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08 15:43:31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一、作為資源配置的教育均衡發展觀
教育資源是稀缺和有限的，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會引起諸多的教育公平問題。無論是教育起點公平、過程公平還是結果公平，都和教育資源分配有關。受教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教育起點公平是一種底線公平，體現為入學機會均等。但是，如果沒有足夠的教育教學設施以及合格的師資，起點公平就不可能實現。同樣，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教育投入，也難以保障過程公平。前期教育投入不公平影響后期的教育，形成路徑依賴而對教育結果的平等產生影響。[1]這種資源配置決定論的確具有一定道理，因為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的確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教育公平最直接的體現。
然而，資源配置的教育均衡觀在“后義務教育階段”面對著更復雜的情況。一方面，教育資源分配的平等并沒有消除身份、文化的不平等。農村貧困地區的孩子雖然有了平等的入學機會，但城鄉二元格局使他們并沒有得到和城市孩子同樣的身份認同，自然也就無法接受同等質量的教育。另一方面，截止2010年底，全國2856個縣（市、區）全部實現“兩基”，全國“兩基”人口覆蓋率達到100%。[2]在這些喜人的數據背后，卻是對優質教育資源的激烈爭奪。尤其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越來越多家長開始抵制學校教育，指責學校教育“平庸”“無能”，他們希望能夠有“在家教育”的權利。因此，這些問題已不僅是“有學上”的問題，而是“上好學”的問題；不僅是教育資源均衡配置的問題，而是需要更多優質教育資源和個性化教育服務的問題；不僅是教育公平的問題，更是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的問題。
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均衡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教育均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的基礎教育處在什么樣的發展階段。我國現代教育經過了20世紀初體系創立階段以及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規模擴張階段，從本世紀初至今已經進入了質量提升階段。[3]教育發展從外延式走向內涵式，數量規模的增長已經讓位于質量與公平，教育均衡也有了以下新特點。
（一）異質性均衡：教育均衡不應使任何人遭受被同化的命運，而應是保障起點公平前提下的異質性均衡
均衡不是同質性。教育公平在保障基本受教育權利平等的同時必須考慮異質性，在對自然稟賦和社會境況不利人群進行補償的同時，教育公平必須向有才能的人開放。
天賦在資源中的分配問題是平等自由主義和自由至上主義爭論的主要問題。羅爾斯認為沒有人應該從自己的高天賦中受益，除非他們能夠利用自己的高天賦幫助處境不利者，否者這種受益就是不正當的。但諾奇克卻認為盡管天賦會造成分配差異，但這是自我所有權決定的，不是不公正。相反，無視或人為地縮小差距就是侵犯個人的權利，是道德上的不正當，也是不允許的。我認為諾奇克是有道理的，其實羅爾斯本人也說：“沒有一個人能說他的較高天賦是他應得的，也沒有一種優點配得到一個社會中較有利的出發點。但不能因此推論說我們應該消除這些差別。”[4]因此，教育均衡不應使任何人遭受被同化的命運，而應是保障起點公平前提下的異質性均衡。
（二）動態非線性均衡：教育結果公平是每個人接受學校教育后到達了自身最佳的發展水平，每個學校得到最佳發展與改進
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一個不斷發展與改進的過程。但必須注意，均衡是一種相對平衡、動態平衡、非線性平衡。一方面是由于影響均衡的因素很多，尤其在“后義務教育”時代，除了政府教育投入以外，家庭教育投入、學生個體差異及學校教育質量等都是產生不平衡的動力，教育均衡不可能再以水平的、線性的方式發展。另一方面，教育公平的發展中會出現類似于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變化過程。初期階段的主要矛盾是解決教育的底線公平，而后期階段教育發展的矛盾已經發展為教育參與的平等或結果的平等問題。[5]
教育參與的平等不同于教育機會的平等，它追求一種更加積極權利。同樣，教育結果公平的暗含之意也指向對教育質量的訴求。過去往往把這種實質性平等簡單理解為所有學生達到同樣的教育水平，具有同等的學業成就機會，難免帶有烏托邦色彩。但在當前的教育語境下，教育結果公平是每個人接受學校教育后到達了自身最佳的發展水平，每個學校得到最佳發展與改進，人才培養的質量達到預期狀態并且體現著公平的不平等。
（三）優質均衡：在當前我國教育發展進入新階段之際，優質均衡實質追求不僅是促進教育公平，更是提高教育質量
高水平均衡容易使人們追求更高的教育資源配置而忽視對高質量的追求。那種盲目追求奢華學校的所謂“高位均衡”除了造成巨大的教育資源浪費和增添政府業績以外，其實質與高質量并沒有必然聯系。[6]因此，優質均衡強調的是高質量的均衡，人才培養質量是其核心問題。
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強調教育發展不再是增值發展，而是綜合發展與可持續性發展。教育增值發展強調規模擴充、效率為重的不均衡重點發展模式，將發展等同于增長，物質現代化是其發展主題。教育綜合發展強調推進公平、縮小差距以及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將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社會公平，城市化與社會公平是其發展主題。教育可持續性發展強調結構、效益、質量優化與優質學習，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注重內生的內涵式發展。[7]在當前我國教育發展進入新階段之際，優質均衡實質追求不僅是促進教育公平，更是提高教育質量。
三、公平而卓越：提升人才培養質量過程中教育均衡發展的基本原則
異質性均衡、動態非線性均衡和優質均衡是我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在教育發展新階段的三個基本特征，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公平而卓越的教育。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人，因此，在提升人才培養質量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推進新時期的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一）首先要保障底線公平
受教育權是人的基本權利，沒有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是不能奢談任何形式的教育均衡。雖然我們在“兩基”工作上取得一定成就，但東西部之間、城鄉間、區域間以及校際間的不均衡仍然存在。到2020年我國要進入人力資源強國行列，政府必須首先保障底線公平。義務教育具有純公共產品的特點，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私利的角逐必將損害其公益性。因此，必須處理好與市場、學校的關系，保障入學機會均等。
（二）促進教育均衡向多樣性、差異性方向發展
小庫爾特·馮內古特的短片小說《哈里森·伯杰龍》的開頭描繪了一個被桑德爾稱為“平等主義的噩夢”的情景：“那是2081年，終于人人平等……沒有哪個人比別人聰明些，沒有哪個人比別人漂亮些，也沒有哪個人比別人強壯些或者靈巧些。”[8]在這種同質化的社會里，政府為了絕對的平均，必須給那些智商高的公民耳朵里安裝一種智能障礙收音機以阻止他們“不公平的利用他們的大腦”。
這種情景聽起來覺得荒誕離奇，但如果我們否認教育均衡的異質性，那些天賦高者必然遭受同質化的命運。因此，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要求教育均衡是多樣性和差異性的。教育更多體現出對個性的尊重，使天賦高者能得到充分發展，得到更多成功的機會。
（三）在保障高質量教育的前提下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人才培養質量的提升離不開高質量的教育。一方面，高質量的教育要求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包括硬資源與軟資源。農村貧困地區的孩子雖然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權，但在薄弱學校接受教育，其身份的不平等并沒有因為受教育權利的獲得而消失，所以應加快農村薄弱學校的改進，加強農村師資的培養。另一方面，高質量的教育還意味著一種更加積極的自由與權利。在基本的教育資源滿足后，人們應有權追求其幸福的最大化，有權選擇更好更適合自己的教育。政府應通過教育政策的完善保障教育選擇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使之在不損害教育公平的前提下，實現人們對高質量教育的最大追求。■
參考文獻：
[1]沈有祿.中國基礎基于公平—基于區域資源配置的比較視角[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1：4～5.
[2]教育部.201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2-03-21）[2012-11-26]..
[3]王本陸.關于我國現代教育發展階段問題的討論[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26～32.
[4]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02～103.
[5]謝維和等.中國的教育公平與教育發展（1990-2005）——關于教育公平的一種新的理論假設及其初步證明[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199～202.
[6]馮建軍.優質均衡視域中的基礎教育模式的改革[J].教育科學研究，2012（8）：5～10.
［關鍵詞］高職學生；高質量就業；就業價值取向；就業崗位
一、引言
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加速拓展，社會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商業模式、管理模式都發生了巨變，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共享經濟等數字新技術的發展誕生新商業、新職業，使我國就業形態、就業結構、就業穩定性以及勞動技能需求都發生了變化。高等職業教育由規模擴張轉入內涵發展和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高質量就業已經成為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追求目標。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要面向產業需求，在追求高就業率的同時應更關注學生就業質量，為勞動力市場輸送與用人單位需求相匹配的人才。當前，我國進入以創新為核心、以發展服務型經濟為重心的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呈現出速度變化、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的態勢。新經濟、新業態、新產業的發展為高職院校畢業生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產業人才供不應求、跨專業人才優勢明顯。新就業形態是經濟業態發展、市場競爭與技術進步相互作用的結果，不斷改變著傳統的就業方式和就業觀念。無論從就業的政策導向還是從大學生的現實需求看，需要在深刻認識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推動教育質量與職業需求緊密結合，優化勞動力結構，提升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質量，以應對諸多復雜挑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高職學生就業的困境
1.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人力資本與產業結構不匹配矛盾突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隨著我國勞動力供求的結構性失衡日益凸顯，勞動力供給質量亟待提升。2019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52萬人，比上年少增9萬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一方面，產業轉型升級創造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速度遠遠低于畢業生數量的增速；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進步加快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技能人才短缺問題將更加突出。相對于產業和技術的快速變化，人的變化是一種慢變量，實現職業轉換需要一定的教育培訓，轉變就業觀念需要更長的時間。新就業形態對已有的勞動、就業、培訓、社保等政策和體制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服務體系提出了巨大挑戰。我國經濟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大數據、人工智能業態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創新的新引擎，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但是，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滯后于新產業技術變革，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2.就業矛盾從就業規模能否擴張向就業質量能否提升轉變。一直以來，我們更多地關注就業數量，而忽視了就業質量。技術進步對就業擠出效應和替代效應在一定時期和條件下顯現。黨的報告指出，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近年來，企業加快推進機器換人，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崗位被“機器人”替代，影響的就業崗位數量會持續增加，崗位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部分勞動者不可避免地要面臨下崗失業。由于從人力資本投資到形成有效勞動供給通常會滯后于崗位需求，高職院校主動對接產業的意識不強，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脫節。3.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呈現出功利化、多元化等特點。薪金待遇、就業崗位、行業發展和職業空間仍然是當前大學畢業生最關注的因素。大學生找一份工作謀生并不難，但謀求優質崗位和高質量就業崗位的難度系數比較大。高等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陷入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困頓之中，忽略了“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麥可思研究院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我國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就業率為92.0%，就業滿意度為65%，2018屆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比例達6.99%，對就業不滿意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和“發展空間不夠”。2018屆高職高專畢業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為42%，遠遠高于本科畢業生的23%，高職院校畢業生就業不穩定性逐步增大。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價值取向呈現出新的特點，逐利性與求穩性并存、就業目標偏高與期望個人價值實現并存。大學生就業觀念和就業選擇趨向多元化，選擇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的人員數量不斷提升。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產業深度融合，引起了整個社會就業方式、崗位結構的變革。互聯網公司已成為目前大學生就業的新興高地。
三、高職學生實現高質量就業的路徑
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是一個系統工程，應充分發揮政府、高校、行業企業和大學生的協同作用。高等職業教育需主動回應技術創新和社會變革，在對接新產業、新職業的基礎上，通過產教深度融合和跨界協同創新，實現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知識共享、資源優化配置、行動最優同步和系統高水平匹配，培養出具有較高競爭力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1.創造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深入推進和產業轉型升級速度加快，對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大學生在求職時希望隨著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保障更加完善、薪酬待遇持續提高、工作條件不斷改善、職業發展空間更加廣闊。實現高質量就業首先要有高質量的就業崗位，而高質量的就業崗位來自高質量的經濟結構和產業體系。經濟發展的提質增效、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必將推動高質量就業崗位的持續增加和提供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形成新的就業增長點。政府要強化宏觀管理職能，為高職學生營造公平就業環境。具體來說：政府正確發揮管理和服務職能，做好產業引導和企業幫扶，促進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統籌優化人力資源供給與改善勞動力市場需求；強化就業政策與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之間的協同聯動，將就業與創新創業緊密結合，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增強經濟發展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運用好“互聯網+”推進就業轉型，發展新就業形態，拓展就業新空間，為高職學生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保護從事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權益，不斷優化就業創業環境，推動高質量增長與高質量就業同步實現，讓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結構轉化與就業質量提升并行不悖，增強經濟增長對就業質量的帶動作用。2.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深度融合，實現技術創新與就業增長的協同發展。隨著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數字經濟、新技術發展催生了新的就業需求。新產業能夠提供更加廣闊的就業渠道和更加優質的工作崗位，企業需要具有吸收問題、轉換問題能力的人才，高職院校需要培養適應新產業的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在高質量就業目標的引導下，高職院校培養的人才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匹配必然以質量為前提。高職院校應立足于我國產業發展戰略需求，與行業企業、研究院所、政府部門等不同社會主體建立協同機制，推進校政協同、校地合作、校產聯合、校企對接，建成教育部門、高職院校、行業企業、學生聯動的“互聯網+就業”跨專業協同創新平臺，為大學生高質量就業提供線上精準對接、線下高效服務。高職院校應根據企業優勢和產業發展需求，牢牢把握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路徑，吸引更多的企業專家、技能大師走進課堂，促進學校教學與企業用人的無縫對接。打破高職院校與社會、行業企業間的體制壁壘，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結合學校的師資特點和學校的區域影響力、區域產業特征和區域供應鏈以及企業資源，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高層次現代學徒制，讓企業的人才培養前置化。整合政府、高職院校、行業企業等各主體的資源，不斷完善職業教育集團、產學研創聯盟等教學模式，使各主體的人才、專業群、地理空間等優勢充分發揮出來，增強人才培養對新興就業領域、新就業形態的適應性和契合度。根據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實施高等職業教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立企業需求側與教育供給側資源要素融合的平臺和機制，更多地把人才培養與產業對接，實現從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構建“政府、高校、家庭、學生”等多元主體參與的“就業生態共同體”，適應新就業形態的勞動用工和社保政策，不斷提升人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促進公平就業和大學生社會性流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對行業企業用人需求和新的就業特點進行科學研判，完善畢業生就業跟蹤調查反饋機制，將就業大數據多向精準反饋至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等各環節。以精準就業為導向推進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改革，提升就業大數據對人才培養改革的決策咨詢功能，形成招生、人才培養和就業一體化的精準就業指導工作格局。3.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當前，“三新”經濟已經以標志性的智能、個性化服務、社會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維特征涉足三大產業的方方面面，創造新需求，形成增長新動能，產生新就業模式和新職業崗位。高等職業教育應主動回應技術創新，關注社會發展變遷，遵循大學生的認知規律，探索教育新范式。高職院校應推動特色發展、差異化發展和高質量發展，把職業道德、技術技能水平、就業質量和創新創業能力作為衡量人才培養質量的重要內容。高職院校應根據新經濟、新技術、新業態、新職業設置專業，與產業發展、行業需求和技術進步相適應，對專業的內涵與外延進行重新設計和精準界定；加大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力度，構建基于產業鏈、融入新知識和新技術技能的專業課程體系；堅持“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將知識轉化為“知勢”，培養學生的終身學習能力。4.注重就業價值取向的引導作用，提升大學生高質量就業能力。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指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首先應當考慮的是為人類的幸福服務，不能選擇那些脫離實際的職業，需要把理想與現實、思想與行動結合起來。高等職業教育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把就業價值觀教育擺在重要位置。高職院校要全面落實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把大學生就業能力培養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強化職業素質和職業操守教育，注重專業基礎能力、跨領域協同能力、實踐能力與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縮小大學生就業力與實際需求之間的差距。面對新的就業形勢，高職院校要高度重視學生就業價值取向中“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統一、現實關切與理想追求的統一，由就業指導教育轉向職業生涯教育。高職院校要采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針對生源特點，實施全程化、全員化、全方位的職業生涯教育，做好學生求職狀態跟進、企業招聘狀態更新，不斷提升學生的職業認知能力，引導學生在職業發展道路上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的關系，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高職院校要改變大學生就業“從眾”選擇的行為，使大學生積極面對職業多元性選擇的挑戰，將“高起點就業”觀念轉到“先就業后擇業”“先就業后發展”的“靈活就業”“動態就業”觀念上來，找準自身發展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結合點。
［參考文獻］
［1］蔡躍洲，陳楠.新技術革命下人工智能與高質量增長、高質量就業［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5）：3-22.
［2］羅筑華，王漢青.新時代下大學生就業質量提升中的現實審視與路徑分析［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9（10）：134-138.
［3］麥可思研究院.2019年中國高職高專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4］蘇麗鋒，賴德勝.高質量就業的現實邏輯與政策選擇［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究，2018（2）：32-38.
［5］楊禮雕.以“互聯網+”模式推進大學生精準就業［N］.光明日報，2019-03-31（15）.
［6］馬廷奇.高職院校擴招與高職教育高質量發展［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9（33）：25-30.
［7］任雪園.變革與轉型：智能化時代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再審思［J］.職業技術教育，2019（28）：12-17.
［8］張紀南.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J］.求是，2018（12）：24-26.
［9］王霆.大學生高質量就業的影響機制研究：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視角［J］.高教探索，2020（2）：108-114
今天，我們在這里隆重舉行××市與××大學市校合作簽字儀式，這是我市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對于促進××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必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在此，我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對市校成功合作表示熱烈的祝賀！向前來參加簽字儀式的××大學各位領導、各位專家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
××大學是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校，規模宏大，門類齊全，人才濟濟，科研實力雄厚，特別是化學與化工專業在全國高校中具有極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在促進國家建設和地方經濟發展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原油田的開發腹地，也是國家和省重點建設的石油化工基地，這里不僅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還擁有豐富的鹽、煤等礦產資源，石化工業發展前景十分廣闊。建市以來，經過歷屆黨委、政府的努力，相繼建成了××、××等國家、省大型企業，以及煉油、甲醇、三聚氫胺等一批工業項目，特別是2002年以來，全市上下大力實施“以工立市，以工富市，以工強市”經濟發展戰略，工業經濟一年一個新臺階，綜合實力迅速提升，初步形成了三大產業基地、支柱產業、十大企業集團和八個工業園區。加強與××大學的合作，可以充分發揮××大學人才、科研優勢與我市的資源、產業優勢，實現雙方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今后五年，是我們實施“十一五”規劃、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圍繞實現更快更好發展目標，我們將繼續把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來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重點來抓，特別是突出抓好具有比較優勢的石油和化學、林紙林板、玻璃及電光源等支柱產業，進一步膨脹總量，提高質量，加快推進××工業化進程。而實現這一奮斗目標，歸根結底，離不開科技的支撐和人才的保障。我市與××大學開展市校合作，順應了時代的要求，符合全市人民的愿望，潛力巨大，前景廣闊。
這次市校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標志著雙方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將全力以赴，確保市校合作項目在××順利實施，為××大學在××的發展提供高質量、高效率的服務。我們相信，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市政府與××大學的全面合作一定會結出豐碩成果。
對于中國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眾多業內人士一致抱有信心，他們同時指出，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確存在一些需要防范的風險，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中國當前存在十大挑戰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3000美元至6000美元時，前一階段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從而進入生產率和收入增長停滯的階段。許多國家都經歷過這種進步速度放慢的經濟發展階段。
此前，今年7月，世行集團調整國家分類，將中國劃為上中等收入國家。而研究顯示出，一國在達到上中等收入水平后改變發展戰略非常重要，不能繼續依靠在貧困階段行之有效的增長模式，否則就會兩頭受壓：一頭是來自低收入、低工資的經濟體的競爭，另一頭是來自高收入經濟體通過創新和技術變革帶來的競爭。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面對“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當前存在十大挑戰，包括：一是避免“轉型陷阱”，抓住轉變增長方式的歷史機遇；二是防止“拉美陷阱”，實現“包容性增長”；三是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同步發展；四是繞開“城市化陷阱”，保持城市化與經濟水平同步發展；五是注意“資產泡沫陷阱”，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六是克服“老齡化陷阱”，保持經濟穩步增長；七是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應慎之又慎；八是小心“美元陷阱”，確保國民經濟安全；九是謹防“捧殺陷阱”，韜光養晦不當頭；十是超越“民主陷阱”，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
“毫無疑問，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陷阱’密布期。這些大大小小陷阱，集中構成了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的‘階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鄭秉文說。
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業內人士指出，應該看到，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發展中的失衡風險仍然可防、可控。
與一些掉進“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政治安定、金融穩定，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具有較強的抵御外部沖擊能力；人才總量巨大，資本充足，發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紅利”還有較大空間，城鎮化推進會形成新的“人口紅利”；工業化中期的后發優勢尚未完全釋放。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發展不平衡、市場潛力大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仍具備持續增長的基礎和條件。
鄭秉文指出，改革開放為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積累了豐富經驗，為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事實上，如果將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視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個不同階段的話，中國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級階段。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中國正面臨第三次歷史性跨越：高收入行列。
“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推測，中國實現第三次跨越、順利進入高收入組的時間大約在‘十四五規劃’的區間，即從現在起大約需要11年―15年左右的時間。”鄭秉文說。
由要素驅動轉向效率驅動
按照佐利克的看法，中國能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需要改革，采取措施從過去經濟增長依賴出口和投資，轉向更多依靠內需。
鄭秉文說，目前，中國剛剛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要實現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的轉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
關鍵詞：技術轉移；產業結構：產業升級
1 技術轉移的本質在于推動產業升級
技術轉移是圍繞某種技術類型產生的某種技術水平知識群的擴散過程，這一過程可以在地理空間上進行，也可以在不同領域、部門之間進行。技術形成產業的過程，往往也正是技術在產業內轉移、擴散的過程。我國學者林靜剛指出，技術轉移的最終目的是對國內外先進技術、高新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進一步創新，改造傳統的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增加科技進步因素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總量。馬連杰認為，技術轉移的最終目的是要能夠創造經濟效益，其實質是指產業部門對技術成果的吸收和創新，使產業的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轉換。
1.1 產業
泛指一切生產物質產品和提供勞務活動的集合體，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郵電通訊業、商業、飲食服務業、文教衛生業等部門。
20世紀20年代，國際勞工局最早對產業作了比較系統的劃分，即把一個國家的所有產業分為初級生產部門、次級生產部門和服務部門。后來，許多國家在劃分產業時都參照了國際勞工局的分類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國家大多采用了三次產業分類法。在中國，產業的劃分是：第一產業為農業，包括農、林、牧、漁各業；第二產業為工業，包括采掘、制造、自來水、電力、蒸汽、熱水、煤氣和建筑各業；第三產業分流通和服務兩部分。
1.2 產業結構
在一個經濟實體當中(一般以國家和地區為單位)，在每個具體的經濟發展階段、發展時點上，組成國民經濟的產業部門是大不一樣的。各產業部門的構成及相互之間的聯系、比例關系不盡相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小也不同。因此，把包括產業的構成、各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內的結構特征概括為產業結構。
1.3 產業結構優化
產業結構優化是指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的過程，是實現產業結構與資源供給結構、技術結構、需求結構相適應的狀態。產業結構優化過程就是通過政府的有關產業政策調整，影響產業結構變化的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推進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
1.4 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的實質是產業由低技術水平和低附加值狀態向新技術水平和高附加值狀態轉變的過程，它是資源在各產業之間、相同產業的不同部門之間和不同產品之間流動的結果。
2 產業升級模式的比較
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資源配置和聚合模式的不同，產業結構升級存在著兩種基本模式：自主成長型產業升級與外向推動型產業升級。自主成長型產業升級主要是通過在國家或地區內部的自主創新的傳遞、擴散，而逐步推進、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外向推動型產業升級主要是通過對外開放的方式，獲得外來的資金、技術等資源，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
采用自主成長型產業升級模式的國家有以下兩種：先發國家一其技術領先，且擁有較高層次的產業結構。內部創新資源通常要優于外部；封閉的經濟體系一由于與外部斷絕聯系而無從汲取創新資源。外向推動型產業升級則適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開放型后發國家和地區，這是因為，后發國家或地區的技術水平和產業級別相比先發國家都較為落后，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經濟技術落差。因此，后發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或模仿等方式，吸收先進國家或地區的資金、技術，對落后的傳統產業進行改造，實現產業升級。
3 我國產業升級的歷史沿革
到目前為止，我國產業升級經歷了三個階段和兩種模式的交替。
第一階段，20世紀80年代，國內企業競相引進技術設備。但是通過這種途徑所轉移的技術水平并不比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技術水平高，這一階段也就是1991年以前，采取的是大規模引進的自主成長模式。
第二階段，1992年以后主要采取的是國外直接投資的外向推動模式。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大規模引進技術設備的浪潮被引進國外直接投資、舉辦合資企業的模式所代替，在貿易保護條件下，“以市場換技術”成為產業升級的主要途徑，汽車、電子、化工等行業中的企業絕大多數成為合資企業。
第三階段，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成為其成員國之一，關稅開始大幅下降。尤其2005年是我國承諾的關稅削減終點，汽車進口關稅逐漸從80％～100％降到25％，大多數化工產品的進口關稅由第二階段末期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稅率35％下降到5.5％-6.5％。這說明，外商可以不必再拿技術換市場，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合資企業數量大大減少，外資企業越來越傾向于采取獨資的形式，成為我國本土企業的直接競爭對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產業升級不得不再次轉向自主模式。
4 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對我國產業升級的作用機理
4.1 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
過去由于經濟體制不合理等原因，造成了我國傳統產業的資產存量中存在著大規模的低質量資產。因為生產能力、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方面的落后，這些低質量資產無法產生高質量的產出，導致產品缺乏競爭力。跨國公司通過對傳統產業中的企業進行并購，經由新技術和新理念的導入，將企業中的低質量資產存量轉變為高質量資產存量，從而達到加速企業技術改造、產品更新和產業升級的效果。跨國公司對傳統產業進行改造投資的過程中，在向當地企業轉移資金的同時，也會向其轉移技術、管理、營銷等要素，即“一攬子工程”。實際上，正是這些綜合因素的跨國轉移，才大大提高了資本存量和新增資本的質量，實現了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進步。
4.2 對高質量新增資產的技術促進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無論是成立合資企業還是獨資經營都會形成高質量的增量資產。跨國公司同本土企業相比擁有絕對的技術優勢，其生產經營效率必然高于本土企業，因而通過國際技術轉移可以對高質量新增資產的形成提供技術促進和保證。這些具有先進技術優勢的跨國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紛紛向中國技術、資金相對密集的行業進行投資，明顯改善了新增資產的質量，提升了中國的
產業結構。而且，這種持續的技術優勢保證了新型產業的不斷涌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產業結構形成的物質基礎。資金、技術型企業明顯增加，對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水平提高產生了重大影響。
4.3 對本土企業的技術溢出
跨國公司行為對本土企業的“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帶來的間接影響。由于傳導機制的不同。“溢出效應”又可以分為兩類，橫向聯系和縱向聯系。
在縱向聯系方面，跨國公司由于必須就不同投入的來源進行抉擇，從而需要與當地的供應商發生種種聯系，進而對東道國的經濟產生間接溢出效應。
從橫向聯系來看，跨國公司的存在影響了產業結構和本土企業的行為以及表現，成為“溢出”的潛在途徑之一。M?B1和H?Persson認為，由于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跨越產業進入壁壘的可能性更大，其存在有可能改變特定產業競爭的激烈程度，更激烈的競爭逼迫本土企業采用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
4.4 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催生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高新技術產業對于產業升級的貢獻。除卻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本身就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內容之外，其更大的貢獻在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可以為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技術支撐。例如信息產業的發展成果被其他許多產業所采用，成為其他產業升級的重要技術來源。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了跨國公司大規模技術轉移提供的新機遇，大力發展本國的高科技產業。在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帶動下，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獲得了高速增長，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做出了貢獻。
5 跨國公司技術轉移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抑制機理
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已成為國際技術轉移的主要載體。但是從行業投向分布來看，1994年以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類別主要投向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超過50％；近幾年，盡管我國第三產業發展較快，但第二產業吸引外資的主體地位仍然沒有動搖。第二產業比重明顯過重，而高新技術產業、第三產業及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過小的格局顯然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及優化。
5.1 產業結構低度化
自20世紀60年代起，跨國公司普遍實行了投資戰略轉變，由面向東道國市場的簡單一體化轉向全球市場導向的復合一體化，并建立了以價值鏈為紐帶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各國根據自己的產業競爭優勢占居全球產業鏈的一個或幾個環節，這樣一國的競爭優勢不再體現在最終產品和某個特定產業上，而是體現在該國在全球產業鏈所占居的環節上。
跨國公司通過FDI轉移到我國的產業結構的高度嚴重影響著我國產業升級的進程和高度。但是維農的產品周期理論告訴我們，發達國家通過FDI轉移的產業大多數都是在國內處于或即將處于衰退期的產業。因此，如果將我國產業升級完全依附于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我們的產業結構將永遠落后于發達國家。
5.2 產業技術能力不足
在外向型發展模式中，外資的促進作用主要通過以下機制實現，見圖1。
分析認為，近年來我國外向推動的產業升級，主要是依靠技術溢出效應和技術示范效應，而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關聯效應較弱。同時，由于中國入世關稅削減等的影響，跨國公司目前更加傾向于綠地投資模式，實行獨家經營。雖然這些外資企業在中國境內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但是僅限在跨國公司內部共享和使用，實質上是一種技術“出國不出門”的對外投資行為，我國企業根本無法獲得其先進技術。
另一個方面，大多數企業將技術引進作為技術創新的替代品，認為這種方式成本低、見效快。這一戰略在實施初期確實獲得了短期比較利益。但是從長期看卻導致了中國產業技術對國外依賴性的增大，喪失了現代工業發展的動態利益，同時失去了與現代工業并存的諸多利益和持續發展的潛力。
【關鍵詞】4G通信技術關鍵技術展望
現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重要發展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在觀念上有所創新，并在技術上實現了突破。雖然第三代通信系統可以為用戶提高相較于2G技術更寬的頻帶，既可傳送語音，同時也可實現高速數據的傳輸工作，實現了無線應用的便捷性，然而這一技術仍是在地面標準不一的基礎上的區域性通信系統，雖然其傳輸速率高達2Mb/s，然而對于人們關于多媒體通信的需求仍然無法很好地滿足，因此，對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通信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
一、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概述
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4G）可稱為光帶接入與分布網絡，可實現非對稱的、高于2Mb/s的數據傳輸，可以為全速移動的用戶提供高質量的、150Mb/s的影像服務，可創造性的實現對三維圖像的高質量傳輸。4G通信系統包括移動廣帶系統、廣帶無線固定接入、互操作的廣播網絡和廣帶無線局域網。這一技術不僅可以在跨越不同頻帶的網絡、不同的無線及固定平臺中實現無線服務的提供，用戶可以在任何一個地方用快帶接到互聯網中，從而提供遠程控制、定位定時與數據采集等各種綜合功能。
二、4G通信系統的五大關鍵技術
2.1正交頻分復用技術（OFDM）
OFDM技術屬于多載波調制技術中的一種，其機理是對信道進行合理劃分，使之形成諸多正交子信道，將高速傳播的數據信號轉換為低速、并行子數據流，使每個子數據流可在每個子信道上傳輸。在接收端利用相關技術將正交信號分塊，使它們彼此間的干擾顯著減小，同時保證子信道上信號帶寬不超過信道帶寬，保證信道均衡，將符號間產生的干擾予以消除。
2.2智能天線技術
智能天線技術是指自適應陣列天線或波束間無切換的多波束。相較于固定波束的天線，天線陣列不僅可提供較高的天線增益，還能實現相應倍數下的分集增益。智能天線可對數字波束進行自動跟蹤與調節，對信號干擾加以抑制，使信噪比大大提高，從而使系統通信質量大幅增高。這一技術可將無線通信的快速發展與頻譜資源供應缺乏之間的矛盾有效緩解，使整體造價降低，因此屬于4G系統中的一大關鍵技術。
2.3IPv6技術
在4G通信系統中，所用的數據流傳輸方式是在IP之上建立起來的全分組方式，因此在下一代網絡中，IPv6技術將成為核心協議。在對IPv6協議進行選擇時，要對其移動性、服務質量、地址空間要求與自動控制等問題進行充分考慮。
2.4軟件無線電技術
軟件無線電技術是利用數字信號處理技術，在可以通過編程進行控制的通用軟件平臺上，用軟件對無線電臺中如信號基帶處理、前端接收等各部分的功能進行定義與實現。也就是說，軟件無線電是在數字信號處理之上制作的芯片，是將軟件作為核心構建的新型無線通信體系結構。
2.5定位技術
定位技術是對移動終端進行位置測量與計算的技術。在第四代移動通信系統中，移動終端可在不同系統中實現移動通信，因此必須對移動終端進行定位與跟蹤，從而為移動終端在不同系統中的無縫隙連接及高質量數據傳輸提供保障。
三、通信技術展望
在全球范圍內，移動通信系統對于各國經濟建設而言都具有重大支柱作用。在信息技術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知識經濟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經濟領域之一，而作為移動通信產業的龍頭技術，4G將帶來巨大的信息產業新革命，轉換為國際范圍內展開競爭的制高點。
目前正在研發的4G系統具有通信速度與信息傳播速度更高、帶寬更寬、可以實現多種業務完整融合、兼容性更強、智能化更高、增值服務更豐富、通信費用更低廉且能夠實現質量更高的多媒體通信服務等優點，是未來實現快捷、豐富無線移動通信的必然途徑。
參考文獻
[1]田國棟.解析第四代移動通信[J].商場現代化，2009，14（6）：25.
注冊會計師審計不同于政府審計與內部審計，它是一種有償服務。審計收費是審計服務價格的直接體現，是會計師事務所的重要經濟來源，也是委托人與注冊會計師之間重要的經濟聯系。
一、我國審計定價的現狀
我國審計定價模式采取的是政府指導價，由國家物價管理部門授權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制定行業的審計收費標準，以指導事務所的收費行為。目前我國審計市場中沒有統一的計費標準，有的會計師事務所按公司總資產計算收費，有的按營業收入計算，更多的則是通過與客戶討價還價確定具體收費金額。不過由于目前存在一定的價格競爭，價格的變化范圍比較大，而且有的事務所通過降價進行客戶或業務競爭，這種不合理的價格競爭損害了正常的市場秩序。
很顯然，我國這種簡單的審計定價方式不利于會計師事務所在當前正處于發展階段的會計市場中開拓業務、面對競爭，也不利于我國會計師事務所的長期健康快速發展，更不利于市場經濟的高效有序運行。我國注冊會計師審計定價標準與注冊會計師制度發展較為成熟的英、美等國家相比明顯偏低，與目前審計項目的工作量和所承擔的風險相比也是偏低的。在西方國家，公認的審計定價標準以審計項目所需要的審計工作時間而定，一般而言，公司規模、業務復雜程度、審計風險的高低等都與審計工作時間密切相關。公司規模越大、業務越復雜、審計風險越高的項目所需的工作時間也越多，因此審計收費也應越高。
我國較低的審計定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審計質量的提高，因為一項審計業務所花費的審計成本也是決定其審計定價的客觀基礎。投入審計資源越多，越容易形成較高的審計服務質量;高質量的審計服務也需以高審計收費作為回報，而合理的審計收費又為審計資源的投入提供了保證。因為合理的審計收費有利于吸引和凝聚高素質的審計人才，而雄厚的人力資本正是保證注冊會計師專業勝任能力的根本所在。在專業勝任能力既定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發現客戶違約行為的概率顯然取決于其實際投入的審計資源。如果審計收費過低，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過程中就可能存在偷工減料行為，因為審計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審計證據的搜集和分析的過程，而審計證據的搜集需要成本。在審計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只有通過降低審計證據的質量和減少審計證據的搜集數量來降低直接成本。但審計證據的不足可能嚴重降低注冊會計師發現會計報表存在錯誤和舞弊的概率，導致審計質量下降。因此，審計收費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審計質量的高低。
二、我國CPA審計定價模式的選擇
審計定價市場化
從經濟學角度講，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產品或服務的價格完全由供給和需求自發調節決定;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決定產品或服務價格的因素除市場外，還包括一定程度的政府管制。我國正在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精髓在于市場價格圍繞市場價值波動，依賴市場力量調節市場主體的行為，實現經濟的目的。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如果不按照市場規律來運行，必然會遭到市場最嚴厲的懲罰。因此，審計定價市場化是完善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注冊會計師行業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審計定價市場化，并不是說要取消政府對會計師事務所收費的管理，而是政府只負責方向性引導，即由國家通過法律形式對審計收費做出原則性的規定，具體定價交由市場決定。
關鍵詞：科技創新；商業銀行；融資
我國“十四五”規劃明確了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也明確提出了要依靠創新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商業銀行應積極發揮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不斷優化科技和金融融合機制，增強金融服務高質量供給水平，提升金融服務支持科技創新效能。
一、科創銀行的挑戰與機遇
科創企業多屬于戰略新興產業，代表著未來的發展方向，科創企業在提升經濟活力、增強市場競爭力、增加就業、帶動產業發展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科創企業是商業銀行業務增長的重要儲備。近年來，科創企業蓬勃發展，據科技部官網的消息顯示，2021年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8.7%，研發投入占到全國企業的70%。相關數據顯示，納入全國科技型中小企業信息庫的企業數量達到32.8萬家。長遠來看，科創企業是商業銀行不可忽視的業務陣地。科創企業對于商業銀行的最大機會在于這些客群的高成長性和對資本的巨大吸引力，如小米創業9年即成為世界500強，并賦能提升了龐大的小米產業鏈企業，寧德時代等一批新能源產業鏈企業在全球產業升級的背景下，獲得了資本和市場持續且大量的支持。部分科創企業在短短數年快速成為當地核心企業，帶動產業鏈發展，形成產業集群。這類客戶對銀行業務需求快速增加，給銀行公私業務帶來一批優質的客群，這些客群也是中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型的主力軍。抓住這一主要客群也是商業銀行能夠持續壯大自身經營實力和高質量贏得市場競爭的重要抉擇。科創企業前期資金投入大、產品研發周期長，產品迭代速度快，與傳統企業金融風險呈現出的特征有很大差異[2]。大多數商業銀行仍然按照傳統模式經營，其管理體制機制、風險控制技術、員工考核激勵難以匹配科創企業的融資特點。科創企業既有傳統小微企業內部治理簡單和財務管理不規范、不透明等問題，又具有專業和技術壁壘較高、知識產權和信用評價難度較大等特點[3]，這就對商業銀行服務科創企業的從業人員素質和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也對銀行現有的經營管理體制的考核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二、發展趨勢探討
1.科創銀行模式多樣化相對于國內4000多不同規模的商業銀行法人而言，科創銀行的建設具有不同的發展定位和發展階段。每家銀行都將根據自身的資產規模、機構網點、人員與技術儲備、專業能力和管理機制等方面的因素，結合所在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狀況及階段，自主選擇科創銀行模式。從服務國家戰略的現實出發，大中型銀行應著力成為科創銀行的主力軍，致力于成為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全鏈條創新者、全周期服務者；中小微銀行著力成為科創銀行的特色軍，致力于成為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特定階段、特定行業的專業科創銀行。2.科創銀行產品精準化一家銀行的科創金融業務能否快速穩健發展，跟總行的戰略定力和政策穩定性關系非常密切。因此，要從頂層設計上進行優化，在總行層面建立科創金融的領導機制，確保有效運營。并配套完善運行機制，持續優化內外部協助機制，為科創企業打造全方位差異化金融服務鏈；探索科創企業綠色審批機制，授予基層銀行更多經營自，著力擴大科創業務覆蓋面，推動科技金融擴面提質增效。科創銀行應積極探索新型業務模式，建立符合區域特色的科創金融業務模式，在專屬信貸產品設計上發力，探索開發專利權、商標權質押融資、訂單融資、商票保貼、稅務貸、補貼貸等更加靈活的融資類服務[4]，緩解科創型中小企業“輕資產、弱擔保”的融資難問題；并加強與政府、擔保公司、創投機構、券商、律所等機構的合作，多層面獲取企業精準信息，建立科創企業服務生態圈。3.科創銀行服務多元化科創企業是典型的技術集中型企業，最有價值的創新都體現在軟件研發、數據集成和運用、藝術創作、品牌建設等內容中，這些都以無形資產的形式存在。科創銀行業務可結合這一特點，拓展全產業鏈、全生命周期的服務。對初創期科創企業，通過發放人才貸等創新產品，充分適應初創期風險特點，提供差異化服務；對技術尚在研發攻堅階段、市場尚未成熟的種子期企業，通過建立合作關系如與風險投資機構合作，持續跟蹤服務客戶成長；對成長期科技企業，以信貸業務為主，探索利用股權投資方式，以差異化、多元化金融產品供給，提升綜合化服務能力；對成熟期科技企業，圍繞產業鏈提供投資并購、發行債券、債轉股等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以產業綜合化服務帶動產業整合。
三、結論
綜上，科創銀行前景廣闊，伴隨金融科技的發展，銀行融資在科創企業融資渠道中將占據更大的份額，科創企業的金融業務在商業銀行的業務比重中也會越來越大。相信在多方的努力下，科創銀行勢必通過轉變經營模式，設計精準化產品并提供多元化的服務，讓科創企業的融資生態更加完善，為科技發展注入更大動能。
參考文獻：
[1]張輝.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理論與路徑初步研究[J].北京大學學報，2018（01）.[2]王景武.金融支持高水平科技創新[J].中國金融，2021(15).
[3]嚴俊.商業銀行發展科創金融業務的思考[J].銀行家，20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