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時間：2023-10-10 15:58:4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為您精選了8篇的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請盡情閱讀。
布倫納對戰后資本主義利潤率長期趨于下降的解釋引發了一場爭論。在圍繞布倫納的爭論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調節學派的代表人物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在其文章《新的增長機制》中，反駁了布倫納關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將日益走向蕭條和危機的觀點。阿格利埃塔認為：“布倫納對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但這并不能代表世界經濟的歷史。他的書雖然也涉及了德國和日本，但主要還是以對美國的分析來闡述他的全球觀點。”[2]米歇爾•阿格利埃塔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批判是基于其研究出現了以小見大的問題。本•法因等人則從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內容方面進行批判和研究，認為“布倫納的理論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缺陷：1）布倫納對資本主義競爭和積累的理論分析體現的是亞當•斯密和主流經濟學而不是的本質；2）布倫納忽視了貨幣在資本主義危機中的作用；3）他完全忽視了生產和金融的國際化。”[3]
二、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與發展
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路易斯•吉爾和羅伯特•布倫納都跟隨約瑟夫•吉爾曼和薩恩•馬格在20世紀60年代工作的足跡,對利潤率的趨勢進行了經驗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識:第一,利潤率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從80年代初期起利潤率開始部分恢復,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現停滯。雖然以上學者都承認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但是其研究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學者對布倫納經濟危機理論的肯定和發展。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馬格多夫(FredMagdoff)題為《金融內爆與停滯趨勢》的文章，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從20世紀60年代末戰后繁榮結束以來，實體經濟中的生產和投資一直處于停滯趨勢，資本主義就通過使經濟金融化的方式來彌補停滯趨勢的后果，這使金融泡沫惡性膨脹并和實體經濟的表現越來越脫離，這最終導致了當前美國和世界的金融危機。福斯特和馬格多夫雖然也從實體經濟層面考察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原因，但是他們不僅僅停留在實體經濟層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脫節是造成當前經濟危機的根源。從這個視角出發，他們似乎超越了布倫納僅將當前經濟危機原因歸因于全球制造業過剩這一實體經濟層面。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將當今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業生產過剩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學者都是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角度進行論述經濟危機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學者則從布倫納論述經濟危機理論的另一個維度———生產過剩進行闡述其經濟危機的理論。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爾(Gil,l2009)都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不是工資不足造成的消費不足危機;是積累過剩與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的生產過剩危機[4]。他們從生產過剩這一角度論證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布倫納論證危機理論的路徑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他們沒有從利潤率下降這一視角出發去論證，沒有用更多的經驗數據進行闡述，相對于布倫納用大量數據進行論證顯得缺乏更強的說服力。以上西方學者都是從生產過剩或利潤率下降這兩個視角中的某一個進行論述的，和布倫納的危機理論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國著名學者克里斯?哈曼則從這兩個角度比較全面地發展了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他對發達工業經濟體(即實體經濟)所做的研究顯示，“自上世紀60年代末直至上世紀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潤率出現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紀90年代反復出現了突發的復蘇。但直至2000年，利潤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戰’后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那個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認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認為“當前危機源于60年代末以來的利潤率下降壓力。資本主義體系對這一壓力的反應就是通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來提高剝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規模破產這樣的資本破壞,這些反應不足以維持利潤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產積累率的長期低下。積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雖然是暫時減緩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剝削率上升期的積累率低下,擴大了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商品的能力與市場吸收這些商品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生產過剩’并不是源于‘消費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6]。哈曼通過用實證分析，考察了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體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并論證了產品供給和需求之間差距的拉大最終導致了生產過剩。從這個維度講，哈曼的經濟危機理論與布倫納的經濟危機理論有極大的相似之處，但對于生產過剩這一問題產生的原因，兩者的論述則不盡相同，哈曼認為生產過剩產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雖然布倫納提出利潤率的不斷下降造成生產過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樣進行有邏輯的論證。
三、結語
[關鍵詞]馬克思；凱恩斯；經濟危機；危機；資本
[中圖分類號]F0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國爆發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引發了學術界對經濟危機問題的不斷探討，相應地形成了解釋這種經濟現象的不同理論，其中尤以馬克思危機理論和凱恩斯危機理論為重要的經典危機理論文獻。由于馬克思危機理論深刻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所以當世界經濟良好運轉的時候，某些人便把馬克思危機理論拋至腦后，認為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機理論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試圖尋找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僅停留于現象層面的論斷，于是馬克思危機理論重獲人們的青睞。一時間《資本論》在各地的暢銷榜榜上有名，據報道，2008年該書在柏林的銷售量是過去一年銷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這種在經濟運行良好時就說馬克思過時主張凱恩斯，而在經濟蕭條時又主張馬克思而批駁凱恩斯的“功利性”傾向，蓋源于對這兩種危機理論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尤其是對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沒有準確的把握。馬克思和凱恩斯的經濟危機理論在研究方法、研究領域、階級立場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運用這兩個理論來分析經濟危機前，有必要對其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和把握。
二、馬克思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雖然馬克思沒有將其經濟危機理論以專著的形式展現出來，但只要對《資本論》、《剩余價值理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及一些有關信件中的“重要論點和思想加以綜合”，危機理論的系統性和完整性則躍然紙上。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層面，亦未孤立于某個時代，而是將其置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加以考察分析，以獲得一般性的結論。馬克思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的運動中，去揭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根源、具體原因和演變趨勢的。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機的可能性與實現條件
馬克思認為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買與賣是同時完成的，即消費與生產能夠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風險。但當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換中，之前不可分離的相互聯系的買和賣便可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完成。由于商品生產并非為了滿足自身消費需求，所以為完成下一步的生產商品必須交換出去，且必須先轉換為貨幣再交換，但是貨幣卻不需要立馬轉化為商品。這種由買賣分離引發的危機可能，被馬克思稱為“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伴隨商品的買和賣發生時空上的分離和對立的還有貨幣所起的作用，它會從簡單的交換媒介分別擴展到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如果在這兩個分離的時刻，商品的價值發生了變動，就可能引發支付能力問題，進而發生危機，故馬克思認為這是“危機的第二種形式”。馬克思認為危機的以上兩種形式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可能，且在沒有第二種可能性的情況下，“危機的第一種形式”也可能出現，但“危機的第二種形式”要以第一種形式的產生為前提。
上述兩種形式只是經濟危機爆發的一般可能性，要將這種潛在可能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危機還需要一定的條件。“危機的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還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見，危機成為現實所需的關系是在簡單的商品流通擴展為資本流通之后，即貨幣轉換為資本之后。也就是說，經濟危機爆發所需的“一系列關系”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貨幣的介入使簡單的物物交換轉變成資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發展加速了資本周轉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產力的發展催生了大規模的生產，這些都為資本家實現追逐剩余價值的沖動和欲望提供了條件。在把握了單個企業資本流通的運行規律之后，馬克思從宏觀上對全社會資本的流通過程進行分析，將微觀的流通中的矛盾擴展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認為，社會總資本的循環與周轉不過是相互交錯的單個資本循環的總和，通過這種單一到總和的擴展過程，局部的危機也就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普遍的經濟危機。
（二）危機的根源
通過把經濟危機放置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中考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危機絕非一種偶然事件，而有著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對于無限擴大的生產規模之間的矛盾；二是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這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危機是一種相對的危機，是一種有限支付能力相對無限擴張生產的危機，即生產相對剩余的危機。它還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與勞動間的根本對立。一方面，作為資本人格化代表的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會不斷增加資本積累擴大生產，并通過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方式壓低工人工資。另一方面，作為消費者的工人創造了包括勞動力價值、剩余價值在內的價值，但得到的僅僅是勞動力價值這一部分。從全社會來看，工人只得到相當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資，資本家卻不斷進行擴大的生產，兩者間的不匹配毫無疑問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觀經濟狀況。所以，在資本主義中，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激化是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且這種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普遍存在的危機而非狹小范圍內由于個體消費受限引發的經濟危機。
（三）危機的周期性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植于資本主義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種矛盾，當這些不可調和矛盾間的沖突達到一個極值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經濟危機給緊張的矛盾一個舒緩的機會，使長期積累的矛盾壓力得以舒緩，也使資本主義經濟暫時恢復正常。但經濟危機只是對資本主義矛盾的暫時緩解，其并沒有消除或觸動危機爆發的社會制度，因而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經濟危機，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現實條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來，危機不過是一種緩沖劑，當緩沖效果過去之后矛盾依舊會尖銳化，到那時新的危機又會出現。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消除，危機和矛盾就只能處于一個死循環當中。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亦有所體現，整個經濟發展而言會經歷為以危機為起點的蕭條、復蘇和高漲四個階段。馬克思認為危機階段是經濟周期的決定性階段，“它既是上個周期的終點，又是下個周期的起點”。
獨立資本家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參與成員，其自身的生產決策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經濟危機的發生，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固定資本安排。經濟危機爆發于矛盾最尖銳的時刻，這個時刻往往是經濟繁榮的時候，面對危機資本家不得不縮小生產；經濟蕭條時期固定資產價格相對較低，因此會以較低的成本進行固定資本的更新；當經濟開始復蘇時為獲取更多的利潤其又會更新固定資產；這種投資的沖動在繁榮時期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單一資本家更新固定資產除了利于恢復生產，還會提高資本構成加速資本積累，為下一次更新產生新的需求。所以，“雖然資本投入的時期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
（四）危機的世界性
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將突破一切阻礙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它一方面會沖破自身現有規模的限制，不斷地擴張膨脹；另一方面，資本會沖破所在環境的局限，尋找新的土壤。隨著資本在國內的發展，國內資本規模和市場都變得越加狹小，甚至成為其發展的障礙。于是，在剩余價值的驅動下資本開始突破國家的限制走上國際舞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一方面具有創造越來越多剩余勞動的趨勢，同樣，它也具有創造越來越多交換地點的補充趨勢；……從本質上來說，就推廣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或與資本相適應的生產方式。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為自身的發展開辟國際市場，是資本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使得資本的生產和流通以及他們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經濟關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圍內展開來。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本質的闡述，不難發現經濟危機只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擴展開來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種矛盾綜合作用的一種結果，是其經濟關系中所有矛盾的暫時緩和的一種強制平衡，將這些特征放置于一個更大范圍來看正是世界市場危機。由此看來，世界資本市場的形成既為資本追求剩余價值提供了舞臺，也將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階段和更廣范圍。當世界經濟關系中的各種矛盾激化時，就以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集中暴露出來。
（五）危機的結果
通過對資本主義全面的分析，馬克思認為它所特有的各種矛盾，決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后果的復雜性。隨著矛盾的逐步激化會促使“暴力”的方式來消解沖突，危機的爆發導致勞動被暫時中斷、資本被部分消滅，采用這種強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資本回復到合理水平。雇傭勞動者作為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獲取勞動力價值的經濟活動參與者，受到的沖擊是最直接的，他們將喪失收入來源或者收入銳減，只要危機不散去、其處境只會日益惡化。第二個受到沖擊的就是資本，為了保證整個社會水平上的資本繼續發揮職能，很大一部分資本會被消滅，甚至單個資本家的資本會全部消滅。當然這種以生產力的巨大浪費和破壞為代價的方式，還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那就是使資本主義經濟中已經尖銳的矛盾得以緩和，已經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復。但是馬克思指出，這種解決只是暫時性的，它預示著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機的開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果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存在的制度基礎不能消滅，那么它就會不斷地周期性地出現。故而，要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離不開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三、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
面對上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經典著作中，凱恩斯對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作用機制進行了詳細論述，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謂有效需求，只是雇主們從決定提供的當前就業量上，所可預期取得的總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針對整個社會的總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總需求上之一點，這一點之所以成為有效，因為如果就業量在該水準，則供給與需求兩種情況，恰好使雇主之預期利潤成為最大量”。“需求”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之和，消費需求形成的基礎是真實所得，取決于實際就業量；投資需求的基礎是資本的未來收益，會影響資本家的生產規模即供給。所以，從就業的角度來看，由總需求的不足引發的危機就會以失業的形式展現。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為邏輯起點，引入經濟行為主體的心理因素，從“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動性偏好”間的相互作用解釋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凱恩斯認為“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之邊際效率”最為重要。原因有兩個：其一，“長期利率基于成規，相當穩定，而資本之邊際效率則變化多端，非常不穩定，故有效需求很難維持在一個高的水準，足以提供充分就業”；其二，“商業循環之所以可以稱為循環，尤其是在時間先后上及期限長短上之所以有規則性，主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率之變動上產生的”。
他認為心理因素的作用機制大致如下。首先，經濟危機源于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塌。“預期之基礎，非常脆弱……故預期常有驟然而劇烈的變化”，“一個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漲，而是資本之邊際效率突然崩潰”。經濟繁榮的后期，人們表現出對資本未來收益過度樂觀，對資本存在過度投資，因此當資本邊際效率“驟而奇烈”的崩潰時，流動性偏好增強，利率上漲，投資下降，危機爆發。其次，資本邊際效率決定于人們的心理狀態，并作用于消費傾向。“決定資本之邊際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無法管理的市場心理”。通常在這三個心理因素中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但是“若資本之邊際效率降得很厲害，則消費傾向也受到不利影響”，以至于出現消費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會加劇經濟危機。利率與資本邊際收益率密切相關，影響著人們在資本市場的投資決策。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會使人們對未來收益的預期下降，進而導致資本邊際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潰，爆發危機；如果利率上升發生在危機之后，在流動性偏好和低未來收益預期作用下，人們更不愿意投資資本市場，資本邊際效率會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經濟繁榮，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許可使繁榮延長下去”。
四、兩種經典經濟危機理論的比較分析
（一）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共同點
1.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具有系統性。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從商品經濟出發，研究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根源、推動力、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凱恩斯的危機理論也同樣論述了經濟危機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機的后果和治理。
2.兩種經濟危機理論中都非常強調投資在經濟波動中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大規模更新固定資本在為擴大生產提供條件的同時，也在為經濟危機提供物質基礎。凱恩斯則認為，投資會使企業凈儲蓄增加導致消費下降，從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兩種經濟危機理論都認為，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證券市場通過作用于實體經濟加速了危機的爆發。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為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積累的分離提供了條件。當兩者之間確實發生脫節時就會產生經濟泡沫，當泡沫破滅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也就來臨了。凱恩斯則將資本市場作為三大心理因素發揮作用的媒介，消費者是通過利率、資本市場預期收益和流動性偏好在資本市場和消費之間做出選擇和平衡的。
（二）馬克思與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的不同點
1.兩者研究方法不同。馬克思立足于人類社會發展歷程，重點運用唯物辯證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流通、交換和消費構成的循環體，系統剖析了生產的社會性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如何引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相對于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凱恩斯運用的是唯心主義，他將經濟危機的原因歸結于人們的心理因素。認為危機源于人們心理上對資本未來的預期的崩潰，這種崩潰又來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會加速這種崩潰。
2.兩者的階級立場和研究層面不同。與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不同，凱恩斯公開宣稱自己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正因為兩者的階級立場不同，決定了他們研究的層面不同。馬克思從制度的層面去把握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問題，將對經濟危機的整個分析放置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而非停留于顯現表層。他通過抽象的、辯證的分析，指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為前提的。凱恩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認為危機客觀存在，并不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所以凱恩斯的危機理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對一些表面層次的調整和修正，以此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3.兩者研究的領域不同。在探究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時，馬克思強調生產、交換、流通、消費中的生產領域，而凱恩斯則注重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領域。當然馬克思也有論述商品流通、貨幣流通和資本流通對經濟危機實現的作用，但是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在于社會再生產，“危機的一般條件必須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條件來說明”。認為，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積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領域當中嚴重的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時，危機已是勢不可免。凱恩斯也承認過剩，但他認為原因不在于社會再生產而在于人們的有效需求不足。雖然有需求，但是沒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無法使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出去，完成流通。雖然凱恩斯提出從分析經濟危機的新視角，但遺憾的是他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沒有去觸及資本主義制度，不過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進行的表層分析。
4.兩者對待危機的處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場、研究層面、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馬克思和凱恩斯對危機的解決方式上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與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組織性、資本追求最大剩余價值與勞動者只能獲取勞動價值、生產的不斷擴大與有限的消費能力、信用推動下的虛擬資本積累和現實資本的脫節等一系列的對抗關系只能通過危機的方式獲得暫時的緩和。矛盾對抗的結果必然只能是生產力破壞所換來的暫時的平靜，矛盾進一步運動所帶來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這意味著，只有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從根本上消滅危機。
凱恩斯依據有效需求不足理論，提出了以國家干預為核心的經濟危機治理政策。他認為，要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就應該利用國家的力量來進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財政政策（包含財政支出和政府稅收）和貨幣政策（由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和再貼現率三個工具組成），并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貨幣政策為輔助。具體來說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資和消費，利用這兩種力量來轉變需求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導致的經濟危機。必要時還可以輔以以下措施：減免稅收增加購買力、采用公開市場操作或其他貨幣政策影響利率增強對資本市場的信心。
五、小結
綜上，我們認為，強調“制度是根本的”、著眼于經濟制度深刻層面的馬克思危機理論，與強調“運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經濟運行層面的凱恩斯經濟危機理論，實際上從不同角度啟發我們以馬克思危機理論為基礎，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鑒凱恩斯危機理論的合理成分，嘗試構建起一個全面的、綜合的、包括經濟制度層面和經濟運行層面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分析和解釋框架，從而為我們擴展研究、充分解釋當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危機現象，提供了兩種理論資源和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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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91，
關鍵詞:金融危機;根源;防范措施
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6-0089-02
一、金融危機的根源
經濟危機的直接表現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現出來的某些行業嚴重過剩某些行業嚴重不足的經濟不平衡的危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機是經濟危機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種表現形式,經濟危機則是金融危機的一種后果和本質所在。
(一)金融危機的直接根源:過度投機
高額的利潤誘發過度投機行為。我們從一些數據來看一下金融業和地產業的高利潤狀況。根據美國官方公布的數據,美國房價2004年平均漲幅為11%,2005年平均漲幅為13%,美國2000―2006年全國房價平均價格上漲了90%,其增長速度均超過同期利率回報水平;在國內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過千萬;200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產的達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產。從這些數據中不難看出,金融業和地產業的利潤程度,如此高額的利潤豈能不誘發資本的逐利行為?其行業投機程度由此可窺見一二。經濟中的某個行業如果處于利潤過高的狀態,根據西方經濟學中“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必然會有很多資本包括投機資本流如該行業,其結果就是造成該行業的過剩和其他行業的短缺,這種局面如果維持時間過長的話,經濟的不平衡狀態會逐步加劇直到出現該行業因為嚴重過剩企業大量破產的局面,最終造成銀行大量壞賬,進而波及其他行業,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
為什么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容易成為經濟危機的重災區,或者說,為什么在金融業和地產業更容易產生投機呢?投機需要大量的資本來支撐,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杠桿交易成了投機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為在金融和地產領域廣泛存在著杠桿交易,才使得這兩個行業成為投機活動的重災區。
我們知道,在實體經濟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實實在在掏出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投機即使存在,也很難掀起大風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動的杠桿交易中,投資10美元的東西實際出資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現的,杠桿越高,投機活動就越密集,最終,瘋狂投機打破了原有的經濟平衡狀態,當資本獲利撤出或市場出現嚴重過剩后,問題或危機也就隨之而來。
二、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深遠
當前,美國次貸危機已迅速演變成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及金融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并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從發達國家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擴散,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歐美主要經濟體進入經濟下行周期,全球性經濟衰退風險明顯增大,世界經濟金融形勢有可能進一步惡化。
受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擴大以及國際初級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的影響,從2008年9月份開始,我國經濟下滑的風險也在增大,甚至比預想的還要嚴重。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GDP增速自去年以來已連續5個季度出現回落。2008年我國GDP增長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個百分點,2003年9月以來首次跌破10%。10月份我國宏觀經濟景氣指數為94.7,比上月回落10.6點。而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季度企業調查問卷顯示,反映海外需求的出口訂單指數持續回落,已跌至2005年7月以來的最低值;反映國內需求的國內訂單指數較上個季度下降3.7個百分點。同時,作為經濟周期波動的先行指標,反映企業活躍度的10月末M1(狹義貨幣供應量)增速跌至9%以下,為近年來最低。目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都開始減速,投資、消費、出口的實際增幅都已經降到個位數,經濟增速下滑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
三、金融危機的防范及應對措施
(一)抑制人為壟斷,維護經濟的平衡
經濟中的壟斷行為是高利潤的源泉。作為政府來講,防范經濟運行中出現壟斷行為是防止經濟出現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應該在經濟中引入更多的競爭來防止經濟出現壟斷行為。同時還應該立法防止經濟中可能出現的串通合謀囤積等不正當競爭行為所引發的人為壟斷行為。一旦經濟中某環節出現壟斷行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詬病,要么就是借助壟斷地位瘋狂攫取,而且由于其處于壟斷地位,在危機來臨時缺乏必要的緩沖,極容易誘發連鎖反應,對經濟產生強烈的破壞。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該行業有更多的競爭者,至少可以給經濟提供足夠的緩沖,避免或延緩危機的發生。
(二)控制信用交易、監管信用交易
1.嚴格控制按揭貸款的發放。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此次金融危機,均含有房地產業過度發展的因素,這其中,按揭貸款的發放是誘發房地產行業過度發展的重要因素。銀行為了追求利潤,先是放貸給放貸給生產者,當消費不暢時,又放貸給消費者。銀行按揭貸款的發放對于刺生產激消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人為放大了房地產的生產和消費。這種做法最終為經濟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具體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夠獲得資本的行業過度發展,另一方面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自買自賣,假交易套取銀行資金的窗口,通過過這個窗口,投機者幾乎輕而易舉把風險轉嫁給銀行自身,這和借錢給賭徒幾乎沒有區別。
2.認真監管期貨交易及其資金來源。期貨交易是投機交易的重災區,中國已經有很多企業甚至是大型國有企業從事期貨交易巨額虧損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東航和國航等企業在期貨交易領域均出現過巨額虧損,甚至威脅到企業的生存。所以,抑制企業的投機沖動監管企業投機行為也是維護經濟穩定一個重要方面。對于這個問題,本文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應加強企業財務制度的建設,防范企業投機沖動,尤其是借貸資金或挪用資金進行投機的沖動,切實保護企業運行的安全。
(三)建立危機應對機制
金融危機發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機的措施主要有減稅、政府出資救市等,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體納稅人貼補少數投資者的非議,而且是以犧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擴大財政赤字為代價,提高了納稅人負擔,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響了其行動能力,嚴重的甚至會拖垮政府,冰島政府破產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本文認為,政府應該改變這種做法,建立一套應對危機的長效機制。具體設想如下:
政府對高利潤行業或壟斷行業征收投機稅或暴利稅,稅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機應對基金,交由國家專門機構采用穩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該基金,以便在危機來臨是能夠提供最大程度的緩沖,為化解危機爭取時間。這樣做的好處在于:首先,分級征收投機稅或暴利稅的目的是調節各行業之間的利潤,在某種程度上限制投機對正常經濟產生的破壞作用;其次,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政府可以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去應對危機;再者,專門機構還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穩定經濟的管理模式。
關鍵詞：公平質效與GDP；公平因素；投資置業系數CIP=(0,4)；宏調可從樓價入手；經濟危機根源及六個階段；消除經濟危機的系統工程
一、論題視野及人類活動關鍵
人類基本活動的范疇主要是生產實踐與教研實驗，尤其是人與人的交往及其關系處理。辦學以提高人類科技文化修養，普及生產生活和科研知識，培養經濟建設人才；搞研究以發現發明完善發展科技生產力（方法論），創新調整豐富人類知識庫（世界觀）。推敲這些活動引發的社會矛盾經濟問題，可將視野縮小到活動的關鍵上，即應用科技生產力，實現公平、質效、GDP三者間協調進展。其中科技生產力包括管理法與生產力，人文社科武裝管理法，自然科技裝備生產力。
二、公平、質效與GDP的平衡及本質對象
當鎖定了人類基本活動的關鍵，就找到宏調本質的對象。因宏調的目標為：調整公平、質效、GDP比例關系，基于高超消費使產、消平穩運行。公平、質效、GDP三者關系中，公平最為重要，從公平目標中可發現宏調的本質對象：以土地為切入點，平衡城鄉工農利益，抑制貧富差距。公平、質效與GDP三者間平衡的自然后果為：沒有周期性經濟危機，多（GDP）快好（質效環保）省（節約資源能源）建設和諧社會。
三、經濟危機根源
1．何謂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包括金融危機和產消平衡危機，前者是虛擬危機后者是實物危機。金融危機是貨幣債權債務不能平衡正常（按契約）運轉，使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陷入蕭條或困境乃至債權人破產，進而牽連到生產市場與安居樂業，表現為生產過剩，勞動者失業，公司倒閉企業破產。產消不平衡危機是產消結構不平衡的生產過剩危機和通脹，導致生產不能穩定發展，人們不能安居樂業，生活陷入困境。
2．不公平是引發經濟危機的根源
經濟危機的本質原因是貧富懸殊和信譽危機，前者是不公平分配后者是不公平交易；主觀原因是沒有成熟的經濟控制論和管理自動化知識與技術，完全由人來盲目治理社會；客觀原因是出于個人利益操控經濟活動的有序性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測不準。
3．經濟危機形成過程分為六個階段
①危機潛伏期：違規或合法地圈地壟斷資源、剝削洗錢、借貸拖欠。其中占有者轟轟烈烈搞項目辦實業，被占有者成為浩浩蕩蕩的打工隊伍。一派繁榮景象。②貧富懸殊期：潛伏期間已發生了嚴重不公平的原始分配，在此基礎上，窮者更窮富者更富。主要是貨幣化GDP數值飚升，掌握權力、財力和武力資源的人群拿走GDP的絕大多數，在證券、房地產、外匯市場和企業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神話天天有。還有相當部分GDP在WTO協議下的全球經濟戰爭中，被經濟列強掠走。廣大勞動群眾能拿到的GDP份額只能勉強維持生計。③金融危機期：不僅貧富二大群體利益根本對立，在大財團之間因融資借貸、不抵押貸款（如全社會性政策房貸）出現償還能力不足或信譽危機時，金融市場和金融企業紛紛陷入困境乃至債權人企業倒閉。④消費萎縮期：從貧富懸殊來說，窮人為衣食患憂，窮人再多，節衣縮食的消費無疑有限；富人資源太多，住行消費一旦飽和，就無法開啟更大的消費，要么是積壓再積壓，要么是生產再生產。從金融企業和信譽危機來說，銀行證券業白領失業，債權人經營不善者變窮人，進一步加劇消費不足。⑤生產萎縮期：消費不足引發產消結構失衡，企業訂單下滑，工廠開工不足，工人失業規模化。更為可怕的是，金融危機使生產企業資金供應鏈斷裂，各種債權債務不能按正常理清、兌現，使實業危機進一步惡化。⑥民不聊生期：經濟危機的特點是，人不能盡其才物不能盡其用，生產市場、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不能互動聯轉，節衣縮食住行降級，有露宿乞討人出現。
四、從土地切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的機制
不公平是產生經濟危機的直接禍根。不公平的主要表現在分配配置不合理，公平交易制度存在缺陷，有剝削、盜騙和信譽危機存在。因而不公平主要集中在三大差距和市場交易平等、資源控制的不公平不公開不公正上，其中工農城鄉利益差距的長期存在是經濟危機潛在的基礎因素，以致中國經濟發展依靠外貿、公共基礎建設和富人的住行消費實現，也是勞動人民為洋人打工、幫官商達貴致富、無私奉獻社會的經濟活動。
1．消除不公平的自然機制
圍繞宏調的目標和本質對象，消除不公平的關鍵原理可作三點解：①在落實公平、質效和GDP關系中，提出以土地為切入點，平衡城鄉工農利益，抑制貧富差距②在技術上，發現建立投資置業系數CIP；③在衣食住行中抓住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中的大頭：住帶行。從這三點可以看出，宏調可從土地切入通過調節CIP調控樓價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平衡利益就是使工資和土地收益相當，并隨GDP增長而增長；調節CIP就是政府從房地產收益中保證一部分作征地補償，提取一部分土地差價用于發放崗位工資。
建國以來，貧富懸殊主要體現在工農城鄉差距上，也就是體現在土地上。出于天然原因，市民以崗位為生而農民靠土地謀生，崗位工資與征地補償的平衡就體現在地價上。政府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可按全社會居民年均收入調控房地產均價。隨著GDP增長，工資必然增長，否則就會被基于武力的權力財力剝削者拿走。工資增長基于崗位工資與土地價平衡來實現。調高地價可牽引工資增長，這主要調CIP。CIP公式中交易面積A表明，土地及其建筑面積是CIP的主變量。樓價調控公式的重要功能是平衡城鎮居民崗位工資與鄉村農民土地收益間關系。這里，工資分為最低工資、崗位工資和技術工資。其中崗位工資是就業時才能發生的社會分工工資。
CIP基理是購買力價。市場價是以造價為基礎的銷售價。成交價通常為市場價，上限由富有群體購買力決定而下限由價值支持。房產之成本價由土地增值和造價構成；均價與全社會居民月均工資相關，因土地增值保值而始終為工資3倍左右，準確點說均價由全社會平均購買力決定。均價與造價之差等于土地增值。所以，均價、成本價和成交價因政府調控土地增值費往往高于房屋造價，從而不能以房屋造價分析樓市價格的高低。樓價調控公式的本質在于房屋均價依據購買力確定而高于房屋造價，這高出部分就是平衡崗位工資與土地價關系的幅度。將土地增值加入建房成本而形成的均價仍然符合市場價隨成本價波動的規律。依照這個公式政府就可對樓價作出數量化調控和趨勢測算，扭轉以往主觀調控或任由市場炒作而失控的茫然局面。轉2．房地產價格理論新說
樓價構成因素有三：一是成本；二是GDP增長幅度；三是市場炒作。成本關鍵是土地價和土地增值狀況，由人口增長、GDP增長狀況和政府政策行為、市場供求決定，而地面上的房屋造價隨經濟發展所占成本的比例會越來越少；GDP增長由科技生產力水平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決定，反映居民存款和工資等收入；市場炒作由開發商、官商合謀發動和購買心理形成。政策包括最低工資和低保金額的計算設置、工資級差規定、財稅水平、銀行利率和貸款政策、貧富差距抑制辦法……。撇開對成本和市場炒作的專項分析，而是將它們（樓價構成因素）納入投資置業系數中，則平均樓價只與GDP即人均月工資掛鉤。
3．樓價的精算公式與速算公式
CIP和人均月收入是理論測算樓價的二個因素，房租水平是反映房地產供求狀況的市價因素。據《試建立樓價調控公式》[1]一文，CIP=（0，4）；BP=24yWa×（1-R）÷A÷ζ，式中R為恩格爾系數。
設商業銀行貸款月利率r，房屋租金Br，則每平方米房屋月租Br=BP×r
由于3在CIP=（0，4）內，不妨取CIP=3，則BP=3×Wa。
五、如下五個方面可為消除經濟危機基本上奠定基礎
第一，從平衡工農利益抑制城鄉差距機理切入發現CIP=（0，4]。
第二，基于平衡以土地為生的農民和以崗位為生的工人利益關系的樓價調控公式表明，樓價趨勢可以測算應當調控，衣食住行中的住宅關系到民生大計不能完全市場化，從而為政府從樓價入手調控整個宏觀經濟提出了原理依據和測算技術。
第三，CIP=（0，4）的發現證明國際上流行樓價為工資三倍的經驗公式是有道理的。由CIP建立的樓價調控公式揭示了近年樓價飆升同GDP十多年高速增長累積相關，萬元樓價由壟斷炒作形成。各地樓價是否合理，由當地居民人平工資乘以3就可大體判斷出。BP=CIP×Wa正是判定樓價趨勢的原理公式。
第四，從樓價調控公式的推導和作用中可知，投資置業系數CIP比基尼系數（GiniCoefficient）、恩格爾系數（EngelCoefficien）更為科學實用。因為CIP是自然常數，反映了調控基理，而后二者是統計學概念。
第五，本論課視覺范圍大目標更大，面向人類基本經濟生活，力圖消除人類經濟危機。
六、宏調從CIP入手可消除經濟危機
1．宏觀調控可從調控樓價出發
衣食溫飽解決后，住行小康就是經濟建設面臨的問題。住與房地產相關，行與汽車和路橋建設相關，再點綴于廣場、花園和場館建設就成了造城運動。造城運動中唯有樓市是人人都得參與而不能回避的，故房地產問題是牽一而動全社會的熱點難點，是經濟發展的龍頭。作為龍頭，樓價趨勢無疑是牽涉小康目標和GDP穩步增長的關鍵，因而宏調一定意義上是調控房地產均價。樓價調控公式包涵著宏觀調控的方方面面，目標是刺激消費實現高超消費。大力發展經濟，實現高且超前的消費，恢復綠色GDP、勞動者工資和農民收入、樓價為龍頭的物價間的自然平衡關系并使之協調發展應是政府調控經濟的方向。
2．如何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共存局面
無疑，樓價只有低開高走在穩定中漸升才是符合置業增值與住房消費水平提升之雙贏經濟律的。但應用BP=3×Wa綜合測算認為，2007年佛山一手樓均價應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萬元樓價是壟斷炒作的結果，有回調的可能。總之，現在都說房價高的原因在于貧富差距過大。
在公平、質效、GDP三者間，政府要維護樓價同GDP同步增長，就必須從縮小貧富差距著手立法調整分配制度、法辦洗錢，切實提高勞動者工資和農民福利；同時要狠抓節能降耗，監督食品安全和環保綠化，調整產、消結構，提高社會效益。特別要建設金融安全機制，確保債權債務運行處于良性循環。從房地產調控出發，設計好公平、質效、GDP協調發展方案，包括農產品物價政策和定價體系，創建經管自動化技術。設計目標是消除經濟危機。
不公平是經濟危機的直接根源表明，在公平、質效與GDP中，我們應重點抑制貧富懸殊，鏟除金融信譽危機的土壤，關注產品質量、環境建設和社會效益。這些方面搞好了，GDP具自發展性。作為配套機制工程，要實行按才能分配責權利，使人盡其才而后物盡其用；在分配上實行所有權使用權適當分離與按需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對內實行抓消費促生產主張高且超前的消費，對外防止經濟侵略，在股市樓市實行隨GDP增長穩步緩行小幅波動的策略。
七、消除經濟危機的系統工程
消除經濟危機除了從土地切入平衡工農城鄉利益，即從CIP或從調控樓價入手外，還要針對經濟危機形成的六個階段建設消除危機的系統工程配套工程。
1.消除金融危機與產消實業危機并舉。
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適當分離原則，扶助有潛力或新組建與救市（場經濟）關系密切的公司。當前，國家可啟動一些力量抄底股市等估值過低的市場，儲備一些低價國外資源，結合基礎工程投資扶持金融企業與大型企業，在注重質效的基礎上保持GDP水平。
2.狠抓公平建設和諧社會
加重公有經濟比重，從樓市入手通過CIP調節縮小工農城鄉差距，實行按需按勞分配相結合的原則，打擊剝削洗錢犯罪，沒收不明財產用于調高最低工資、低保、社保和醫保等。
3.抓消費促生產實行高超消費
首先，提高全社會工資，以計劃消費指導人民消費分配掉積壓產品，給人民配股（票）配（社會保）險，減免學費或加重助學獎學，普及醫保，……。其次，實行高消費超前消費，即略高于生產力水平消費，消費掉滯銷產品，以及分期借貸消費和先消費后勞動方式。第三，對企業實行扶減免稅費，有選擇性降低利息提高放貸額度……。
4.處理好公平、質效和GDP的比例關系，在抓消費促生產中調整好產業結構和產消結構。
5.加強農林牧副漁投入，確保衣食安全；增加基礎建設投入穩定房地產市場，保障住行水平。
6.創立自己的經管理論，建立自己的科學法規制度，完善發揮政經結合的特色經濟體系，嚴密監控境外游資，使國民經濟運行平衡、小幅波動、緩慢爬升，提高勞動者工薪降低高產品利潤，繼續以物美價廉搶占國際市場。
關鍵詞：合法化；工具理性；交往理性；話語民主
哈貝馬斯是當代德國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理論是哈貝馬斯思想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交往行為理論》等著作中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四種形式，合法化危機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特征，以交往合理性取代單一的工具合理性，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是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本途徑。哈貝馬斯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對于當代中國民主政治的建設具有諸多重要啟示，但他的合法化危機理論夸大了語言的作用，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公平交換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任何一個社會要存在下去必須具備自身的合法性基礎。哈貝馬斯認為，所謂合法性指的是一種政治秩序值得被人們承認。他指出：“合法性的意思是說，同一種政治制度聯系在一起的、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理的要求對自身要有很好的論證。合法的制度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這個定義所強調的是，合法性是一種有爭議的公認的要求。統治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取決于對這種要求的(起碼的)事實上的承認。”
哈貝馬斯認為，傳統社會的合法性基礎是自上而下確立的。所謂自上而下，即是說傳統社會借助于文化傳統而鞏固自身的合法存在。與傳統社會不同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來自下面的合法性，即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是從社會勞動的根基上獲得的。這是由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決定的。哈氏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被理解成為—種機制，這種機制能夠保證目的理性活動的子系統不斷發展，從而動搖了傳統社會的制度框架在生產力面前的傳統的優越性。傳統社會里，統治是政治的統治。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所有制本身的合法性是依靠市場的合理性，即市場交換關系的公平合理和等價交換，而不再是依靠合法的統治制度。統治制度依靠生產的合法關系取得自身存在的權利。社會的制度框架在間接的意義上是政治的，在直接的意義上是經濟的。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
(一)危機概念及標準
哈貝馬斯主要是從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辯證關系上來建構自己的危機概念的。“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當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之間的聯系。……我們所謂的社會整合，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語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過程中所處的制度系統；社會系統在這里表現為一個具有符號結構的生活世界。我們所說的系統整合，涉及到的是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所具有的特別的控制能力。這里的社會系統表現為它們克服復雜的周圍環境而維持住其界限和實存的能力。”在他看來，危機的確是系統整合出了問題，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卻在于社會整合意義上的社會認同、共同的文化價值出現問題，也即是說其根源在于社會的文化生活。
那么，衡量一個社會系統陷入了危機之中標準是什么呢?根據哈貝馬斯的分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社會成員的社會認同發生質變。其二、社會系統的控制功能失效。其三、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
根據這三個危機標準，哈貝馬斯斷定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陷入危機。
(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及其產生根源
在對“危機”概念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哈貝馬斯展開了對以合法化危機為中心的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全面批判。在他看來，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綜合系統，發生的危機是一種全面的、普遍的危機，表現為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動機危機這四種形式。
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仍然存在。這種經濟危機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持續的通貨膨脹、不斷的生產停滯、嚴重的財政赤字。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發生的主要領域已經轉移到政治系統和社會文化領域，并且以合理性危機、合法化危機和動機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
合理性危機實質上是指國家在干預經濟時決策和方式具有不合理性，“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盡管合理性危機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領域，比合理性危機更主要、更嚴重的危機是合法化危機。
政治系統的“投入”危機就是合法化危機，也可以稱為是合法性欠缺。“合法性欠缺則意味著，用行政手段無法維持或確立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
“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合法化危機即廣大群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政治組織原則和形式產生懷疑。
哈貝馬斯主要從兩方面分析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化危機的根源。第一，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一個自身無法克服的悖論之中：一方面必須實行國家干預，以解決市場機制下經濟功能失調而頻繁發生經濟危機的問題，以此來減輕經濟危機對群眾物質生活的危害從而獲得他們的忠誠和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國家實施干預活動，其統治形式又會受到群眾的懷疑，從而失去合法性基礎，因為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自由競爭”、“公平交換”等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于是，一種矛盾境地不可避免，沖突也就隨之而來。這種沖突是產生合法化危機的一個重要根源。
第二，最為根本的是，國家的干預和行政指令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也侵入到社會文化系統。對文化進行商業生產和行政計劃，會將它原有的規范力量消耗殆盡，社會文化系統越來越無法向政治系統投入必需的群眾忠誠，以滿足其合法性的需求。由于國家干預，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領域政治化，促使社會成員對國家提出了更高的合法性要求，使得政治統治對合法性的需求超比例增長，以致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之間的關系失調。
由此可見，合法化危機實質上是由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危機所決定的，即由“動機危機”決定的。“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與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
哈貝馬斯認為，公民私人性和家庭職業私人性(即公 民明哲保身主義和家庭職業明哲保身主義)這兩個動機模式對于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的持續存在都很重要，但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卻無法產生，由此導致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動機危機。
三、合法化危機的解決途徑
如何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呢?在哈貝馬斯看來，治療這種合法化危機的方法就在于要消除金錢、權力侵入文化領域的現象，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在哈貝馬斯看來，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范標準。互主體性或普適主義是哈貝馬斯特別強調的在交往行為中應該遵循的共同規范。互主體性在哈貝馬斯看來也是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個方面是選擇恰當的語言進行對話。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語言行為。要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需要在對話中，首先語言具有可領會性，也就是合乎語法；其次，語言要具有真實性，所作陳述合乎實際情況，或具備實現的前提條件；再次，語言要具有正當性，指的是所說的話要遵循正當的社會規范；最后，語言要具有真誠性，也就是指說話要言出心聲。
第三個方面是要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哈貝馬斯認為，“話語產生一種交往權力，并不取代管理權力，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影響局限于創造和取締合法性。交往權力并不能取代公共官僚體系的獨特性，而是‘以圍攻的方式’對其施加影響。”這種圍攻是通過憲法的授權、權力分工和公共領域的壓力來實現的。實際上，哈貝馬斯是要限制國家對社會的干預，形成自主的公共領域，在這里人們通過自主交往培養自由的政治人格和民主的政治文化，相互學習，喚醒社會的團結意識，從而使公共領域成為一切政治權威的基礎，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
四、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價值和限度
為了應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化危機，哈貝馬斯設想的方案是拯救和重建理性，以交往合理性概念取代片面的目的合理性概念。這一抽象的哲學設想在現實中的具體實現途徑即是要強調民主的對話、討論，將民主的對話、討論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基礎和中心，將政治權力最終置于人民和公共領域的參與和監督之下。’筆者認為，從哈貝馬斯的一些具體論述和觀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有益的借鑒。比如，哈貝馬斯提倡大力發展自由、獨立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建立話語民主的社會，來抵制合法化危機和政治領域的腐敗現象。在當代中國同樣也面臨建設民主政治的問題。哈貝馬斯所提倡的讓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機構進行全面的監督，讓話語形成的交往權力對國家的行政權力和管理權力施加影響，這些觀點對于發展中國的政治民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實現民主要根據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來具體確定，民主的實現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我們不能照搬哈貝馬斯所設計的民主模式。
語言在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中占據著核心地位。在哈貝馬斯那里，生活世界就是“語言地建構起來的”，哈貝馬斯把超越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偉大使命交付給了一種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的建立。語言取代上帝成了人類解放的保證。
但是事實上，語言如何能夠承擔起如此的“重負”呢?對于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語言的作用是相對的、有限的、有條件的。哈貝馬斯過分夸大了語言的作用，他沒有看到語言背后的物質基礎和實踐根基。認為，語言起源于物質性的生產實踐的需要，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語言無論其形式還是內容，都是社會存在特別是社會生產方式的反映。
哈貝馬斯試圖創造一種取消一切差異(權力、財富、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的理想的話語狀態，以實現交往合理化，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克服資本主義的危機，這種改良設想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只要存在私有制，存在剝削，存在競爭，要想實現完全的自由平等的沒有強制和壓迫的對話是不現實的。只要資源稀缺存在，人們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可能完全真實、真誠、正當地說話。而消滅私有制和剝削、消滅貧窮并不是通過提倡交往理性，進行對話就可以完成的。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理論的失足之處就在于把語言交流、交往理性看作社會進化的主導力量，而不是認為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發展中起決定作用。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交往理性的發展程度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所以，我們不能脫離生產方式的完善和發展而空談交往理性的發展，更不能把交往理性作為社會進化的決定力量。
因此，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哈貝馬斯幻想恢復語言作為交往行為的中介地位，建立一種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語言使用規范，構造出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并促使人們在這種理想的言談情境中，不受任何外在束縛，通過自由的商談達到理性的共識。于是，交往的合理性、理想的言談情境的建立、社會進化、社會病態根源的克服以及社會理想的實現統統可以得到圓滿的解決”，這“無疑是天方夜譚或浪漫主義的烏托邦”。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著，郭官義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哈貝馬斯著，劉北成譯，合法化危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一、更新教學內容，調動學生興趣
政治經濟學是我國大學生學習的第一門經濟學課程。教師在講授中準確生動地介紹經濟學，并在此基礎上融入當前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概念、新事物，對于學生以后的專業學習將起到啟發興趣、鞏固基礎、融會貫通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教學中應貫徹中國化的科學理念，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政治經濟學是的經濟理論。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許多新現象，特別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現實中同時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學習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并未遇到。諸如此類的新現象，都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題材。其次，合理安排、及時更新教學內容是為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教學內容不能只局限于書本，而應貼近時代、貼近社會、貼近生活。教學應緊密結合教材，并密切聯系實際。。最后，教學內容的更新重在知識的靈活變通。在精心研究、反復實踐的基礎上力求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深淺適宜。鑒于我國當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可根據具體情況減少部分資本主義內容，適當擴充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適當安排學生自學并予以指導，大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教師應督促學生課后閱讀大量書籍、報紙、雜志，并要求學生每周摘抄一些能說明一定問題的經濟方面的文章，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關注日常經濟生活及經濟現象的良好習慣。
二、提升教學方法與手段
以與時俱進的教學內容為依托，逐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適當的教學方法與手段也很重要。適用的教學方法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們應本著引導學生學到課本以外的實際知識、能力和技巧的有效宗旨，合理設計實踐性教學環節，讓學生更好地學習和運用政治經濟學。具體做法是運用幕課、微課、多媒體課件、教學錄像、作業習題等，翻轉課堂，優化課堂設計，提高教學效果; 充分利用網絡資源與學生進行互動，創建政治經濟學精品課程網站，開設在線討論區，答疑解惑、獲取學生的反饋信息等。以課堂討論、理論研究、單獨指導、教學實踐、平時作業與測驗、期末考試等主要環節開展教學工作; 合理安排各類社會實踐，加強實地考察、撰寫小論文等教學環節; 積極開展課外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學生能力。
在既有教學成果基礎上，不斷深化教學改革，重視對學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學方法應力求做到形式多樣、生動鮮明。根據課程內容，教師不定期組織學生到工廠、農村、社區進行社會調查實踐，引導學生更好地將所學經濟理論用于認識、分析當前中國經濟的現狀及熱點問題。為學生開設必要的專題講座，介紹本課程最新發展動向及科研成果。把研究進展和科研創新思維寫入教材、帶入課堂，真正貫徹教學與科研齊頭并進。注重實施案例教學。利用豐富的案例將理論知識與實際結合起來。通過引導學生直接參與教學活動，師生共同分析、探討、爭辯、質疑，可以有效地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
三、在教學過程中發揮比較分析方法的優勢
比較分析方法不僅在理論研究中有獨特作用，在課堂教學中，還可以增強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教師在教學中運用比較分析方法，可以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理論對同一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從而增加政治經濟學在學生心中的可信度。
理論經濟學學派眾多，觀點各異，最適合運用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理論經濟學的本科教學中，尤其是在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充分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能夠開拓學生的視野、啟發學生的思維，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
( 一)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考察更全面。經濟理論是從經濟發展過程的紛繁復雜的現象中總結和概括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我們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讓學生認識到，不同的經濟理論由于立場不同和對經濟現實考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就不同。對于不同經濟理論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的觀點，我們應教會學生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去辨析，并得出客觀的結論，而不是得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的結論。馬克思用畢生心血寫作的《資本論》，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得出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結論，即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根源，在于其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是以資本主義某一特定時期( 1929 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 作為考察對象而得出的特殊性結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啟動有效需求，危機就會避免。實踐表明，這一經濟理論在某一特定時期的確發揮了啟動總需求的作用，但效果極其有限，而且如果長期運用凱恩斯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帶來生產停滯、價格上漲的滯脹難題。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只是一個特殊的理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
( 二) 讓學生認識到，馬克思的《資本論》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探討更深入。考察問題的角度及范圍的不同會影響到其探究問題的深度。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時，馬克思提到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下降，引起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凱恩斯則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供求失衡的經濟危機。事實上，這些都是對經濟危機發生的具體原因的現象層面的描述，都是從需求方面來說明危機發生的原因。但凱恩斯沒有進一步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馬克思則揭示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
近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金融危機，表面上看似乎不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過剩的危機，而是銀行信用危機或貨幣危機，但事實上卻與生產過剩的危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銀行家為幫助職能資本家解決生產過剩、商品滯銷的問題，并從中分割一部分利潤，設計出各種金融衍生品，結果造成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金融衍生品的誘導下超前消費，信用資金鏈條過長。當這一鏈條崩斷時，貨幣危機乃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爆發。所以說，生產相對過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表現，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關鍵詞：同課異構；傳統課堂；教研形式
新課改下如何提高課堂效率和提升教師素質是當前每所學校亟需解決的教研問題，而對此所采取的措施和做法，可以說各校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同課異構”這種教研模式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應運而生的，它實現了教師之間更深層次的交流，使大家能夠取長補短，實現共同提高的目的，也為教學提供了更多的創造空間。而所謂的“同課異構”實質上是指不同的教師面對同一教學內容，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自己對教材的理解，立足于各自的教學經驗，進行各種教學構想并付諸實踐的一種教研形式。
2013年5月中旬，我校舉行了一學期一度的對外公開教學活動。此次活動歷史組的課題是人教版高中歷史必修二專題六的第一節《“自由放任”的美國》，形式是由本校的陳老師與外校來的林老師進行“同課異構”。這節課的要求是：了解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標志和表現；分析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特點和影響；了解胡佛反危機政策的特點及效果。在教材的處理和重難點的預設上，兩位老師都有對教材進行重新整合，在重難點的預設策略上也基本一致，但突破的方法不同。其重點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特點和影響；難點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影響和“自由放任”政策。從教學模式來看，陳老師的課屬于目前我們學校正“流行”的“三環自主”的教學模式（即課堂上的前15分鐘學生同組交流、完善學案，課中15分鐘教師精講，課尾15分鐘合作討論、課堂檢測），而林老師的課則是相對傳統的一種教學模式，可以說是一次“現代”與“傳統”的較量。下面主要從兩位老師對“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表現、特點、影響和爆發的原因”的教學處理來講講。
一、關于經濟危機的表現
陳老師在事先學生預習的導學案中已有預設的思考題，此環節主要是由同組學生交流、反饋，教師引導學生從金融、工業、農業和外貿方面來回答。這是“三環自主”教學模式中第一環的表現之一。而林老師則通過視頻《大國崛起》片段、四張照片（《蘋果一斤5美分》《農場主將積壓的牛奶導入大海》《無家可歸的人》《等待救濟的人們》）、數據材料（危機間的美國：股票價格下跌了87.4%；銀行破產了共10500家，占銀行總數的49%；工業生產總值下降了46.2%；企業倒閉數在13萬家以上；農產品批發價格下跌了54%；農場破產了100多萬家；國民收入減少了54.69%；進出口貿易下降了70%）、表格（《同1929年相比，1932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源自教參）將危機的表現形象地展現在學生面前，讓人感觸很深，印象也很深。“歷史”可以激發人們的情感，亦可讓人深思，而那些視頻、照片、數據等就是最好的“催化劑”。例如，在林老師展示四張照片時，學生就問了一個問題：既然牛奶都積壓了，為什么農場主們不把它們分給貧苦的人？這一問，可以說是切入到這節課的一個概念問題――“經濟危機”，這到底是一場什么樣的經濟危機？筆者認為只要再加上別的設問不失為一道很好的合作探究題，同時也說明課堂中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照片等資料來激發和培養學生自主發問的能力。相比陳老師的這個教學環節，通過預設問題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卻略顯得“硬邦邦”。
二、關于經濟危機的特點和影響
兩位老師的設計是“異中有同”，“異”是指陳老師通過展示插圖和文字資料（美國民謠、1929年～1933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關稅戰）來達成目標，而林老師是直接告訴學生該從哪些方面去回答并通過討論來解決；“同”是二者都從時間、程度、范圍和影響方面引導學生來回答經濟危機的特點，從積極和消極、國際和國內、政治和經濟等角度來引導學生回答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些都是高中生必須掌握的解題思路。筆者認為兩位老師對這一教學環節的處理“各有千秋”，但都應注意挖掘學生自身潛在的認知能力。
三、關于經濟危機的原因
這是本節課的重點又是難點，兩位老師是“各顯神通”。陳老師在課堂教學中主要通過給學生材料，然后進行小組合作探究、展示交流結果得出經濟危機出現的原因：
材料三：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資本主義多次爆發經濟危機，這次危機空前嚴重，僅僅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角度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究其根源，這是因為工業革命完成之后創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產力，在20世紀20年代推動了經濟的繁榮，但走上現代化道路的國家沒有適應這一重大變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領域進行相應的調整，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而是延續“無為而治”的經濟政策。
――楊寧一《歷史新視野》
（2）據材料三，分析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
給材料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從材料中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根據題目要求，學生不難找出兩對原因：一是根本原因，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二是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呢？以及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如何？主要通過教師的講解來解決（關于“生產社會化”的概念，陳老師在導學案中有解釋），因此該合作環節不夠放開。
觀察林老師的課堂教學，關于這一內容其敘述表現出“詳”與“略”的結合：主要從直接原因著手，略講根本原因，并結合表格和板書突破此重難點。在這些教學環節里，兩位老師所采取的方法都值得學習和借鑒，但縱觀兩節課，“知識檢測”所花的時間很少或沒有，這似乎有點美中不足。“知識檢測”一般會被放在一個知識點講完后，或教學過程最后一個環節。其實，“知識檢測”也可以在我們講解某一知識點之前進行，尤其是對解決重難點知識很有必要。因為高中歷史中的很多知識點，學生在初中已學過，只是記不清了，所以適時進行檢測，可以幫助學生鞏固舊知識，同時亦利于深化知識。
與一般的課相比，“同課異構“的教學內容雖相同，但教學風格不同，呈現了課堂教學的多樣化。通過這次“同課異構”教研活動，筆者深感受益匪淺，對教學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現代”與“傳統”不能一刀切，“傳統課堂”還是有其精辟、可取之處，不能一棍子打死，例如，這節課林老師因為時間的關系，還有最后一個教學環節未完成，但其生動的、有情有感的、有血有肉的歷史課堂卻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現代課堂”有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但教師也要注意恰當的引領；教學內容的多樣性和教學對象的差異性，決定老師的課堂教學不能采用一種固定的方法。“教學有法，但教無定法”，因此在今后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靈活機動地構建教學方法，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學任務，提高課學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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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家職能 積累性職能 合法性職能 社會資本 社會支出 財政危機
[中圖分類號]B089.1；D03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6－0027－05
隨著二戰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發展、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大、世界市場貿易額的大幅度增加、信貸和金融業的興旺，西方主流經濟學愈發認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絕對合理性，否認資本主義存在發生危機特別是發生大規模危機。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是：資本主義國家有足夠的調節力，使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應對各種問題，從而排除了制度性危機的根源。因此遭遇第一次歷史性的挑戰。然而，這一方，則以冷靜犀利的思維觸覺，關注到資本主義繁榮發展背后的基因病――經濟危機。這種危機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國家財政危機。國家財政危機理論是新經濟學國家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西方學者對上世紀50－60年代西方國家干預經濟進行反思和批判的核心理論成果。1965年，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出版了《壟斷資本》一書，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剩余的產生和吸收做出了深入研究。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導致了競爭的消除、大公司的彼此寬容和風險的消失，這意味著經典以競爭體制為先決條件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代資本主義了。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在于剩余價值的實現，而不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國家在吸收剩余方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但對剩余的使用卻完全取決于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變得越來越不合理，社會資本與資本需要緊密相聯，越來越其有破壞性。奧康納的《國家的財政危機》一書的出版，被認為是美國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繼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壟斷資本》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國激進經濟學領域引起轟動，產生了極大影響。該著作在新國家理論中具有重要地位。《西方概論》的作者本?阿格爾認為，奧康納的這一著作和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危機》(1975年)是新國家學說中最重要的兩本著作。毫不夸張地說，“國家財政危機理論”對70年代以后的新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著名的新國家學說代表人物蘭?高夫(LanGough)、克勞斯?奧菲(Claus Offe)等人都受到了該理論的重大影響。因此，研究奧康納的國家的財政危機理論，對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矛盾及其本質、理解新的國家理論、確立科學信仰，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危機中的國家職能觀
在傳統國家理論中，國家屬于社會的上層建筑范疇，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其職能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保持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社會經濟生活秩序。就哲學范式運演的邏輯而言，國家作為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如影相隨，國家對經濟的作用也只是在經濟對其絕對決定的前提下的一些反作用。具體來說，其政治職能體現為統治階級利用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工具維持統治秩序，以及利用政治權力調節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緩解階級斗爭。反過來說，國家雖然對社會經濟生活有作用，但是，它的作用只是輔的，因而，就其經濟過程的負責層面而言，經濟危機的出現是經濟自身造成的，國家就不可能成為與經濟危機直接發生聯系的要素。
西方者結合戰后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和西方社會的新變化，對國家的職能進行了更為具體多樣的發展。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隨著西方國家對經濟干預的不斷加強，西方者們逐漸開始重視國家在經濟過程中的作用。在西方者看來，馬克思本人“并沒有充分分析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而且，馬克思也不可能預見到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刺激經濟、調節工資和價格以及協調大公司與工會關系中會起重要作用”。西方的始祖之一葛蘭西首先開啟了對國家思想文化職能的探索，這一思想后來在哈貝馬斯那里以合法化理論得到了系統發揮。196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在他們合著的《壟斷資本》中創造性地提出著名的“經濟剩余理論”，詳細論證了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國家對于吸收、使用經濟剩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該著作被認為是戰后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之一，它代表著當代西方經濟學者中的一個學派――壟斷資本學派――的形成。此書所闡述的理論，尤其是其中所闡述的壟斷資本主義“停滯理論”，對西方學術界特別是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巴蘭和斯威齊也因此被譽為20世紀美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在該書中。國家與危機的聯系第一次得到了系統的闡明，在學脈中開創了系統研究國家經濟職能的先河。他提出，國家既可以作為消費者，吸收“經濟剩余”，也可以成為社會消費的管理者，通過社會消費分配對經濟發揮調控作用。巴蘭和斯威齊把國家的功能嚴格限定在分配領域，而未進一步深入到生產領域中去。在此基礎上，奧康納創立了國家財政危機理論，成為新國家理論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他的新的資本主義危機模式中，國家第一次被賦予了經濟積累的職能，不僅在資本主義經濟的交換和分配領域起作用，還直接參與進生產過程。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奧康納是如何以國家職能為中介全面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層原因的。
二、奧康納對國家財政危機的獨特闡釋
奧康納對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闡釋的獨到之處就在于，他把國家的職能與社會再生產相鏈接，從而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國家職能直接聯系起來。在他看來，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確實實施著強有力的調節，但是，這種調節并不像有的理論家所言，解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使資本主義徹底擺脫了危機。奧康納經過深入研究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矛盾的調節，雖然緩和了矛盾，可是，它非但不能解決根本矛盾，反而會帶來新的問題。這就是：問題不斷積累，危機不斷積累，由小問題積累為大問題，由問題、矛盾釀成危機，由局部經濟危機積累成總體經濟危機，以致釀成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危機、全面危機。
奧康納看到，在馬克思《資本論》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發展，生產關系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一方面，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整合為大規模的壟斷資本，但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并沒有解決，反而因此更加激化，階級關系也更加緊 張。另一方面，生產力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在全球范圍內，民族國家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形成了高度復雜化的世界體系。在這種背景下，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許多條件，私人資本家難以完成，只能由國家來創造。于是，社會再生產條件就由國家逐漸社會化、也必須社會化。比如，耗費巨大的高速公路、輸油管道等公共設施建設，為對外擴張市場而必須建立的強大軍事力量等等，這樣也就為競爭性的生產行業、部門減免了費用，學校教育、醫療保健為它們提供所需要的剩余勞動力資源。因此，“社會關系的兩個體系都要被考慮到：第一，經濟階級之間的關系：第二，經濟階級和國家權力(包括立法和行政部門)間的關系。我們不僅要分析勞動力和資本間的關系，還必須分析資本和國家間的關系。”根據這樣的深度邏輯關聯，奧康納賦予國家在資本主義薦生產領域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通過運用對財政稅收政策的手段，在為資本積累創造社會再生產條件的同時，間接地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實施調節，并可以形成構建國家產業部門。這樣，國家就不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守夜人”，也不僅僅是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者，而是以超越了吸收“經濟剩余”的消費者身份，直接和間接地成為社會經濟的生產者。同時，根據馬克思，韋伯對合法性概念的闡釋，他指出，國家為了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序，必須盡可能地協調階級間的矛盾，維護“社會公正”，以此保證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這就是同家所必需的合法性職能。然而，這兩大基本職能在奧康納看來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如果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地使用武力，通過犧牲一個階級的利益來幫助另一個階級進行資本積累，那么民眾對它的信任與支持就會因此被削弱，從而使國家失去政治合法性；而一個忽視了資本積累的國家，也會因為經濟的剩余生產能力的降低和來源于此的稅收水平降低而國力殆盡。這一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它可以通過國家的財政支出表現出來。
與國家的兩個基本職能相對應，國家的財政支出具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社會支出”(social expenses)的雙重特征。“社會資本”指的是用于滿足有利可圖的私人積累的那部分支出，包括“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和“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兩部分。社會投資包含為了提高既定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而投資的工程和服務設施(如運輸、學校教育等)。“社會消費”包含為降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而投資的工程和服務設施(如社會保險、公共醫療等)。奧康納指出，這二者都有助于促進利潤率的增長。在經典的理論體系的邏輯構架中，“社會投資”和“社會消費”可以分別對應于社會不變資本和社會可變資本，社會資本只是間接影響剩余價值的生產，而不能直接擴大剩余價值。“社會支出”指的是國家為了維持社會和諧，履行其合法性職能所必需的開支，例如用于維持失業人口穩定的福利體系。社會支出并不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社會資本和社會支出是一個矛盾過程，這一矛盾產生了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趨勢。”這就使得國家職能本身的矛盾無法調和，一方面，國家盡管對社會資本的投入越來越社會化，數量越來越大，但是，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剩余(包括利潤)卻不斷地被私人占有。這種生產條件的社會化和利潤的私人占有之間的對立運動。就形成了國家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從而造成國家的財政危機。另一方面，國家的權力被私人資本家所控制，控制了國家權力的資本家則必然為了個人主義目的進一步加劇財政危機。在國家預算中，一大群“特殊利益”者(企業、工業等經營利益)，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計，要求國家預算用于社會投資，組織起來的工人們卻要求國家財政多用于社會消費，而失業者和經營破產者則要求擴大社會支出。各個階級都希望從國家財政中多分一杯羹，卻沒人愿意繳納更多的稅費。這些為了控制國家財政預算而展開的斗爭，進一步損害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財政能力，并潛在地威脅著這一制度生產剩余的能力。
為了應對危機，資本主義國家通常會采取三種措施：一是降低社會福利；二是提高稅率，增加新的稅種；三是發行債券。奧康納指出，降低社會福利和提高稅率增加新稅種必然都會遭到社會成員的普遍反對，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不安定，甚至會引發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無節制地發行債券，或遲或早是要償還的，國家還債也只有依靠稅收。因此，上述這些舉措都不能從根本上最終解決危機。最后，奧康納得出結論：歸根到底，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產生的根源還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矛盾，即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導致了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的，由此產生的利潤卻被私人占有，社會資本投入是國家的、社會的，但社會剩余、社會收入卻被私人占有。國家的合法化本身要求增加社會資本，提供令人滿意的社會福利供應，國家為此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一旦它努力擺脫或減輕這種負擔，都會帶來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事實上，它不可能有足夠的稅收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所以，任何資本主義體制內的調節都只能緩解眼前的燃眉之急，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唯一能從根源上消除危機的可靠路徑。
三、奧康納國家職能說的理論性質評說
奧康納的國家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評價。
奧康納的國家理論是對經典國家理論的偏離還是發展?問題的關鍵仍然是國家的社會性和階級性的關系。有一種批評意見影響很大，認為奧康納的國家理論是對經典國家的偏離。這就是英國著名的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的觀點。他認為，“奧康納與新近的德國學派一樣，認為國家的權利關系是復雜的、半自主的，不能將它歸結為對資本家利益的表達”，“國家不是某一特定階級的工具、而是用于協調各階級之間的政治沖突的，它是相對自主的”，國家對某一階級的偏袒，是各階級競爭的結果。筆者不能同意這類觀點。我認為，在奧康納那里，同家的本質仍是資本家利益的捍衛者。他對國家理論的發展從根本上來說與經典是一脈相承的。以下兩點足以為證。其一，關于國家的本質。在經典理論中，國家具有社會性和階級性兩個特征，但其本質屬性是階級性。一方面，國家是社會的代表。恩格斯所說，“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凌駕于社會之上，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國家要對市民社會進行管理，處理社會公共事務。另一方面，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馬克思說過，國家的活動“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政府同人民對立的本質決不僅僅是公權同私權的對立，本質上是階級的對立。國家權力在處理階級對立的過程，就是實施階級統治的過程。就其位勢而言，它凌駕社會之上而不平等地代表全社會，“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就其對階級矛盾的處理而言，它處理階級矛盾卻不是對所有階級平等相待，原因是：“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 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資產階級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統治階級追求“普遍權力”，并通過國家機器行使“普遍權力”，但是，這種“普遍權力”決不是為了“普遍利益”，而是統治階級通過權力的最大化來保證利益的最大化。正像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可是，國家往往給人以假象，以為國家是“善的實體”(黑格爾)。其實，國家是假借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名義來實現統治階級特殊利益的組織形式，統治階級或者將特殊利益說成普遍利益，或者只有在其他階級的利益與統治階級利益相協調時，才有真正的普遍利益可言。統治階級的寬容底線是不與其利益相沖突。奧康納在此理論基礎上對國家職能學說做出了重要發展。一個最突出的方面是他以現代視野，揭示了現代國家被社會性嚴密包裹著的異常隱密的階級性。國家雖然是以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現的，但并不代表社會的共同利益。國家具有的雙重職能從本質上說，都是為了維護資本的再生產，維護有利于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所需要的社會秩序的機器。并且，他通過分析積累與合法性的矛盾揭示了國家的經濟職能內部，以及經濟職能與社會政治職能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反映了國家一方面作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統治工具，另一方面作為維持社會存在的代表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周家在奧康納那里比起在傳統理論中的確具有更多的自主性，這種所謂的“自主性”。所體現的“國家的政治決策是在一個限定的社會關系框架中產生的，是社會、經濟和政治沖突的結果”。國家行為表面上是社會行為或為了社會的行為，并將許多再生產條件社會化，但是，由于社會再生產說到底是資本再生產，因此，再生產條件的社會化本身，是辦了個別資本家無法完成的事。在這個意義上說，還是馬克思的判斷：資產階級國家不過是處理資本家集體事務的機器罷了。其二，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在馬克思那里，國家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的變化不僅推動著國家性質的變化，而且還決定著國家性質變化的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說，“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雖然在奧康納那里，國家被賦予了生產的功能，在一定意義上超越了傳統的上層建筑范疇，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只不過參與了原有的生產秩序，歸根結底，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起決定作用。因此，奧康納對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理解與國家理論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一致的。
