氏等[13]用大鼠束縛水浸，模擬“情志不遂”的病因，同樣證明了不良刺激導致氣機紊亂與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調節紊亂相關。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系統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嚴氏等[21]還發現肝郁證大鼠的胸腺、脾臟重量減輕，全血T淋巴細胞轉化率降低，說明肝郁證大鼠免疫功能呈低下狀態。
王氏等[15]制作了“恐傷腎”模型，觀察到子代鼠自然殺傷細胞活性(NKCA)及白細胞介素-2(IL-2)活性明顯高于對照組，提示孕鼠在驚恐應激后神經-內分泌-免疫內環境的改變可能影響到其子代鼠的先天之本，導致其腎氣發生適應性代償性的功能異常增強反應；同時表明，母鼠妊娠期間的恐懼背景刺激對子鼠的“先天恐懼”的形成有明顯影響。顧氏等[22]的實驗顯示，長期激怒可引起大鼠全血粘度呈高粘狀態，大鼠腹腔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和產生白細胞介素-1(IL-1)的能力明顯抑制，并伴有體重下降、胸腺萎縮、T細胞功能抑制，最后導致免疫功能下降，認為大鼠在一定強度、一定時間激怒刺激下，可直接引起中樞神經系統和免疫功能紊亂。賀氏等[23]從免疫學角度出發，研究發現七情通過影響神經遞質以及激素的水平和作用，從而降低機體免疫功能導致發病。其機理是：情志變化影響神經內分泌系統，后者通過神經遞質和激素影響免疫系統，免疫系統又可反饋作用于神經內分泌系統。
3.2.2 情志內傷與消化系統
情志內傷影響消化系統的功能與中醫理論中肝和脾胃的關系基本一致。張氏等[24]在研究思傷脾與腦腸肽的關系中，認為神經中樞通過某些遞質或肽類物質抑制機體的胃酸分泌和胃腸運動，是“思傷脾”的客觀依據。過度思慮、思考是一種不良的、持續的精神緊張刺激，有時還會出現情緒的抑郁。而持續緊張刺激會引起腦中5-HT增加，5-HT可引起促進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CRF)釋放，后者作為一種中樞腦腸肽物質對胃腸運動起著抑制作用，因而導致胃腸消化功能減退；情緒抑郁可抑制食欲，同時也可減弱或消除胃酸的分泌。毛氏等[25]觀察了肝郁證大鼠模型血漿胃動素、血清胃泌素變化，結果表明，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胃腸運動狀態的血漿胃動素顯著持續升高，提示郁怒傷肝，木不疏土，導致機體釋放調節功能紊亂，脾胃運化失常。其血清胃泌素水平明顯低于正常，說明肝郁確實是引發脾虛的重要原因。
3.2.3 情志內傷與循環系統
肝主疏泄對氣血運行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所以肝失疏泄則可引起氣機失調、血行不暢的病理變化。李氏等[26]檢測了用鉗夾鼠尾激怒大鼠而致的肝郁證模型動物的血液流變學指標，發現模型組全血粘度、血漿粘度及紅細胞聚集指數明顯高于對照組，與肝郁引發的氣滯血流不暢有關。呂氏等[9]用捆綁限制大鼠活動制作肝郁證模型，結果造模大鼠一般在第3～4日出現肝郁現象，肝郁大鼠前列環素明顯降低，而血栓素明顯升高，前列環素/血栓素比值明顯下降，肝微區、胃微區血細胞灌注量顯著減少。提示前列環素、血栓素平衡失調和微循環障礙的相互作用在肝郁致瘀中可能產生重要影響。
情志失調不僅影響血液循行，而且可以導致血液中活性物質成分的改變。陳氏等[27]以健康的男大學生49人為研究對象，用速算比賽使其產生心理應激，比較不同行為類型者心理應激前后的血壓、血漿血管緊張素Ⅱ(AngⅡ)、醛固酮(ALD)、心鈉素(ANP)及血清一氧化氮(NO)濃度的變化。結果為心理應激后血壓、血漿AngⅡ、ALD的濃度較心理應激前增加(P
4 情志學說研究的發展與未來
中醫情志學說的研究從理論、臨床和實驗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筆者只是擷取其中部分以說明相關研究狀態和進展。從目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是沿著分析還原的思維模式，力圖闡明情志學說的生理病理基礎。但是，由于中醫藥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昭示著中醫理論的整體性、聯系性、動態性特征，用什么研究方式方法能夠突出中醫藥的特征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所以，王永炎院士[28]和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系統復雜性研究中心戴汝為院士等[29]提出運用復雜科學理論研究中醫藥學，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中醫理論的特征與復雜科學有很多相似之處，就情志學說而言也具有復雜系統的基本特征，如由大量的作用者(或單元)組成、受外界影響的開放系統、作用者相互作用，以及系統內不同的微小變化可導致重大差異的結局等。因此，未來對情志學說的研究也應從整體、聯系、動態的角度，運用復雜科學的理論從更高層次上研究其生理病理基礎，以推動情志學說的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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